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将军生平

作者：  乐炳南编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霞水村距離文昌縣城約三十華里，介於上苑與東閣兩市之間，距離上述之兩市各八華里。村中有鄭、邢、林、陳四姓同住，住戶數百餘，其中以鄭姓戶數最多。介民祖宅後九百步處，陳宅門前有一約八十步週長之天然大圓形「看天池」，池中成年積水，清可見底，能養魚類，蓋為活水，潺潺流水，自外流入，鮮見流出。距離該池三華里處又有同樣大三倍之「看天池」。再隔三華里處，復有同樣大五倍之「看天池」。如是，在不滿八華里之範圍內，竟有三個天然之「看天池」，從地理學上言之，可能同一地脈。從地質學上言之，可能同一地層，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地質學家丁文江氏有云：「凡地脈之動常帶動人脈之動（按意指人才之旺）；凡地層之相同，常引起同類人才之興起。」按自文昌建縣以來，人才輩出，而尤以軍事人才為夥，箇中原委，或可自上言之天造地設之「天然池」中求之。 　　介民祖宅門前之右側，一眼望去，約三十華里處，有青山嶺橫亙于前；宅後高處，亦能遠眺三十華里處之銅嶺列于後；門前稻田，從頭至尾，約三十華里長，大雨來時，水自門前奔流入清瀾港出海。景色壯觀，浩然之氣及博大之志，常由此而生也。其後，介民昆仲曾在前後兩年之間，獲國家榮頒一二級上將頭銜；介民六十誕辰時，並獲領袖頒贈「吾黨禎幹」之祝詞，此皆為不世出之殊榮。在黨史、國史上，亦屬少見之奇事；昔人云：「地靈而後人傑」，豈斯之謂歟？ 　　介民鄭姓，名庭炳，字耀全，別號杰夫，參加革命後為避開敵方之緝捕而改名為介民。 　　曾祖父憲邦公，祖父令壽公，父香圃公，母邢氏，育五女四子。在諸男中，介民居長，二弟庭煒，三弟庭烽，四弟庭烘 　　從各項史料和訪談中所顯現之鄭介民將軍 　　一、誠信可風 　　將軍一生，無論待人處世，總離不開一個誠字，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天性使然；一方面則由于他的母教所致。方其幼時，其母邢太夫人常一再訓誨云：「凡人從小到老，無論做任何事必須誠實不欺，對他人，必須重信諾，即答應他人之事，務必全力以赴，達成對方之託付，萬一無法做到，亦應說明不能做到之理由，如是始會使人相信你是說實話做實事之人，將來若能成就事業，其道理即在其中，你必須切記此點。」 　　古人云：「誠之所至金石為開」，將軍待人以誠，即普通朋友和他的敵人，亦為之感佩無己。先說所謂「普通朋友」，係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他第一次于華府會見將軍時，在他的備忘錄中曾說：「我雖然不很贊成他總是站在中國的立場講話，但他本人是非常誠實，忠貞，很是感動了我。」 　　再說所謂「他的敵人」，係指葉劍英；當三人小組會談時，代表軍方者，葉代表共軍，將軍代表國軍，經多次會談後，葉氏曾面告將軍云：「如果國軍軍方人士都像閣下這樣誠誠懇懇，實話實說，那末國共雙方就不會有衝突了。」 　　二、忠貞不貳 　　昔岳武穆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國在香港外交文書記載，謂是年五月間，「倒戈投共的劉裴將軍，曾與鄭介民將軍進行一次未公開的晤談，劉氏力勸鄭將軍投效中共，謂其與國民黨人處在一起不會有何前途，劉且表示，鄭氏雖高踞中共所列戰犯名單之前茅，但以劉的關係，將可使鄭氏受到熱烈歡迎，鄭將軍當即斷然拒絕此議，謂其不願成為蘇聯傀儡和民族罪人；並稱中共已喪失東北九省，很快便會淪為蘇聯之附庸。」（同前Vo1. VIII頁五九七），由此顯示將軍對黨國之忠貞不貳，在當時，可以說是罕有其匹的。 　　三、謙沖君子 　　考諸各項史料，將軍之參加情報工作，遠在戴雨農先生之前；而且他是黃埔二期的畢業生，為雨農先生之學長，若以常人常情論之，其地位理應在戴氏之上；如其不然，也應力爭；但將軍一生之表現，從不為自己爭取名位，也從不計較名位；甚至只求沒沒無聞，埋頭苦幹，不求聞達于諸侯，對名利之淡薄，實本性使然，故終其一生，與人合作，鮮有失敗者，這在各家的記載中，可謂比比皆是，不及備述。 　　四、機智敏明 　　先說他之機智，這裡之所謂「機智」，實包括他之隨機應變和足智多謀，他在廣西脫險，表現了他之「隨機應變」；兩粵兵變，將軍密赴港穗，策動其陸空軍反正，一場兵變，被消滅于無形，此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顯現了將軍之足智多謀。 　　所謂敏明，就將軍而言，他實有超人的智慧，他的記憶力極強，真正是博聞強記；更重要的是他又有思辨分析之頭腦，有人說，他的頭腦像把利刃，再雜亂無章和難度很高的問題，經他那把利刃一割，一加分析，便會立刻變成井然有序和有條不紊，或者說是迎刃而解了。還有一點，別人是趕不上他的：那便是他的大智若愚，從不賣弄自己的聰敏，和炫燿自己的多智。（參見「鄭故局長介民上將紀念冊」中之有關各篇）。 　　五、大公無私 　　將軍之大公無私，和公私分明，在當日的官場中，也是少見的。據辛尚志副局長告我云：「我做他的辦公室主任，他首先語我云：決不可去其府邸，要公私分開，又說，如夫人要托其購物，須先由他批准才可，所以在我任辦公室主任期間，從未去過他家，也從不知他家在何處。」（參見七十五年三月五日訪問辛副局長手記） 　　六、組織長才 　　將軍為國內最傑出的，也可以說是開創的軍事情報專家，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此處不再贅述。其實將軍亦具有非常優異的組織長才，例如在民國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間，他曾將通訊人員和閩、浙沿海之地方幹部組織起來，緝拿私貨，或充公，或勒令補稅，在當時成效卓著，俾益民生國計至鉅。何以他又是組織長才呢？劉健群先生某次問將軍要怎樣才能辦好組織？後者回答說：「要有熱情、要公正、要愛才……這樣才可辦好組織。有一分惰性，有半點官氣，都會誤大事。」此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有此體驗者已屬不易，況身體力行乎？此乃將軍過人之處。 　　由組織談到組織的生命與重心，鄭氏有極為精闢的見解，他說：「主義、領袖、紀律，當然都很重要，但是很主要的，還是組織份子的熱情……一旦缺乏熱情，組織便流于形式化了。此時必須竭組織上下之力，不顧情面，澈底檢討，尋出癥結所在，用真理的火，把組織份子的熱情，從內心裡燃燒起來，組織的生命，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這是何等平凡而又偉大的見解，時至今日，吾人尤應三復斯言。 　　七、研究精神 　　將軍最偉大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們效法之處，乃是他那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以及任何場所，他從不中止研究，都是不斷地吸收新的學問和新的知識，備為他的工作作更大的貢獻。現舉二事為例： 　　第一、由于他有豐富的國際知識，以此為基礎，他研究出「蘇俄的四大戰略」及「現階段對匪的主要對策」，立論精闢，見解高超，筆者曾詳加覆核，證實先總統　蔣公所著之「反共抗俄基本論」中之不少論點，均採自上言之將軍所著專文之觀點。 　　第二、從美國外交文書中，看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將軍奉派訪美時，對美方提出有關臺灣極為詳盡的報告，如兵源，可徵之兵在四十二萬人以上；蔣公的主要幕僚人員，包括王士杰、吳國禎、唐縱、黃少谷等，皆一時瑜亮，足堪輔佐　蔣公渡過危難，步入坦途；在啟程赴美之前，曾和孫將軍進行徹底的討論（按指孫立人將軍），孫氏確信，如果能擁有訓練十二個或十五個M- Stength師（每個師一三、○○○人）的配備，他不僅能保護臺灣，還能打敗共產黨；詳細報告了當時臺灣島的物資儲存量，島上擁擠的情形，生活費用增加，目前所最急需是燃料油和汽油，及海軍所需之零件。總之希望美國適時伸出援手。雖然，當時經國務院人士之反對未達目的，但司徒大使則評之為：相當完整的一篇報告，影響後來美國終于援華至鉅，將軍當時初來臺灣，兼之又在兵慌馬亂之際，竟能提出如此詳盡之報告，使美方人士為之動容，此無他，實乃將軍平時之研究有以致之也！ 　　八、愛才惜才不及于私 　　據白世維將軍面告筆者云：「介公（按指鄭介民將軍）從不用私人，更無私心，其人格之偉大，當今之世，無人可比。」提到將軍愛才惜才之處，白氏舉喬家才和陳恭澍二氏為例，白氏說：「喬家才因開罪某要員，判死刑，至介公處，改判無期徒刑，免死獲救；另陳恭澍氏因被俘降敵、判十五年徒刑，介公惜其才，轉請　蔣公赦免之」喬陳二氏今均健在，可為佐證。 　　鄭將軍傾一生之精力與心血在台所完成之巨著「軍事情報學」。考該一巨著在軍事情報方面為空前之作品，內容體大思精，字字珠磯，句句銘言，對情報方面可謂獻替良多。同時由此書之精闢內容與緊密結構，及書中要點，可見鄭將軍實為中國近代創立情報學之第一人，進一步言之，語之為中國情報學之鼻祖，亦不為過。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作者：  Scott Burchill[等]著;庄皓云译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本書在英國及各英語系國家是一本非常普及的國際關係教科書，它給予一些歸類為後實證主義的理論學派等同於主流學派的關注。本書引介的11個學派，每一個都享有一章的完整篇幅。從第四章開始所依序提及的學派，在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領域或許已廣為人知，但它們在國內的國關理論譯作當中，即使還稱不上完全缺席，至少仍然是不夠開闊的。本書在取材上維持著一種平衡，力求左右兼顧，這對於一本引介性質的書籍來說不可或缺。 　　本書若能讓讀者感到獲得了洞察國際局勢的新視野，便達成了基本的目標。當然，若能吸引其他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人士些許注意而不僅限於國際關係研習者，那將會是一份意外的收穫。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應該如何因應？假想中美兩強的衝突之餘，當我們研析大國政治的理路以界定自身國家戰略的同時，是否因為全盤接受強權政治的國際關係語彙，而無形中窄化了自身的視野及可能的選項？在高度互賴的全球化社會中，國家面對數量暴增、性質複雜的跨國議題漸感左支右絀，權力的場址已從傳統的民族國家，轉移分散至眾多跨國的個人和集體行為者、政府間和非政府國際組織，一個全球公民社會和議題網絡赫然湧現。如同美蘇冷戰核子對峙卻弔詭地帶來兩強間長久的和平，中美衝突也涉及兩個核子強權的對峙。眼前，和平的安全閥仍舊運轉。構築在大國政治格局及平衡現狀之上的和平，為台灣帶來的安全保障不會因強求而更多，也不會因無求而太少。在安全獲得強權秩序保障的前提下，捨棄主權的迷思，不僅代表肯認自我存在的常明之理，更意味國家可透過與全球公民社會的利益連動，深化國際認同及隨之而增的主體性--自我感總是藉著他者的肯認而獲得確立和強化。 　　缺乏理念的熱情，恐不易推動典範的轉移，遑論真正促成轉變。理念的變革是實踐層次典範轉移的基礎，一位思想家的格言耐人尋味：「哲學家僅以不同的方式闡釋世界，重點在於改變它」﹝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這句話對於讀者們即將進行的探索之旅具有雙重寓意。首先，本書引介的每個理論學派，都僅是闡釋世界的一種觀點，各有其視野和侷限。其次，若在一個觀點失衡或論述不足的思想環境下，或許引介更多「闡釋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是觸發變革的首要之務。 　　本書的第四版增加了全新的兩章，分別是Terry Nardin的「國際政治理論」，以及Andrew Linklater的「歷史社會學」。其他各章也經過大幅的修改和更新。 　　要不是Costas Laoutides和Carla Dunne兩人對於網路的精通，本書的編製過程就不會進行的那麼順利。我們想要再次感謝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的Steven Kennedy和Stephen Wenham兩人的鼓勵。我們的共同作者們的辛勤努力和持續不斷的許諾，是這本專題著作能夠成功的關鍵。本書首版於1996年面世，並且對於那些對國際關係理論感興趣的學子們來說，仍舊是一項重要的資源。

当代台湾新史学的反思

作者：  卢建荣主编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本共收有兩篇專論、六篇論文。盧建榮的兩篇專論針對台灣史學界的發展，進行批判反思。夏春祥從新聞與記憶之間的關聯，試圖詮構傳播史相關的文化取徑問題；張仲民文討論舒新城與五四文化運動的關係；沈柏宏從《禮記?曲禮》入手，試圖探討禮記文本與中國古文明的誕生和傳播；莊勝全探討晚清官員開山撫番的心態；褚文哲則從新舊唐書分析，論述唐中宗李顯的形象如何透過史家有意的詮說被建構出來；宋天瀚關注到兩岸華語片對歷史文化有新的認知與詮釋，並從中討論影片文化想像的相關問題。

舟山撤退机密档案:六十年前的一页沧桑

作者：  陈玲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政党体制变迁与宪政体制发展

作者：  何振盛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昆曲六百年

作者：  周兵，蒋文博主编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歷史像一堆灰燼 但灰燼深處還有餘溫 我們不是翻扒已經冷靜的灰燼 而是手伸進灰燼 去觸摸那個餘溫…… 　　世界上很多偉大的民族都有一種高雅精緻的表演藝術，深刻地表現出那個民族的精神與心聲。希臘人有悲劇，義大利人有歌劇，俄國人有芭蕾，英國人有莎士比亞戲劇。這些雅樂往往是他們民族的驕傲與自信的源泉。 　　我們中國人的雅樂又是什麼呢？ 　　借助歷史鏡頭，我們可以記錄發生的事情。但我們能否知道，在數百年以前，我們的祖先曾經看到過什麼，聽到過什麼？我們能否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 　　中國國家博物館曾舉行過一場特殊的展覽，這次展覽的主角並不是參與展出的兩千多件珍貴文物。它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們曾經是我們祖先生活的一部分，並經歷時間和社會轉折的洗禮，保存了下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它命名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就在6年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世界範圍遴選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來自中國的一種傳統戲曲——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當選。 　　從2001年開始，沉寂已久的昆曲慢慢進入了大眾的視野。 　　2004年冬天，新版全本《長生殿》，由江蘇省蘇州昆劇院排演的這部《長生殿》，總投資將近800萬元，同時請來了獲得過奧斯卡獎的葉錦添擔任美術設計。臺灣儒商陳啟德的巨額投資，以及昆曲界以外的頂尖藝術家的加盟，這一切，在2001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江蘇省昆劇院排演的新版《桃花扇》，創作陣容同樣十分強大，由中國話劇界新銳女導演田沁鑫執導，同時吸引了中日韓三方眾多的藝術界頂尖級人物。 　　《1699．桃花扇》，這樣一種命名方式，顯示出演創人員重新回到歷史現場的企圖；而對於普通觀眾來說，突然在他們眼前亮相的昆曲，也仿佛來自一個古老的夢境。 　　2006年，白先勇帶著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國西海岸連演12場，場場爆滿。美國觀眾驚歎于昆曲不可思議的優雅和美麗。戲劇評論家，甚至把這次巡演和1930年梅蘭芳轟動美國東西兩岸的巡演相提並論。 　　人們忍不住驚歎，又解不開心中的謎團，為什麼在21世紀的今天，古老的昆曲依然能有這麼大的魅力？ 　　余秋雨：（昆曲）它是一種美麗的輝煌，它是一種讓人懷念的過去，懷念它的時候，讓我們感到一種充實和驕傲。 　　昆曲究竟是什麼？六百年的昆曲史又經歷了怎樣的百轉千回？是什麼賦予它穿越時間的力量？昆曲又沉澱著我們怎樣的民族審美文化？ 　　這是一個有著兩千五百年歷史的古城---蘇州，600多年前，昆曲就誕生在蘇州的昆山地區，並因此而得名。 　　蘇州的七里山塘街，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在做蘇州刺史時主持修建的，千百年來一直是姑蘇繁華的縮影。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褒揚的，顯然不只是蘇州的美麗景色。古往今來，蘇州人的生活，似乎已經超出了普通中國人的想像。如果非要找一個地方來比擬的話，那麼只有天堂了。 　　明朝中後期，蘇州是中國東南首屈一指的大都會。這裡交通發達，商旅往來頻繁，其繁華程度超過了當時的兩個都城北京和南京。這裡的地價是全國最高的，這裡向中央政府交納的糧食和稅銀，居然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不僅如此，皇帝的吃、穿、用，幾乎都由這裡提供。蘇州，給出了當年中國人生活的最高標準。 　　鄭培凱：明朝中葉之後，沿著中國的長江中下游跟大運河，這麼一個十字架構，還有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展得很快，經濟發展很快，社會也發生了變化，所以商品經濟的蓬勃使得商人階層，整個非常地蓬勃起來，這個造就了許多民間的藝術，跟上層的精英藝術有一個交流，這個交流的最有趣的場域就是戲曲。 　　那時，聽昆曲、唱昆曲是中國人最時尚、最風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當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會舉行的時候，整個蘇州城都會陷入狂歡的海洋。 　　余秋雨：當年在虎丘山曲會，萬人空巷地去看昆曲，我說只有古希臘的大元劇場的悲劇演出，才曾經出現過這種景象，否則我很難比較哪個民族的戲劇演出，曾經出現過如此如火如荼的狂熱場面。 　　虎丘山曲會，不過是明清兩百多年間昆曲流行的一個縮影。這迤邐悠揚的曲聲從江南發端，傳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從威嚴高聳的紫禁城，到雲南、廣西的邊陲小鎮。 　　歐洲傳教士利瑪竇，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利瑪竇身後是正在崛起的歐洲大陸，不過，中國才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在利瑪竇眼中：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東西，無論是衣食用品還是奇巧物與奢侈品，這個王國的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 　　比財富更令利瑪竇驚奇的，是中國人對於財富的態度。財富似乎沒有給中國人帶來擴張和征服的野心。他們彬彬有禮，富於文化修養，懂得享受生活，並把生活的每個細節都提升到藝術的高度。 　　《利瑪竇中國劄記》一書中有著這樣的記載：“我相信，這個民族是太愛好戲曲表演了。這個國家有很多年輕人從事這種活動。戲班的旅程遍佈全國各地，他們忙於公眾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會都要雇傭這些戲班。客人們一邊吃喝一邊看戲，十分愜意，以致宴會有時要長達十個小時，戲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會結束。” 　　利瑪竇看到的正是昆曲，他強烈感受到了中國人對這種舞臺藝術的熱愛。 　　利瑪竇來自歌劇的故鄉義大利，巧合的是，此時歌劇也正在義大利興起，不過和昆曲相比，它的黃金時代要滯後差不多兩百年。 　　那是一段遙遠而輝煌的歷史，也是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歷史。 　　和昆曲一起被遺忘的，是一種曾經屬於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一種精神世界的滿足與安寧。 　　時間進入21世紀，古老的戲劇文化是否已經喪失了生命力？作為一種傳統文化，昆曲還能否融入現代人的生活？ 　　陳丹青：我在倫敦的郊外挺遠的一個地方，是一個老的貴族的莊園，我親眼看到戲劇學院的學生在排練莎士比亞（戲劇），就穿牛仔褲，平常的衣服，在一個湖邊，在排練，一句一句在對臺詞。所以我發現他們的傳統戲劇，它可能地盤縮小了，但是它絕對在，還有活力，一代一代年輕人還在演，還在看。這是歐洲的情況。中國是這樣子，中國一路唐宋元明清下來，文脈沒有段，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中國經歷一個文化的斷層，這個斷層到了20世紀就完全裂開了，中國開始了一個非常急驟的、西化的、現代化的一個過程。 　　陳丹青，畫家，1980年，陳丹青便以油畫《西藏組畫》蜚聲海內外。他長期身處西方當代藝術中心紐約，並於2000年回國定居。近年來，陳丹青發表了大量關於中西文化環境比較的文章和言論。 　　陳丹青：我是一個上海的孩子，上海是一個被殖民了上百年的一個城市，有很多租界，所以我小時候的一個景觀，我一睜開眼睛，開始有記憶的時候，這個景觀其實就是一個西化的景觀，西式的弄堂，西式的洋房，小孩子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那麼，到了真的西方以後，第一我就失落了，我就發現我們中國那點西化是非常表層的，非常有限的。所以你在失落當中，你立刻會尋找自己，無論是自尊，還是自卑，你會尋找自己。 　　樓宇烈：在過去所謂落後的東方世界的民族，在經濟、政治上面獲得獨立以後，都開始有一個文化上面的自覺，所以從80年代開始，在中國其實也出現了一種文化的自覺，就是我們的文化是不是一無是處，在世界的這樣的一個文化的大家庭裡邊，是不是它只能被淘汰，還是它也是這個大家庭裡面一個燦爛的成果。 　　樓宇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與昆曲結緣已近半個世紀。1961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樓宇烈就加入了北京昆曲研習社。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長期擔任研習社的負責人。2003年，樓宇烈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 　　就在一百年前，當昆曲最為衰弱的時候，正是蔡元培、吳梅這樣的大教育家和國學大師，把戲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學，在大學講堂裡唱起了昆曲，維繫著昆曲的一線生機。 　　昆曲似乎總是受到文化人的偏愛，他們敏銳地關注著昆曲的興衰，並以自己的身體力行守護著這支文化血脈。 　　周秦，蘇州大學教授，自幼學習昆曲，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下鄉插隊期間，仍然是曲不離口笛不離手。每年秋天，周秦為本科四年級的學生開設昆曲藝術選修課，一大批昆曲愛好者慕名而來。 　　周秦：（昆曲）就像蘇州園林裡的那個池塘那樣，看起來是一潭死水，但是裡面魚能活，荷花能長出來，為什麼呢，這裡面有一個結構，在水池的裡面有很深的井，這個井一直通著地下水，這個池塘的水通著太湖，通著長江和大海。昆曲還靠著自己的文化的因素支撐著，還綿綿若存。 　　今天的蘇州，是一座散發著時代氣息的現代都市，它是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但同時，蘇州仍然完好地保存著幾百年以前的古樸風貌，城內是不許造六層以上建築的，城中最高的還是始建於三國時期的北寺塔。傳統與現代，和諧共存於這座千年的古城。 　　2002年，蘇州著名的古典園林網師園附近，多出了一個叫“南石皮記”的私家園林。 　　南石皮記的主人是蘇州國畫院高級畫師葉放。葉放的童年是在外曾祖父家的畢園裡度過的。在那裡，他有了對昆曲的最初記憶。 　　現在，葉放時常會邀請三五好友在南石皮記小聚，今天的客人是蘇州大學的周秦老師和蘇州昆劇院的毛偉志。 　　葉放：我們現在讓文化回歸到我們生活中來，跟著我們的生活走，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想法。 　　周秦：只能在高強封閉的園林裡面這樣做。 　　葉放：我們這個音樂是可以大家分享的，飄過去飄過牆的，雖然說沒有張生來翻牆，但是音樂是可以翻牆的。 　　一處精緻的園林，三五個知己，幾杯清茶，從容而悠閒。 　　悠揚的笛聲穿越了百年的時光，早已遠去的歲月又近在眼前，觸手可及。 　　明清兩朝，中國先後出了204個狀元，其中有34個是蘇州人。無論是蘇州園林，還是誕生在園林之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 　　當年，園林的主人很會享受生活。他們從官場上退下來，在最好的地方買一塊地，砌一道高牆，把塵世隔開，在裡面經營自己的園林。 　　朱棟霖：從明朝開始，由於江南文化的崛起，由於蘇州、杭州地位的攀升，江南文化領導中國文化潮流，無論在書法方面在繪畫方面，在文學方面戲曲方面，就是明清兩代，蘇州和蘇州周圍的文人的文化和審美趣味，成為領導中國文化的潮流。 　　周育德：昆山腔後來它能發展成昆曲，它那種優雅的品格，和它的原生地的這種文化氛圍有關。 　　廖奔：要有文化品位，它就像當時的文人去琢磨，去經營一座蘇州園林，經營一個庭院那樣子，它需要一種錦心繡口的東西，比如說，他經營一個庭院，他會去琢磨，這個地方我是不是掛一幅字比較好，這個地方放一塊奇石比較好，這個地方放一個盆景比較好，他要不斷地琢磨。對昆曲他也是這麼琢磨的。 　　昆山腔形成後不久，一些民間的音樂家就應邀來到園林的主人家，擔當曲師。他們陪同主人和他們的賓客，在園林中吟詩、作畫、度曲。 　　昆山腔的音樂主要以宋詞的音樂為基礎，同時融合了江南的民歌小調。昆曲運用的曲牌達到兩千多種，十分豐富、富於變化。唱詞則主要來自當時文人的創作。同樣也沿襲了唐詩宋詞的創作傳統，用詩一樣的語言去抒發情感。 　　文人們生活的園林，自然也就成為眾多昆曲作品的故事場景。 　　這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中的一折“遊園”。《牡丹亭》講述的不朽愛情故事正是從女主人公杜麗娘春日遊園開始的。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劇作家們用飽含深情的筆觸寫下了這些將園林景致與人物情感融為一體的詩句。幾百年來，不知多少人為此神傷，為此落淚。 　　在昆曲《長生殿》中，最能體現唐明皇和楊貴妃恩愛的一場戲也發生在皇家園林。 　　蔡正仁：《長生殿》驚變（一折）裡，它前半段是描寫唐明皇和楊貴妃在御花園當中兩個人遊覽，咱們來一邊喝酒一邊欣賞御花園的風景，然後皇帝今天他有個意思，我今天要把楊貴妃灌醉，我要看看她的醉態是什麼樣的，那麼皇帝就發現，就是楊貴妃喝著喝著有點醉態了，越看越是覺得，越是醉越是美，越漂亮。 　　王芳：在這個《長生殿》故事中，唐明皇跟楊貴妃的愛情是純真的，（楊貴妃有）天生的一種散發出來的，一種靚麗的美麗的東西，在所愛的人的身邊，她是想把自己最美的東西展現出來的。 　　蔡正仁：唐明皇唱了一個石榴花這個曲牌，（唱：不勞你玉纖纖，高捧禮儀煩），你想這個曲子多美啊。 　　樓宇烈：（昆曲）它已經把以前我們文化發展，文學發展中的積澱起來的詩詞裡面的精華，都吸引進去了。它的曲譜那是反復地磨練，它的音樂性，也可以用一個最優美吧。 　　園林中的春夏秋冬、風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導演出許多悲歡離合的人生故事。難怪蘇州人常說，園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聽的園林。 　　園林和昆曲，一起構成了中國人幾百年來共同擁有的一處精神家園。 　　劉歡：我們現在接受的（昆曲）面比較窄的原因，實在是因為整體的社會節奏與它脫節得太厲害了。首先一點，我們現在要聽一首流行歌，三分鐘到五分鐘解決問題，我怎麼會還想有時間坐下來三個小時去看一個東西，現代的人沒有這樣的時間。 　　田沁鑫：我們這次提倡一種生活方式叫使生活節奏慢下來，是不是我們文明程度高了之後。比如說我們欣賞昆曲，比如說我們欣賞到了一種活著的博物館藝術，我們欣賞到了我們嚮往著的屬於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本來漢民族身上，應該有的這樣一種從容，應該有的這樣一種滋味。就是比較從容，比較優雅，談個情說個愛什麼的，很人性化。 　　田沁鑫：如果說這個國家整體的文明程度高，實際上是反映在這個國家的人臉上的精神氣質。 　　劉歡：只能是現在把這個東西擺在這裡讓還欣賞這部分人，或可以領略這部分魅力的這些人去欣賞它。 　　陳丹青：我有興趣瞭解，今天的年輕人，他在戀愛中，他在青春期，他在看《桃花扇》，在看《西廂記》的時候，他在內容上，他有沒有可以分享的東西？關於（昆曲）這個話題，不要完全停留在這是傳統，這是經典，這是文化，我覺得這還不夠。 　　2006年4月，昆劇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學的百年講堂，上演了三天九個小時的全本大戲。青年學子趨之若鶩。 　　白先勇，著名華裔作家。2002年起，他作為青春版《牡丹亭》的製作人，竭力在全國各地高校推廣昆曲，被人們稱作昆曲義工。今天，白先勇講座的主題是“古典美學與現代意識”。 　　學生：感覺舞臺的設計，我看到舞臺的設計給我的感覺就是一種現代藝術作品，我覺得在簡潔方面和古典融合了。但是不是精神內核還是一樣呢？ 　　白先勇：所以說我們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們利用現代，但決不濫用現代。這是我們一個大原則。 　　白先勇定義的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場文化行動，它重新培養起了一批熱愛昆曲的年輕演員和年輕觀眾。 　　400多年前的故事正在今天的舞臺上上演。對今天的觀眾來說，這樣的演出也許是雙重意義的。一場是柳夢梅和杜麗娘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而另一場，則是一個民族對於美的忠誠守護。 　　2004年秋天，蘇州的南石皮記曾經雲集過全球30多個國家美術館的館長。他們剛剛參加完第5屆上海雙年展，希望實地感受一下中國傳統文人的生活，主辦方就選擇了南石皮記，並在這裡上演了《牡丹亭》裡的“驚夢”。 　　陳丹青：就是夢遊的感覺。因為文化需要親歷，所謂親歷就是你必須在那個情境當中，你必須在庭園裡，你在湖邊，在樓榭回廊當中走。你會有想像力，一個回顧性的想像力， 　　廖奔：我走到那個小小庭園的亭子上，邊上的曲巷欄杆啊，小橋流水啊，各種盆景點綴著，浮想聯翩，我會想到，這裡會不會有幾個文人在這裡一邊品茶，一邊拍曲，昆曲的聲腔就會響起來。在那個氛圍裡面，它這種曲調就恰是當時可以感覺到的一種天籟。 　　樓宇烈：因為我們有這樣一種生活的樣式，這種生活的情趣，生活的追求、理念，所以才形成我們這樣一些文化，那麼反過來這些文化又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情趣，生活的樣式，我們的價值的觀念。 　　余秋雨：我們在看這種中國文化史的每一部分史的時候，看著看著最後要解的謎是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這個群體是誰，我們為什麼愛這些東西愛了這麼久，愛它實際上也是自我實現，為什麼是自我實現，這個原因就是昆曲一定有我們是誰的秘密所在。 　　幾百年的時光，就這樣凝固在園林的一磚一瓦上。幾百年的時光，就這樣流動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 　　歷史，就是過去和未來無窮盡的對話。 　　讓我們一起去追溯昆曲六百年的發展歷程，去追溯那些日漸遙遠的人和事，去追溯一個民族對美的夢想和追求。

香港电影演义:遍访名宿·抚今追昔

作者：  魏君子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魏君子关于香港电影的书籍《香港电影演义》的台湾版，内容较大陆版增加了将近四万字左右

陈寅恪学术遗产再评价

作者：  卢建荣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陳寅恪生前譽滿中國，死後猶名震中外 　　如果陳寅恪的學術遺產是為中古史打造一個令後世反芻不已的文化資源的話，那麼，許倬雲和毛漢光師弟所為等如別開生面，為中古史另創一個文化資源。如此一來，台灣有兩個一舊、一新的中古史學術文化資源。這有別於大陸的陳寅恪學統本店只有一個文化資源。這是台灣中古史勝出其大陸同業的堅實憑藉所在。 　　就在台灣中古史界趁勝追擊大陸中古史界之餘，於二十世紀末十年、二十一世紀首十年短短二十年之間又締造另一個新文化資源來。本書稱之為新新文化資源，如此就比大陸多出兩個文化資源。這個新新文化資源就是由盧建榮所領導的以新文化史研治中古史的新學風，他的影響正由他所主編的《社會∕文化史集刊》最新三期（創刊號、2輯、3輯）給展示出來。他主張研究歷史首須觸及歷史的複雜面（必須放棄直線單一觀點思維），其次要換用一批新式分析術語，第三在書寫上要恢復古代兩司馬所垂訓的敘述史學（反對大量抄資料，以及不知剪裁文章的不長進方式），第四在歷史理念上要以追求「神似過去」為目標（改變追求「真相全體」為目標），如此反而逼真。這些新主張亟待歷史教育產生革命方可為功。目前現役中古史家完全昧於上述革新方案，以致少有超越陳寅恪的新手出現。我對目前四十歲以下新手史家寄以厚望，愈快擺脫學閥所施以的過時思維，方能走出陳大師的巨人身影。 　　這樣的演變是對陳寅恪史學帝國最沉重的一擊！但從另一方面看，陳氏泉下有知，當欣喜為後浪所趕過吧。 　　在陳寅恪所再現的中古史裡面，有一些文化論述被他的核心讀者群、也就是他的同行後輩加以傳承和演義，產生了與當代心靈的互文性。底下我一一簡述之： 　　首先，環繞在與國家價值攸關的盛世論述被加碼、並放大。大唐帝國強盛之所由來，或說拜前期一、二百年的胡漢通婚所形成的新民族體魄，或說唐代不分男女均體魄健全，或說寬容的民族政策，或說國防大戰略下的成功殖民主義，或說決策機構和制度的健全，或說前唐諸帝英明輩出等等不一而足。以上林林總總都得一曲之偏。甚至有的強調儒家理想在太宗朝的付諸實踐、以及進士科人才登進辦法能有效拔取人才這兩點，更是似是而非之說。但這麼強大的政權緣何衰亡？就比較引不起史家興趣，而少有人論列此事。但還是有兩位史家集中在宦官的為害這一點，或說宦官控有禁衛軍使士大夫所掌控的政務機構無法節制宦官的擴權，其中有一位更說原為中央夾輔所設計的藩鎮叛服不常使中史疲於應付。這些只在重複宋人的說法，難謂創見。 　　其次，陳寅恪最引人注目的一大創見，厥為唐帝國統治階級中的核心團體不因先前政權動蕩而解體，它一直要等到武則天重用社會新式人才才日趨沒落，抑且中晚唐中央文官層的權鬥是此核心團體向其對手的困獸之鬥。這樣一種文化論述，日後的毛漢光發明一術語以明之，叫「政治延續」，頗能曲盡此中奧妙。這個核心集團，陳寅恪以史家身分命名為「關隴集團」。這個動人心魄的名詞牽動日後其後輩為之神魂顛倒久之。或為它寫前傳，或修正說彼輩從有唐建國至武則天崛起這段時間的真正作為。關隴集團用今天話來說應叫老牌政治世家。這個世家集團在陳氏看來，武則天祭出的新式人才登進辦法危及其前途。這是一種世家玩不過新遊戲規則的文化論述提法。這在人類歷史上在許多個案上不失為一項「潛規則」。但毛漢光用更細緻的研究辦法，徹底推翻陳氏此說，取而代之的是，世家應世有方很快就適應變局，變成新辦法的常勝軍不說，原先的老辦法也沒廢掉，只是名額被縮編，他們照樣壟斷老辦法之下的入仕途徑。這就是世家對新舊辦法一體通吃的實情，完全出乎陳氏本人及其粉絲意料之外。本書作者於此另外強調一點，那就是唐政權是個革命政權，而革命政權對世家固權這一點是不利的。唐政權的早期，應該是一部分世家與隋末各方群雄勢力分享政權的時期，是不待武則天崛起已先一波受到打擊。此後世家如何通過武氏當權期間的層層試煉，似乎仍有待深究。易言之，陳寅恪一方面忽視李唐革命對關隴集團的衝擊，另一方面又過度看重科舉取士制對關隴集團的打擊。 　　接下來是李唐政權內部長安政府與河北地方長期的齟齬此一現象，陳寅恪的解釋是漢文化的中央政府與胡化的河北地方勢力的衝突，是典型文化衝突才造成如此長期的政治對立。陳氏於此用以取信史學社群的證據卻只有屈屈一則資料而已。以文化衝突詮釋河北跋扈所形成的論述深入人心，導致無人敢攖此論述的鋒芒。有位史家還在其博論中以專章重複了此一論點，那是一九六九年。另一史家於其博論中則接受毛漢光指導修正陳說，說成河北部分胡化說，只是該博論未出版，本書並未處理到（按：此博論已於本書製版完成後出版）雖說如此，還是保留陳寅恪說河北有胡化的問題這一看法。這是二○一○年。陳氏發表此說是在上一世紀三○、四○年代，這樣唐中央與河北地方的文化衝突說竟然持續了七十年的時光，傳頌在讀者齒頰和筆墨之間。 　　但胡漢文化衝突說乃胡漢文化接觸的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是文化融合，是陳寅恪學術王國未及之處。然而，台灣的中古史家循此陳寅恪學問的縫罅處而大加發揮。這也算是陳寅恪文化工業的另一途發展。胡漢文化融合最大號的個案發生在北魏孝文帝朝，這裡有三本學位論文雲集此處。有一本論文集上溯至北魏開國至孝文帝朝處。另有一本論文集專章處理前此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胡漢融合個案。實際上，這個個案更早有人以專書形式發表過。又有兩本論文集是在講北魏胡漢文化融合過程中，存在鮮卑人文化主體性問題，易言之，鮮卑人於此並未全面性無條件屈從於漢文化。 　　最後，陳寅恪零星處理東晉．南朝天師道、南北語言融合，以及族群的問題，原是台灣近二十年熱門學術課題，可惜迄今引起中古史界迴響不大。這部分顯示陳寅恪的超前演出。 　　在文化領域上，台灣的中古史家有逾於陳寅恪的發展，在課題的開發上成果斐然，計有花文化、母子關係、夫妻關係，以及禮制文化等，都屬於後天文化建構的性質。這是當年陳寅恪思慮不及之處。在此，台灣中古史家思維雖新過陳寅恪，但方法仍屬陳舊，不免影響到成果的可看性。 　　在以思維、方法俱新的方式去處理文化課題者厥為盧建榮一人，在他筆底，法律文化、死亡文化、將敵人他者化的文化想像作為、地方群眾的抵抗文化，以及理財工具理性和文化核心價值理性的衝突等五方面，都一一從史學地表浮現，言人所未言。 　　在許倬雲所開發的地方勢力課題上，三國時代吳地個案的研究令筆者驚艷、歎未曾有。他影響到毛漢光寫河東地方社會，黃淑梅寫南朝太湖經濟區，盧建榮寫中晚唐淮北地域社會。可惜這個學術傳承不普及，社群中有人故意視而不見，以致影響底下地域社會研究，諸如中晚唐江西、中晚唐澤潞鎮（在今山西東南和河北西南）、中古時代的兩廣，以及晉、劉宋的江北等個案。 　　根據上述析論看來，陳寅恪挖掘的問題深深吸引台灣中古史家的注意，他們所為在大方向上是附麗於陳氏的發現和假說。只有少數幾位史家走自己的路、問自己要問的問題，大有與陳氏別苗頭之慨。中古史知識版圖也因此為之擴大不少，使不至停留在陳氏創建該領域的時代。總之，一眾史家讀者在讀取陳寅恪符號上，是難以擺脫陳氏對中古史一些大方向的論述的。 台灣中古史知識製作有著保持與陳寅恪亦步亦趨的味道和衝脫陳氏思維牢籠這兩面性，是本書要揭露的一大重點。本書另一重點要在指出中古史知識社群整體敬業和專業態度不及格這一點。 　　絕大多數有博士學位的中古史家其產能極低，無法找到新領域，並從中找到一系列相關的題目。整個中古史界耗費一甲子（1949-2009）只生產八十六本書（就中大部分是論文集，而非專書），這些書擁有十年內二千本賣量紀錄者屈指可數，因而整體產值奇小，嚴重違反文化性書物歷史發展的鐵律。要之，產能低加產值小是台灣歷史書籍的特性，非獨中古史書獨然。這是一點。 　　其次一點是，中古史家不甚遵守學術累積這一工作倫理。所謂遵從學術累積指的是不要重複勞動前人的研究心得。絕大多數學者對於前賢的學術業績在引證上，會因輩分和派系兩因素，而決定引證與否。易言之，一些托大的長輩往往不引證晚輩學術成果，不同派系的研究心得彼此是互相否認的，常常因人廢言。所以，本書才會說這是小圈圈主義作祟，引證的範圍不是以整體社群，而是以自家派系為界。這是台灣史學社群不健康的所在。 　　第三，學者的書文多經過層層關卡過濾，照說會使失誤降到最低才是，其實不然。有六七位口試委員把關的博論、有專家背書推薦的獎助出版品、有經秘密審查制篩選的論文，以及受到國科會、教育部或其他獎助單位贊助的得獎作品等，通通逃不過本書作者法眼，裡面論點光怪陸離到沒有證據也可以拿學位並出版。這些書充滿著疏失和思慮欠周等等問題。這就嚴重違反專業守則了。博士學位的獲取意味著當事人從此會寫專書，倘若遵守歷史書是文化性書物的律則，則書寫的結果理應引起大眾注意。結果我們有博士學位的中古史家沒幾個寫得了專書，即令寫得了，也多係翻案文章不說，而且寫不出符合文化性書物的要求標準。 　　換言之，我們的博士中古史家發現不了新領域以寫書，就算卯足勁寫出書了，也構不到寫文化性書物的標準。這是台灣當代歷史學的危機。陳寅恪的書完全不符合文化性書物的標準，但他至少作到開創新領域。台灣的中古史家少有開創新領域的能力，他們多半只會陳云亦云。

大陆观点下的《反分裂国家法》研究

作者：  刘性仁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误我风月三十年

作者：  李丽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克服反淘汰的潜规则

作者：  程万军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中国海权与航空母舰

作者：  吴东林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唐宋变革说及其宰制论述的猖獗

作者：  卢建荣主编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歷史研究的重心是搜尋人類社會變遷的形形色色。八、九十年前，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替國人代言近代的形成可追溯到宋代。這是日後史學社群家喻戶曉的「唐宋變革」說所自來。此說的學術資源來自唯物史觀。這是此說的西方源頭。就在內藤仗恃唯物史觀炮製出征服人心的近代源於宋代說時，西方學界即已揚棄唯物史觀了。此後西方史界歷經社會史、文化史等兩波的大變故。這些史學三變都不為作為西方學術文化尾閭的日本、中國所察覺，猶自堅信照說早應淘汰的內藤假說。對中文讀者而言，尚有一事不得不知；內藤氏不純然是一位學者，他對鼓動之後「大東亞共榮圈」思想與有力焉。可惜欠缺歷史記憶的國人早就忘了內藤有這一段不堪的過去，還對他學說頂禮謨拜有加。這已超出本刊範圍，且回到學術基本面。 　　學術是－日新月異的文化工程，但內藤說一直風靡到今，這說明了中國史學界對學術情報掌握失靈得可以。思潮變動不已、治史裝備不斷更新，以及新學術資源的供給源源不斷，都不足改變學界的沈沈暮氣。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本誌深覺，萬事莫如將唐宋變革說掃入歷史灰燼為急，是以有此專號。期盼學術新生代不再受過時說法荼毒。 　　本專輯由五篇論著組成。最先一篇針對造成人們不思不想、且習慣性接受的禍源：一本來自京都大學的上課筆記，予以全面性撻伐。在此，讀者會看到，表面上看來有系統將戰前內藤說移植到中文世界的文本、其本身製作的品質管制有多粗糙。首先，文本作者昧於內藤遵循馬克思唯物史觀思維軌轍，早已被後馬克思諸學派予以修正、或被擱置。其次，對於自家學派、或對手學派的後繼健者提出稍微修正的說法，奈何文本作者因孤陋寡聞形同置之不理，第三，中文世界兩岸有非常多史家提出內藤說的反論、或為文揭示有不利於內藤說的證據，這位文本作者全都置之不理。第四，國際史壇對於歷史變遷原理的掌握益加精緻和精進，早已揚棄直線史觀的單向度思維不說，還指出歷史在前進中含有倒退、以及迴環往復的現象，這些都改變不了一顆深閉固拒的心靈。其實可能更糟的是抓取情報的嚴重失能。文本作者不具英文外語能力，故爾向世界敞開的那一扇窗早就關閉緊緊的。更可悲的是，台灣史界中不乏有英文能力高強之士，但這些人卻習於擔任文本作者的共犯，他們也同樣昧於國際史壇的動向。（按：真不知他們辛苦學習英文，所為何來了）第五，該文本文脈所呈現的千瘡百孔，在探照燈式論文照射之下無所遁形。倘就文談文，這本上課筆記文本也是不及格，遑論還有以上四點涉及文本作者的精神狀態是不健全的，是在恍神狀態中的。 　　本專輯第二篇是唐代醫療史。它是史學界頭一遭由病患的觀點來切實檢測那時代的醫療設施其效益之高，並不如政府和醫者所說之甚。因此從而得證過去對唐代醫療的圖景無疑是被誇大了。來自醫者或政府的材料鋪天蓋地只在宣傳技術如何高超，體制設施如何完備。後代讀者從來未聞唐代病患的看法，他們理論上是醫療設施及其文化的受益者，但他們卻是現場缺席者，故爾聽不到病患的聲息，何來供研究者正確評估一時代的科技水準呢？這是中國醫療史上的方法革命、和觀念革命！把杜正勝醫療史團隊長期忽略病患觀點的寫法給一筆勾消了。在此，新文化史的新裝備其先進性格可說一覽無遺。 　　有許多跡象指出，唐代醫療設施效益是不彰的。這就可讓我們推知，宋代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既是如此，何唐宋變遷之有？ 　　接下來一篇談的是宋代救災文化。該文作者想方設法要由災民觀來檢測救災行動及其所依據的防災體制其真正效益。此文有三點值得重視。首先，所有救災手段源自前代經驗。其次，有證據顯示，許多官員從嚴核發被災救濟金，只為了防範假申請案。第三，有一官員不依制從權救災，此一方式固可比法定辦法救更多人，但不是多數官員敢如此便宜行事。在此事被神話化為美談背後，暴露的是救災站設在縣城的辦法，只會讓偏遠鄉鎮災民享受不到官方的照護。這是既有救災體制失靈的所在，卻只有等待勇於任事官員才有得解救。但這類官員在官僚體系中乃極少數。此外，該文對於官府在救災業務上層層弊端一一予以指陳，等如間接暴露災民的感受。這點極值注意。 　　從救災手段的依舊，以及救災體制有失靈、不周到之處，我們看不出宋代在救災文化上有何異乎唐代之處？ 　　第四篇在講傳統史官對於一般平庸帝王傳記的拙於寫作。來自中國帝王臉譜系譜偏重創業帝王和末代皇帝這兩種案例。對於這兩類帝王之外的其他帝王，他們就陷入寫作窘境。唐中宗李顯不好女色、不殘害大臣，也沒有重大事功。是一種乏善、亦乏惡可寫的一位帝王。史官既無力從事一位真實人生的書寫，策略上不免傾向負面形象的營造。因此，唐中宗傳記文本充斥的是負面形象，反而在真實人生作為方面，只會被人挑對他不利的事件來記載。 　　其次，打造李顯形象的材料早在唐代一些小說文本中就已具足，方便後於唐代的史家來取用。這表示這些史家都閱讀過這些小說文本。亦即，唐亡之後，那批寫李顯傳記文本的史家全是閱讀過小說中敘及李顯生平的讀者。按說，這些史家的讀後感未必見得與那些小說作者的想法一致。那何以小說作者對李顯的印象會如何高度一致地出現在史著文本上面呢？那是因為小說的作者群與史著文本的作者群是同一批人，以致在論世看人、以及價值觀上，顯得是同一文化圈中人。這多少顛覆了法國閱讀史大師羅歇．恰提埃（Roger Cartier）對人類閱讀行為的一種重要看法，即「閱讀是一種創作。」、「閱讀是讀者對文本的挪用。」這類說法。至少，本案例的讀者群－即史著文本作者－是不挪用讀本意涵的。 　　在此，我們看到由唐入宋，史家的帝王書寫文化是同一套東西。 　　本專輯的第五篇也在處理唐宋歷史書寫文化，所不同地，這次唐宋史家的書寫對象是唐代法律史。該文作者發現，法律現實面不免有黑暗的地方，可作者舉證的兩位史家都對唐代法律只著眼於光明面的書寫。亦即，兩個史著文本都在建構光明的唐代法律史，文本作者有意引領讀者在認知唐代法律運作上是用刑唯輕、以及司法獨立的文化。作者雖未處理到宋代，但有幾處舉證宋代史著文本作比較，結果宋人所認知的唐代法律文化也是用刑唯輕、司法獨立這類理想性格濃烈的文化。宋代部分雖然作者只是順筆為之，但不無預示宋代情況類同唐代情況。 　　這一篇文章從法律文化的視角，又揭示唐宋有沿續的一面，儘管這只是其中一個側面。 　　如此一來，從醫療設施條件及其背後的文化、救災文化、歷史書寫文化、一直到法律文化，在在指明唐宋是相因襲的。而邱姓留學生七○年代的留日筆記所販售的唐宋變革貨色，從思維、蒐集情報、史學更新設備講來，無不流露粗糙和固步自封的行為傾向，就文談文也是失敗之作，遑論能撐起他所欲傳播的唐宋變革之說了。 　　本刊不是在說唐宋之間沒有變革，而是在說史家要是採用多維向度思維、以及正視歷史的複雜性格，就不會對唐宋的歷史流變，說只有變革、而且大大變革這一種現象而已。再強調一次，唐宋是否有變，本刊並無預設立場，只是在呼籲，歷史研究要回歸學術基本面：要創新，不要人云亦云。但要創新，就要更新裝備，要切實掌握情資，以及思維要周延。二○年代的內藤氏在極其簡陋、貧乏的思想資源情況下大膽提出唐宋變革說，情有可原。在歷經社會史、文化史的兩波新史學革命之後，還有人滿心歡喜地贊成內藤氏，那學術的日新又新、以及精益求精的旨趣安在？悲夫！

大陆台商经典法律案例解析

作者：  林则奘主编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与论述

作者：  王国璋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民国以来史学界最大的集体舞弊疑云事件

作者：  卢建荣主编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中华民国99年)

简介：　　本文針對台灣的抄襲文化，對「抄襲」一辭勢必無法迴避，特別我身為教師以勸勉學生不許抄襲為業，歷有年所。本文所稱抄襲，不是指逐字逐句的呆板方式，而是指文章外貌經過精心改裝、變裝，但骨子裡的原創意內容卻出自李敖著作，但不表明出處的一種文化活動現象。在學術界，此種行為因為違反學術倫理、以及公平正義原則，已足以令社群認定是違規、會推翻社群前提的行為，屬於可受可評之事。至於在法院，實務上，本文所提及三人之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並非本文論述的基礎。本人認為以上現象事關台灣史學界存亡之公共利益，不得不予以揭弊，也請史界中人、及所有讀者一起參與判斷和檢視，以導正歪風。本人所提三人乃中研院的資深研究人員，其中有兩位已論及院士桂冠之頒授，可說動見觀瞻、影響深遠。中研院乃國家學術重鎮，自是應比一般大學教授還要高的道德標準以相繩，遑論以法律層級屬於最低道德標準的東西來作為自律的規範。 　　為了杜絕中文世界行之數百年的抄襲歪風，我建議全民公審此一現象，敬請給本刊回函以示該三人所為是否抄襲，本刊會保存這些回函，以供各界改進之參考。 　　壞的開始是失敗的全部。已經失敗了還在那裡拖死狗，於是我們看到五個學術世代的集體大墮落，外加大學閥集團的營私舞弊案。整個史學體制就像一位行將就木的鴇母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還有人不斷地給她戴桂冠、贈以花圈，這鴇母家的門外一條長達一公里的人龍是各地湧來的朝聖致敬團。用『物必自腐而後蟲生』都不足以形容現代中國史學體制的源頭，遑論其現狀是杜xx所加諸其上的創意腐化工程呢。 　　本期的主題是抄襲成風及其共犯結構。在先進史學國家，莫說犯了抄襲是唯一死罪，肇事者沒得話說，連教授在課堂膨風、好吹大牛者亦被視同學術詐欺的行為。最有名一個案例是某大學教授在課堂講述越戰，講著講著說他在越南戰場如何英勇，後來該教授被查出，根本沒去過越南。當謊言拆穿之日，就是這位假越戰英雄消失史學界之時。學術不可詐欺，是觀察一個個國家是否一流的一大重要指標。學者的職守是生產知識，倘若在這一個程，吹噓、造假，無惡不作。國人如何仰賴這些所生產的知識用以建設國家、提升國家呢？告訴國人一個重大資訊：一流國家罕有抄襲事件，故爾沒有抄襲問題。只有我們三流國家因抄襲成風，根本無力解決此一嚴重問題。比這還糟的是，我們還頒發學術桂冠給抄襲者，直到東窗事發才摘下其桂冠。一流與三流之差異，相差何啻霄壤？ 　　台灣的史學體制傳承自20年代中國大陸由胡適、傅斯年所建造的那套史學體制。胡、傅均留洋，卻未悉西方現代史學底蘊就束裝返國，之後很快就搶佔主流權力位置。傅、胡先後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於是，那套自以得西方嫡傳的史學體制又在台灣生根、繁衍起來，史學體制的司令部就設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台灣大學歷史系這兩個聯盟機構。傅很快就去世，這個體制的幫主寶座傳給傅事業的夥伴李濟，這是台灣擁有史學的第一代，即傅、李兩人。 　　這個體制充滿著落後性與腐敗性，積弊叢生到不行。它早就淪為與法國大革命前夕那個即將被打倒的舊體制沒有兩樣。台灣民眾逕稱它為舊體制可也。舊體制到了台灣，根本收不到優秀的學生，好不容易收到一位，卻被他給溜走。此人就是李敖先生，他在就讀台大歷史系之時，即聞到舊體制的屍臭味，中途綴學之後提筆為文要求史語所和台大史系的兩位負責人，李濟和沈剛伯交出棒子。在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清楚照出舊體制的腐朽和不堪。五十年後的今天，李敖所批舊體制的沈痾如今不僅仍在，而且病勢愈發加重。 　　1990年代，台灣史界有三路人馬湊巧地把中國文化的學術議程給端出檯面來，這三路人馬分別是杜xx集團、李敖個人，以及盧建榮個人。各自經十年的努力，李敖將主要成果結集成《中國迷信新研》，盧建榮主要是「台灣五部曲」和「唐代五部曲」共十本專書。只有杜xx該派成員這一路最不成才，領有國家天文數字的獎助和公家機構的設施和資源（史語所一所年度預算從1990年破億起，逐年扶搖直上，已歷二十年），結果，成員個個做不出來，只好把李敖的辛苦創意給全抄了。這些成員還因此獲獎無數（幾十萬、幾十萬白花花銀子在頒贈），如今真相大白，這些高額獎金理當全歸李敖所有。杜xx集團秉承師門交付的血仇，絕對要與羞辱其師門的李敖勢不兩立，沒想到一代不如一代到向李敖交心到完全拜服在李敖腳下。 敬請讀者給我們指教和鞭策，大家一起來關切嚴重的抄襲積弊問題。本刊相信台灣是個有救的社會，一定要設法阻止它自尋死路。 　　最後，本刊有三篇報導揭弊文章，承蒙李敖先生事先過目，並惠予指教。至為感激。

王永庆的红卫兵

作者：  刘台平著

出版社：时英出版社,2010

简介：　　「經營之神」王永慶，締造石化王國。他的領導風格，是產業界的楷模，也是學術界研究的對象。他那揉合東方文化的「家長式領導」，是在人治的氛圍下，顯現嚴明的紀律與威權、父親般的仁慈及道德廉潔的領導方式，大陸上方興未埃的私人企業正如火如荼的以他為模範，找出中國人私人企業的出路。 　　大陸歷史劇從「雍正王朝」到「康熙大帝」，這一系列敘述皇朝的「清宮戲」，在台灣高燒不退，在大陸熱播不止。「清宮戲」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故事，不僅深受觀眾喜愛和好奇，也引起中共高層重視。 　　最近，中共舉辦「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系列講座」，其中一堂講的是康雍乾三朝盛世。歷史上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個性、喜好、處事風格？同時做為中共施政的參考！ 　　另外，他們也向台塑企業取經，研究王永慶的成功之道。他們比較了康雍乾三帝與王董的優劣點，赫然發現，王董同時擁有三帝的優點，而難能可貴的是極少出現三帝的缺點。而其中還有三帝並未具備，或者相對較少的，就是尊重專業。具體表現在王董的大量啟用幕僚，並尊重幕僚的意見。 　　康熙大帝好學敏求，勤於政事，雄才大略，崇尚節約。但在尊重專業上比起王董要差的多了。另外雍乾二帝更是不如王董。這也是本書撰寫的重點與目地：幕僚制度對王永慶台塑帝國的貢獻。王永慶與「紅衛兵」的關係。 　　眾所周知，台塑集團有所謂「六大管理機能」，即資材管理、工程管理、營業管理，生產管理，財務管理----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預算與目標管理」。 　　坊間媒體都曾報導說，王永慶經營台塑是有目標的，王永慶說他不搞「策略管理」，只有「目標管理」，及經營成果之「績效管理」。 　　然而，誰替他推動執行目標管理呢？就是在總管理處總經理室擔任監督稽核，俗稱「紅衛兵」的幕僚群。王永慶的紅衛兵就是指他的「幕僚群」。 　　但是，為什麼幕僚變成「紅衛兵」呢？「紅衛兵」是大陸的產物，為何在台灣出現，甚至為何在台塑出現？王永慶經營台塑企業跟「紅衛兵」有什麼關係？ 　　如果仔細看台塑集團的經營架構，其實是兩條線。一條線是高度集權，就是以總管理處為核心的幕僚體系，從董事長王永慶開始，下面是總經理王永在，再下來是總管理處，總管理處最核心的就是總經理室，可以說是幕僚中的幕僚。 　　總經理室往下到各公司，各公司有各公司的總經理室，再往下有各事業部的經理室，再往下是各工廠的廠務室，及各營業處之處務室，然後有產銷生管及營業管理。這實際上是一條線的幕僚管理系統。 　　還有一條線是從王永慶開始到總經理、到各公司、各事業部、工廠和營業處，這是直線的產銷管理系統。在產銷管理系統是高度分權的，給你權力，同時也給你責任。 　　例如廠長必須經管生產製造部門，保養部門，倉儲部門；所以當交期無法滿足客戶需求，無論是材料延誤，或是人員離職率太高，或是機械故障率高導致不良率高，－－－都是廠長必須負責，想推卸責任，門都沒有，況且台塑企業有四大公司及其下之各事業部，Ａ公司Ｂ公司---可以競爭比較；績效與能力如影隨形，不進步都不行； 這些把關的門神是誰？就是幕僚系統的「紅衛兵」。 　　台塑集團一方面高度集權，如政策、制度、升遷管道等統一制定，另方面又高度分權，授權給各事業部追求其經營績效。 　　台塑集團這樣的結構為何能成功推動單位責任制？為何能擁有如此高的活力？寫過王永慶傳的北大教授黃德海認為「這是一個謎」，這背後一定有王永慶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他將在第二本書進行充分探索。第一本書只提到這個問題，但尚未解答這個問題。 　　本書就是為了解開這個謎團而寫，答案是「推行異常管理」。王永慶堅持推行「異常管理」，就是經營管理過程中的一些「死角」，誰來做這件事？答案又是「紅衛兵」。 　　王永慶強調在生產管理過程中，要透過幕僚（紅衛兵）的作用，不斷推動改善並消除各種不合理的制度。僅僅有制度是不夠的，制度要不斷創新，才能夠不斷有活力。 　　王永慶說：「我只做異常管理，我平常的工作就是處理異常，如果沒有異常，就看能不能發現有沒有異常。」 　　台塑是怎麼做到「異常管理」？靠的是一大群成天「找碴」的紅衛兵，王永慶精力有限，看到的也有限，他把絕大部份監督考核企業運作的責任，交給這些學有專精的紅衛兵，讓他們的專業搞定一切。 　　紅衛兵的衙門叫總管理處，裡面有個總經理室，當某個企業、某個生產線出現異常情況的時候，總經理室會立即叫紅衛兵組成一個「專案小組」，這個「專案小組」是由懂管理、技術的紅衛兵所組成，可以深入基層迅速排除異常。這點是台塑集團獨特的，也是王永慶獨有的，這個專門找碴的機構與人物，被台塑人稱之為「總管理處總經理室」及「紅衛兵」。 　　早期大陸文革翻箱倒櫃，破壞不少文物，下屬鬥上級，學生鬥老師，兒子鬥老子，－－－場景轉到台塑，台塑企業總經理室幕僚也到各公司，各事業部作檢核、翻資料、找問題、訪談檢核對象、挖掘異常、討論對策、追蹤改善進度、查核黑函之真實性等等。 　　但不同的是，台塑紅衛兵設立目的是建議改善，而不是破壞，只搞文鬥不搞武鬥，不過當時也因為就事論是、鐵面無私、執法如山、被督導查核的單位，非常怕這群手握「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私底下都被叫做「紅衛兵」的人們。 　　可以說，台塑的成功，一半屬於王董，另一半應該是幕僚群「紅衛兵」的貢獻，沒有幕僚群的群策群力，台塑無法成功，但是幕僚沒有王董的支持與信任，同樣也沒有機會發揮所長，貢獻台塑，所以本書就是希望探討兩者的關係，找出台塑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