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

作者：  钱存训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简介：《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唐贾公彦疏云：“古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是古之遗法也。”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云：“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八云：“古作书以削刻简札，故谓之书刀。” 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云：“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又云：“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 《辞源》刀部“刀笔”条云：“古简牍用竹木，以刀代笔，故日刀笔。” 以上所引各家之说，乃系对于古代简牍制度的未加深究。不仅以为削即书刀或刀笔，更以为书刀或刀削乃为刊刻文字于简册之用者。古代确曾用刀刻字于甲骨金石，但非以刀代笔。至于简牍，皆以笔墨书写，并无以削刻字于简牍的证据。至于汉代虽用纸笔仍有书刀，盖竹木为书写材料，在纸发明以后三百年间，仍普遍应用。所以纸笔与书刀的同时存在，时间上并无冲突。 其实自东汉以来，书刀的功用，早就很清楚的说明是在删削简册。郑玄虽仅说削“今之书刀”，而未道及它的功用，但刘熙的《释名》里已很清楚的下过定义。《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说文》谓“刊，剥也”，和删字的意义相同，并未说是刻字， 直到唐贾公彦才误解为“以削刻字”。虽然其后少数学者误从其说，可是和贾差不多同时的颜师古就已经说过：“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8〕可知以刀刻字之说，在唐时也并不存在。 至于今人论书刀者，〔9〕均已考定刀笔为两物，刀用以削，笔用以书；且刀笔非用以刻字，此说已成定论。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至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殊不可考。”但他又说：“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 沙畹(EdouardChavannes)“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论书刀用在削，笔之功用在书。” 马衡“中国书籍制度研究"亦述及书刀云：“古人以刀笔并称，与所谓笔削是一个意思，并非说以刀刻字也。” 王重民“刀笔考”云：“盖刀笔为两物，笔用以书，有误则用刀削去之也。” 李书华“纸未发明以前中国文字之流传工具”亦云：“削与笔不同、刀与笔为二物，刀所以削去简册上所写之错误者，并非以刀刻字。正与今日用铅笔在纸上写错字时，以橡皮擦去相同。” 可知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至于简策之文，多系在狭仄的简面上书写一行或二行，所以如有笔误之处，可用刀削的长刃削去误处的整块简面，而非如挖改许多行中某一字之困难。因为刀削短小轻巧，携带便利，所以可和用作书写的毛笔同置一处，遇有笔误，则以削改。因此刀笔二字便形成一个常用的名词。最近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发现的一竹筐，其中铁削、毛笔，和竹筒同置一处。[10]这可知道刀笔二物的关系。 至于书刀仅是削治简牍的许多工具之一种，而非唯一的工具，可以断言。由劈剖大块竹木以至切断为一定长短宽仄的狭条，大概非仅仅长尺博寸的书刀可以胜任。因此可以推测刃坚背厚而较大的刀和锯、凿等，必系初步剖治简牍时应用的工具。而削和书刀只是书写前后，刮治简面和删改笔误时的一种工具。观于最近信阳战国墓出土的一件木质漆文具匣内，置有铜刀、铜锯、铜凿及铜刮刀各一件，谓皆系修削木简的工具。[11]可知刀削之外，锯、凿亦当是削治简牍时必备的工具。 (四)形制 刀削的形状，颇为相近。但是何者称刀?何者称削?从来并无一定的界说，亦有人以为削乃刀之别名者。究竟刀削有无分别?参考各家的解释，刀和削最主要的区别，似乎是在刃、背、首三个主要部分。 刀系直刃，削系曲刃，弧形向内弯曲，约六十度。 《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唐贾公彦疏云：“削反张为之，若弓之反张。”清孙诒让《正义》云：“据贾说，疑贾于诸家，咸以削为偃曲却刃，谓削形偃，折刃却向内也。”又引刘岩麟云：“削长一尺，合六而成规，是规周六尺也。周六尺，应得半径九寸五分五厘，即六十度。”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云：“凡刀刃皆在外，削刀独在内。”所谓刀刃在外。当系直刃。因为削系曲刃却向内，所以削背也跟着弯曲，以适应刃的弧度，此所谓削形偃也。 刀削的另外一种分别，似在末端的柄首。刀的末端有环，可以佩带悬挂。削的末端有把，执取便利。 《尚书·顾命》孔颖达《正义》云：“刀施钚，削用把，削似小于刀。” 《礼记·少仪》日：“刀却刃授颖，削授拊。”郑玄注：“颖，钚也；拊，把也。” 刘熙《释名·释兵》日：“刀，到也，其末日锋，若锋刺之利也；其本日环，形似环也。” 宋陈祥道《礼书》卷二十二云：“然则直而本环者刀也；曲而本不环者削也。” 根据各家的说法，似乎削是曲刃，偃身，面狭，下端用把，较刀为小。刀是直刃，直身，面较阔，下端有环，较削为大。虽然如此，实际上的区别亦非如此清楚简单。有的是平刃直身者下端有把，有的曲刃偃身者柄首有环。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云： 予所藏古削中环者二，而予藏古刀中鸾刀与疏首之刀亦略偃，但其度甚微。牺首柄二刀侧偃度有加，诸刀皆尺二寸，与鸾刀同，其为割用之刀无疑。则刀亦未尝不偃，但不如削较甚耳。惟战阵之刀与小刀直而不偃。 ……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作者：  周勋初纂辑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11重印)

简介：　　《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许逸民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 　　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②。 　　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③。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④。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 　　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B82A〗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 　　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 　　《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钞》和《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又见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D037〗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那么，《文选集注》所称《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此说如能成立，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谓“《文选钞》六十九”，实乃“六十”之误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钞》与《音决》的作者非同一人，《音决》为公孙罗撰“殆无可疑”，而《钞》则当出于李善弟子之手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钞》也许要早于李善”⑦。不管怎么说，几乎近于失传的公孙罗等早期注家的《音决》和《钞》，能够藉助《文选集注》这个唯一的载体传诸今世，丰富了我们对“《选》学”初始期的认识，拓展了我们今天进行“《选》学”研究的根基，这的确是《文选集注》的一大贡献。 　　与《钞》和《音决》相类似，陆善经注也是依赖《文选集注》才得以流传。关于陆善经其人注《文选》事，史志鲜见记载，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谈及“明年(指唐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成”。然而《文选集注》各卷屡引陆说，故当今研究者多以为陆氏有成书⑧。陆善经注与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文选集注》去研究，但他的书到底什么样子，看来只能窥其一斑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的，而据唐人记载，李善注本身却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选集注》所采用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过极细致的比较研究，以为《文选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10。另一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则持相反的意见，以为《文选集注》“拥有最多的旧李善注”的说法欠妥，应该说“《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参差不齐，显得非常不均衡，可见其与现存版本的系统不相同，它是将原来的李善注特别增补改订而作成，可说是后出的李善注”11。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傅刚认为：“其实，《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也比较了数卷，发现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来，士子竟以《文选》为学习的主要典籍，抄写甚多，讹误自然难免。又由于各抄写者情况不同，嫌李善注烦琐者，可能有所删减；而嫌李善注简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然时代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变过了善注。”12学者们各持一说，恰好说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认的版本校勘价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及其流变历史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上面已谈了很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就是《文选集注》的编纂者及其成书时代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佐证资料，概不涉及具体撰人，而其写本出自何时何地，则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各有其说。早期的说法，无论中外均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说：“《集注》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3在我国，董康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罗振玉则谓书中“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选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倾向于唐写本的判断。以台湾学者邱〖C97D〗〖EE6B〗为例，他的研究结论是：“考《集注》既早佚于五代，而流散于东瀛，今独此一种，当是我国唐写之本也。”14他的论据是：“《集注》或于刘〖BB63〗国史馆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于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点《后汉书》古钞本(日本天历二年批点本今存)，旁注引《文选集注·甘泉赋》‘伏钩陈使当兵’注‘当主也《音决》多浪□’一条，与日本九条本古钞《文选》旁注‘当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条本旁注系引《文选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论及。则彼时《文选集注》已传于日本，据日人道长《御堂关日记》载公元1004年(长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元白集》持来是有闻书也’云，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宫。据此，则《集注》早佚于中土而传于东邦，亦可知也。复次，《集注》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虽入于日宫，而后乃散佚于僧寺，迨清末于金泽称名寺所见，仅三十二卷而已。则后来《集注》一度不甚见重，或竟弃若敝屣，故未尝见有影钞本(罗振玉东渡始抄得一种)，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页)周勋初教授辑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名径题“唐钞”，显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论点。 　　总之，《文选集注》虽然现在只剩了不多的残卷，但它却是当今“《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笔巨大宝藏。即使只从学术史这个小的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考察“《选》学”之滥觞，那么《文选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选》学”堂奥的一个明晰路标，只不过探索路途中布满了迷宫，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当前，“新《选》学”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亟待拓宽视野、亟待深化的紧要关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时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必将大大改善“《选》学”乃至整个唐前文学史的研究条件。因此，每当检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之际，我们都不会忘记周勋初教授、陈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奉献的诸多辛劳。 　　注： 　　①《经籍访古录》卷六《总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沉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 　　②董康《书舶庸谭》卷八：“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记) 　　③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序》说，“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语，转引自《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选导读》的《导言》里说：“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钞》六十九卷，并公孙罗撰。今日本所传《文选集注》的残本，采入《钞》和《音决》：古抄三十卷本的旁注、标记，也时时引之。向宗鲁先生认为，《钞》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志》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钞》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⑥如台湾学者邱〖C97D〗〖EE6B〗的专题论文《〈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钞》与《音决》的互异之处后，认为“上表所见《钞》与《音决》注之有无、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证两者原非一秩，盖其原本各自为卷帙，且其为注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7页)，“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决》为公孙罗无疑，则愚见以为《集注》《钞》当不可能同为公孙罗”(同上，第718页)，“此《钞》之撰作，自非扬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业于当代‘选学’大师之李善弟子辈，不能也”(同上，第721页)。 　　⑦详见傅刚《文选学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⑧如向宗鲁《书陆善经事》说：“《集贤注记》称‘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说，则陆氏固有成书，岂善经初受命与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旋中辍，善经卒发愤独成之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74页)傅刚教授也说：“《文选集注》不仅引陆善经说，而且注明陆善经本与诸本的异同，这说明陆善经是有一个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页) 　　⑨［唐］李匡FDA5《资暇集》：“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释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10?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953页。 　　?11?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2?同注⑦，第140页。 　　?13?同注10，第935页。 　　?14?《唐写本〈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48页。　　

流沙坠简

作者：  罗振玉,王国维编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3

简介：《流沙坠简》按简牍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析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苍颉》、《急就》、《力牧》、《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典籍。第二大类是屯戍丛残，其下又按内容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项。第三类是简牍遗文，汇集各式书信。第一，三类由罗振玉完成，第二类是王国维撰作。此外，王国维选 作《补遗》，考释斯坦因于尼雅河下游所获晋初文书；又补《附录》迻录、考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于罗布淖尔北所获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另据斯坦因《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绘制敦煌鄣燧分布图，并将各燧编号及其汉诗名称、所出木简列为一表。本书所录包含了两汉至魏晋间的木质、帛质及纸质文书，其中两汉文书多木质，少量帛质，魏晋所出则木质、纸质并存。 为便利读者，此次影又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将原来的线装八开本三册缩影为精装十六开本一册；二是对原书统一另编页码，并新编目录置于卷首。

李达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丁晓强,李立志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七十二沽花共水

作者：  罗文华著

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是拿有花有水的七十二沽做引子，谈谈大直沽、小直沽、天后官、水西庄、杨柳青、紫竹林、侯家后、望海楼、曾公祠、李公祠、直隶总督衙门、利顺德大饭店、万国桥、金汤桥、大沽口……这些人们曾经从各种图书中见到过的旧地古迹，都与天津乃至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它们依河而筑，又被历史的波涛拍打过千重万重，有的已逝，有的犹存……书中也要谈谈石涛、华岳、金农、罗聘、安岐、查为仁、厉鹗、张问陶、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郑孝胥、罗振玉、梁启超、李叔同、溥仪、周叔瞍……这些曾经影响历史的风云人物，都在沽水岸边留下了喜怒哀乐、荣辱得失…… 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往往容易使人产生天籁阁圮、秋碧堂空的悲凉幻灭之感。好在这世间虽经沧海桑田，却总会遗下文化的雪泥鸿爪。

经义考新校.八.卷一九八 卷二三三,春秋 论语 孝经 孟子

作者：  (清)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简介：《经义考新校(套装共10册)》收集先秦至清初研究经学的著作，著其作者、书名、卷数、存佚，并引历代学者之考论，再附以朱氏之按语，为我国最有系统之经学总目录，被誉为经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现今《经义考》已经研究经学或传统学术所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惜一直未有整理本。目前学界使用的主要为中华书局根据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的，但由于其卷帙庞大，缩印后字非常小，且未加新式标点，学者使用颇感不便。为此台湾著名经学研究大家林庆彰教授，组织各方力量，费时十几年而成《经义考新校(套装共10册)》。《经义考新校(套装共10册)》以卢见曾刊本为底本，参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详加校勘，并加新式标点。该书的最大亮点是吸收了后人的研究成果，如把翁方纲所作《经义考补正》、罗振玉《经义考校记》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涉及《经义考》之资料，一并附于相关各条目下，以资参证。全书总字数约400万，分10册精装，附有书名和作者索引。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

作者：  (法)伯希和等著;耿昇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简介：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早年曾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 处学习，后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越南河内），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1904年回法国。 1905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 Se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 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 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伯希和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精选一遍，廉价骗购走大量的藏经洞文献及绢画、丝织品。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 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1909年，伯希和到中国采购汉籍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中国学术界始知敦煌遗书。

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王攸欣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增订碑别字

作者：  罗振鋆,罗振玉编

出版社：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简介：

版权页题：吴其昌著

作者：  吴其昌撰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简介：　　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先秦历史最直接、最原始、最真实的文献资料，也是鉴藏青铜器的首要依据。而青铜器铭文年代的确定，又是实现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至关重要的问题。 　　《金文历朔疏证》，八卷，首一卷。吴其昌撰。书中以《啸堂集古录》（宋王俅撰）、《攈古录金文》（清吴式芬辑）、《愙斋集古录》（清吴大澄辑）、《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清方浚益辑）、《贞松堂集古遗文》（罗振玉编）、《周金文存》（邹安辑）、《善斋吉金录》（刘体智辑）为主要取材依据，参以宋迄民国时期著录的数千种青铜器铭文，以西周时期为限。审视选择其中有历朔记载或人名、地名、记事记史透露年代信息的三一二种青铜器铭文进行考证、疏解，以详细而准确地研究铭文的年、月、日和朔望问题，是为卷一至卷五的“疏证”部分。卷七至卷八则列“金文疑年表”，选择二三四种无年代信息，但铭文在三十字以上且有裨史实考证的青铜器铭文，以进行年代的考察与推断，从而奠定了后代金文年代专题研究的基础。 　　《金文历朔疏证》成书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民国时期虽曾印过两次（燕京大学《燕京学报》抽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国立武汉大学丛书》本），但拥藏者不多，颇不便学者利用。故我社据国家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以满足研究先秦历史尤其是周代历史的专家学者和青铜器鉴藏者的需要。 　　——目 录 　　序论 　　历谱 　　疏证 　　武王 　　周公摄政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龚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厉王 　　共伯和 　　宣王 　　幽王 　　考异 　　金文疑年表上 　　金文疑年表下 　　人器经纬表 　　王号表 　　诸侯王表 　　重见人名表 　　重见忠臣表 　　王在王格表 　　附录 　　驳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时代　　

三代吉金文存

作者：  罗振玉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83,2005重印)

简介：　　羅振玉（1866——1940），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原籍浙江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 　　羅振玉以上虞县学第七名出身，应壬午（1882）、戊子（1888）两次乡试不中，自此潜心治学。中日甲午战争后，留意新学，与蒋伯斧等人在上海合办学农社及《农学报》，又创设东文学社，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农学著作，并协办武昌农校、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1906年起，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侨居日本。1919年返国，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被溥仪任为南书房行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曾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羅振玉自幼喜爱收集金石铭刻，终生不辍。因其学术见闻广，掌握资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以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类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三代吉金文存》乃羅振玉40年收集金文拓片的丰硕成果，共有4831器。在出版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以收羅宏富、印刷精良而闻名于世，无有别书可替代。此书按器种排列，每个器种下又按字数多寡序列。惟无释文，仅有一目录，于初学者不大方便。重印的《三代吉金文存》书后有孙稚雏《三代吉金文存辩正》一文，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此书的的优点与不足之处。

陈垣学术思想评传

作者：  牛润珍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简介：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 　　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 　　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 　　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 　　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 　　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

敦煌小说合集

作者：  张涌泉主编审订;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简介：《敦煌小说合集》内容简介：敦煌文献的发现，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一九〇九年九月，继英人斯坦因之后掠取大批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其所获部分四部典籍、佛教写经，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京师名宿前往参观抄录。同月二十五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在这篇著名论文中，作者对包括伯三二二八号古小说在内的数十件敦煌写本、刻本和拓本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稍后，罗氏又在《东方杂志》第六年第十一、十二期上发表《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考定伯三二二八号古小说即唐唐临所撰之《冥报记》。今日看来，罗氏的考证固然未必稳妥，然而却揭开了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的序幕。从罗氏的上述成果算起，敦煌小说的搜集、整理、刊布、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 一百年来，敦煌学界在以文本校录、本事考证等为主要内容的敦煌小说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产生了多种敦煌小说或包括敦煌小说写本在内的整理著作，也刊布了一大批考论敦煌小说或相关问题的学术论文。限于篇幅，下面仅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百年来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的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明清史料.甲编

作者：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简介：《明清史料:甲编(套装全3册)》主要内容：研究历史，必需从搜集第一手原始史料人手，这是治史者的常识；明、清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较近，各种史料虽没有到浩如烟海的程度，但假设能置于一处，肯定是堆积如山。由于种种人为因素，这些史料的真实性，问题甚多。比较而言明、清留下的档案无疑是有很高可信度的第一手史料。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存于内阁大库中的明、清档册，后被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妄人视焉废品，卖给纸店造还魂纸。幸经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零）等人的努力，从商家高价购回，几经辗转，已损失不少，最后于一九二八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买下，并成立了由陈寅恪（一八九零-一九六九）、朱希祖（一八七九－一九四四）、陈垣（一八八零－一九七一）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零）、徐中舒二（一八九八－一九九一）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会”这几位都是中国史学界泰斗级的学者，由他们来主持明清史料的编刊，可见“史语所”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雲自在龕随筆

作者：  缪荃孙　著，翟金明　点校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3-3-1

简介：　　《云自在龛随笔》系缪荃孙读书笔记。目前比较常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排印本，四卷，分别是论史、书画、金石和书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据此本进行点校并加小标题，汇入《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之第一辑。在此之前，则有罗振玉辑刻《古学汇刊》第一集和第二集，先后收入《云自在龛笔记》一卷和《云自在龛笔记》六卷。一卷者即“书画”，其内容与商务印书馆《云自在龛随笔》中的“书画”互有异同。六卷者则全为“掌故”，分“列朝”、“顺治朝补记”、“康熙朝诸臣”等。《云自在龛随笔》还有两种稿本，一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之子缪僧保（子彬）手抄六卷（以下简称抄稿本）。有“掌故”、“论史”、“书籍”、“金石”、“书画”、“杂记”等。函套签题“云自在龛随笔原稿本”，首页钤有“小云堪”、“子彬手钞”等印。另一种即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云自在龛随笔》作者手稿本（以下简称原稿本）。此书共有4 册，“时政”“论史”为一册，“目录”“书籍”“经籍”为一册，“金石”一册，“杂记”一册。

先秦史

作者：  翦伯赞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简介：序 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 秦以前的中国古史。 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 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 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 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 “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 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 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 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 极奇离诡谲之大观。 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 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 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 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 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 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 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 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 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 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 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 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 以辨证。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 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輶轩 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 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 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 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 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 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冡，颇有 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 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 《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 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 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 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 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 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 有凿空之功。 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 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 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 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 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 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 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 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 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 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 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 得上溯于两周之世。 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 不断的发现。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 遗物到处出土。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 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 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 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考 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 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惟甲骨文 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因为在殷墟发 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 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或分析 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 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 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 器，相继出土。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 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 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 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 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 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 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 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 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 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 人已能记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 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 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 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 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决非 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 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 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诚如韩非子所云：“孔子、墨子 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又如司马迁所云：“崆峒、涿鹿、淮海 一带之长老皆道黄帝、尧、舜，而风教固殊。”总而言之，神话传 说，流传愈久，则其所内含之历史的原素，亦即渐被歪曲，被夸 大而趋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 所不知，盖阙如也。”孟子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知中国 的古圣先贤，对于神话与传说亦在将信将疑之间也。但是即使如 此，神话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内容。所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定 历史时代的特征看，则仍不失为古史的资料之一。若把神话人物 当作一个古帝先王看，则无异是白昼见鬼。 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 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吕振羽的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对殷周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 管郭、吕两氏的见解如何，要之，他们都有其自己的创见，各成 一家之言。至于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 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此书虽论而不详，但要言 不繁，条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国史前社会之大概的轮廓。最近吴 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对于中国史前的历史亦能有所发挥。 惟吕、吴二氏之书，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发现皆未提 及，实为缺陷。此外，邓初民于其所著《中国社会史教程》之首 章，亦曾根据出土实物，论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着重于人类进 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叙述。以是之故，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 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 我以为殷以前的古史，虽属于极遥远之太古时代；但是总是 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后来的中 国历史发展之最原始的基础。因此，我在这本书上，大胆地把中 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 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古器物，均 附有图片。为了给读者以空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 活动范围，都附有地图。为了给读者以时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 各时代的历史发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 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因此，这本书，我虽 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 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 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 翦伯赞·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于巴县歇马场。

多友鼎/盛世吉金一九四九年后出土铜器铭文书法系列

作者：  李绪杰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0年06月

简介： 商周铜器的出土，西汉时期便有记载，当时研究者的兴趣侧重于铭文文献价值，对于这些铭文书法艺术的价值，到宋代才较为重视。宋人薛尚功所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已将这些铭文视作『法帖』。可见士人们对于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的重视程度，清干嘉至民国期间，金石学走向繁盛，许多重要铜器也相继出土。 皇家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的编撰。私人的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天大潋《寒斋集古录》、吴式芬《捃古录全文》、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孙诣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罗振玉《三代吉全文存》等专著的相继出现，足见一时之盛，众多的书法家在此研究成果基础上，不仅对铭文文字的辨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对青铜器铭文书法的关注和理解，也远超两宋。其时擅长全文书法的书家林立，其中著名的如张廷济的摹写规矩；陈介棋的『兼体』并杂：吴大激以小篆笔法写全文，精熟过人；黄牧甫在小篆全文间徘徊，静穆端饬；吴曰硕以石鼓为本，苍雄浑厚；王福庵取小篆笔意结合金文字形，古雅严整；罗振玉、容庚自然古雅，文气浓郁；胡小石驳残迟涩，金石味十足；黄宾虹揉进画法，古意别具：他们从斑驳古奥的前代铭刻中各自获得艺术的灵感，超越前代，自立面目。不仅在书法创作上，在篆刻作，叫中也大量地借鉴和运用金文，以金文入印，开了一代风气，影响深远。因此，乾隆年间出土的散氏盘，道光年间出上的大盂鼎、毛公鼎，光绪年间出上的大克鼎等重器铭文，被人们奉为经典，竞相临习，至今成为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声名显赫的法书名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

作者：  刘梦溪主编;章太炎著;陈平原编校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简介：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处在世纪转换之际的中国，迫切需要在鉴往知今当中，获得富有前瞻性的思考。肇始于1900年左右的中国现代学术，在方法上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并开始中西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学者们在认定学术本身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之重要标志的严复译著起，一大批学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建构了弥久不变和与时俱新的双重品格，具有开辟意义和示范作用。这些经典著作，辉耀于中国学术璀璨的天穹，成为今日学子捕获学思灵感的重要源泉。本丛书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金岳霖、顾颉刚、冯友兰、陈垣、李济、熊十力、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廖平、蒙文通、汤用彤、蔡元培、杨树达、余嘉锡、赵元任、钱基博、马一浮、郭沫若、太虚、杨文会、欧最渐、吕澄、傅斯年、董作宾、洪业、杨联　、罗振玉、陈寅恪等现代学术巨子具有恒在意义的经典之作萃集一起，既展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足可彪炳百代的巨大成就，更为面向未来、企盼更大腾飞的中华民族提供获致理性通明的精神营养。为方便阅读，每卷前附有作者小传，卷后附有作者的学术年表及著述要目。 太炎先生实乃近现代之巨人，其对学术、对革命之影响罕有其匹。本卷所收，除了其代表作《国故论衡》、《訄书》外，尚有《齐物论释定本》||《思乡原》、《征信论》等论文多篇。《国故论衡》是一部分从小学、文学、诸子学入手，将种种学术疑难一一剖析的整理中国古典文化的宏篇巨制。《检论》（系太炎先生对《訄书》的增订删改本）是近代大思想家章炳麟早年撰写的一部学术与政论文集，主要探讨国学精蕴、阐发思想见解、宣扬反清革命、提倡社会改造。作者解释《訄书》的意思是处于穷蹙的社会环境下迫切需要说的话，因此《訄书》主要针对中国近代国情以及现状展开论述，以期唤起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訄书》的结集出版，给中国民主革命派提供了反清革命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理论武器，被誉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斗的文章”。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鳞，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在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方面均卓有建树。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辑，流亡日本。随后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驳斥康有为以保皇对抗革命和托古改制的主张，宣传民主革命。1900年剪辫子。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即有名的“苏报案”）。1906年出狱后前往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与改良派展开长期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曾提及并给予赞誉），袁死后获释。1917年脱离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1936年，太炎先生病故于苏州。 太炎先生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其著作中融入了不少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如在其巨著《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太炎先生也硕果累累，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訄书》、《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文始》、《检论》等都曾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其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分辑题名取自版权页

作者：  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简介：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敦煌唐写本周易王注残卷校字记（外12种）》主要收录罗振玉整理敦煌古写本及其他珍本古籍的校勘记。主要有《敦煌唐写本周易王注残卷校字记》、《敦煌唐写本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毛郑诗校议》、《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道德经考异附老子考异补遗》、《敦煌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敦煌唐写本南华真经残卷校记》、《敦煌六朝写本抱朴子残卷校记》、《敦煌唐写本刘子残卷校记》、《元和姓纂校勘记附元和姓纂佚文》、《宋本庐山记校勘记》、《宋椠本文苑英华残本校记》等12种。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五集

作者：  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简介： 此书主要收录罗振玉访碑题录及所辑古书。主要有《金石萃编校字记》、《寰宇访碑录刊谬》、《补寰宇刊碑录刊误》、《增订汉石存目》、《魏晋石存目校补》、《高士传辑本》、《王子安集佚文附校记》、《临川集拾遗》、《隰西草堂集拾遗》、《蒿庵集捃佚》、《鹤涧先生遗诗辑存补遗》、《苇间老人题画集》、《再续寰宇访碑录》《墓志微存目录》、《经义考目录附校记》、《宋元释藏刊本考》等16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