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讲演录

作者：  李建中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文心》是美文，龙学是显学。用骈体写成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 　　学批评史上最为伟大的理论巨著，因而《文心雕龙》的研讨和讲疏是一件 　　既有价值又有魅力的工作。本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介绍刘勰生平际 　　遇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以现代文艺学及文艺心理学的视界和方法，重新 　　解读《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及批评理论，着力揭橥刘勰独特的思维方式 　　和话语方式对于21世纪中国文论的启示和意义。 　　 本书作者于上世纪80年代师从龙学泰斗杨明照先生专攻《文心雕龙》 　　，在高校研习、讲授《文心雕龙》已有二十多年。本书既是讲课实录，亦 　　为龙学心诀。本书对《文心雕龙》的讲授，既考镜源流、辨析义理，又赏 　　析丽辞、品藻佳构；既有关于刘勰其人其书的叙事，又有关于《文心》新 　　义的妙评。刘勰喟叹阅读之快感是“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相 　　信本书的阅读也会给您带来这种欣乐。 　　

楚辞-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辑

作者：  邓启铜,诸泉 注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03-01

简介：《楚辞》的出现，唤醒了《诗经》後沉寂达300年之久的诗坛。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楚辞》是战国後期楚国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诗歌，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 屈原是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之父。屈原的《离骚》不但是《楚辞》中最杰出的作品，而且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离骚》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先河，其风格表现在壮烈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绚丽的文采上。 《离骚》的比兴手法更胜于《诗经>，其善鸟香草陪忠贞，恶禽臭物比馋佞，无不寄情以物，托物以讽。《史记》称《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结，其行廉。其称文大小而指级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楚辞》的语言形式打破了四言体的格局，吸收楚歌的形式，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结构富于变化的诗体，为以後五言诗、七言诗、辞赋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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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道教概说

作者：  李养正著

出版社：

简介：道教的内容，南朝梁刘勰《灭惑论》说是“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道教从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创立，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来的历史，苦从西汉成帝时甘忠可创太平道算起，则道教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它与儒、释鼎立，世称三教。它的形成与发展，固然受社会哲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它始终保持其独特的以神仙信仰为中心的神秘主义宗教体系，累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了也以它的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对社会生活发生广泛的影响，包括对社会哲学思想以及多种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一定影响。

诗论

作者：  朱光潜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片断： 诗与隐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以“隐”与“谜”并列；解“隐”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谜”为“回护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但是他承认“谜”为魏晋以后“隐”的化身。其实“迹”与“隐”原来是一件东西，不过古今名称不同罢了。《国语》有“秦客为庾词，范文子能对其三”，“庾词”也还是隐语。 　　在各民族中谜语的起源都很早而且很重要。古希腊英雄俄狄浦斯（Oedipus）因为猜中“早晨四只脚走，中午两中脚走，晚上三只脚走”，一个谜语，气坏了食人的怪兽，被忒拜人选为国一。《旧约·士师记》里记参孙（Samson）的妻族人猜中“肉从强者出，甜从食者出”一个谜语，就脱了围，得到奖赏。可见古代人对于谜语的重视。 　　中国谜语可以说和文字同样久远。六书中的“会意”据许慎的解释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扐，武信是也”，这就是根据谜语原则。“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就是两个字迹。许多中国字都可以望文生义，就因为在造字时它们就已有令人可以当作谜语猜测的意味。中国最古的有记载的歌谣据说是《吴越春秋》里面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就是隐射“弹丸”的谜语。《汉书·艺文志》载有《隐书十八篇》，刘向《新序》也有“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话，可见隐语自古就有专书。《左传》有“眢井”、“庚癸”两个谜语。从《史记·滑稽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看，嗜好隐语在古时是一种极普遍的风气。一个人会隐语，便可获禄取宠，东方朔便是好例。他会“射覆”，“射覆”就是猜隐语。一个国家有会隐语的臣子，在坛坫樽俎间便可取得外交胜利，范文子猜中了秦客的三个谜语，史官便把它大书特书。《三国志·薛综传》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蜀使张奉以隐语嘲吴尚书阚泽，泽不能答，吴人引以为羞。薛综看这事有失体面，就用一个隐语报复张奉说：“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勾身，虫入其腹。”此语一出，蜀使便无话可说，吴国的面子便争夺回来了。从这些故事和上文所引的希腊和犹太的两个故事看，可见刘勰所说的“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并非夸大其词了。 　　隐语在近代是一种文字游戏，在古代却是一件极严重的事。它的最早应用大概在预言谶语。诗歌在起源时是神与人互通款曲的媒介。人有所颂祷，用诗歌进呈给神；神有所感示，也用诗歌传达给人。不过人说的话要明白，神说的话要不明白，才能显得他神秘玄奥。所以符谶大半是隐语。这种隐语大半是由神凭附人体说出来，所凭依者大半是主祭者或女巫。古希腊的“德尔斐预言”和中国古代的巫祝的占卜，都是著例。 　　在原始社会中梦也被认成一种预言。各国在古代常有占梦的专官，一国君臣人民的祸福往往悬在一句梦话的枢纽上。《旧约·创世纪》载埃及国王梦见七瘦牛吞食七肥牛，七枯穗合食七生穗，召群臣来解释，都踌躇莫知所对，只有一个外来的犹太人约瑟能断定它是七荒年承继七丰年的预兆。国王听了他的话，储蓄七丰年的余粮，后来七荒年果然来了，埃及人有积谷得免于饥荒。约瑟于是大得国王的信任。《左传》里也有桑田巫占梦的故事。占梦的迷信在有文字之前，可以说是最古的最普遍的猜谜的玩艺儿。 　　……

Chinese Literary Theory: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ism

作者：  (美)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目录： 　　导言 　　第一章早期文本 　　第二章《诗大序》 　　第三章曹丕《典论论文》 　　第四章陆机《文赋》 　　第五章刘勰《文心雕龙》 　　第六章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第七章诗话 　　第八章严羽《沧浪诗话》 　　第九章通俗诗学：南宋和元 　　第十章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与《诗经》 　　第十一章叶燮《原诗》 　　

文心

作者：  夏丐尊，叶圣陶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文心》是用故事的体裁来写关于国文的全体知识。每种知识大约占了一个题目。每个题都找出一个最便于衬托的场面来，将个人和社会的大小时事穿插进去，关联地写出来。通体都把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融成了一片。写得又生动，又周到，又都深入浅出。的确是一部好书。这部好书是丐尊和圣陶两位先生特为中学生诸君运用他们多年教导中学国文的经验写成的，什么事应该说以及怎么说才好懂，都很细心地注意到，很合中学生诸君的脾胃。我想中学生得到此书，一定好像逢着什么佳节得到亲眷特为自己备办的难得的盛餐。 这里罗列的都是极新鲜的极卫生的吃食。青年诸君可以放心享用，不至于会发生食古不化等病痛。假使有一向胃口不好的也可借此开胃。 以前也曾有过用“文心”这两个字做书名的书，叫作《文心雕龙》，那是千把年前的刘勰做的，也是一部讲全体国文知识的书。也许在子渊的旧书箱里可以找得着，但是你们如果找来放在自己的书架上，枚叔看见，一定又要来一句“了不得”。我家里也藏着版本不同的好几部，从未拿给还在中学读书的两个女儿看。 世界总是一天一天的进步起来，好像你们总是一天一天的大起来，进步起来一样。即就国文的知识来说，我们做中学生的时候所受的，不是一些繁繁碎碎，像从字纸簏里倒出来的知识，就是整部的《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从陈年老书箱里搬出来，教我们读了做圣贤的。哪里有这样平易近人而又极有系统的书？即使找出几本古人写的，例如《文心雕龙》吧，也是古人说古文的。有些我们急于要晓得的，他们都还不曾想到。就像这部《文心》里面说的文法之类，那位做《文心雕龙》的刘勰就连梦里也还未曾梦见呢。

历代辞赋选评注

作者：  张强编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7

简介：　　赋有辞赋、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咏物赋、骈赋、律赋、文赋等称谓，这一排列秩序既在时间上显示出赋嬗变的流程，也标明了赋家族的种类繁多。战国后期，苟卿以“赋”命篇，其《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是最早以“赋”名篇的杰出代表。进入汉代，汉人认为最早的赋家是屈原，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历代赋家的著作时首列“屈原赋”。“屈原赋”是指楚辞，楚辞是流传在楚国的诗歌，汉人将其称之为赋，昭示着汉赋承接屈原之踵武，表明文体意义上的赋与诗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在《诗经》中，赋指铺陈，是叙述，是一种写作技巧。赋提升为文体以后，依旧保存着铺陈的内核，故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指出：“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赋在起源方面与《诗经》的关系再明白不过了。 　　

楚辞

作者：  郭竹平注释;丁乐配画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简介：　　“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战国时代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它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并以“楚辞”这一特定形式而出现，但它并不等于楚歌，刘勰说：“不有屈原，岂有《离骚》？”其次《离骚》是楚辞的代名词，同时也指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后来其他作家用这种诗体写的一些诗。另外还指把这些诗选辑而成的一部诗庥。因此，“楚辞”具有三重含义。 　　

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

作者：  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王俊衡著

出版社：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简介：本书分三编，第一编为先秦修辞思想，包括先民修辞意识的窥探、儒家的修辞思想、墨家的修辞思想、道家的修辞思想、法家的修辞思想、名辩家的修辞思想、纵横家的修辞思想、先秦典籍中的修辞思想八章内容。第二编为两汉的修辞思想，包括西汉的修辞思想、东汉的修辞思想二章内容。第三编为魏晋南北朝的修辞思想，包括魏晋的修辞思想、南北朝的修辞思想、佛经传译与名理玄学的修辞思想、刘勰《文心雕龙》的修辞思想四章内容。 <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作者：  叶舒宪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简介：自古以来，在“同”与“异”的二元对立中，价值偏倾总是在“同”的一边。看看孔子关于“攻乎异端”的激烈态度，刘勰《文心雕龙》中评价屈原作品“同乎经典”与“异乎经典”的二分法，便不难理会“异”总是负价值的。只有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洗礼后的当今时代，“异”才变负价值为正价值。与此相应的当然是“同”的同步变质：从某种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变成令人生畏和逃避的枷锁桎梏。时代的这种剧烈的变迁，只要从当年的千人一面的统一服装到今日追求个性化、奇异化的时尚中，就不难体会出大概了。围绕着德里达颠覆西方哲学传统的延异的概念，学界已经争论了几十年。 在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中，对“异”的价值翻转贡献最大的人首推德里达。他依据法文词“异”(difference)改制成的新词“延异”(differance)，已经成为解构主义的重要批判工具。根据德里达的解释，延异是一种(意义)构造原则，它提出定义不依赖于实体本身而依赖于它同其他文本的肯定或否定的参照关系。意义因时间的延展而变化。在终极意义上，意义的认同永远被拖延、耽搁、推迟下去。明确无疑的，意义的确定性是传统哲学的信条，始源于古希腊人对“逻各斯”的信念。德里达标举与之相对的“延异”的概念，实质就是要结束关于意义确定性信条的长期统治，宣告意义是不确定的或无法确定的。从传统哲学思维的立场看，这也就无异于宣告了哲学的终结。“逻各斯”兼指语词和理性，希腊哲人正是依靠这个至高范畴在认识和真理之间架起“同”的桥梁。而今的哲人却已经发现，语词可以把人从非理性引向理性，同样也可以从理性引向非理性。与其认为语言的本质通向真理，不如相信语言的本质是游戏。真理或“同”的信念，在语言游戏面前自我解构了，“异”于是乎迎来了受压抑千万年之后的首次大解放。并和“不确定性”一起构成对哲学、科学的根本性质疑。《科学的终结》一书作者约翰·霍根(JohnHorgan)写道： 20世纪科学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悖论；科学的非凡进步，既导致了我们能够认识应该认识的一切这一信念，也孕育了我们不可能确切认识任何事情的疑虑。 如果说上一次的思想启蒙是科学理性战胜宗教信仰，那么当今的这又一次再启蒙则是“异识”战胜了“共识”。简言之，就是“异”胜“同”。利奥塔在其影响深广的《后现代状态》一书中不仅开辟了专章(第13章)说明研究不确定性是后现代科学的特征，而且还在引言中针对知识的合法性在于“共识”的观点展开批评。他说：“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它的根据不在专家的同构中，而在发明家的误构中。”“毫无疑问，不论是在对上帝信仰的同构时代，还是在对科学真理的同构时代，“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都不可能得到培养。那时的人虽然也有“对差异的敏感”，但仅仅是作为“同”之对立面的习惯性排斥的敏感，即“攻乎异端”的敏感。而今，能否容忍，在何种程度上容忍“不可通约”的差异事物，已然成为后现代主义新的伦理标尺了。 德里达恐怕也不曾料到，他标举的“延异”式解读方法被当今的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借用来“还治其身”，编出一大本《雅各·德里达的女性主义阐释》，作为南希·屠阿娜主编的“重读经典”(Re—ReadingtheCanon)丛书之一种。该书的11位作者认为，她们作为解构主义者与德里达处在同一战线上；而作为女性主义者又与德里达处在相对的或差异的位置上。因为德里达的著作既不是女性主义的，也不是反女性主义的。 还有用解构主义的“延异”观去反思和批判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后殖民话语理论，批判种族主义、白人优越论的少数族裔话语，以及形形色色的以“异”为价值特色的非主流社会集团，如同性恋与女性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和生态女权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原始主义者，新人类与新新人类等等。 在率先关注“异”并以研究“异文化”为特色的人类学这门学科中，情况又如何呢? 治疗与健康的区别究竟何在?一个健康人也可以预示日后的健康，但只有病人才需要治疗。现代西方人已经意识到文明病是不能靠传统医学方式治疗的，所以他们才诉求原始的仪式，诉诸美洲印第安人的“巫医之轮”，期望在当代世俗生活的喧嚣之外倾听到来自荒远绝域的原始的“声音”。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借助于巫术思维在虚构中追求的目标，新时代运动追随者们借助于印第安仪式而得到现实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之中看到原始认同的共同价值取向，那么对于其对抗现代性、拯救文明症患者的灵魂的实际功效，也就容易领会了。 在新时代运动者眼中，现代性的病态除了物质主义与金钱崇拜之外，还表现在性别歧视与压迫、残害动物、毁坏地球等方面。因此，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同反对破坏环境的绿色运动相互认同，组合成“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流派便不是出于偶然了。新时代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的信奉者们对印第安原始文化的另一个认同理由是，印第安文化是母系的或母性中心的。他们强调像谷物母神(玉米妈妈)和易洛魁部落女性长者统治等印第安人生活的方面。在保拉·艾伦(PaulaGunnAllen)的笔下，印第安人是“美国人之中大多数的运动所要寻求的梦境的所在。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印第安人千百年来一直把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的、以精神为中心的、女性定位的世界观之基础上”。出于现实批判的需要，原始文化中一切与当代社会相对立的成分都有可能获得“重审”和“再发现”，变成某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换言之，原始性成为疗治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 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均可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 女性主义者从这面反光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的是圣洁的精神性；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的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的疗救之希望，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之和谐…… 关于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方式，葛林伯雷所提出的三重功能模式与弗莱的文化三层次说大不相同。文学不是作为文化之塔的顶层高居于生活方式和历史、制度的层次之上，而是以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在文化的意义系统中发挥自身的功能：一是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传统的作者传记型文学研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心理分析的)关注的就是这一方面。二是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社会规范的编码的表现，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文学批评对这一方面探索最多，其弊端是沦为机械的文学反映论。三是作为对这些社会规范编码的反省观照，这一方面的研究趋近于社会学研究，结果容易丧失文学艺术本身而沉陷到“历史背景”中。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就在于沟通、协调上述三种话语，防止由单一视角的偏执所造成的见木不见林式的盲视，以便在文化的整体网络中重构艺术作品，作家和读者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很显然，新历史主义所主张的这种阐释方法比弗莱关于整合文学经验的种种努力更为精细和复杂，甚至要求超出狭隘的艺术经验，通过扩大的“文学”观念去整合我们的文化经验。多利莫尔提到在文学研究中，“历史和哲学如何摆脱总把它们视为‘背景’的地位，成为评论的内容本身和前景透析的一个部分”。由此可见，“文化诗学”和原型批评虽在恢复文学的外部关系方面方向一致，但其理论重心已从文化中的文学移向了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所以当葛林伯雷比弗莱走得更远时，就反过来觉得弗莱的著作缺乏整体突破之力度了。 按照美国《新文学史》杂志主编拉尔夫·科恩的看法，文化批评有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特异之处就是批评家努力使读者自己意识到作品强加给他们的观念形态”。按照这一标准，从弗莱到新历史主义，可以看出文化批评告别形式主义时代而走向自觉的历程。 三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 与文学批评家们追求的个性化倾向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设想。他们更加倾向于把文学现象当做文化现象来看待，侧重于从传播和符号作用方面寻求理解文学特性的新思路。 波亚托斯在提交第11届人类学与民族科学国际会议的长篇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整合领域》中，对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构想和研究程序、研究范式做了全面论述。 关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波亚托斯认为应当从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部引伸而出。鉴于当今研究的人类行为越来越趋向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全面视野，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同人类学下属的各分支领域之间的不合理鸿沟也就显得引人注目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人的物质、精神产品为对象的研究者来说，原有的界域必然要被打破。在诗学和文学理论，特别是小说和其他叙述形式的理论方面，有待开掘的丰富材料和尚未受到重视的多种角度均取决于跨学科界域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学涉及多种研究人的角度和方法，人类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有责任去探索新的角度、开辟新的研究层面，这势必促使我们对文化的成员和每一文化的特质均有更深入细致的认识。根据波亚托斯的自述，他最初是通过对叙事作品中人物的非语言信息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对作者和读者之间借助于这些非语言活动而完成的转换过程的研究，而提出“文学人类学”的观念的。正是对文本中的非语言交流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作品中描述的超语言的(paralinguistic)活动和人体动作的分析，展示了文学人类学的多种研究可能性。因而可以说，非语言交流系统构成了文学人类学之基础。我们通过对此类行为的分析 可以把握到文化的模式，包括普遍的模式和人类生物学的(anthroponemic)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非语言系统往往是现实主义的要素。在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这样的小说中，充满着对19世纪人们的行为和环境的细致的描绘。在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作品中，非语言信息的作用足以使读者重构出在作者心目中甚为重要的那个感觉世界。根据非语言交流的作用方式，波亚托斯将现实主义划分成六种类型，即物理的现实主义、变形的现实主义、个人化的现实主义、心理的现实主义、相互作用的现实主义和文献式的现实主义。后者对于人类的比较文化研究或许更具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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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分五章探讨了中国的文学概念。内容主要有：人的价值与文的价值，人心与文心，人道与文道，人情与文情，人思与文思。当事情孤立地存在时，人们可以忽视它；但当相似的现象出现时，就值得我们深思了。为什么涓子作、又名，刘勰为中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专著取名为？为什么郑思肖称自己的作品为“心史”、刘熙载又说“文，心学也”？……如此多的现象将“心”与文学艺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难道是巧合吗？！我们不禁想追问：“心”与“人”在中国文化观念中有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心”与中国文学艺术重神、尚味、求韵的发展状况是否有某种联系？“心”在中国文论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

海明威：在批评中与时间同在

作者：  覃承华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

简介： 本书对海明威作品及作家本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作品研究方面，分别以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老人与海》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前者的女性、叙事模式、隐喻现象等，探讨了后者的情节结构、传记色彩、作者的知识结构、小说的哲理意蕴、主人公的心理人格、焦虑心理等方面；另外，以刘勰的“隐秀”观比照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创作原则，对海明威的作品风格进行了呈现。在作家研究方面，从海明威小说的空间性、死亡主题，海明威的焦虑情结、种族观等诸多方面着眼，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海明威；同时，本书对海明威、余华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国内二者的研究较有启示意义。

作者：  

出版社：

简介：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章写作精义，体大思精。全书50篇，3.7万余言，用精美的骈文写成，约成书于南朝齐末梁初。本次约请龙学家以养素堂本为底本，并吸收历代龙学家之研究整理成果，进行题解、注释和翻译。题解旨在概括提示该篇之主要内容和重要歧疑，使读者明确其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存在问题的症结；注释力求简洁准确；翻译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重在贯通前后文意。

文心雕龙

作者：  （南朝梁）刘勰　著，黄叔琳　注，纪昀　评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11月

简介：　　本书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自问世而至清代，本书的注释本颇为稀少，直到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刘勰之书方得一较为完备的校注本，由是黄注本流行百余年。《文心雕龙(精)》集清代黄叔琳对本书的辑注以及纪昀的评语、近代李详对黄注的补正以及*名国学大师刘咸炘对本书的阐说于一炉，并以新校本书原文为底本，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本书的独特文本。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  袁行霈主编;袁行霈，罗宗强卷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简介： 片断： 愤诗》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平、阮璃、应杨、刘极为“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 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嵘《诗品》列之 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23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 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 《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遭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机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 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 言。南登源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清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侬、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 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 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 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 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 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 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 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 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 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 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 《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 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 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 贵公子孙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 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 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揪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 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 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苍凉悲慨， 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 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 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 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 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仗气爱 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频藻、松树、 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 说：“初言频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本章复以仪凤期之， 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 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的气概。与 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

当代中国文学：悲壮辉煌的历史脚步

作者：  石兴泽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7

简介： 石兴泽，1 954年1 o月出 生于山东省茌平县一个偏僻 落后的乡村，在物质和文化 双重的贫困中成长。偶然的 机会上大学，属于工农兵学 员，因勤奋没被时代抛弃。 在《(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近2。。篇，被《(新 华文摘)》、《(北京大学学报)》、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或摘 录30余篇，出版《(老舍与20 世纪文学和文化)》等著作1 0 余部。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 果奖、刘勰文艺评论奖多 次。现为聊城大学教授，文 学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博 士生导师，中国老舍研究会 副会长。

文心雕龙注[地方志]

作者：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98[重]印)

简介：文心雕龙，梁刘勰撰，在中国现存的古黄文学中是论著作中，是时代很早而髓系最完整，的一部名著。 中国古典文学，经过周泰两汉长时期的发展，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理论上也有过许多探索。到了魏晋六朝，创作上又有新的飞跃，理论上则进入了一个自觉地总结经验的时期，自建安年代起，章篇和的成部的文学理论专着，相继纷纷出现。至齐梁王之间，刘勰的文心雕龙出来，便成为后来居上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凡十卷五十篇，可以清楚地分为四大部分，一、总论；二、文体论；三、创作论；四、鉴赏论，而以自骗子性的序志一篇作为第五十篇，总结全书。 在这个意义上，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又是后无继响的。今天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遗产，自然应该对这部著作加以认真的研究。

楚辞

作者：  李中华，邹福清注说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楚辞》在诗歌意境和表现手法上都有极大的开拓和创新，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南北传统文化复合的产物，而且又有其诗歌自身主客观多元因素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是在南国文化土壤和江湘风雨的滋润灌溉下，《楚辞》茁壮成长为鲜艳夺目、震烁今古的瑰现奇葩。故此，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是对其赞颂说：“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艳艳，难与并能”。《楚辞》影响深远，屈原的伟大人格更是鼓舞着无数的仁人志士，千百年来，他爱国爱民的思想，久而弥彰；他斗争不懈的精神，更加坚强；他优美动人的诗篇，穿越沧桑，光耀千古，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光，也是世界历史文化之光。 　　

文质彬彬

作者：  陈良运著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简介：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 美无丑矣，是谓玄同。 文饰之美固然是人工之美，但又不能刻意去追求，文饰之美掩盖甚至歪曲了审美对象的本质之 美，如此“求美”反使真、善之美尽失，这是“饰其外者伤其内，执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 蔽其质”，适得其反，“求不丑则有丑矣”。人在审美创造活动中，最好不要把美的追求看成 一个外在于人的功利目的，而要进入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境界，涤净求美遮丑的先人 之见，使自己的创造能力处于自由发挥的状态，“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顺其 自然而水到渠成。在审美心理活动中，刻意以“文”饰“质”不好，拘于“质”而为“文”也 不好，“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于形”。困于前者，“以 情灭文，则失文”；累于后者，“以文灭情，则失情”(见《诠言训》、《缪称训》)。总之， 只有在创造精神进入高度自由的境界，才能创造出看去非人工所为而具自然天成之美的杰作。 《淮南子》杂糅道、儒二家之说而又有所发展的“文质”观，有时还强拼硬凑自相矛盾； 但是，它在对“质”与“文”审美认识不断开展、不断深化的势头下，提出了一个与此密切相 关的“神制而形从”之新说，为艺术(音乐、舞蹈与绘画等)创造领域率先作出了理论的贡献， 这一点笔者将在下编《艺与道》中论之。 第二章 中国文学的奠基理论 “文质”说的提出者，就其最初的动机来说，是从个人修身而推及社会人事，由言语辞令而扩至礼、乐等服务于社会的文化事业。在政化、事迹、修身三种“文”中，修身之“文”只是为适应前二者的需要，而修身之“文”中的言语辞令之“文”，常与衣冠之“文”饰并列，并且更为注重在君臣交谈、外交典礼等场合中口头语言的如何表达。直到用文字符号将言语辞令记录到简、帛之上，才又有对书面语言的文饰要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便是对书面的言语辞令之“文”开始自觉的表现。 从口头的言语辞令之“文”到书面的言语辞令之“文”，由此而开始有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因言语辞令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表现不同的文采，于是又有了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一批文体：诗、文、辞、赋。从“《诗》三百”出现的时代至赋体文学崛起的两汉，各种文体尚无发达的创作理论，诗人文士们在创作实践中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创作原则，仍然是“文质彬彬”，个人心志如何表现，言语辞令如何调遣，都涉及到“文”、“质”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与在此以前的“文质”说不同的是，作家谈及自己创作实践中某些体悟时，理论家在对一些书面文学作品的评论时，关于“文”与“质”的审美意识更为自觉、更为强烈，不断有新的内容输入进去又发挥出来，因而又演绎、派生出一些新的文学观念。回顾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文”与“质”，应该说是属于奠基的理论。 本章将就原属哲学领域的“文质”观念，如何转移到文学领域，及其发展演化情况，略作考察。 第一节文。文章．文学 受“天文”之启迪而有“人文”，仿自然之文而有人工所饰之文，由“文”而又有“文章”观念出现。 “文章”一词，《论语》中已多处见之，孔子称尧：“焕乎，其有文章”；子贡称孔子：“夫子文章，可得而闻也”。但这些“文章”，都不是指文字组成的作品(学术文章)，而是谓其“则天”(“为天为大，惟尧则之”)之“人文”。大约出现于春秋末季的齐国官书《考工记》，其论“画绩之事”时，从色彩美的角度，谈到“文章”的来由： 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绩事后素功。青、赤、白、黑依次“相杂”便是文、章、黼、黻。“章”有多义，赤白相杂谓“章”，实与“文”同义；引申义是“文采”之显现，与“彰”同义，《中庸》中说天地之道“不见而章”(二十六章)、君子之道“暗然而Et章”，都是显现昭彰之意。由于“物相杂”才有“文”，“不成章则不达”，于是“章”又有文采组合结构而后呈现之义”，“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兼有五采显现与组合两重意思。《诗．小雅．都人士》有“出言有章”句，此“章”即言有条理之意。最早使用“文章”一词，除《论语》外，屈原《九章·橘颂》有“青黄杂糅，文章烂兮”，《苟子。非十二子》有“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前者指自然现象，后者指典章制度，还未涉及到言语辞令之文章。称书面文辞而为“文章”，直到汉代才流 行开来，刘熙《释名·释义》篇云： 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 按其来由，“文章”是作用于人的视觉，引起美感的形式概念，汉人以文字语言为“众采”，于是大凡“辞章之学”都进入了“文章”范畴。《史记·儒林传》记公孙弘语日：“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中则直称文人所作各种文字作品为“文章”，如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等等，所以诸人之文章包括史传之文、赋与议论之文(包括诏策律令)。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对汉代之文章作了高度的概括与评价：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这段话，不仅对“文章”的内容与作用有概括性表述(后来曹丕发挥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特别指出“文章”(包括赋)已成为与“诗”并立的两种文体。 以书面的言语辞令之“会集”而“如文绣然”者为“文章”，传统的“文”的观念实现了重点的转移，礼乐为“文”、衣饰之“文”等观念就逐渐淡化了。对于“文”的审美意向便重点指向言语辞令。刘勰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厂(《文心雕龙。情采》)“采”即指“书辞”的文采，就是说，文章要讲究语言的艺术性，追求语言之美。文学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理论中这一最基本的要素，已包含在“文章”这个概念之中了。 “文学”一词首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孔子以“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指的是研究“人文”之学，具体来说，主要是研究历史文献。又说：“君子博学于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在孔子心目中，有时是一种行为，但从根柢上说，是一门学问。荀子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下宝。(《荀子。大略》)在这门学问中，当然也包括“文章”之学，如何使自身“文”彰而显，荀子也谈到：“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概而言之，“文章”、“博学”，合而为最初的“文学”之概念，当时，最反对“刻镂文采”的墨子，也提及“文学”：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墨子。非命中》)将“言谈”与“文学”联系起来，从“文学”中得“义法”，这个“义法”亦指文献掌故之类的东西，与人言谈，必须有文献掌故作 为依据，要引经据典，这样就能言而有义，显示自己有学问。 到了汉代，“文学”这一概念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汉人把具有文采的“书辞”称为“文章”，“文章”便有了专指意义，其外延较尧之“文章”、夫子之“文章”大大收缩了，于是，便将“文章”从“文学”中分离出来，而将“博学”独据“文学”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