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研究论文集

作者：  张国华主编;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是一本张元济的人物研究文集，主要介绍了发扬张元济精神、深切怀念张元济先生、张元济家世源流述略、论张元济的编辑活动等内容。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深夜，上海炮声四起，日本侵略者突然侵犯闸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心机关——商务印书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建筑物被焚烧殆尽、书籍文献付之一炬……上海沦陷后，日军更是潜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馆中３０余年搜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４０余万册，包括无价之善本珍籍，全部化为灰烬。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面对商务印书馆的厄运，张元济悲愤异常。商务印书馆从此要消失了吗？他默默地问着自己。不！这位一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家发出了铿锵的回答：“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和同事们坚定地走上了重振商务印书馆之路。 　　普及教育智民梦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在张元济心中，一直有个理想，即开通民智，教育救国。张元济认为，国家的政治全靠国民的意愿形成，而中国民众的知识水平太低，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很快达到最佳状态。国民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人都受教育。学习的内容不需太高深，只要能了解处于当今世界不可不了解的事物，这样就可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否则难免不被别人奴役，遭到灭绝。 　　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呢？号称四万万人，但受过教育的人估计不过４０万人，而这些人也只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写点八股文章罢了，对于生存于世所必须知道的事物，却是茫然无知。张元济心里非常担忧，因此他呼吁广设学堂，改掉“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的弊端。 　　１９０２年１月，张元济在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以答问的方式详细表述了他的教育观点。在文中，他提出了两条办学宗旨：一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不要只培养英才，而是要人人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素质，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得以“民智大开”；二为“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反对教育上全盘西化。他这是针对当时办教育盲目崇尚西学而提出来的，尽管他本人比较仰慕西学，但他指出，各国教育之法，都是以本国的民情、风俗、宗教、政体为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育皆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这些中国应学习。同时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要中西结合，振兴中国。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张元济积极行动起来。当然，他所说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设立学校，开班上课，而是运用各种文化设施和教育手段对民众进行教育。他认为实现自己“智民”理想的最佳办法就是办出版事业。 　　革新教材育新人 　　１９０１年，张元济应创办人夏瑞芳邀请，投资商务印书馆，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久，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他开始积极编写出版新式教材。他约请我国近代科学编辑工作者杜亚泉编辑一套《文学初阶》作为启蒙学堂课本，学生读完便可转入小学，读《文学进阶》；请夏曾佑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 　　１９０４年，清朝公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每周读经１２小时，中国文字４小时，实质是强调“谈经”。张元济等人对此很不满，认为“不合教育公理”，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编写一套适合国情的新课本。 　　在张元济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推出了一整套初等和高等小学最新教科书。１９０６年前，《最新国文教科书》陆续出版，共计十册，为初等小学所用。不久又出版为高等小学用的国文教科书八册。内容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书中极力宣扬我国的悠久文化和古代圣贤的言行，同时极力矫正迷信、缠足、鸦片等社会陋习，“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这正是张元济等人提倡普及教育、反对科举，欢迎西学、但反对数典忘祖的宗旨。 　　《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后，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内，小学生大多使用这套课本，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冰心后来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后来，商务印书馆又编了一些教科书，共计１６科７８册，统称为《最新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普及教育的宗旨出发，根据儿童特点，采取了由浅入深的原则，从儿童熟悉的事物讲起，满足了国人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如饥似渴的需要，非常受国人欢迎，对近代中国普及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曾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出版界巨擘，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机关，也是因为此套丛书。 　　传新学 整古籍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著作。为了保证质量，张元济聘请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当编辑，而作者呢，大都是一些当时的著名学者，如严复、林纾、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同时，张元济还善于培养青年，发现人才。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群中，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巴金、冰心、李大钊、朱自清、费孝通……他们为了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在中国倡导新知新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亦功不可没。 　　在大量介绍西学之时，张元济也在为整理、保存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在他的心中，他从未把西学和传统文化遗产对立起来，他就是要让中西文化沟通，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和光大。 　　“我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之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张元济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特别是在１９２６年退休后，更是专心埋头于影印工作。《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数十部古籍凝聚着张元济的数十年心血，其间几番磨难，几多甘苦，旁人如何理解。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还搜书藏书，当时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吸引了众多学人。可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这些文化财富，让张元济怎不痛心！ 　　近代中国，国贫民困。一代代仁人志士探索奋斗，寻求强国之路，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文学救国……张元济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学术、文学、科技著作，为实现“智民”之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我们提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历史功绩时，我们不能忘记张元济这位出版大家、教育家。正如茅盾先生在张元济９０寿辰所写的祝词中所说：“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张元济的号）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育

作者：  代钦，松宫哲夫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展示中国数学教育史的内容和思想传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出于数学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兴趣，笔者欣然接受了“数学教育丛书”主编张英伯教授和曹一鸣教授的约稿，并尽一切努力，细心研究，终于完成了《数学教育史一一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育》。本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中国的文化思想和教育传统角度，考察了中国数学教育发展史。在某些章节中，在适当地分析数学家的数学思想、教育思想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前提下，对中国数学教育发展史进行了考察。正由于这个缘故，将本书命名为《数学教育史一一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育》。 　　 第二，数学教育史与数学史、教育史和数学文化史等密切相关。本书考虑到这种关系的同时，注意到了数学教育史的独立性， 没有过多地介绍数学史、教育史和数学文化等内容， 而把重点放在数学教育制度、数学教育思想方法、数学教学案例、数学教育家个案分析等方面。 　　 第三， 目前，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史方面论著亦不少。本书博览各家之论著，甄采其精华，抛砖引玉，锐意创新， 注重中国数学教育史内容的系统性、研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另外，在本书的第7—9章中采用了作者本人所收藏的大量第一手珍贵文献，这些文献在其他同类著作中尚未出现过，王国维翻译的日本数学教育家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1901)、 江苏省《算术商榷会报告》(1917)、《中等算学教授法》(1923)、小仓金之助的《算学教育的根本问题》(1930)、南中国数学会的《数学教育杂志》， 以及清末民国的一些珍贵教科书。 　　 第四，本书注重学术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相结合。本书对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同时本书中的数学教学案例和数学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小学数学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 历史上的有些数学教学案例的介绍、清末民国时期的数学教育理论译著的介绍、清末民国时期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论述、一些著名数学教育家的思想观点及其贡献的阐述，等等。 　　 第五，本书在重点阐述中国数学教育史的过程中， 对某些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国际比较。例如，《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中关于勾股定理证明的比较、《周髀算经》中数学教学案例与苏格拉底“产婆术”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数学教育近代化的比较等。

集部论稿初编

作者：  钱基博著;傅宏星主编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钱基博集·集部论稿初编》由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以公开出版着作为基础，增补了目前已发现的未公开发表的手稿本、油印本等，还包括大量散落在《新无锡》、《无锡新报》、《锡报》、《通海新报》、《南通报》、《力行日报》、《江苏民报》、《武汉日报》等报纸，以及《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新教育》、《东方杂志》、《无锡县教育年刊》、《约翰声》、《甲寅周刊》、《国学丛刊》、《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光华大学半月刊》、《青鹤》、《国立师范学院季刊》、《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等杂志上的散文、小说、方志、序跋、书牍、碑传等佚文，当然还包括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地方教育杂志、谱牒家乘、乡贤着述中的序跋文函、碑传杂记等，亦予以收录。

化学实验教学新视野[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郑长龙等编著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简介：　　 本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化学实验教学理论的新体系,包括“以实验为基础”含义的新发展;化学实验教育教学功能的再认识;化学实验教学目标的新体系;化学实验内容选择的新视角;化学实验教学情景创设的新策略;实验探究;化学实验学习方式的新转变,化学实验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开发;IT与化学实验教学的整合;化学实验教学手段发展的新趋势;化学实验教学评价的新理念等9章。其中包含大量的案例,在案例选择上,尽量以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和实验教科书中的内容为素材。除了在内容方面力求创新以外,本书在呈现形式的创新上也有所尝试,设计了“问题”、“资料卡片”、“案例”和“案例分析”等栏目,以便于教师理解有关内容。 　　 本书可作为化学教师新课程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教材,也可作为各类师范院校本专科生、研究生教材以及中学化学教育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作者介绍: 　　 郑长龙 　　 教育学硕士,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校跨世纪优秀人才。兼任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杂志编委,吉林省化学会常务理事、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化学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核心成员。曾在日本宫城教育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1997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二等奖。主要从事理科课程论、化学教学中的科学方法论、化学实验教学理论研究。著有《化学实验论》、《化学实验教学论》、《化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化学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和省部级课题8项。 　　

广东高考备考招录概览:2006

作者：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教育杂志社，广东省高中之子·走进大学活动组委会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Lectures about critical problems in CT and MRI diagnosis

作者：  全冠民，陈敏，袁涛主编;王颖杰[等]编著

出版社：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

简介：　　本书的主编单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卫生部北京医院，34位编者来自国内l5所大中型医院(多为教学医院或大学附属医院)，他们长期从事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是各单位影像学科骨干，少数为在读硕士生或博士生，曾在国内外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和宣读过大量论文。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们花费了很多精力查阅资料、辛勤写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每个专题都配备了大量清晰的图片，这些图像均为编者们亲手经历的病例，对读者识别影像学征象?疾病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书稿写成后，由于编者较多，内容也较为庞杂，体例和编写风格难免差异较大，主编们本着“止于至善”的精神，又花费将近3个月的时间进行修改，有些章节甚至修改了四五次之多或完全重写。 　　除了在主编单位发表的演讲外，本书也纳入了编者们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国家级与省级续教育学习班而发表的专题讲座，这些演讲曾获得同道们的热情欢迎。 　　全书分4章，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胸部、乳腺与心血管，腹部与盆腔，骨骼与软组织，均为c了与mri诊断的相关问题，共29个专题。选题虽然涵盖全身各系统，但?求全，而要求较深、较新、切合实际，特别注意影像学临床常见的问题和难题，因此本书不是一本系统性的专著，但每篇均紧密结合临床，针对一个中心，自成体系，阐述全面。写作体例上借鉴了国外相关继续教育杂志和专著，着重于ct与mri征象，也简要叙述相关流行病学、病理、临床及实验室内容，并在每篇(节)的前面附加一总结框，该框图可在全篇之前浏览以获得摘要式印象，也可在全篇看完之后阅读以达到总结之效果。 　　如上所述，本书适合研究生、影像科青年医师、进修医师及学有余力的实习医师学习和查阅，每节1万字左右，因此2小时能阅读完毕，可作为每周自学的材料。本书也可作为高年资医师和专家教学的参考，可结合自身的经验直接用于教学。

丰子恺全集 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二

作者：  丰子恺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
《丰子恺全集》分为文学卷（6卷）、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12卷）、书信日记卷（2卷）、美术卷（29卷）、附卷（1卷）等五大部分，共计50册。总计420万字（其中佚作近百万字，此前未收入《丰子恺文集》）。美术卷收画作10000幅。《丰子恺全集·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二》收《西洋名画巡礼》《绘画与文学》《绘画概说》。《西洋名画巡礼》，（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6月初版，丰子恺著，“少年美术读本”之一。收西洋名画24幅及讲话12篇，初载1930年1月至12月《教育杂志》第22卷第1至12号“儿童艺术讲话”栏目，后结集出版。《绘画与文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5月初版，丰子恺著，《开明青年丛书》之一。收文5篇，主要叙述“绘画与文学的通似状态”，初载1930年9月1日至1934年1月《中学生》《文学》《东方杂志》，经增删修改后收入。《绘画概说》，（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8月20日初版，丰子恺著，“基本知识丛书”之一。全书分为8章。1936年4月10日由中国文化服务社（上海）再版。

技术支持的教师教学反思

作者：  王海燕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年04月

简介：王海燕：1968年11月出生，博士，现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点负责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计算机辅助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1991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电化教育系，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201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研究院访学。 主要从事媒体与技术、技术环境下的学与教、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1A88009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11JqY05YB)、浙江省教育规划项目(scGll2)、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030446、20070864)、浙江省社联项目(04873)等。在《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远程教育杂志》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20余篇。2012年获得宁波大学胡岚优秀博士基金奖励。

全国“十五”教育技术课题研究成果集锦

作者：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社编

出版社：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7

简介：

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

作者：  龚鹏程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简介：　　《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大家自由谈》此次出版，除了重新整理编排，校订文字，编制版式外，还增添了作者小传及多篇相关阅读材料，以期供当下身处“国学热”中的各方人士参考借鉴之用。 　　读经？废经？ 　　民族精魂？封建迷信？ 　　复兴之路？亡国之途？ 　　读经之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1934年《教育杂志》发函给学界专家，咨询对于学生读经问题的看法，搜集到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顾实、陈立夫、王新命、任鸿隽、陈望道、陶希圣、翁文灏等人的意见书七十余篇，后于1935年编辑成专刊出版。专刊涵盖了当时教育文化界各派的代表性意见，涉及各级学校是否应读经，如何安排课程，读哪些经，怎样读经以及经与中国历史、国家前途、民族性格、儿童身心等等诸多方面，大多能开诚布公、平心静气。

神奇校车：在人体中游览

作者：  （美）柯尔 著，（美）迪根 绘，谢徵 译

出版社：四川少儿出版社 2005年05月

简介：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向青少年推荐的1000种优秀图书，神奇校车开进中国了！ 全美*受欢迎的儿童自然科学图书系列。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出版社”非小说类*有价值童书。 荣获波士顿环球图书奖。 “全美书商联盟”精选**童书。 荣获美国《教育杂志》非小说类奇神阅读奖。 荣获美国纽约时报书评、亚马逊网读者五星级评论。 我们生活在美丽的地球上。地球表面有陆地，也有海洋；陆地上有高山，也有平原；山上露出各种不同的岩石，平原被厚厚的土壤覆盖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人类送上太空，我们也对地球表面的山川、河流和地球内部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已经能从地下深达几公里至十来公里的地方取得岩石标本，可以用各种间接探测方法把人类的触角深入到几十公里的地壳、更深的地幔、直到地球的核心。我们不能直接钻入地球内部去观察，因为那里温度太高。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

作者：  杜晓利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简介：《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主要内容：按照一般的分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型。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有研究重心，并且研究重心在20世纪都发生了转移。那么，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都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性质的教育科学，其研究肯定也发生了变化，其重心肯定也存在着转移。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亟待关注的教育问题，探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发展意义。《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是以美国的一本教育杂志——《哈佛教育评论》为个案，对于自1931年到2000年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的文章进行的实证研究。力求从文章主题数量上的变化，揭示出教育研究的重心转移，并探析教育研究重心转移的原因。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值、为什么选取《哈佛教育评论》为例等问题，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的引论部分有具体论述。 通过对《哈佛教育评论》的统计与分析，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重心转移：由“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以1960年为界，之前的教育研究特别注重以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学科本位”研究；之后的教育研究则越来越体现出“问题本位”的研究趋势，突出地表现为对教育政策的关注。“问题本位”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以内，更多的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教育研究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过来，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促进了教育研究的成熟与发展。 第二，教育研究范围重心的转移：由“教育内部”到“教育外部”。1960年以前的教育研究主要关注“教育内部”研究，但是60年代以后的教育研究开始对社会充满了兴趣。教育研究不仅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且也很注重社会的参与，比如政府、家庭和社区对学校教育的干涉与帮助。教育研究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与教育研究自身需要和社会需求分不开的。 第三，教育研究目标的重心转移：由“教学客体”到“教学主体”。1970年以前的教育研究关注“物”的层面，注重以教学效率为核心的教育研究。1970年之后的教育研究则突出地表现为对教学的双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关注，教育研究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的最后一部分，主要以上面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谈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教育研究要关注教学主体研究；其二，教育研究要关注社会问题；其三，教育研究要注重利用社会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需要以我国的文化传统为本。只有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并结合我国实际，才能找到最切合我国教育研究发展的模式。 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关注两个维度，即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教育研究的重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在未来还会不断地发生转移。未来教育研究的重心又会是什么？需要我们给予密切的关注。

福建省普通高考平行志愿解读与填报指导,文史分册:2013年版

作者：  福建教育杂志社编

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教育叙事与案例撰写[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吴为民，李忠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的撰写，我们基于以下的指导思想：第一，力求从操作层面上来叙述教育叙事的有关问题，重点探讨“怎么做”的问题，使教师在阅读了本书后能更明确如何在实践中去作教育叙事；第二，力求贴近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实际。本书所论述的问题都是从中小学的教学视角提出，所列举的案例都涉及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具体内容。 本书共分为八章。各章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教育叙事的有关问题，对教育叙事的含义与特征，教育叙事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叙事题材的选择，叙事的基本要求，叙事案例的撰写等问题分别进行了阐述。本书采用论述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结合论述的问题，列举大量的教学案例，这些案例，有的摘自有关的教育杂志，有的来自正式出版的案例集，有的来自基层教师近几年所撰写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一方面可帮助说明有关问题；另一方面，为教师提供可参考的叙事范例。我们希望本书能为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叙事提供一些切实有效的帮助。

安娜·卡列宁娜an na · ka lie ning na

作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姜明译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简介：彼得堡贵夫人安娜是皇室后裔，大官僚卡列宁的妻子。她的哥哥奥勃朗斯基住在莫斯科，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与过去的家庭女教师发生暖昧关系，妻子道丽发觉后，非常痛苦。安娜为了调解哥嫂纠纷来到莫斯科，在火车站与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邂逅。安娜的高雅风姿和笑容中蕴含的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使渥伦斯基为之倾倒。 与此同时庄园贵族列文也来到莫斯科，他已年过三十，感到建立家庭的需要，决定向他青年时代就喜爱的吉提求婚，而当时吉提正迷恋着渥伦斯基，她拒绝了列文。但渥伦斯基见到安娜后就不再与吉提交往。安娜的到来使道丽和丈夫言归于好，却使道丽的妹妹吉提陷入不幸。 列文回到乡下，埋头从事农业改革，希望以此忘却个人生活上的失意。他尝试养育优种牲畜，引进农业机器，但总不能得到应有的效益。 安娜在归途中发现渥伦斯基也同车而行，她心神不宁，却又兴奋，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和渥伦斯基在社交场合经常相遇，在一次宴会上渥伦斯基向安娜表白了爱情。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间过长，引起人们议论，回到家卡列宁警告安娜要注意社交礼仪、遵守妇道。而这种官腔和说教反而使安娜关闭了心灵之门，从此她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 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在赛马会上终于暴露：当渥伦斯基的马摔倒时，安娜的态度完全失常。回家途中安娜向丈夫承认了她是渥伦斯基的情人，但卡列宁却要求安娜一切维持现状，只是不许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 列文在农村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向往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朴实，但得知吉提曾大病一场，在国外疗养后即将回来，又激发了对她的爱，列文再次求婚，他们终于结合了。婚后住在庄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但是列文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他在农业上的各种设想常常失败，农民不信任地主。他幻想建立一种股东联营方式，使农民和地主同样得益，达到“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仇视”，但各种新方法、新措施都无效。他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苦恼得几乎自杀，最后从一个老农那儿得到了启示：“人活着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 安娜的处境越来越糟，她怀了孕，分娩时又患产褥热，几乎死去，病危时她向丈夫请求宽恕，并希望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安娜病愈后又无法继续与丈夫生活下去，终于不等丈夫同意离婚，就与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去了。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回来，安娜思念儿子，在谢辽沙生日时，她不顾一切撞进自己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看到儿子她激动异常，母子俩紧紧拥抱，难分难舍。直到卡列宁走进儿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离去。从此，安娜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得不到离婚许可，与渥伦斯基只能是非法结合，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紧闭，处处遭受冷遇。她只能孤独地住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想方设法消磨时间。当渥伦斯基一人外出时她就怀疑他另有新欢，因此两人发生口角。一次在争吵后安娜陷入绝望境地，一面写信发电报，一面追随渥伦斯基到了火车站。这时，她朦胧中想起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以及当时一个工人被轧死的情景。这仿佛暗示了她的归宿。安娜向正在驶来的火车扑倒下去，生命的火焰熄灭了，她的痛苦也永远摆脱了。 作者简介： 托尔斯泰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 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 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 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 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 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 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 (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　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 (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 (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 (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 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薰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 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 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 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象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象《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 (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

作者：  傅宏星主编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收入钱基博先生《江苏学风》和《近百年湖南学风》两部书稿。其中。《江苏学风》是遭江苏教育瘤之请而撰写，陆续刊登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江苏教育》杂志，世人罕知，此次为首次结集出版。两书选取苏、湘两省晚明以来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分别立传，力图发掘诸人身上足以“立懦廉顽”的精神资源，正所谓“通子之意于传记”。钱先生素来主张“持风气”而反对“徇风气”，通遇表彰先贤，目的是希望今日之知识分子能及早觉悟，见危授命，修己立人。如此看来，上述著作，均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明耻教战为份内，不失为“忧患”之书，“发愤”之作。

把热留住

作者：  (美)乔安娜·柯尔，(美)布鲁斯·迪根原著;漆仰平译

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2006重印)

简介：　　啊呃！阿诺德的热可可已经凉了。热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弗端丝小姐肯定有办法知道！这回，我们和弗瑞丝小姐一起去北极圈，大家不仅知道了怎样让自己暖和起来，还学会了如何把身上的热留住。我们可爱的班级蜥蝎——里兹，又将如何在北极生存呢？ 　　 啊呃！阿诺德的热可可已经凉了。热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弗瑞丝小姐肯定有办法知道！这回，我们和弗瑞丝小姐一起去北极圈，大家不仅知道了怎样让自己暖和起来，还学会了如何把身上的热留住。我们可爱的班级蜥蜴 ——里兹，又将如何在北极生存呢？ 《神奇校车》为美国国家图书馆推荐给所有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的课外自然科普读物，全美最受欢迎的儿童自然科学图书系列之一，被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出版社”评为非小说类最有价值的童书，荣获波士顿环球图书奖，“全美书商联盟”精选最佳童书，荣获美国《教育杂志》非小说类神奇阅读奖，荣获美国纽约时报书评、亚马孙网读者五星级评论。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向青少年推荐的100种优秀图书之一。

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读本

作者：  辽宁教育杂志社编著

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2

简介：

艺术人才培养的跨越发展-第八届全国艺术院校院长高峰论坛论文集

作者：  周星 郭晓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0-1

简介：“第八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于201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此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艺术中国梦的美善追求：艺术人才培养的跨越发展”，与会专家把探索的目光聚焦在艺术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探索和艺术学相关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具体实践上。本书即是此次论坛的优秀论文集萃，按照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为划分标准，相应地编排成五个部分，分别是：艺术学理论篇、音乐与舞蹈篇、戏剧与影视篇、美术篇、设计篇。“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简介：2005年由《艺术教育》杂志发起，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共同主办。每届由《艺术教育》杂志联合一所国内高校共同承办。自2005年起已成功举办八届，受到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的极大关注，树立了良好的权威形象，逐渐成为品牌性学术活动。论坛旨在为促进全国艺术院校间的学术交流搭建良好的平台，为引领全国艺术教育的发展积极探索。论坛以“峰会”的高度，吸引了一批国内和国际知名艺术院校及其专家参与。每届论坛的主题都和艺术教育事业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大，使论坛真正成为艺术院校沟通交流的平台，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办学之路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

那些新教育的花儿

作者：  童喜喜著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简介：　　 我已遇到的那些新教育人，甚至是在教室里完整开放新教育之花的山 　　东常丽华，用一位母亲的情怀改变一个地区教育的河南张硕果……甚至是 　　新教育基金会里那些深藏幕后的汇聚者，出谋划策外还不遗余力地落实着 　　的新教育智囊章敬平，慷慨解囊两百万后仍为更多筹款奔波的新教育财神 　　王海波……甚至是新教育研究中心里的那些引领者，沉静豁达的“毛虫与 　　蝴蝶”项目负责人马玲、顽皮直率诲人不倦的网络师范学院教务长魏智渊 　　、有远超年龄的沉稳和强大的后劲的年轻“80后”班主任杨超……甚至是 　　新阅读研究所里，肩负新教育阅读推广重任、憨厚质朴柔韧的朱寅年，甚 　　至是神龙般勇猛、搅动一潭教育死水的新教育杂志主编李玉龙，甚至是新 　　教育初创时只身深入一线推广指导、立下汗马功劳的储昌楼……名单太长 　　甚至无法列完，种种原因，这些新教育人的光芒，我都还没能以文字描摹 　　。 　　 《那些新教育的花儿》这本书那些关于新教育的故事。 　　 《那些新教育的花儿》由童喜喜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