四川古代文化史

作者：  郑德坤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本书对四川的史前文化进行概述后，重点对秦汉时代四川的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墓葬文化入手，追寻各种文化遗迹。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情况。 　　　　《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是著名考古学家、原华西大学博士馆馆长郑德坤先生早年从四川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巴蜀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在巴蜀文化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印度政治与法律

作者：  杨翠柏等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作者简介 杨翠柏，博士，副研究员。学术经历：2001年英国剑桥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访问学者，1996年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1993年硕士（陕西师范大学），1986年学士（南充师范学院），研究领域：国际公法理论、国际组织法、南（中国）海法律问题、比较法，主要著作及论文：《南沙群岛法律问题研究》（专著）等。 媒体推荐 总序 《南亚研究基地丛书》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马尔代夫和锡金等南亚国家，都是我国的西南邻邦。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和南亚各国人民来往频繁。在古代，玄奘和法显等，在中国和南亚两地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以及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在两地之间开展的经济交往，曾经把中国人民和南亚国家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留下了许多反映相互友谊的动人 篇章。 遗憾的是，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使两地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阻碍了相互的了解，破坏了相互的联系。20世纪中叶，中国获得解放，南亚国家先后获得独立，为中国与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开展经济交往创造了可能，从而揭开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崭新篇章。 为了增进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更多>>

附易经全译

作者：  刘大钧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书摘:]若进一步考察思孟学派所称誉的“中道”，可发现其具体体现在“诚”上。 郭老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指出：思孟学派“与仁义礼智为配是‘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在《中庸》，则是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并说“诚是中道”。 由此可见，思孟学派所推崇的“诚”不仅体现“天道”，在人道中又与“中道”联系在一起。 带着这样的认识，让我们再拿这个“诚”的标准与《文言》中的“诚”对照一下。《文言·乾》：“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又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因为《文言》释“诚”的这些话，旨在解释取象于天的《乾》卦，显然已将“诚”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了，又讲到“德而正中”及“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其与《中庸》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如出一人之手!自然也是以守“中道”来存其“诚”的，可见对“诚”的认识，《文言》与思孟学派亦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中庸》曾提出“凡为天下国家的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读《易大传》，我们发现《中庸》的这些治国思想，在《象》《彖》中，几乎全部可以找到。还有，《中庸》时时表现遁世思想。“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文言·乾》亦说：“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象·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因思孟之学乃渊源于曾子，自然，《中庸》作者也是很清高的：“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 而《系辞》也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文言》则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中庸》说：“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系辞》：“曲成万物而不遗。”“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 意味深长的是，《文言·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系辞》：“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中庸》也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文言》《系辞》《中庸》都以“天”“地”“四时”“日”“月”依次对举，何其一致！重要的是，这里面是否透露出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呢? 因为郭老在《十批判书》中曾引《礼记·月令》：“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认为《月令》是属于思孟学派的撰述(《儒家八派的批判》)，而这段文字亦是以“天”“地”“四时”及“月”以次对举的。不可忽视的是“播五行于四时”一句，既然《文言》《系辞》《中庸》都以与《月令》同样的次序提到了“四时”，是否这里面也含有“播五行于四时”的内容?只不过在当时这样的书俱在，并无说明的必要罢了。 总之，由以上所考看，《易大传》之《彖》《象》《文言》等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当是比较清楚的事实。 《易纬·乾凿度》：“三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天。”“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这就是说，在六画之象中，其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之间，汉人认为有着一种呼应的关系。这种呼应关系被汉代易学家称之谓“应”。举《否》卦为例。在这一圭咻中，初六爻“应”九四爻，六二爻“应”九五爻，六三爻“应”上九爻。其他卦亦同此例。 现在，让我们看看汉人在《周易集解》中是如何运用卦体中这种“应”的关系来解《易》的。如《临》卦初九爻：“咸临，贞吉。”虞翻注谓：“得正应四，故贞吉也。”意思说，初九爻为阳爻，又在阳位，阳爻居阳位，故谓“得正”。在这一卦中，初九爻应六四爻，故谓“应四”。六四爻为阴爻，又居阴位，也“得正”，由初九爻与六四爻这样两个“得正”的卦爻互“应”，虞翻认为这就是此爻“贞吉”的原因。另如《大有》卦九二爻辞中“有攸往无咎”一句，虞翻注曰：“二失位，变得正应五，故‘有攸往无咎矣’。”意思是说，九二爻是阳爻，然而如前所述，在六画之象中，第二爻却是阴位。按照当时汉人的说法，阳爻在阴位是“失位”的，故说“二失位”。若此阳爻变而为阴爻，以阴爻居阴位是“得正”了，再与六五爻相“应”，就可以“有攸往无咎”了。所以说“变得正应五，故‘有攸往无咎’矣”。再如《睽》卦卦辞中有“小事吉”一语，《周易集解》引郑玄注曰：“二五相应，君阴臣阳。”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与六五爻有着相“应”的关系。六五爻为“君”(汉人以第五爻为天子，详见后)，然而却是阴爻，九二爻是阳爻，但却是臣爻，同时，又是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互相“失位”，所以此卦只能“小事吉”了。 汉人就是这样运用“应”的关系，解释着《周易》的卦爻之辞。 所谓“据”，在一卦的卦体中，一般指阳爻立于阴爻之上，则此阳爻对于下面的阴爻称之谓“据”。 举《未济》卦为例。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在初六爻之上，就是九二爻“据”初六爻，古人解《易》之书称谓“二据初”。以《蒙》卦为例，《周易集解》引虞翻注该卦九二爻曰： “应五据初。”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应六五爻，故曰“应五”。同时，九二爻为阳爻，初六爻为阴爻，九二阳爻既在初六阴爻之上，就是九二爻“据”初六爻了，故谓“据初”。再如《噬嗑》卦上九爻“何校灭耳，凶”，《周易集解》引荀爽注曰：“据五应三。”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上九爻为阳爻，六五爻是阴爻，上九爻在六五爻之上，故称“据五”，上九爻又与六三爻有着“应”的关系，故谓“应三”。 用“据”的关系分析一个卦体的卦象时，往往也有这种情况：在一个卦体中，若只有一个阳爻，其余都是阴爻，而此阳爻的位置在卦体中又比较偏上，则此阳爻对其余阴爻皆可以称“据”。如《豫》卦九四爻“由豫，大有得”一句，《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据有五阴，坤以众顺。”意思是说，在这一六画之象中，九四爻为阳爻，它一爻可以“据”其他五阴，《豫》卦内卦为坤，坤为众，故谓“据有五阴，坤以众顺”。 所谓“中”，又被汉以来的易学家们称为“居中”“得中”“处中”等，一般系指一卦卦体中的第二爻与第五爻(但也有例外)，因为第五爻为外卦之“中”，第二爻为内卦之“中”。以《需》卦为例，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居内卦乾的正中，九五爻居外卦坎的正中，所以凡在第二爻与第五爻，古人注《易》时，皆谓之“得中”“处中”等。如《临》卦九二爻“咸临吉，无不利”，《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得中多誉。”意思是说，九二爻位置在内卦之“中”，故日“得中多誉”。再如注《观》卦九五爻“观我生君子无咎”，虞翻曰：“得道处中，故君子无咎矣!”意思是说，九五爻在君位，为得道之位，它又处外卦之“中”，故谓“得道处中”，虞翻认为这样便可以“无咎”了。 以上我们简略叙述了“六画之象”中的“承”“乘”“比”“应”“据”“中”。如果我们看汉唐以来各家《易》注，必然会遇到他们运用这些术语分析卦象，阐释经文。故应对这些术语有个粗浅的了解，以便于掌握自汉唐至明清传统研究《周易》的方法。 何谓“方位之象”?方位之象指八经卦所象征的八个方位。即：乾为西北；坎为正北；艮为东北；震为正东；巽为东南；离为正南；坤为西南；兑为正西。 这“方位之象”在《说卦》中有论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 至宋，这“方位之象”又有“先天方位”与“后天方位”之分。《说卦》中论述的八卦方位被称作“后天方位”。按宋人的说法，这“先天方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兑东南。关于“先天方位”的来源，我们在后面将有论述，此处即不再重复了。 何谓“象形之象”?举《鼎》卦为例，《鼎》卦之所以称“鼎”，恐怕就是因为组成该卦的六个爻画俱有“鼎”的形象。我们看：初六爻像“鼎”之足，九二爻、九三爻及九四爻像“鼎”之腹，六五爻像“鼎”耳，上九爻像“鼎”之铉。 其他如《颐》卦，《噬嗑》卦及《节》卦之名，可能皆取“象形之象”。 所谓“爻位之象”，据《易纬·乾凿度》，在每卦的六个爻画中，古人以初爻为“元土”，以第二爻为“大夫”，第三爻为“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在这六个爻位中，以第五爻最重要。郑玄、虞翻等注《易》，皆主此说。然而这套“爻位之象”，多用于占筮迷信，对训释《周易》经文，没有什么具体意义。 在《周易》的各种取象中，“互体之象”是古人解《易》经常运用的一种取象，特别在汉人解《易》著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在这里要重点谈谈。 所谓“互体之象”，指在一卦的六个爻画中，除内卦与外卦这样两个经卦外，另有二爻、三爻与四爻这样三个爻画组成一个新的经卦，再由三爻、四爻与五爻又组成一个新的经卦。这种由内外两卦交互组成的新卦象，古人称之谓“互体”，又叫“互象”或“互体之象”。

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

作者：  刘方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基金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资助:本书主要是研究宋代美学思想的形成与所处时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互渗。并就宋代著名美学思想代表，做与宋型文化、宋代美学、士大夫群体、宋代文学等多方面互动关系的研究。

木雅贡嘎

作者：  龚伯勋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多少世纪以来，神秘的康巴曾经引发多少人的热切向往。可是，曲于康巴与西藏唇齿相依，外部势力一直企图染指西藏，康巴从此成为祖国母亲身上的敏感部位，长久以来不为外界所知晓，终成人世间最后的秘境，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康”在藏语中包含“边地”之意，‘巴”在藏语中是”人”的意思。我国的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及西藏与青海、云南、四川接壤这片地方，藏族传统上将拉萨作为中心；将拉萨周围的西藏大部分地万称为“卫藏”，把西藏北部和青海境内大部分藏区称为“安多’，把四川甘孜州和阿坝州，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的玉树州和云南的迪庆州这一大片藏区称为“康”。 　　 康巴地区的特殊地质构造；形成了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环境，又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不同的气候，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康巴地区是世界上罕见的植物王国，同时还是世界上许多珍稀动物栖息之地，它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南北动物的走廊”，“物种分化中心”，世界上最大的最原始生态公园。由于康巴地处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以来成为内地联系边疆的纽带，边疆通往内地的桥梁，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长期在康巴互相交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民族走廊，康巴藏族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民族，康巴文化也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化。 　　 康巴藏族从何而来？当今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西夏人的后代，有人说是羌人的后代，也有人说是吐蕃的后代。近年来历史学家从最新考古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雅砻江和大渡河两岸，也就是现在的康巴地区，就存在频繁的人类活动。近年来一系列考古进一步证实，无论从四川甘孜州，还是从昌都的卡若，抑或从青海卡约，虽然这三个地方相距较远，但从这三个不同的地方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不约而同地证明，早在远古时期，康巴地区就有部族活动，他们应该是康巴地区的上著民族，也就是康巴藏族的祖先。 　　 据历史记载，到了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河汉一带的西羌，因受中原强大民族的侵扰，不得不相继南逃，其中一部分流人了康巴地区的雪山草地，跟新石器时代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民族互相融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史籍上所说的“旄牛部”或“牦牛夷”。历史学家从考古和典籍记载大胆推断，如今生活在康巴地区的藏族，就是“旄牛部’或“牦牛夷”的同一分支，生活在甘孜、阿坝一带的康巴藏族，就是典籍中记载的“六牦牛部”中某一支部族的后代。 　　 在唐代之前，康巴地区生活着各个分散的部落；这些部落不仅互不隶属，中原王朝的治权也未能远及康巴地区，这一地区从远古到唐代之前，长期呈现着散乱的部族割据局面，这里的部族过着蛮荒原始自生自灭听天曲命的生活。随着吐蕃在西藏崛起，凭借着马背上的民族”的骁勇，吐蕃铁骑翻过万座雪山，淌过千条河流，带着经卷，挥舞大刀，一直冲杀到大渡河东岸。祖祖辈辈生活在康巴的弱小部落；根本无力抵挡吐蕃的铁骑，他们中的一部分又不愿向吐蕃俯首称臣，于是纷纷仓皇逃离金沙江．雅砻江两岸，离开自己世世代代的家园；来到大渡河东岸寻求中原王朝的保护。中原王朝将这些逃离家园的难民，安置在当今四川阿坝州理县一带。那些不愿意离开家园的康巴藏族，在吐蕃的长期统治下，一些部族渐渐地融入了吐蕃民族。而其余相当部分康巴部落则躲进了荒无人烟的雪山深处，生活在一个独立封闭的区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将古老的康巴文化传承下来，使康巴文化一直保持着古老神秘色彩。 唐宋以来，吐蕃和中原王朝对康巴地区展开了长达几百年激烈的 　　 争夺战，双方的影响长期在康巴此消彼长。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落，吐蕃的势力不得不淡出康巴，而中原王朝由于内乱，也长时间无暇顾及康巴，康巴从此又回到部落割据时代，各个部落互不相属，彼此为了征服别的部落，在康巴地区演绎出了三百年之久的部落纷争。 康巴人世世代代生话在雪域高原，生活在高寒的高山峡谷地带，为了在十分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生存繁衍，糌粑和酥油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传统食物。长期食用糌粑和酥油，离不开盐巴和茶叶，而康巴地区并不生产盐茶，他们只得用马、兽皮和药材与相邻地区的其他民族换取盐巴和茶叶，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记载的“茶马互市”，也是康巴地区与相邻地区必不可少的交流，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从成都出发，通过康巴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又从西藏延伸到尼泊尔和印度，不仅促进了康巴与外界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不仅别的民族的文化融人了康巴文化之中，融和的民族的血管里同时流淌着不同民族的血液。“茶马古道”成为民族交流的重要走廊。到了元代，中央王朝不仅让”茶马古道”成为内地与边疆的物流大通道，而且将“茶马古道”当成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的信息管道。随着元代的强盛，中央王朝对康巴部落进行了改革，分封部落头领为上司，代表中央政府对其部落实施管理，并向中央王朝上交一定的赋税；这就是一直沿袭到清代的“土司制度”。 　　 近一两个世纪以采，外国列强一直企图染指西藏。随着清政府跟外国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加快了渗透西藏的步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权，在朝廷内专门设立了驻藏大臣，遣川兵进藏守卫西藏，在康巴开辟南北两条川藏大道，为西藏输送守军和物资，明确提出“治藏必先安康”，正式任命川滇边务大臣，专事康巴地区的治理经营，在康巴地区设置军粮府，改上司治理为设置流官治理，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改土也流”，同时收回达赖对康区新龙的治权，在川边展开一系列战事，平定土司头人的叛乱，全面促进川边藏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川边藏区成为“治藏之依托”。1939年，民国政府在康巴地区设立西康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将西康省并人四川省，在康巴地区先后成立了多个藏族自治州，在每个自治州内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自治，保护藏族的利益，保护和发展康巴独特的宗教文化，促进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藏族地区发展的支持，也使康巴藏族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始终保持着康巴藏族的独特性。 　　 康巴藏族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宗教演绎史。康巴藏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人们一般称它为喇嘛教，它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藏语‘喇嘛’在汉语里的意思即；‘无上”或“高师”；这是人们对喇嘛教僧侣的尊称。喇嘛教是藏区原始宗教与外部传人的佛教相结台；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藏区特色的宗教。 　　 生活在远古的康巴原住民，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对山水异形，日月星辰变幻，天灾人祸与风雪雷电，普遍不能解释其原因。而青藏高原恶劣的气候环境，又频繁地带来灾难，对这些灾难为何频繁降临；他们始终找不到答案，不得不借助于神灵崇拜来解释那些自然现象，成为名副其买的“叩大部落”。由于他们无力战胜无穷无尽的自然灾害，只有借助神的力量来与自然大难抗争，于是逐渐形成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苯教。苯教对任何不理解的东西都从三界去找原因，遇事占卜吉凶，遇难祈福消灭，凡事敬神驱鬼。 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先后嫁到西藏，两位公主笃信佛教使松赞干布大受影响，松赞干布为两位公主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并派贵族子弟到唐朝和印度学经，佛教就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传人西藏，成为西藏最有影响的宗教。随着时蓄势力的东进，佛教同时逐渐传人康巴地区，苯教经过佛教的渗透和改造，形成具有康巴特色的藏传佛教。 　　 9世纪中期，吐蕃发生内乱，最后一个赞普朗达玛，刺杀了赤热巴中，在西藏境内大规模兴苯灭佛，不仅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彻底崩溃，也导致西藏佛教遭到灭顶之灾。那些在西藏受到迫害的佛教僧侣，于是大批逃难到康巴，他们与康巴原来的各个教派相结合，使藏传佛教在康巴地区得以延续与弘扬，在藏区掀起了一个藏传佛教的后弘期。 　　 藏传佛教从金沙江对岸传到雅砻江两岸，已经发现的史料记载是1132年，红教即宁玛派在甘孜境内修建噶拖寺。1272年，宁玛派又在康定的跑马山麓修建金刚寺。到了元代，由于受到萨迎派的打压；宁玛派在康巴地区未能发展。1639年，固始汗率兵攻人雅碧江两岸，积极支持黄教格鲁派在甘孜境内发展，达赖派人到甘孜境内，一举建了以大金寺为代表的13座寺庙，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霍尔十三寺”。藏传佛教在甘孜境内得到大力弘扬，从而使雅碧江两岸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 　　 康巴地区藏传佛教的另一特点是教派林立，但各种教派和平共处，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斗远比别的地方少。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佛教己经在康巴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成为绝大多数康巴藏族的共同信仰，成为他们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藏传佛教在康巴不断得到弘扬．如今的康巴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藏传佛教徒心中的圣地。 　　 自古以来，康巴一县被外界视为神秘之境，不少中外文人．学者、旅游者和探险家，不顾政治上的禁令，气候环境带来的千难万险，生活习俗和语言的阻隔，一次又一次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不断地走进康巴，试图向世人撩开康巴的神秘面纱，不少人甚至穷其毕生精力，对康巴至死怀着深深的迷恋。 　　 最早涉足康巴的外国人，应该是外国传教士。据我所见到的资料记载，早在1892年；法国人倪德隆被任命为康区教区主教，来到康区主持川滇边的教务活动。1910年，罗马教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辖康巴地区、锡金和云南边境地区。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和探险者趁机乘虚而人，不断潜入康巴搜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最引世人瞩目的应该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约瑟夫·洛克。1922年，约瑟夫·洛克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经过长途艰难跋涉，到达中国的丽江。后来他又受聘担任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探险队长，开始了长达27年的康巴之旅，足迹几乎遍及康巴所有地方。他从康巴连续发出震惊世界的报道，出版了《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一书，是最早系统全面向世界介绍康巴的外国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被约瑟夫·洛克的报道所打动；于1933年创作出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成为当年世界最畅销的小说。美国好莱坞的编导和制片商很快投人巨资，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拍成电影。电影一公映就轰动了全世界，其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随之传遍全球，至今广为世人传唱。康已从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而在全世界掀起了寻找“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热潮，香格里拉也从此成为世界级的热门话题。 　　 中国国内近代最先涉足康巴的，应是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商人，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到康巴寻找商机，还有一些在内地生活无着者，他们冒险到康巴去“淘金”。中央王朝曾不断向康巴派出一批又一批官员，其中一些独具慧眼有又化的官员，当年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在私人的记事和与外界的书信往采之中，记录报道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风土人情和重大事件。国内不少文人、学者和探险者，就是从外国人和中国官员的又章中，获知康巴是个神秘之境，于是不顾千难万险，纷纷深入康巴考察探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内不少报章杂志曾经发表了不少有关康巴的报道，出版了一些有关康巴的图书，曾经在国内一度掀起了康巴热。可是，由干大家知道的原因，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别说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即使国内的研究学者。文人、旅游者和探险家，也无缘涉足康巴，直到1998年康巴对外全面开放；康巴终于向外界开启了神秘之门，康巴热从此在国内外再度掀起，康巴又成为世人的聚焦点。 　　 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从成立那天起就立志于继承研究康藏前辈们的成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协调、组织省内外研究康藏的机构和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揭开康巴神秘面纱，多层次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康巴的方方面面，向世人指出走进康巴的路径，帮助世人认识康巴，从而热爱康巴，保护康巴独特的文化和美好的大自然。 多年来，巴蜀书社不仅致力于中华古籍的整理保存，而且在揭示 　　 巴蜀古文明方面，与科研机构和学者长期合作，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丛书，在保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次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与巴蜀书社台作，组织专门研究康巴的专家学者，撰写和出版的这套康巴文化丛书，既是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合作，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尝试，又是揭开康巴神秘面纱的重要之举；由于这套丛书策划已久；又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　　

镜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  刘艺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镜子，就是最早的实体而言，不过是人们根据某些物质表面光洁度的特性和不自觉地利用光子运动规律而制成的照容器物，但是，自人它产生之后，就紧密地融入人类社会生活，成为人类文化创造的“道具”和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本书限于篇幅，只着重考察和论述了镜文化与民俗、镜文化与宗教、镜文化与小说三个领域，却已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认识体会与实践把握。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寻觅那些散见各处的镜文化资料并对之逐一进行文化解读，探索与思考其内部关联，从而达到现有的系统认识，是一种需要艰苦努力的繁难工作。作为导师，我所能给予的指导是十分有限的，而在关注她的研究进展过程中却常常获得有益的启示。这本书的问世，对于宏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属于物质文化层面的器用文化系列中的一个特类——镜文化，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填补了一点空缺。

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

作者：  陶新华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孝文帝独立执政以后的北朝官制，考课制度、封爵制度、散官制度、勋官制度、荫官制度、俸禄制度、选举制度、监察制度等方面都颇受人重视，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很富成就。并且有几部比较专门的官制史方面的著作，值得注意。如，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对北朝时期的地方官制有许多探讨，祝总斌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和陈琳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对于北朝时期的中央官制，尤其是三省官制讨论很详尽，而黄惠贤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和陈仲安、王素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则涉及到北朝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僚制度多方面的内容。 　　《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题为《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对这个题目有两方面需要加以说明。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讨论的时限问题。“孝文帝以后”，实际是指孝文帝独立执政以后，即文明冯太后去世的太和十四年九月以后的时期。 　　

中国学术史述论

作者：  关长龙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二、儒道觉解的理性模式——“德" 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里所谓的命不是后世民间所谓的庸俗命运，而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在整个自然的空间中所将践履的生命历程。它是需要因诚而在本体层面上整合万物之关系来理性地加以确定的自我命运，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自然个体能够对天地万物之理进行理性的认知和把握的觉解模式——“德”，因为“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孔子主要是通过《周易》来“穷理尽性”、“崇德广业”，从而超越“巫史”，建立起一个能够“穷神知化”、“一以贯之”的学术性德行认知系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其意正是通过“幽赞”的直觉而进入到理性认知的“数”理，通过理性认知的“数”理来返本开新，达到“外得于人，内得于已”的德业圆满。即融摄外在的理性“数”理认知(即对“道”的逻辑趋近)与内在的感性“赞”觉(即对“道”的直觉认定)为一体的个体觉解模式。《系辞上》云： 子日：“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据《周易》系辞所言，《周易》之八卦乃始于包牺(文献多作“伏羲”)氏的仰观俯察，他发明八卦的目的就是要用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至中古殷末周初，圣人(后世多隶于文王)才“兼三才而两之”，即以阴阳之道通八卦之德，而演成六十四卦的占蓍系统，也从而使得这一兼“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的三才八卦系统得到了完善的操作性运作。《周易·系辞上》载孔子语云：“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事实上这种认识与古希腊学者们的认识有着某种诡异的一致性。如苏格拉底认为“(学数学是)为了灵魂本身去学”，毕达哥拉斯认为“数统治着宇宙”，柏拉图则认为“上帝乃几何学家”等等，可知这是理性认知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而《周易》则能够进一步把这种“数”理认知具象为一种操作系统，这甚至在现代科学中还得到了许多认同。孔子从理性认知的角度对《易》之数理进行了逻辑阐释，使它能够成为理性觉醒后之新人类可以认同的一种“德”业(能涵盖天人的道理)。那么这种“德”业的内在模式又是怎样的呢?孔子在《周易·说卦传》中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幽赞”(直觉感通)与“倚数”(理性格致)即为易道的进德路径。庞朴先生认为这是圣人深得神明之道，想出了用蓍草求卦的办法，所谓“幽赞于神明以生蓍”，这是第一步；然后以蓍草象征天地的生化过程去反复排列，遂得出一些数来，所谓“参天两地而倚数”，这是第二步；再后据得数的奇偶而列出卦象，所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为第三步；接着便有了各个爻位，所谓“发挥于刚柔而生爻”，那是第四步；最后是从卦与爻中悟出吉凶悔吝来，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完成第五步。五步中，第二步最吃紧，它是形成卦象的决定性步骤。这与《系辞上》介绍的演卦方法是相一致的：即从五十根蓍草中取出四十九根，“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象两就是像阴阳，象三就是像阴阳孕于太极之中。这一点在后来太史儋那里就明确地被表述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尤以宋张载阐释最明：“地所以两，分刚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与。” 一、德业新诠，揭天人之合一 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中论《易》之功能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然易道虽建立了一套时空数理模式，但对万物的生成模式却语焉不详。《周易·系辞上》所谓“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云云，虽论及万物生成的数理模型，然对两仪与四象之间转化的实体落实却未之能详，而仅别以“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一语带过，朱熹《周易本义》云：“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淮南子·泰族训》以天地人为参而以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五伦为五，以此解释《周易》之语，恐不能通。然在董仲舒所建立的“天人一”的体系中，却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释。马勇先生在《旷世大儒——董仲舒》一书中指出： 真正将阴阳与五行相配合，完成其体系构造的仍是董仲舒。按照他的设计，“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从时间、空间和气的结合完成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真正将阴阳与五行一体化。 正是在把宇宙化生的数理模式——阴阳与宇宙化生的存在基质——五行结合的基础上，董仲舒建立起了一套现实社会中的“天人相应”体系。那么在董仲舒学术体系中的“天”之内涵是什么呢?《春秋繁露·顺命》：“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又《天地之行》：“天执其道而为万物主。”《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也就是说，天是个有机整体，是人可得而取法的。只不过人所取法的东西却是天这一有机体中的本体，即《深察名号》所谓： 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这圣人所发的天意，就是本体的流动。因为古圣有所发授，所以要“法古”而得之。但由于这本体的名号可能会因人而异，所以要谨慎地体会古代圣贤所用的这些名号，从中发掘出真正的本体。那么在董仲舒的体系中这个本体的名号是什么呢?《重政》云： 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 由此可知，这天地万有之本体就是“元”，这样我们反过来再看《汉书·董仲舒传》之“道之大原出于天”，“圣人法天而立道”，就可以知道，这道虽是从“天”中取法，但却是天之本体。即《玉英》篇所说的“谓一元者，大始也”，一切都由此中流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进行申发了。《二端》云：“《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这里的中间环节“天之端”又是什么呢?《官制象天》云： 何谓天之端?日：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几十端而毕，天之数也。 阳尊阴卑，天地人参，五行生克。为了把这一德业模式与人结合起来，他特别通过格致物理，来论证人与天相副相应的本然联系，以为其取法阴阳五行之理来界定人之生存的德业模式提供可以信赖的前提。如《为人者天》云： 为生者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 所谓“化天数而成”，就是《人副天数》篇所说的“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 也”。至于那些“不可数”的东西，如视瞑副昼夜、刚柔副冬夏、哀乐副阴阳以及喜怒哀乐副春夏秋冬等，则可谓按类相应——“皆当同而副天一也”，而这相应的基础就是“天地之精气”，《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疚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疚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 因为物有疚疾不能偶天地，而人独能受天地之精气而偶天地，在自然化生上有着与天地相同相副的数理(包括类别)一致。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是由于天人能共同因精气而相副造成的，即《阴阳义》所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对于万事万物而言，存在着“同类相应”这样一个格致规律。《同类相动》云：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缴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生]以棘楚，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已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故聪明圣 神，内视反听，言为明圣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尚书》大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日：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 ……

明代王学研究

作者：  鲍世斌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王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很有意思的学说，它自产生之初起就备受争议，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直至今日。说它很有意思，是因为王学的产生本是为统治者解决问题的，却始终得不到官方的认可，颇有鲁迅先生所言“帮闲不得”的痛苦。王学在近现代的际遇就更为奇特了，既有谭嗣同、郭沫若等人在王学发掘出强调个人主体意志、蔑视权威、冲决网罗的革命精神，又有蒋介石利用阳明心学为其独裁统治张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王学学说中的某些内容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如“文革”中讲“狠斗私心一闪念”就是王学中争论不休的修养工夫问题在现代的翻版。对于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学说，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化心态

作者：  周晓琳，刘玉平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本书从客观生存环境，作家的生理，心理机制等方面着手，对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心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作者：  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天台宗概说

作者：  朱封鳌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佛教从汉代开始传于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传绎承继，至于隋唐，和中国文化长期交汇融溶，产生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犹如争奇斗艳的群芳，令佛教的园地中五彩缤纷。佛教的宗，是共同遵守同一知见的修行团体。不同宗系，各自拥有依据自己的根本知见而建立起来的修行体系。所谓派，是在宗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支出的派别。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一直未形成完整的系统。 　　 千百年来佛教的弘扬，始终遵循着契理契机的原则。如今，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太平之世，因缘殊胜。赵朴老有诗云：“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治。”愿广大的佛教学者，更好地向信教群众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佛教教义中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祖国统一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以引导信教群众积极投身于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事业，为西部大开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康藏佛光

作者：  杨健吾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多少世纪以来，神秘的康巴曾经引发多少人的热切向往。可是，曲于康巴与西藏唇齿相依，外部势力一直企图染指西藏，康巴从此成为祖国母亲身上的敏感部位，长久以来不为外界所知晓，终成人世间最后的秘境，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康”在藏语中包含“边地”之意，‘巴”在藏语中是”人”的意思。我国的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及西藏与青海、云南、四川接壤这片地方，藏族传统上将拉萨作为中心；将拉萨周围的西藏大部分地万称为“卫藏”，把西藏北部和青海境内大部分藏区称为“安多’，把四川甘孜州和阿坝州，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的玉树州和云南的迪庆州这一大片藏区称为“康”。 　　 康巴地区的特殊地质构造；形成了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环境，又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不同的气候，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康巴地区是世界上罕见的植物王国，同时还是世界上许多珍稀动物栖息之地，它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南北动物的走廊”，“物种分化中心”，世界上最大的最原始生态公园。由于康巴地处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以来成为内地联系边疆的纽带，边疆通往内地的桥梁，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长期在康巴互相交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民族走廊，康巴藏族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民族，康巴文化也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化。 　　 康巴藏族从何而来？当今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西夏人的后代，有人说是羌人的后代，也有人说是吐蕃的后代。近年来历史学家从最新考古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雅砻江和大渡河两岸，也就是现在的康巴地区，就存在频繁的人类活动。近年来一系列考古进一步证实，无论从四川甘孜州，还是从昌都的卡若，抑或从青海卡约，虽然这三个地方相距较远，但从这三个不同的地方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不约而同地证明，早在远古时期，康巴地区就有部族活动，他们应该是康巴地区的上著民族，也就是康巴藏族的祖先。 　　 据历史记载，到了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河汉一带的西羌，因受中原强大民族的侵扰，不得不相继南逃，其中一部分流人了康巴地区的雪山草地，跟新石器时代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民族互相融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史籍上所说的“旄牛部”或“牦牛夷”。历史学家从考古和典籍记载大胆推断，如今生活在康巴地区的藏族，就是“旄牛部’或“牦牛夷”的同一分支，生活在甘孜、阿坝一带的康巴藏族，就是典籍中记载的“六牦牛部”中某一支部族的后代。 　　 在唐代之前，康巴地区生活着各个分散的部落；这些部落不仅互不隶属，中原王朝的治权也未能远及康巴地区，这一地区从远古到唐代之前，长期呈现着散乱的部族割据局面，这里的部族过着蛮荒原始自生自灭听天曲命的生活。随着吐蕃在西藏崛起，凭借着马背上的民族”的骁勇，吐蕃铁骑翻过万座雪山，淌过千条河流，带着经卷，挥舞大刀，一直冲杀到大渡河东岸。祖祖辈辈生活在康巴的弱小部落；根本无力抵挡吐蕃的铁骑，他们中的一部分又不愿向吐蕃俯首称臣，于是纷纷仓皇逃离金沙江．雅砻江两岸，离开自己世世代代的家园；来到大渡河东岸寻求中原王朝的保护。中原王朝将这些逃离家园的难民，安置在当今四川阿坝州理县一带。那些不愿意离开家园的康巴藏族，在吐蕃的长期统治下，一些部族渐渐地融入了吐蕃民族。而其余相当部分康巴部落则躲进了荒无人烟的雪山深处，生活在一个独立封闭的区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将古老的康巴文化传承下来，使康巴文化一直保持着古老神秘色彩。 唐宋以来，吐蕃和中原王朝对康巴地区展开了长达几百年激烈的 　　 争夺战，双方的影响长期在康巴此消彼长。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落，吐蕃的势力不得不淡出康巴，而中原王朝由于内乱，也长时间无暇顾及康巴，康巴从此又回到部落割据时代，各个部落互不相属，彼此为了征服别的部落，在康巴地区演绎出了三百年之久的部落纷争。 康巴人世世代代生话在雪域高原，生活在高寒的高山峡谷地带，为了在十分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生存繁衍，糌粑和酥油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传统食物。长期食用糌粑和酥油，离不开盐巴和茶叶，而康巴地区并不生产盐茶，他们只得用马、兽皮和药材与相邻地区的其他民族换取盐巴和茶叶，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记载的“茶马互市”，也是康巴地区与相邻地区必不可少的交流，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从成都出发，通过康巴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又从西藏延伸到尼泊尔和印度，不仅促进了康巴与外界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不仅别的民族的文化融人了康巴文化之中，融和的民族的血管里同时流淌着不同民族的血液。“茶马古道”成为民族交流的重要走廊。到了元代，中央王朝不仅让”茶马古道”成为内地与边疆的物流大通道，而且将“茶马古道”当成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的信息管道。随着元代的强盛，中央王朝对康巴部落进行了改革，分封部落头领为上司，代表中央政府对其部落实施管理，并向中央王朝上交一定的赋税；这就是一直沿袭到清代的“土司制度”。 　　 近一两个世纪以采，外国列强一直企图染指西藏。随着清政府跟外国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加快了渗透西藏的步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权，在朝廷内专门设立了驻藏大臣，遣川兵进藏守卫西藏，在康巴开辟南北两条川藏大道，为西藏输送守军和物资，明确提出“治藏必先安康”，正式任命川滇边务大臣，专事康巴地区的治理经营，在康巴地区设置军粮府，改上司治理为设置流官治理，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改土也流”，同时收回达赖对康区新龙的治权，在川边展开一系列战事，平定土司头人的叛乱，全面促进川边藏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川边藏区成为“治藏之依托”。1939年，民国政府在康巴地区设立西康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将西康省并人四川省，在康巴地区先后成立了多个藏族自治州，在每个自治州内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自治，保护藏族的利益，保护和发展康巴独特的宗教文化，促进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藏族地区发展的支持，也使康巴藏族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始终保持着康巴藏族的独特性。 　　 康巴藏族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宗教演绎史。康巴藏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人们一般称它为喇嘛教，它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藏语‘喇嘛’在汉语里的意思即；‘无上”或“高师”；这是人们对喇嘛教僧侣的尊称。喇嘛教是藏区原始宗教与外部传人的佛教相结台；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藏区特色的宗教。 　　 生活在远古的康巴原住民，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对山水异形，日月星辰变幻，天灾人祸与风雪雷电，普遍不能解释其原因。而青藏高原恶劣的气候环境，又频繁地带来灾难，对这些灾难为何频繁降临；他们始终找不到答案，不得不借助于神灵崇拜来解释那些自然现象，成为名副其买的“叩大部落”。由于他们无力战胜无穷无尽的自然灾害，只有借助神的力量来与自然大难抗争，于是逐渐形成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苯教。苯教对任何不理解的东西都从三界去找原因，遇事占卜吉凶，遇难祈福消灭，凡事敬神驱鬼。 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先后嫁到西藏，两位公主笃信佛教使松赞干布大受影响，松赞干布为两位公主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并派贵族子弟到唐朝和印度学经，佛教就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传人西藏，成为西藏最有影响的宗教。随着时蓄势力的东进，佛教同时逐渐传人康巴地区，苯教经过佛教的渗透和改造，形成具有康巴特色的藏传佛教。 　　 9世纪中期，吐蕃发生内乱，最后一个赞普朗达玛，刺杀了赤热巴中，在西藏境内大规模兴苯灭佛，不仅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彻底崩溃，也导致西藏佛教遭到灭顶之灾。那些在西藏受到迫害的佛教僧侣，于是大批逃难到康巴，他们与康巴原来的各个教派相结合，使藏传佛教在康巴地区得以延续与弘扬，在藏区掀起了一个藏传佛教的后弘期。 　　 藏传佛教从金沙江对岸传到雅砻江两岸，已经发现的史料记载是1132年，红教即宁玛派在甘孜境内修建噶拖寺。1272年，宁玛派又在康定的跑马山麓修建金刚寺。到了元代，由于受到萨迎派的打压；宁玛派在康巴地区未能发展。1639年，固始汗率兵攻人雅碧江两岸，积极支持黄教格鲁派在甘孜境内发展，达赖派人到甘孜境内，一举建了以大金寺为代表的13座寺庙，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霍尔十三寺”。藏传佛教在甘孜境内得到大力弘扬，从而使雅碧江两岸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 　　 康巴地区藏传佛教的另一特点是教派林立，但各种教派和平共处，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斗远比别的地方少。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佛教己经在康巴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成为绝大多数康巴藏族的共同信仰，成为他们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藏传佛教在康巴不断得到弘扬．如今的康巴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藏传佛教徒心中的圣地。 　　 自古以来，康巴一县被外界视为神秘之境，不少中外文人．学者、旅游者和探险家，不顾政治上的禁令，气候环境带来的千难万险，生活习俗和语言的阻隔，一次又一次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不断地走进康巴，试图向世人撩开康巴的神秘面纱，不少人甚至穷其毕生精力，对康巴至死怀着深深的迷恋。 　　 最早涉足康巴的外国人，应该是外国传教士。据我所见到的资料记载，早在1892年；法国人倪德隆被任命为康区教区主教，来到康区主持川滇边的教务活动。1910年，罗马教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辖康巴地区、锡金和云南边境地区。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和探险者趁机乘虚而人，不断潜入康巴搜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最引世人瞩目的应该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约瑟夫·洛克。1922年，约瑟夫·洛克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经过长途艰难跋涉，到达中国的丽江。后来他又受聘担任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探险队长，开始了长达27年的康巴之旅，足迹几乎遍及康巴所有地方。他从康巴连续发出震惊世界的报道，出版了《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一书，是最早系统全面向世界介绍康巴的外国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被约瑟夫·洛克的报道所打动；于1933年创作出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成为当年世界最畅销的小说。美国好莱坞的编导和制片商很快投人巨资，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拍成电影。电影一公映就轰动了全世界，其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随之传遍全球，至今广为世人传唱。康已从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而在全世界掀起了寻找“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热潮，香格里拉也从此成为世界级的热门话题。 　　 中国国内近代最先涉足康巴的，应是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商人，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到康巴寻找商机，还有一些在内地生活无着者，他们冒险到康巴去“淘金”。中央王朝曾不断向康巴派出一批又一批官员，其中一些独具慧眼有又化的官员，当年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在私人的记事和与外界的书信往采之中，记录报道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风土人情和重大事件。国内不少文人、学者和探险者，就是从外国人和中国官员的又章中，获知康巴是个神秘之境，于是不顾千难万险，纷纷深入康巴考察探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内不少报章杂志曾经发表了不少有关康巴的报道，出版了一些有关康巴的图书，曾经在国内一度掀起了康巴热。可是，由干大家知道的原因，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别说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即使国内的研究学者。文人、旅游者和探险家，也无缘涉足康巴，直到1998年康巴对外全面开放；康巴终于向外界开启了神秘之门，康巴热从此在国内外再度掀起，康巴又成为世人的聚焦点。 　　 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从成立那天起就立志于继承研究康藏前辈们的成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协调、组织省内外研究康藏的机构和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揭开康巴神秘面纱，多层次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康巴的方方面面，向世人指出走进康巴的路径，帮助世人认识康巴，从而热爱康巴，保护康巴独特的文化和美好的大自然。 多年来，巴蜀书社不仅致力于中华古籍的整理保存，而且在揭示 　　 巴蜀古文明方面，与科研机构和学者长期合作，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丛书，在保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次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与巴蜀书社台作，组织专门研究康巴的专家学者，撰写和出版的这套康巴文化丛书，既是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合作，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尝试，又是揭开康巴神秘面纱的重要之举；由于这套丛书策划已久；又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　　

古代机械设计与方法

作者：  刘克明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随着机械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从哲学思想和历史学分析与研究古代机械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已成为科技史的重要方面。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是研究古代中国机械史面临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应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思想与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全书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机械设计的特征；第二章讨论了中国古代机械设计的基本概念及其特征；第三、四章讨论了《周易》与《周礼》中有关机械的记载及《考工记》中的机械设计思想；第五章至第七章讨论了《老子》《庄子》《墨子》中有关机械的内容及其技术思想与设计思想。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方法的内容从第八章至第十三章，主要研究了中国古代机械设计中的标准化思想方法与管理思想，数理设计方法，自动化思想与设计方法，“致中和”的思想方法，抗磨损设计方法，制器尚象的设计方法；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及展望。 作者简介 刘克明，男，1950年11月17日出生，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机械史学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国际东亚科学史学会会员，中国工程图学学会会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中国科 更多>>

周易与古代经济

作者：  牛占珩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序 《与古代经济》 牛占珩教授的《(周易)与古代经济》一书，立足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周易》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管理及经济著作的重大影响等，作出了研究评介，书中不乏新见。 如，作者在“论《易大传》的经济思想”一章中，认为《易大传》作者有一套完整的财富观，剖析了其“重财”“生财”“理财”“用财”四个方面，论据充分，令人信服。作者并在“用财”部分特别指出了《易大传》的崇俭思想与道家思想基础不同，道家的“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遏制人们对财富、利益和欲望的追求，而《易大传》却主张“备物致用”，认为“聚人日财”，肯定了“财”与“聚人”的关系，“备物”与“致用”的关系，本人在此对作者稍作补充的是，今本《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系辞》此段文字中的“各得其所”更作“各得其所欲”，盖聚货交易，本为满足各自所欲，故帛本作“各得其所欲”，其义显然更胜今本。由此而知，帛书《系辞》在此充分肯定了“各得其所欲”，这与道家的“寡欲”观是绝然不同的。 同时，作者将《管子》一书评介为更多>>

科举时代的应试教育

作者：  李纯蛟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本书分上、下两卷，叙述了科举时代一千三百多年间应试现象的种种情形，应试教育长期存续的历史反思和改变应试教育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黔东南人口的现状与未来

作者：  熊赐新主编;贵州省黔东南州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根据黔东南州第五次人口普查有关数据预测分析，我们认为：2000年黔东南州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已进入低生育行列，总和生育率为2．1，贵州省的总和生育率为2．16，我们选定的四个方案中，次高方案总和生育率1．9只稍低于实际水平，只须努力就会实现。中、低方案离现在的实际有一定的距离。高方案控制较松，坚持既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即可实现总和生育率2．162的目标。因此，高方案是警戒线。低方案以总和生育率1．5起步，而1．5是一半夫妇只生育一个小孩，另一半生育两个小孩，在黔东南州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可能性极小，因而只能是我们的努力方向。笔者认为，黔东南州未来人口控制的目标是：切实实施次高方案，稳步推进中、低方案，城镇推行中、低方案，农村控制在高方案以内。 三、未来人口再生产的特征及控制对策 自70年代初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黔东南州在人口控制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人口开始进入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低增长时期，人口再生产类型正由过渡型向集约型转变，但人口再生产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黔东南州2000--2010年人口再生产将呈现出如下特征： 1．人口再生产呈现低出生率、较高增长量格局 推算结果显示，黔东南州出生率由2000年的18．55％0迅速下降到2001年15．75％。2003年降到最低值15．07％。，此后，逐渐升高，到2010年重新增到17．73％0，人口再生产降到 更替水平以下。但人口再生产中人口总量却由于较大的人口基数和惯性作用而继续增长，平均每年以3万左右的净增人口增加。到2010年，黔东南州人口将达到416．82万人，呈现出“低出生率、较高增长量”的格局。这种增长态势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黔东南州对人口再生产不能盲目乐观，绝不能因生育率的下降而对人口再生产形势做出错误估计，放松对人口数量的控制。 2．人口类型转变的社会制约性 黔东南州人口再生产从过渡型到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其途径和国情同发达国家传统人口转变相比，具有不同的特征： (1)人口转变陡峻。在人口转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口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出生率的下降是缓慢的、渐进的，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北欧和西欧各国出生率从30％0下降到20％o，一般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再生产转型较快的日本，也用了近20年的时间，黔东南州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可见黔东南州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速度之快。 (2)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群体间的不平衡。 ①地区之间的不平衡。2000年，总和生育率在2或2以下的有4个县，在2．0--2．5之间的有9个县，在2．5以上的有3个县。(见表2) ②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性。黔东南州县(市)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已降至2．16，而农村平均总和生育率比城市高。 ③不同文化程度育龄妇女之间的不平衡性。育龄妇女文化程度对生育率有很大的影响，按2000年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增高妇女生育率下降。(见表3) (3)人口转变具有可逆性。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而我国则不同，只要政策上有所改变，或者工作上有所放松，，出生率将大幅度上升，人口形势是可以逆转的，特别是农村。这是因为我国的人口转变不是自发的，而是由社会自觉控制实现的，只要社会自觉控制的力度减弱，它就可以逆转。 3．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变为成年型，并将迅速向老年型过渡 从2000年黔东南州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可以看出，黔东南州的年龄结构已是成年型，有的地方已变为老年型，与发达国家相比，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快、数量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建国以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教育是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开始的。到了1988年，全州有各级各类学校3653所，比1949年增长了4．9倍。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8年十午时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调动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全州范围内，已初步建立起由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由普通教育到专业教育，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民族教育更是为各级领导所重视。1988年全州各类学校在校学生66．95万人，比1949年增长13．6倍，比1978年增长15．5％，专任教师2．77万人，分别增长33．6倍和24．2％。近十年来，财政用于教育的经费达35481万元，比前三十年增加1．5倍。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人民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90年代以后，国家明确提出，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发展教育的“重中之重”，义务教育有了十分显著的发展。1998年全州境内的麻江、榕江两县的“普六”复查验收和麻江、榕江、施秉三县的高标准扫盲通过的省验收，天柱县“普九”达到国家标准。全州“普九”人口覆盖率达40％。适龄儿童入学率97．23％、巩固率95．2％；成人文盲率5．6％。全州有各级各类学校3079所，中、小学在校学生分别为15．40万人和57．55万人。完成高校(师专)招生516人，增长12．17％；普通中专招生3050人，增长1．73％。义务教育工程项目全面起动，开工建设农村小学139所，完工83所，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由此可见，黔东南州的教育，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很大的差 距。而且，具体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黔东南州的教育状况如何呢?下面我们主要从文盲率指数和受教育综合指数两方面，结合小康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探讨全州的教育现状和小康社会发展。 ……

南宋江湖词派研究

作者：  郭锋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片断： 三清空与骚雅 “清空骚雅”对于宋代词学具有普遍的意义，江湖词派词风则是这个普遍意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清空与骚雅，可以二者相联，构成江湖词派的词风；也可以二者分离，如东坡词的清空，稼轩词的骚雅；另外，清空还可以包括骚雅，如陆辅之传张炎清空词法，其中一点就是姜白石的骚雅，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清空”是诗学范畴的一个术语，宋人很少用它来直接论述诗的创作，然而一些常用概念与它是很接近的，姜夔的“清潭见底”、严羽的“透彻之悟”，都是由才学到法度、最后再超越已有的法度达到的“清空”境界。正是在“以才学为词”这个普遍论题下，“清空”与“质实”才有了共同点，它们都是运用才学的法度，区别在于运用的方法有高下之分。《词源》谈到“清空”这个概念时，基本上把它界定在创作风格的范畴中，如“不惟清空，又且骚雅”，“清空中有意趣”等。“清空”与审美范畴的“骚雅”、“意趣”对举，说明它们是相互联结又有所区别的一组概念。再看张炎对有关创作法度的论述，如用事不为事驱使，发挥风月，言外之意，情景交练等，说明“清空”就是去掉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尽兴率意直抒胸臆。《词源》所谈到的两种“清空”，都具有上述特点：东坡词突破一切文法的羁绊，达到去留无迹、行云流水的艺术境界，白石词从法度森严达到随心所欲而不渝越法度的艺术境界。前一种形式空灵，情感模糊，用张炎的话来说就是“清空中又意趣”，而后一种孤云野飞，古雅峭拔，蕴涵着许多看不见的人力工夫和诗外功夫，其情感“不惟清空，又且骚雅”。张炎论述两种“清空”时，都列举了姜夔词《暗香》《疏影》，可见“意趣”和“骚雅”在某些地方是相近的。但再三玩味，发现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首先，“意趣”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趣，它浑然一体、意象模糊，有高低之分，高者如东坡、白石词，无笔力者未易到；低者如周邦彦的某些言情词，意趣却不高远，甚至是“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其次，“意趣”的情感模糊，无所定指，而“骚雅”的情感往往是有迹可寻的。东坡与白石词受到清空手法的制约，所抒发的“意趣”比较空灵，言无定指，不同的阐释者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而“骚雅”的情感既可以是空灵的，也可以是质实的，辛弃疾等人的词“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那么，姜夔与辛弃疾的两种“骚雅”又有什么区别呢？从创作风格上说稼轩词是汉魏乐府之遗意，白石词是发挥词的特质所达到的骚雅；从审美上说辛弃疾无意为词，其词主文而橘谏，姜夔则是抒发一种对时局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往往具有深厚主观色彩。辛姜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物，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基本相同，辛弃疾抒发的是“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感受和力挽狂澜的英雄豪情报国壮志；姜夔抒发对“匆匆时事如许”的感受，并且把这种情绪涂抹在他所看到的一切景物之上。极简单的说：稼轩词的“骚雅”是实实在在具体可感的，而白石词的“骚雅”是笼统模糊而难以确指的。根据张炎《词源》的阐述，“清空”的途径有多种，“骚雅”的方法亦犹多种。“清空”既可以“骚雅”，也可以不“骚雅，’；“骚雅”既可以“清空”，亦可以不“清空”。二者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到...

千碉之国——丹巴

作者：  杨嘉铭，杨艺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多少世纪以来，神秘的康巴曾经引发多少人的热切向往。可是，曲于康巴与西藏唇齿相依，外部势力一直企图染指西藏，康巴从此成为祖国母亲身上的敏感部位，长久以来不为外界所知晓，终成人世间最后的秘境，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康”在藏语中包含“边地”之意，‘巴”在藏语中是”人”的意思。我国的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及西藏与青海、云南、四川接壤这片地方，藏族传统上将拉萨作为中心；将拉萨周围的西藏大部分地万称为“卫藏”，把西藏北部和青海境内大部分藏区称为“安多’，把四川甘孜州和阿坝州，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的玉树州和云南的迪庆州这一大片藏区称为“康”。 　　 康巴地区的特殊地质构造；形成了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环境，又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不同的气候，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康巴地区是世界上罕见的植物王国，同时还是世界上许多珍稀动物栖息之地，它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南北动物的走廊”，“物种分化中心”，世界上最大的最原始生态公园。由于康巴地处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以来成为内地联系边疆的纽带，边疆通往内地的桥梁，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长期在康巴互相交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民族走廊，康巴藏族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民族，康巴文化也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化。 　　 康巴藏族从何而来？当今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西夏人的后代，有人说是羌人的后代，也有人说是吐蕃的后代。近年来历史学家从最新考古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雅砻江和大渡河两岸，也就是现在的康巴地区，就存在频繁的人类活动。近年来一系列考古进一步证实，无论从四川甘孜州，还是从昌都的卡若，抑或从青海卡约，虽然这三个地方相距较远，但从这三个不同的地方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不约而同地证明，早在远古时期，康巴地区就有部族活动，他们应该是康巴地区的上著民族，也就是康巴藏族的祖先。 　　 据历史记载，到了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河汉一带的西羌，因受中原强大民族的侵扰，不得不相继南逃，其中一部分流人了康巴地区的雪山草地，跟新石器时代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民族互相融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史籍上所说的“旄牛部”或“牦牛夷”。历史学家从考古和典籍记载大胆推断，如今生活在康巴地区的藏族，就是“旄牛部’或“牦牛夷”的同一分支，生活在甘孜、阿坝一带的康巴藏族，就是典籍中记载的“六牦牛部”中某一支部族的后代。 　　 在唐代之前，康巴地区生活着各个分散的部落；这些部落不仅互不隶属，中原王朝的治权也未能远及康巴地区，这一地区从远古到唐代之前，长期呈现着散乱的部族割据局面，这里的部族过着蛮荒原始自生自灭听天曲命的生活。随着吐蕃在西藏崛起，凭借着马背上的民族”的骁勇，吐蕃铁骑翻过万座雪山，淌过千条河流，带着经卷，挥舞大刀，一直冲杀到大渡河东岸。祖祖辈辈生活在康巴的弱小部落；根本无力抵挡吐蕃的铁骑，他们中的一部分又不愿向吐蕃俯首称臣，于是纷纷仓皇逃离金沙江．雅砻江两岸，离开自己世世代代的家园；来到大渡河东岸寻求中原王朝的保护。中原王朝将这些逃离家园的难民，安置在当今四川阿坝州理县一带。那些不愿意离开家园的康巴藏族，在吐蕃的长期统治下，一些部族渐渐地融入了吐蕃民族。而其余相当部分康巴部落则躲进了荒无人烟的雪山深处，生活在一个独立封闭的区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将古老的康巴文化传承下来，使康巴文化一直保持着古老神秘色彩。 唐宋以来，吐蕃和中原王朝对康巴地区展开了长达几百年激烈的 　　 争夺战，双方的影响长期在康巴此消彼长。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落，吐蕃的势力不得不淡出康巴，而中原王朝由于内乱，也长时间无暇顾及康巴，康巴从此又回到部落割据时代，各个部落互不相属，彼此为了征服别的部落，在康巴地区演绎出了三百年之久的部落纷争。 康巴人世世代代生话在雪域高原，生活在高寒的高山峡谷地带，为了在十分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生存繁衍，糌粑和酥油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传统食物。长期食用糌粑和酥油，离不开盐巴和茶叶，而康巴地区并不生产盐茶，他们只得用马、兽皮和药材与相邻地区的其他民族换取盐巴和茶叶，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记载的“茶马互市”，也是康巴地区与相邻地区必不可少的交流，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从成都出发，通过康巴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又从西藏延伸到尼泊尔和印度，不仅促进了康巴与外界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不仅别的民族的文化融人了康巴文化之中，融和的民族的血管里同时流淌着不同民族的血液。“茶马古道”成为民族交流的重要走廊。到了元代，中央王朝不仅让”茶马古道”成为内地与边疆的物流大通道，而且将“茶马古道”当成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的信息管道。随着元代的强盛，中央王朝对康巴部落进行了改革，分封部落头领为上司，代表中央政府对其部落实施管理，并向中央王朝上交一定的赋税；这就是一直沿袭到清代的“土司制度”。 　　 近一两个世纪以采，外国列强一直企图染指西藏。随着清政府跟外国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加快了渗透西藏的步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权，在朝廷内专门设立了驻藏大臣，遣川兵进藏守卫西藏，在康巴开辟南北两条川藏大道，为西藏输送守军和物资，明确提出“治藏必先安康”，正式任命川滇边务大臣，专事康巴地区的治理经营，在康巴地区设置军粮府，改上司治理为设置流官治理，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改土也流”，同时收回达赖对康区新龙的治权，在川边展开一系列战事，平定土司头人的叛乱，全面促进川边藏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川边藏区成为“治藏之依托”。1939年，民国政府在康巴地区设立西康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将西康省并人四川省，在康巴地区先后成立了多个藏族自治州，在每个自治州内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自治，保护藏族的利益，保护和发展康巴独特的宗教文化，促进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藏族地区发展的支持，也使康巴藏族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始终保持着康巴藏族的独特性。 　　 康巴藏族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宗教演绎史。康巴藏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人们一般称它为喇嘛教，它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藏语‘喇嘛’在汉语里的意思即；‘无上”或“高师”；这是人们对喇嘛教僧侣的尊称。喇嘛教是藏区原始宗教与外部传人的佛教相结台；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藏区特色的宗教。 　　 生活在远古的康巴原住民，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对山水异形，日月星辰变幻，天灾人祸与风雪雷电，普遍不能解释其原因。而青藏高原恶劣的气候环境，又频繁地带来灾难，对这些灾难为何频繁降临；他们始终找不到答案，不得不借助于神灵崇拜来解释那些自然现象，成为名副其买的“叩大部落”。由于他们无力战胜无穷无尽的自然灾害，只有借助神的力量来与自然大难抗争，于是逐渐形成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苯教。苯教对任何不理解的东西都从三界去找原因，遇事占卜吉凶，遇难祈福消灭，凡事敬神驱鬼。 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先后嫁到西藏，两位公主笃信佛教使松赞干布大受影响，松赞干布为两位公主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并派贵族子弟到唐朝和印度学经，佛教就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传人西藏，成为西藏最有影响的宗教。随着时蓄势力的东进，佛教同时逐渐传人康巴地区，苯教经过佛教的渗透和改造，形成具有康巴特色的藏传佛教。 　　 9世纪中期，吐蕃发生内乱，最后一个赞普朗达玛，刺杀了赤热巴中，在西藏境内大规模兴苯灭佛，不仅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彻底崩溃，也导致西藏佛教遭到灭顶之灾。那些在西藏受到迫害的佛教僧侣，于是大批逃难到康巴，他们与康巴原来的各个教派相结合，使藏传佛教在康巴地区得以延续与弘扬，在藏区掀起了一个藏传佛教的后弘期。 　　 藏传佛教从金沙江对岸传到雅砻江两岸，已经发现的史料记载是1132年，红教即宁玛派在甘孜境内修建噶拖寺。1272年，宁玛派又在康定的跑马山麓修建金刚寺。到了元代，由于受到萨迎派的打压；宁玛派在康巴地区未能发展。1639年，固始汗率兵攻人雅碧江两岸，积极支持黄教格鲁派在甘孜境内发展，达赖派人到甘孜境内，一举建了以大金寺为代表的13座寺庙，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霍尔十三寺”。藏传佛教在甘孜境内得到大力弘扬，从而使雅碧江两岸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 　　 康巴地区藏传佛教的另一特点是教派林立，但各种教派和平共处，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斗远比别的地方少。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佛教己经在康巴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成为绝大多数康巴藏族的共同信仰，成为他们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藏传佛教在康巴不断得到弘扬．如今的康巴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藏传佛教徒心中的圣地。 　　 自古以来，康巴一县被外界视为神秘之境，不少中外文人．学者、旅游者和探险家，不顾政治上的禁令，气候环境带来的千难万险，生活习俗和语言的阻隔，一次又一次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不断地走进康巴，试图向世人撩开康巴的神秘面纱，不少人甚至穷其毕生精力，对康巴至死怀着深深的迷恋。 　　 最早涉足康巴的外国人，应该是外国传教士。据我所见到的资料记载，早在1892年；法国人倪德隆被任命为康区教区主教，来到康区主持川滇边的教务活动。1910年，罗马教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辖康巴地区、锡金和云南边境地区。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和探险者趁机乘虚而人，不断潜入康巴搜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最引世人瞩目的应该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约瑟夫·洛克。1922年，约瑟夫·洛克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经过长途艰难跋涉，到达中国的丽江。后来他又受聘担任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探险队长，开始了长达27年的康巴之旅，足迹几乎遍及康巴所有地方。他从康巴连续发出震惊世界的报道，出版了《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一书，是最早系统全面向世界介绍康巴的外国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被约瑟夫·洛克的报道所打动；于1933年创作出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成为当年世界最畅销的小说。美国好莱坞的编导和制片商很快投人巨资，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拍成电影。电影一公映就轰动了全世界，其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随之传遍全球，至今广为世人传唱。康已从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而在全世界掀起了寻找“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热潮，香格里拉也从此成为世界级的热门话题。 　　 中国国内近代最先涉足康巴的，应是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商人，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到康巴寻找商机，还有一些在内地生活无着者，他们冒险到康巴去“淘金”。中央王朝曾不断向康巴派出一批又一批官员，其中一些独具慧眼有又化的官员，当年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在私人的记事和与外界的书信往采之中，记录报道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风土人情和重大事件。国内不少文人、学者和探险者，就是从外国人和中国官员的又章中，获知康巴是个神秘之境，于是不顾千难万险，纷纷深入康巴考察探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内不少报章杂志曾经发表了不少有关康巴的报道，出版了一些有关康巴的图书，曾经在国内一度掀起了康巴热。可是，由干大家知道的原因，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别说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即使国内的研究学者。文人、旅游者和探险家，也无缘涉足康巴，直到1998年康巴对外全面开放；康巴终于向外界开启了神秘之门，康巴热从此在国内外再度掀起，康巴又成为世人的聚焦点。 　　 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从成立那天起就立志于继承研究康藏前辈们的成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协调、组织省内外研究康藏的机构和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揭开康巴神秘面纱，多层次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康巴的方方面面，向世人指出走进康巴的路径，帮助世人认识康巴，从而热爱康巴，保护康巴独特的文化和美好的大自然。 多年来，巴蜀书社不仅致力于中华古籍的整理保存，而且在揭示 　　 巴蜀古文明方面，与科研机构和学者长期合作，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丛书，在保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次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与巴蜀书社台作，组织专门研究康巴的专家学者，撰写和出版的这套康巴文化丛书，既是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合作，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尝试，又是揭开康巴神秘面纱的重要之举；由于这套丛书策划已久；又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　　

The Aerosol Handbook : Formulation, Technology & Marketing

作者：  (美)M.A.约翰逊(Montfort A. Johnsen)等编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本书由国际气雾剂顶级专家、美国气雾剂协会前主度蒙特福.A.约翰逊博士与我国气雾剂专家游一中、刘军伍合作编著，有较强的技术权威性。本书简要介绍了气雾剂的发展史，从中反映出气雾剂发展的历史必然及发展前景；全面介绍了气雾剂的类型、配方原则、各组分的作用、典型配方、包装及装配技术、应用领域、市场（产量、售价水平）现状及趋势；全方位地总结和探讨了气雾剂产品的开发思路、质量影响因素及关键技术。本书几乎囊括了现今国内外市售的所有气雾剂品种、包括杀虫气雾剂、家用气雾剂、愉悦用气雾剂、汽车及工业用气雾剂、个人护理用气雾剂、其他用（个人防卫、办公设备清洁、电子设备清洁、宠物光亮、动物驱赶等）气雾剂。本书特别强调了以市场需求作为气雾剂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气雾剂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基石。因此，本书在给人以科学技术启迪的同时，为广大读者指明了研发气雾剂的方向和手段，可操作性强，对全面提升我国气雾剂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各类气雾剂研究、开发、生产、使用、营销的单位及相关人员，相关化工原料、气雾罐、气雾阀等配套原料、器具、设备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售后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