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寄生虫学

作者：  高兴政，张进顺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3

简介：　　《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由于魏晋以来篆隶之变、方音之异，和异体字、俗体字层出，及古籍辗转传写而致讹谬，阅读古书时识字读音困难，需要有一部供查字音、辨字形、明字义的字书。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正适应这一需要。 　　《经典释文》成书以后影响至巨。然历千百年之传写刊刻，歧异迭出。今人黄焯有感于此，爰对其进行详细校勘。黄焯，字耀先，又字迪之，系黄侃先生从侄、弟子，湖北蕲春人。黄焯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将历代名家如何煌、王筠、惠栋、臧镛堂、戴震、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黄丕烈、阮元等校语及近现代学者如黄侃、吴承仕等之笺识并自己近五十年之研治所得，汇集而成《经典释文汇校》一书。 　　《经典释文汇校》原稿是以笺识形式记于‘同治辛未重雕抱经堂本’《经典释文》之上，由黄焯弟子贺镛抄写汇集成书，我局于一九八○年影印出版；一九八三年我局又影印出版了由黄焯断句的《经典释文》（通志堂本）。由于当年受条件所限，且黄焯亦罹重症，故原稿上有许多校语漏收。且《汇校》单出，与《释文》对照不易。 　　今黄焯从弟黄延祖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基金资助下对原稿进行重辑，校勘整理，并将《经典释文》（通志堂本）与《汇校》排成上下两栏，一一对应，以便比对。此次出版，另将黄焯撰写的《关于经典释文》、《经典释文正误》（未竟稿）、《经典释文略例》（未竟稿）三篇文章一并附于后，以供参考。

文津阁四库全书 购买请联系010-57993364为您优先配货

作者：  纪晓岚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03年05月

简介：

79000多卷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的一套图书集成，
其编纂始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
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
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
全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按学科分四十四类编排，依春、夏、秋、冬四季，采用分色装潢，
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
采用代表中央皇权的黄色。《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
000多人编抄的《四库全书》　　乾隆38年(1773)，清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四库全书》的编纂，
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熔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
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一代宗师和大学者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
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参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文人学者360多人，抄写人员不下3800人。
七阁珍藏的《四库全书》　　乾隆 49年(1784)，《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共抄成7部，
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
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尔后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
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底本存于京师翰林院
230多年后幸存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其编纂完成后的 230余年中，历经战乱，屡遭噩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损失惨重。随后，在太平天国战乱中，
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均毁于兵火，文宗、文汇两阁《四库全书》荡然无存。杭州文澜阁虽然没有遭到火焚的厄运，
但所藏《四库全书》散失严重，后经文人学士收集、补抄，才基本配齐，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全部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
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则几经辗转，所幸一直保留至今并基本完整。1949年，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
留存大陆的文津、文溯两阁《四库全书》，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续修四库全书

作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04月

简介：

《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 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曾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82家藏书单位商借底本，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 《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四库全书》成书后著述的续选。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四库馆臣对戏曲、小说持鄙视态度而未予收入的书籍。续选之书主要是清代中期的纪晓岚、戴震、翁方纲、彭元瑞、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著作，清代后期的魏源、龚自珍直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新学”著作。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作者：  余英时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4

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中国思想史

作者：  韦政通著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004重印)

简介：本书为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的代表作。原由台湾水牛出版社出版，为加强海峡两岸学术思想交流，经作者同意由我社出版简体字本。作者研究中国思想史数十年，颇多心得，为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作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写作，才完成了这部文笔生动活泼、见解独创的专著。全书在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孔子以前的文化与思想以后分为四篇，即甲篇子学时代——思想的多元发展（孔子——淮南子），乙篇儒学的制度化与玄学的兴起（董仲舒——范缜），丙篇佛学时代（初入——慧能），丁篇儒学的复兴（韩愈——戴震）。每篇以数位代表人物勾勒出该时代的思想文化面貌，使一般读者容易掌握。我社引进该书的目的，也在于能让一般读者更轻松地了解中国思想史的概貌，普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戴震全书.第贰册

作者：  (清)戴震撰;杨应芹，诸伟奇主编

出版社：黄山书社,2010

简介：本次整理的《戴震全书》共七卷，具体内容如下：卷一：《尚书义考》、《毛诗补传》、《毛郑诗考正》；卷二：《杲溪诗经补注》、《中庸补注》、《深衣解》、《石经补字正非》、《经考》、《经考附录》、《经雅》；卷三：《方言疏证》、《续方言手稿》、《声韵考》、《声类表》、《屈原赋注初稿》、《屈原赋注》；卷四：《原象》、《续天文略》、《水地记初稿》、《水地记》、《水经考次》；卷五：《算学初稿四种》、《句股割圜记》、《策算》、《九章算经补图》、《五经算术考证》、《考工记图》；卷六：《原善》、《孟子私淑录》、《绪言》、《孟子字义疏证》、《东原文集》、《戴东原先生文》、《戴氏杂录》、《与段茂堂十一札》、《补遗》；卷七：《附录》、《后记》、《人名索引》。

发现汉字.II,图说六书[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唐汉著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发现汉字2：图说六书甲骨文》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汉字。从1899年重见天日，1903年《铁云藏龟》出版。整个20世纪，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塑汉字学的世纪百年。各家学说风起云涌，仅标名“汉字学”的著作便不下一二十本。然而，这又是一个“六书说”遭到歪曲和摧残的世纪。从清末戴震、段玉裁等一批训诂学者人为阉割，变六书为“四书说”到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一批古文字学者攻讦“六书说不能范围一切汉字”，“无法穷源”，从而倡导“三书说”为止。汉字“六书说”成了20世纪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两汉以前中国学人极具天才发现　书说，似乎已经盖馆定论，可以寿终正寝，成为一件历史古董了。

四库全书总目:上

作者：  (清)永瑢等撰

出版社：

简介：　　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业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会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彙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尃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会问，篇夫分合，流一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言一交字增册篇帉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補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陸锡熊综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複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卷首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列。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大约七八年的时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过几次增改。据现在所知，《总目》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书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以后，这部《总目》就得到广泛的流传。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世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句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楚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里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應该加以批判。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舌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砽）。这一万余种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就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鼎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證》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我们现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中国思想史

作者：  胡适　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1

简介：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批判旧的思想，开创新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倡导文学改良、整理国故、民主与人自由、科学与实验精神、新学术新思想等方面有很多创获，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　　胡适在完成其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后，投入到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包括先秦诸子、中国中古思想史、戴震学术、孙中山的学说等方面。本书将胡适过于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重要研究成果搜集成册，以方便读者阅读，是学习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必读书籍。

戴震全书.一

作者：  (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社：黄山书社,1994

简介：

中国哲学史

作者：  胡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近百年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好评，再版数十次，销量极为可观。胡适先生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其著作大多通俗易懂，本书可谓是一套中国*通俗的中国哲学史。本套《中国哲学史》对应着先秦、中古、近代哲学三个分期分为上中下三册。本套《中国哲学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并称为中国哲学史上并蹄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近代化、通俗化有开创之功。因此，《中国哲学史》可谓先生的定鼎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目录】

（上）
*篇导 言 /1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21
*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22
第二章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28

第三篇老 子 /31
第四篇孔 子 /47
*章孔子略传 /48
第二章孔子的时代 /51
第三章《易》 /56
第四章正名主义 /66
第五章一以贯之 /75

第五篇孔门弟子 /87
第六篇墨 子 /103
*章墨子略传 /104
第二章墨子的哲学方法 /110
第三章三表法 /115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119
第七篇杨 朱 /127
第八篇别 墨 /135
*章墨辩与别墨 /136
第二章墨辩论知识 /141
第三章论辩 /148
第四章惠施 /166
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172
第六章墨学结论 /183

第九篇庄 子 /187
*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188
第二章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197

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 /207
*章《大学》与《中庸》 /208
第二章孟子 /215
第十一篇荀子 /225

*章荀子 /226
第二章天与性 /230
第三章心理学与名学 /240

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253
*章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254
第二章所谓法家 /268
第三章古代哲学之中绝 /284

……
目录（下）

*篇 近 世 哲 学 /1
第二篇 理 学 时 期 /5
*章周敦颐 /6
第二章邵雍 /9
第三章 程颢 /19
第四章 程颐 /28
第五章 朱子 /31
第三篇 反理学时期 /55
*章顾炎武 /56
第二章 颜元 /60
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 /68
第四章 李塨 /99
第五章 戴震 /104
第六章吴稚晖 /204
第四篇 清代思想史 /225
第五篇 论科学 /237
*章科学的人生观 /238
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 /243
第三章实验主义 /245
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49

第三篇 老子


一、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 •曾
子问 •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
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 •序录》、《文选注》、《后汉书 •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 •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 •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 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 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 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 570年左右。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 •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
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
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 •曾子问》注：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
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
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
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苕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
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
贼无有！
这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
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叹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
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
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1]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四、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又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
“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

[1]　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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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 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
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
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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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无

老子是*先发见“道”的人。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太微妙了，不容易说得明白。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着想，于是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无”的性质、作用，处处和这个“道”*相像。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即是虚空。上文所举的三个例，一是那车轮中央的空间，二是器皿的空处，三是窗洞门洞和房屋里的空处。车轮若无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物事；门户若没有空洞，便不能出入；房屋里若没有空处，便不能容人。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的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他，便没有用处。这几项性质，正合上文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形容。所以
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所以他既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方面又说：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
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强名之”，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他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是对于有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只因为老子把道与无看作一物，故他的哲学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庄子便不如此。老庄的根本区别在此）。
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且看他怎样说这无中生有的道理。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也可见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能形容他，又叫不出他的名称，只得说他是“无物”；只好称他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好称他做“恍惚”。这个“恍惚”，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后来忽然从无物之象变为有物，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便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历史（论象字参看下文第四篇第三章）。

六、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初提出这个
问题的人。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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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这一段论名的原起与名的功用。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故说“其中有信”（《说文》：“信，诚也。”又古谓符节为信）。这些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里面。如说
“人”便可代表人的一切表德；说“雪”，便可代表雪的一切德性。个体的事物尽管生死存灭，那事物的类名，却永远存在。人生人死，而“人”名
常在；雪落雪消，而“雪”名永存。故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众甫即是万物。又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此字指“名”。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俞樾说常通尚；尚，上也）。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
以观其徼（常无常有，作一顿。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老子说：
道常（常，尚也）无名朴（五字为句，朴字旧连下读，似乎错了）。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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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合以降甘露（此八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王弼今本之作止。下句同。今依河上公本改正。之止古文相似，易误）。知之所以不治。（王弼本所作可，治字各本皆作殆。适按王弼注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细看此注，可见王弼原本作“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若作知止，则注中所引叔向谏子产的话，全无意思。注中又说“任名则失治之母”，可证殆本作治。注末殆字同。后世妄人因下文四十四章有“知止不殆”的话，遂把此章也改成“知止可以不殆”。又乱改王注知之为知止，所以不治为所以不殆，却忘了“失治之母”的治字，可以作证。不但注语，全文可作铁证也。）
这是说*的道是那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王弼训始制为“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似乎太深了一层），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智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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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读现）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
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销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欲是名词，谓情欲也），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
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文明进步，用机械之力代人工。一车可载千斤，一船可装几千人。这多是什伯人之器。下文所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正释这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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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
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七、无为

本篇第三节说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放任无为的政策。*说的根据，上节已说过。如今且说他的无为主义。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 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的放任主义。如
18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
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
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
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
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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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大匠斫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以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
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

八、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政治哲学相同，也
只是要人无知无欲。详细的节目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
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
于人而贵食母。

别人都想要昭昭察察的知识，他却要那昏昏闷闷的愚人之心。此段所说的
“贵食母”，即是前所引的“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别处又说“圣人为腹
不为目”，也是此意。老子只要人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一个无思无虑的愚
人；不愿人做有学问知识的文明人。这种观念也是时势的反动。《隰有苌
楚》的诗人说：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老子的意思，正与此相同。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
的事，心生无限烦恼，倒不如无知的草木，无思虑的初民，反可以混混沌
沌，自寻乐趣。老子常劝人知足。他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孙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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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按，《韩诗外传》引可欲作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
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

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

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

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
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
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决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
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
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
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
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
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
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
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
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
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
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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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庄  子



*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一、庄子略传

庄子一生的事迹，我们不甚知道。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吏。《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275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共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也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即如《胠箧篇》说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十二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可见此篇决不是庄子自己做的。至于《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文笔极劣，全是假托。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大抵《秋水》、《庚桑楚》、《寓言》三篇*多可靠的材料。《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其余的许多篇，大概都是后人杂凑和假造的了。
《庄子•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释文》云：稠音调，本亦作调）。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一段评论庄子的哲学，*为简切精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我们研究他的哲学，且先看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二、万物变迁的问题

试看上文引的《天下》篇论庄子哲学的*段便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哲学的起点，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前的人也曾研究过。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是老子对于这问题的解决。孔子的“易”便是孔子研究这问题的结果。孔子以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为天下之至赜，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便是孔子的进化论。但是老子、孔子都不曾有什么完备周密的进化论，又都不注意生物进化的一方面。到了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天下》篇所记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里面，有“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诸条，都可为证。《墨子•经上》篇说“为”有六种：（一）存，（二）亡，（三）易，（四）荡，（五）治，（六）化。《经说上》解“化”字说：“龟买，化也。”买有变易之义。《经上》又说：“化，征易也。”《经说》解这条说：“化，若龟化为鹑。”征字训验，训证，是表面上的征验。“征易”是外面的形状变了。两条所举，都是“龟化为鹑”一例。此又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了。但是关于这问题的学说，*详细*重要的却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面。如今且先说《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三、《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这部书本是后人东西杂凑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互相冲突的议论。即如进化论，这书中也有两种。*种说：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口，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这一大段全是《周易•乾凿度》的话（张湛注亦明言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夫有形者”至“故曰易也”一段，亦言引《乾凿度》，不言出自《列子》也）。《乾凿度》一书决非秦以前的书，这一段定是后人硬拉到《列子》书中去的。我们且看那第二种进化论如何说法：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生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膻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天瑞》）

“疑独”的疑字，前人往往误解了。《说文》有两个疑字：一个作，训“定也”（从段氏说）。一个作，训“惑也”。后人把两字并成一字。这段的疑字，如《诗经》“靡所止疑”及《仪礼》“疑立”的疑字，皆当作“定”解。疑独便是永远单独存在。
这一段说的是有一种“无”：无形、无色、无声、无味，却又是形声色味的原因；不生、不化，却又能生生化化。因为他自己不生，所以永久是单独的（疑独）。因为他自己不化，所以化来化去终归不变（往复）。这个“无”可不是老子的“无”了。老子的“无”是虚空的空处。《列子》书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既然说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了。《列子》书中有一个故事，*足破除这种主宰的天的迷信。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说符》）

此即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邓析“天之于人无厚也”的意思。这几条都不认“天”是有意志的，更不认“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列子》书中这一段更合近世生物学家所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

四、《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秋水》篇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这条学说可与《至乐》篇的末章参看。《至乐》篇说：

种有几（几读如字。《释文》读居岂反，非也。郭注亦作几何之几解，亦非也），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一节亦见《列子•天瑞》篇。惟《列子》文有误收后人注语之处，故更不可读。今但引《庄子》书文）

这一节，自古至今，无人能解。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但是其中有几个要点，不可轻易放过。（一）“种有几”的几字，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本像生物胚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原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做蛙玭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玭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做陵舃。自此以后，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三）这一节的末三句所用三个“机”字，皆当作“几”，即是上文“种有几”的几字。若这字不是承着上文来的，何必说“人又反入于机”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见这一句是回照“种有几”一句的。《易•系辞传》“极深而研几”一句，据《释文》一本几作机。可见几字误作机，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一步的“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宣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做“天均”。
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所以《齐物论》借影子作比喻。影说：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郭象说这一段*痛快。他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返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焉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知北游》篇也说：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适按，非物下疑脱一耶字）。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律来证明上帝之说。以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从甲果推到乙因，从乙果又推到丙因，……如此类推，必有一个“*后之因”。那*后之因便是万物主宰的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也用这因果律来驳他道：因果律的根本观念是“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一条。如今说上帝是因，请问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若说上帝是“*后之因”，这便等于说上帝是“无因之果”，这便不合因果律了，如何还可用这律来证明有上帝呢！若说上帝也有因，请问“上帝之因”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便是《知北游》篇说的“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说是“无已”。可见万物有个主宰的天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了。

五、进化之故

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这话《庄子》书中却不曾明白回答。《齐物论》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竟是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庄子》书中却也有许多说话和这问题有关。例如《齐物论》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又如《秋水》篇说：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
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

又说：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

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一、庄子的名学

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

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

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闲闲（《释文》云：有所闲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齐物论》）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能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齐物论》）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

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胜了我，难道你便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纪，却要去摹仿那四千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
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
（2）
（3）

这是“甲”。
这是“非甲”。
这是“乙”

（4）
（5）
（6）

这是“非乙”
这是“丙”。
这是“非丙”。

（7）

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沦》）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

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章所引的话：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还是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养生主》篇说老聃死时，秦失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时而处顺”，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乐天安命的意思。《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三、结论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因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趾支离无脤、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不觉得残丑，别人也都不觉得他们的残丑，都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这是庄子哲学的纲领。他只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恶、好丑、贫富、贵贱……种种不同之中，寻出一个同的道理。惠施说过：“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他的“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无成与毁”，……都只是说“万物皆一”。《齐物论》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为世界*高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他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只是这个道理。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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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本次出版的《四库全书精编》，精选《四库全书》之精华，以便于读者诵读为宗旨，所选之文，趣味清源，神采焕发，无一语不耐人寻味，无一篇不睿人智慧，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几尽荟萃于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10载。至1782年，编纂初成；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后）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 　　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 　　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七略》。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清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 　　《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 　　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 　　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于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称为善本。 　　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为秘本。 　　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大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倍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贵。 　　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残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如运输、转卖、转抄、争执等）而残缺不全的书本为残本。 　　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补，加以已意而写成的书。 　　续书：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传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记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纪昀（1724-1804），字晓岚，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钩沉摘隐，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纪昀亦是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常”，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105种，1868卷，入存目41种。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汉学代表人物。因博闻广识而破例允许他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四库全书》的主要纂修官。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库全书》总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52年，清廷发现《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令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时值隆冬，陆锡熊患病，终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可见朝野对《四库全书》之重视与严谨。 　　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喜作诗文书画，著有《九思斋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帝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控，命永瑢与永璇、永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 　　本套《四库全书精编》为豪华精装版，16开，50册，5箱，黄胶纸精印，仿红木箱装。

算经十书

作者：  郭书春，刘钝校点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简介：《算经十书》是中国汉魏以迄隋唐十部数学著作的总称。唐之后千余年来，其构成稍有变化。隋设算学馆，《九章算术》等算经是主要教材。唐初太史令李淳风（602一670）与算学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奉敕编纂并注释十部算经，包括《周髀算经》（赵爽注，甄鸯述）、《九章算术》（刘徽注）、刘徽著《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著《张丘建算经》、祖冲之著《缀术》、甄鸾著《五曹算经》、甄鸾著《五经算术》、王孝通著《缉古算经》，是为中国传统数学奠基时期的总结。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完成，颁行国子监算学馆作为教材，并作为明算科的考试科目。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秘书省刊刻十部算经，是为世界上首次印刷数学著作。时《缀术》已佚，付之阙如。《夏侯阳算经》亦不存，因唐中叶韩延《算术》篇首有"夏侯阳日"，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而刻入，实际上刻入九部。这些印本经北宋未战乱散佚严重。南宋天文学家、数学家鲍 之自庆元六年（1200年）至嘉定六年（1213年）收集到这些刻本，并在杭州七宝山宁寿观《道藏》中录得《数术记遗》一卷，陆续刊刻。明初严恭《通原算法》遂称这十部算书为"十经"，明末程大位《算法统宗》则称为"十书"。明代传统数学衰落，宋版算经散佚殆尽，鲍刻本十部算经到明末只存《九章算经》（半部）、《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五曹算经》、《缉古算经》、《数术记遗》及《夏侯阳算经》的孤本。后来，《缉古算经》、《夏侯阳算经》又散佚，1980年文物出版社将现存六种影印成《宋刻算经六种》。清初毛 访求得鲍刻本七种算经，影抄成汲古阁本。这些抄本后来传人情官，1932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影印，收入《天禄琳琅丛书》，而原抄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修《永乐大典》（1408年），将汉、唐、宋、元算经分类抄入"算"字条各卷。清乾隆中弘历下诏修《四库全书》，戴震从中辑录出《周髀算经》（1774年），用以校勘明万历间胡震亨刻本《周髀算经》；又从《永乐大典》辑录出《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加以校勘整理；这七部戴震校勘本算经被排印，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戴震随后又收集到汲古阁本《张丘建算经》、《缉古算经》及明胡震亨刻本《数木记遗》，加以校勘，与上述七部算书一并抄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后来，戴震又借助汲古阁本，对这十部算经重加校勘，交孔继涵刻刊．这就是微波树本《算经十书》（1777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现《算经十书》的名称。此后200年间诸版汉唐算经，皆是戴震校本的翻刻本、排印本，或以其为底本的重校本。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以孔刻本为工作底本，重加校点。所收十书亦与孔刻本相同，只是将《数术记遗》与赝本《夏侯阳算经》作为附录。这次校勘，《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五曹算经》、《数术记遗》及《九章算术》前五卷以甫未本为底本，《缉古算经》、《夏候阳算经》以汲古阁本为底本，《九章算术》后四卷以杨辉本为底本，而《海岛算经》、《五经算术》以由聚珍版与四库本恢复的戴震辑录本为底本。各部算经顺序仍依钱校本。

Evolution of neo-confucism:from Zhu xi to Wang Fuzhi and Dai Zhen

作者：  蒙培元著

出版社：方志出版社,2007

简介：　　 　　《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一反理学研究的传统观点，视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为形成期，视南宋朱熹为理学体系的完成者，从朱熹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理学演变。全书着眼于朱熹理学体系的理论成就及其内在张力，分析其理论发展的走向，用事实论证理学的分化与演变无不与朱熹理学有内在联系。书中对其演变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具体论述，讨论到的一批理学人物，在我国理学研究的著作中是第一次出现的。正因为如此，《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是一部开创性的理学研究著作。 　　

戴震全书.七

作者：  (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社：黄山书社,1997

简介：

O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

作者：  李泽厚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　　 孔孟 　　 (1)孔子所维护的周礼，本是周公所建立的氏族贵族的规范化制度，其 　　中包含着原始人道和民主遗风。古典文献与现代民俗学可相互印证这一点 　　。 　　 (2)但历史向来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文明进步要付出道德的 　　代价。必将消失的氏族社会中的人道意识却构成了孔学的中心。 　　 (3)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是 　　中国哲学史上的创举，为汉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奠下了始基。孔子成为 　　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 　　 (4)“仁”的四个层面：(A)血缘基础，(B)心理原则，(C)人道主义， 　　(D)个体人格。四因素的相互制约，构成有机整体，其精神特征是“实践( 　　用)理性”。 　　 (5)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家区别于其 　　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 　　 (6)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 　　定：不需要外在神灵的膜拜、非理性的狂热激情或追求超世的拯救，在此 　　岸中达到济世救民和自我实现。 　　 (7)孔子仁学对中国民族长久而巨大的影响和它的优缺点。 　　 (8)孟子的“仁政一不忍人之心一四端一人格本体”的内收路线。赋予 　　心理情感以先验的形上性质，最终归结为道德主体性的建立。 　　 (9)伦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中国伦理学特点：一方面强调道德的先 　　验普遍性、绝对性，另方面又强调此先验、普遍、绝对即在经验的感性、 　　心理之中。体用不二。 　　 (10)孟子奇特的“养气”说：理性凝聚(“集义”)为意志，人凭这种 　　凝聚了理性的感性(“气”)能与天地相交通。墨子 　　 (1)墨子思想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具有重大典型意义。 　　 (2)强调劳动生产创造财富，是墨子思想基础。 　　 (3)建立在“交相利”基础上的“兼相爱”——“大同”空想是墨子思 　　想的中心。 　　 (4)人格神的专制主宰是墨子思想的第三根支柱。 　　 (5)墨家传统并未消失，它以各种不同形态出现在农民起义和儒学异端 　　中。近代中国的“墨学复兴”。 　　 孙老韩 　　 (1)中国辩证法应溯源于兵家，从而具有不同于概念辩证法的特征： 　　(A)高度冷静的理智态度，(B)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C)直接指导行 　　动的具体实用性。 　　 (2)老子将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君人南面术”。“无为”的政治层与社 　　会层含义。 　　 (3)“道”是功能与实体混而未分的整体，不可以语言、见闻、经验去 　　限定。老子辩证法并非对自然的认识而是生活的智慧。它的多义性和不可 　　确定性的魅力。 　　 (4)由老子的非情感的特征发展而来的韩非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对世事 　　人情的周密计算。政治犹军事，人生乃战场，揭穿了一切虚仁假义而“益 　　人神智”。 　　 (5)重要不在认识真理而在如何运用知识，这种军事一政治一生活的辩 　　证法给中国智力结构带来了影响。 　　 荀易庸 　　 (1)孔孟荀一脉相承，“一是以修身为本”，都注意了社会规范(外)与 　　个体心理(内)的关系即人性问题。孟强调内(“仁”)，荀强调外(“礼”) 　　。 　　 (2)荀子对“礼”所作的历史主义的理性解释，从入的族类特征的高度 　　来论证，是极为卓越的见解。 　　 (3)“隆礼”、“性伪”、“劝学”和“天人之分”，构成了以改造主 　　客观世界为根本精神的思想体系，比孟子更具有物质实践性格和以人类为 　　主体的博大气概。 　　 (4)荀子的“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并不矛盾。苟子思想与“顺天 　　”的农业生产或有关系。 　　 (5)《易传》建构起儒家的世界观，赋予“天”以品德情感色彩，把自 　　然与历史贯串起来。既理性又情感，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 　　 (6)动态过程的(《易传》辩证法与静态描述的《老子》辩证法的异同 　　。 　　 (7)《中庸))的内在论。 　　 董黄 　　 (1)与完成大一统专制帝国适应，各家学说逐渐合流，儒、道、法、阴 　　阳为主干。儒家有深厚的农业小生产基础上的血缘宗法纽带为依据，它对 　　各家的吸取改造。 　　 (2)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天”)同王道政治(“人”)作异质同构的类比 　　联系，建构起宇宙论系统图式；以强调自然一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动态平 　　衡与和谐秩序。 　　 (3)中国文官政教体制的建立。 　　 (4)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说是天人宇宙论建构在科学思想中 　　的表现。中医迄今保持其生命力，乃世界文化史的奇迹。 　　 (5)秦汉不但在物质文明而且也在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上为中国后代形成 　　了模式和基础，是原典儒学的真正落实。 　　 (6)阴阳五行宇宙图式长久渗入社会生活．给文化心理带来了各种优缺 　　点，如乐观坚韧的整体精神、封闭顺从的奴隶性格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 　　等等。 　　 庄禅 　　 (1)庄子是最早的反异化的思想家，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个体身心的绝 　　对自由。 　　 (2)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庄子的哲学是美学。 　　 (3)道似无情却有情：对生命、个体、感性的注意。 　　 (4)玄学提出人格本体论。玄学三宗，各有特色。 　　 (5)禅是中国产物，要求彻底破除任何对语言、概念、思辨、修养、权 　　威的执著，才能“悟道”。 　　 (6)瞬刻中得永恒，刹那间可终古．超越一切时空因果，“我即佛”。 　　所以，不是什么理想人格而是这种人生境界才是“本体”所在。 　　 (7)庄禅对中国艺术有重要影响，它的直观思维方式值得注意。 　　 理学 　　 (1)奠基、成熟和瓦解三时期。张载、朱熹、王阳明为代表，各以“气 　　”、“理”、“心”为中心范畴，也是理学三派。 　　 (2)由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内向理论。无极太极、理气心性的讨论都是为 　　了重建以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 　　 (3)从而，“人性”问题构成“天”“人”关键。追求个体心性超越自 　　身的有限感性存在，以达到“参天地”的不朽形上本体。这个本体是伦理 　　又超伦理的。 　　 (4)“义利之分乃人禽之异”，理性伦常与感性欲求的截然二分和尖锐 　　对立。强调伦理律令非功利、非感性的立法普遍性。朱熹与康德。 　　 (5)康德只讲“义”，理学又讲“仁”；但由于从本体上对感性存在的 　　承认和肯定，使天入、理欲之分变得模糊。“仁”、“天”、“心”诸基 　　本范畴既是先验理性的又是经验感性的。 　　 (6)这个矛盾突出表现在“心统性情”命题中，“道心”与“人心”既 　　对立又依存。 　　 (7)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将由伦理走向宗教？ 　　 (8)王学发展的两条路线：自然人性论与宗教禁欲主义。 　　 经世 　　 (1)政治化为道德，准宗教性的理学统治构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官 　　僚体制和中国社会更趋虚伪和腐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依附性。 　　 (2)陈、叶主功利，黄宗羲提“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王船山发现历史 　　与伦理的矛盾，都意味与传统命题相背离，但由于没有进入近代社会，缺 　　乏全新的哲学建树。 　　 (3)戴震用认识论、章学诚用历史学来反理学，展示了同一方向。 　　 (4)主要不是宋明理学而是“经世致用”，给中国近代改革者以思想的 　　传统力量。 　　 中国智慧 　　 (1)中国哲学史的课题之一：探究文化一心理结构问题以获得清醒的自 　　我意识。 　　 (2)中国四大文化(兵、农、医、艺)与培育中国智慧形式有关系。自然 　　与社会相同构的历史意识是中国智慧的重要特征，成为历史经验加入际情 　　感的实用理性。 　　 (3)“通而同之”(求同)以包容、吸取和同化外物而扩展自己，是中国 　　智慧的特征之一。 　　 (4)乐感文化：本体、无限、超越即在此当下的有限、现实中，中国智 　　慧是审美型的。是审美而非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 　　 (5)“自然的人化”与“天人合一”的新解释学。 　　

Ways of confucianism: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作者：  (美)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著;周炽成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收集了美国汉学大家倪德卫数十年的代表之作，集中体现了其研究中国哲学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最值得中国读者注意的是三方面：道德哲学研究成果、孟学研究成果、明清哲学研究成果。倪氏通过研究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来探讨“德”的原始含义，并以点带面地对中西道德哲学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作为西方出色的孟学研究专家，倪氏对孟子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分析、对孟子之墨家思想来源的考辩、对孟荀关系的探讨等都显示出了过硬的功夫。另外，他对王阳明、戴震、章学诚等明清哲人的研究，也别具一格，尤其是在追溯戴、章之荀学渊源上令人叹为观止。

徽州刻书

作者：  徐学林著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为总结20世纪以来徽州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作出新的探索与研究,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全国素有研究的徽学专家、学者40余人,规划和实施了《徽州文化全书》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该书内容博大,集中、系统地展现了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 　　 说起徽州,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徽商。其实,徽州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方面,这就是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翻开徽州的历史篇章不难发现,它有着非同一般的发展历程,徽州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背景。首先是文化融合的作用。从秦汉至隋唐,徽州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文化融合与转型时代,即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进而中原文化确立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一是由于朝廷设官治理,促进了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二是东汉以后发生了北方人为避战乱而多次南迁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迁徽士民之中有众多的世家大族,他们聚族而居,严格维系原有的宗族组织不变,又特别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这就原封不动地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徽州,使之直接继承了中原文明。其次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区位而言,徽州地处皖南,北靠长江,南联赣粤,下通苏杭,距离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不遥远。这对于经济文化发展来说是一种有利条件。总之,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开拓进取的移民风尚,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等。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它使徽州人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说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可谓实至名归。其辉煌成就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诸如:新安理学,堪称典范。徽州本是程朱阙里,素称东南邹鲁,朱熹思想对徽州影响至深,至清代前期,徽州又成为朴学的发祥之地。从朱熹到戴震,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既是宋代以后徽州思想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时它也代表了该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徽州宗族最为典型,世家大族远肇汉唐,其风最为近古,而胜于他邑,实为宗族制度传承的标本。徽州教育,极为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普及程度之高无出其右,科举中第人数之多独占鳌头。新安医学,名扬四海,名医辈出,医著浩繁,见于著录的名医近千人,医籍达七百余部。徽州建筑特色鲜明,在造型、结构、装饰、功能等诸多方面自成一格;徽州木雕、砖雕、石雕技艺超群,闻名遐迩。徽州戏曲源远流长,徽戏腔调自成体系,而成为京剧的源头之一。徽州刻书更是明清刻书的一大中心。至于新安画派、徽州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皆璀璨夺目,成就非凡,独树一帜,自成流派,在中华艺术史上均占有显赫地位。徽州文化的水平也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徽州的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全书》取广义文化的视角,对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做了全方位的展示,侧重于物态文化方面的有《徽商》、《徽州科技》、《新安医学》、《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菜》等卷;侧重于制度文化方面的有《徽州土地关系》、《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教育》等卷;侧重于行为文化方面的有《徽州方言》、《徽州民俗》等卷;侧重于观念文化方面的有《新安理学》、《徽州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工艺》、《徽州戏曲》、《徽州刻书》、《徽州文书档案》等卷,丰富多彩,洋洋大观。此前关于徽州文化的研究多呈分散状态,如此规模宏大、如此集中系统地阐释徽州文化的长篇巨著,在徽学上研究史尚属首次。 　　 至今,徽州仍有30余万件文书档案、近5000种文献典籍、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在内的5000余处文物古迹以及难以数计的文化艺术珍宝遗存于世。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启示、经验、鉴戒,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思考、总结。 　　

词源观念史

作者：  杨光荣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8

简介：　　本书是《汉语史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系列之一的《词源观念史》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如下内容：皖派同源词理论的产生、皖派同源词理论的奠基、首席奠基者戴震的转语学说、皖派同源词理论的推进、皖派同源词理论的初步成型及进一步发展等。 　　

戴震哲学新探

作者：  周兆茂著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