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ng confucian anale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
作者： 金学勤著: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宗教情感、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世界上任何悠久的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经典的传承和发扬有赖于两种形式的翻译，一是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二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lion)。前者使一种文化传统得以从内部整合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后者则赋予一种文化传统更为宽广的视角，使之在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中既能以“他者”的身份审视对方，也同时获得了从“他者”之镜中观照和审视自身的能力。因而，研究经典的语际翻译对于了解异质文化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论语》作为系统地记载孔子言论的唯一著作，既是儒家之典籍，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最核心的作品之一。随着儒家步入正统，儒家学说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孔子关于道德、政治、宗教、教育、人生等问题的观点对中华民族乃至东亚诸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自17世纪初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东土，正式将孔子的学说传到欧洲起，迄今已400年。这400年是中西方文明最大规模接触的时期，两者既相互冲突、相互排斥，又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其中，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始终是这一文化对话的中心议题和关注焦点。可以说，孔子在西方的遭遇正好是中国之西方形象的缩影。
维多利亚时代，随着大英殖民帝国进入鼎盛时期，英语逐渐在全球普及，儒家经典越来越多地被翻译成英文。迄今为止，《论语》的英译本已有近四十部，超过了任何其他外语译本，也超过了儒经中任何其他典籍的翻译频率，足见西方对儒家哲学的关注程度和《论语》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研究《论语》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频繁的翻译，怎样被翻译，在西方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即是研究文化传统之间如何接触、对抗和理解“他者”，也是理解文化如何在交流中传承和发展自身；进而言之，就是理解处于文化中心的“人”与“人”之间——“我们”与“他们”——如何在同一世界上相互理解和接纳的问题。
本书以19世纪中后期出版的两个《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经典翻译中文化的阐释问题。一个是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的译本，另一个是中国清末民初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被誉为“文化怪杰”的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译本。两位译者和其译作都具有代表性，同时也都颇受争议：理雅各的《论语》，像其庞大的《中国经典》系列译著一样，一个半世纪以来仍然被许多学者视为儒经翻译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很多批评者认为理雅各不仅严重曲解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而且其翻译行文生硬、句子冗长，与《论语》简练、含蓄之风格相去甚远。辜鸿铭以高度“归化”之策略翻译儒经，英文流畅地道，然又“过”之太甚，“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等。
本书通过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试图回答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语》(或儒经)英译的历史背景，包括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功利目标是什么？其次，《论语》是怎样被翻译的？这也是全文的重心所在。处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译者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文本进行解读，又如何对其进行翻译——或日改写、转述、增删和言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是在何种作(译)者意图下使用何种翻译策略来化解翻译中文化的冲突问题的？第三，这些《论语》英译本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
本书在充分利用中西方传统译论中“忠实传意”和“再现风格”二元论讨论译本语言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功能主义翻译论中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勒弗威尔的翻译研究理论和加达默尔阐释学中有关“传统”和“前见”参与阐释过程的理论来分析《论语》的英译实践。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像任何人类行为一样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译者的目的和动机影响并制约着翻译的策略和具体方法，并进而影响最终的目的语文本之形态和接受状况。翻译研究学派把翻译和目的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受到除了语言转换之外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约，翻译无疑是一种有目的的改写行为。这与“目的论”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强调译者、译作和目的语社会。然而，原作和原语文化在翻译中永远是不能忽视的，任何翻译都是阐释活动，文化经典的翻译更是对原作和原语文化传统的阐释。加达默尔的阐释学认为，纯粹理解文本所谓的真实意义的阐释是不存在的，任何阐释活动一开始总是受阐释者自身传统的影响和限制，基于传统的“前见”是阐释的前提。因为阐释者“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经典的开放性和阐释者背后传统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理解和阐释都受制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传统，因而也具有独特性。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