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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克主编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11
简介: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推出,所选作品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收录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关于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论文、随笔、专著节选等,此次出版的十种包括田余庆、戴逸、袁行霈、王尧、徐季子、乐黛云、罗宗强、李学勤、傅璇琮、王水照诸位名家的著作。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呕心沥血的求索,潜心研究的成果,处处展现了当代“大家”的风范,无不是当代学术思想的精华。
History of literary thoughts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作者: 罗宗强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6
简介:这是一本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专著。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动荡不安,这也是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空间开阔、文化环境宽松的时期,杰出的极富个性的人物辈出,文学成就也极高。本书详尽勾勒了这近四百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脉胳,点明各时期的特征,力求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凸显出发展的总趋势。作者治学严谨,评价客观公正,读来有如沐春风之感。
作者: 罗宗强,陈洪主编;张峰屹,赵季撰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把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流中作通观审视,在宏观的视角下确定其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基本的学理要求。所以,一部文学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学发展史。由罗宗强、陈洪二先生主编的一部新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文简称《发展史》)。该书篇幅130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中国文学史论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员以其独特的形态登场了。 罗、陈二先生主编本文学史以“发展”命名,并非措词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觉地贯彻了上述的文学史观,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审视文学流变历程的思想的体现。 《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轨迹,即:(一)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尚未取得独立地位,往往与政治、思想、哲学、历史融为一体,较为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还不多见,文体以诗歌、散文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出典重淳厚、磅礴大气的特征。(二)魏晋至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自觉期和鼎盛期。此一时期文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诗、词的兴盛并发展到臻于极致的美的境界标志着文人主体精神的充分张扬,审美上论结构的恢张、气势的博大虽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文学相提并论,但词采之美、体式之纯、性情之真、韵味之厚却是它独具的魅力。(三)元明清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和新变期。受专制政治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和世俗文化的极大冲击,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思想缺乏自由,精神惶恐落魄,而整个民族精神既失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雄大之势,又没有了魏晋以来直到宋代的灵动之气,作为士人雅文学标志的诗词和散文开始走向衰落,而受俗文化滋养的散曲、戏剧、小说却大放异彩。 由此看来,文学史的编著虽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学的分期,但绝不是分期文学的罗列,而必然要将时期之变与作家之变、文体之变、文风之变、审美之变等等种种因素作真切的把握和深刻的揭示,进而深入探求整个文学系统深层结构的演变和文学发展的根本走向。 文学史的发展观往往体现出对文学认识的联系观和系统观。对文学现象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孤立”的看待,另一是“联系”的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果采用前一种态度,就不免就事论事,从而得出流于狭隘、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相反,后一种态度则注重将每一文学环节纳入文学发展的系统中去审视,由此确定它应有的位置,认识它产生的因由和存在的意义。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总体趋向是抛弃前一种认识观,自觉地接纳后一种认识观。 《发展史》深入地贯彻了联系地、系统地观照文学对象的基本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都不难见出这一思想闪发的一些可贵的辉光。如评东晋玄言诗,该著在认识它的“诸多弊端”之外,对其“两点积极贡献”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了陶渊明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显然,倘若就玄言诗论玄言诗,认识就必然局限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传统观点范围内。但若是把玄言诗看作一个环节,把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看作另一个环节,并进而把两个环节“扣”起来看,那么二者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若再把视界推广去,玄言诗还是中国诗歌史上平淡诗风和山水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种联系地、系统地审视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观贯穿着这部《发展史》的每一个章节。 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一度把文学史视为阶级斗争的揭露史或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史。目前,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往往同中有异,自成特色。有的认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亦即文学史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演变史;有的认为“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换言之,文学发展史反映了人性自觉和进步的历史。这些观点都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起了推进的作用。 对中国文学史的定性定位问题,《发展史》提出了独特的视角。该著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心灵史。解读这部心灵史,是文学史的不容置疑的任务。”又说:“通过文学史,我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悟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存在。”简言之,文学史既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又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 从切入“心灵”和“精神”的角度推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充分认识我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本质精神的基础上作为的学理选择。“言,心声也。”这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概括了我国文学一个根本性规律的古老命题,既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生,也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文学有着自己的灵魂,我国文学的灵魂是反映创作者自我并融会其时代内容的“心声”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恰如该著编者所说,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在于:创作者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极为普遍而且深入地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形成我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 文学史必须翻阅我们前人的心灵史,翻阅他们生存的时代的精神史。如果说有的文学史重在导引阅读者在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文学画廊中徜徉,有的文学史重在探求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诸如文学盛衰规律、文体发展规律和文风演变规律等,还有的文学史重在从“文”的发展考察“人”的发展进而揭示文学演进的深层动因;那么,罗、陈二先生主编的这部《发展史》则更注重深入我们民族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这种视角小而言之,它通过把摸作家的心灵的脉搏进而把摸他生活着的时代脉搏,用研究者和阅读者之心去贴近、对接创作者之心,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深层对话和交流,大而言之,它从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角度去探求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意义,诸如我国文学的乡国情怀、亲情主题和人生感悟主题,它们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生命之根,它们是实现文学滋养人、陶冶人的情感之源。这样,《发展史》在发掘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强化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文化倾向方面实现了它独特的价值。 切入“心灵”演史的另一意义是把文学史写活,写出文学的生命。
作者: 罗宗强著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简介:《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断断续续写了四年。史料匮乏,年代绵邈,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推测中古人的心态,实在是非常不易的事。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剂,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多数的人士,出士入仕,因之政局的变化也就与他们息息相关。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相。这是晚明东林党人说的。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作者通常都谈到诸如两汉的儒学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对于士人的影响。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 袁行霈主编;袁行霈,罗宗强卷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简介: 片断: 愤诗》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平、阮璃、应杨、刘极为“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 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嵘《诗品》列之 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23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 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 《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遭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机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 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 言。南登源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清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侬、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 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 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 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 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 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 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 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 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 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 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 《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 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 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 贵公子孙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 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 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揪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 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 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苍凉悲慨, 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 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 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 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 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仗气爱 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频藻、松树、 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 说:“初言频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本章复以仪凤期之, 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 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的气概。与 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
作者: 罗宗强著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本书主要就东汉未到晋宋之际二百余年间士人心态的变化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透视。作者主要从政局的变动和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入手,展示它们对士人心态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本书也可以说是魏晋时期二百余年的士人心态史。
作者: 罗宗强,陈洪主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史2(本科段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作者: 罗宗强,陈洪主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史1(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段)》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作者: 王元化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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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作者: 罗宗强编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 给 20世纪中国学术做总结,此举曾被毫不犹豫地断为“狂妄”(因当初对此项工作感兴趣者,多非博学鸿儒);没想到风云变幻,才几年时间,“学术史”竟成了时尚话题。于是,又有高人出面冷嘲热讽———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摆弄那些“老古董”。如此一波三折,宏图尚未真正展开,已被中国学界“消费”得差不多了。其实,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倍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
作者: [罗宗强著]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本书提出了“学术兴院”与“互补共荣”的方针,文学、语言、艺术、传播,在教学中由互补而形成特色,在学术上因互补而拓展思路,书中论文为主自不待言,其他或兼有谈文论艺、自抒怀抱的小品点缀其间,在便读者初磋学术之余,也不妨近距离地一睹南开学人的风神。
作者: 罗宗强著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简介: 在这部《唐诗小史》中,罗宗强先生从唐代社会、文艺思潮和诗歌内部发展规律入手来探讨唐诗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唐诗对前朝文学遗产的继承发扬、唐诗在意象运用、意境创造和格律运用上的登峰造极,唐诗的分期、转折与衔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且极具说服力的阐述,并着重探讨了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主要诗人和诗人群落的艺术特色。全书行文流畅,颇具文采,一路读来,兴味盎然。既是一部极具价值的研究参考书,也是普通文学爱好者极好的读物。
作者: 罗宗强著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截取明代后期这一特殊时段,对明后期士人心态开展论析,意图描绘明代后期士风与士人心态之变化的若干侧面。在心态分析上,特别关注士人的深层心理与现实行为、理论讲说与人生践履、最初动机与实际效果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从而将士人心态引入立体化的格局。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
作者: 袁行霈主编;袁行霈,罗宗强卷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简介: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 align=left][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Fixedsys; mso-font-kerning: 0pt; mso-ansi-language: ZH-CN"] 本书原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本书深入描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与探讨,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这次修订,在保持原来的编写宗旨、指导思想、体例、框架、特色、结构和篇幅的前提下,弥补已发现的缺失,使之更加完善。修订工作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一、修正明显的错误;二、审慎地增加新的资料,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三、进行必要的增删,使体例和文风进一步统一。[?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 align=left][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Fixedsys; mso-font-kerning: 0pt; mso-ansi-language: ZH-CN"][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本书适合作为高校中文系的通用教材,亦可供古代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学习参考使用。[/SPAN][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Fixedsys; mso-font-kerning: 0pt; mso-ansi-language: ZH-CN"][o:p][/o:p][/SPAN][/P]
作者: 陈引驰[等]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此书缘纪念陈允吉先生荣休而辑,属复旦大学中文系计划刊印的同类丛书之一。根据陈先生本人的意向,确定本书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主要探涉对象,诚请学界师友同仁高情惠稿,相与切磋论学,交流研究信息,俾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达成“以文会友”之目的。 二、 此书之整体结构,乃围绕探索古典诗学的中心要求,爰设“序跋题记”、“专题论文”、“文讯传载”三编。三者相应齐列,靡有主次,钩贯隐通,互补益彰,咸为纪念文集莫可或缺之组成部分。 三、 此书一编之“序跋题记”,致力辑集序言、跋尾、后记、题识、随笔、赏析等短小篇章,广泛触及古典诗、词、曲研究及创作的方方面面,用语博采散骈文白,体裁多样不拘一格,纵横论议,畅抒己见,并按撰文作者出生年月之先后进行编排,藉兹亦稍窥古典诗歌对近世学人深远影响的传承轨迹。 四、 二编“专题论文”,顺沿课题所属时代序次,辑入探究古典诗学之专论三十余篇。此中述作所关注的方向,兼及义理、考据、词章;毋论方法新旧,不羁宏观隅照,悉依熟稔文献,实事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其圭臬。 五、 三编“文讯传载”,酌选往昔既刊之书评、访谈数章,介以南北朋辈新撰之贺辞随感两篇,后附一组复旦中文系历届校友所写的回忆性文字。厥编之部别分张,旨在检点异熟因果,追寻云水雪泥,冀能从中递传陈先生行教治学的若干消息。 古典诗学会探—陈允吉先生荣休纪念文集 六、 陈先生退休息影之次,蒙选堂饶公于癸未除夕“为书契文”,远自港中寄赐“以榜室居”,罗宗强先生又赐花叶翎毛画轴,周祖、郁贤皓先生各赐律诗一首。若斯嘉贶,弥足珍贵,谨刊布兹书卷首用资恒久纪念。 七、 承王运熙先生为本书扉页题签,同申谢忱。
作者: 李克主编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11
简介: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水照卷》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推出,所选作品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收录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关于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论文、随笔、专著节选等,此次出版的十种包括田余庆、戴逸、袁行霈、王尧、徐季子、乐黛云、罗宗强、李学勤、傅璇琮、王水照诸位名家的著作。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呕心沥血的求索,潜心研究的成果,处处展现了当代“大家”的风范,无不是当代学术思想的精华。
作者: 罗宗强,陈洪主编;刘畅等卷编写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简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2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是教育部“九五”规划教材,同时转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2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在充分反映近年来古代文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在作品选目、结构形式上进行创新。在通行选目基础上,吸纳补充许多艺术性较强的篇目;将结构分成重点分析与白文两部分,使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与扩大学生阅读面二者很好结合起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2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也是近年来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成果的有益:尝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2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可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已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配套使用,也可单独成为一个系列,供各院校本科基础教学、研究生教学以及一般文学爱好者学习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