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讲疏

作者：  王元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免费在线读】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文心雕龙》解读

作者：  袁济喜，陈建农编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文心雕龙》是国学四部中集部诗文评的代表作，对应于现代学科中的文学批评，作者为南朝齐代的刘勰。这部著作内容分为“文之枢纽”、文体论与创作论等部分，纵论天地人与文学之关系，弥伦群言，体大思精。《文心雕龙》在文体上用骈文写就，情采并茂，人文炳焕，在唐代之后不断被阐发。 　　本书采用选本的方式，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着重从国学层面对《文心雕龙》进行解读，力图通过对于这部经典的注释与阐发，展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神韵，把握文学知识，陶冶心灵人格，提升审美品味，雅化汉语情致。

《文心雕龙》精读

作者：  周兴陆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简介：　　《精读》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阶段"精读"系列课程之一，本书在作者近年来多轮讲课的讲稿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全书从《文心雕龙》五十篇中选取三十篇，分为十九个专题，联系《文心雕龙》全书和刘勰整体文学思想，乃至先秦至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史，对《文心雕龙》的重要篇章和理论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疏解和辨析，并证之以典型文本案例，可为进一步理解《文心雕龙》基本理论引路。

文心雕龙

作者：  [南朝·梁]刘勰著;孔祥丽，李金秋，何颖注译;李娜配画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简介：刘勰，字彦和，祖籍山东莒县，祖上因避战乱而南迁，世代在江苏南京居住。他的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生活在5世纪后期至6世纪的齐梁之际，他少年家贫，早孤，一生不曾婚娶。早年依赖定林寺僧祐十余年，博览经论，精通佛理，并参与整理佛经的工作。南梁以后曾任记室、参军等小官，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得萧统的厚爱。晚年皈依定林寺为僧，更名慧地，不到一年便病故。 《文心雕龙》是刘勰年届三十、历时五年而创作的文论专著，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南朝以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开辟了中国文论史的新纪元，虽历经千余载，至今仍在指导着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 《文心雕龙》全书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个部分。总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总论中，刘勰阐明文学之本源，指出文学创作应“倚雅颂”、“驭楚篇”（《辨骚》），在“通”的基础上进行“变”，即在继承、汇通圣贤之经诰的基础上创新、适变。故他标以宗经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同时又看重“铸纬辞”、“驭楚篇”。可以说，总论更多>>

文心雕龙

作者：  (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简介：《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全书共分50篇，分别论述文章写作的总原则，及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和写作要求，并对自先秦至南朝宋、齐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章学、修辞学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本书题解观点平实，注释简明，译文流畅，是《文心雕龙》的上佳读本。

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的历史嬗变

作者：  王巍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相当繁荣时期。这时人们的文学意识随着频繁的更朝换代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如建安时期表现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两晋时期突出表现了玄理哲思，同时又表现出多种艺术审美追求。元嘉之后，人们逐渐追求形式美，刘勰文学思想含蓄丰富，南朝与北朝又展示了人们不同的文学意识与审美追求。本书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阶段的文学意识及其历史嬗变过程，从而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发展脉络及其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文心雕龙 中华书局

作者：  无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10-1

简介：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章写作精义，体大思精。全书50篇，用精美的骈文写成，约成书于南朝齐末梁初。本次约请龙学家以养素堂本为底本，并吸收历代龙学家之研究整理成果，进行题解、注释和翻译。题解旨在概括提示该篇之主要内容和重要歧疑，使读者明确其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存在问题的症结；注释力求简洁准确；翻译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重在贯通前后文意。

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八辑

作者：  中国诗经学会，河北师范大学编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2010

简介：《诗经研究丛刊(第18辑)》是第十八辑《诗经研究丛刊》，书中包括了：《刘勰与钟嵘诗经观之比较》、《论“孔子删诗”公案的发生》、《“德音”考论》、《辨章析句，振本知一——杨合鸣教授的语言学成就》等内容。 《诗经研究丛刊(第18辑)》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大学写作教程

作者：  陈妙云主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　　这套教材的体例设置，借鉴了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体特征展开阐述的宝贵经验，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引自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刘勰这四句话，其实是四个步骤：首先是追溯文体的渊源，弄清文体的流变；接着是阐释文体概念，显示各种文体的意义；然后选举范文，用实例证明其类型特征；最后论证文体的体式规范，以约束众人共同遵守。刘勰开创的这个纵深阐明文体特点的方法很有启发意义。但我们出于学时有限的考虑，根据以提高写作能力为教学根本目的的需要，将文体渊源和文体流变这一层次的内容略出，着重于“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三方面的传授和体裁特定技巧的训练设计等。

文心雕龙辞典

作者：  周振甫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6

简介：　　刘勰的《文心雕龙》，约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写定。当时刘勰长期依靠定林寺沙门僧佑，他的文论著作不为人重。他要使《文心雕龙》取定于文坛巨子沈约，沈约看了，“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沈约推重这部书，当推重其中的《声律》篇。但沈约认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但刘勰论《声律》，还不属于“文之枢纽”，与沈约所论轻重不一，沈约自然不能对它作出真正估价。后来，刘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本传）。但萧统把经、子、史都认为非文，对刘勰把经、子、史都纳入文中自然无法赞赏。 到了初唐，不再受萧统以经、子、史非文的局限，刘知几在《史通·自序》里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他看到刘勰识解圆通的一面。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反对骈文。刘勰提倡骄文，不为古文家所重。到了晚唐，古文骈文之争趋向和缓，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再抒鄙怀，用伸酬谢》：“……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义。……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巇……”他看到刘勰的立本、驱宏，所见又大了。到了欧阳修发动新的古文运动，本书又不被重视。黄庭坚《山谷书牍·与王立之书》：“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此二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只赏识书中的“讥古人，大中文病”，未免所见者小。直到清朝，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文心》体大而虑周。”又在《校雠通义·宗刘》称它“自出心裁，发挥道妙”。谭献《复堂日记》称：“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立言宏旨，在于述圣宗经，所以群言就治，众妙朝宗者也。”提出“文苑之学，寡二少双”，从文学理论角度立论，这是看到《文心雕龙》的价值，是突出的。不过归结到它的“述圣宗经”，又显得不够了。本书林其锬、陈凤金伉俪在《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前言中称它“取得了‘显学’的地位，不仅在中国被广泛的重视和研究，而且已经有了朝、日、英、意、德五种文字的全译本，可称为真正走向了世界”。“文心雕龙学”已成为一门文艺理论的新学科。这就需要编一部《文心雕龙辞典》来供广大读者参考研究之用。 研究《文心雕龙》，首先要考虑版本和校勘。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哀吊》篇“降及后汉，汝阳王亡”，范注称汝阳王无考。章锡琛先生据宋本《太平御览》卷五九六引《文心雕龙》作“汝阳主”，见《后汉书·后纪》，为和帝女，名刘广。即为一例，说明校勘的重要。《四库全书总目》列《文心雕龙》有二本，一为内府藏本；一为黄叔琳注本，并指其误谬。此两本皆非国内现存的《文心雕龙》最早之本，最早之本为元至正本。今即以元至正本为底本，请林其锬、陈凤金伉俪以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及宋本《太平御览》所引《文心雕龙》作校勘，并参以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释。这样，对于版本和校勘，既有了国内最早的元至正本，又有了敦煌残卷及宋本《太平御览》引文的校本，又参照了各家校勘，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证了。 本书《难字及词句释》不同于释难字，并词句之用典也加注释。注释的特点，参酌梅庆生、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以下十二家之注释，将十二家之注释，去同存异，汇集于一编之中，省读者翻检之劳。如《总术》：“动角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范注未详。杨明照先生校注加以考证，本于《说苑·善说》篇，可以补前注之缺。又《书记》称：“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据周注，校正“赵至”为“吕安”之误，也改正了《文选》与《文心雕龙》之误，补前注之未备。此实为汇集众家之说的好处。 　　 [

现代汉语修辞学[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吴礼权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曾有一些台湾教授在—起讨论： “中华民族是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 　　族?”讨论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但是，有一点，大家还是达成了共识：这就 　　是“美食”与“美辞”，绝对是中华民族的两大绝活，举世无匹! 　　 中国人钟情于美食，世所公认；中国人讲究美辞，众所周知。 　　 早在先秦时代，孔圣人就有名言： “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周易? 　　系辞上》有云：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荀子则说： “言语之美，穆 　　穆皇皇”；汉代学者刘向更明确宣示： “说不可不善，辞不可不修”；南 　　朝文论家刘勰则说：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 　　师”。中国人之所以讲究修辞，中国人之所以擅长美辞，于此可寻得历史的 　　因由。 　　 那么，如何创造美辞?如何使自己的言说精彩动人，使自己的文章魅力 　　无边?《现代汉语修辞学》将给您以有益的启示，让您如饮醍醐，茅塞顿开 　　。 　　 《现代汉语修辞学》系教育部立项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校现代汉语系 　　列教材之一，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语言学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吴礼权博士积二 　　十年学术研究之功，厚积薄发，精思傅会，五易其稿，六年乃成的最新力作 　　。全书共四十万言，除“绪论”外，共分九章，除了全面地揭示从字句段落 　　到篇章结构的诸般修辞规律，归纳特定有效的修辞文本模式以外，还系统地 　　将最新的修辞学理论深入浅出地融会于其中。其所总结的修辞规律，可谓科 　　学全面；其所概括的修辞原则，可谓深刻精警；其对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 　　制的阐释，则属首开先河；其解析修辞文本的精义奥蕴，犹如庖丁之解牛。 　　 全书除了讲理论头头是道、论学理言之凿凿的鲜明特点外，还首次在修 　　辞学中运用现代定量统计分析的科学方法，对现代汉语各种语体、各种言语 　　风格与修辞的适应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以确凿无疑的有力数据印证了 　　其所推导出来的修辞原则，使全书更具科学化、现代化的时代气息。 　　

文心雕龙校释译评

作者：  周明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文心雕龙》是一部我国先秦至南齐时期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先秦的萌芽、两汉的发展，到魏晋时期正式开始对文学本身作逐渐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颇具卓识的单篇文论，这是刘勰作《文心雕龙》进行理论探讨得以继承的丰富的思想材料。他不仅继承前人的优秀的成果，而且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和文学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把文学理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着文学理论自觉时代的正式到来。 在本书中作者力图从宏观高度统揽全书，把刘勰提出的理论原则与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联系起来作微观的考察，把刘勰的理论批评与南朝的文学思潮、文学状况联系起来思考，阐明刘勰文学思想的原来面貌，力求能在解决《文心雕龙》研究中某些分歧的问题上，发挥一点积极的作用。文心雕龙》是一部我国先秦至南齐时期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先秦的萌芽、两汉的发展，到魏晋时期正式开始对文学本身作逐渐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颇具卓识的单篇文论，这是刘勰作《文心雕龙》进行理论探讨得以继承的丰富的思想材料。他不仅继承前人的优秀的成果，而且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和文学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把文学理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着文学理论自觉时代的正式到来。 在本书中作者力图从宏观高度统揽全书，把刘勰提出的理论原则与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联系起来作微观的考察，把刘勰的理论批评与南朝的文学思潮、文学状况联系起来思考，阐明刘勰文学思想的原来面貌，力求能在解决《文心雕龙》研究中某些分歧的问题上，发挥一点积极的作用。

对偶知识

作者：  冯兴炜著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2011

简介： 对偶是富于民族色彩的修辞格，是汉语极为重要的结构方式，又是我国独有的文体——对联的表达手段。《对偶与对联》(作者冯兴炜)系统地论述了对偶的历史、特点、分类、作用、基础、运用和训练，以及对偶同词汇、同其他辞格的关系。原名《对偶知识》，初版于1990年。此次修订，进一步充实内容，并丰富了对联方面的知识，因易为今名。《对偶与对联》末附录刘勰《文心雕龙·丽辞》(附译文)和车万育《声律启蒙》(附注释)。

文心雕龙讲疏

作者：  王元化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2

简介：本书为文学批评专著。对刘勰《文心雕龙》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提出独到的见解。

作者：  

出版社：

简介：第三节《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 在《古诗十九首》中，有些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表达了一种不十分正当的感情。然而我以为，看一首诗，切忌只看它的表面。杜甫写过《曲江二首》，那是在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肃宗刚刚回到长安时写的，诗中说，“朝田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许多人对此很不以为然，杜甫怀有“致君尧舜”和“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何以竟在朝廷百废待兴之时写出这种及时行乐的话来?然而如果你根据这两首诗就说杜甫把理想抱负都放弃了，想要及时行乐了，这是你不了解杜甫！因为人性本来就有软弱的一面，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软弱或失望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永远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那是骗人！如果你总是说这种虚伪的话，形成了骗人的习惯，那么你就堕落了。如果整个社会都染上这种虚伪和说谎的风气，那么整个社会也就都堕落了。真正伟大的诗人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软弱与失意。比如杜甫，他眼看着肃宗朝廷的腐败和唐朝国力的衰落，自己不但无可奈何而且不久也就被贬出京，他怎能不产生失望的情绪?《曲江二首》实在是表现了诗人那时心中十分复杂的感情。如果大家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两首诗，可以参考我写的《迦陵论诗丛稿》一书中的《谈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古诗十九首》中有的诗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就来看《昭明文选》中排在第二首的《青青河畔草》。我曾说过，《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首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写的是春天到来时的景色。“青青”，是草木的颜色；“郁郁”，是草木盛多的样子。这两句是感发的起兴，就如同《诗·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样，也是由大自然中的生命与人类生命间相近似之处引起共鸣，因而产生了由物及心的联想。春天，是花草树木一生中最美好的季节，当你看到这些美好的生命如此欣欣向荣，就会在内心之中也产生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之情。我可以再举另外的一个例子。唐朝的王昌龄有一首《闺怨》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中这个年轻女子本来不懂人世间的忧愁，可是当她春日登楼远望，看到路边杨柳那青青的颜色，忽然就思念起外出求官的丈夫，心里就产生了忧愁。这种忧愁，是由春意的感发而引起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也是如此，这两句写的是楼外的景色。接下来就引出了楼里的人——“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盈盈”是形容这个女子的仪态之美，而“皎皎”则是形容这个女子的光彩照人。另外你还要注意这“窗牖”两个字；楼外景色如此美好，楼上女子也是如此美好，而当他写到“当窗牖”的时候，这两种生命的美好蓦然之间就打成了一片。这就是《古诗十九首》之善用比兴——把感发一点一点的引出来，然后再一下子使它们结合。下面他说，“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不但长得美，梳妆打扮也很美。“娥娥”，也是美丽的样子；“纤纤”，是说她的手指细长而洁白。而且你看，他所用的形容词“娥娥”、“纤纤”和前两句的“盈盈”、“皎皎”，都是叠字，因此进一步增强了那种美丽的姿态。同时你要知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还不仅仅是写美丽的姿态，还有很多暗示在里边。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中，男子生命的价值就是得到别人的知赏和任用，很多人终生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包括像李太白那样不羁的天才。而女子一生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就在在于得到一个男子的赏爱，所以女子的化妆修饰都是为赏爱自己的人而做的。“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美丽，而这种做法也就暗示了她的心中有一种对感情的追求。 第五节曹丕之一 讲到魏文帝曹丕，我想请大家看一些参考的资料，首先是钟嵘《诗品》中对曹丕的批评和对曹植的批评；其次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篇》和《才略篇》中所提到的关于曹丕和曹植的话；还有就是王夫之《姜斋诗话》里对曹丕和曹植两个人的比较。 在钟嵘的《诗品》里，曹丕的诗排在中品。《诗品》卷中的第一个人是秦嘉，第二个人就是魏文帝。而他的弟弟曹植呢?却排在上品。《诗品》卷上的第一个是《古诗十九首》，第二个是李陵第三个是班婕妤，第四个就是曹植，可是你要知道，《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不知姓名的；李陵诗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班婕好的诗也有人认为不见得是她本人所作。那么，曹植就成了上品中第一个真正可信的作者。而且，《诗品》对曹植的那种赞美，以说是推崇备至。在整个《诗品》里边，得到赞美的话最多个诗人就是曹植。所以很显然，《诗品》认为曹丕不如曹植。而另外那两家的评语呢?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这两个人各有长短；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则认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 我在讲词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中国的诗歌里面，有一类是属于纯情诗人的作品，有一类是属于理性诗人的作品。在词人中，李后主的作品属于前者，晏殊的作品属于后者。那么巧得很，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的曹丕和接下来要讲的曹植，也恰好是这么两种不同的类型。曹丕比较接近理性诗人的类型，曹植比较接近纯情诗人的类型。这两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讲《诗品》、《文心雕龙》和《姜斋诗话》对曹丕的批评之前，先要对曹丕这个人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曹操做到魏王，他宫中的姬妾自然是很多的，他的儿子也不少。而曹丕和曹植乃是同母兄弟，他们的母亲是卞夫人，也就是卞皇后。后来曹丕做了皇帝，她就称为太后了。卞夫人有四个儿子，最大的一个是曹丕，下面依次是曹彰、曹植、曹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一门父子都是出名的人物，比如宋朝的“三苏”，父亲苏洵、哥哥苏轼、弟弟苏辙，父子三人都以文学著名，这可能与遗传有关，同时也与家庭教育有关。这些家庭的母亲，往往都是很了不起的。像苏东坡，他的父亲喜欢到外边去访友求学，经常不在家中。所以苏东坡小时候就跟他母亲念书，有一次就读到《后汉书》的《范滂传》。这范滂是东汉很有名的人物，因反对宦官而被杀。《范滂传》中说，当范滂被逮捕时，他对他的母亲说：“我是不怕死的，但我死之后，丢下母亲在堂不能奉养，心里觉得很不安。”他的母亲就说：“一个人怎么能够既得到令名又得到富贵寿考呢?你能够这样去死，死有何憾！”读到这里，苏东坡就问他的母亲：“将来我如果做范滂，你能够做范滂的母亲吗？”苏东坡的母亲说：“你要是真能做范滂，我当然能做范滂的母亲！”所以你看，母亲的教育，对一个人实在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曹丕的母亲卞夫人是怎样一个人呢?她本来是一个倡家女子。曹操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行为是不很检点的，他喜欢音乐，喜欢歌诗，也常常和倡家女子来往。他娶了卞夫人只是做一个姬妾，并不是他的正室夫人。可是当董卓作乱的时候，曹操起兵讨伐董卓，由于势力孤单而失败了，只好隐姓埋名逃跑，因而与家中消息隔绝，于是就有人造谣言说曹操已经死了。他手下的这些人信以为 真，就要四散离去。这时卞夫人就站出来说：“曹君虽然踪迹不明，但生死未可知。假如你们现在散去，万一有一天他回来的话，大家有什么面目和他相见呢?即使真的不幸，我们不过是一起死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大家就没有散去，而曹操果然也就回来了，而且成就了大事。所以曹操非常看重卞夫人，认为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在建安初年立卞夫人为继室，并且把别的姬妾所生的儿子也都交给她去教养。曹操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本来 是文武双全的，所以曹丕兄弟都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训练，这在曹丕自己的文章中也有记叙。曹丕的作品散失得很厉害，《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说有十卷，但到《宋史·艺文志》的记载就只有一卷了。清代严可均编了一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收集了曹丕的文章四卷。曹丕曾写过很多篇《典论》，到现在留传下来的最有名的是《论文》和《自叙》两篇。他在《自叙》中说，汉末天下大乱，那时他只有五岁，父亲就教他射箭，六岁就教他骑马，八岁时他就精通骑射了，经常跟着他的父亲到各地去征战。而且历史记载，魏文帝八岁时就能够写文章，后来又博通经史诸子百家之书。——顺便说一句，曹丕这个人确实是多才多艺，三国时代流行一种游戏叫弹棋，据说曹丕可以用手巾的角来弹，弹无不中。后来，在建安十六年，曹丕就以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建安二十二年他被立为魏太子。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而在曹操死后不久，曹丕就篡汉做了皇帝。 ……

99 Necessary debate skills

作者：  盛安之编著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2008

简介：出色的辩论才能让你更优秀我们都能成为辩论高手。学习辩论知识，掌握辩论技能，做辩论的大赢家。 在企业升迁，晋级的首选条件是具备较强的交流和沟通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机会就会渺茫。 ——哈佛大学《商业评论》 友善的言行，得体的举止，优雅的风度，这些都是走进他人心灵的通行证。 ——塞缪尔·斯迈尔斯 才能不是天生的，可以任其自然的，而是要钻研艺术。请教良师，才会成才。 ——歌德 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 ——梁实秋 我们不要因心生恐惧才谈判，但我们也绝不畏惧谈判。 ——肯尼迪 一支笔，一条舌，能抵三千笔瑟枪。 ——拿破仑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强于百万之师。 ——刘勰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

作者：  李健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感物”是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发生的概念。它描述的是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人与对象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现象。正是这自然、自由的感应导致文学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感物美学”是探讨文学艺术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之学，其着重点是文学艺术创造的发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感物美学的成熟与定型时期，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感物美学的成熟与定型：第一，“感物”的创造观念的完善。这一时期的美学家们普遍认同感物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特征，看重这一理论对文学艺术创造的意义。第二，“物”的充实与独立。无论是自然风物还是现实境遇、社会人事以及人的身体，它们都是独立的，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第三，探讨了感物的最基本的方式与类型，生成了玄览（虚静）、应感、神思等古典感物的方式和“情以物兴”（感物兴情）、“物以情观”（托物寓情）等古典感物的类型，并且深入探讨了感物的方式与“象形”（创造形象、意象、意境）的关系。第四，探讨了这些感物的方式、类型所具有的审美创造价值。第五，催生了人的自然、自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本性，将人导向自然、自由的创造之域，最终实现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超越。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大收获。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的发展也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魏晋时期，自然开始觉醒，但是，这觉醒的度在每个人的身上表现都不一样。在阮籍、嵇康的身上，自然的觉醒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倾向，这导致他们的感物美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强调自然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又摆脱不开先秦两汉时期的教化观念。从陆机开始，只是强调自然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强调人与自然风物的自然、自由的感应，而忽略了人与现实境遇、社会人事和人的身体的自然、自由的感应；刘勰的感物美学一方面肯定了自然风物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它能够与人产生自然、自由的感应，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现实境遇、社会人事乃至人的身体与人的感应，同时，他又重提儒家的“言志”与教化。只有钟嵘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教化观念，在高扬自然风物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的同时，又强调现实境遇、社会人事和人的身体与人的自然、自由的感应。至此，中国古典感物美学成熟与定型。

修辞心理学

作者：  吴礼权著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简介：中华民族有两大绝活：美食与美辞。中国人钟情于美食，世所公认；中国人讲究美辞，众所周知。早在秦时代，孔圣人就有名言：“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周易·系辞上》有云：“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荀子则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汉代学者刘更明确宣示：“说不可不善，辞不可不修”；南朝文论家刘勰则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中国人之所以讲究修辞，中国人之所以以美辞闻名于世，于此可寻得历史的因由。 那么，如何创造美辞？如何使自己的言说精彩动人，使自己的文章魅力无边？《修辞心理学》将给你以深刻的启示，让你如饮醒醐，茅塞顿开。 《修辞心理学》系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吴礼权博士精思傅会，六年乃成的最新力作，是中国学术界此一领域的开拓之作，将中国现代修辞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全书总结修辞规律科学全面，概括修辞原则深刻精警，阐释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首开先河，解析修辞文本的精义奥蕴犹如疱丁解牛。讲理论头头是道，论学理言之凿凿。更多>>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周勋初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题记 小引 第一编 先秦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诗言志”说的形成 　第二章 道家对有关文学问题的一些看法 　第三章 儒家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一、孔子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二、孟子提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些原则 　　三、荀子建立正统的文学观 　第四章 法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第二编 两汉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汉儒诗歌理论的总汇《毛诗大序》 　第二章 汉代学者对辞赋的不同看法 　第三章 扬雄发展了正统的文学观 　第四章 王充对汉代正统学风的批判 　　一、几项重要的文学主张 　　二、对后代的影响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曹丕首先写作专篇论文《典论论文》 　第二章 陆机总结创作经验的文章 《文赋》 　第三章 葛洪的文学进化观 　第四章 南朝文学理论的斗争和发展 　　一、声律论的创建和影响 　　二、裴子野和萧纲的论争 　　三、萧统主张文质并重 　第五章 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 　　一、生平和作品的概况 　　二、立论原则 　　三、文学和时代的关系 　　四、构思和修养的关系 　　五、意境和比兴的问题 　　六、内容和形式的问题 　　七、风骨和风格的问题 　　八、文体论 　　九、创作论 　　十、批评论 　　十一、馀论 　第六章 钟嵘评论五言诗的专著《诗品》 　　一、论五言诗的长处和“滋味” 　　二、五言诗创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分品的历史渊源和标准 　　四、论继承和流派的问题 第四编 隋唐五代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唐初的文学批评和杜甫的诗论 　　一、各家对南朝文风的批判 　　二、陈子昂的先导作用 　　三、杜甫的“集大成”理论 　第二章 元稹、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第三章 韩愈、柳宗元和古文运动 　第四章 司空图的风格论和诗味说 第五编 宋金元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 　　一、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者的历史作用 　　二、欧阳修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第二章 道学家抹杀文学的谬论 　第三章 苏轼对创作经验的阐述 　第四章 黄庭坚的诗论和江西诗派的形成 　第五章 南宋诗人对江西诗派的批判 　第六章 宋人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 　　一、诗话的形成和发展 　　二、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三、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 　　四、严羽的《沧浪诗话》 　第七章 元好问的优秀诗篇《论诗三十首》 　第八章 婉约派和豪放派的词论 第六编 明至清中叶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明代诗文拟古主义者的纷争 　　一、高楝的《唐诗品汇》 　　二、台阁体和茶陵诗派 　　三、前后七子拟古理论中的同异 　　四、唐宋文派的改弦更张 　第二章 李贽和公安派的创新学说 　　一、李贽的童心说 　　二、公安派的文学发展观点 　　三、竞陵派追求“别趣奇理” 　第三章 明末清初三大学者的文学见解 　第四章 叶燮探讨诗歌原理的著作《原诗》 　第五章 清初诗坛的纷争 　　一、王士稹的神韵说 　　二、格调派和性灵派的争论 　　三、肌理说和宋诗派 　第六章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和发展 　　一、方苞提倡“义法”之说 　　二、刘大槐讲求神气音节 　　三、姚鼐主张义理、考证、文章 相济 　　四、桐城派的支流与馀波 　第七章 明清文人对民间歌曲的评述 　第八章 明代戏曲理论的争论和发展 　　一、早期戏曲理论家的先导作用 　　二、吴江派和临川派的争论 　　三、王骥德发展了两派的理论 　第九章 李渔《闲情偶寄》论戏曲创作与舞台表演 　　一、李渔的为人 　　二、几项重要理论 　　三、馀论 　第十章 李贽和金人瑞的小说理论 　第十一章 浙派和常州词派的词论 第七编 清代中后期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文学见解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 　第三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理论 　　一、翻译理论 　　二、新民体 　　三、诗界革命 　　四、小说界革命 　第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思想 　第五章 王国维集资产阶级美学之大成 　　一、生平简介 　　二、《红楼梦评论》 　　三、《人间词话》 　　四、《宋元戏曲考》 小结 附录一 发见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会心——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附录二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 复旦新版后记

文心雕龙译注

作者：  王运熙，周锋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简介：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 论述。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是译注本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为底本，并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语，对错讹、夺讹的字和部分有异文的字进行了校改。每篇有题解，力求简明扼要；有注释和翻译，力求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