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

作者：  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余志鸿本卷著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这是一张中国传播思想的历史名片，又是中国传播思想的“写真”集——5000多年来中国人关于传播的认知、理解和思想。 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遗憾的是在古代专制主义下，我国传播业发展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特别是关于新闻传播的研究比起西方更为迟缓。 中国是十分重视“史”的国家，也十分重视“史”的传播。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对传播的深刻认知，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研究传播的论文，如1873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20世纪初，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论著。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传播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传播的研究受到重创。“文革”后得到恢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批专著和学术论文，涌现了近百位新闻与传播史研究的专门家。但早期我国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对新闻史的研究，有关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研究断代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研究传播思想的环境，研究新闻史相对较为安全。 中国传播业作为文明的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中国几千年一直处在古代专制主义和皇权皇威下，但传播思想仍不断出新，传播思想家与启蒙家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并隐约折射出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为我们研究历代传播思想提供了了丰富的依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全方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也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而综合的检阅，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建。 我们写作的思想导向是： 1．多学科视野立体表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丰富内涵 古代的传播活动范围较窄，古代文化人对传播的理解也跟现代人的学术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古代文献使用的传播术语完全不同于现代传播的概念，因此对古代传播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就如大海捞针，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采集古人的传播思想精华，在中国文化与现代传播理论的交叉点上进行解读，表现中国古代邈远精深而又不确定的传播思想。オ 2．驻足现代文明检视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中西交流图景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和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近代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舶来品，与古代中国的邸报并无继承关系。习惯上中国近代新闻史，以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第一份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开端。故本书近代卷以此为起点，至1915年《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终点，共100年。近代传播思想的梳理与研究从纵横两方面入手。纵的方面，主要阐述1815年开端的西学东渐的传播思想，如林则徐、魏源等的传播思想，太平天国洪秀全、洪仁玕的传播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的传播思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的传播思想，以及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郑贯公、秋瑾、于右任等的传播思想和民初新闻人士黄远生等的传播思想。横的方面，主要视野是政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教育传播思想以及文艺传播思想，重点是新闻传播思想与政治传播思想，着力塑造传播思想大师们的“群像”。オ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是在西方文明感召下追求“民富国强”和自由思想的历史，是在“西学”启蒙下进步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民主与自由，改造中国传播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群像”，是遭受列强侵略从失败悲剧中逐渐觉醒而寻求拯救中国的理论探索。 3．以大众传播为入口梳理历史重构现代传播观念 20世纪对世界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世纪，也是令人焦虑和惆怅的世纪。对中国来说也如是。最近的一百年，传播媒体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传播媒体的武装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从平面媒体到电影，到电视，到多媒体，到互联网，到数码媒体。传播媒体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极致，但却面临精神(思想、哲学、信仰) 的匮乏与缺席。也就是说，传播思想发展滞后于传媒的发展。 20世纪初，西方传播思想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注入了新鲜营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传入中国，使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与自由主义传播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主流，但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传播，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谱系，给中国人以思想和精神的选择。这个事件的意义是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潮。 现代传播学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关于人的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传播的认知非常深刻，职业传播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传播思想曾对世界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明清以来，我们落伍了。 当代中国有2000多家报纸、2000多家电视台、8000多种期刊，有世界上最大的受众群和传媒市场。我们应当在传播领域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系统理论，应当建构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为了这些，就必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所以，现代传播思想研究从民初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以及20世纪初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的先驱者入手，找寻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现代源头，全面总结20世纪初以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基本学术立足点和研究重心就是20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面貌及走势。 既然是学术专著，当然就不能是简单的“结算清单”。所以，《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描述，而且又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创新观点，甚至对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传播理论都有新的思辨。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现当代卷既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又特别提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认为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它的统治之下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比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之下要多一些或多得多，这也是一般的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和传播史都证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所保护和保障的自由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中国传播思想史》从2000年着手构想，2001年开始撰写，前后五年，数易其稿，终告杀青。 本书所讲的传播专指人类社会信息的流动，传播思想则是关于人类社会信息流动规律的概念、认知、理解和把握。由于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没有或较少有专职传播机构和专职传播人员，对传播现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够，鲜见有专门的传播思想家，传播思想散见于不同文献中。因此，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涉及范围较为宽泛，一字一句都是爬罗剔抉寻觅出来的。近代以来，传媒发展迅速，专职传播机构很多，专职传播人员队伍很大，传媒成为导引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传播的认识已较深刻。现代社会，传播不仅是社会的公器，也是经济行为和商业行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 考虑不同时代传媒发展和对传播的不同认识，也为便于表述，本书由四卷构成，采用编年史的顺序。古代传播思想部分分上下两卷，上卷从上古到魏晋南北朝，下卷从隋唐到清乾嘉时期。古代部分分两卷并不表示古代传播思想的分期，只是因为容量的关系。而近代和现当代部分则各为一卷，从容量看也较合适。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190余万字四卷本书稿，不仅是我们执笔者的成果，其实更是对几十年来许多专家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再梳理，企图更清晰地勾画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四卷本著作是众多学者的共同成果。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作者：  胡太春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5年12月

简介：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现至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百年近代中国新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风云激荡。本书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思想生长历程作了比较细致深入的剖析，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和线索。作者在论述时，把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和西方殖民扩张、西学东渐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把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以及中西文化对立、互识、汲取乃至不成熟的融合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种研究方法颇具特色，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整理近代中国新闻思想的一次尝试。 本书在勾画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时，分中外两条线索追踪探讨，涉及马礼逊、米怜、郭实腊、麦都思、伟烈亚力、丁韪良、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林则徐、洪仁玕、王韬、沈毓桂、郑观应、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英敛之、汪康年、黄远生、史量才、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二十余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和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本书紧紧围绕办报思想这一中心议题，既注意对每个人物和事件在新闻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又注意揭示整个近代新闻思想本身递进嬗变的规律与概貌。

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

作者：  乔云霞执行主编;本社编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03

简介： 本书精选近代以来45位中国著名记者，简述其经历、成就并有名篇赏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的建立，竞争意识渗透到各个领域，新闻界也受到了极严峻的挑战。自1992年以来各家报纸纷纷扩版，广播、电视也增添了新时段、新栏目、新手段、不仅延长了播出的时间，面且内容更加丰富。新闻的竞争，看起来是报道手段的竞争，实则是记者素质应该有很大的提高。于是，怎样提高记者的素质，已是新闻界及至全国各界所关心的话题。 前言： 王韬/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顾执中/胡愈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范长江/梁厚甫

复旦文库：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作者：  许纪霖　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简介：　　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十年打磨首推新版　　本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在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后首次推出的修订版。新版继承了首版“以学理论证思想，以思想提升学理”的特色，内容上进行了大幅更新，呈现出作者十年间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论题的最新研究和思考。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史铁生、黄远生、金岳霖、顾城、王元化……一连串锥心追问与熟悉身影之下，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以及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双向展开……

听涛室人物谭

作者：  曹聚仁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7

简介：　　“听涛室”为曹聚仁书斋名，其“人物谭”撰写于上世纪50—70年代， 　　陆续发表于《热风》、《文艺世纪》、《循环日慢》、《正午报》、《晶报 　　》等香港报刊，分别出自作者开设的“文坛谈往”、“人物新语”、“支离 　　杂话”、“檐下絮语”、“旅途杂笔”、“今世说”、“识小录”、“如寄 　　录”等专栏。作者生前不曾结集成书，逝世二十多年后始由作者家属据手稿 　　整理、编辑、出版。内分“政海谈秘”、“文坛述往”“学苑思故”、“报 　　界忆旧”等六辑，所追忆、臧否人物包括于右任、李宗仁、张治中、蒋径国 　　、弘一法师、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胡适、钱锺书、齐白石、梅 　　兰芳、黄远生等百余位。由于作者横垮文坛、学林、报界诸领域，交游广泛 　　，这些中国近现代的名家，于作者或为师友，或曾采访，因此，他笔下所录 　　的名家逸事趣闻，可视为第一手史料，有别于道听途说，这类“今世说”， 　　足为正史补益。在曹聚仁作品系列中，本书和《天一阁人物谭》同为忆旧、 　　述往、念故类代表作，值得格外珍视。

曹聚仁(1900～1972),学者、作家、记者

作者：  曹聚仁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1994,1995重印)

简介：近读方东树(清桐城人)《书林扬觯》，其中犹引前人评论著述文学，有谓“著书立论，必出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又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盖古人把解决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当作著作的难一目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探切著明也”。这为人生而著作的态度，颇值得我们首肯的。可是这种态度最难于保持：战国诸子百家各逞己意，说点切实的话，秦始皇以法家统一天下，只留方土神仙之说，先秦儒家最重节操，持论不远仁义，而西汉儒家，丢开孔孟济世主张，涂饰阴阳家色彩以干君听。清初顾、黄、颜、王诸大儒，通经之用，明夷以待访，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乾嘉文字狱迭兴，一般学者，只讲训诂义例，不敢稍谈世务。自甲午以来，思想界感受强烈的刺激，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几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类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时销行得很多。(光绪二十七、八年，民国九，十年，十七、八年间，坊间都印这一类著作。)现在又转为《四库珍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流行期了，盖“为人生而著作”，无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 “权力”这样东西真有点古怪，一个人当了权，就会不知不觉地自尊自大起来。拿破仑走上阿尔比斯山时，敢说我和阿尔比斯山一样伟大，所谓得意忘形。清代中兴名将，曾国藩的冲和谦退，世所共知；他教训自己的诸弟，以及儿侄辈，无不以保泰持盈为言。但曾氏一家，除了曾国藩自己及曾纪泽以外，骄蹇的习气都很重很重，鱼肉乡里的事，也不时做出来。郭暧说那样的话，也是情理中常有的。至于末路皇帝，说那样凄凉的话，也在情理之中。黄远生在《忏悔录》中记革命时见庆王、那桐的情形，他说： 余被推为代表谒见庆王、那桐者说宪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乃至躅蹐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 地上原无天纵之子，一样的皮包骨头，越是养尊处优，左右指挥的人，当了大事，越没有担当责任的勇气和力量；走到了末路，自然比丧家之狗都不如了。 他大概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那长身玉立的丰神，也像一只白鹤。出落得一身飘流，会喝酒会做诗，会写蝇头那么小的楷书，和王衍、乐广、谢灵运那些人凑在一起，一定是合得来的。他在文澜阁过一暑假，他的后脑，就给那张藤椅磨得平平滑滑的，坐着睡着，就在那藤椅上消磨了那么多天。假使这只白鹤不要吃东西的话，大可以入山做神仙了。潘凫工到“暨南”来教书，就和他成为诗友。有一夏天，潘凫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礼吾，适逢礼吾夫妇睡了，凫工就在客厅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有时主人醒来，客人没有醒，主人就让他睡在那儿。有时客人醒了，主人还没有醒，客人也就走了。假使这些情节，能好好写下来，放入“世说新语”中去，有什么不合呢? —千多年来，诗说多矣。有尊李而抑杜者，有尊杜而抑李的，亦有李杜并尊者，亦有李杜并抑者，亦有独尊王孟的，亦有独尊元白的……这种种，只是各人的感受，用不着定于一尊的，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未可厚非；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德诗人希勒(Scbiller)有《论诗派》一文，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希勒又作旨注，云：嘶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裁，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 按某君来信，承询“不学无术”这句话该怎么说?假使依一般人的口头说法，那就不必我来多说了。 假使要说得正确一点，那就应该有几种说法：一、因为“不学”，所以“无术”。二、其人既“不学”，又“无术”。三、其人虽是“多学”，依旧“无术”。四、其人虽是“不学”，却是“有术”。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含义的，非先弄清楚不可的。清末光绪年间，张之洞入枢府，与袁世凯共主政局，其幕僚高友唐由汉归京，张问外间对其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这一有趣的故事，可作某君的参考。 不过，这样推衍了一番，并不曾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学”?什么是“术”?不先搅清楚来，笑话只能算是笑话，无补于事的。有人说学习下围棋，就是学习兵法，学习战术。可是，当代大围棋手就否认这一说法，他认为下围棋和《孙子兵法》并不相通。至于“学了什么家的思想，在政术上可以应变?”那更是言人人殊了。《庄子·天下篇》一开头就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方，道也。)各人根据各人的“道”，找寻各人的“术”，并不是用张三的“道’，就可以运用李四的“术”的，《天下篇》所列用的“道”，有儒、墨、名、法、道之别，所以各家的“术”大不相同。即如我们童而习之的《大学》，儒家的政治方案，一开口就说“修身”以“齐家”，“齐家”乃”治国”，其实以柳下惠为兄，而盗跖为其弟，试问修身有什么用?唐太宗为历史上所谓“英明之主”，他的家却一塌糊涂，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见儒家政术，毫不切实用的。 有人说：研究《孙子兵法》，可以学习恋爱(追求)术。那位以幽默驰名的刘麻哥(禺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并未读过《孙子》。他寄寓的宿舍中，房东的女儿，美貌动人，追求的满裙下，麻哥照镜自怜，不敢存奢望。哪知一天晚上，宿舍大火，娇女火困在楼，命危旦夕。这时，麻哥奋不顾身，冒着火焰上了五楼，把那小姐抢救出来。这就美人入怀，结成夫妇了。他的吃了天鹅肉，谈的说他熟读《孙子兵法》，懂得“集中火力，中央突破”的战术，那又是过情之誉了。人生究竟该学什么而后得什么术，也就无成法可拘的。所以，“不学无术”这句话，也是似通非通的。 上面我所说的，或许已经超过了某君所要了解的视野了；不过，我还要说下去，涉及谈政的范围。因为一般人用这一成语时，所谓“学”，大体是指谈政之学，所谓“术”，便是用政之术，值得推寻一番的。 一般人所谓谈政之学，总是以儒家为宗法；我说过，在先秦，儒、墨、名、法、道并立，并非专宗儒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他所信任的并非申公、董仲舒、赵绾、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阳、孔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皇太子见上所用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们父子的谈话，即说明“政学”和“政术”，并不一定有什么关连的。即如北宋行新法的王安石和洛派首领司马光，各有各的政术；司马光近于儒家，王安石却是名法家。王安石便对司马光道：“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至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是法家，连曾国藩也是法家，穿件儒家的“外”衣而已。所以不习儒家的政治观，自有治国的政术，也是常事呢！ 且让我就王安石和司马光谈新政所操之术多异的异点说一说。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头会箕敛即统计人口，依箕斗计算)。儒家的国家经济，本于孔子所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要藏富于民，正和法家相反。王船山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对司马光说：“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所以“不学”或“多学”或“有学”是一件事，至于“无术”或“有术”或“多术”又是一件事，不能囫囵吞枣似去了解的。 有一天晚上，友人传来欢迎巴比塞的民众运动将被严厉干涉的消息，不觉义愤填膺。因翻取《孙总理全集》、《汪精卫集》、《胡汉民讲演录》、《戴季陶集》以及《现代评论》等等，集腋成裘，做一篇宣言式的欢迎词，且看有什么滑稽的反响。果然，反响来了，《晨报·淞滨夜谈》上一位罗园先生就以此派我许多罪名了，他还迫我：“要打倒国民党，请你加紧你的工作！”啊呀！乌鸦是一只多么没有用的东西，怎叫他打倒国民党呢?不过那些话，都是孙总理、汪院长、戴院长、胡委员以及当朝一品大人先生们的话呀，不要冤枉他们也被第三国际牵着鼻子走呀！在下姑且卖个关子，不把原文篇页目注出，让大家也找一找。先把我那篇宣言中的国民自觉运动的根本主张的来源举出来，以明“非我作古”、“公然反动”！ 孙总理《北上宣言》：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老实说罢，《涛声》上看起来似乎十分激烈的文章，都是有来源的；其来源非自第三国际，而自孙总理、汪院长、蒋委员长、戴院长的平日言论。若是孙总理还未判定为反动派，那他的言论，还不能禁止我不去“引经据典”！ ……

中国百年新闻经典——通讯卷

作者：  刘梓良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
郑保卫主编的《中国百年新闻经典（通讯卷修订本）》选取了自黄远生**近代新闻通讯以来，至今影响重大的数位作者的数篇通讯佳作。这些通讯有的如实记载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某一重要历史进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的生动描写某一先进典型人物，展现其言语行为，反映其思想风貌，揭示其精神境界，具有很好地示范和榜样作用；有的深刻揭示某一社会现实问题，或指点迷津，启发思考，或针砭时弊，扶正祛邪，借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这些通讯中有不少作品写作技巧精湛，写作风格独特，运用的语言生动优美，展示的情节曲折感人，从写作业务上看堪称代表之作，对后人有着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代表作用有：黄远生《外交部之厨子》、瞿秋白《饿乡纪程》、陆定一《五卅节的上海》、邹韬奋《上海血战抗日记》、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夏衍《包身工》、彭子冈《*先生到重庆》、魏巍《谁是*可爱的人》、穆青《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

游民政治

作者：  黄远生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1-1

简介：首部国内正式出版的黄远生著作简体点校本！不看过他的通讯的，就不配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动态和社会万象。——曹聚仁

中国传播思想史:近代卷

作者：  主编金冠军, 戴元光

出版社：

简介：这是一张中国传播思想的历史名片，又是中国传播思想的“写真”集——5000多年来中国人关于传播的认知、理解和思想。 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遗憾的是在古代专制主义下，我国传播业发展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特别是关于新闻传播的研究比起西方更为迟缓。 中国是十分重视“史”的国家，也十分重视“史”的传播。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对传播的深刻认知，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研究传播的论文，如1873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20世纪初，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论著。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传播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传播的研究受到重创。“文革”后得到恢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批专著和学术论文，涌现了近百位新闻与传播史研究的专门家。但早期我国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对新闻史的研究，有关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研究断代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研究传播思想的环境，研究新闻史相对较为安全。 中国传播业作为文明的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中国几千年一直处在古代专制主义和皇权皇威下，但传播思想仍不断出新，传播思想家与启蒙家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并隐约折射出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为我们研究历代传播思想提供了了丰富的依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全方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也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而综合的检阅，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建。 我们写作的思想导向是： 1．多学科视野立体表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丰富内涵 古代的传播活动范围较窄，古代文化人对传播的理解也跟现代人的学术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古代文献使用的传播术语完全不同于现代传播的概念，因此对古代传播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就如大海捞针，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采集古人的传播思想精华，在中国文化与现代传播理论的交叉点上进行解读，表现中国古代邈远精深而又不确定的传播思想。オ 2．驻足现代文明检视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中西交流图景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和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近代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舶来品，与古代中国的邸报并无继承关系。习惯上中国近代新闻史，以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第一份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开端。故本书近代卷以此为起点，至1915年《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终点，共100年。近代传播思想的梳理与研究从纵横两方面入手。纵的方面，主要阐述1815年开端的西学东渐的传播思想，如林则徐、魏源等的传播思想，太平天国洪秀全、洪仁玕的传播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的传播思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的传播思想，以及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郑贯公、秋瑾、于右任等的传播思想和民初新闻人士黄远生等的传播思想。横的方面，主要视野是政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教育传播思想以及文艺传播思想，重点是新闻传播思想与政治传播思想，着力塑造传播思想大师们的“群像”。オ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是在西方文明感召下追求“民富国强”和自由思想的历史，是在“西学”启蒙下进步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民主与自由，改造中国传播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群像”，是遭受列强侵略从失败悲剧中逐渐觉醒而寻求拯救中国的理论探索。 3．以大众传播为入口梳理历史重构现代传播观念 20世纪对世界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世纪，也是令人焦虑和惆怅的世纪。对中国来说也如是。最近的一百年，传播媒体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传播媒体的武装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从平面媒体到电影，到电视，到多媒体，到互联网，到数码媒体。传播媒体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极致，但却面临精神(思想、哲学、信仰) 的匮乏与缺席。也就是说，传播思想发展滞后于传媒的发展。 20世纪初，西方传播思想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注入了新鲜营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传入中国，使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与自由主义传播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主流，但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传播，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谱系，给中国人以思想和精神的选择。这个事件的意义是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潮。 现代传播学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关于人的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传播的认知非常深刻，职业传播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传播思想曾对世界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明清以来，我们落伍了。 当代中国有2000多家报纸、2000多家电视台、8000多种期刊，有世界上最大的受众群和传媒市场。我们应当在传播领域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系统理论，应当建构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为了这些，就必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所以，现代传播思想研究从民初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以及20世纪初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的先驱者入手，找寻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现代源头，全面总结20世纪初以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基本学术立足点和研究重心就是20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面貌及走势。 既然是学术专著，当然就不能是简单的“结算清单”。所以，《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描述，而且又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创新观点，甚至对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传播理论都有新的思辨。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现当代卷既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又特别提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认为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它的统治之下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比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之下要多一些或多得多，这也是一般的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和传播史都证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所保护和保障的自由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中国传播思想史》从2000年着手构想，2001年开始撰写，前后五年，数易其稿，终告杀青。 本书所讲的传播专指人类社会信息的流动，传播思想则是关于人类社会信息流动规律的概念、认知、理解和把握。由于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没有或较少有专职传播机构和专职传播人员，对传播现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够，鲜见有专门的传播思想家，传播思想散见于不同文献中。因此，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涉及范围较为宽泛，一字一句都是爬罗剔抉寻觅出来的。近代以来，传媒发展迅速，专职传播机构很多，专职传播人员队伍很大，传媒成为导引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传播的认识已较深刻。现代社会，传播不仅是社会的公器，也是经济行为和商业行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 考虑不同时代传媒发展和对传播的不同认识，也为便于表述，本书由四卷构成，采用编年史的顺序。古代传播思想部分分上下两卷，上卷从上古到魏晋南北朝，下卷从隋唐到清乾嘉时期。古代部分分两卷并不表示古代传播思想的分期，只是因为容量的关系。而近代和现当代部分则各为一卷，从容量看也较合适。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190余万字四卷本书稿，不仅是我们执笔者的成果，其实更是对几十年来许多专家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再梳理，企图更清晰地勾画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四卷本著作是众多学者的共同成果。

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下

作者：  主编金冠军, 戴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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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是一张中国传播思想的历史名片，又是中国传播思想的“写真”集——5000多年来中国人关于传播的认知、理解和思想。 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遗憾的是在古代专制主义下，我国传播业发展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特别是关于新闻传播的研究比起西方更为迟缓。 中国是十分重视“史”的国家，也十分重视“史”的传播。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对传播的深刻认知，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研究传播的论文，如1873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20世纪初，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论著。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传播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传播的研究受到重创。“文革”后得到恢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批专著和学术论文，涌现了近百位新闻与传播史研究的专门家。但早期我国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对新闻史的研究，有关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研究断代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研究传播思想的环境，研究新闻史相对较为安全。 中国传播业作为文明的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中国几千年一直处在古代专制主义和皇权皇威下，但传播思想仍不断出新，传播思想家与启蒙家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并隐约折射出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为我们研究历代传播思想提供了了丰富的依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全方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也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而综合的检阅，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建。 我们写作的思想导向是： 1．多学科视野立体表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丰富内涵 古代的传播活动范围较窄，古代文化人对传播的理解也跟现代人的学术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古代文献使用的传播术语完全不同于现代传播的概念，因此对古代传播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就如大海捞针，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采集古人的传播思想精华，在中国文化与现代传播理论的交叉点上进行解读，表现中国古代邈远精深而又不确定的传播思想。オ 2．驻足现代文明检视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中西交流图景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和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近代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舶来品，与古代中国的邸报并无继承关系。习惯上中国近代新闻史，以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第一份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开端。故本书近代卷以此为起点，至1915年《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终点，共100年。近代传播思想的梳理与研究从纵横两方面入手。纵的方面，主要阐述1815年开端的西学东渐的传播思想，如林则徐、魏源等的传播思想，太平天国洪秀全、洪仁玕的传播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的传播思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的传播思想，以及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郑贯公、秋瑾、于右任等的传播思想和民初新闻人士黄远生等的传播思想。横的方面，主要视野是政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教育传播思想以及文艺传播思想，重点是新闻传播思想与政治传播思想，着力塑造传播思想大师们的“群像”。オ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是在西方文明感召下追求“民富国强”和自由思想的历史，是在“西学”启蒙下进步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民主与自由，改造中国传播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群像”，是遭受列强侵略从失败悲剧中逐渐觉醒而寻求拯救中国的理论探索。 3．以大众传播为入口梳理历史重构现代传播观念 20世纪对世界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世纪，也是令人焦虑和惆怅的世纪。对中国来说也如是。最近的一百年，传播媒体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传播媒体的武装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从平面媒体到电影，到电视，到多媒体，到互联网，到数码媒体。传播媒体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极致，但却面临精神(思想、哲学、信仰) 的匮乏与缺席。也就是说，传播思想发展滞后于传媒的发展。 20世纪初，西方传播思想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注入了新鲜营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传入中国，使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与自由主义传播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主流，但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传播，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谱系，给中国人以思想和精神的选择。这个事件的意义是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潮。 现代传播学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关于人的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传播的认知非常深刻，职业传播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传播思想曾对世界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明清以来，我们落伍了。 当代中国有2000多家报纸、2000多家电视台、8000多种期刊，有世界上最大的受众群和传媒市场。我们应当在传播领域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系统理论，应当建构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为了这些，就必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所以，现代传播思想研究从民初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以及20世纪初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的先驱者入手，找寻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现代源头，全面总结20世纪初以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基本学术立足点和研究重心就是20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面貌及走势。 既然是学术专著，当然就不能是简单的“结算清单”。所以，《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描述，而且又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创新观点，甚至对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传播理论都有新的思辨。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现当代卷既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又特别提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认为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它的统治之下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比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之下要多一些或多得多，这也是一般的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和传播史都证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所保护和保障的自由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中国传播思想史》从2000年着手构想，2001年开始撰写，前后五年，数易其稿，终告杀青。 本书所讲的传播专指人类社会信息的流动，传播思想则是关于人类社会信息流动规律的概念、认知、理解和把握。由于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没有或较少有专职传播机构和专职传播人员，对传播现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够，鲜见有专门的传播思想家，传播思想散见于不同文献中。因此，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涉及范围较为宽泛，一字一句都是爬罗剔抉寻觅出来的。近代以来，传媒发展迅速，专职传播机构很多，专职传播人员队伍很大，传媒成为导引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传播的认识已较深刻。现代社会，传播不仅是社会的公器，也是经济行为和商业行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 考虑不同时代传媒发展和对传播的不同认识，也为便于表述，本书由四卷构成，采用编年史的顺序。古代传播思想部分分上下两卷，上卷从上古到魏晋南北朝，下卷从隋唐到清乾嘉时期。古代部分分两卷并不表示古代传播思想的分期，只是因为容量的关系。而近代和现当代部分则各为一卷，从容量看也较合适。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190余万字四卷本书稿，不仅是我们执笔者的成果，其实更是对几十年来许多专家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再梳理，企图更清晰地勾画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四卷本著作是众多学者的共同成果。

刘尊棋

作者：  于友著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简介：在20世纪的我国，由于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人才辈出，其中不少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英才。较早的有王韬、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张季鸾等，稍晚就有胡愈之、邹韬奋、俞颂华、金仲华、范长江、孟秋江、恽逸群、邓拓、徐铸成、赵超构等，刘尊棋也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特色的一个。 刘尊棋早在1930年参加新闻工作，担任前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和翻译，以后当过报社记者、通讯社记者、驻外记者、战地记者、海外华侨报纸的编辑主任、英文通讯稿《远东公报》的主编、解放后全国性英文报的总编辑、解放前他还在上海创办过由中共秘密领导的《联合晚报》。早在1937年就在上海从事关于我阁抗战的国际报道，建国初期曾领导过人民政府专事国际报道的国际新闻局。 他的新闻实践和经历足以说明他是个多才多艺的新闻工作者，一个经验丰富的新闻事业家，一个长于对外报道的专家。 他从20岁开始新闻工作，以后虽然历经波折，仍坚持为人民社会主义从事新闻事业，并兼顾出版工作，直至90年代脑力衰竭为止。 他饱经风霜，一生中两度入狱，长时间处于蒙冤受屈的逆境，能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时间十分有限，更多>>

光耀世博史的中国篇章

作者：  王勇则著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简介：近年来，世博概念的相关图书涵盖面大、知识点多，但专题展现和深入品评中国参加巴拿马赛会那段大写历史的出版物，尚不多见。 著者王勇则在比较系统地梳理这段历史的基础上，对至今仍莫衷一是的一些历史悬疑进行了考证和探讨，如中国获奖奖项奖级知多少、金奖是否为大奖、观会的新闻家黄远生是如何在旧金山遇刺的、中国赛品是否在园艺馆参展、赴赛监督回国后缘何遭参劾，部分中国赛品为何未开箱就运了回来，天津参赛人员发挥了多大作用等等，都能引起今人了解世博史的兴致。 另外，搜罗的500多幅老图片、披露的部分原始档案和征引的大量历史文献，也都凸显了该书的史料性和厚重感。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和探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及其发展 　　轨迹的新闻学专著，可供大专院校及研究生新闻专业教 　　学参考使用。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近代中国从 　　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新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作了比较 　　细致深入的剖析，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和线索。本 　　书在论述时，把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和近代中国资本主 　　义经济、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近代各个历史 　　阶段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联系起来进 　　行分析和考察。这种研究方法颇具特色，是坚持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整理近代中国新闻思想的 　　一次尝试。 　　本书在勾画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时， 　　涉及了洪仁?、王韬、郑观应、严复、谭嗣同、梁启超、 　　孙中山、章太炎、黄远生、史量才、徐宝璜、邵飘萍、戈 　　公振等十余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和一些有代表性的 　　重要事件。本书紧紧围绕办报思想这一中心议题，既注意 　　对每个人物和事件在新闻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作出比较 　　客观的评价，又注意揭示整个近代新闻思想本身递进嬗 　　变的规律与概貌。全书条理清楚，史料丰富，读后使人较 　　为信服。 　　　　

新京报传媒研究

作者：  新京报传媒研究院　主编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4-6-1

简介：　　《新京报传媒研究》书系是中国传媒学界和业界人士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致力于促进全媒体建设与新闻业专业化研究，并请国内著名新闻传播专家担纲顾问，在业内颇具影响力。　　本书为其第四卷，从特别聚焦、深度观察、全媒体研究、新闻背后、文化与传媒、广告与营销、传媒讲坛、史事钩沉、传媒好书赏等几个方面，借助经典案例分析，对数据新闻的策划、制作进行了系统且具有实操性的解读，对做出好新闻的关键点、传统媒体如何成功转型、中国的社区报如何发力、怎样采访到名人、新闻报道中的人性挖掘等进行了深刻独到的详述。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些著名传媒人对传媒与文化精神的专论，并深刻展示了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事迹及独特新闻观。本书既有理论指导意义，又有实际操作上的借鉴，且图文并茂，生动深刻，是献给新闻学子、传媒人的贴心采编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