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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Scientific Knowledge
作者: (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著;傅季重等译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Ⅱ 我也许可以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论作为说明的例子。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显然满足可证伪性的标准。即使我们当时的测量仪器不容许我们十分有把握地对检验的结果下断语,但是驳倒这种理论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占星术经受不住这种检验。占星术士对他们所相信的确实证据极端重视和极端迷信,以致他们对任何不利的证据都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把预言讲得非常含糊,使预言简直不会失败,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俩;使预言变得无从反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尽管它的一些创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认真的努力,最后也采取这种占卜者的做法。在这种学说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例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的分析),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这些证伪事例,反而重新解释这个学说和证据以便使之相符。这样他们营救这个学说不至受到反驳;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采纳一种使这个理论无从反驳的伎俩。这一来他们就给予这个理论一种“约定主义曲解”;而且通过这一伎俩,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理论所大事宣扬的科学地位。 那两种精神分析理论则属于不同的类型。它们干脆是不可检验的,无法反驳的。没有任何想象得出的人类行为能够推翻它们。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没有把某些事情看对头:我个人并不怀疑他们有不少的话相当重要,而且有一天会在一门可加以检验的心理学里发挥作用。但是,那些为精神分析家天真地认为证实他们理论的“临床观察”,的确并不比占星术士在他们的行当中找到的经常证明好到哪里去。至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伊德[Id]的宏伟诗篇,那就像荷马38[Homer]从奥林匹斯山收集来的那些故事一样,全都够不上科学的资格。这些理论描述了某些事实,然而是以神话的形式描述的。它们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学启示,但是不具有可检验的形式。 同时我认识到,这种神话可加以发展,使之成为可以检验的;从历史上说,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起源于神话[myths],一个神话可能包含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例子有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试错进化[evolut:ion]理论,或者巴门尼德的从未发生过什么的不变的块状一宇宙[block-universe]的神话;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维度,便成了爱因斯坦的块状,宇宙(这宇宙中也从未发生过什么,因为根据四维说,一切都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和安排好的)。因此我感到,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我们可能这样说),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但是,不能认为它得到了科学意义上的经验证据的支持,尽管从某种发生的意义上说,它很可能是“观察的结果”。 (这种前科学或伪科学性质的理论还有许许多多,其中有一些,不幸也像马克思的历史解释一样地颇有影响[innHence];例如,种族主义的历史解释是又一种可解释一切的很有影响的理论,像天启般地感应着缺乏头脑的人们。) 因此,我提出可证伪性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不是有没有意义的39问题,也不是关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问题。它是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量能做到而言)。多年后——那当是1928年或者1929年——我称我这第一个问题为“分界问题”[problemofdemarcation]。可证伪性的标准就是解决这个分界问题的一种办法,因为它说那些陈述或者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能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得到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 III 当然,今天我知道这种分界标准——即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远非显而易见;因为直到现在,它的意义还很少为人体会到。在1920年,我觉得这简直微不足道,虽然它替我解决了一个使我深感烦恼的理智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实际后果的问题(例如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还没有领会到它的全部涵义和它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当我向一个数学系的同学(现在是英国的著名数学家)解释这个问题时,他建议我把它发表。那时我觉得这简直荒唐;因为我深信我这个问题既然在我看来是这样重要,一定曾经打动过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他们肯定已经找到我这种明显的解决办法。后来通过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和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捧场,我才获悉事情并不是如此;因此我就在13年后以批判维特根斯坦的意义标准[criteriotzofmeaningfulness]的形式发表了我的研究结果。 如你们都知道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企图在他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里面表明(例如,见命题6.53、6.54和5)一切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命题实际上都是非命题或假命题;它们是没有意义的。一切真正的(或有意义的)命题都是描述“原子事实”[atomicfacts]——即在原则上可以用观察肯定的事实——的基本命题或原子命题的真值函 项。换言之,有意义的命题完全可以简化为基本命题或者原子命题,这些命题都是描述可能事态的简单陈述,而且在原则上能通过观察加以肯定或者否定。如果我们称一个陈述为“观察陈述”,不但因为它陈述了一项实际的观察,而且还因为它陈述任何可以观察到的事情,我们就得说(按照《逻辑哲学论》5和4.52)任何真正的命题都必须是观察命题的一个真值函项[truth—function],从而也可以从观察命题引伸出来。一切40其他表面的命题将是无意义的假命题,事实上只是胡说八道。 这种思想被维特根斯坦用来作为与哲学相对立的科学的特点。我们读到(如命题4.11里,他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和哲学对立的):“全部的真命题就是整个的自然科学(或全部自然科学)。”这就是说,凡属于科学的命题都是那些可从真观察陈述引伸出来的命题;它们是那些可用 真观察陈述予以肯定的命题。如果我们能知道所有的真观察陈述,我们也将知道所有可用自然科学肯定的东西。 这等于关于分界的一个粗糙的可证实性标准。为了使它不至于太粗糙,可以改写为:“可能纳入科学领域的陈述是那些有可能用观察陈述证实的陈述;而这些陈述又是同所有的真实陈述或有意义陈述吻合的。”所以,根据这个办法,可证实性、有意义和科学性全部互相吻合。 我个人对所谓意义[meaning]问题从来不感兴趣;相反,我觉得它是个词语问题,是典型的假问题。我感兴趣的只是分界问题即为理论的科学性寻找一个标准。恰恰是这种兴趣使我一眼就看出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同时也企图用来发挥一种分界标准的作用;这就使我看出照他这样说法,这个标准是完全不适当的,即使我们撇开对于意义这个含糊概念的一切疑虑不谈。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分界标准,在这里用我自己的用语来说,就是可证实性或者根据观察陈述的可演绎性。但是,这个标准太窄了(又太宽了):它几乎把所有事实上典型地属于科学的东西都排除掉(然而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掉占星术)。任何科学陈述都从来不能从观察陈述中演绎出来,也不能描述为观察陈述的真值函项。 ……
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作者: (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著;刘国柱译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简介:《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包含了波普尔在归纳、分界和验证等点上的最新的、高度扩充了的改进,此外还论述了他的趋向性概率理论。自从《科学发现的逻辑》首版以来,人们对波普尔的观点作出了许多批判和异议,本书也对这些批判和异议作出了审慎的思考和回应 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论证有着深刻的联系,它们共同关注人类的自由、创造性和理性。 第一卷在考虑辩护和理性时,反驳了关于批判的限度——随之还有理性的限度——的主观主义和怀疑论的主张。如果这个限度存在,那么严肃的论证就是无用的,它的出现也是虚幻的。 第二卷在论述决定论时,支持在对未来人类知识的增长的预测上我们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这个主张。如果这个限度不存在,那么严肃的论证就是无用的,它的出现也是虚幻的。 因此,波普尔论证说,就批判而言人类的理智是无限的,而就其预测能力而言它却是有限的;同时,无限和有限在其各自方面对于人类理性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更多>>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作者: (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著;舒炜光等译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客观知识》是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后期重要论著。这一时期,作者的研究重心从方法论扩展到知识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因而转型到对世界的性质和结构以及整个宇宙进化的阐释。在本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哲学家、科学家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论,对我们研究西方科学哲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 (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著;王凌霄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20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卡尔·波普尔提醒我们:为了保护我们深爱的民主体制,我们必须认清自己的责任。创造明日世界的乃是我们今天的行动。 在这些与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蒂的谈话中,波普尔广泛涉及到了当今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他关注诸多话题,从前苏联的衰落到第三世界的威胁。他警告我们: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暴力与自私自利,如果不能获得纠正,将会危及到我们的文明。这本文集中还收入了两篇关于民主理论的演讲稿,它们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民主从来不是人民的统治(不会是,也不应该是),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抵抗专制的最好方式。
Emancipation through knowledge
作者: (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著;范景中,李本正译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简介: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动物、植物,甚至单细胞机体永远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恶化。即便在睡眠时,有机体也在积极维持睡眠的状态:睡眠的深度(否则是浅度)是有机体积极创造的状况,它维持睡眠(否则使有机体保持警觉)。每个有机体都永恒地一心想着解决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产生于它自己对它的状况和环境的评价;产生于有机体试图去改善的状况。 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常常误入歧途,因为它把事情弄得更糟。继之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对解决办法的尝试——进一步的试错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甚至在单细胞有机体的层次上)为世界带来了某种全新的事物,前所未有的事物:问题和解决的积极尝试;评价、价值[values];试错。 可以认为,在达尔文[Darwin]的自然选择的影响下,是最积极的解决问题者,是寻求者和发现者,是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形式的发现者,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每个有机体也力争稳定它的内部生活状况,保持它的个性——生物学家称其结果为“体内平衡”[homoeostasis]的活动,然而这也是一种内在兴奋,一种内在活动:一种试图限制内在兴奋的活动,一种反馈机制,对错误的一种纠正。体内平衡必须是不完全的。它必须限制自己。假如它完全成功,那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死亡,或者至少它的所有生命机能的暂停。活动、兴奋、寻求,对于生活,对于永不安宁、永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永久的寻求、希望、评价、发觉、发现、改善,对于学习,对于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永久的错误,对反面价值的创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达尔文主义教导说,有机体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它教导说,它们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的。但是在我看来,强调有机体在寻求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发明、改造新的环境,这要重要得多。它们筑巢、建坝、造起小山和高山。但是它们最重要的创造可能是改变了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增加了它的氧气含量,这种改变又是对日光可食的发现的结果。对这种取之不尽的食品供应和无数捕捉光线的方式的发现创造了植物王国;对植物可食的发现创造了动物王国。 我们自己是被独特的人类语言的发明所创造的。如达尔文所说(《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第一部,第Ⅲ章),人类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对心灵本身产生影响”。我们语言的陈述可以描述一种事态,它们可能是客观上正确或错误的。于是对客观真理的寻求才可以开始,即获得人类的知识。对真理的寻求,尤其在自然科学中,无疑被认为是生命在它对更美好世界的漫长寻求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好、最伟大的事物。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自然科学毁坏环境吗?回答是:没有!固然我们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但是,一切生物都犯错误。预见我们的行动的所有无意的后果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科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它的方法是纠正错误。 我不想没有谈一谈在我生活的八十七年的岁月中对更美好的世界寻求的成功就结束这篇前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次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出现了罪恶的独裁。尽管这一切,尽管我们遭到这样多的失败,我们却生活在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时期更好(因为它们更赞成改革)和更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进一步的改进是当务之急(然而增长国家权力的那些改进却常常导致我们所寻求的事物的反面)。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我们已改进的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存在的可怕的大贫困现在已经绝迹。(遗憾的是,在诸如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情况并非如此。)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的人过于富有。但是,如果有充裕的资源——和善意--与贫困和其他 可避免的苦难斗争,那又为何使我们烦恼呢? 第二件是我们对刑法的改革。最初我们也许希望,如果减少惩罚,那么犯罪也会减少。当结果并非如此时,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集体,宁愿忍受犯罪、腐败、谋杀、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也不采取试图凭借暴力根除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骤,从而冒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的风险。(遗憾的是,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批评家指责我们的社会腐败,尽管他们也许承认腐败有时受到了惩罚(水门事件)。也许他们未意识到另一种情况。我们喜欢这样的秩序,它甚至对可恶的罪犯也保证充分的法律保护,若存在疑问,他们就不受惩罚。我们喜欢这种秩序,而不喜欢另一种秩序,在那种秩序中,甚至无罪的人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当他们的无罪已无可争议时也受到惩罚(萨哈罗夫[Sakharov])。然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也许还选择了其他一些价值。也许我们很无意识地应用了苏格拉底[Socrate]的极好的教导:“最好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科学发现逻辑学
作者: Karl Popper 著
出版社:Taylor and Francis 2002年3月
简介: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59, Karl Popper's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revolutionized contemporary thinking about science and knowledge and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ad books about science written last century. Described by the philosopher AJ Ayer as 'a work of great originality and power', Popper presents the two ideas that di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o make him famous: that the only true knowledge i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at knowledge grows only when on testing a theory, it can be shown to be false. Popper's now legendary doctrine of 'falsificationism' electrifi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fluencing even the methods of working scientists. It also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hape of post war philosophy.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it ranks alongside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as one of Popper's most enduring and famous books and contains insights and arguments that demand to be read to this day.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公开社会及其敌人,**卷
作者: Karl Popper 著
出版社:Taylor and Francis 2002-7-1
简介:'Few philosophershave combined such a vast width of knowledge with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important original ideas as he did.' - Anthony Quinton, The Guardian 'One of the great books of the century' - Alan Ryan, The Times 'This is a work of great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stimulating and suggestive throughout. Dr Popper's virtues are manifold. He has a great fertility of ideas. Almost every sentence gives u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 G.C. Field, Philosophy Few philosophershave combined such a vast width of knowledge with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important original ideas as he did. - Anthony Quinton, The Guardian One of the great books of the century - Alan Ryan, The Times This is a work of great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stimulating and suggestive throughout. Dr Poppers virtues are manifold. He has a great fertility of ideas. Almost every sentence gives u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 G.C. Field, Philosophy First published in 1945 and never out of print, this is the first volume of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influential work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