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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纾著];许桂亭选注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简介:林纾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第一位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卓越而又独特的翻译家,是“运输精神粮食的航路”(鲁迅语)的开辟者。他的译作大人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视野,使其得以领略到西方小说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魅力,将中国读者领进“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钱钟书语),从而深刻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林纾的散文思想深刻,内容宏博,文笔简洁清丽,自然流畅,俏皮幽默,生动含蓄,是中国散文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和标志。
作者: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简介: 冒广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和诗人。年轻时主张变法维新,曾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在上海去世。家属遵照老人遗愿,于1961年将家藏文物900余件悉数捐献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后转由上博保存。《冒广生友朋书札》就是当时冒氏所捐文物之一。该套手札捐献时已装裱成册,共计22册,题“师友手贻”四字。全套函札685通、870开,作者共计152人,多为名家,如俞樾、周星诒、黄绍箕、黄绍第、孙诒让、林纾、叶衍兰、梁鼎芬、江庸、张元济、郑孝胥、曹元忠等。
作者: 陈戎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年9月
简介:本套丛书包括晚明至民国的国学文化名人:徐渭、章太炎、袁枚、辜鸿铭、郑板桥、刘文典、李贽、李叔同、黄侃、林纾。尽管时代有所差距,但人物个人相近,徐渭的佯癫真狂、李贽的赤子童心、郑板桥的傲骨奇才、袁枚的悠游随性、林纾的忧国忧民、辜鸿铭的中西撞击、章太炎的怪异大成、李叔同的看透红尘、黄侃的苦读乐道、刘文典的狷狂骨气,将一众文化怪杰集聚一堂,“旨在使人们从庸俗的文化认同中走出,增强一种独立的人生品格,以史为鉴,去创造别一类的生活。”下附作者:不入牢笼——徐渭 作者:张 晖 原教育部高教司民族处处长 大偏至正——章太炎 作者:黄乔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性灵人生——袁枚 作者:阎志坚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一个外人——辜鸿铭 作者:唐利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绝世风流——郑板桥 作者:初国卿 辽宁散文协会会长狂士本色——刘文典 作者:章玉政 安徽《新安晚报》首席记者告别中庸——李贽 作者:鄢烈山 南方周末报总编助理圆月天心——李叔同 作者:陈 戎 北京日报编辑部主任士气为先——黄侃 作者:叶贤恩 原湖北鄂州市政府秘书长译界之王——林纾 作者:连燕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
Degrees of affinity: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作者: 王佐良著
简介: 本书收集了王佐良教授历年来用英文写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十一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二十世纪中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从中可看出不少契合之处。\n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的回顾,分论严复、林纾、鲁迅、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和穆旦等人如何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后来出现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第二部分论述几类不同的契合,如英国古今作家间的契合,中国读者同两个现代西方作家之间的契合等。\n契合虽表现于文字细节,其原因却涉及到社会、文化、思想、经济等方面。因此,既要深入剖析作品,又要有历史眼光,从小见大。本书的出版
作者: 王佐良
简介:《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是王佐良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用英文撰写的11篇论文,1985年由外研社集结出版,是其在比较文学方面的鼎力之作,探讨的中心问题是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契合”关系。“契合”二字十分贴切地描述了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此书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一致欢迎和高度评价,并荣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和“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等奖项。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在20世纪的动荡年月里中国文学和西方(主要是英美和东欧国家)文学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契合”关系。并从研究严复、林纾、鲁迅、戴望舒等翻译家的贡献入手探讨翻译在促进不同文学和文化间的契合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几类不同的契合,如英国古今作家间的契合,中国读者同两个现代西方作家间的契合等。时间过去三十载,现在重新推出中英双语版,以期把中国的优秀作品推介给更广大的读者。
作者: 陈清贵,杨显宇主编
出版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第一章 翻译的历史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概述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史概述 第三节 翻译的本质 翻译练习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 第一节 关于翻译标准的不同论述 第二节 严复的“信、达、雅”及其评判 第三节 林纾的翻译及“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 第四节 翻译的一般标准 翻译练习 第三章 翻译的过程 第一节 翻译的难点 第二节 对译者的要求 第三节 翻译的过程 翻译练习 第四章 翻译技巧 第一节 择字与推敲 第二节 增减与拆合 . 第三节 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 第四节 重复法 第五节 词类转译法 第六节 长句的翻译 第七节 习语的翻译 第八节 语篇翻译 第九节 语义翻译 第十节 诗歌的翻译 翻译练习 第五章 实用文体翻译 第一节 广告翻译 第二节 新闻文体翻译 第三节 科技文体翻译 第四节 合同翻译 第五节 戏剧翻译 第六节 旅游翻译 第七节 网络辅助翻译 翻译练习 第六章 翻译问题探讨 第一节 译者有无自己的风格 第二节 “宁信而不顺”还是“宁顺而不信” 第三节 译者究竟“忠实”于谁? 第四节 跨文化翻译的策略:是“异化”还是“归化”? 翻译练习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 (法)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著;董强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1
简介: “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当父亲大仲马看到儿子排演的话剧《茶花女》在巴黎一举成名时,他给儿子发出了这封贺电。《茶花女》是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文学著作,它是小仲马一生的精髓之作,也是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 《茶花女》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聪颖美貌的她,不幸少年时就沦为娼妓,由于她喜爱茶花,人们称她为茶花女。玛格丽特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魅力,有幸出入于巴黎上流社会。但她早已厌恶了卖笑生活,希望拥有真正的爱情。在荒淫嬉笑的生活中,玛格丽特与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友阿尔芒相识,阿尔芒是个愿用生命来换取爱情的年轻人,凭借着赤诚之心阿尔芒深深地打动了玛格丽特。他们彼此坚信是瞬间进发的激情使他们相遇,面对这个物欲横流、虚情假意的巴黎名利场,他们早已身心疲惫。抱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远离巴黎市区在乡间过起了田园生活,玛格丽特受伤的心灵开始愈合,并决心一改往日颓废生活的习性。就在一切都如愿以偿时,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先生以维护家族声誉为由,坚决反对他们结合,并逼迫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最终玛格丽特在爱情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悲惨死去。 《茶花女》中的人物内心思想是矛盾的。无论是主人公玛格丽特和阿尔芒,还是配角布吕丹丝和迪瓦尔,在小仲马的笔下,人物处于现实与希望中摇摆不定。玛格丽特是妓女,却满怀着改变现实的愿望,特别在遇到阿尔芒之后,这种愿望愈加强烈。玛格丽特这个形象是个多面体,在她纵欲的时光中,我们既能聆听她的欢快与愉悦,也能窥视她的空虚与无助。表面阿谀逢迎的玛格丽特,无法泯灭她对真爱的翘盼,更无法遮掩她的圣洁与高尚。男主人公阿尔芒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对感情多少有些单纯,纯真得近乎于痴情,但阿尔芒的痴情,使他鼓足勇气对爱情执著,以至抛弃世俗与地位不顾,去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妓女。但他的内心又是狐疑的,他不信任玛格丽特,甚至猜忌玛格丽特一直在欺骗他。当玛格丽特被迫疏远他时,不明真相的阿尔芒竟百般侮辱和伤害这个心力交瘁的恋人,他的报复行为使玛格丽特过早地饮恨黄泉。 迪瓦尔先生是一个配角,但又是整部小说中的关键性人物,是他粉碎了两个年轻人的美梦,是他的虚伪与自私,把玛格丽特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做的一切,仅是为了保住他“圣洁”女儿的婚事。但他又并非无情,因为当玛格丽特奄奄一息时,他还托人送来了慰问金,不知道是出于怜悯,还是愧疚?玛格丽特的女伴——布吕丹丝,是玛格丽特的“经纪人”,是旧日巴黎交际花,只因容颜尽失而不得不委身于玛格丽特。在玛格丽特受人仰慕时,她尾随其后沾点风光;当玛格丽特正处弥留之际,她却毫不留情地弃她而去。但这个伪善的老妓女也非磐石一块,在阿尔芒对玛格丽特展开爱情攻势时,她曾苦口婆心劝说阿尔芒远离玛格丽特,也许她在两人的爱情中看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狡黠的老女人瓣n妓女的爱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但她又没有去拆散这对鸳鸯,在玛格丽特与阿尔芒心存误解时,她还从中说合帮助两人破镜重圆,似乎她企盼自己往日的悲剧不会重演。 如果说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那么,《茶花女》是一个例外。正如作者小仲马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他并不是在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巴黎的真实故事。倘若读者熟知小仲马的人生历程,便会知晓《茶花女》中的曲折爱情正源于作者的情感际遇。正如小仲马所说的:“任何文学,若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 小仲马是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当时法国文坛骁将大仲马。19世纪20年代初,在大仲马默默无闻时,他在德?奥尔良公爵那里担任文书,并开始创作剧本。他住在意大利广场的一间陋屋里,他的邻居是个漂亮的洗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卡特琳娜.拉贝已年逾三十,但大仲马当时只有二十一岁,初恋的冲动使他们结成恋人。1824年7月27日,他们爱情的结晶小仲马诞生了,然而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名字。据小仲马回忆道,父亲在平日创作时对他很烦厌,大仲马提起他就把他扔一边,可见小仲马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随后,大仲马戏剧创作斐然出色,使他在法国文坛上声名鹊起。他开始步入巴黎上流社会,整日与贵妇、名媛和女演员厮混,早把他们母子俩抛在脑后。小仲马的母亲只能靠缝补衣物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幼年时的小仲马还常遭受他人的奚落与羞辱。 1831年春,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当这位情妇要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合法地位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曾育有一子。于是他找到小仲马,并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了他,但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离开含辛茹苦抚育他成长却身份低微的母亲。当小仲马挥泪离别母亲时,他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平与控诉。 受大仲马影响,小仲马从小就踏入了戏剧界,认识了钢琴家李斯特、诗人兼戏剧家缪塞、巴尔扎克等法国名流。耳濡目染使他日渐对文学充满浓厚的兴趣,并促成他走上了戏剧生涯。大仲马一向过着浪荡生活,小仲马对父亲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内心矛盾的小仲马因受父亲影响也开始沾染上放荡不羁的习性。从1842年起,他摆脱父亲操持起独立的生活,并开始在巴黎寻找情妇、追逐姑娘,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一天,当和好友欧仁?德雅塞在巴黎杂耍剧院看演出时,他遇见了一位一身素衣的神秘女郎,她就是当时巴黎名妓玛丽?迪普莱西。她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妓女,但她对富人和社会名流的那种不羁态度,以及她身上所散发的光彩和神秘气息,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印象。1844年的一个夜晚,小仲马在杂耍剧院又遇见她,她的身旁还有一个老富翁德?斯塔凯贝格陪伴,很快小仲马就找到机会成为了她的情人,两人在巴黎郊外度过了人生最为欢乐的时光。由于小仲马没能从父亲那得到任何财产,他背负上了高达五万法郎的债务。1845年夏,日生间隙的两人因一次争吵,而断绝往来。小仲马为了忘却旧情,开始埋头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846年2月,玛丽?迪普莱西在伦敦与德?佩雷戈伯爵秘密订婚,但她的身体已非常赢弱,不得不外出疗养。1847年2月3日,当大仲马父子在西班牙旅行时,玛丽?迪普莱西因沉疴旧疾病逝于巴黎,年仅二十三岁。2月1o日,小仲马在马赛得知了噩耗,返回巴黎后他到玛丽?迪普莱西的坟墓前凭吊一番。此后,小仲马躲在昔日与玛丽?迪普莱西度假的乡村,仅用一个月的工夫,就一气呵成地写下了《茶花女》,并将它改编成话剧在巴黎上演。 《茶花女》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话剧,归根结底,它是人类冲破世俗等级,寻求真爱的宣言书。当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初次相会时,小仲马似乎追忆起他与旧情人——巴黎交际花玛丽?迪普莱西相识时的场景。当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准备远离藏污纳垢的巴黎上流社会时,小仲马似乎在回想与情人玛丽?迪普莱西在乡下度过的幸福时光。当阿尔芒因无法承担生活费而混迹于赌场时,小仲马也许正哀叹起自己曾为玛丽?迪普莱西所负上的五万法郎债务。当玛格丽特与迪瓦尔先生恳谈这个全剧最高潮时,他也许正咬牙切齿悲痛地回忆起父亲当年是如何抛弃他们母子俩的。当阿尔芒误解玛格丽特而对她百般嘲弄时,小仲马似乎在悔恨当初因芥蒂小事就与玛丽?迪普莱西争吵不休的日子。当玛格丽特因沉疴旧疾正处弥留之际还给阿尔芒去信时,小仲马也许正滴下了悲情的泪水。当阿尔芒赶来为玛格丽特办理迁葬时,小仲马也许早已去过情人玛丽?迪普莱西的坟前献花。或许直到这一刻小仲马才意识到是自私的爱害死了玛丽-迪普莱西,是年幼时家庭所遗留给他的阴影才造就了今天畸形的心态。但无论如何,这不仅是小仲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当中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公断…… 1852年当小仲马将《茶花女》改编成话剧并搬上舞台时,巴黎歌剧院内人头攒动,市民争先恐后欲睹茶花女的“真实风采”,就连那些曾诟病小仲马的名媛贵妇们,也不得不发出赞誉之声。《茶花女》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仍无法洗尽读者对这部经典爱情之作的青睐。因为当读者细细品味后,总能发现小仲马笔下那个聪颖美貌却又尝尽世间辛酸的玛格丽特,那个涉世未深但却对爱情执著得近乎于痴狂的阿尔芒,那个虚情伪善却又深感愧疚的迪瓦尔先生,以及那个寄人篱下却又自私无情的布吕丹丝夫人,如同小说在卷首中所预示的,“故事中所有的人物……至今仍活在世间”。 现今,《茶花女》不仅有话剧版、影视版、说的译本更是遍及全世界。谈及《茶花女》的中译本,我国翻译界前辈林纾早在上世纪初,就率先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题将小仲马笔下的凄美爱情介绍给国人,可以说,开创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先河。但林老以文言来叙述情节,未必不是一种遗憾。夏康农及王振孙先生也曾先后译过《茶花女》,仅文字推敲及言语锤炼而言,实属《茶花女》译本中较好的作品。 然而迈入新世纪,我想唯有推陈出新,旧著新译,才能激发广大读者重温经典文学的兴趣。 当出版社的同志与我商议重译《茶花女》时,我深感前人译著实难逾越。但我认为,翻译工作本就是继往开来的事业,即便是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见解,这就需要我们翻译工作者为广大读者服务,结合时代特色,将最好最新的译本介绍给读者。怀着这一信念,我如履薄冰,字字琢磨,努力将小仲马这部传世经典呈献给读者,希望读者能像法国人读原著那样,毫无中西文法之杆格来欣赏这个已经讲述了一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
作者: 李正民
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8年08月
简介:
辽代小说,今仅见王鼎《焚椒录》一篇,记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冤案及其诗文作品。金代志怪集,也仅存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其价值超过了《夷坚志》。周春《辽诗话》辑有一篇金代的笔记小说《染庄社记》,颇值珍视。
在宋元传奇衰落之后,明代创作有所复兴。瞿佑的《剪灯新话》以唐传奇笔法描摹新奇怪异之事,为《聊斋志异》之先河。继有《剪灯馀话》、《觅灯因话》之作。明传奇的特点是反映现实,有为而作,但多杂诗词,不免冗烦。
清初张潮辑《虞初新志》,收近百篇传奇小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志怪,使读者耳目一新;蒲松龄以其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妙笔生花的艺术,将我国传奇小说推上了*,以致出现了大量仿《聊斋》之作。
与《聊斋》立异的代表作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他不学唐传奇而力追晋宋,“尚质黜华,叙述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在艺术上独具一格,又引发了一股仿作之风。清代的杂俎类小说颇多,兼具知识性、趣味性、社会性,富有时代特色。如专记妇女言行的《女世说》严蘅撰)、记有西方新科技的《壶天录》等(百一居士撰)。清末林纾以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如《黑奴吁天录》等,当时影响很大。
本书所选文言小说,上起汉魏,下讫清末,主要选优秀的传奇和志怪作品,酌收少量杂俎。
作者: 余石屹编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8
简介: 《汉译英理论读本》具有一般大部头理论著作没有的优点。首先作者选择的文章大多是据实而论的经验之谈,文字比较平易,容易为初学翻译者理解。比如钱钟书论林纾的翻译一文,作者从自己丽次读林译的不同体会出发,把翻译之为诱、媒、讹、化的种种理由娓娓道来,引人人胜,而且对大多数可能不会再读林纾译文的读者而言,这篇文章将会把读者带入林译的胜境,使他们对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这重要的一页有所了解。又如许渊冲提出的三美、三化、三之理论,初听起来扑朔迷离,近于玄言,但一旦亲眼读过就会发现,文采风流句句来自许先生的翻译实践,而又与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水乳交融,一脉相承。此外,吕叔湘、杨宪益、林语堂、余光中等人的文章,也都是水陆毕陈,具有浅显易懂、发人深省的特点。 《汉译英理论读本》是为初学翻译者编的,编者选择的文章大多是据实而论的经验之谈,文字比较平易,容易为初学翻译者理解。其次,在文章的编排次第和内容上,也尽量反映20世纪以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基本走向,为学生提供一些必要的历史和理论知识,让他们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作者: 詹石窗著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一、关于戏剧范畴的阐释 戏剧是一门传统的综合艺术。在中国古代,它与“戏曲”概念几乎可以互相转换。因此,要明了戏剧的内涵,就必须弄清戏曲概念由来。 按汉朝古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戏”从戈声,表示“三军之偏”。所谓“偏”是古代车战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戈”在古代既是渔猎的劳动工具,又是一种武器,这说明中国原始的“戏”乃发端于对生活、生产动作的模拟。 “曲”,古作,《说文解字》称之“象器曲受物之形也”。可见“曲”字本来即是对器物的一种写状。从侧面看其外围,其象乃方“匚”,如器纳物之状。这就是“曲”的本始意义。引而申之,则为“委曲”之称,所谓“不直曰曲”正是此意。《诗经·秦风·小戎》云:“在其板屋,乱我心曲。”《笺》释云:“心曲,心之委曲也,忧则心乱也。”心对于外界事物的接受,正像“曲”这种器具之纳物,所以“心”与“曲”并称为“心曲”,这正如水涯之受水处亦称“水曲”。出于“象类取譬”的思维习惯,“曲”字的意义进一步引申,“乐章”也叫作曲,这是因为其音声委宛,故而名之。 “戏”与“曲”连称见于南宋遗民刘埚《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洛地:《一条极珍贵资料的发现》,《浙江艺术研究》第十一辑。明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公(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从陶宗仪这一段话看,“戏曲”之名在金元前已有之,只是那时仅作为同“唱诨”、“词说”等并列的一种表演形式罢了。 “戏曲”一词的产生有其艺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必然性。《辍耕录》卷二七“杂剧曲名”称:“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所谓“稗官”原是古代专给帝王讲述风俗人情、街谈巷议的小官,后来作为小说或小说家的代称。“传奇”本是带有虚构性质的一种小说样式,古代剧作家援之以作戏剧之称。照陶宗仪的看法,戏曲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先有稗官讲述的野史故事,继有趣味性颇强的传奇小说,再有戏曲的出现。这种观点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却指出了戏曲与古代野史、小说的密切联系。 戏曲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明代臧晋叔在《元曲选》中引陶宗仪的话说:“宋有戏曲,金有院本杂剧,而元因之,然院本、杂剧厘而为二矣。”臧晋叔《元曲选》第一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可见“戏曲”在陶氏心目中乃有别于“院本”或“杂剧”。显而易见,他把“戏曲”当作宋代独有的剧种,它并不包括以往的“参军戏”以及元以来的杂剧之类。这是从狭义上使用“戏曲”这个概念的。这种使用特点不仅有时代的限定性,而且有内涵上的限定性。换言之,它在时间上不是通贯古今的,在类别上也并不涵盖中国所有的戏剧品种。 与狭义的戏曲概念不同,广义的戏曲概念则可以通贯古今,同时在品种上也有最大的涵盖性。它不但具有一般的文学叙事性,而且富有中国特色的表演性;它是“戏”与“唱腔”的有机结合,通过系统化的人物动作来表达主题思想。从时间角度看,上自秦汉的“百戏”、唐朝的参军戏、宋元杂剧,下至明清的传奇剧以及现代剧,都应包括在内;从地域的角度看,凡中华国土上所产生的各剧种也应囊括其中。从这种意义看,“戏曲”与今日所谓“戏剧”具有同一性。本书乃立足于此而展开研究,同时对相关的曲艺作品亦略为探讨之。 二、道教与戏剧关系引说 中国戏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长期以来,有不少学者积极展开戏剧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道教与戏剧关系课题上却少有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作为我国的传统宗教,道教在近两千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都有深刻影响。它不仅在养生学、气功学、医学、古化学、古生物学以及哲学等方面有独特的建树,而且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广泛的渗透。戏剧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类,自然也就与道教存在密切关系。这不是依靠空想式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看法,而是有大量事实作根据的。 首先,从作家的角度进行考察。 任何一种成熟的戏剧都必须有文学剧本或演出的脚本,它们自然是由作家创作完成的,所以,戏剧的研究离不开作家的思想研究。 从现存古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元代以来为数不少的文人积极投身于戏剧的创作之中,他们除了借助历史传说、情爱故事以创作娱人的戏曲之外,也撷取有关道教神仙传说,加以改造发挥,创作反映道教活动,表现神仙思想的戏剧作品;或者把道教的传说、典故同其他题材糅合起来,从而寓教于情节之中,使作品增添浪漫色彩。据笔者考证,元朝这方面的戏剧作家主要有:马致远、李文蔚、吴昌龄、李寿卿、尚仲贤、张国宾、岳伯川、史九敬先(仙)、李时中、郑光祖、钟嗣成、范康、贯云石、红字李二、花李郎、徐、谷子敬、李唐宾、杨讷、贾仲明、王子一;明代主要有:朱权、朱有燉、徐霖、杨慎、徐渭、史槃、屠隆、汤显祖、赵琦美、单本、高则诚、汪道昆、陈所闻、周履靖、高濂、顾觉宇、冯梦龙、凌濛初、茅维、王元寿、路迪等;清代主要有:李渔、黄周星、尤侗、王夫之、嵇永仁、蒲松龄、洪昇、孔尚任、岳瑞、黄之雋、毕魏、周坦纶、张大复、薛旦、李玉、朱云从、万树、许廷录、厉鹗、吴城、吴震生、金德瑛、杨潮观、蒋士铨、孔广林、方成培、舒位、陈烺、黄治、陈栎、许善长、杨思寿、林纾等。 以上所列戏剧作家有的还有道号,如贯云石,号芦花道人;朱权,号涵虚子、臞仙;高则诚,号菜根道人;李唐宾,号玉壶道人;徐霖,号九峰道人;徐渭,号清藤道士;汤显祖,号清远道人;赵琦美,号清常道人;高濂,号瑞南道人;黄周兴,号笑包道人。尽管自号“道人”或“仙人”者不一定加入道教组织,但至少表明他们对道教思想的认同或部分认同,或者在情感上与道教的亲近、共鸣。 有些戏剧作家本身即是道教中人,像朱权、周履靖便是如此。 朱权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皇子,十五岁受封于长城西封口外的大宁,称为“宁王”。公元1399年,朱元璋第四皇子——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进攻朝廷,诈使朱权合作,并以“事成之后平分天下”相许诺。但是,当朱棣登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实现诺言,连朱权讨封苏州、杭州的要求也没有应允。永乐元年(1403)二月,朱棣改封朱权于南昌。政治斗争受绌,导致朱权超尘脱世思想的产生。正当朱权消沉、彷徨之际,道教正一派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从龙虎山来到南昌,对朱权进行一番开导,这使朱权心地豁然开朗。在南昌客居期间,张宇初天师每日与朱权一起研习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张陵《正一经》等道教经典。在张宇初的“度化”下,朱权终于正式加入道教组织。为了进一步修习道法,朱权选择南昌附近的西山缑岭,拟建观,上奏朝廷,得到朱棣皇帝的批准。永乐三年,由皇帝赐匾的“南极长生宫”落成,内供南极仙翁及老子、庄子塑像。此后,朱权大部分时间住在此宫中修道,或研习道经,或修炼气功,或鼓琴啸歌,或编写杂剧,过着逍遥自在的道人生活。他的著作数十种,其中关于仙道戏剧作品有《大罗天》等。他曾经在一首送别张宇初天师的诗里写道:“天上晓行骑双鹤,人间夜缩解双凫。匆匆归到神仙府,为问蟠桃熟也无。”这诗句既表达了他同道教领袖张宇初天师的交往深情,同时也体现了他皈依道门的信念。 明万历年间的戏剧作家周履靖更是笃信道教。周氏,字逸之,号螺冠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他长期在家修行吟咏,作有传奇戏曲作品《锦笺记》。作为一个居家修道信士,周履靖经常进行道教的“扶乩降笔”“扶乩降笔”是道教的一种奇特的法术活动。李叔还编《道教大辞典》说:“乩者,卜以问疑也。术士制丁字形或人字形木架,悬锥于直端,状如踏碓之春杵,承以沙盘,名为乩笔。由两人扶其两端,依符咒延神至,则锥自动,画沙成文字,或示人吉凶,或与人诗词唱和,或为人开药方治病。事毕,神退,锥亦不动……司其事者,俗呼为鸾手,亦曰鸾生。”活动,作有《群仙降乩语》。彭辂在谈及周履靖得“群仙降乩”之诗时指出:“周子梅墟运乩召仙而仙集,各赠之篇章。何以故?周子固翛翛湖海,超然尘溘,而平生躭诗嗜字,无一日废咏,是以得仙且得诗,其气所符合然也。”《群仙降乩语》,《丛书集成初编》本。我们知道,“升仙”是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彭辂以周履靖为“得仙”,这说明周履靖不仅是一般的道教信仰者,而且具有较高的道行,所以他才能够“召仙而仙集”,熟练地操作“扶乩降笔”的道教法术。读一下其《群仙降乩语》,不能不感受到浓厚的神仙氛围。试看“梅花道人”降笔的一首诗:罗浮遥入梦,千古道人名。笔底生春色,云中奏玉笙。空中明月影,野寺暮钟声。寂寞松丘里,春风几听莺。《群仙降乩语》,《丛书集成初编》本。这位意想中的“梅花道人”一会儿把人们引到云彩飘动的太空去欣赏玉笙吹奏的道曲,一会儿又把人们带向明月高照的空山去聆听野寺的钟声。由此可见周履靖不仅熟谙道教法事,而且善于借助道教典故以渲染神仙意境。他对道教精神的把握,自然会在戏剧作品中留下印记。 像周履靖与朱权这样信道的戏剧作家在中国元明清时期绝非少数。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戏剧作家尽管并没有出家修道,但他们往往在家中研习道教典籍,有较深的道教理论造诣,所以他们的戏剧作品往往闪烁着“道”的灵光,这本身便值得深思。 其次,从剧目与剧种方面来考察。 . 中国古代,在崇尚经书的思想影响下,戏剧被当作“小道”,不登大雅之堂,故长期以来,这方面的作品散失甚多。不过,许多文人出于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加以整理和保存。有的作品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而亡佚,但目录学家往往也加以著录。从民国以前有关典籍的记载里可以发现,反映道教活动,表现道教情感或受道教思想影响,借助道教传说敷演仙人故事的戏剧作品,为数还是相当不少的。例如:《独步大罗天》、《通玄记》、《闹门神》、《邯郸记》、《赤松记》、《狗咬吕洞宾》、《茯苓仙》、《饮中仙》、《紫姑神》等。这些作品仅从简目上就可以品味出道教蕴含。像“大罗天”,乃是道教所称“三十六天”中的最高一重天,为“道境极地”。道经《云笈七签》卷二十一引《元始经》云:“大罗之境,无复真宰,惟大梵之气,包罗诸天太空之上……故颂曰:三界之上,眇眇按,“眇”当作“渺”。大罗,上无色根,云层峨峨。”对照一下道教经籍的描述,更可明了《大罗天》戏剧之名的含义。再看《赤松记》,乃由道教中的神仙传说而来。早在《楚辞·远游》里便有“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的诗句。《列仙传》卷上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这种神仙传说后来为道教所采撷,故道教的许多神仙传记里都有赤松子的故事,如《云笈七签》卷一百零八以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都述及此。戏曲中的《赤松记》当是在古老神仙传说道教化的基础上撰成的。至于名目上带有“仙”或“神”字者则更明显地表现了作者的道教思想倾向。概言之,前所列戏剧名目大体上有五种类型:一是以道教仙境中重要术语为名,二是以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道人活动地点为名,三是以道教所服用仙药为名,四是以道教的神仙人物为名,五是以道教的哲理术语为名。可见这类作品的确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当然,也有许多戏剧作品,从简目上难以断定是否属于仙道类作品,但如果结合其正名便可清楚地看出其道教意蕴。譬如《蓝桥驿》初一看较难断定其题材;经查考,知其正名:“云翘酬句兰州客,云英相见蓝桥驿。”“月老周旋杵臼缘,裴航入赘神仙宅。”这其中的“裴航”即是神仙人物,其本事出于裴铏《传奇》,后收入《太平广记》卷五十神仙部第五十。故事梗概是:唐朝长庆中,秀才裴航因乡试落第,游于鄂渚,拜访故友崔相国,崔氏赠钱二十万,裴航遂归京。途中与美妇樊夫人同舟。通过侍妾袅烟的帮助,裴航与樊夫人有了交往,互赠诗章。樊夫人在给裴航的诗里写道:“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原来这樊夫人乃是刘纲仙君之妻,玉皇之女吏下凡,又称“云翘夫人”。她有孙女云英也是神仙苗裔。樊夫人知道裴航举止不凡,是可造就的仙材,于是通过赠诗,暗示了修仙路径,但裴航开初不明樊夫人赠诗的奥旨。一次偶然机会,裴航与仆人骑马路过蓝桥驿,因口渴下马讨水喝,茅屋里走出一个老妇人,喊话说:“云英拿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这话使裴航回忆起樊夫人赠诗中关于“云英”的句子。不久一个叫云英的小女子以玉手捧出瓷瓯。云英的美丽使裴航产生了娶亲的念头,求之于老妇,老妇声称,有神仙送给一刀圭的灵丹,需用玉杵臼捣百日方能服用,她要求裴航弄来玉杵臼之后再娶亲,裴航经过多方寻找,终于购得玉杵臼一具,并按老妇吩咐捣药百日,此后出现种种神奇现象。裴航遂与云英成亲,入玉峰洞修炼,夫妇俱得道升仙。这个故事亦为道教所吸取。而戏剧《蓝桥驿》即依裴航升仙故事而敷衍之,所以其正名里才有故事主人公“裴航”、“云翘”、“云英”的名字,其简目《蓝桥驿》则取之于这些“仙真”、“仙苗”相会的地点。像《蓝桥驿》这种剧目在古代戏剧目录学著作中著录不少。依此为线索,深入发掘,必能发现更多与道教思想有关或表现道教神仙活动的作品。 与上述相类似的作品在中国各地的许多剧种中都曾上演。不论是京剧、评剧、昆曲、川剧、秦腔还是梨园戏、歌仔戏、闽剧、莆仙戏等传统剧目中都可以找到不少与道教相关的作品。例如秦腔,根据杨志烈、杨忠、高非、仲居善编写的《秦腔剧目初考》,可知仙道题材之类的作品尚有:《哪吒闹海》、《姜子牙卖面》、《夜梦飞熊》、《姜子牙二上昆仑山》、《朱仙阵》、《万仙阵》、《函谷关》、《天台山》、《困仙阵》、《庄子三探妻》、《圯桥授书》、《苏武遇仙》、《长生禄》、《祭东风》、《天仙峪》、《收玉兔》、《游月宫》、《蓝关雪》、《韩祖成仙》、《何仙姑成圣》、《二仙盘道歌》、《钟馗送妹》、《秦地八仙庆寿》、《洞宾戏牡丹》、《迎仙桥》等近四十种。他如《曲海目》、《曲海总目提要》等目录学专书以及元明以来各种戏剧丛书或选刊之著录与刊载也相当多。此类仙道题材或受道教思想影响之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改编以至创新,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因而,从目前尚保存的剧目或作品中,我们大体上可见中国戏剧与道教关系之一斑。 三、研究道教与戏剧关系的意义及原则方法 中国的戏剧与道教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可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似乎视而不见,因而研究者甚少。固然,这有种种原因,但对两者相关研究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恐怕是较为直接的原因。故而,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其相关研究的意义略作论述。 1闭馐巧羁倘鲜兜澜痰乃枷肽诤、正确评估其价值的需要 不可否认,对道教思想内涵的认识,主要应依据于道教本身经籍的研讨以及对道教具体的方术科仪活动的观照。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在多年来已做了不少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学者们通过大量的道教经典的分析和历史考察,对道教的基本教义、思想宗旨、法术仪式之认识逐步加深。国内外汉学研究界经过不懈努力,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专著。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不过,也必须看到,对道教的研究,不能局限于道教本身,而应从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上加以认真深入的探讨。戏剧作为我国文化传统中重要的艺术品类,也是这种文化联系的环节之一,因而是不能忽略的。道教的思想表达,有抽象的理论方式,也有形象的艺术形式,以戏剧来抒发修道情感,反映道教活动,这正是道教思想表达的独特艺术形式。与那种抽象的理论逻辑推演不同,以戏剧表现道教的思想乃具有特殊的艺术感染力,易于流传,能够在广大民众中造成影响,在客观上推动道教的传播。道教通过文人们创作的戏剧作品对民众发生影响,固然有厌世悲观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积极的意义。因为道教继承了先秦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融合了神仙家的修炼方术,为社会的治理、人生的康泰指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同时道教也不是墨守成规的,它有深沉的变革意识,每当社会黑暗、民不聊生,道教的领袖人物往往以敏锐的洞察力向民众暗示“天道将改”的趋势。如太平道所领导的“黄巾起义”正是如此。再说,道教从“升仙”的立场出发,提倡“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劝人为善,这对社会的安定、社会良好道德感的培养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些内容在传统戏剧作品中得到了形象的表达和发挥。所以,研究道教与戏剧的关系,必能对道教的思想宗旨、社会影响等内容有更准确、深刻的认识。 2闭馐侨面把握戏剧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人物性格特征的需要 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其主题思想;没有主题思想,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灵魂。戏剧作品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它必须通过人物的动作体系、思想冲突、情节推进等一系列要素的组合而获得展示。 不言而喻,作品主题思想是在作品文本创作完毕后而获得根本实现的。然而,戏剧作家正如其他艺术家一样,在创作一开始必然就受到某种思想观念的支配。由于近两千年道教文化逐步发展完善,它渗透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很多领域,甚至积淀成为一种精神结晶品,在深层次上作为民族心理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存在,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的戏剧作家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受到道教思想影响,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思想影响带进作品之中,尤其是宋元以来道教兴盛发展阶段更是如此。不必说那些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就是那些描写才子佳人婚恋生活、侠客武士游方故事、公案故事之类作品往往也掺杂许多道教思想内容。例如《四喜记》本是一出婚恋之作,其字里行间充满男欢女爱之情,但在情节推进过程中,作者又不时地把一些道教的仙话故事、历史掌故纳于其间,成为其抒情的言语符号,就连《洞房佳配》里也有这样的唱词:“今宵,一似俏云英,会合玉京瑶岛。”胡文焕编:《群音类选》,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7页。这里所提到的“云英”即前面介绍过的那位与裴航结为夫妇一同修道的仙女;而“玉京”乃是道教的洞天仙境之一,道经谓之为“清微天”,为元始天尊居处的最高境界。陶弘景《水仙赋》有云:“通九玄于金阙,谒三素于玉清。”此中之“玉清”正与《四喜记》所述相合。还有“瑶岛”乃是指“瑶池”仙岛,为西王母女仙圣宴请众仙之处。像这类词汇在中国古代戏剧中使用颇多。词汇是表情达意的基础,也是主题思想得以展开的语言要素。要深刻领会作品的主题思想就必须弄清词汇的基本用意;同理,要把握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戏剧作品也必须搞清楚其中所使用的各种道教词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刻理解戏剧作品的主题思想。 另一方面,戏剧作品的主题思想又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表现的。戏剧作品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物性格的刻画。由于特殊文化背景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戏曲人物往往也渗入了道家或道教思想的性格因子,有的作品甚至就是以刻画道教神仙人物为主。戏剧作家通过道白、念唱来表现此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道白、念唱里也有很浓的“道味”。试看《双忠记》中神仙点化张巡的一段【步虚娇】唱词:“满地香风松花老,石径穿瑶草。长生药一瓢,虎守柴关(紫阙),鹤窥丹灶。日月杖头挑,自觉乾坤小。”同上,第406页。这首唱词由仙人居处的幽雅环境之描绘入手,进而推出“长生药”的中心意象,通过“虎”与“鹤”的辅助意象,揭示了仙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理想。从这种唱词里不难看出戏剧人物性格特征所蕴涵的道教义素。因此,我们只有结合道教的思想体系的研讨才能很好地理解此类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真正抓住戏剧的思想脉络、艺术特色。 3闭馐墙杓古人艺术创作经验,推动新时期戏剧创作的需要 任何一种研究工作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道教与戏剧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我们的研究正是为了向广大艺术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从而使之创作出更加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推动现代戏剧创作的繁荣昌盛。 大家知道,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戏剧作为艺术的一大门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品类,它的发展自然不能割断历史。 历史继承,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被动继承是一种不加选择不经审视的继承;而主动继承则有明确的目的和明确的方向性。 要达到主动继承,就必须研究历史;要达到对传统戏剧创作经验的主动继承,就必须研究戏剧发展的历史。这其中就包括戏剧内道教思想成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审美情趣的研究。 翻检一下具体的戏剧作品,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特征:凡是浪漫色彩比较浓厚的戏剧作品往往都与道教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戏剧作家们或者采撷道教的神仙故事,或者运用道教的非理性思维,从而使戏剧作品的情节超越于一般的时空模式。试看《青莲记》写唐明皇游月宫的一段唱词:“【新水令】海天飞起一轮秋,广寒宫乾坤永久。清究浮玉宇,暝色散琼楼。万古悠悠,王蟾蜍长厮守。【步步娇】深宫叶落秋槐后,正是明月团候。腾身碧落游,徐步银桥,天门径叩。我辈总凡流,敢辞俯伏频稽首。”胡文焕编:《群音类选》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0页。在此,作品通过唐明皇之口描绘了月宫的奇特景观。他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是海上的一轮秋月,继而思绪翻涌,联想到传说中的月宫建构。那些用洁白无瑕的美玉建造起来的楼台亭阁浮现在云端里。煞时,他腾云驾雾,飞向了月宫,尽情地游览观光。作品发挥了历史上关于道士罗公远带领明皇游月宫的故事情节,天上人间连成一片,充分体现了道教富于幻想的情趣追求。此类故事框架对于今人的戏剧创作而言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可借鉴的具体内容或形式是很多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发掘、整理。这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借鉴,就必须好好研究道教与戏曲的关系;为了使这种相关研究有效地开展起来,就必须有正确的思路方法。 首先,应本着客观求实精神,详细占有资料,把一切判断建立在扎实的可靠的资料上,这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现在某些人的研究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他们往往不去翻阅大量的文献,只凭少量的资料便作空洞的逻辑推演,建造所谓大框架大理论,但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笔者以为这种浮华的做法并非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 一个科学研究者应该是严谨的。在进行道教与戏曲相关研究时必然也应是如此。这就需要有吃苦精神,脚踏实地进行艰苦的探索。不但要查阅大量的前人留下的戏剧作品,而且要翻检卷帙浩瀚的道教经籍,从而探索彼此的联系。在这种探索过程中还需要有一种超越的勇气。这就是说在事实面前不但不能固步自封,而且也不能被所谓“权威”的说法捆住手脚。因为“权威”的说法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论,唯有事实才是试金石。所以,“超越”便意味着:既要纠正自己原有的与事实不符的观点看法,又要对前人提出的一系列“权威”性理论进行科学的审视。 其次,应把道教与戏剧之关系放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加以考察,这是进行相关研究的主要原则。 正如世界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其他宗教一样,道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精神结晶,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了中华民族关于“生命”的思考,这种思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故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蕴涵;而我国的戏剧作品同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这种文化氛围造成了彼此的联系。所以,这种相关研究只有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氛围,才能揭示出本来的特征。 总而言之,我们进行道教与戏剧的相关研究必须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发掘结合起来,把历史考察与“心史”探索结合起来,把审美意义与伦理分析结合起来,把本原认识与现实评估结合起来,通过具体对应点的探寻,显示彼此联系的深层底蕴。 [
作者: 刘东主编;林纾,左宗棠著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
简介:《近代名人文库精萃:林纾、左宗棠》讲述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源一皿流长,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之魂。《近代名人文库精萃:林纾、左宗棠》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简介: 莎士比亚是中国读者和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虽然这位世界著名的戏剧大师的名字已在19世纪中叶中国出版的书刊上出现,但是他的作品直到本世纪初才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1903年,英国作家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第一次被译成中文,某中十个故事的文言译文被编成一个集子,题名为《解外奇谈》;次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纾翻译的同一本故事集的全译本,定名为《吟边燕语》。而直到1921年,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剧本(《哈姆雷特》)才被田汉完整地译成中文。至今,他的全部剧作已为中国读者的所熟悉,每一个剧目起码有两个以上的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engagement:a cultural study on late Qing fiction translations
作者: 胡翠娥著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简介:结论 一、对晚清小说翻译进行文化研究的意义 二、晚清小说翻译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述略 三、研究方法、任务和内容简介 第一章 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准备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 第二节 译以致用 第二章 翻译的基础:世界公理、普遍人性和普遍文心 第一节 世界公理 一、“天下”·“瀛环”·“世界” 二、西方·西学·世界公理 三、新的小说价值体系 第二节 普遍人性 一、华夷之辨和人禽之辨 二、世界公性情 第三节 普遍文心 一、古文义法 二、林纾的普遍文心 第三章 翻译策略和翻译准则 第一节 翻译途径 一、译自西洋的直接翻译 二、经由日本的转译 第二节 翻译方法 一、“信达雅”的提出和失落 二、译意不译词的翻译方法 三、“直译之弊”和忠实的翻译 第三节 翻译的文本操控 一、沿袭古典小说程式的翻译诗学范式 二、语言文体 三、文学形象的中国化 四、文化参与:翻译兼批评 第四节 翻译形式 一、主体形式 二、完成形式 第四章 翻译评论 第一节 艺术审美 一、译笔雅驯 二、情节离奇和非奇不传 第二节 道德评判 一、纲常名教 二、有益世道人心:对神怪小说的批判 第五章 晚清翻译小说与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 第一节 晚清翻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一、现代小说的萌芽 二、对五四作家文学倾向和文学道路选择的影响 第二节 晚清翻译小说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一、晚清反传统思想和现代精神的萌芽 二、晚清翻译小说和现代性 余论 参考书目 后记
作者: 刘炎生著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简介: 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文学思想的较量,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派别作家的对立,以及政治斗争的波及等原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文学论争。其次数之 多,程度之激烈,内容之丰富,实为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所罕见。 频繁而又复杂的文学论争,总的来说起到了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作用。文学论争,说到底,是不同的文学观和创作的竞争。通过竞争,正确的进步的文学观和创作得到承认和发展,落 后的错误的文学观和创作则受到抑制和排斥。即是说,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反复比较和斗争中不断有所拓展。但是,由于某些论争者的认识水平所限和态度的偏激,或政治因素的介入,有些正 确的或可以存在的文学观和创作,曾被误解甚至经受了猛烈的批判,产生了负面影响。可以认为,回顾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的历史,是有丰富的内容和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的。因而,文学论争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有必要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可是,直至目前为止,尚未有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的学术著作。至于历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文学论争的评述更是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一是篇幅太少。有些《中国 现代文学史》长达六七十万字,但评述文学论争的文字仅有两三万字。这样少的篇幅,势必难以将文学论争作出较全面而深入的评述。二是评述的文学论争太少。所评述的只是众人皆知的几桩 事情。譬如评述中国现代文学前10年的文学论争时,只论及新文学家与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以及对“整理国故”的批判。三是对好些文学论争的评论缺乏科学性,沿用着以往的左”的观点,而且回避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论争,对“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只作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对其他进步作家之间的论争更是只字不提。四是对文学论争产生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缺乏应有的评论,只作鉴定式的结论,或者不加涉及。这样,便使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论争缺乏系统的和正确的了解。 有鉴于此,我便决意撰写这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此书采取纵横结合的写法。所谓“纵”,即按照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的若干阶段,将各阶段的文学论争顺序加以评述;所谓”, 即对各个文学论争作出较为完整的评述。而所评述的文学论争,则包括文学主张、文学思潮、文学派别、创作规律和作家作品等诸多方面,以便较系统而又具体地展现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历史的面貌。同时,对各个文学论争的评述,都从原始材料出发,把论争双方的材料摆出来加以比较,评述其是非,不作空论和主观臆测。此外,将各个文学论争置于特定时代环境和时代潮流的背景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评述,冲破以往错评的藩篱,力求做到持论较为客观、公正,较少片面性。 总之,此书力求达到史学性、科学性和具体性的较好结合,再现历史,扩大视野,更新认识,总结经验教训,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和今后的文学发展提供借鉴,作出微薄的贡 献。
作者: 林薇著
出版社: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简介:《清代小说论稿》是林薇近年来晚清小说的重要成果,全书收论文二十四篇。本书开头两篇《〈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三侠五义〉版本源充流略》和最后的《〈黄绣球〉的作者是谁》、《林纾自撰的武侠小说〈技击馀闻〉最早版本辩证》两篇,都是具有缜密科学性的考据文章。余下的二十篇论文,除专门论及四大谴责小说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之外,皆为评述自《红楼梦》、《镜花缘》之后到辛亥革命时期各类罕为人所知见或较少为人评述的小说,给我国小说史填充了一块不小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从文学本身来评价这些小说的美学特征,而且还通过历史的、文化的视角来揭示当时作家的思想意识和作品所蕴涵的各色社会人物的心态变化。这就比一般就人论人或就书论书的“作家作品论”深入得多,也细腻得多。尤其是对《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研索和分析,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应该说确实是当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作者既发掘出刘鹗所具有的蔑弃天理、护持人欲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更认为他的假借外资以求得实业救国的主张是一种超前的进步意识,这要比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更进一步,因而才被人视为“汉奸”,充军到新疆抑郁而死。作者论《孽海花》中所包涵的“三重意蕴”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最能抉出曾朴艺术匠心的石破天惊之论。
作者: 杨联芬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期处在五四重重遮蔽之中的晚清民初文学,但它并非全面叙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严肃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话题都不算新,然而杨联芬女士对这些“老话题”的再解读却充满了新意且极富于启发性,这与作者的学术态度、学术修养、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首先,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充分尊重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细致入微地考察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与多元异质。以第三章为例,作者不厌其烦地具体考察了林纾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为译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共时性语境中的作用;还搜集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林纾的译作对几代文学青年,诸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吉力人、钱锺书等人,所产生的历时性影响。对于文学史重复论述的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论争,作者也不忘做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这样的结论。据此,作者不仅恢复了林纾被“历史主义”叙述扭曲的原生态形象,而且俨然将林纾放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上,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据此深入地接触并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性情境,摒绝了此类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理论与材料脱离的恶劣现象。其次,这本专著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了杨联芬女士宽广而精警的学术视野,及其对纵横错综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这在最后一章的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作者将曾朴的《孽海花》从鲁迅定位的“谴责小说”中提升出来,与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三部曲放在一起比较论证,将它们统称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并与法国文学中“从莫里哀到雨果、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精确的比较。作者认为曾、李二人小说的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们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展现了一种由日常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这种见解很有价值,现代性文学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与表现,作者以她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将这种现代性内涵落到了文学叙事的实处,这也正是其高出同类研究的地方。此外,该书特别值得称赞之处还有作者卓越、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富有灵气的文字表述。可以第六章具体论述为例,比如,“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情的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充满了拜伦式的热烈情怀,也散发着雪莱式的忧伤。”作者的诗人文笔并非感性的无余流露,而是与一个学者的知性和理性相伴相随,这样描述作者的文字风格也许更为恰切。
作者: 唐利群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年9月
简介:本套丛书包括晚明至民国的国学文化名人:徐渭、章太炎、袁枚、辜鸿铭、郑板桥、刘文典、李贽、李叔同、黄侃、林纾。尽管时代有所差距,但人物个人相近,徐渭的佯癫真狂、李贽的赤子童心、郑板桥的傲骨奇才、袁枚的悠游随性、林纾的忧国忧民、辜鸿铭的中西撞击、章太炎的怪异大成、李叔同的看透红尘、黄侃的苦读乐道、刘文典的狷狂骨气,将一众文化怪杰集聚一堂,“旨在使人们从庸俗的文化认同中走出,增强一种独立的人生品格,以史为鉴,去创造别一类的生活。”下附作者:不入牢笼——徐渭 作者:张 晖 原教育部高教司民族处处长 大偏至正——章太炎 作者:黄乔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性灵人生——袁枚 作者:阎志坚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一个外人——辜鸿铭 作者:唐利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绝世风流——郑板桥 作者:初国卿 辽宁散文协会会长狂士本色——刘文典 作者:章玉政 安徽《新安晚报》首席记者告别中庸——李贽 作者:鄢烈山 南方周末报总编助理圆月天心——李叔同 作者:陈 戎 北京日报编辑部主任士气为先——黄侃 作者:叶贤恩 原湖北鄂州市政府秘书长译界之王——林纾 作者:连燕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 樽本照雄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8年07月
简介:
所谓“林纾冤案”即对林纾其人其书的错误评价。著者首先通过郑振铎、鲁迅、刘半农等许多著名作家、学者的言说,追查事实真相,对林纾当年之对五四新文学的“敌对”进行了澄清。其次,著者通过细致的版本调查,对林纾翻译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斯宾塞、塞万提斯等人作品进行了周密考察,一一考证了林纾翻译时所用的底本,证明了林纾忠实的翻译态度。以此,对林纾进行重新评价。林纾冤案的澄清,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作家的一个重要讨论。同时这个经验也告诫学术界在做评论的时候,必须有理有据,切不可人云亦云。相信此书的中文版一定会对中国的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为今后的文学研究方式提供重要的借鉴。
作者: 陈平原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本书为清华学抱,其中包括木下犀学系和“中国文学史”的形成没,“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鲁迅的文化研究,现代解诗学思想的思考理论与赘语,大学精神的另一种探寻,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林纾示琮儿书,扩展地方的视野,在考订与议论之间,历史画的双重视域等内容。
作者: 张国华主编;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是一本张元济的人物研究文集,主要介绍了发扬张元济精神、深切怀念张元济先生、张元济家世源流述略、论张元济的编辑活动等内容。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上海炮声四起,日本侵略者突然侵犯闸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心机关——商务印书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建筑物被焚烧殆尽、书籍文献付之一炬……上海沦陷后,日军更是潜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馆中30余年搜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40余万册,包括无价之善本珍籍,全部化为灰烬。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面对商务印书馆的厄运,张元济悲愤异常。商务印书馆从此要消失了吗?他默默地问着自己。不!这位一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家发出了铿锵的回答:“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和同事们坚定地走上了重振商务印书馆之路。 普及教育智民梦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在张元济心中,一直有个理想,即开通民智,教育救国。张元济认为,国家的政治全靠国民的意愿形成,而中国民众的知识水平太低,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很快达到最佳状态。国民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人都受教育。学习的内容不需太高深,只要能了解处于当今世界不可不了解的事物,这样就可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否则难免不被别人奴役,遭到灭绝。 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呢?号称四万万人,但受过教育的人估计不过40万人,而这些人也只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写点八股文章罢了,对于生存于世所必须知道的事物,却是茫然无知。张元济心里非常担忧,因此他呼吁广设学堂,改掉“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的弊端。 1902年1月,张元济在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以答问的方式详细表述了他的教育观点。在文中,他提出了两条办学宗旨:一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不要只培养英才,而是要人人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素质,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得以“民智大开”;二为“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反对教育上全盘西化。他这是针对当时办教育盲目崇尚西学而提出来的,尽管他本人比较仰慕西学,但他指出,各国教育之法,都是以本国的民情、风俗、宗教、政体为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育皆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这些中国应学习。同时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要中西结合,振兴中国。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张元济积极行动起来。当然,他所说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设立学校,开班上课,而是运用各种文化设施和教育手段对民众进行教育。他认为实现自己“智民”理想的最佳办法就是办出版事业。 革新教材育新人 1901年,张元济应创办人夏瑞芳邀请,投资商务印书馆,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久,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他开始积极编写出版新式教材。他约请我国近代科学编辑工作者杜亚泉编辑一套《文学初阶》作为启蒙学堂课本,学生读完便可转入小学,读《文学进阶》;请夏曾佑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 1904年,清朝公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每周读经12小时,中国文字4小时,实质是强调“谈经”。张元济等人对此很不满,认为“不合教育公理”,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编写一套适合国情的新课本。 在张元济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推出了一整套初等和高等小学最新教科书。1906年前,《最新国文教科书》陆续出版,共计十册,为初等小学所用。不久又出版为高等小学用的国文教科书八册。内容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书中极力宣扬我国的悠久文化和古代圣贤的言行,同时极力矫正迷信、缠足、鸦片等社会陋习,“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这正是张元济等人提倡普及教育、反对科举,欢迎西学、但反对数典忘祖的宗旨。 《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后,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内,小学生大多使用这套课本,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冰心后来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后来,商务印书馆又编了一些教科书,共计16科78册,统称为《最新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普及教育的宗旨出发,根据儿童特点,采取了由浅入深的原则,从儿童熟悉的事物讲起,满足了国人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如饥似渴的需要,非常受国人欢迎,对近代中国普及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曾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出版界巨擘,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机关,也是因为此套丛书。 传新学 整古籍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著作。为了保证质量,张元济聘请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当编辑,而作者呢,大都是一些当时的著名学者,如严复、林纾、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同时,张元济还善于培养青年,发现人才。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群中,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巴金、冰心、李大钊、朱自清、费孝通……他们为了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在中国倡导新知新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亦功不可没。 在大量介绍西学之时,张元济也在为整理、保存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在他的心中,他从未把西学和传统文化遗产对立起来,他就是要让中西文化沟通,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和光大。 “我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之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张元济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特别是在1926年退休后,更是专心埋头于影印工作。《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数十部古籍凝聚着张元济的数十年心血,其间几番磨难,几多甘苦,旁人如何理解。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还搜书藏书,当时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吸引了众多学人。可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这些文化财富,让张元济怎不痛心! 近代中国,国贫民困。一代代仁人志士探索奋斗,寻求强国之路,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文学救国……张元济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学术、文学、科技著作,为实现“智民”之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我们提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历史功绩时,我们不能忘记张元济这位出版大家、教育家。正如茅盾先生在张元济90寿辰所写的祝词中所说:“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张元济的号)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