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cience & Scientific Revolution
作者： 刘钝，王扬宗编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前言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识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Problem，或Needham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的50－60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100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的发挥；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已作为昭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也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有时也不免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掺杂到讨论中来。至于无所依傍，信口开河，在学术事业尚欠发达，学术规范尚不健全的今日，也是司空见惯，勿需深论。所以，当准备编选一本“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集时，编者的立意并不是想为已很热烈的求解难题之风添柴助势，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基本学术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选编的重点放在了反映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及我国学者的一些早期论述上。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学术回顾
文集收入的第一组论文，或者文章本身、或者文中涉及到的讨论，都在李约瑟提出他的著名历史问题之前。“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所首创，这是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来的一个事实。早在16世纪末，第一个把西方科学传统介绍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考察当时的中国科学之后，就发出了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的疑问，并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制度方面来探讨其原因。清代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对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作过较深入的分析，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清末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说时，也有人指出，科学为中国人创其法，西人发扬光大使之超迈前古，而中国人创其法之后就不屑从事罢了。这种极端的精神胜利法当然不属于学术探讨之列，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李约瑟难题”所涵盖的要旨，即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地位仅仅始于近代而对此现象需要追究原因。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揭开了近代中国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序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等科学前辈，开始认真探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化学肇始在中国何故后世反衰落”等问题，已经提出了与后世所谓“李约瑟难题”极其相似的问题。
德国人魏特夫所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于1931年出版不久就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对李约瑟产生过较大影响，文集选入了一篇40年代中国学者从其书中摘译出的文字，标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韩琦的近作则对17、18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论述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第二组论文直接讨论和介绍“李约瑟难题”。为了展示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文集收入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通常学界公认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表述就出自该文。这一组论文还收入了李约瑟与日本两位著名科学史家的对谈录，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李约瑟简要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一般人们期望，“李约瑟难题”的最终答案将在SCC的第七卷“结束篇”给出。编者很荣幸得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的许可，在这里发表他的一篇新作，介绍即将问世的这一分册的内容，其中透露了些许人们期待已久的SCC版的谜底。同时，这一组还收入了几位西方著名学者研究“李约瑟难题”的经典文献。第三组是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一组论文。其中，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的《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和著名哲学家唐君毅的《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古代历史的原因》，写作于50余年以前，却是两篇很有分量的论述，然而它们被人阅读的机会不如被人引用得多。看到这两篇前辈的论述，今日的学人实在应该对近年来出现的那些拾人余唾的文字或种种空泛之作予以反思。另一方面，金观涛等人20多年前发表的长篇论文《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
文化氛围中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价值。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不同于大多数历史学者和科学史学者的见解，饶有新意，是文集收入的近年来求解难题的唯一一篇国内学者的著作。与国内热衷于回答“李约瑟难题”不同，国外学者很少以解题为宗旨展开自己的探讨。本文集收入的著名汉学家伊懋可的一篇新作，探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或然率思维的原因，与我们常见的论述视角大异其趣。
第四组论文的主题是“李约瑟难题与科学编史学”。其中，席文的论文早已闻名中外，对中国科学史界求解和质疑“难题”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收入的是其1992年改订本，与中国学界熟悉的旧版有不少差别。卜鲁曾经长期担任李约瑟的秘书，他的文章分析了李约瑟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多方面的背景及其成就和价值。安特·埃岑加运用近年来科学史学、后现代理论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等新的学术理论分析了“李约瑟难题”内在理路。罗杰批评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科学与文明”分析框架所具有的局限，并利用新的科学论说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分析架构。范岱年把80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分为四个阶段，范本人在其中的后两个阶段中都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因此他的论述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董英哲和吴国源合作的论文则对近年来质疑“李约瑟难题”的倾向，从辩证思维的立场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第五组为“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阐述世界科学史视野中的中国传统科学。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编者只选了三篇论文。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的论文，对中国独特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这一论文虽然早就被译介过来了，但显然还没有为新近的中国无科学论者注意。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斯蒂文·富勒从元历史学的角度对李约瑟命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科学史论。两位印度学者则分析了李约瑟的科学史方法在处理印度文明的编史学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回答为什么没有出现李约瑟式的印度科学史。
如上所见，许多学者将“李约瑟难题”视同一个关于科学革命命题的等价物。因此，文集的最后一部分选编了几篇关于近代欧洲科学革命的论文，以期为有关中国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提供参照。其中两篇分别是关于哥白尼革命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概要论述，一篇是著名的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经典性论文。编者还选译了曾经给予李约瑟影响和启发的奥地利科学史家齐塞尔的著名论文《科学的社会学起源》，科学史研究中的“齐塞尔命题”就是因为这篇论文而得名的。
全书收入论文32篇。其中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之作，仅有5篇。这似乎与人们求解难题的热望相左。但我们编选本书的初衷，主要是为“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不打算对近20余年来国内的求解“难题”热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我们想对这股求解“李约瑟难题”热提出——
一点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看法
今天很多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象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一样。他们大多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论事”的叙述中又常常同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面，这种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二、三百年前的论断。不少论者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或不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多数答卷就像那些业余数学家解答“费尔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还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层次。为了使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建立在较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和反思“李约瑟难题”的学术内涵和意蕴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本书展示的海内外相关研究已经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深度，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
当代中国的“李约瑟难题”热，使人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我国史学界盛极一时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当时被誉为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几何时，即不复有人问津。“李约瑟难题”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应该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甚至可以说还有一定的联系。关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其立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明清历史的实际，因此虽然一时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终于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而被抛弃了。在我们看来，“李约瑟难题”也存在着与之相似的立意在先的问题。也许，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既不会有“中国无科学”之论，也无须信从“中国在16世纪之前的一千余年间科学技术为西方所望尘莫及”之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历史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近100多年的历史进程来探讨。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西欧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的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健康成长。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就会回归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内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