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 美无丑矣，是谓玄同。 文饰之美固然是人工之美，但又不能刻意去追求，文饰之美掩盖甚至歪曲了审美对象的本质之 美，如此“求美”反使真、善之美尽失，这是“饰其外者伤其内，执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 蔽其质”，适得其反，“求不丑则有丑矣”。人在审美创造活动中，最好不要把美的追求看成 一个外在于人的功利目的，而要进入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境界，涤净求美遮丑的先人 之见，使自己的创造能力处于自由发挥的状态，“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顺其 自然而水到渠成。在审美心理活动中，刻意以“文”饰“质”不好，拘于“质”而为“文”也 不好，“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于形”。困于前者，“以 情灭文，则失文”；累于后者，“以文灭情，则失情”(见《诠言训》、《缪称训》)。总之， 只有在创造精神进入高度自由的境界，才能创造出看去非人工所为而具自然天成之美的杰作。 《淮南子》杂糅道、儒二家之说而又有所发展的“文质”观，有时还强拼硬凑自相矛盾； 但是，它在对“质”与“文”审美认识不断开展、不断深化的势头下，提出了一个与此密切相 关的“神制而形从”之新说，为艺术(音乐、舞蹈与绘画等)创造领域率先作出了理论的贡献， 这一点笔者将在下编《艺与道》中论之。 第二章 中国文学的奠基理论 “文质”说的提出者，就其最初的动机来说，是从个人修身而推及社会人事，由言语辞令而扩至礼、乐等服务于社会的文化事业。在政化、事迹、修身三种“文”中，修身之“文”只是为适应前二者的需要，而修身之“文”中的言语辞令之“文”，常与衣冠之“文”饰并列，并且更为注重在君臣交谈、外交典礼等场合中口头语言的如何表达。直到用文字符号将言语辞令记录到简、帛之上，才又有对书面语言的文饰要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便是对书面的言语辞令之“文”开始自觉的表现。 从口头的言语辞令之“文”到书面的言语辞令之“文”，由此而开始有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因言语辞令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表现不同的文采，于是又有了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一批文体：诗、文、辞、赋。从“《诗》三百”出现的时代至赋体文学崛起的两汉，各种文体尚无发达的创作理论，诗人文士们在创作实践中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创作原则，仍然是“文质彬彬”，个人心志如何表现，言语辞令如何调遣，都涉及到“文”、“质”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与在此以前的“文质”说不同的是，作家谈及自己创作实践中某些体悟时，理论家在对一些书面文学作品的评论时，关于“文”与“质”的审美意识更为自觉、更为强烈，不断有新的内容输入进去又发挥出来，因而又演绎、派生出一些新的文学观念。回顾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文”与“质”，应该说是属于奠基的理论。 本章将就原属哲学领域的“文质”观念，如何转移到文学领域，及其发展演化情况，略作考察。 第一节文。文章．文学 受“天文”之启迪而有“人文”，仿自然之文而有人工所饰之文，由“文”而又有“文章”观念出现。 “文章”一词，《论语》中已多处见之，孔子称尧：“焕乎，其有文章”；子贡称孔子：“夫子文章，可得而闻也”。但这些“文章”，都不是指文字组成的作品(学术文章)，而是谓其“则天”(“为天为大，惟尧则之”)之“人文”。大约出现于春秋末季的齐国官书《考工记》，其论“画绩之事”时，从色彩美的角度，谈到“文章”的来由： 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绩事后素功。青、赤、白、黑依次“相杂”便是文、章、黼、黻。“章”有多义，赤白相杂谓“章”，实与“文”同义；引申义是“文采”之显现，与“彰”同义，《中庸》中说天地之道“不见而章”(二十六章)、君子之道“暗然而Et章”，都是显现昭彰之意。由于“物相杂”才有“文”，“不成章则不达”，于是“章”又有文采组合结构而后呈现之义”，“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兼有五采显现与组合两重意思。《诗．小雅．都人士》有“出言有章”句，此“章”即言有条理之意。最早使用“文章”一词，除《论语》外，屈原《九章·橘颂》有“青黄杂糅，文章烂兮”，《苟子。非十二子》有“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前者指自然现象，后者指典章制度，还未涉及到言语辞令之文章。称书面文辞而为“文章”，直到汉代才流 行开来，刘熙《释名·释义》篇云： 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 按其来由，“文章”是作用于人的视觉，引起美感的形式概念，汉人以文字语言为“众采”，于是大凡“辞章之学”都进入了“文章”范畴。《史记·儒林传》记公孙弘语日：“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中则直称文人所作各种文字作品为“文章”，如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等等，所以诸人之文章包括史传之文、赋与议论之文(包括诏策律令)。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对汉代之文章作了高度的概括与评价：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这段话，不仅对“文章”的内容与作用有概括性表述(后来曹丕发挥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特别指出“文章”(包括赋)已成为与“诗”并立的两种文体。 以书面的言语辞令之“会集”而“如文绣然”者为“文章”，传统的“文”的观念实现了重点的转移，礼乐为“文”、衣饰之“文”等观念就逐渐淡化了。对于“文”的审美意向便重点指向言语辞令。刘勰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厂(《文心雕龙。情采》)“采”即指“书辞”的文采，就是说，文章要讲究语言的艺术性，追求语言之美。文学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理论中这一最基本的要素，已包含在“文章”这个概念之中了。 “文学”一词首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孔子以“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指的是研究“人文”之学，具体来说，主要是研究历史文献。又说：“君子博学于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在孔子心目中，有时是一种行为，但从根柢上说，是一门学问。荀子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下宝。(《荀子。大略》)在这门学问中，当然也包括“文章”之学，如何使自身“文”彰而显，荀子也谈到：“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概而言之，“文章”、“博学”，合而为最初的“文学”之概念，当时，最反对“刻镂文采”的墨子，也提及“文学”：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墨子。非命中》)将“言谈”与“文学”联系起来，从“文学”中得“义法”，这个“义法”亦指文献掌故之类的东西，与人言谈，必须有文献掌故作 为依据，要引经据典，这样就能言而有义，显示自己有学问。 到了汉代，“文学”这一概念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汉人把具有文采的“书辞”称为“文章”，“文章”便有了专指意义，其外延较尧之“文章”、夫子之“文章”大大收缩了，于是，便将“文章”从“文学”中分离出来，而将“博学”独据“文学”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