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ing skinner’s box:great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  (美)劳伦·斯莱特(Lauren Slater)著;郑雅芳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内容简介]　　《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解决了你“想学习心理学知识，但是对大部头的教材望而生畏；想了解心理学实验，但是数据、符号和公式让你退避三舍”的问题。它让你在轻松阅读中不仅了解心理学知识、洞穿20世纪心理学发展的轨迹，而且可以揭露人类行为背后的心理秘密。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受到无数读者追捧，在当当和卓越上引起热议。更有心理学老师将它推荐为心理学专业学生必读参考书　　[图书卖点]　　1. “十个心理学实验，犹如十部好莱坞大片”　　2. 没有冷冰冰的数据、符号和公式，用小说般的行文普及心理学知识、历史及人类行为背后的心理秘密满足您学习心理学的“口舌之欲”　　3. 最受欢迎的心理学通俗读物重装上阵，卓越、当当热评如潮　　[编辑推荐]　　本书放弃了冷冰冰的数据和图表，剥去了“理论”的外衣，可以说这是我们精心为您烹制的美味点心。为了满足您的“口舌之欲”，我们从封面到版式，从内容到文字都是精心策划。您在享受阅读本书的乐趣时，一定会不自觉地惊呼心理学实验真是妙不可言，并忍不住将书中的知识加以验证。　　[读者赞誉]　　这些实验在作者的笔下犹如好莱坞惊悚片，它让你身临实验情境，直面人类心灵的幽暗和光亮。　　@卓越读者yz1　　有人说作者是个高明的骗子，有人说她的书让人大开眼界，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她，我只知道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亚马逊读者esteson　　强烈推荐这本书，很少见这样写实验的，虽然只有十个实验，但读后受益匪浅。另外，本书的排版、封面设计都值得推荐，总体来说，很不错哦！　　@卓越读者yunlilan　　[推荐序]　　瑕不掩瑜　　心理学教授 胡志伟　　撰写这篇推荐序时，我的心情颇为复杂。既有遇见老友时的那种欣喜，也有对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的欣羡，更有诸多的感慨。根据我从网络上查到的资料显示，劳伦?斯莱特不但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硕士，更是波士顿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然而，斯莱特走了一条和其他具有类似学术背景的人截然不同的道路，她成为一位专业作家。斯莱特也在大学教书，但她所教的科目是“创造性的非小说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 writing)，而非教育学或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所受过的心理学教育对她的事业完全没有影响。从斯莱特出版过的六本书来看，心理学的训练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她在写作上的选材，同时也让她的作品得到许多奖项。　　这本书介绍了10个20世纪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而过去十余年间，我在台大心理系讲授“普通心理学”课程，我深知这些研究都是教材必定要介绍的内容。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斯莱特的写作风格。首先，她会找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研究或议题为写作题材；其次，她会为这个题材换一个“外衣”，将原先生硬的科学术语剥去，换以流畅的文字叙述；最后，为了加深文章的可读性，她会在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一些个人经验，包括自己和该心理学实验的实验者、被试或其他科学家之间的互动经历。这样个人化的写作风格的确会将一些原本艰涩难懂、难以亲近的心理学研究变得浅显可亲。然而，在羡慕斯莱特的写作能力，欣赏她能够将科学研究写得像小说般引人入胜时，我也注意到这样的写作方式也为她招致了诸多批评。　　根据我在网上搜寻的结果，对斯莱特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文字上的疏漏。例如，她在书中误记了某教授任教的学校，误述了教廷的封圣纪录，误记了一些历史事实。比较严重的错误是本书第1章，有关德博拉?斯金纳(斯金纳博士的女儿)的纪录。看到斯莱特在书中的描述，一般读者很容易将德博拉的童年经验视为“创伤”，将斯金纳博士视为一位疯狂的科学家，愿意把自己女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无法预知结果的实验。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根据德博拉的自述，斯金纳博士是一位负责的、温暖的父亲，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历史或症状。而斯金纳博士设计的婴儿箱更是受到了妻子的赞赏，因为这个箱子不但为小德博拉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也因为这个箱子的设计，减轻了她的清洗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斯莱特没有向德博拉本人做过求证工作。　　二、错误记录或过度推论访谈对象的话。这是斯莱特最为人诟病的错误。例如，在本书第3章里，她写到：　　斯皮策停顿片刻，又问：“你说罗森汉怎么了?”我说：“不怎么好，他妻子得癌症去世了，女儿死于车祸。他中风了好几次，医生诊断不出原因，现在全身瘫痪。”斯皮策似乎不为所动，也未表示遗憾。可见精神医学界有多痛恨罗森汉的研究，即使过了40年，余恨仍未消失。他说：“这就是进行那种实验的下场。”　　但是斯皮策写信向本书的出版商提出抗议，他否认说过上述的话，并表示绝对不会说出如此幸灾乐祸的话。斯莱特回信给斯皮策，承认了这项错误，并承诺会在新版书中做出恰当的更正。　　三、书中可能叙述了一些她“没有做过”的研究。例如，在本书第3章里，她说自己曾做过一个类似罗森汉所做的研究，也就是伪装成精神病人，向多家医院精神科或急诊室求助。根据书中的叙述，类似罗森汉的研究结果，精神科的医生无法查知斯莱特是假装的病人，并开给斯莱特25种抗精神病药物及60种抗抑郁药物。但是，当一群以斯皮策为首的精神科医生写信给本书出版商，要求斯莱特公布所做研究的详情时，她却无法提供这些信息。　　看过本书及针对它的相关批评后，我产生了无限感慨。首先，我有着一种“饿汉听人批评鸡肉烧得不够入味”的感慨。诚然，这本书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对于一本像小说一样的“创造性非小说”而言，这些实在是微小的“问题”。和众多灵修、命理、育儿、青少年问题和自我成长的书相比，这本“有些错误”的书就显得和学术性的教科书一样了。我还记得在十余年前，当我在倪匡的科幻小说中读到他以古典制约的机制来描述生理现象时，兴奋得当场决定要在普通心理学的课堂上引述这段文字。十几年转瞬过去，我们在华人世界里还看不到一位类似斯莱特的作者，能够这样将心理学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给一般读者。　　对于一位心理学家而言，看了这本书后，我们自然会想到两个问题：心理学研究的伦理规范与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 (即能否解释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无疑，书中描述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心理学研究，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有许多研究都有“伦理”上的问题。例如，本书第2章谈到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威权研究，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研究。一些参与这个研究的被试不但因为研究的安排让他们在实验室中出现极大的情绪波动，有些人甚至回家后，也会从梦中惊醒。这样的研究已经不能再在欧美的心理学界进行了，因为他们已经制订了严格的心理学从业人员的伦理规范，且严格执行着这些规范。让我感慨的是，我无法针对我们的学界做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虽然台湾的心理学界在经过多年的讨论后，终于通过并颁布了我们的“心理学专业人员伦理准则”，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份准则形同虚设，对台湾的心理学者没有任何约束力。单从这点来看，台湾心理学界的成熟之路还很遥远。　　心理学研究有着极高的实用性；事实上，许多心理学研究是因为现实世界发生的问题而应运而生的。例如，本书第2章、第3章、第4章与第8章，描述的实验都是研究者受现实世界所发生的问题的启发，而开始研究。这些实验不仅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为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向。例如，受到罗森汉研究的影响，学界组成研究小组促成了新的精神病诊疗技术，其研究结果产生了目前使用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反观我们的社会，绝对不乏需要心理学者介入的研究，不乏需要他们提出解决方案的社会现象(例如，越来越分化的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族群问题、父母携带子女一起自杀的独特现象、新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等)，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心理学者，都在这些问题上缺席了。造成我们缺席的原因很多(如，繁重的教学任务、极端功利与短视的教授职称制度、心理学的规模太小、心理学者人数太少等)，但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卸下对这个社会应负的责任。　　写推荐序的好处是，出版社对推荐者没有太多的写作格式要求；所以本文的结构有些松散，提到了许多个人的感慨。然而，写序还是有“要求”的，那就是，推荐者应该提出该书的可推荐之处。总括来说，我认为这是一本选材精采、引人入胜的好书。内容虽然有些小问题，但是瑕不掩瑜，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前言]　　14岁那年，我第一次进行心理学实验。我们在缅因州有间老旧的度假小屋，石灰墙面斑驳剥落，凹陷之处有浣熊栖息。有一天，我从中抓出一只小浣熊，我叫它“阿梅莉亚”。它嘴角还沾着奶水，双眼紧闭，不停啼哭，拼命挥动四肢。几天后，原本紧闭的双眼微微睁开。　　心理学家洛伦兹(konrad lorenz)养的鸭子睁开眼最先看到他，进而追随模仿他的行为举止，这被称为“印刻效应”(imprint)。所以我让阿梅莉亚一睁开眼就看到我，视线所及，别无他人。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还在我脚边打转。要是害怕，它就会攀住我的小腿不放。它跟着我找书店、去学校、逛街、睡觉，模仿我的举动。理论上是我让阿梅莉亚产生了印刻现象，但到后来，反而我的生活习性越来越像它了。和阿梅莉亚在一起时，我会伸手到池塘里抓鱼，我开始喜欢在夜里出没，欣赏潮湿草地上晶莹的露珠，而黑眼圈也越来越明显了。　　最后我在笔记中写道：“母亲也受印刻效应的影响。”我不禁要问：这种互依共生的模式中，到底谁影响谁?某种生物若与他种生物长期亲密相处，先天习性是否会日趋退化，完全仿效他种生物的行为反应?世界上真有狼群养大的孩子、会写字的黑猩猩吗?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我对心理学的兴趣，且持续至今。随着年岁增长，我更感兴趣的是用来探究这些问题的方法。一开始让我着迷的是阿梅莉亚(被试)，后来却进一步想了解心理学实验的设计架构：提出假设，设计实验步骤，详尽的质性描述，屏息凝神或百般无聊地等待结果。不论人为或巧合，心理学实验都少不了这些要素。　　追溯本书的写作动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浣熊宝宝阿梅莉亚，但还有许多因素也同样重要。我一直觉得心理学实验很有意思，因为最理想的心理学实验就是去芜存菁后的生活，这是浓缩的人生经验。就像化学实验借助种种仪器，逐一分析出某种化合物的成分一样，心理学实验让我们在特定情境中，清楚看到喜爱、恐惧、顺从、怯懦等心理作用。我们常因为生活的急促忙乱，而忽略行为反应的其他面向。伟大的心理学实验则凸显出这些面向，让我们能更清楚地检视、了解自我。　　就读心理研究所期间，我有机会观察各种动物和人，进行实验。我看过中风病人，右脸麻痹，没有表情；失明的病人却能读出信件内容，令人百思不解。我观察等电梯的人，多数人明知猛按按钮，电梯也不会快点到，却还是猛按个不停。我想知道，这些人为何还要按个不停?这种“电梯行为”反映怎样的人类思维?我当然也看过经典心理学实验的相关文献资料，它们多半出自学术期刊，并且伴随许多量化资料与统计图表。我总觉得若能对实验内容多加着墨，必能呈现更多深刻独到的观点。遗憾的是，现有的文献资料不是平铺直叙，就是单调乏味。多数报告不外乎如此，都未能掌握心理学实验的精髓。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原因。探讨心理学实验不能只重视结果，更应深入了解其内涵。我在写作本书时，一直以此要求自己。　　人生毕竟不是由资料重点、手段工具、理论模式所构成。生活是一连串的故事，先要吸收理解，再加以重组改写。讲述故事的方式向来最能让人感同身受。本书谈到的心理学实验，都改以故事方式呈现，希望帮助读者掌握个中要义。　　心理学实验主题类型繁多，若无长篇累牍，不可能全数囊括。本书限于篇幅，仅挑选10项心理学实验，加以探讨。这些实验直接触及若干与人类切身相关的议题：“我们是谁?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何不同?我们真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吗?何谓道德?何谓自由?” 今日环境已大不相同，这些实验与21世纪的我们还有何关联?现代神经心理学家可以直接观察老鼠的神经反应与连结，从生理层面了解其特定行为模式，斯金纳(b.f.skinner)的行为理论还能带来什么启示?当年罗森汉(david rosenhan)假扮精神病人，探讨精神疾病的诊断过程。在今天看来，这个实验宛如一出异想天开的黑色喜剧。时至今日，我们理当发展出更客观完备的标准用于诊断这些“疾病”。那么若再进行一次罗森汉的实验，结果会有不同吗?即使欠缺充分明确的病原学或病理学基础，我们是否仍能界定异常和正常?心理学有两项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是客观的统计归纳，二是主观的演绎诠释，这些方法算得上是科学吗?所谓科学，从某些方面看，不也是研究者的主观诠释?　　早在19世纪末，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wilhelm wundt)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实验室配备了各式各样的科学仪器，目的是以实证定量的方式研究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自此诞生。然而种种实验显示，心理学这门学科先天不良，只有虚幻空泛的形体与松散连结的四肢。这个怪物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不断成长，时至今日，已经长成什么样子了?本书虽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书中这些实验，而对上述问题有一番深刻体会。　　综观本书，读者可以发现，心理学研究日益偏重生物层面，这俨然是大势所趋。我们已经了解了神经元的内部机制，也知道基因如何通过影响蛋白质的组成，从而决定生理特征与思维能力。我们不仅能解释思想形成的过程与机制，也知道思想如何引发行为。　　但人为何有思想?为何受特定思想左右?为何会记住或遗忘?这些记忆有何意义?对人生有何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换言之，我们可以用生理学观点界定记忆的本质，但这些本质最终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带有何种意义，仍由个体所主导决定。　　对我来说，描述这些实验等于是科学与艺术的写作练习。我不仅得知实验结果，也借此了解这些研究者的人格特质及因人而异的研究动机，以及实验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才获得最终结果。我也看到这些资料在当时激起的反响，对后代的启发以及是否获得了应有的重视与应用。总之，本书让我得以回顾过去，思索未来。21世纪的心理学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心中已略有概念。巴甫洛夫摇着铃，外科医师继续深入探究复杂的脑部。　　现在，请翻到下一页!　　[简要目录]　　第1章｜打开斯金纳箱　　斯金纳与新行为主义　　第2章｜电醒人心　　米尔格拉姆与服从权威　　第3章｜“砰、砰、砰”就是疯子　　罗森汉的精神病诊断实验　　第4章｜珍诺维斯之死　　达利与拉丹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第5章｜撒谎有理　　费斯汀格与认知不协调理论　　第6章｜以爱为名　　哈洛与亲子依恋关系　　第7章｜吸毒不要紧　　亚历山大的颠覆性成瘾实验　　第8章｜你编造了记忆　　洛夫特斯的虚假记忆观点　　第9章｜想忘忘不掉　　坎德尔的海蜗牛实验　　第10章｜切割大脑　　莫尼斯与20世纪最前卫的心理治疗　　后记　　盖棺定论还太早

人类心理发展简史

作者：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著;陆丽青，刘瑶译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简介：在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下，本书作者冯特力图从心理学角度考察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描述民族心理的发展简史，揭示民族心理的发展规律。为此，作者以心理发展水平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时代、图腾时代、英雄和诸神时代以及人性发展时代。并以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资料为材料，以心理学原理为工具，对人类文化各要素的发展历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阐述，特别是对民族宗教的起源、发展、本质以及宗教和其他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独特的分析和回答。

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

作者：  (德)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著;叶浩生，贾林祥译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心理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科学的心理学只是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的，冯特是它的创始人。在，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这部著作中，冯特集生理物理学大成，在生物进论的影响下，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科学心理学的对象、方法、内容与体系等问题，认为： 第一，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意识，它是一种过程，可以区分为观念、感情和意志，现代心理学称之为知、情、意。 第二，科学心理研究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它把传统的内省法变成实验内省法，然后在心理物理学的基础上，应用心理物理法对感觉进行测量，因为感觉是一切物理现象的基础。 第三，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意识的概念、感觉心理物理理论、视知觉理论、感情和意志及其与观念的关系、比较心理学等问题。 第四，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体系包括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大组成部分：前者研究个体的感知觉和记忆等简单的心理过程；后者研究群体的思维、想像等复杂的心理过程，它同人类文化有紧密联系，因而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更多>>

心理学的科学革命方案

作者：  黄光国著

出版社：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

简介：　　針對近代心理學之父馮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未能以科學方法妥善處理的文化議題，本書提出〈自我的曼陀羅模型〉，分析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者在建構理論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難，特別強調：西方科學哲學由「實證主義」轉向成為「後實證主義」之後，在「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人性論」各方面所產生的鉅大翻轉，主張本土心理學的目的是要建構既能反應人類普遍心智，又能說明特定文化中人們心態的理論，並以作者對儒家文化傳統的分析為例，說明如何對西方個人主義的心理學進行科學革命。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Book Description     The World Literature series reproduces the greatest books the world over with only the highest production standards. History, philosophy, psychology, political theory, fiction, and ancient texts are now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t an extremely affordable price.          This text presents Freud's theory that man is unable to tolerate too much reality, and that dreams are the contrab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east within man which are smuggled into awareness during sleep. The analysis of dreams is the key to unlocking the vital secrets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Synopsis:     This groundbreaking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s the first to be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xt published in November 1899. It restores Freud's original argument, unmodified by revisions he made following the book's critical reception. Reading the first edition reveals Freud's original emphasis on the use of words in dreams and on the difficulty of deciphering them and Joyce Crick captures with far greater immediacy and accuracy than previous translations by Strachey's Freud's emphasis and terminology. An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by Ritchie Robertson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Freud's argument and relates it to his early work. Close annotation explains Freud's many autobiographical,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llusions and makes this the first edition to present Freud's early work in its full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mazon.com     Whether we love or hate Sigmund Freud, we all have to admit that he revolutioniz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ourselves. Much of this revolution can be trac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turn-of-the-century tour de force that outlined his theory of unconscious forces in the context of dream analysis. Introducing the id, the superego, and their problem child, the ego, Freud advanced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d immeasurably by exposing motivations normally invisible to our consciousness. While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his own biases and neuroses influenced his observations, the details are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paradigm shift as a whole. After Freud, our interior lives became richer and vastly more mysterious.          These mysteries clearly bothered him--he went to great (often absurd) lengths to explain dream imagery in terms of childhood sexual trauma, a component of his theory jettisoned mid-century, though now popular among recovered-memory therapists. His dispassionate analyses of his own dreams are excellent studies for cognitive scientists wishing to learn how to sacrifice their vanities for the cause of learning. Freud said of the work contain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sight such as this falls to one's lot but once in a lifetime." One would have to feel quite fortunate to shake the world even once.     --Rob Lightner          From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March 23, 2000)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Freu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aw the publication of a new translation by Joyce Crick and a "neurophilosophical" treatise on the subject by Owen Flanagan,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nd neurobiology at Duke University. Taken together, they beg to be read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ideas about dreams.          How far Freud has fallen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ranslation, written by Ritchie Robertson. No, Robertson acknowledges, Freud's theory of dreaming is not scientific; it is not falsifiable, it is embarrassingly sexual and sexist, it undervalues imagery and emotions, and it overvalues verbal repartee. Indeed, Robertson admit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mind can proceed with little reference to Freud." Still, he insists, Freud has "helped us to understand the psyche as deep, complex, and mysterious." Is his theory only of historical interest?          Freud's own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of the time suggests that he has not contributed as much as we might think. The content of dreams was already seen by pre-Freudians as determined by previous experiences and as arising in what Ludwig Strumpell referred to as "almost memory-less isolation" from those experiences. Dreams were already seen as bizarre and chaotic, driven, as Freud described the theories of Wilhelm Wundt, by "internal... excitations of the sensory organs." The views of this pre-Freudian scientific community were remarkably similar to those held by neurobiologists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tists today.          What, then, did Freud add to the study of dreams? Beautiful literature, but mostly bad theory and methodology. Dreams serve to discharge pent-up energy associated with unsatisfied infantile wishes. Dream construction follows a tortured path, with the condensation of many ideas into one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ir "energies" to unrelated images, all to keep the forbidden wishes from reaching consciousness. Freud's interpretations are stunning: a woman's dream about going to Italy (gen Italien -- to Italy) reflects a hidden wish concerning genitals (Genitalien). Why? Because it is obvious. One is reminded of Plato's "proof" in the Republic that the philosopher-king leads a life that is 729 times more pleasant than that of a tyrant.          All in all, Freud's theory of dreams can probably best be described as 50 percent right and 100 percent wrong. Many of his observations about dreams (not their interpretation) are insightful. If viewed as a historical work, perhaps metaphorical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an be enjoyable and thought-provoking. But those looking for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dreaming had best look elsewhere. Even those seeking to use dream interpretation as a clinical tool deserve a more useful model, one more consonant with modern scientific theory. A hundred years after Freud, we seem to be back where he started.          In Dreaming Souls, Flanagan seeks to answer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bout dreaming in the light of what we know about neurobiology. Still, when he talks about dreaming, he is referring specifically to the conscious experience of dreaming, with or without subsequent recall on waking, and not to the underlying physiology of the dreaming state. Although this minimal and somewhat naive attention to physiology is disappointing, it does not make his book uninteresting. Consciousness, he proposes, evolved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permit the selective allocation of limited brain resources to just one of many competing sensory inputs -- what we call "attention." What, one might ask, does consciousness offer that the underlying neurophysiology could not handle equally well? Perhaps, Flanagan seems to suggest, consciousness just happened to appear before a "mindless" physiologic alternative did, and it worked well enough. Maybe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s represent just one of many solutions that could have evolved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Perhaps (and it is a terrifying thought) consciousness could just as easily not have evolved.          What about dreaming? This, Flanagan argues, is merely an unintended side effect of waking consciousness; evolution forgot to turn the conscious mind off at night, resulting in dreams that "neither help nor hinder fitness." For Flanagan, the neurobiologic processes underlying consciousness in both waking and sleeping states are of only passing interest and may be, in the end, unimportant. He clearly feels that cognitive processing during sleep serves no evolutionary value, a position that flies in the face of most recent research (for example, on sleep and consolidation of memory). What, then, is sleep for? Flanagan seems to fall back on an old suggestion of Allan Hobson's, that sleep merely serves to allow stockpiles of neurotransmitters in the brain to be replenished. Such an explanation woefully underestimates both the cost and the value of sleep.          Still, Flanagan provides a fascinating view of drea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odern philosopher. He presents an elegant explication of how dreams, constructed through a chaotic process without intent on the part of the dreamer, can not only still have meaning, but also be self-revealing and useful as well. Even if the experience of dreaming (as opposed to its underlying physiology) arose without evolutionary selection, he argue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dreams are meaningless or that dreaming is useless. Much of what we are was never selected for -- the abilities to solve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to write sonnets and soliloquies were not selected by evolutionary pressures. What we are and what we have evolved to be are not the same. Destiny is not biology, and dreams are not just noise produced by the sleeping brain. Flanagan's provocative commentary would make quick and enjoyable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thoughtful study of dreaming and may yet provide the basis for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what dreams mean and how they can be used: the goal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But the big scientific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What is the role of sleep i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How do we integrate these physiologic processes with the phenomenology of dreaming? The time is ripe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What might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look like? Over the past 10 to 15 years, cognitive neuroscience has proved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physically distinct memory systems, including working-memory, episodic-memory, and semantic-memory systems. As a consequence, the old idea of consolidating short-term memories into long-term memories has expanded to include concepts of transferring memories from one system to another and then integrating them into complex associative networks.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se activities may depend on sleep and might even be the main function of sleep.          Processes of memory transfer and integration occur both intentionally (through the frontal cortex) and automatically (through "self-organizing" bottom-up processes). These processes are more complex and more time-consuming than simpler forms of memory consolidation, and they appear to use the same brain regions required for sensory processing. Taken together, they beg for a state in which sensory input is blocked and conscious control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rocessing is turned off. Although such a state would be optimal for the automatic reactivation and reprocessing of ensembles of preexisting memories, it would leave the organism dissociated from its environment and unable to interact with it safely. By adding immobility to these other conditions, sleep makes this state of "off-line" memory reprocessing both safe and effective; herein lies the evolutionary pressure for sleep.          This, perhaps, is the beginning of a theory worth consideration by neurobiologists, cognitive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alike, and the questions it raises are both important and exciting. How would the reliable changes in chemical neuromodulation that are dependent on the stage of sleep, sensory-input gating, generation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waves, and regional brain activation facilitate off-line memory reprocessing? Which component parts of such a memory-reprocessing system would each sleep stage support? For example, during rapid-eye-movement (REM) sleep, distant and unpredictable cortical associations, but not episodic memories, appear to be preferentially activated, leading to the bizarre, symbolic, and hyperemotional narratives found in classic dreams. In contrast, during non-REM sleep, mentation is generally more linear and thoughtlike. How and why would the brain modulate memory-reprocessing systems in these ways? And, finally, what function, if any, might our conscious awareness of this reprocessing -- what we call dreaming -- serve? I hope tha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not too far away.     Reviewed by Robert Stickgold, Ph.D.          From AudioFile     Freud's most famous and polemic book presents a challenge to narrator Robert Whitfield, who interprets the heavy rhetoric with dispatch and precision, while relating the fascinating dreams with expressive interest and skill. The German text is translated into unstilted English, but the remaining French allows Whitfield to exploit his bilingual ability. Modern medicines have made psychoanalysis less popular than in its heyday, but the impact of Freudian theory on our civilization can never be ignored. For the curious and the serious, Whitfield aptly augments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classic book just as a guide aids the tour of an old church. J.A.H.          From Library Journal     This volume of essays (part of a new series) reflects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sociolog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Several are works of historic importance by major thinkers, including Wittgenstein and Erikson. Others are more recent works informed by modern thinkers, most notably Lacan. Though of limited appeal to the lay reader in its assumption of a working knowledge of Freud's dream work and its failure to link the essays, the book will interest scholar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humanities concerned with psychoanalysis. Several essays, particularly Meredith Skura's concerning the literary use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are outstanding commentaries on Freud's landmark work.     Paul Hymowitz, Psychiatry Dept., Cornell Medical Ctr., New York          About Author     Sigmund Freud was born in 1856 at Freiburg in Moravia and died in London in 1939. He embarked on medical studies in Vienna, working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Institute for Cerebral Anatomy.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compelled him to postpone his prime interest, pure research, and he became a clinical neurologist. In 1884 he was introduced by Dr. Josef Breuer, a Viennese physician, to the "cathartic" method of treatment of hysteria, which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what later became psychoanalysis. Studies in Hysteria was the result of Freud's and Breuer's collaboration in this area. Freud then went on alone to work at "psychoanalysis," examining the structure, nature, and diseases of the mind. As a result of hi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rt, mythology, and religion, he found fur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revolutionary theories he had discovered in therapeutic practi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00. Freud wrote of it in 1931: "It contains, even according to my present-day judgment,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the discoveries it has been my good fortune to make. Insight such as this falls to one's lot but once in a lifetime."          Book Dimension :     length: (cm)19.8 width:(cm)12.6

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

作者：  Wilhelm Wundt.

出版社：

简介：　　1．《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Vol.1, Vol.2作 者：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分类号：B84/J27 　　2． 《生理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作 者：冯特（W.Wundt）分类号：B845/W965 　　3． 《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作 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分类号：B84-065/F889 　　4． 《儿童智慧的起源（The Origin of Intelligence in the Child）》作 者：皮亚杰（Jean Piaget）分类号：B844.1/P579 　　5． 《科学与人类行为（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作 者：斯金纳（B.F.Skinner）分类号：B84-063/S628 　　6．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作 者：荣格（C.G.Jung）分类号：B84-065/J95 　　7． 《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作 者：马斯洛 （A.H.Maslow）分类号：B84-067/M394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作者：  田学红主编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简介：“实验心理学”一词，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在《感官知觉理论贡献》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他用“实验心理学”表示自己的新的心理学区别于以往哲学家们的思辨心理学，其含义是要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是科学的心理学。在心理学的发展早期，心理学界把实验心理学等同于科学心理学，在心理学努力追求成为科学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过程中，心理学家一直高举实验的大旗，认为心理学应当是实验的，只要实验的，才是科学的

作者：  

出版社：

简介：Summary: Publisher Summary 1 This fascinating study of art gallery interiors examines the changing ideals and practices of galle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from the 18th to the late 20th century. It offer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displays that have been created—the colors of the background walls, lighting, furnishings, the height and density of the art works on show—and it traces the different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fluences that lay behind their development.  Charlotte Klonk shows that scientists like Hermann von Helmholtz and Wilhelm Wundt advanced theories of perception tha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justifying new modes of exhibiting. Equally important for the changing modes of exhibition in art galleries was what Michael Baxandall has called “the period eye,” a way of seeing informed by the impact of new fashions in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by department store and shop window displays. The history of museum interiors, she argues, should be appreciated as a revealing chapter in the broader history of experience.    

作者：  

出版社：

简介：Psychology as a normative science a cultural or folk psychology, in the original formulation of Wilhelm Wundt has generally lost out to the causal model, concerned with performance capacity, pushed by most traditional schools. Harr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 UK) and Moghaddam (psychology, U. of Pennsylvania, US) champion this relatively neglected "second psychology" that places emphasis o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action 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in their presentation of these 18 papers. The papers describe recent theoretical work of normative psychology and address the self and other individuals, the self and social groups, and the self and contexts. Annotation 漏2004 Book News, Inc., Portland, OR (booknews.com)

Lectures on human and animal psychology

作者：  (德)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原著;李维，沈烈敏译

出版社：昭明出版社,2001

简介：

德鲁克与他的论敌们：马斯洛、戴明、彼得斯

作者：  罗珉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在德鲁克管理学形成过程中，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发生了论战，包括——德鲁克多年的好朋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和人本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德鲁克在纽约大学工作时的同事，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Dr. William Edwards Deming)；美国管理学家、管理咨询师与企业家导师汤姆·彼得斯(Tom J. Peters)。

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的论战为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题材资源，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思想，提供了新内容与新案例，强化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架构。这些论战涉及对人性、效率、管理模式、管理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管理学核心命题的理解、表现与诠释。

本书作者作为德鲁克的学生和资深的德鲁克研究者，以一流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称道。作者力图向读者呈现德鲁克与诸多管理大师管理思想的精义所在，勾画出这些管理理论与思想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加深人们对组织及其管理问题的理解，帮助读者打开管理大师们认识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和人生的新视阈，使现代管理理论获得了现代性的人文情怀和审美意识。

目录

导言 1

序言 2

目录 5

*章 马斯洛与德鲁克——“论敌”始于朋友 6

*节 马斯洛小传 6

第二节 友谊的小船 14

第三节 人性之辩 19

第四节 “德尔马实验”：管理的心理实验 25

第五节 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奠基 29

第六节 马斯洛与德鲁克的人性之争 32

第七节 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 40

第二章 戴明与德鲁克——“目标导向”还是“过程导向” 47

*节 戴明小传 47

第二节 日本人的导师 51

一、*位导师：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 51

二、第二位导师：质量管理专家约瑟夫·莫西·朱兰 52

三、第三位导师：质量管理专家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 55

四、第四位导师：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 58

第三节 德鲁克管理体系的实践 62

第四节 戴明体系震惊世界 70

第五节 杰克·韦尔奇对戴明体系说不 77

第六节 争论：绩效考核的存与废 82

第三章 彼得斯与德鲁克——效能与效率 89

*节 彼得斯小传 89

第二节 彼得斯学术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 95

第三节 效能与效率：严谨厚重与奔放时尚的对决 107

一、科层制与泰罗制的存与废 108

二、管理的目标是追求效能与效率 112

三、对泰罗主义的修正是管理学研究的主题 117

第四节 德鲁克与彼得斯：后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 120

一、现代管理学范式的三重奏 121

二、在现代主义中萌生的后现代精神 126

三、管理学的后现代精神 132

四、结束语 134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主要发起者和理论家、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奠基人、心理学第三势力(Third Force Psychology)的领导人。

马斯洛1908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Brooklyn)的一个犹太家庭。马斯洛的父母是从沙皇俄国的基辅城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大。马斯洛的父亲塞缪尔•马斯洛(Samuel Maslow)酗酒，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苛刻。马斯洛的童年生活痛苦，从未得到过母亲的关爱。马斯洛的母亲罗斯•马斯洛(Ross Maslow)极度迷信，性格极为冷漠，待人残酷、脾气暴躁，经常为一些小小的过失就冲着孩子们说：“上帝将严峻惩罚你！”马斯洛小时候曾带两只小猫回家，被母亲当面活活打死，给少年的马斯洛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马斯洛母亲去世时，马斯洛拒绝参加葬礼，可见其母子关系之恶劣。

马斯洛虽然出生在犹太家庭，但家里没有什么要恪守的犹太人宗教礼节，正是这种从幼年的心灵折磨到科学探求的发展中，年轻的马斯洛逐渐对宗教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对无神论的尊重。马斯洛童年时体验了许多的孤独和痛苦，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没有快乐童年的人，*终却在研究健康人格上成就卓越。用马斯洛自己的话说，“我常常感到惊异，我的理想主义倾向，我对伦理的关注，我对人道主义、善良、爱、友谊和所有其他美好事物的强调是从哪里来的？我确知它们并不是母爱的直接结果。但是，我的生活哲学，创立理论的整个取向，以及所有的研究，却都可以从憎恶和反感她所喜欢的每件事情中找到根源。”

作为犹太人，马斯洛一家住在一个非犹太人的街区，上学后又是学校少有的几个犹太人之一，这一切使马斯洛从小就是一个害羞、敏感并且神经质的孩子，为了寻求安慰，他把书籍当成避难所。青少年时期，马斯洛曾因体弱貌丑（鼻子太大）而极度自卑，借锻炼身体冀求得到补偿。后来当他回忆童年时，马斯洛说道：“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上学后的马斯洛，由于天赋极高（马斯洛是智商高达195的天才），他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其状况后来才有所改变。马斯洛从五岁起就是一个读书迷，他经常到街区图书馆浏览书籍。马斯洛的早年经历不仅影响了少年时期的马斯洛，还使成年甚至成名后的马斯洛仍然害怕当众发言，以至于每一次演说之前他都会经历极为强烈的焦虑。

当马斯洛在十年制学校低年级学习美国历史时，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和美国政治家、思想家、第16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就成了他心中的英雄。几十年以后，当马斯洛开始发展自我实现理论时，这些人则成了他所研究的自我实现者的基本范例。

马斯洛的父母未受过教育，但他们坚持让马斯洛学习法律。1926年，马斯洛进入纽约市立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CCNY)攻读法学专业。起初，他只是为满足父母的愿望专修法律，但仅仅两个星期，他就断定自己的兴趣并非在法律上，感觉自己不适合当律师，因而广泛地选择了各种喜欢的学科。由于对于学习法律没有兴趣，三个学期之后，马斯洛转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W-Madison)攻读心理学。他的心理学导论课的教师是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构造心理学派和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学生——构造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雷福德·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 1867-1927)。但他很快厌倦了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元素分析和铁钦纳的枯燥乏味，不久又返回纽约市立学院。1928年，马斯洛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的表妹，也是高中同学贝莎(Bertha Goodman)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马斯洛宣称，他真正的生命是从结婚和转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时开始的，那年马斯洛20岁，贝莎19岁。

婚后，马斯洛和贝莎迁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他的学业，这也是他真正进入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时，马斯洛发现了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并为之欣喜若狂，不久即师从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之一克拉克·赫尔(Clark L.Hull,1884-1952)研究动物学习行为。然而，随着马斯洛日益研读格式塔心理学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心理学(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他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热情渐渐减退。当年轻的马斯洛夫妇有了自己的家庭后，马斯洛又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他写道：“我们的*个婴孩改变了我的心理学生涯，她使我从前为之如痴如醉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我对这种学说再也无法忍受。它不是能成立的。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的身上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如果适当地运用它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像幻想中的天堂一样美好。”

马斯洛于1930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次年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威斯康星大学，他选修了美国灵长目动物研究的主导研究者，以研究罗猴(Rhesus monkey)和依恋行为知名的比较心理学家哈利·哈洛(Harry F. Harlow,1905-1981)的研究实习课，并成了哈洛的研究助手，后来又成了他的*个博士生。期间，另一位著名格式塔(德语：Gestalt theorie)心理学家马克斯·魏特海默(Max Wetheimer,1880-1943)也曾任马斯洛的老师。至此，他渐渐对猿猴(ape)行为产生了兴趣，并自信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对猿猴的支配权和性行为的研究中，马斯洛闯入了一个几乎完全未知的领域。1932年2月至1933年5月，马斯洛每天花费数小时，在不惊扰动物的情况下，对不同种类的35个灵长目动物进行观察，并做详细的笔记，完成了题为《支配驱动力在类人猿灵长目动物社会行为中的决定作用》的博士论文，用来证明不仅在猿猴，在其他哺乳动物及鸟类的社会行为和组织中，支配驱动力都是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他注意到支配似乎源自一种“内在的自信心”或“优越感”，而不是通过肉体攻击取得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正在构思一个建立在支配驱动力之上的初步理论，用来解释高级动物中的许多社会行为。在哈利·哈洛的指导下，马斯洛于193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马斯洛的博士论文非常出色，他给美国心理学家、动物心理学开创者、心理学联结主义的建立者和教育心理学创始人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桑代克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给马斯洛提供了一份博士后奖学金，并邀请马斯洛在其所在的教育研究学院协助自己进行新的课题研究。1935年，马斯洛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桑代克学习心理研究(Thorndike’s Learning Psychology)工作助理。

1937年，马斯洛应聘担任了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心理学副教授。马斯洛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期间，正是德国纳粹迫害学术思想的时期，很多欧洲著名心理学家避难美国，他因而得以结识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魏特海默，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ohler,1887-1967)和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以及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奥地利裔美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和德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等。这些人的思想对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念产生了影响。在布鲁克林学院期间，马斯洛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马斯洛敞开门户，努力向每个学者学习。这一时期，多个学科、不同学派的撞击，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见解交锋，为马斯洛日后心理学观点的形成起到了积淀作用。

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的1938年，是马斯洛人生中*关键的一年，马斯洛的心理学新观点在这一年产生。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对黑脚印第安人的考察；另一方面是马斯洛*个孩子安的出生。这年夏天，在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鼓励下，马斯洛前往加拿大艾伯塔省(Alberta)对黑脚印第安人(Blackfoot)的保留地进行实地考察，进行人类学研究。马斯洛声称，在那里发现了和社会几乎相同的一组人格。马斯洛认为，典型的黑脚印第安人的人格特征是真诚、友善，而没有不安全感、怀疑感、妒忌、忌恨、敌意及焦虑，却很少表现出恐惧感。有一个例子，他们知道会被一匹发狂的马抛下来，所以除非非骑不可，一般不会去骑它。这并不是他害怕被抛下来，而是认为如果没有必要，他并不想被抛下来。他们直率地去做正确的事，而并不注意礼节。几乎没有对权利的追求，人们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显示了很高的或充分的自尊。

通过这次考察，马斯洛不但摆脱了种族偏见，而且深深感受到了印第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合作、和睦、同甘共苦的精神。马斯洛发现黑脚印第安人具备的人格特征，在他所在的白人社会是同样存在的，这促使他开始思索人性中“基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动机理论的萌芽由此形成。而家庭中女儿安(Ann)的诞生，给他提供了一个具体观察人类动机的范例。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家伙从小就能强烈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对安的观察，马斯洛开始怀疑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是环境塑造的产物，通过进行一定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就可以培养出想象中的人物，而新生儿与生俱来的一些需求是行为主义无法解释的。许多常见的问题用当时的经典理论解释不通，马斯洛决定要探索出一种新的方法。

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期间，马斯洛开展了对人的动机的研究，1943年在美国《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著名论文《人类动机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马斯洛对人的动机持整体的看法，他的动机理论被称为“需求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这实际上是一个分析人类动机的框架，并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概念。可以说，“需求层次论”的提出奠定了马斯洛一生的成就。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动机的发展和需求的满足有密切的关系，需求的层次有高低的不同，低层次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向上依次是安全的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受人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实现是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动机，它的特征是对某一事业的忘我献身，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具有超越自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健全社会的职能在于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求位于需求金字塔的塔尖，是让马斯洛追随者*着迷的状态。

什么是自我实现？谁完成了自我实现？马斯洛列了一个清单点明他认为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托马斯·杰弗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姆斯·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德国著名哲学家、音乐家、神学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教育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和12名研究时还健在的普通人。他进一步描述了有哪些因素能激励处于这一层次的人。马斯洛声称，这些人追求真理而不弄虚作假；追求独特而不是单调平庸；追求圆满而不愿有所缺憾；追求简洁，力戒不必要的复杂纷乱；追求乐在其中，而不是忧愁、严肃和苦役；追求自力更生，而不是附属依赖。马斯洛相信，生物进化所赋予人的本性基本上是好的。越是成熟的人越富有创作的能力，邪恶和神经症是环境造成的。

1945年中期，马斯洛预备对研讨自我实现投入更多的精力。自从3年前这一概念初步构成以来，他对此做了很多考虑，并记了大量笔记。在笔记本的*个条目上，他写道：“在杂事烦扰多年的当前，如今我决定对于优秀人物(Good human being)进行深化研讨，要做到尽可能的严谨和正规，虽然一切都相当困难，并且存在相当多的成绩。我要对难以克服的困难保持清醒的认识，然后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

到1946年年初，马斯洛揭示了自我实现者似乎共有的两个重要特征：他们是对于隐私的强烈需求和易于产生奥秘体验。他对第三种特征也有预见：感情健康的人比心胸焦虑的人更能用精确的目光看待世界。*后，他还是预备做几个完全创新的实验。他试图证明，自我实现者确实有更精确的对于理想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仅体现在对别人的人格做出判断，还体现在分辨光和声的物理世界方面。

这时，38岁的马斯洛的健康开始恶化，他不得不到他弟弟开办的位于加州普里山顿(Pleasanton)的马斯洛制桶公司所在的普里山顿乡村疗养一段时间。在普里山顿乡村，他读了大量重要人物的传记，对马斯洛来说，这是新的、关键性的一步，从这些具体的人物身上，他发现了人格的健康与人格的力量。
1946年年底，马斯洛根据自己正在构成的动机理论提出了14个命题。他强调：生活的真正成就来自于我们本人的高级需求的满足，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满足。高级需求满足能够引起更加合意的客观效果，即更深入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那些生活在自我实现程度上的人，理想上也是*博爱并在个人特质上发展*充分的人。

1951年，马斯洛应马萨诸塞州新成立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之聘担任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有非常宽松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研究经费也非常充裕，马斯洛在这里开始了对健康人格与自我实现者的心理特征的研究。1954年，马斯洛出版《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首次提出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重要概念。由于当时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盛行，人本主义心理学并未得到心理学界应有的重视，连马斯洛有关动机与人格研究的论文都无法在美国主流心理学刊物上发表。

《动机与人格》*后的几章，包括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的精华部分，特别是关于爱、认知、动机等的具体表现方式。*后几章不仅仅是写作方式新颖，内容上也锐意革新。马斯洛提出了把传统心理学研讨转变为兼有科学与伦理意义研讨，给人们留下了令人振奋的想象空间。*令人鼓舞的大概是这本书的附录“积极的心理学所要研讨的成绩”。在附录中，马斯洛提出了一百多个人本心理学的研讨项目，比如，人们怎样才能变得聪明、成熟、仁慈？人们怎样才能具有良好的趣味、性情及创造力？人们怎样才能学会顺应新情况？人们怎样才能学会发现善、辨认美、寻求真？

《动机和人格》很快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马斯洛一下子成为全美国的学术名人。这部著作被公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领域*重要的学术成就。更有意义的是，它富有压服力的思想开始浸透到其他领域，包括企业管理、市场销售、教育、心理辅导及心理治疗等。对许多关注心理学及心理学运用的人来说，马斯洛的名字开始成为一种深化探求人性的标志。他的心理学理论表现出独特的美国式的激进、创新、向上和乐观精神。

在《动机与人格》之后，马斯洛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心理学概念——“峰值体验”(peak- experience)，这也是他*著名、*有影响的研究之一。马斯洛毕生都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依然不会放弃任何对研究有益的内容，包括宗教体验。为此，他阅读了大量东方宗教思想的背景材料，他认为峰值体验人人皆有。应当看到，马斯洛的峰值体验在被一些心理学同事肯定的同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已经超出科学的范围，进入了不能证明的宗教领域。

直到1961年，马斯洛联合志同道合者创办《人本主义心理学期刊》，成为该杂志的首任编辑。1962年，马斯洛出版《存在心理学探索》，首次提出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同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正式成立，马斯洛担任了《超个人心理学》杂志的首任编辑。至此，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才获得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在管理中得到了验证，企业界已经意识到对人的激励应该从金钱转移到关心员工自身上。以后几年，马斯洛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理论，随着《存在心理学探索》的畅销，自我实现、峰值体验(peak-experience)等词已经成为显学和公共术语。晚年的马斯洛，进一步提出了“超个人心理学”，这一学说着重研究宗教精神和“人性的*境界”，他成了这一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学说刮起的浪潮，被人们称为继心理学第三思潮之后的第四思潮。

1965年，马斯洛根据自己1962年夏天对南加州“非线性系统公司”考察所写的日记，出版了一本非常不起眼的小册子——《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也称为《优心态管理》)。这本书强调了组织中“协同作用”，主张实施“开明的管理”，以使公司和员工的利益达到统一。遗憾的是，这本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1966年7月8日，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年秋天，马斯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赞誉和殊荣，他被美国人本主义协会评选为这一年的“人本主义者”，每天都有来自国内外的约请信，请他参加各种学术和政府会议，接受荣誉学位或者与各种集团、教育机构在研讨项目上进行合作。这表明马斯洛的研究终于获得了美国心理学界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正当马斯洛在人本主义管理理论领域的名声日见显赫之时，他应邀来到加州担任萨加公司(Saga)的驻访学者。萨加公司是一家著名的业务蒸蒸日上的午餐服务公司，而马斯洛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新英格兰地区的恶劣天气使他饱受心脏病的折磨。因此，马斯洛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为期4年、待遇丰厚的研究任务。1969年年初，马斯洛向布兰迪斯大学请了长期病假，来到阳光灿烂的加州。在萨加公司，他有一间单独的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公司的高管进行访谈。

此时，马斯洛把家安置在加州圣马特奥县(San Mateo County)东南部的一座叫作门罗帕克市(Menlo Park)的小城，过着半退休的生活，并成为加利福尼亚劳格林慈善基金会(Laughlin Function)*任常驻评议员。1970年6月8日，马斯洛因心力衰竭，在家中逝世，享年62岁。

马斯洛的去世并没有中断他所开创的事业，1970年8月国际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成立，并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举行首届国际人本主义心理学会议。1971年美国心理学会通过了设置人本主义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决议，使之成为美国心理学会第32分会。这两件事标志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获得美国及国际心理学界的正式承认。遗憾的是，马斯洛本人未能亲眼看到他多年为此鞠躬尽瘁所获得的成果。

马斯洛去世20多年之后，人本主义的管理潮流使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马斯洛60年代的经典著作《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1998 年，这本书以《马斯洛论管理》(Maslow on Management)为名重新出版，人们将马斯洛称为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奠基人。

马斯洛是德鲁克多年的好朋友兼“论敌”，他们的友谊是从1944年冬天或1945年春天开始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道：马斯洛来佛蒙特州本宁顿(Bennington)时，正是战争时期，为了节约能源，学校放了三个月的寒假。当时，马斯洛并不认识德鲁克，他去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是为了拜访匈牙利裔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由此结识了同在本宁顿学院教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德鲁克，并成为好友。这时，德鲁克已经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正接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的邀请对其进行系统研究，马斯洛则在美国《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著名论文《人类动机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而卡尔·波兰尼刚刚完成了《伟大的转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的初稿。马斯洛的来访使他们三人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彻夜讨论。后来，德鲁克由于经常外出到各地演讲，顺道去纽约多次拜访马斯洛。德鲁克后来在其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一书中回忆道：当时正是战争时期，可能是节约能源的原因，学校放了三个月的寒假。由于要研究通用汽车公司，需要经常去纽约与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爱德华·威尔逊(Charles Edward Wilson,1886-1972)等人会面，德鲁克干脆在纽约租房，那三个月基本上都待在纽约，与马斯洛见面的机会相当多。

马斯洛和德鲁克都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崇拜者，他们都特别推崇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人类文化问题与人文关怀，并认为她是社会科学中少有的跨界学者，其理论可以运用于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马斯洛向德鲁克介绍了本尼迪克特关于“协同作用”(synergy)的概念。马斯洛在他的日记中回忆道：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的概念来自于她1941年未发表的演讲稿中，用来褒奖协作，而协作应当能够成为工业大生产条件下使全体成员受益的一种文化模式。当时除了马斯洛、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德鲁克和马斯洛的几个朋友知道外，并不为人所知。马斯洛对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可以用来概括不同的文化。在高协同的文化中，对某个人有益的同时也对大家有益，反之亦然。在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概念基础上，马斯洛发展出“协同性”(synergic)这一形容词，意指具有协同作用的过程和环境条件，也是个人和组织、社会的需要，目标互相促进的一种程度。比如，一个具有协同性的社会是美德能得到回报的社会，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协同性的。同样道理，一个具有协同性的组织是能够获得美德回报的组织。

马斯洛和德鲁克能够成为亲密的朋友，是与他们两人都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者有关。早在少年时期，马斯洛就感受到了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苦难，同时也确立了追求自由和永恒的信念，对宗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和对无神论的尊重。而德鲁克本人是在路德教(Lutheranism)自由气氛下长大的，一向不受宗教教条的约束，全家“已经‘自由’到圣诞节时仅以一棵圣诞树作为装饰，复活节仅聆听几首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圣诞节清唱剧(Christmas Oratorio)的地步。”德鲁克的路德教家庭背景和其在欧洲的早期生活经历，造就了德鲁克独特的精神和风格，使他承袭了欧洲大陆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德鲁克身上始终具有浓郁的维也纳精神气质，那就是19世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自由主义者的人文素养与价值关怀。马斯洛和德鲁克的这一经历，自始至终成为他们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存在意义的基础。随着友谊的加深，马斯洛和德鲁克经常将个人的经历带入交谈中，以证明自己的观点。马斯洛向德鲁克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痛苦经历和对“爱的渴望”，马斯洛观察到女儿安(Ann)刚一出生就有“天生的需求”等。德鲁克向马斯洛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所看到的*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因粮食短缺的人道主义危机的经历，和从此坚定了要通过管理来实现“人性”的愿望。

事实上，马斯洛和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思想都有着较强烈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色彩，强调个人、独立自主、主观经验和人的自我实现。马斯洛和德鲁克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宣称经理人或管理者是管理学的根本，“管理就是人”“管理是有关人的艺术”“组织及其管理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德鲁克管理学和马斯洛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基本命题，也是两人能够成为志向远大、气味相投的好朋友的思想根源。

马斯洛和德鲁克都高度关注工业大生产条件下的“人性”。根据德鲁克在通用汽车公司管理的实践，已经形成只有“人”才是管理学的主题和全部内容的思想。德鲁克(Drucker, 1979)在他的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中回忆到：管理学“这是一个以人为主轴的事业”“我更关心人的行为”“‘人’不只是比较有趣，更有着许多不同的形态，也比较有意义，因为人会发展、表露、改变并成为一种新的形态。”这时的马斯洛已经预备对研讨“自我实现的人”投入更多的精力，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3年前“自我实现的人”这一概念初步构成以来，我对此做了很多考虑，并记了大量笔记。但对工业大生产条件下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如何成为“自我实现的人”，他自认为“底气不足”，完全是“新手上路”，需要得到德鲁克的帮助。

1942年，德鲁克接受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后正式对企业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他在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18个月的详细调研后，于1945年出版了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书中建议企业应该培养“有管理能力”的、“有责任心的工人”(responsible workers)和“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self-management community)。德鲁克认为，有些经理事实上仅仅是别人的上司，他们的行为其实并不能对组织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并不能称之为“管理者”。有些人虽然没有下级，但他自己能做决策，并承担起做出贡献的责任，那他同样是一个“管理者”。同时，作为经理，要想成为有效的管理者，首先需要学会“管理好自己”；作为员工，则要努力学会成为管理者，特别是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上级”。总之，所有人都要积极参加管理，而*终企业将成为一个自我管理的社区。

德鲁克的建议在通用汽车公司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因为公司的管理层认为管理是一门需要专业知识的科学，工人是不可能懂得管理的。他们认为，德鲁克让工人参加管理，就好像“让学校里的孩子们自己判断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一样，而无视客观的科学真相”，“让工人承担本该由管理层负责的工作，就好比给他们加上了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必须“让经理来管理，让工人去工作”。通用汽车公司的抵制使德鲁克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但他仍然相信，现代社会协作劳动群体非常需要“有责任心的工人”。

在与马斯洛的交往过程中，德鲁克多次向马斯洛介绍了他的“有责任心的工人”和“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的概念。马斯洛发现，德鲁克的“有责任心的工人”或许与他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某些东西相似，可以纳入人类动机分析的框架中。但能否纳入，马斯洛不敢肯定。而德鲁克认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完全可以把这套理论运用于职业场所，马斯洛的关于“自我实现的人”的假设，必须在现代社会协作劳动的群体——工厂中去检验，或许经理人可能发现马斯洛的理论与员工激励、薪酬方案之间的相关性。这一时期的马斯洛，已经发现和揭示了自我实现者共有的两个重要特征：自我实现者具有自我实现的强烈需求和追逐“峰值体验”的意愿。马斯洛有一种预感，他认为自我实现者是感情健康的人，他们比心胸焦虑的人更能够用精确的目光看待世界。这种预感能否证明，他还需要在协作劳动群体中做几个完全创新的实验。这种实验需要证明的是，自我实现者对于理想确实有更精确的洞察力。

马斯洛认为，德鲁克的“有责任心的工人”或许是人的一种“内在性价值”(intrinsic value)。这是出于人的本能的人类价值，我们需要满足它们，才能促进全面发展，并保持心理健康。剥夺协作劳动中的人的内在价值会导致超越性精神疾病，内在性价值也是超越性需求的对象。马斯洛发展出“类本能需求”(instinctoid needs)的概念。这是指人的天生的心理需求，包括“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尽管本质上较弱，但是使我们可能追求生活中的某些价值，如“真”或“美”。只有满足类本能需求才能获得身心的完全健康。马斯洛认为，德鲁克的“有责任心的工人”是否是人的一种“内在性价值”和“类本能需求”，需要在协作劳动群体中做创新性的实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950年，德鲁克应纽约大学之聘成为该校的管理学教授，这是世界上*个管理学教授职位，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大学设立管理学教授的教职，德鲁克对此引以为傲。1951年，马斯洛应马萨诸塞州新成立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之聘担任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举家迁往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Waltham)。从此，马斯洛与德鲁克面对面的交流次数有限，只是偶尔有书信往来。

1954年，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和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这两本划时代著作的问世，给他们两人带来了同一个崇拜者，这就是当时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攻读道格拉斯•麦克雷戈的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1925-2014)。沃伦·本尼斯在阅读了两位大师的著作后，分别拜访了马斯洛和德鲁克，从此成为这两位大师终生的挚友。

1960年，沃伦·本尼斯的导师道格拉斯•麦克雷戈出版了《企业的人性面》后，马斯洛与德鲁克关于人性假设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两人的书信往来逐渐减少，对各自正在进行的研究了解不多。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许多研究和心理学实验，都是沃伦·本尼斯告诉德鲁克的。德鲁克非常关心马斯洛在南加州“非线性系统公司”进行的心理学实验，当他从沃伦·本尼斯那里得知马斯洛的学术著作出版遇到困难时，德鲁克立即给予资助。就我所知，德鲁克除了资助马斯洛出版著作外，他还将他的版税收入25万美元赠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美国基督教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

尽管马斯洛在《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中对德鲁克进行公开的学术批评，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友谊与感情。德鲁克拒绝在访谈、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中对马斯洛进行直接的批评，只是在私下与沃伦·本尼斯等少数挚友之间的交流中才会谈到他与马斯洛之间的观点交锋。马斯洛去世后，德鲁克非常关心马斯洛逝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当得知《马斯洛传》和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洞察未来》(Future Visions: 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Abraham H. Maslow)在1996年得以出版的消息时，他感到非常欣慰。德鲁克的这种胸襟和气度，非常人可比。

在《马斯洛论管理》(Maslow on Management)一书的封面上，德鲁克向人们推荐：“这是马斯洛*重要、*不朽的著作，给我带来终生影响。”

德鲁克十分欣赏马斯洛在《马斯洛论管理》中提到的论点：“企业家永远需要的是采取不同方式管理不同的人。”德鲁克说：“我对马斯洛的说法‘简直无法抗拒’”。

严格地说，“人本主义管理学”或“管理学人本主义范式”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事实上，在马斯洛涉足人本主义管理学之前，其他管理学者也写过管理学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些著述。比如，因霍桑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而闻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 1880-1949)、弗里兹·朱利斯·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 Roethlisberger,1898-1974)关于人际关系的著作，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 1890-1947)从人性化角度谈管理的著作，美国企业领导人顾问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关于企业是一种崭新社会组织形态的著作。德鲁克发现，福莱特就社会、人和管理提出的基本假设远比当时的管理学学者提出的假设更接近事实，甚至今天的许多管理学家提出的理论也望尘莫及。福莱特对人本主义管理学确立的影响主要在于帮助后来的管理学者确立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基本价值观、方法论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基本管理原则，我们从马斯洛和德鲁克著述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福莱特的影子。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德鲁克就对马斯洛说：“人比任何概念都来的有趣多了。” 其实从德鲁克的*本书开始，德鲁克所写的一切无不在洞察人性，而马斯洛从1943年提出需求层次论以来，一直对协作劳动状态下的人的精神性存在充满兴趣。对马斯洛的问题，德鲁克(Drucker, 1952)的回答是：“生产力提升背后的真正因素是管理者和员工的基本态度。我们的结论就是：‘生产力是一种态度’。换句话说，员工的工作动机决定了员工的产出。”

在无神论者的德鲁克和马斯洛看来，人本主义的核心是那种世俗观念：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的只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换言之，我们只能按照它们被创造的方式来认识它们；或者说，人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把组织及其管理的演进，理解为不断地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不过，马斯洛关心的是人本主义的定义、核心和本质，特别是人的精神性存在问题。而德鲁克更关心的是人本主义的实践，强调的是人本主义与效率紧密结合在一起，即人的社会性存在问题。按照马斯洛的理解，人本主义是一种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自我”和“自我实现”的方式，人的需求具有先天性。德鲁克的理解是，人本主义是一种社会性的追问，应当强调组织及其管理环境对人后天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管理实践对个体在后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然而，这种“人性之辩”的结果导致了人本主义管理学的确立。参与这场“人性之辩”的有德鲁克、马斯洛和美国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Douglas McGregor)。可以说，这几位大师关于人性的分析对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几位大师才华横溢，其理论深邃，具有独创性；他们都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对人性的洞见是一种追求真理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曾经震撼了社会科学界、工商企业界，以及整个文化领域。

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Wren,2004)后来评论：“人们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过理解这些本性就可揭开迄今未经探索过的心灵的秘密。”

1954年，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之年。标志性的事件是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和德鲁克《管理的实践》的先后问世，马斯洛和德鲁克分别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the founder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和“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the founder of modern management)。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首次提出了包括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需求层次(hierarchy of needs)、类本能需求(instinctoid needs)、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自我实现者(self-actualized person)、峰值体验(peak-experience)和协同作用(synergy)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书中的*后几章，包括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的精华部分，特别是关于爱、认知、动机等的具体表现方式。英国作家柯林·威尔逊(Wilson,1972)在《心理学的新途径：马斯洛和后弗洛伊德革命》一书中评价：“马斯洛*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所有人都具有一种‘高级本性’，并指出了它的实现取决于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高级本性。……我不知道马斯洛是否意识到了他无意中发现的这一切具有的重大意义。但在我看来。无论马斯洛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确是在无意中发现了人类下一步进化的秘密。”

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是一本关于管理性质、原则和企业管理理论的框架性著作，从而奠定了现代管理学的基础，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discipline)，这是20世纪诸多学科发展中*为重大的一项。德鲁克将“管理企业、管理经理人、管理员工和工作”三项管理的任务，作为贯穿整本书的主轴和精髓。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揭示了人本主义(humanist)的管理思想，只有“人”才是管理学的主题和全部内容。“管理也是人。”管理学“这是一个以人为主轴的事业。”“我更关心人的行为。”“‘人’不只是比较有趣，更有着许多不同的形态，也比较有意义，因为人会发展、表露、改变并成为一种新的形态。”德鲁克分析了自西方产业革命以来工作与劳动力本身的变化，提出了必须把对人的管理从一种成本中心和一项问题转变成对人的正确领导。

德鲁克强调了人的理想性、价值观及判断力，认为这是组织绩效表现的关键资源。德鲁克(Drucker,1954)认为，组织及其管理需要“一种对人类特性的认识，也就是人类有能力把许多因素成功地整合起来，并加以判断、规划乃至于改变它们。”他将人员视为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a whole man)。他说：“每个企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具备不同的技能与知识；执行各种不同种类的工作”。德鲁克认为，从写*本书开始，自己“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依据德鲁克对人的洞察，他提出了“组织是一个特别的工具，一方面‘增强’组织成员原有的长处，另一方面抵消成员的缺点，让这些缺点尽量不对组织产生伤害”。“管理的任务，就是要让一群人有效发挥其长处，尽量避开其短处，从而让他们共同做出成绩”。

德鲁克和马斯洛都认为，人的性质对于如何管理人有决定性作用，他们两人都重视人性，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的自由，发挥人的积极性。在德鲁克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趣的”。但马斯洛认为，德鲁克有关人的名词太多了，如“灵性人”(spiritual man)、“知识人”(intellectual man)、“经济人”(economic man)、“工业人”(industrial man)、“英雄人”(heroic man)、“完整的人”(a whole man)和“自由与平等的人”(free and equal man)等，以致于我们都不知道应当如何理解和把这些假设运用于管理中。马斯洛看中的却是德鲁克的“有责任心的工人”这个概念。德鲁克强调：“我们必须把工作中的人力当‘人’来看待。换句话说，我们也必须重视‘人性面’，强调人是有道德感和社会性的动物，设法让工作的设计安排符合人的特质。作为一种资源，人力能为企业所‘使用’，然而作为‘人’，唯有这个人本身才能充分自我利用，发挥所长。”马斯洛*欣赏德鲁克的话是：“组织就是人的努力。”(corporation as human effort)

在这一时期，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逐步清晰，他认为，必须进一步搞清人性的假设，这是人本管理的本质特征。马斯洛认真研究美国组织行为学家克里斯·阿吉里斯的论文“个人与组织”。阿吉里斯(Argyris,1956)提出，一般来说，个人并不像雇主们一度相信的那样，不愿意干工作。相反，工人希望实现自导、自治、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阿吉里斯认为，一个组织并不能保证个人取得这些目标，从而使组织本身也得到好处。阿吉里斯认为这是一个大缺陷，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在于组织内缺少人际交往的能力，因而导致人们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使组织内缺少坦率的作风和让人放手工作的氛围。阿吉里斯建议，管理部门应发挥个人的全部潜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整个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马斯洛认为，阿吉里斯融合了当代和早期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与他的“自我实现的人”有相通之处。

1957年11月，美国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在《管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企业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麦克雷戈(McGregor,1957)强调了解人的本性与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管理者对人性的假设对于如何管理人有决定性作用。麦克雷戈从截然相反的两个角度提出了人性的两种假设：消极的X理论(Theory X)与基本上积极的Y理论(Theory Y)。麦克雷戈在分析过去的研究时发现，传统的管理观念阐释了独裁式的管理风格，其内核在于较低层次的需要支配个人行为，即消极的X理论。基于此，他提出了Y理论，阐述了民主式的管理风格，强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结合”。麦克雷戈认为，对人性的假设是任何一位管理者都应当熟知并可娴熟运用的。

麦克雷戈根据Y理论，提出了激励人行为的具体措施：

（1）分权(decentralization)与授权(delegation of authority)。分权表示给下级一定的权力或职权，让他们能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活动，承担责任。授权就是上级管理者将自己的部分权力（主要是决策权）授予下级管理者去行使。管理工作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权与授权为人们满足自我的需求创造条件。

（2）扩大工作范围(job enlargement)。扩大工作范围也称为工作扩大化，是指扩大工作的范围(scope)，将几种工作纳入一个职务中，使职务具有挑战性。这就要求管理者要为员工提供富有挑战性和责任感的工作，鼓励处在基层的人员多承担责任，并为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和实现自我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条件。

（3）采取参与式管理(participative management)。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决策，尤其在做出与下级管理人员有直接影响的决策时，要给他们发言权，激励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良好的群体关系。

（4）提倡自我评价(self evaluation)。鼓励职工对自己的贡献进行自我评价，使他们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承担更大责任，有助于员工发挥自己的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麦克雷戈显然担心X理论和Y理论可能被人误解，为了澄清某些误解，从而使这两种假设保持其正确性，麦克雷戈特别提醒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X理论和Y理论的人性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它们不是在管理策略方面的规定或建议。说得更正确一点，这些假设必须经受实际的检验。另外，这些假设只是直觉(intuition)演绎出来的，并不是根据研究得出的结论。

第二，X理论和Y理论不含有硬的或软的管理方法。硬的方法可能引起反抗和敌对，显然不符合X理论；软的方法则可能引起在管理上的放任自流，因此不符合Y理论。相反，成功的管理人员不仅承认人的局限性，还承认人的尊严和才能，并且根据情况所要求的那样调整他们的行为。

第三，X理论和Y理论并不把X和Y看成是一个连续阶梯上的两个相反的*。它们不是程度问题，而是对人的看法完全不同。

第四，Y理论的讨论不是一个协商一致管理的实例，更不是反对使用权力的辩论。相反，根据Y理论，权力是被看成管理人员行使领导权力的许多方法之一。

第五，不同任务和情况，要求采取各种各样的管理方法。有时权力和机构就某些任务来说可能是有效的，因此，“复杂的社会人”的假设可能更恰当。

麦克雷戈强烈推荐发展Y理论的主张，以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融合”。麦克雷戈认为，基于Y理论假设的管理就应该是“一个创造机会、发掘潜力、消除障碍、鼓励成长、提供指导的过程，这就是彼得·德鲁克所谓的‘目标管理’”。

1960年，道格拉斯•麦克雷戈将这篇论文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专著《企业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这本书由道格拉斯•麦克雷戈的学生沃伦·本尼斯推荐给了马斯洛，引起了马斯洛的兴趣。马斯洛在与沃伦·本尼斯的讨论中，认为需要一场管理的心理实验来验证各种不同的人性假设，才能构建出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基本架构。

可以说，就像科学管理的出现之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铲铁实验”，人际关系理论的诞生之于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的“霍桑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开篇之于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德尔马实验”(Del Mar Experiment)。“自我实现型员工”是马斯洛作为心理学家的灵异之物，同时也是打开马斯洛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之库的一把钥匙，是他心灵深处缱绻与风流的源泉。

美国计算机科学专家安德鲁·凯(Andrew F. Kay,1919-2014)是马斯洛的狂热崇拜者。1952年，安德鲁·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东南郊区的一个小镇德尔马(Del Mar, suburb of San Diego, California)创立了非线性系统公司(Non-Linear Systems, NLS)，这是世界上*早的数字仪器制造商(manufacturer of digital instrumentation)，生产他所发明的数字电压表(Digital Voltmeter, DVM)。

1954年，马斯洛出版了《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安德鲁·凯非常欣赏马斯洛的人格动机理论，在阅读了《动机与人格》一书后，安德鲁·凯立即成为马斯洛的狂热崇拜者。安德鲁·凯认为，他所创立的非线性系统公司的员工，既非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和白领职员，又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管理的“大棒加胡萝卜”的管理手段进行管理，这些员工有着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动机。

1960年起，安德鲁·凯开始了一项激进而意义深远的管理实验——“德尔马实验”(Del Mar Experiment)，其理论根据就是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当时，马斯洛的理论已经在社会公众中得到认可，但由于缺乏实验心理学的验证，马斯洛一直渴望自己的理论能够直接进入协作劳动群体及其管理活动。当道格拉斯•麦克雷戈的学生、马斯洛的好友、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的教授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将安德鲁·凯的“非线性系统公司”作为一个大实验室来验证马斯洛理论的消息传来，让马斯洛异常兴奋。

这是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理论首次运用于协作劳动群体及其管理，安德鲁·凯非常相信马斯洛的理论可以令企业焕然一新。安德鲁·凯按照马斯洛的学说，在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如用生产小组——T小组代替原来的装配生产线，提高薪金，废除惩罚迟到和生病者的旧规定，为管理人员提供培训等。改革的成果是可喜的，雇员们的精神面貌不仅大为改观，公司的销售和生产能力也大幅度上升。

安德鲁·凯的实践说明了在高度现代化大生产的今天，人们怎样才能学会在协作劳动中如何与人亲密相处，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疏离感。而非线性系统公司是通过组建T小组的方式来增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感情，形成非常亲密的关系，从而消除隔阂和疏离感。沃伦·本尼斯*早到非线性系统公司对安德鲁·凯的实验进行了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分别向他的两个好朋友马斯洛和德鲁克进行了报告。马斯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有一些鼓舞人心的情况：加州实业家安德鲁·凯和他的精神派的伙伴间关系从性质上看是长远而持久的。同样的，我也很羡慕洛杉矶那十几位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家每周的午餐聚会，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沃伦·本尼斯的管理理论(即沃伦·本尼斯报告)暗示了像在我们这种快节奏社会中有可能存在着一种快速的、瞬间即逝，但却真真切切的亲密感。当然，这种观点有自己的合理性。人与人之间的经常相互切磋，共同开发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藏，正是这些交流给我们带来了更加亲密的生机勃勃的情感。”

在阅读了沃伦·本尼斯推荐的道格拉斯•麦克雷戈(McGregor,1960)的《企业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一书后，马斯洛异常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乐观向上的动机与人格理论，还吸引了管理理论界的许多新兴的研究者，其中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道格拉斯•麦克雷戈，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企业的人性面》着重阐述了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即认为人天生就是懒惰自私、好逸恶劳的X理论，和认为人天生就是勤奋合作的Y理论。麦克雷戈的Y理论显然是遵循了我的人性观点。”

对于安德鲁·凯的多次邀请，使马斯洛对心理学运用于协作群体的管理之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马斯洛决定以德鲁克的“有责任心的工人”和麦克雷戈的《企业中的人性面》的人性假设为理论前提，以非线性系统公司为实验场，对其进行一场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实验，同时也检验自己的“自我实现的人”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

马斯洛坚信，自己的动机与人格理论提供了一个如何在工作环境中强调自我实现的*有用的模式，这场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实验一定会找到“人类需求与*管理”。马斯洛指出：“*好的管理者应该懂得如何促进被管理者的健康。办法有两个：一是满足被管理者的基本需求，包括对安全感、归属感、情感关系、友谊关系的需求，以及对声望和自尊的需求。二是满足他们高层次的动机或需求，比如，对真、善、美、正义、完美及规律的需求。”

1962年6月，马斯洛应安德鲁·凯的邀请，来到这家位于南加州圣地亚哥东南郊区的小镇德尔马(Del Mar)生产商用数字电压表(Digital Voltmeter, DVM)的电子公司参观访谈，考察了他的动机与人格理论在管理中的实际运用情况。马斯洛发现，非线性系统公司的老板安德鲁·凯已经根据Y理论的原则重新组织了工作环境。在非线性系统公司中，员工的创造性、合作精神和自主精神得到了*的激励，非线性系统公司非常重视员工的培训和技能的发展，甚至还特设了一个“革新副总裁”的职位。马斯洛的工作就是要以非线性系统公司为经验实例，检验一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实验效果。

马斯洛认为，这场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实验是要找到：“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管理，以及什么样的酬劳或待遇，才能让人声誉日隆，以达到更加完满和臻于至善的境界。建立在不完备的激励理论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如果承认存在更高层次的人类需求，包括自我实现的驱动和对*崇高价值的热爱，将会有颠覆性的变革。”

应当看到，在这场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实验中，虽然马斯洛和安德鲁·凯有一点理想主义，但这场实验对人们理解人本主义的管理学是有助益的。对于自我实现型员工来说，重要的工作目标至少有13个：

（1）成为工作的次要推进者。

（2）有自决权。

（3）自在地支配本人的举动。

（4）能够全程参与某项计划(从计划、执行到完成)。

（5）对成功有所期待。

（6）喜欢或至少乐意担任，尤其是对本人的责任。

（7）自动而不是被动。

（8）做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东西。

（9）体验本人做主的自我。

（10）体验自主性。

（11）体验自发性。

（12）体验独立性。

（13）本人的能力获得别人的认可。

在非线性系统公司考察期间，马斯洛做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他阅读德鲁克、麦克雷戈和沃伦·本尼斯等管理学家的*管理学论述，不断思考如何提高员工积极性的方法、集体决策和领导心理学等问题，并写了读后感。此时，一部书稿在马斯洛的头脑中逐渐成形，其内容包括提高员工积极性的方法、集体决策和领导心理学等广泛课题。马斯洛还讨论了自己在位于加州普里山顿的马斯洛制桶公司当经理和推销员的一些亲身经历，正是从马斯洛制桶公司和非线性系统公司这些具体的人物身上，他发现了人格的健康与人格的力量。

马斯洛将自己的日记称为关于“开明管理”(open management)的实验日记，这些日记于1965年整理出版，成为一本叫作《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不起眼的小册子。该书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人本管理的重要性，阐述了著名的人本管理理论，以及他对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心理学思考。或许*重要的是马斯洛详细阐述了“协同作用”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初出现在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1年未发表的演讲稿中，用来褒奖协作，而协作应当能够成为工业大生产条件下使全体成员受益的一种文化模式。

事实上，马斯洛很早就发现研究职业生涯中人的重要性，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同于前现代社会，是德鲁克所告诉他的现代社会是“组织的社会”(the society of organizations)，人的一生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盈利性组织或非盈利性组织中度过的。在这些时间中，人们在职业生涯中是否存在着幸福感和满足感，在相当程度上关系着组织效能的高低。但现实生活却令人失望，马斯洛认为，“99％的美国人是在管理*差劲的组织中度过了他们的有生之年。”

马斯洛的《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对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奠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斯洛的观点非常具有预见性。他指出，随着企业员工的自主性、自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开明管理将越来越必要，并将取代专制的管理制度。这股潮流迟早会席卷整个世界，专制主义终将让位于人本主义精神。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管理学带给我们的不是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管理者似乎更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种看似美妙的方法却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什么许多类似人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观等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却能够带来我们无法想象的神奇力量和高昂的士气；为什么我们试图解决组织与人的矛盾，但矛盾却越积越深；为什么我们希望员工对组织忠诚，而员工与组织却日益疏离。马斯洛要追问的是：是人类自私的本性造成这种局面，还是我们对人性错误的看法带来的恶果?

从本质而言，马斯洛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他为管理理论注入了不同于从业务流程、车间生产入手来分析管理问题的新鲜血液。遗憾的是，作为一本管理学著作，本书是不完整的、不系统的，更像是“随意组合的思想片段和理念轮廓，就像画家的草稿或小提琴手的指法练习”。如果从管理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上看马斯洛的“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不完整的或不系统的，没有一个完整的架构。但不可否认，这场心理学实验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管理上的应用、人本主义管理学的理论构建和思想深度的拓展，闪耀着思想火花和理论的胎动与萌芽。

今天，人们公认《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是人本主义管理学的奠基之作。马斯洛所说的“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广义上是指一种开明的管理。在一个组织内，每个人的成长和创造力的发挥与这个组织的产品或者服务质量乃至整个组织的健康发展都密切相关。

为什么管理需要“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呢？马斯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学会如何与人亲密相处，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疏远感。我在《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中注意到T小组实质就是组织成员之间感情非常密切的小组。他们教人们或试图教人们重新获得他们前辈与他们亲戚、邻里和附近农场、村庄里的人们所拥有的那种持久的、稳定的、长期的并且是不可分离的关系。现在，我们几乎只有由两代人组成的分离的原子式家庭。”“在当前，这种‘社会情感问题’是每一个乌托邦式或优心态式的思想家必然要面对的。人们感到一些基本需求未能够得到满足。这些需求包括对共处、亲近或是那种根植于心的关系的渴望。而那种根植于心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持续一生，不但有欢乐，同时也负有各种义务的责任。”马斯洛认为，对亲密感的渴望是一种永恒的需求，对T小组的描述是生动的案例，它找到了重新获得某种道义上的亲密感、诚实、自我表露(self-exposure)、反馈方法及它们所带来的积极后果。

马斯洛认为，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方向，他对此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老的管理正在过时……人们达到的层次越高，人们的心理就越健康，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开明管理政策就越有必要，独裁主义者的企业就越容易破产……”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假定每个人都想成为积极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谋生者。

马斯洛自创的“良好精神状态的文化”(Eupsychia)一词用于描述“一千个自我实现的人在一个孤岛上所形成的文化”。在广义上是指在人性许可的范围内，人类能达到的*完美的社会，这种社会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还能为每个成员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而“良好精神状态”(Eupsychian)或“优心态”是指朝着良好精神文化发展的状态，也就是可达到的健康心理发展。它指的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改良，而不仅仅是乌托邦；也指能够使人更加健康的社会或者组织条件；还可以指教师，心理治疗家或管理者推动，鼓励这种运动而采取的行动。

马斯洛在书中自称这是一个搞理论的心理学家初次打量管理学领域，但他认为人本主义管理学是“新手经常会看到老手忽略掉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马斯洛非常谨慎，他认为， 由于对所需要掌握的关键信息还“一无所知”，很多假设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自己倡导的开明管理只能称之为“科学事实”。

马斯洛在书中论述了“开明管理” (open management)的思想，并阐释了企业组织“协同”(synergy)的思想。他提倡管理者与其“团队”分享权力并追求“持续改善”(continues improvement)。马斯洛认为，任何组织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一种新方法加以解决，建立起某种环境条件，使个人目标与该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即无论何种管理都应以人为本。

马斯洛一直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人类的本性能够允许怎样的一个社会？社会能够允许怎样的人类本性存在？马斯洛的观点具有颠覆性、穿透性和准确的预见性。马斯洛创造性地提出了需求层次(hierarchy of needs)、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协同(synergy)、峰值体验(peak-experience)等人本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主要内容，清楚地表明了管理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然而，马斯洛却非常担心自己的研究结论被人们轻易接受。他说：“我们必须强调进行更多研究的必要性。”很显然，马斯洛并不希望有众多盲目的追随者，而是希望建立一门严谨的学科。这种谨慎的态度，反映了马斯洛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及怀疑、自我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民主管理也是一场实验，并不能将心理学结论简单地用于管理，这样做具有不可靠性。

*，马斯洛强调人本主义管理学尊重个人，强调自我实现，主张以*简单的方式对人类劳动、生活和谋生的方式进行合适的管理，认为合适的管理是一种理想化的或革命性的技巧。马斯洛认为，随着企业员工的自主性、自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开明管理越来越必要，并将取代专制的管理制度。马斯洛强调，专制性格是一种心理失常。他说：“专制性格是折磨当代人的*重要的疾病——比医学上的疾病更重要……在所有疾病中传播*广的……蔓延全球……甚至在美国，甚至在这间教室里。”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其思想应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这股潮流迟早会席卷整个世界，专制主义终将让位于人本主义精神。

第二，马斯洛认为人本主义管理学能够推进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和协同管理，要修改在大型组织里一直起作用的那种顺从性的行为，让人们在一个公司里保持自己的个性，使工作不成为一种工作，而成为自己喜欢的娱乐。马斯洛认为，人本管理就是要激发员工潜在的创造力。成功的管理者应该首先注重开发自己的天赋，挖掘自己的创造性潜能，进而培养和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在开发创造力上，管理者需要了解每个员工所持有的才能，在充分了解员工后，管理者需要进行组织安排，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尽可能排除一切不利于发挥创造力的阻碍因素，给员工足够发挥的空间。除此之外，还需要为员工发挥创造性提供有保障的环境，人们往往出于害怕失去基本的安全、生存需要而囿于已有的习惯模式，只有为他们提供了适当的保障、满足基本的需求，才有利于员工放开手脚，大胆尝试。

第三，马斯洛认为，人本主义管理学盛赞协同，主张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同时也自动帮助了别人；无私奉献帮助他人的人，同时也得到自我需要的好处。马斯洛发展了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协同的概念，将原意为在某种文化氛围内，合作不仅能够得到回报，还能使全体成员受益的思想，扩展协作劳动的管理方面，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实际上，人们的利益是可以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排斥，这种情况可以从任何一对美满的夫妻、成功的事业伙伴那里观察到。”工厂的组织和工人的利益能够通过开明的管理方法统一起来。

第四，马斯洛认为，人本主义管理学极力主张不要将权力赋予“为得到权力而追求权力的人”。

在《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一书中，马斯洛的观点鲜明地指出，德鲁克的“有责任心的工人”和麦克雷戈的《企业中的人性面》人性的假设中只有Y理论是合理的观点是错误的。马斯洛不容反驳地说：“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管理不同的人。”德鲁克(Drucker,1999)后来写道：“我立即改变了我的观点，马斯洛的证据简直无法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