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感动
作者： 彭波主编;《中国青年》编辑部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简介：高三那年的一个周末，母亲第一次搭别人的车来到县城的一中。在递给我两罐咸菜后，又兴奋地塞给我一盒包装得挺漂亮的营养液。我惊讶地问母亲：“咱家那么困难，买它干什么?”母亲很认真地说：“听人家说，这东西补脑子，喝了它，准能考上大学。”我摩挲着那盒营养液，嘟囔着：“那么贵，又借钱了吧?”母亲一笑：“没有!是用手镯换的。”那只漂亮的银手镯是外祖母传给母亲的，是贫穷的母亲最贵重的东西了，多年来一直舍不得戴，压在箱底。
母亲走后，我打开一小瓶营养液，慢慢地喝下了那浑浊的液体。没想到我当天晚上便被送进医院。原来母亲带来的那盒营养液是伪劣产品。回到学校，我把它全扔了。
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母亲欣然道：“那营养液还真不白喝呀，当初你爸还怕人家骗咱呢。”我使劲儿点着头。
一个炎炎夏日，正读大学的我收到一个来自家里的包裹单。我急匆匆赶到邮局取邮包，未及打开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格外严实的小纸箱，一股浓浓馊味已扑面而来。屏着呼吸打开才发现里面装的是5个煮熟的鸡蛋，经过千里迢迢的邮途，早已变质发臭。心里禁不住埋怨：也不动动脑子，这么大的城市，什么样的鸡蛋吃不到?大热天的，还那么老远从乡下寄，肯定要坏的。
很快，母亲要邻居代写的信飞至。原来，前些日子家乡正流行一种说法，说母亲买5个鸡蛋，煮熟了送给儿女吃，就能保儿女的平安。母亲在信中还一再嘱咐，让我一定要一口气吃掉那5个熟鸡蛋……
读信的那一刻，我心里暖融融的，仿佛母亲就站在面前，慈祥地看着我吃下了5个鸡蛋。放暑假回家，母亲问我鸡蛋是否坏了，我笑着说：“没有，我一口气都吃了。”于是，我看到母亲一脸的幸福，阳光般灿烂。
毕业前，我写信告诉母亲我处女朋友了。母亲十分欢喜，很快寄来了一条红围巾。当我拿给女友时，她不屑地说了声：“多土啊，你看现在谁还围它?”女友说得没错，城里女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围这种围巾的。
后来，我跟女友的关系越来越淡，最后只得分手。那日，我问她：“那条红围巾呢?”“那破玩意我早扔了，你要，我可以再给你买一打。”我当然没有要一打，只是心里充满悲哀，为母亲那条无辜的红围巾。
后来当我和妻恋爱时，我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跟母亲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并告诉她是母亲买的。妻很珍惜。
后来，母亲曾自豪地跟很多人说：“一条红围巾，一下子就帮儿子拴住了一个好媳妇……”看着母亲那一脸的喜悦，我当然不能告诉母亲，这个媳妇不是用她那条红围巾一下“给拴住的”……
第二天，我们都未提起夜里的事情。
在新加坡的新住处收拾箱子时，在一堆衣服下面，我发现了一个封闭的小纸箱，撕开封胶，是满满一箱糖炒栗子。忙乱中，我把栗子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塞进壁橱。那段日子，忙于认识朋友，熟悉语言，适应环境，那包栗子被渐渐遗忘了。直到有一天猛然想起，在壁橱里翻出时，塑料袋下面已积了一小摊褐色的水。解开塑料袋，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袋内蒙了厚厚的一层水雾，褐色的栗子上霜似的一层白霉。
我惋惜着，把它倒进垃圾箱里，然后去擦拭壁橱上那一小片灰褐色的痕迹。可无论我怎样费尽心思，却总有几道仿佛是印在白色的柜壁上，擦拭不净，就像父母对儿女繁琐的爱意，不管你如何漠视，如何抵制甚至如何恼火，它都会牵牵绊绊，拂之不去。
我又想起火光中母亲围着锅台缓缓转动的身影，还有父亲那险些被火舌咬住的白发和柴烟熏出的泪水。我走到垃圾箱前，掀开盖子，一大袋糖炒栗子冒着酸气人正躺在垃圾堆中。我凝视良久，泪水纷纷落了下来……
小时候，我是个顽劣的孩子。诸如爬人家屋顶偷核桃被当场抓获，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被罚面壁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为了逃学，我还故意把书包溺到水里。为有我这么个孩子，我的父母伤透了心，却又无可奈何。而我倚仗着父母的无奈更加肆无忌惮。父亲恼怒的时候就扬言要把我关到精神病院去。在我心中精神病院是个非常恐怖的地方，于是我就不吃饭，不说话，坐在桌前，等母亲回来便大哭着扑到她怀里，鼻涕眼泪弄母亲一身，然后指着父亲说：“他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为强迫我读书，每到假期，父亲总要给我布置许多习字作业和应用题。那时对父亲的折磨我简直恼怒到了极点。草草应付完习字作业溜出去，不一会儿就是黄昏了。吃过晚饭，我立刻爬上床就睡，心里祈祷父亲发慈悲不要叫醒我。记忆里，父亲总是很晚才下班，得知我没有完成应用题，必得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我在睡眼朦胧中一边做题，一边委屈地怨恨父亲。也终于在这怨恨中，期末考试我考到了全班第一名。
父亲其实也是很爱我的。那时母亲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我的饮食起居就全由父亲照料。每天清晨，他照着画册上的小姑娘，笨手笨脚地给我扎羊角辫，前面还要梳上一排刘海儿。梳完头，父亲就给我吃羊肉泡馍。深冬的早晨，屋外堆着一尺厚的积雪，屋里的火炉上煨着羊肉汤。父亲忙碌着，切胡萝卜，撕饼，再放进香菜。我一口一口地喝着羊肉汤，觉得那是世上最好的美味。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很远，要沿河走上半个多小时。我常常被那条神奇的小河迷住，拔儿棵甜草，拾几块石头或者一块块能刻字的粘土放进书包。父亲每天都要检查我的作业，可每次都要在书包里摸索半天才能摸出皱巴巴、脏兮兮的作业本。父亲瞪着我，对我重复着每天都要说一遍的话——“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许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进书包。”我不理他，认为他这样蛮横地翻我的书包没道理。
如今我已长成了—个大姑娘。小时候的那些摩擦消逝已尽，取而代之的址新的、更让父母头痛的事。我喜欢外出旅游，父亲警告我说外面有很多人贩子，好像我还是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可我四五岁的时候，他从来没担心过我会被别人拐走。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可父母偏以为只有他们才能给我幸福。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大哭大闹，父母对我也不再大声训斥了，可矛盾积成了一座火山，表面看来平静，却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当我可以不再被半夜抓起来做应用题的时候，我一样不能睡去，盯着窗外黝黑的树影和疏落的月光，眼里溢满了泪。
矛盾发展到白热化址我有了男朋友之后。父亲尤其暴跳如雷，他不能容忍自己年轻秀逸的女儿跟那样一个毫不出众的家伙在一起。我一贯的蛮横、固执体现得也更充分。有一段时间，我几乎与父母反目成仇，吵架、绝食、自杀，能用上的法子全用上了。母亲不忍我的日益消瘦和孤军奋战，终于先败下阵来。可父亲似乎不为所动，倒要看我还会使出什么花招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吵不闹也不理父亲，因为冷漠是最好的折磨他的方法。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正碰见父亲骑着自行车买菜回来。本来我打算低下头擦肩而过，父亲却扭过头来说：“上来，我带你回去。”我蹦上去，车子猛地歪了几歪，父亲努力平衡着。小时候父亲也是这么带我的，可那会儿不管我怎么用劲儿蹦，车子晃都不晃一下。我一下子觉得，父亲老了。抬眼看见杨树上一只长尾鹊兀立着，发出苍凉的叫声。那是一只老鹊，没有小鹊陪它。
我知道我和父亲之间的战争还没完，可那一刻，我的感动是切切实实的。父亲很爱我，不管我做些什么，他都不会狠下心来怪我。2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渐渐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也有了自己的大名。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乳名越发反感了。直到有一天，妈妈又一次唤起“孬儿”这个小名的时候，我突然不耐烦地对妈妈说：“妈妈，你以后别对我叫小名了行不行!”然后，我就在妈妈戛然而止的话语中，扭头走进了屋里。这件事之后的几天里，妈妈就开始改叫我的大名“郭强”，可是过不了几天，妈妈又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仍然“孬儿”“孬儿”地叫个不停。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好多同学都跑到我家来为我过生日，妈妈也格外地高兴，忙前跑后地在厨房里忙。当一碟碟香气四溢的小菜端上来的时候，我最好的一位朋友把他送我的蛋糕端上了餐桌。我忙不迭地打开蛋糕，冲厨房里喊道：“妈妈，把刀拿过来!”妈妈从厨房里拿出了一把水果刀，一边递到我手里，一边叮嘱到：“孬儿，小心点手。”咦!同学们好奇地问：“你的小名原来叫‘孬’，真好玩。”同学们善意地哄笑起来，而我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
晚上，临睡前，我走进妈妈的卧室，冲妈妈咆哮起来：“你以后别再叫我小名了，行不行!”这时，妈妈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对不起，郭强。”从那天起，妈妈就再也没有叫过我的小名，而改叫我郭强了。可是，不知怎么的，从那以后，每次我从妈妈的口中听到“郭强”这两个字时，心里就总有股怪怪的感觉。
女教师端起酒杯，说：“王记者，您在北京，您能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我们非常感动。我求您一件事，您回到北京，最好能为我们呼吁一下，在我们这里建个希望小学吧。这里的孩子太可怜了，那么多娃娃上不了学，怎么办呢?”
那杯酒，我不知是怎么喝下去的。
山里的孩子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当我从他们的家门前走过的时候，他们用大大的眼睛看着我，脸上却没有表情。这时你很容易想起城里的孩子，可是强烈的对比会使你对发自心中的感叹都产生是不是有些虚假的怀疑。你看到了，你心动了，可是你知道明天就又会淡忘，你依然会无比自然地生活在原来的环境中。这就是我们。
那天我们走进—一户山里人家。说是家，照朋友的话说，其实那不过是天底下搭个棚。门外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茅屋，茅屋里有一个土灶，两张用木板架成的床，床上是一堆说不出颜色的破旧被褥，还有几件原始的农具。就这些了，这就是一个家的全部。他们吃的是苞米掺野菜做成的饭，清水煮一盆南瓜，就是上好的美味了。主人看到我们进来，找出几个小木凳，然后就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最后终于想起可以用炒好的南瓜子儿招待我们。我们坐了一会，却不知可以说什么，也就起身告辞。我的眼睛已适应了屋里的阴暗，这时我发现在火灶旁的一个小木椅上躺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孩子被一块布裹得严严的，脸蛋红红的。这时的天气还很热，我问怎么把小孩放在火边烤?陪我的朋友用当地的话又问了一遍，女主人说，孩子发烧了。朋友说，这样不行，快送到镇上看看，要不一会你到林场去，我给你点药，千万耽误不得。女主人点点头，脸上却依然没有表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