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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近百年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好评,再版数十次,销量极为可观。胡适先生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其著作大多通俗易懂,本书可谓是一套中国*通俗的中国哲学史。本套《中国哲学史》对应着先秦、中古、近代哲学三个分期分为上中下三册。本套《中国哲学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并称为中国哲学史上并蹄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近代化、通俗化有开创之功。因此,《中国哲学史》可谓先生的定鼎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目录】
(上)
*篇导 言 /1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21
*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22
第二章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28
第三篇老 子 /31
第四篇孔 子 /47
*章孔子略传 /48
第二章孔子的时代 /51
第三章《易》 /56
第四章正名主义 /66
第五章一以贯之 /75
第五篇孔门弟子 /87
第六篇墨 子 /103
*章墨子略传 /104
第二章墨子的哲学方法 /110
第三章三表法 /115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119
第七篇杨 朱 /127
第八篇别 墨 /135
*章墨辩与别墨 /136
第二章墨辩论知识 /141
第三章论辩 /148
第四章惠施 /166
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172
第六章墨学结论 /183
第九篇庄 子 /187
*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188
第二章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197
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 /207
*章《大学》与《中庸》 /208
第二章孟子 /215
第十一篇荀子 /225
*章荀子 /226
第二章天与性 /230
第三章心理学与名学 /240
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253
*章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254
第二章所谓法家 /268
第三章古代哲学之中绝 /284
……
目录(下)
*篇 近 世 哲 学 /1
第二篇 理 学 时 期 /5
*章周敦颐 /6
第二章邵雍 /9
第三章 程颢 /19
第四章 程颐 /28
第五章 朱子 /31
第三篇 反理学时期 /55
*章顾炎武 /56
第二章 颜元 /60
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 /68
第四章 李塨 /99
第五章 戴震 /104
第六章吴稚晖 /204
第四篇 清代思想史 /225
第五篇 论科学 /237
*章科学的人生观 /238
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 /243
第三章实验主义 /245
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49
【免费在线读】
第三篇 老子
一、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 •曾
子问 •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
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 •序录》、《文选注》、《后汉书 •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 •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 •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 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 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 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 570年左右。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 •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
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
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 •曾子问》注: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
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
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
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苕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
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
贼无有!
这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
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叹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
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
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1]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四、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又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
“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
[1] 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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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 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
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
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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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无
老子是*先发见“道”的人。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太微妙了,不容易说得明白。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着想,于是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无”的性质、作用,处处和这个“道”*相像。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即是虚空。上文所举的三个例,一是那车轮中央的空间,二是器皿的空处,三是窗洞门洞和房屋里的空处。车轮若无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物事;门户若没有空洞,便不能出入;房屋里若没有空处,便不能容人。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的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他,便没有用处。这几项性质,正合上文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形容。所以
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所以他既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方面又说: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
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强名之”,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他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是对于有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只因为老子把道与无看作一物,故他的哲学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庄子便不如此。老庄的根本区别在此)。
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且看他怎样说这无中生有的道理。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也可见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能形容他,又叫不出他的名称,只得说他是“无物”;只好称他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好称他做“恍惚”。这个“恍惚”,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后来忽然从无物之象变为有物,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便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历史(论象字参看下文第四篇第三章)。
六、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初提出这个
问题的人。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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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这一段论名的原起与名的功用。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故说“其中有信”(《说文》:“信,诚也。”又古谓符节为信)。这些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里面。如说
“人”便可代表人的一切表德;说“雪”,便可代表雪的一切德性。个体的事物尽管生死存灭,那事物的类名,却永远存在。人生人死,而“人”名
常在;雪落雪消,而“雪”名永存。故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众甫即是万物。又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此字指“名”。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俞樾说常通尚;尚,上也)。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
以观其徼(常无常有,作一顿。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老子说:
道常(常,尚也)无名朴(五字为句,朴字旧连下读,似乎错了)。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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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合以降甘露(此八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王弼今本之作止。下句同。今依河上公本改正。之止古文相似,易误)。知之所以不治。(王弼本所作可,治字各本皆作殆。适按王弼注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细看此注,可见王弼原本作“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若作知止,则注中所引叔向谏子产的话,全无意思。注中又说“任名则失治之母”,可证殆本作治。注末殆字同。后世妄人因下文四十四章有“知止不殆”的话,遂把此章也改成“知止可以不殆”。又乱改王注知之为知止,所以不治为所以不殆,却忘了“失治之母”的治字,可以作证。不但注语,全文可作铁证也。)
这是说*的道是那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王弼训始制为“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似乎太深了一层),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智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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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读现)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
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销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欲是名词,谓情欲也),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
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文明进步,用机械之力代人工。一车可载千斤,一船可装几千人。这多是什伯人之器。下文所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正释这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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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
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七、无为
本篇第三节说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放任无为的政策。*说的根据,上节已说过。如今且说他的无为主义。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 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的放任主义。如
18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
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
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
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
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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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大匠斫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以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
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
八、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政治哲学相同,也
只是要人无知无欲。详细的节目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
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
于人而贵食母。
别人都想要昭昭察察的知识,他却要那昏昏闷闷的愚人之心。此段所说的
“贵食母”,即是前所引的“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别处又说“圣人为腹
不为目”,也是此意。老子只要人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一个无思无虑的愚
人;不愿人做有学问知识的文明人。这种观念也是时势的反动。《隰有苌
楚》的诗人说: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老子的意思,正与此相同。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
的事,心生无限烦恼,倒不如无知的草木,无思虑的初民,反可以混混沌
沌,自寻乐趣。老子常劝人知足。他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孙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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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按,《韩诗外传》引可欲作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
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
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
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
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
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
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决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
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
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
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
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
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
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
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
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
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
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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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庄 子
*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一、庄子略传
庄子一生的事迹,我们不甚知道。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吏。《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275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共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也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即如《胠箧篇》说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十二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可见此篇决不是庄子自己做的。至于《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文笔极劣,全是假托。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大抵《秋水》、《庚桑楚》、《寓言》三篇*多可靠的材料。《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其余的许多篇,大概都是后人杂凑和假造的了。
《庄子•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释文》云:稠音调,本亦作调)。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一段评论庄子的哲学,*为简切精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我们研究他的哲学,且先看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二、万物变迁的问题
试看上文引的《天下》篇论庄子哲学的*段便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哲学的起点,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前的人也曾研究过。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是老子对于这问题的解决。孔子的“易”便是孔子研究这问题的结果。孔子以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为天下之至赜,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便是孔子的进化论。但是老子、孔子都不曾有什么完备周密的进化论,又都不注意生物进化的一方面。到了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天下》篇所记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里面,有“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诸条,都可为证。《墨子•经上》篇说“为”有六种:(一)存,(二)亡,(三)易,(四)荡,(五)治,(六)化。《经说上》解“化”字说:“龟买,化也。”买有变易之义。《经上》又说:“化,征易也。”《经说》解这条说:“化,若龟化为鹑。”征字训验,训证,是表面上的征验。“征易”是外面的形状变了。两条所举,都是“龟化为鹑”一例。此又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了。但是关于这问题的学说,*详细*重要的却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面。如今且先说《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三、《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这部书本是后人东西杂凑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互相冲突的议论。即如进化论,这书中也有两种。*种说: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口,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这一大段全是《周易•乾凿度》的话(张湛注亦明言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夫有形者”至“故曰易也”一段,亦言引《乾凿度》,不言出自《列子》也)。《乾凿度》一书决非秦以前的书,这一段定是后人硬拉到《列子》书中去的。我们且看那第二种进化论如何说法: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生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膻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天瑞》)
“疑独”的疑字,前人往往误解了。《说文》有两个疑字:一个作,训“定也”(从段氏说)。一个作,训“惑也”。后人把两字并成一字。这段的疑字,如《诗经》“靡所止疑”及《仪礼》“疑立”的疑字,皆当作“定”解。疑独便是永远单独存在。
这一段说的是有一种“无”:无形、无色、无声、无味,却又是形声色味的原因;不生、不化,却又能生生化化。因为他自己不生,所以永久是单独的(疑独)。因为他自己不化,所以化来化去终归不变(往复)。这个“无”可不是老子的“无”了。老子的“无”是虚空的空处。《列子》书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既然说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了。《列子》书中有一个故事,*足破除这种主宰的天的迷信。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说符》)
此即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邓析“天之于人无厚也”的意思。这几条都不认“天”是有意志的,更不认“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列子》书中这一段更合近世生物学家所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
四、《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秋水》篇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这条学说可与《至乐》篇的末章参看。《至乐》篇说:
种有几(几读如字。《释文》读居岂反,非也。郭注亦作几何之几解,亦非也),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一节亦见《列子•天瑞》篇。惟《列子》文有误收后人注语之处,故更不可读。今但引《庄子》书文)
这一节,自古至今,无人能解。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但是其中有几个要点,不可轻易放过。(一)“种有几”的几字,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本像生物胚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原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做蛙玭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玭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做陵舃。自此以后,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三)这一节的末三句所用三个“机”字,皆当作“几”,即是上文“种有几”的几字。若这字不是承着上文来的,何必说“人又反入于机”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见这一句是回照“种有几”一句的。《易•系辞传》“极深而研几”一句,据《释文》一本几作机。可见几字误作机,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一步的“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宣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做“天均”。
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所以《齐物论》借影子作比喻。影说: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郭象说这一段*痛快。他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返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焉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知北游》篇也说: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适按,非物下疑脱一耶字)。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律来证明上帝之说。以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从甲果推到乙因,从乙果又推到丙因,……如此类推,必有一个“*后之因”。那*后之因便是万物主宰的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也用这因果律来驳他道:因果律的根本观念是“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一条。如今说上帝是因,请问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若说上帝是“*后之因”,这便等于说上帝是“无因之果”,这便不合因果律了,如何还可用这律来证明有上帝呢!若说上帝也有因,请问“上帝之因”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便是《知北游》篇说的“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说是“无已”。可见万物有个主宰的天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了。
五、进化之故
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这话《庄子》书中却不曾明白回答。《齐物论》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竟是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庄子》书中却也有许多说话和这问题有关。例如《齐物论》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又如《秋水》篇说: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
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
又说: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
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一、庄子的名学
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
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
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闲闲(《释文》云:有所闲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齐物论》)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能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齐物论》)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
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胜了我,难道你便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纪,却要去摹仿那四千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
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
(2)
(3)
这是“甲”。
这是“非甲”。
这是“乙”
(4)
(5)
(6)
这是“非乙”
这是“丙”。
这是“非丙”。
(7)
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沦》)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
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章所引的话: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还是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养生主》篇说老聃死时,秦失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时而处顺”,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乐天安命的意思。《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三、结论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因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趾支离无脤、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不觉得残丑,别人也都不觉得他们的残丑,都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这是庄子哲学的纲领。他只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恶、好丑、贫富、贵贱……种种不同之中,寻出一个同的道理。惠施说过:“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他的“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无成与毁”,……都只是说“万物皆一”。《齐物论》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为世界*高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他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只是这个道理。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作者: (唐)李鼎祚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年1月
简介: 唐李鼎祚所撰本书是唐前易学研究集大成式的作品,该书收录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玄等30余家易学方面的学说,保存了大量汉魏古注,《四库提要》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矣。是真可宝之古笈也”。书末附有23篇序跋等资料。 此次整理,以现存最早之足本明嘉靖三十六年朱睦?所刻聚乐堂本为底本,以汲古阁重刻《津逮秘书》本、雅雨堂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周氏枕经楼本为校本,何楷、陆心源、惠栋、陈鳣、张惠言、阮元、孙星衍、李道平、李富孙、曹元弼等校勘名家的校勘成果,也尽可能吸收进来。 本书收入《易学典籍选刊》。中华书局此系列已出品种有(按出版先后排): 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清)惠栋撰,郑万耕整理: 易图明辨,(清)胡渭撰,郑万耕整理; 周易函书,(清)胡煦撰,程林整理; 周易原旨 易源奥义,(元)保巴撰,陈少彤整理; 六十四卦经解,(清)朱骏声撰; 周易本义,(宋)朱熹撰,廖名春整理; 毛奇龄易著四种,(清)毛奇龄撰,郑万耕整理; 易学象数论(外二种),(清)黄宗羲撰,郑万耕整理; 周易程氏传,(宋)程颐撰,王孝鱼整理; 周易注(附周易略例),(魏)王弼撰,楼宇烈整理; 易象正,(明)黄道周撰,翟奎凤整理; 三易洞玑,(明)黄道周撰,翟奎凤整理;周易集解,(唐)李鼎祚撰,王丰先整理。
作者: (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经韵楼集》十二卷,是段玉裁研读经史子集笔记和与友人书札的汇编,其间大量引证史料,从文字的形音义训释考订,辨正古籍谬误。书后附收近人刘盼遂《经韵楼集补编》上、下卷及《段玉裁先生年谱》,可使读者参考比较。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曾师事戴震,与王念孙齐名,世称“段王之学”。又与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经韵楼集》十二卷,是段玉裁研读经史子集笔记和与友人书札的汇编,其间大量引证史料,从文字的形音义训释考订,辨正古籍谬误。书后附收近人刘盼遂《经韵楼集补编》上、下卷及《段玉裁先生年谱》,可使读者参考比较。 《经韵楼集》是段玉裁的文集,原书共十二卷,主要收录了以下几种文章。 一,学术论文;二,序跋;三,书信;四,传遍、墓志铭。寺序。从篇幅来说,前三种文章佔了大部分,第四种文章只佔一小部分。而所谓序跋和书信,其中大半实际上也是学术论文。更多>>
作者: (东汉)许慎著;李翰文译注
简介:《说文解字》由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约58~约147)所著,是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全书收入正文9353字,重文1163字,合计为10516字,全书解说用字133441字,首创540个部首编排法。《说文解字》自东汉问世以来,一直为历代语言文字研究者所推崇,为后代研究文字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部大典。 一、本书以清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刻本为底本,校以清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覆刊宋刻大徐本,又参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标点、校勘。 二、本书首列原书小篆,次列楷书字头,楷书字头后为汉语拼音和大徐本反切注音;其次为原书说解文字;再次为【译文】和【注释】,【译文】是对原书说解文字的翻译,小篆字形、说解文字的校释俱在【注释】中说明。徐铉新附字,皆不录。 三、本书字形,主要依据陈昌治本和孙星衍本,又参考了《说文解字系传》和《说文解字注》。说解文字中的异体字,一般不作改动。凡避讳字,皆径改。 四、【字源】的字形源流来自于出土文物、钟鼎铭文和古代典籍,出处识别在各字形的下方标示。 五、每个部首结束处之“文×重×”是统计每个部首包含文字和重文(附于本字之后的古籀字)的专用术语。由于流传日久,版刻迥异,部首与字、重文数往往有所出入,凡此不予改易,以存原貌。 六、《说文解字》出版至今一千九百年有余,诸多文字读音已有变迁,或有汉语拼音和大徐本切音不一致的情况。本书以汉语拼音标明现代读音,而切音则遵从大徐本不变。
作者: (清)朱骏声著
简介: 对《易经》中“六十四卦”所蕴含的深义,千百年来不断吸引着大批研究者们探究、解析其中的奥妙,但因绝大多数的研究著作都比较艰深难懂,使很多没有基础的普通《易经》爱好者望而却步。这本朱氏《六十四卦经解》,是从小学即文字训诂的角度解说易卦,疏通卦辞、爻辞以及彖辞、象辞中的关键性字眼,给读者提供每一卦卦意的朴素而基本的含义。
作者: 周振甫著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简介: 片断: 朱骏声从《周礼》讲太卜掌三《易》来讲,三《易》就是 夏《易》以《艮》卦为首,《艮》是山,所以称《连山》;商 《易》以《坤》卦为首,《坤》是地,地归藏万物,所以称为 《归藏》。周《易》以《乾》卦为首,《乾》卦三三六爻都是阳 爻, 周遍六 爻都是阳,所以称为“周阳”,作“周易”是错的。就三 《易》讲,他认为“三《易》之易读若 觋。”觋,音檄,指易巫, 是掌管龟卜的。照朱骏声的说法,那末“易”当改作“觋”,指 男巫。按《说文》:“觋,能斋宿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 巫”,那末觋是男巫。管龟卜的另有太卜,不归男巫管。朱骏声 的说法也不可信。 近人吴汝纶《易说》:“易者,占卜之名。《祭义》:‘易抱龟 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其官。《史记 ·大宛传》:‘天子发书易。’谓发书卜也。又武帝轮台诏云: ‘易之,卦得《大过》。’易之,卜之也。说者以简易、不易、变 易说之,皆非。”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论周易二字本诂》引吴 汝纶说,又称:“愚案:《史记·礼书》云:‘能虑勿易。’亦以 易为占。简易、不易、变易,皆《易》之用,非易字本诂,本 诂固占卜也。” 照吴汝纶说,易本指龟卜,因称卜官为易,这是《祭义》中 的易字。后来用蓍草占吉凶代龟卜,因称蓍占为易。《史记·大 宛传》和《礼书》中的易即指蓍占。但龟卜似不称易,此说还 有可疑。如《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兆之法”,这是看 炙龟甲的兆纹,是龟卜,称“三兆”,不称“三易”。又说他 “掌三易之法”,那才称“三易”。是太卜既掌龟卜,又掌耆占。 当时看重龟卜,所以称他为“太卜”,不称“太占”。但他已多 用占,所以又称他为“易”,“易”指他掌“三易”说的。先有 “三易”,才称掌“三易”的官为“易”,那末“三易”的取名又 有什么意义呢?
作者: 高步瀛选注;孙通海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8
简介: 片断: 又见《丧大记》注。《聘祸》郑注又曰:“其材宫廟以石,窆用木, 而后世更刻以文字。”《说文》曰:“碑,豎石也。”(此从大徐本。)《释名.释典艺》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 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建于道陌之頭,顯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文 心雕龙.诔碑篇》曰:“碑者,埤也;上古帝皇,记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又宗廟有碑,树之两楹,事止鹿牲,未 勒动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坟,犹封墓也。”《说文繁傅》卷十八曰:“按古宗廟立 碑以鹿牲耳,非石也。(汪宝《攷異》谓碑石二字当互易。)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此从石,碑字秦以来制也。或难 曰:古七十二家封禅勒石,便应有碑,何以言秦以来有碑?应之曰:古虽七十二家封禅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之言 起于管仲(见《管子·封禅篇》),不言碑。《穆天子傅》曰:天子乃纪开迹于弇山石上。亦不言碑。又难曰:刘熙《释名》 何以言起于悬棺之碑?对曰:起于悬棺者,盖今之神道碑,而铭勒功德当始于宗廟丽牲之碑也。”步瀛案:碑字已见 《仪祸》、《祸记》,小徐谓秦以来始制其字,非也。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刻石曰立石。”尚不曰碑。汉以来,始 通称曰碑矣。由是言之,功德之碑盖原于古帝王之刻石,后世以碑称之,如纪功碑、德政碑之类皆是也。廟碑盖原 鹿牲之碑,如后世神廟碑、家廟碑之类皆是也。墓碑盖原于下棺之碑,如后世所谓墓碑、神道碑等皆是也。此外,曰 碣、(《唐六典》卷四曰:“五品以上立碑,螭首电跌,跌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跌,跌上高不过四尺。”)曰 表,(黄宗羲《金石要例》曰:“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傅世者,不必细详行事。”)制度不同,文体稍别,要亦墓碑之类 也。《艺文类聚》职官部一作《太宰褚彦回碑文》,张本《王文宪集》、嚴本《全齐文》竝从之。今依《文选》。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所以子产云亡,宣尼泣其遗爱;隨武既没,赵文 怀其馀风。于文简公见之矣。以上渾起。 《左·里二十四年》穆叔曰:“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杜注曰:“立 德,黄帝、尧、舜。立功,禹、稷。”《释文》曰:“大,音泰。”孔疏曰:“大上,谓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 谓大贤之人也。”江沅《说文释例》上曰:“大,古只作大,不作太,亦不作泰。《易》之大极,《春秋》之大子、大上,《尚 书》之大誓、大王,《史》《汉》之大上皇大后,后人皆读为太,或经改本书作太及泰,由浅人以大为不足尽之,因创说太 尊于大。凡人称祖曰父,未有称太父者,则自乱其例之甚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十三曰:“凡大人、大夫、太子、 太君,皆尊词。《史记·范睢传》文王得吕尚以为大公,《礼记·中庸》追尊王大王、王季,皆大字本谊也。”案:《艺文》 首二句无两“有”字,之谓作谓之。0《左·昭二十一年》曰:“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诗·瞻卬》 曰:“人之云云亡。”《汉书·平帝纪》曰:“元始元年,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左太冲《詠史诗》曰:一言论準宣尼。”0 《礼记·檀弓下》曰··“趙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我则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 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郑注曰:“武子,士会也,食邑于隨范,字季。”又互见传季友《为宋公修张 良庙》注。《论语·子罕篇》曰:“文王既没。”《三国·魏志·卢毓传》注引《续汉书》太祖过涿郡,令告太守曰:“昔郑 丧子产,而仲尼陨涕,孤到州,嘉其馀风。”案:《艺文》隨,作隋,非。0《南齐书·褚渊传》曰:“谥曰文简。”《梁书·陶 季宣传》曰··“尚书令王俭以渊有至性,欲谥为文孝,季宣请曰··“文孝是司马道子谥,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简。”俭 从之。” 公讳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也。微子以至仁开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两汉,儒雅继 及;,魏晋以降,奕世重晖。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当时,行比州壤。深识臧否,不以毁誉形 言;亮采王室,每怀冲虚之道。可谓婉而章,志而晦者矣。自兹厥后,无替前规,建官惟贤, 轩免相袭。以上先世。
作者: 黄理兵著
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HSK与语言问题》主要内容简介: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很早就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管仲(约前723或716-前645)说:“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橐”是口袋的意思,第二个“橐”活用为动词,“有”即“又”。这句话是说,天地像口袋一样包容世间万物,而“宙合”,即时间和空间,又把天地包容其中。“宙”指时间。《说文》:“宙,舟车所极覆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舟车上覆如屋。极者或曰覆也,舟车所极也。淮南齐俗,往古来今谓之宙。”“合”则指空间。所以在管子这里,时间和空间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提出的。其后的尸子则明确了“宇宙”的概念:“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此后的哲学家在讨论时空问题时也都继承了这种传统,这与古希腊的传统大异其趣。 但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这种现象却并不说明中国人提高了在希腊人那里被降格的时间的地位。他们之所以总是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谈论而不作严格的区分,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时空统一的观念直接来源于上古的观象授时。这种时空不分的做法正好说明了他们并没有真正从哲学抽象的角度去考虑脱离了特定空间的纯时间观念和脱离了时间的纯空间观念。而观象授时活动的最初来源则是人们对太阳的重视和崇拜。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Remains of Chinese Theatre
作者: 廖奔著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戏剧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物以及自身的行为性或象征性模仿,也就是说,戏剧起源于拟态和象征性表演。在这种模仿行为里,模仿者成为或部分成为角色而不再完全是其自身,其行动受到被模仿者行为方式的限制和制约。这使我们把目光一直追溯到原始人类的模仿行为里去。最初的模仿当然仅仅出于人类的游戏和模仿天性,图1云南沧源岩画鸟形扮饰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五六万年以前出现了交感巫术信仰,它带来了人类自觉和大量的模仿行为——原始人以为通过对事物的“灵”的模仿可以控制事物,因而模仿过程——操纵“灵”的过程就可以决定实际生活的结果。例如,原始人常常通过模仿狩猎和战争的行为来求取狩猎和战争的成功,其模仿过程贯穿着行为模拟和带有强烈节奏的歌舞表演。这类经常和有目的性的扮饰活动,可以被视为原始戏剧的雏形。今天我们在各地的史前岩画里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初级拟态和象征性表演。 依靠交感巫术控制自然的尝试当然是走向了失败,其结果使原始人类由企图操纵“灵”转向了对“灵”的敬畏和乞怜。于是,神便出来统治大地,原始宗教赖以产生,导致了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一系列的信仰和祭祀行为。伴随这些行为出现的,是对神明的谀颂和取悦,对神的事迹的礼赞和模拟。这一阶段的原始戏剧,混杂在祈神和娱神的宗教仪式中,呈现出宗教仪式依附物的面貌,其典型形象特征就是模拟鸟兽形象的装扮表演。史书里有着众多染有神话色彩的有关记载,例如《吕氏春秋·古乐》说:“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其中的“凤鸟”当然是由人装扮的。该书又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关于音乐和乐器起源的传说,但我们从中不是可以感觉到当时拥有不同兽鸟图腾的众多部落臣服于尧帝的实际内涵吗?而这种现实是通过拟兽型的图腾扮饰表现出来的。关于尧的继任者舜也有一则类似的传说,《尚书·虞书·舜典》说:“帝曰:夔,命汝典乐……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虞书·益稷》里还说夔此时提到:“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理解为舜时的拟兽图腾表演。今天在一些上古岩画、陶器、铜鼓上看到的鸟兽扮饰,伴随着有节律的人体动作形象,应该是这类表演的反映。而青铜器上常常见到的兽面饕餮形象,以及一些兽形面具,则有可能被用于这类图腾祭祀装扮的过程之中。 图2云南晋宁石寨山铜锣面鸟形扮饰图3河南禹县西周青铜面具图4傩字甲骨版片在长期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祭祀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专职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这就是巫,他们行使沟通天人之际的职责。有文字可考的巫祭阶段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其时的巫主要具备代天神示喻的职能,但也广泛发挥祈福禳灾的功用。巫师在举行祭祀活动时要进行迎神、降神、祈神和娱神的仪式表演,这些表演具有拟态性和歌舞性,巫在表演中可以不再是他自身而成为他所模仿的人物或天神,此时他就已经“代”入角色,其表演具有浓厚的戏剧性。因而后人常常把巫师的降神表演视作戏剧的起源。从战国时代楚地的祭神歌曲《楚辞·九歌》的歌词中,可以大致窥见当时祭神歌舞和装扮的面貌。 周代定鼎后,在传统巫祭活动的基础上,根据王权需要,结合节气承代、气候顺逆和农事丰歉等农耕文化基本因子而主要形成三种祭仪活动:祈求农事丰稔的蜡祭、驱邪避疫的傩祭和求雨的雩祭。其中傩祭的驱傩过程最具有戏剧性。傩产生于原始人类驱除灾疫之灵的心理要求,由原始氏族部落战争的现实映像所启发而形成的以神驱鬼或以恶逐恶的观念,是原始人类萌发赶鬼或驱傩意识的基础。 傩祭出现的时间无法考定。殷商甲骨文里有一个字,于省吾先生认为它象形为人执殳在屋子里打鬼(见《甲骨文字释林》)。又有一个字,郭沫若先生解释为魌字,魌就是驱傩。傩的正字原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见鬼惊词,从鬼,難省声”。清段玉裁注曰:“,见鬼惊词。见鬼惊骇,其词曰。为奈何之合声。”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后字被傩字取代。那么,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打鬼驱傩的活动了。周代以后,史书开始有了关于傩祭的正式记载。
作者: (清)朱骏声著;胡双宝点校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简介: 对《易经》中“六十四卦”所蕴含的深义,千百年来不断吸引着大批研究者们探究、解析其中的奥妙,但因绝大多数的研究著作都比较艰深难懂,使很多没有基础的普通《易经》爱好者望而却步。这本朱氏《六十四卦经解》,是从小学即文字训诂的角度解说易卦,疏通卦辞、爻辞以及彖辞、象辞中的关键性字眼,给读者提供每一卦卦意的朴素而基本的含义。
作者: 李恕豪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3
简介:第二,是经学的需要。汉武帝时,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学。当时估统治地位的是董仲舒《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的讲习方式在於口耳传授,各有师承,家法极严,一般只学一部经典,只接受前代经师的学说。这样,尽管他们在解说古代典籍时也接触到了训诂问题,但在语言研究上却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与今文经学派相对立的是古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一开始便遇到文字方面的问题。《漠书·艺文志》说:“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後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漠书,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今文字”就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就是说,对於用古代文字书写的经典,要用汉代的隶书来转写。要转写就得比较不同时代的文字,自然也要对照文字的形、音、义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古文经学派在开始时没有一定的师承,他们必须独立思考,在研究文字、解释古义方面下很大的工夫。为了读懂经典,就必须把语言文字的研究置於首要地位。造就大大促进了语言文字的研究。因此,不少古文经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小学家,如张敞、杜林、卫宏、买逵、许慎、服虔、马融、郑玄等人。王国维说:“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束汉时期,一些著名的经学家如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不仅兼治诸经,而且兼习今古文,造就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经典,同一经典的不同文本,或者同一词语的不同解释。通过比较研究,择善而从。 第三,是当时的政府重视小学。《汉书·艺文志》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解字·叙》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识字在汉初是取士的重要标准,而文字错讹者则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当时还由政府出面,进行了搜集文字和确定“正读”的工作。《漠书,艺文志》说:“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於庭中……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宇,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徵荠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二、漠代语言学的特点 漠代的语言研究以训诂学为主要特点。漠代训诂学的建立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表现。 一是漠代经师为古代典籍作了大量的传注。西汉经师的这类著作在《漠书·艺文志》裹有全面的记载,其中大多数今天已经亡佚。束漠经师不但注释六经,对其他先秦古籍甚至西汉时的著作也作了注释。在汉人的传注中,以毛亨所写,毛苌所传的《毛诗故训传》和郑玄的《毛诗笺》、《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最重要。传注中的训诂材料相当丰富,其缺点是较为零碎。 二是出现了几部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专著。西汉时有《尔雅》和《方言》,柬漠时则有《说文解字》和《释名》。 漠代也是我国文字学正式建立的时代,它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标志。严格说来,对文字形体的研究不属於语言学的范围,但是,由於汉字的表意特徵,对声音和意义的研究往往需要借助於文字的形体,因而我国传统语言学也包括文字学在内。 至於我国传统语言学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韵学,在漠代尚处於萌芽状态,还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张世禄先生说:“那时对於字音的考校,未曾脱离文字学训诂学而独立成为一种专门的研究,所以注明音读时,只求能够形容音韵和文字义训间的关系罢了,并未曾对於字音本身,加以明确的分析。”不过,漠代人在发音分析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周祖谟说:“束漠之末,学者已精於审音。论发音之部位,则有横口在舌之法。论韵之洪细,则有内言外言急言缓言之目。论韵之开合,则有脓口笼口之名。论韵尾之开闭,则有开唇合唇闭口之说。(横口频口开唇合唇并见刘熙《释名》)论声调之长短,则有长言短言之别(见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何休注)。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斯可谓通声音之理奥,而能精研极诣者矣。”这为魏晋及其後音韵学的建立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许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县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人,据清人考证,约生於公元58年,卒於147年,是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除《说文》外,许慎还有《五经异义》、《孝经古文说》、《淮南子注》等著作,这些著作现在都已亡佚,仅存《说文解字》流传於世。 许慎撰写《说文》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探求文字的造字本源和结构,考究文字的形、音、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说文解字·後叙》中所说:“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研究和整理文字,达到通经的目的,从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他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说文解字·叙》)在当时,对文字的解释和使用都十分混乱,许慎认为这种混乱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他说:“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同上)这种混乱现象甚至影响到了法律的正确执行,他说:“廷尉说律,至以宇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同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固然是由於当时使用隶书已久,字形与古文字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很不容易通过隶书的字形来探求字的本义。但是,更严重的却是当时的今文经坚学家往往使用反科学的臆想方法,对经典的文字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把文字搞得来面目全非,很不利於经学的正常发展。《汉书,艺文志》说:“後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艾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於二三万言。後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用其毕生的精力撰写《说文》,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以做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说文解字。叙》) 二、《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说文》主要是一部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关於《说文》的内容、体例以及它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一般文字学方面的著作都已谈到,因此我们这裹仅仅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去阐述它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说文》的出现,标志著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因此,《说文》是文字学上的开创性的著作,具有创学科的意义。 在《说文》以前,也曾出现过一些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它们是:(1)《史籀篇》;(2)《仓颉篇》;(3)《爰历篇》;(4)《博学篇》。《说文解字·叙》说,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西汉时,把这三部字书合称《三苍》,也统称《仓颉篇》。见於《漠书·艺文志》的字书还有下面四部:(5)《凡将篇》,司马相如作;(6)《急就篇》,史游作;(7)《元尚篇》,李长作;(8)《训纂篇》,扬雄作。以上八部字书,只有《急就篇》流传至今。这些字书,与其说是字典之类的书籍,毋宁说是学童的识字课本,它们只是为《说文》的撰写提供了一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说文解字》才算得上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内容丰富而自成体系的字典。 《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字典学的起点,许慎是我国文字学的创始人。在《说文》的直接影响下,曹魏张揖有《古今字诂》、晋吕忱作《字林》、梁顾野王撰《玉篇》、宋司马光等人编《类篇》,其部首体例与《说文》相似。明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采用《说文》的部首体例,只是有所归并和省减而已。南唐徐钻撰《说文解字系传》,是一部研究《说文》的著作。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鼎盛时期,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自“乾嘉以来,关於《说文》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种之多”(《说文诂林评语》引于右任语),形成了专门研究《说文》的一门学科——《说文》学。 其次,《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由於《说文》分析每一个字的形体结构,造就使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字的本义,即造字时文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颜之推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尤其对於那些本义早已隐晦的字,通过《说文》,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理解它们。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这一意义的例证,但在卜辞中有这一意义。“而,须也,象形。《周礼》‘作其鳞之而’。”“而”的本义在古书中极少使用,一般用的是假借义。 对於古书中比较常用的字,我们也可以通过《说文》的解释知道本义,然後通过本义了解引申义。这是以简驭繁,彻底掌握词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例如: 向,北出牖也,从冖从口。《诗》曰:“塞向瑾户。” 习,数飞也,从羽白(自)声。 从“向”的“北出牖”这一本义出发,便可以得到“朝向、对着”,“方向、趋向”,“归向、敬仰”,“接近”这四个由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据《辞源》,下同)。从“习”的“数飞”这一本义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复习、练习”,“学习”,“通晓、熟悉”,“惯常、习惯”,“亲幸的人”,“重叠”,“因、相因”等七个引申意义。於此可见《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作者: 桂馥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7年09月
简介:
《说文解字》是我国首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专著,在中国乃至世界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说文》研究到清代达到鼎盛阶段,以“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及其著作为代表。
《说文解字义证(套装上中下册)》为桂馥之代表作,是书取群书用字之例以证许慎原著,“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证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是达许说而止”(王筠《说文释例`自序》)。《义证》取材浩博,例证宏富,更兼体例统一,条理清晰,是研读《说文解字》必备文献。中华书局1987年7月出版该书,据湖北崇文书局本描修影印,书前附笔画检字,书后附四角号码检字。本次再版,我们于书眉上标出相应的楷书通用字形,并参考中华书局2015年版《注音版説文解字》为之注音,标于各楷书字头之上;书后重新编写了音序、笔画及四角号码检字表,《义证》所补遗文亦编制检字,以便读者使用。
作者: (东汉)许慎著;李翰文译注
简介:《说文解字(文白对照)(套装共3册)》内容简介:一、《说文解字(文白对照)(套装共3册)》以清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刻本为底本,校以清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覆刊宋刻大徐本,又参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标点、校勘。 二、《说文解字(文白对照)(套装共3册)》首列原书小篆,次列楷书字头,楷书字头后为汉语拼音和大徐本反切注音;其次为原书说解文字;再次为【译文】和【注释】,【译文】是对原书说解文字的翻译,小篆字形、说解文字的校释俱在【注释】中说明。徐铉新附字,皆不录。 三、《说文解字(文白对照)(套装共3册)》字形,主要依据陈昌治本和孙星衍本,又参考了《说文解字系传》和《说文解字注》。说解文字中的异体字,一般不作改动。凡避讳字,皆径改。 四、【字源】的字形源流来自于出土文物、钟鼎铭文和古代典籍,出处识别在各字形的下方标示。 五、每个部首结束处之“文×重×”是统计每个部首包含文字和重文(附于本字之后的古籀字)的专用术语。由于流传日久,版刻迥异,部首与字、重文数往往有所出入,凡此不予改易,以存原貌。
作者: 李俊红著
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叚借"研究》由李俊红著。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书是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研究汉字使用的著作。它虽然也以研究《说文解字》作为起点,但编排体例和研究方法都有创新。《说文通训定声》不但依据声音编排字头,而且总结出了假借的“三原”、“四例”、“八用”。尤其是为每个同声通写的假借字找到了所谓“本字”,并援引了大量文献用例作为佐证,成为查考古书假借字的一部最早、最有名的工具书。
作者: 迟铎集释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
简介:小尔雅同尔雅一样,是传统语言学领域中的训诂书即义书,相当于现代的「义类词典」,分类解释词语及名物。小尔雅分为十三章,即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广度、广量、广衡。它在篇目、体例上仿尔雅而不尽同于尔雅,内容上广尔雅之未备,补尔雅之不足。它的篇幅不大,但内容极富:释字义,辨名物。涉及单字复词,语句结构,人伦世故,冠服器用,弓矢干戈,车舆舟船,禾蔬木实,鸟兽虫鱼,度量衡器等。总之,小尔雅以其问世甚早,内容博赡,在训诂学史和辞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是研究古代典籍,考定名物制度,研究词义发展的重要工具书。今搜集了清人王煦小尔雅疏八卷、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六卷、葛其仁小尔雅疏证五卷、胡承珙小尔雅义证十三卷、胡世琦小尔雅义证、朱骏声小尔雅约注一卷、王贞小尔雅补义等七部书,删同存异,纂集成此书。
作者: 王筠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年10月
简介:
《说文解字》是我国首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专著,在中国乃至世界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说文》研究到清代达到鼎盛阶段,以“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及其著作为代表。
《说文解字句读》为王筠之代表作。王氏原本想就严可均《说文校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或增或删或改”“不加疏解”著成一书,“以便初学诵习”;后改为撷取前列诸书精华,“博观约取”,间下己意,以成一家之言。是书删繁举要,参以己意,集语言文字之大成,浅易简明,为初学《说文》所必备。
中华书局1988年7月出版该书,书前附笔画检字,书后附笔画索引。本次再版,我们于书眉上标出相应的楷书通用字形,并参考中华书局2015年版《注音版説文解字》为之注音,标于各楷书字头之上;书后重新编写了音序、笔画及四角号码检字表,以便读者使用。
作者: 杨柳桥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06月
简介:
本书是《庄子》的译注版本。本书作者杨柳桥先生研究《庄子》多年,对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有精到的见解。在本书译注部分,作者对包括读音、字义、校订、协韵等内容,用都浅近文言写就,在译文部分尽量直译,以忠实于原文。《译诂》采用的体例是尽量取用古人原注,必要时加以案语。注释采摭常见的重要的庄子注本颇多,包括经典释文引用诸家注解、郭注、成疏,于清人甚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书,运用其中材料进行训诂之处不少,加上作者自己对于疑难词语的训释,具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