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社会性负担与上市公司高管更换

作者：  廖冠民著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简介：　　 经过十几年的公司治理改革，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与发达国家类 　　似的治理机制，但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依然十分低下。为何在形式 　　上非常接近的治理机制，在治理效果上却相去甚远？最近的研究开 　　始关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诸多文献表明，政府干预是 　　决定公司治理能否发挥实际作用的重要制度因素，而高管更换对业 　　绩的敏感性可以较好地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因此，本书主要从高管更换对 　　业绩的敏感性这一视角来考察政府的行政干预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更进一 　　步地，政府干预影响公司高管更换的途径很多，例如，社会性负担、政治 　　联系、高管寻租等，本书主要关注社会性负担这种重要因素。为此，本书 　　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二是社会 　　性负担又如何影响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 　　 本书共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回顾并评述主要的相关 　　文献；第3章，介绍我国的相关制度背景；第4章，构建理论模型 　　阐释本书研究的两个问题，为实证检验准备理论基础；第5章，介 　　绍实证研究设计，包括假设发展、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变量定义 　　和计量模型；第6章，检验第一个问题，即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司 　　承担社会性负担；第7章，检验第二个问题，即社会性负担如何影 　　响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第8章，结论。 　　 第2章，评述三个方面的重要相关文献：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 　　司治理；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的决定因素及经济后果；高管更换的 　　经济后果以及更换概率与业绩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第3章，从四个方面介绍相关的制度背景：1978年以来的行 　　政分权改革；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在行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背景 　　下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的具体成因与现状；国有企业的相关绩效考 　　核政策。 　　 第4章，构建理论模型对本书研究的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在财 　　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的省级地方政府拥有财权，并负责当地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由于劳动力严重富余，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地方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强迫企业超额雇用员工，国有企业为此承担了沉 　　重的社会性负担。而为了顺利地进行干预，在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 　　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牢牢掌控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任免权，并把承担 　　社会性负担纳入对经理人的考核体系，导致企业的多目标经营模 　　式。社会性负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 　　无法确知损失的大小。经理人就能把自身原因引起的业绩滑坡也归 　　咎于社会性负担，以获得更高的留任概率，从而致使其更换对业绩 　　的敏感性下降。这将使不称职的经理人得以留在公司的重要岗位， 　　因而损害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政府方面来看，它向企业摊派社会 　　性负担能够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同时又具有干预成本，因 　　此，它将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来决定摊派多大程度的社会性负担。 　　 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此动态博弈模型，本书证明：第一，市场 　　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企业的能力越低，政府向企业摊派的社会性 　　负担就越少；第二，政府摊派社会性负担可以获得的效益越大，政 　　府向企业摊派的社会性负担越多；第三，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 　　紧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度越大，政府向企业摊派的社会性负担 　　越多；第四，在政府主导经理人任免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承担的社 　　会性负担越多，经理人用于经营活动的努力程度越低，并且经理人 　　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越弱。 　　 第5章，拓展理论模型的实证含义，发展研究假设，并设计计 　　量检验思路。本书以2000～2005年中国股票市场中正常运营的非 　　金融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把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公司(仅 　　考虑地方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并再把国有公司细分为政府直 　　接控制公司和间接控制公司，以单位资产超额雇员和超额雇员率作 　　为社会性负担的代理变量，以市场化指数、“政府与市场关系指 　　数”度量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以地区的人均GDP、财政盈余度 　　量地方政府的干预动机，以董事长代表高级管理人员，分别运用单 　　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方法，就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司的社会性负 　　担，以及社会性负担又如何影响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分别 　　进行实证检验。 　　 第6章，对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进行检验并 　　发现：第一，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越弱，则 　　公司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少；第二，地方政府的财力越雄厚，其干 　　预动机越弱，向公司摊派的社会性负担越少；第三，国有公司承担 　　了比民营公司更多的社会性负担，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公司所 　　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又多于间接控制公司；第四，在承担社会性负担 　　方面，国有公司比民营公司更容易受政府干预环境的影响，地方政 　　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公司受政府干预环境的影响又大于间接控制 　　公司。 　　 第7章，检验公司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如何影响高管更换对业绩 　　的敏感性并发现：第一，国有公司承担的社会性负担越多，高管更 　　换对业绩的敏感性越低；第二，民营公司承担的社会性负担不影响 　　其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第三，与理论模型的含义一致，社会 　　性负担影响国有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敏感性的程度取决于政府与公 　　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小规模国有公司以及政府间接控股公司 　　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政府监督的有效性较低，其高 　　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受社会性负担的影响更为显著。 　　 总的来说，本书提供了政府干预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理论解释 　　与经验证据。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强迫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成为我 　　国国有企业多目标经营的重要制度起因。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引发 　　不良经济后果。企业的多目标经营不仅直接影响经营业绩，还为经 　　理人推卸责任提供机会，降低了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致使无 　　能或者懒惰的经理人滞留在企业的重要岗位，严重损害资源配置 　　效率。 　　 本书从高管更换对业绩敏感性这一独特视角，提供了制度环境 　　影响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重要证据，可以部分解释我国形式上非常健 　　全的诸多治理机制为何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本书对公司高管更换领域的国际文献存在增量贡献。已有文献 　　主要研究市场机制主导下的高管更换动因，都没有涉及政府干预情 　　形下社会性负担对高管更换的重要影响，而这一现象在转型经济中 　　广泛存在。本书首次发现，国有公司承担的社会性负担会降低其高 　　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而且这种负面影响随着政府与公司之间信 　　息不对称程度的减弱而降低。 　　 本书与预算软约束领域的文献密切相关，从高管更换的视角补 　　充了政府干预及国有公司多目标经营具有不良经济后果的经验证 　　据。本书发现，在政府广泛经理人任免的环境下，会强迫企业承担 　　大量社会性负担，又由于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的多目标经 　　营会减弱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 　　 本书还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控制力度越 　　大的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的程度受政府干预环境的影响越大；政 　　府直接持股同时具有利、弊两方面的影响，政府直接持股的国有公 　　司承担了较多的社会性负担，但同时又受到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从 　　而减轻许多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政府监督有效性的 　　提高，可以抑制经理人的卸责行为，从而减小社会性负担对高管更 　　换的负面影响。这些实证结论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进一步的 　　改革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