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杂论
作者： 闻一多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唐诗杂论》是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的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唐代诗歌的多个方面，对唐代著名诗人，如“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评论与分析。全书论述精辟，行文优美流畅，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引人入胜。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略闻先生在唐诗领域的精彩创见，本次出版，增补了《陈子昂》、《唐诗要略》、《诗的唐朝》、《唐诗校读法举例》等数篇文字作为附录。另外，《闻一多先生说唐诗》是郑临川先生根据当年在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内容丰富，精义迭出，特附录于本书之后。
【目录】
类书与诗 001
宫体诗的自赎 008
四杰 018
孟浩然（689— 740） 024
贾岛（779— 843） 029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035
岑嘉州系年考证 075
杜甫（712— 770） 101
英译李太白诗 113
附录一
陈子昂（661— 702） 122
唐诗要略 140
诗的唐朝 168
唐诗校读法举例 170
附录二
闻一多先生说唐诗 178
【免费在线读】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文选》亦称《昭明文选》，中国现存*早的诗文总集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类书与诗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艺文类聚》，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给事中欧阳询主编的大型类书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