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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肖著
简介： 内容提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吐鲁番交河故城形制布局和时代分期。 交河故城在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西域历史上都是一座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城市。从西汉时期车师前王国在此立国，到元代毁于战火，整个城市延续了1300多年。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建筑因素，该城的大部分遗迹都是暴露在地表并基本上保存完好，成为国内保存最好的古代城市之一。这些保存至今的古代遗迹为我们今天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资料。 本书共分五章，分别就交河故城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形制布局及时代分期进行了论证。研究证实，交河城外表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内部布局规范统一，是一座有着严格功能分区的古典城市。随着时代的变迁，故城由最初的车师前国都城，到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军事重镇，最后在回鹘高昌时期转变成为佛教圣地并一直延续到城市的终结。由于东西方文化及中亚本地文化在此碰撞融合，故城的形制布局也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的印记，它既有中原城市“衙署居中”的痕迹，也有中亚城市以宗教建筑为城市中心的布局特点。但故城的最后形制以中亚本地城市布局的模式为主。 对于西域古典城市的研究，可以说刚刚掀起了帷幕的一角。就中亚史及丝绸之路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而言，墓葬中那些精美而保存完好的各类文物固然重要，但却有其自身无法超越的局限性，而通过对古代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则有可能获取更加全面的资料信息，以推动各相关学科的发展。 前 言 吐鲁番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地处吐鲁番盆地中间。东邻鄯善县，西接托克逊县，南抵库鲁克山，北至天山分水岭，与乌鲁木齐、奇台、吉木萨尔等市县毗连。地理坐标：东经88°51'～89°54'；北纬40°21'～43°35'。南北长262公里，东西狭窄，最宽处约100公里，略呈南北向长条状。总面积为15738.3平方公里。吐鲁番市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公路里程为182公里，直线距离为155公里[1]。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西约10公里，雅尔乡将格勒买斯村（原五星公社七小队）北侧，坐落于酿孜不落孜河谷和阿斯喀瓦孜河谷环抱的块状台地上，平面略呈柳叶形，为西北东南走向[2]。总体地势东南低，西北高，周围有深20～30米的河谷环绕，崖岸壁立，形成天然屏障。台地长约1750米，最宽处约300米，周长约4100米，总面积约3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3]。城中的大部分建筑，包括宽大的街道，都是从原生土中挖掘出来的，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具有很独特的地位。 交河故城所在台地，正当火焰山与盐山交接之处，控扼着两山之间的天然豁口。交河故城东、南面为吐鲁番盆地的腹地，北自大河沿镇，沿河越天山经唐代“他地道”通北庭城（今吉木萨尔县城北，护堡子唐北庭都护府城遗址），西偏北沿盐山北麓，溯白杨河（唐代“白水涧道”）通唐代轮台城（今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古城）。穿过盐山豁口，西南通唐代天山县（今托克逊县城附近），进而经唐代银山道，翻过库鲁克塔格山脉可进入塔里木盆地。或经托克逊西侧的阿拉沟向西通伊犁河谷。由此可见，交河故城为控扼吐鲁番盆地西部交通要道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外来人侵者，这里起到警戒、阻击的作用，在情况不利的时候，也成为最后固守的堡垒。故城周围至今残存四座烽燧遗迹，即位于交河故城北侧约3.5公里的亚尔湖烽燧、位于雅尔乃孜沟东西两侧山丘上的盐山烽燧（位置在水库大坝附近，其中西侧的保存较好，可以望见故城全貌），位于221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1团场）团部南侧，也木什山上的221团烽燧。从烽燧的地理位置、构筑技法和残留遗物看，它们应是交河故城的外围警戒设施[4]。 在交河台地的北侧、西侧和南侧，由于河流长期下切侵蚀，形成四块台地，即1～4号台地[5]，这些台地与交河台地相邻处高度相等，说明它们在被河水切割之前的地质时代是连在一起的。在这四块台地上均发现有墓葬，自20世纪以来陆续进行了发掘，尤以近年来对1号台地上的车师贵族墓地的发掘[6]，以及4号台地上的汉代及晋－唐墓地的发掘规模为最大[7]。这些墓葬的发掘为更加深入地了解交河故城的历史沿革、不同时期的民族成分及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交河故城维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笔者参加了1992年10月～1996年4月的交河故城保护修缮工程中的测量及考古工作。1998年2月～5月，笔者又对交河故城进行了细致的专题调研，在经历了从零下20度到零上40度，80余天艰苦异常的工作之后，终于完成了对故城形制布局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年来积累的有关材料，撰写了这篇论文。 本文对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力图从理论上对交河城的兴废、建筑规划的指导思想、形制布局的演变、建筑技法与时代分期的关系等诸多领域，最大限度地阐明这一研究交河故城的最基本问题。 调研使用的《交河故城平面图》为1／500的地物及地貌图。其中地物由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1991年9月测绘，地貌由新疆第二测绘大队1993年3月测绘，采用的是独立坐标系和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8]。由于该图没有和国家大地坐标系联网，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交河故城修缮工程的要求，故在1994年1月，由新疆文化厅交河故城维修办公室和新疆测绘局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联合调绘，在交河故城所在台地的南部、中部和北部设立了3个国家四等控制点[9]。这次调查同样也参照了这一成果的数据。 交河故城中的一些重要遗迹，如官署、大佛寺、西北小寺、2号民居、“地下寺院”等，均有1／50的平面及立面详图。 有关交河故城工程地质情况，参照了《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工程地质钻探报告》[10]。关于交河故城原始建筑材料的各种力学强度的资料，参照了《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文物修复材料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报告》[11]。 调研方式是利用1／500的交河地图对全城进行踏勘，结合1／10000的航空照片和个别建筑遗迹1／50平剖面图，对交河故城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在工作中对于原图上缺少的部分进行补充，绘制有误的地方进行更改，对每间房屋的四壁、地面、窖穴、窑洞都仔细观察记录。对有重要遗迹现象的墙壁绘制出立面图并照相。对一些重要的建筑组合，如寺院、院落等，绘制出总剖（立）面图。对墙缝、地面裂隙中露头的遗存也认真记录。对原图做了大量修改，另外补绘有建筑物平、立（剖）面图100多幅，拍摄照片约600张。 由于经费、时间等方面的原因，在对原图遗漏、错绘部分进行补测时，只能利用罗盘和皮尺，未使用小平板，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误差，但这种误差主要表现在方向上，而不是长度上。 工作中备感苦恼的是所使用的1／500《交河故城平面图》，可以说调研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力量都用于增补、更改这幅图的遗迹现象。该图在绘制过程中未请考古工作者参与指导，对于交河故城这座基本上是由压地起凸法建造起来的土质城市，测绘人员往往分不清何处是断崖、何处是墙壁，把这两种遗迹现象搞混的情况在图中时有发生。其次是漏绘：一种是地面上残存有生土墙基，但测量者误以为是自然地貌，图上是一片空白，实则布满遗迹；另一种是仅绘出了建筑物的生土台基，但对于开凿在生土台基侧壁上的大量窑洞、壁龛却未绘出。第三是该图的高程有误，高出交河故城修缮工程设立的四等测量控制点所标高程近0.5米。在论述交河故城的相关遗迹时，本文采用总平面图和各遗迹分图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处在总平面图上的遗迹采用网格化坐标定位，每一网格边长为50米，以总平面图的东北角为零点，横坐标的顺序号（自北向南）为I～VIII，纵坐标的顺序号l～37。例如，要查找A～2号院落时，文中即会提示该院落在某张图的“3～V区”。 [1] 吐鲁番市地名委员会编：《吐鲁番市地名图志》（内部刊物），第1页，1990年。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陕西省测绘局：《亚勒郭勒?K-45-47-(10)》、《黑山头西?K-45-47-(9)》（一万分之一地形图），1985年调绘，1986年出版。 [3] 中国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等：《交河故城保护与研究》，第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8年。 [6] 同注[5]，第二章《一号台地墓地》。 [7] 赵静、王宗磊：《1996年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9期。 [8] 新疆文化厅文物古迹维修办公室绘：《交河故城平面图》，地物由建设部综合勘测设计院于1991年9月用小平板测绘，地貌由新疆第二测绘大队于1993年3月用大平板测绘，平面采用独立坐标系，1985年固定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0.5米。该图的底图现收藏于新疆文化厅文物古迹办公室。 [9] 新疆文化厅交河故城维修办公室、新疆测绘局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四等控制点平差计算及成果表》，1994年1月。资料现收藏于新疆文化厅交河故城维修办公室。 [10] 新疆地矿局第一工程勘测设计院托克逊工程处：《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工程地质钻探报告》，1993年5月11日。资料现收藏于新疆文化厅交河故城维修办公室。 [11] 新疆水利水电研究所结构材料室：《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文物修复材料物理力学性能实验报告》，1994年。资料现收藏于新疆文化厅交河故城维修办公室。 后 记 1996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奋斗多年的梦想，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一名专攻新疆考古学的博士研究生，有幸成为孟凡人先生的弟子。考古系严于考证、踏实认真的学风使我获益匪浅；各位先生言传身教、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让我对这些以前仅由书本中认识的考古大家从心底里感到可亲可敬。坦率地说，对于考古学研究，我虽然充满了探求的热情，但本人资质鲁钝，基础薄弱，而新疆考古学却是一门除考古学外，尚涉及中亚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体。在学习期间，我往往能感到导师孟先生是以极大的耐心来认真地指点我，内心常常惭愧不已，并由此激励自己以勤补拙，就这样充满艰辛地走完了求学之路。 为准备毕业论文，我曾去交河故城实地调研，而这次调研与以往不同，工作量大，经费又不足，研究生院和考古系的领导、导师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积极想办法为我筹措资金，为此次调研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交河故城调研期间，我住在位于故城边上的一座维吾尔族的小村庄里，是村中惟一的汉族人。在那里和当地老乡朝夕相处地生活了三个月，老乡们常常请我去家中做客，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维吾尔族老乡的淳朴和善良。这次调研的艰难超出了以往的历次野外工作，在交河城中经历了2月的严寒、3月的狂风、4月的酷热。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我每天仅在城中就要喝掉10升水。就这样咬牙坚持，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论文调研。 备感荣幸的是，在此期间，得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炳华所长、新疆博物馆贾应逸研究员、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陈士良所长的认真指教和热情鼓励；新疆文物局的乌布力先生、郭建国先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的柳洪亮局长（愿他的未竟事业得以发扬光大）、张永兵先生、王新鼎先生、买明先生，新疆博物馆的田铃女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吕恩国先生、张平先生、王旭光先生、伊力先生、祁小山先生、邱陵女士、王芸女士、赵静小姐（愿她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上述诸位为我的论文调研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另外，新疆地方志编委会的王豪先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代表野口昇先生、新村典史先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长泽和俊先生、冈内三真先生，北京大学唐研究基金会的罗新先生，英国剑桥大学的梅建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仇士华先生、张雪莲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刘凯君老师等诸位亦提供了无私的关照；《交河故城总平面图》的电脑拼接由我所科技中心的刘建国先生负责完成。本人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刘庆柱，委员杨泓、安家瑶、马世长、余太山等先生都对本文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疏漏浅薄之处肯定难免，敬希慧识者赐教。 李 肖 2003年3月25日 于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外国人研修室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作者： 高昌著
出版社：金盾出版社,2014
简介：《百部原创儿童文学丛书》是由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评论家谭旭东老师主编的一百本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它是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集体亮相。其中包括儿童散文、故事、童话、儿童诗，全书四色，有五千多幅精美插画，能满足当代儿童的成长需求和文学趣味，特别适合当代儿童阅读。它的出版将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面旗帜，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较高水平。 高昌编著的《变成一朵鲜花》是由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诗作组集，由指导篇与创作篇两个部分串成，其中创作专辑篇可分为事态哲理篇、读书留痕篇、人物写真篇、景观描彩篇、情感畅抒篇与杂象沉吟篇共六小辑，或写景状物，或说明事理，或抒发情感……精芜兼具，雅俗共赏。笔调或轻松活泼，或沉郁凝重，思想的触角伸向生活许多领域……
作者： (唐)玄奘述;辩机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大唐西域记》是唐代关于西域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作者是唐代著名高僧、佛学理论家与翻译家玄奘。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穿越沙碛，历尽艰辛，至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巡礼佛教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随后，又遍访印度各地，于贞观十四年重回那烂陀寺。他研习大小乘学说，成为当地学问最高的佛学家。曾在戒日王主持下，经过辩论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论敌，被称为“大乘天”。贞观十九年，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回国。玄奘历时十多年的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 回国后，玄奘还遵照唐太宗的意旨，口述旅途所经各地情况，由协助译经的辩机笔录，在贞观二十年完成《大唐西域记》的写作。《大唐西域记》全书按照玄奘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的城邦、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更多>>
作者： 王嵘著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简介： 古代的高昌之地，就在今天的吐鲁番一带。古代高昌，因吐鲁番盆地物宝天华，人杰地灵，丰饶富庶，所处位置显要，才创造出辉耀千古的文化与文明；吐鲁番则由于高昌的存在，演绎出旷世历史佳话，而成为富甲天下的文物宝库，名扬四海。吐鲁番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吐鲁番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吐鲁番是中国气温最高的地方。吐鲁番盆地大部分面积的海拔低于海平面，它是仅次于约旦死海的世界第二洼地，最低处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5米，是地球深陷的一个盆地。
作者： 赵万里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简介 本书是赵万里先生的一部名著，集近代收藏隋以前墓志拓本之大成，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与考古的基本史料。共收汉魏至隋墓志等的新旧拓本609通,按时代分为十卷及补遗一卷,共十一卷。起自东汉延平元年(106)马姜墓志,止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宫人刘氏墓志。绝大部分为墓志，亦有少数墓记、椁铭、神坐、柩铭等；墓志中以石志为主，砖志仅收文字精好或志文有关史事者。洛阳出土的东汉刑徒墓砖，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墓砖，因有专集收录，此书未予重录。每种墓志下均记拓本尺寸、行款、书体、出土地点,并对有关史实加以考证,对记有关史事及原石出土流传情况的重要题跋，亦选录原文附后，极便参考。对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而言，都是必备的参考书。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简介： 所属分类：旅游地图 > 国内自助旅游指南 > 国内游(综合) > 本书介绍了中国各地的著名旅游景点，并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实用的旅行建议。《中国自助游2012-2013全彩版》适合自助旅行爱好者作为旅行指南用书，也适合一般读者用以了解中国各地的名胜和风土人情。 《中国自助游2012-2013全彩版》 西南地区 云南 精彩云南 旅行计划 滇中地区 昆明必游景点 翠湖公园红嘴鸥 大观楼 云南民族村 世界园艺博览园 金殿风景区 筇竹寺 石林 宜良九乡 东川红土地 禄劝轿子雪山 楚雄必游景点 土林风景区 黑井镇 .曲靖必游景点 罗平油菜花 大理 大理必游景点 大理古城 崇圣寺三塔公园 苍山 洱海 蝴蝶泉公园 喜洲白族民居 剑川县必游景点 沙溪古镇 宾川县必游景点 鸡足山风景区 丽江 丽江必游景点 丽江古城 黑龙潭 束河古镇 雪嵩村 玉龙雪山 白沙村 虎跳峡 泸沽湖 滇西地区 腾冲必游景点 和顺乡 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 热海 北海湿地 国殇墓园 沧源必游景点 沧源崖画 怒江地区 怒江必游景点 怒江大峡谷 独龙江 丙中洛 怒江第一湾 香格里拉地区 香格里拉必游景点 香格里拉(中甸)古城 纳帕海自然保护区 普达措国家公园 噶丹?松赞林寺 白水台 明永冰川 香格里拉大峡谷 千湖山 梅里雪山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必游景点 民族风情园 橄榄坝 勐仑热带植物园 打洛 曼飞龙佛塔 野象谷 望天树 红河、文山地区 建水必游景点 建水文庙 朱家花园 团山古村 燕子洞 蒙自必游景点 碧色寨 元阳必游景点 元阳梯田 泸西必游景点 阿庐古洞 广南必游景点 坝美 贵州 精彩贵州 旅行计划 贵阳地区 贵阳地区必游景点 黔灵山公园 青岩古镇 贵州东南线 凯里必游景点 郎德上寨 西江必游景点 西江千户苗寨 雷山必游景点 雷公山 榕江必游景点 车江三宝侗寨 从江必游景点 岜沙苗寨 增冲鼓楼 肇兴必游景点 肇兴侗寨 黎平必游景点 天生桥 隆里必游景点 隆里古城 贵州东线 黄平必游景点 飞云崖 施秉必游景点 杉木河漂流 云台山 镇远必游景点 镇远古城 舞阳河三峡景区 青龙洞 江口必游景点 梵净山 贵州南线 贵州南线必游景点 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 茂兰(茂兰喀斯特森林自然保护区) 水春河漂流 贵州西线 织金必游景点 织金洞 安顺必游景点 天台山天龙屯堡 云山屯 龙宫景区 镇宁必游景点 黄果树瀑布景区 天星桥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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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钱文忠著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简介： 《玄奘西游记》系百家讲坛邀请的首位上海青年学者担纲讲授的长度为三十六讲的一档电视讲座节目，先将其内容集结成册出版。 本书讲述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唐代著名学者、翻译家玄奘，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渡过流沙，越过葱岭，跋涉千山万水，去到印度。历经十七寒暑，走遍印度各国，为交流学术、增进学养及留学归来后首徒讲学、主持译述等相关事迹。本书从一个学者的口中，从人物传记的角度详细讲述了这个出使西域的大唐僧人的真实生活及其旅程的原貌，以玄奘西行旅途为主线，通过各种故事串讲，介绍唐代中外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同时，作者鉴于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广泛影响，作了文学和史学的对应观照，借此增进读者的相关知识。 此次成书，在保留该电视节目整体内容的基础上，又根据作者的提纲增添了未有机会展现在电视上的内容，使全书内容更为全面精准，同时文字上也有更多润色。 《玄奘西游记》系百家讲坛邀请首位上海青年学者担纲讲授的长度为36讲的节目，所讲的内容，正是普通百姓早已熟知的《西游记》故事的历史原型，但这个西行印度求法的大唐僧人的真实生活及其旅程的原貌到底如何，他一路上经过了哪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和《西游记》中所描述的场景有何异同等问题，《玄奘西游记》都能为读者一一讲解。 附：《玄奘西游记》速读一览 第一讲玄奘身世 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对玄奘身世的描写充满了传奇色彩——玄奘的父亲经历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喜悦，又遭遇了月黑风高、抛尸江底的惨剧，使玄奘尚未出生就开始经受磨难。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有着怎样的身世呢？小说中的描写是凭空杜撰，还是有所依据？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使他敢于跋涉往返十七年，远去西天取经？ 第二讲皈依佛门 《西游记》第十一回中说玄奘“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也许这一切坎坷遭遇都是小说中的杜撰，但有一点是接近历史真实的——玄奘确实是在年少之时就剃度出家了。玄奘出身官宦家庭，他为什么会年少出家？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执著于佛门求学？他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剃度的呢？ 第三讲求学之路 剃度后的少年玄奘刻苦好学，十几岁时就在佛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时正值隋末唐初的动荡年代，但为了求得佛学的真谛，玄奘下四川，上长安，辗转求学。当时的长安是怎样的景象？玄奘在长安又遇到了什么人，使他下定决心要去西天取经呢？ 第四讲潜往边关 在《西游记》中，唐僧是唐太宗的“御弟”，奉旨前去西天取经。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玄奘却是偷偷从长安出发的，但刚到凉州就被勒令返回。一心求法的他竟冒生命危险，继续西行，准备偷渡边关。 第五讲偷渡国境 玄奘虽然为瓜州官员李昌所救，但必须马上西行，否则仍有被缉捕的危险。此时玄奘的马死了，两位陪行的僧人也离开了，孤身一人的玄奘只能到一座庙里去求佛保佑，而这一求，竟遭逢到一段离奇的际遇。 第六讲边关被擒 玄奘虽然渡过了水流湍急的葫芦河，但为了绕过玉门关，他还必须通过沙漠，偷越重兵把守的边关五烽。孤身一人的玄奘在沙漠中出现了幻觉，依靠坚强的意志，终于走到了第一烽，却被守关将士一箭射中，当场被擒。玄奘会不会再次引来杀身之祸？他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第七讲险象环生 玄奘刚到第一烽，就在取水时被守关的将士捉拿到，校尉王祥发现玄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高僧，提出只要玄奘答应到他的家乡敦煌去弘法，就可以不追究他的罪名。此时的玄奘面临两种选择，他是怎么回答王祥的？对于玄奘的回答王祥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第八讲身临绝境 . 玄奘进入莫贺延碛大沙漠不久就迷路了，他找不到野马泉的方向。在沙漠中迷路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玄奘恰恰在饮水时又失手打翻了水囊，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仍然毫不动摇地继续西行。几天几夜之后，滴水未进的玄奘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倒在沙漠上，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第九讲被困高昌 玄奘九死一生才走出八百里大沙漠来到高昌，但高昌王却一心想把玄奘留下，做高昌国的大法师。但玄奘表示，决不会改变西行的初衷。高昌王会不会放过玄奘？高昌王和玄奘之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 第十讲异国传奇 玄奘西行求法的坚决态度深深打动了高昌王麹文泰，他不仅同意了玄奘继续西行的要求，而且还和他结为兄弟，为他以后的行程准备了大量的东西。玄奘在高昌停留了将近一段时间之后，终于重新踏上的西行的征途。 第十一讲龟兹辩经 按照礼仪，玄奘应当要去拜访那位住在奇特庙中龟兹高僧木叉毱多。就在拜访时，玄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经。那么，这场辩经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玄奘有把握取胜吗？ 第十二讲一波三折 玄奘在龟兹辩经中大获全胜，却因为大雪封路不得不暂时滞留在龟兹。这段时间玄奘不仅留心观察了当地的文化、佛教，还特别记录下了龟兹大多数人是扁头这一奇怪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第十三讲化敌为友 玄奘离开碎叶城后，又经过了好几个小国家，然后来到了位于西域中部信仰拜火教的飒秣建国，这里有用火驱赶佛教僧人的传统。玄奘在这里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第十四讲走进印度 玄奘一步一步走近了心中的圣地印度。一路上，玄奘见到了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载。又在迦毕试国住进了一座叫做质子伽蓝的寺庙。玄奘在质子伽蓝的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离开质子伽蓝后，玄奘终于进入了古印度的疆界，玄奘在这个文明古国都观察记载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第十五讲佛影谜踪 玄奘在印度首先参拜的圣地是醯罗城，那里供奉着佛陀的舍利顶骨，还有一个名叫佛影窟的洞窟，据说心诚的人可以看见佛像…… 第十六讲巴国奇闻 玄奘进入了今天意义上的巴基斯坦境内。在印度河的某个渡口，玄奘记下的一个传说，竟跟小说《西游记》中的情节十分相似，那就是唐僧西天取经路上遭遇的第八十一个磨难——在通天河遇到神兽，取回的佛经落入了水中。在真实的历史中，玄奘有没有遭遇到风浪的袭击？ 第十六讲巴国奇闻 五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玄奘的学业已成，他离开了那烂陀寺，但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到印度各地游历去了。他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回国的呢？ 第十七讲真假女国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在女儿国有一段令人哭笑皆非的遭遇，而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用了一段扑朔迷离的文字，记录了一个由女性做国王的神奇国度东女国。这两部著作中的女儿国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第十八讲在劫难逃 玄奘来到了曲女城，在这里详细记载了一个仙人和戒日王的神奇传说，然后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遇到了一帮信仰突伽神的强盗，他们不仅抢劫财产，还选中了玄奘做祭祀用的人牲，玄奘努力辩解，还是被这群强盗拖上了祭坛。这是玄奘西行以来遇上的最危险的一次劫难，他自己都确信躲不过这一关了…… 第十九讲绝处逢生 玄奘被一群强盗劫持，并把他作为人牲推上祭坛，而此时的玄奘已经抱定了必死的打算。然而，就在强盗举起屠刀的那一刹那，奇迹出现了。那么，在玄奘和强盗之间，发生了怎样离奇的故事呢？ 第二十讲佛陀故乡 护法菩萨是一位伟大的佛教理论家，他的名字“护法”是意译，音译为“达磨波罗”，“波罗”的意思是法，“达磨”就是保护，所以把他译成“护法菩萨”。他写的《成唯识论》，玄奘回中土后把它译成汉文，成为唯识宗奠基性的理论著作。那么，护法菩萨究竟是怎么降服外道的，他又是如何成名的呢？ 第二十一讲情怯圣境 马上就要抵达那烂陀寺了，玄奘之所以千里迢迢、冒死西行，就是希望能到那里求佛法、取真经。可是，当离那烂陀寺仅有一步之遥的时候，玄奘却驻足不前了。面对自己心中的圣地，玄奘为什么迟疑徘徊？眼看就要实现自己取经求法的愿望了，玄奘又为什么思绪万千？ 第二十二讲求学奇缘 玄奘终于到达了心中的圣地那烂陀寺，当寺院住持百岁高龄的戒贤法师得知，玄奘是特意从东土而来求取真经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玄奘和遥远的那烂陀寺有着怎样的奇特因缘呢？ 第二十三讲雁塔传奇 玄奘在那烂陀寺正式学习之前，先到印度各地进行了游历。那么，玄奘到那烂陀寺之后为什么不马上开始学习，而要出去游历？这是否也属于玄奘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呢？ 第二十四讲何去何从 五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玄奘的学业已成，他离开了那烂陀寺，但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到印度各地游历去了。他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回国的呢？ 第二十五讲宗派之争 玄奘虽然佛学修养高深，但他既不想在印度一夜成名，更不想在此因为辩论而丢了性命，那么玄奘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这种大规模的辩论之中的呢？ 第二十六讲论战因缘 一个顺世外道的辩论者打上门来，向那烂陀寺挑战，而玄奘以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姿态接受了这个挑战。他是如何降伏这个外道的？而这个上门挑战的顺世外道还会牵扯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第二十七讲双雄斗法 就在玄奘下决心要回国时，那烂陀寺的众僧纷纷来劝阻他，玄奘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鸠摩罗王的使者又来请玄奘到他那里去。那么，玄奘究竟能否脱身呢？ 第二十八讲生死决战 为了争夺玄奘，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差点大动干戈。戒日王的目的是请玄奘和小乘佛教宗师进行那场酝酿已久的辩论，以维护大乘佛教的声望。谁知道，这场顶级辩论无法进行，但另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辩经大会却要召开，玄奘将独自面对更大的危险，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第二十九讲危机重重 玄奘在曲女城大会上立下生死状，然而，连续五天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上前应战。就在大家认为玄奘必胜无疑的时候，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一个神秘现身的刺客，让盛大的辩经大会危机重重。危机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辩经大会还能顺利进行吗？ 第三十讲东归轶事 曲女城大会结束后，玄奘向戒日王提出马上启程回国的要求，可是，戒日王哪里肯放过这样一个高僧，鸠摩罗王也希望玄奘能够接受自己的供养。这时的玄奘用什么办法，才能实现自己回国的愿望呢？ 第三十一讲游子还乡 当玄奘到达于阗后，怀着复杂的心情，托人给大唐朝廷带去一份表文。在表文中，玄奘一方面坦承自己当年是偷渡出境的，另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回归大唐的诚意。大唐朝廷将会怎样对待这位东归的求法僧？而当玄奘日夜兼程赶到长安时，他又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第三十二讲会见太宗 645年玄奘终于回到了久别的长安，长安城万人空巷，争相一睹这位高僧的风采。唐太宗得到玄奘到达的消息后，传令玄奘速到洛阳与之相见，…… 第三十三讲魂系真经 玄奘西行求法十几年，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佛经。玄奘求取真经的最终目的是弘扬佛法，如果说这些真经是佛家教义的种子，那么只有翻译成中文，它们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否则，留学印度所创造的辉煌将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十四讲弥勒真相 玄奘怀着急切的心情组织起译场，然而，在译场开始工作的一年之内，玄奘只翻译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佛经。他在积累经验，磨合队伍，为翻译一部最重要的佛经做准备，这部经就是《瑜伽师地论》。 第三十五讲晚年风波 玄奘的译经工作进展很顺利，三年之内，玄奘最看重的《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工作也完成了，这时的玄奘已经年近半百。玄奘的晚年应该可以安静专心地从事自己的译经工作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玄奘在其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第三十六讲法师圆寂 玄奘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他与皇室的微妙关系、繁重的译经工作，都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感应，玄奘预感到自己的归期将至。那么，他在人世间的最后生命时刻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作者： 张峰峰，张鹏著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简介：作为两北边陲重镇，高昌王国深居大陆腹地，由壁垒而郡，再发展至国。在吐鲁番这块西域上地上，高昌依据它枢纽般的地理位置，先后历经高吕王同、唐西州和高昌回鹘王国三个历史时期，既有汉族政权统治，也曾被回鹘领导。灵活的外交使高昌在周围西域政权及中原王朝之间游刃有余。尽管她经历了无数的战火，但创造了繁荣发达的商贸经济、琳琅满日的壁画、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特有的高昌乐、葡萄酒等高昌文化。本书带你走进这一片沧桑的土地，翻开尘封的历史，倾听远古的喧嚣，看那栉比如瞵的客栈、摩肩接踵的行人、高旋飞舞的伎乐、香火缭绕的庙宇、血雨腥风的争斗……
作者： 佚名著;王治来译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简介：该书原是为一本地图写的序言和说明。其内容是先综述当时所知的全世界的地域划分、海洋、岛屿、山脉、河流与沙漠。没有包括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然后将世界按国家与地域分别叙述。每叙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先交代其边境四至及概况，然后介绍其城镇、省、区的地理、民族、物产、景物、风俗习惯等。 该书不但集中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地理学的成就，而且比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地理著作更为详细地谈到突厥人的领地，并概括介绍了中亚的非穆斯林地区。写作年代与中国宋朝王延德出使高昌同时，因此可将它与当时的汉文史料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唐宋之际中亚的民族、历史状况。
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简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著的《专利统计手册》由经合组织秘书处和科学与技术指标国家专家小组联合编制，旨在提供用于衡量科学和技术的专利基本信息，对科技活动指标的解释，以及编制和解释专利指标的指导准则。内容包括：专利保护的行政路线、专利文件的信息内容、核心专利的申请程序、编制基于专利的指标的基本准则、专利指标的使用和分析、专利的价值指标，以及如何进行专利统计等。
作者： 彭绪洛著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2013
简介：《少年冒险王:穿越雅丹魔鬼城》为“少年冒险王”之一，该系列共20册，为国内第一套最具本土特色的大型原创实地探险类少儿小说。作者彭绪洛亲赴探险地探险，力求用真实的文字和生动的故事为小读者还原最真实的“少年冒险王”。 作者彭绪洛热爱大自然，喜欢冒险。他用切身的感受向孩子们讲述了在大自然中富于惊奇和魅力的探险经历。探险故事地点和细节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甚至所有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图书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探险，还把探险地的传说和相关知识点巧妙地安插进探险的过程中，让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知识。四位小主人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现实被附着了浓郁的儿童幻想色彩，让孩子们在阅读的痴迷中，体验了一次传奇的经历。堪称中国式的“儿童探险小说”。 沉着冷静的聪明吴，幽默搞笑的香蕉熊，聪明机智的小机灵和爱哭好奇的水桶妹，四位年级轻轻却有着丰富探险经验的少年冒险王，他们奇探高昌王陵，追踪丛林魁影，寻宝西安古城，惊魂险走珠峰……2013年，作家彭绪洛携中国首套本土少年探险小说“少年冒险王”系列强势出击，看四位勇敢机智的少年如果在惊魂之地脱险，扭转乾坤。
作者： 贾应逸，祁小山著
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研究丛书"之一.本书分为"印度和中亚篇"和"中国新疆篇"两大部分,概括论述了佛教发源地--印度到中国甘肃以西古代称为西域的广大地区的佛教艺术.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论述深入,信息含量比较高.书前刊有彩色图版33幅,包括印度、中亚和新疆的壁画、雕塑的精品,帮助读者对本书内容的了解.该书是这一范畴里研究著作中的优秀之作,它的出版对研究佛教艺术的产生、发展、传播以及艺术特色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犍陀罗和笈多佛教艺术可以说是新疆佛教艺术的源头新，新疆佛教艺术影响着中亚及中原佛教艺术的发展，早期中西佛教艺术相互交融和碰撞是在高昌中原地区的艺术通过新疆影响中亚和印度。 [
作者： 刘颖 编著
出版社：开明出版社 2014-10-31
简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共60余卷，是一套基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等物质实体而书写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包括通史和专史两个系列，通史系列以史前中国、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阶段进行划分，共6卷。专史系列则是根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分类，按“类”来叙述某类物质文化遗存的分述系列，包括古建筑、石窟寺、古陵墓、古水利、古天文等基于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研究的分卷，也包括玉器、铜器、铁器、瓷器、金银、玻璃、雕塑、绘画、兵器、货币、纺织品等基于各类可移动文物进行研究的分卷。两个系列从纵横两个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煌煌篇章。同时考虑到视觉感知非常对于形象地认知和理解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非常必要，每卷又配图片200幅左右，用四色全彩印刷，图文皆堪称精美。 本书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专史系列的一个分卷，由专门从事中国宗教美术研究的刘颖先生撰写。书中追溯高昌历史，从物质文化视角研究高昌石窟与宗教信仰。首先对高昌石窟壁画做了风格上了分类，分龟兹风壁画、汉风壁画、回鹘风壁画分别阐述。接着进一步考察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研究壁画中所反映的古代高昌社会生活及物质文化交流，多层面立体地对高昌石窟壁画进行了解析。同时配合文字附图210余幅，图片的选择及文图核对颇费苦心，有助于读者更直观、真切地认识高昌石窟寺壁画文化。
作者： 王建民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简介：公元前2世纪后期，西汉武帝年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元前60年，汉王朝在新疆建立了直接统治机构——西域都护府。此后，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在汉、唐、元、明、清等中央王朝直接管辖时期，还是在乌孙、高昌王国、喀喇王朝、西辽、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等地方政权管理时期，新疆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民众共同发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近百年的新疆历史更是各族民众共同开发、共同建设祖国这块土地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外国侵略的艰苦斗争的重要阶段。本书就为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新疆走过的这近百年的风雨历程。
作者： 纪江红主编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简介：第一章 探索神秘的大自然 谁点亮了闪烁的“佛灯” 美丽的极光是怎么形成的 地震形成之谜 农家自燃火灾之谜 海面上为什么有“海火” 广东硇州岛海鸣之谜 南海货船神秘失踪之谜 太湖形成之谜 罗布泊是游移湖吗 神奇的托索湖畔“金字塔” 哈纳斯湖水为什么会变色 金沙江拐弯之谜 让人惊奇的迷人湖 白石海子莫名染“血”之谜 海滩古井为什么清泉不绝 芳香大地之谜 鹰巢顶“日月并升”之谜 地震云形成之谜 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变化”之谜 小雁塔离合之谜 怪坡之谜 银狐洞之谜 三宵洞为什么被称为“死亡之洞” 神农架“冷暖洞”之谜 奇特的风洞 古堡地道之谜 神奇的鸣沙山 武当山“金殿”之谜 令人恐惧的“魔鬼谷” 圣地“香格里拉”到底在哪里 “泼水现竹”的石壁之谜 龙大湾“怪声”之谜 新疆石人之谜 会“生”蛋的神奇山崖 神奇的风动石 “茴香石”之谜 泰山“回马岭”的来历 古崖居之谜 安徽花山岩洞之谜 第二章 动植物王国猎奇 恐龙灭绝之谜 长白山天池“湖怪”之谜 鸟与恐龙的亲缘关系之谜 青蛙自相残杀之谜 动物复仇之谜 鲸鱼集体自杀之谜 鸟儿为什么青睐西沙东岛 白色动物之谜 动物预知地震之谜 神奇的辽宁蛇岛 神奇的动物禁圈 蝴蝶聚会之谜 奇异的蝴蝶树 野马之谜 动物建巢之谜 植物预报天灾之谜 跳舞草为什么会“跳舞” 千年古莲子之谜 会流“血”的植物 会发光的树 奇异的箭毒木 会喷火的树 第三章 寻找人类自身的谜团 中国人起源之谜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吗 神农架野人之谜 西藏雪人之谜 中国的“吉卜赛人” 神秘的人体自燃现象 能活吞毒蛇的人 吃野草的人 第四章 疑云重重的古代历史 北京古人类用火之谜 三皇五帝是指谁 半坡彩陶上的人面鱼纹之谜 女娲究竟是男是女 黄帝是人还是神 “尧舜禅让”之谜 大禹葬在会稽山吗 商纣王真的是暴君吗 周武王是在什么时候讨伐商纣王的 屈原为什么要投江自尽呢 古滇国兴亡之谜 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千年不生锈呢 秦始皇是怎么死的 秦始皇陵之谜 孟姜女哭长城是真的吗 历史上真有“焚书坑儒”这件事睚 淮阴侯韩信是冤死的吗 楼兰古国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呢 马王堆女尸千年不腐之谜 魏武帝葬地之谜 赤壁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高昌王陵之谜 扑朔迷离的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李世民是胡人吗 武则天真的杀死了儿子李贤吗 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包公为什么有两座墓 西夏王陵之谜 岳飞葬地之谜 历史上真有杨宗保这个人吗 成吉思汗陵何处寻 明朝建文帝失踪之谜 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 是郑和最先发现美洲的吗 明神宗“卧如北斗”之谜 努尔哈赤究竟是怎么死的 李自成下落之谜 郑成功死因之谜 顺治皇帝出家之谜 雍正皇帝即位之谜 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谜 真正的香妃墓地在哪里 林则徐是怎么死的 洪秀全死因之谜 石达开宝藏之谜 石达开出走之谜 袁世凯“告密”之谜 康有为劫制慈禧之谜 慈禧的随葬珍宝究竟有多少 冯玉祥为什么要发动北京政变呢 北京猿人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 第五章 古代文化探秘 最早的汉字之谜 微型甲骨文之谜 神秘的古蜀国文字 神奇而古老的月面图 沧源山上的崖画之谜 红崖天书之谜 《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老子》的作者是谁呢 老子姓氏之谜 孔子删改过《诗经》吗 《孙子兵法》到底是谁写的呢 《国语》的作者之谜 墨子姓名之谜 《孟子》是孟子编写的吗 围棋起源于什么时候 毛笔是蒙恬发明的吗 绘画起源之谜 楷书产生之谜 《战国策》的作者是谁 陶渊明的故乡在哪里 “桃花源”何处寻 《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作品吗 《霓裳羽衣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杏花村”究竟在哪里 李白是哪里人 杜甫墓葬之谜’ 《满江红》词作者之谜 戏曲形成于什么时候 真假难辨的《富春山居图》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永乐大典》的下落之谜 《西游记》作者之谜 孙悟空的原型是谁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吗 大观园之谜 第六章 寻找古代科技的魅影 河图、洛书包含了什么奥秘 神秘的太极图是谁发明的 中医针灸起源于什么时候 人体经络之谜 中国古代麻醉药之谜 神奇的蒙汗药 造纸术发明之谜 候风地动仪是怎么工作的 “木牛流马”是什么样子的 指南针起源之谜 车是谁发明的 帆船起源于什么时候 祖冲之是怎样计算圆周率的 古代火箭起源之谜 古代火炮发明于什么时候 古塔为什么会发出青蛙的叫声 青花瓷是怎样产生的 印刷术是怎么传到西方去的 毕异活字是由什么制成的 永乐大钟是怎样铸成的 圜丘坛回音之谜 第七章 中华民俗探幽 龙到底是什么动物 凤凰之谜 十二生肖纪年法是怎么创立的 端午节是怎么兴起的 中秋节赏月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元宵节是怎么兴起的 独具风情的土家摆手舞 哈尼族的砭扎扎节有什么来历 傣族泼水节有什么来历 彝族火把节有什么来历 独特的景颇族目脑纵歌 铜鼓是怎么兴起的 古人为什么要文身 悬棺葬产生之谜 船棺葬产生之谜 对联起源之谜 藏族说唱艺人之谜
作者：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出版社：线装书局,2007
简介：《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所收錄是1980年—2006年12月期间西安碑林博物館新入藏的墓誌381方，時代起自後秦，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迄于宋元。其中後秦1方，北魏4方，西魏2方，北周1方，隋7方，唐346方，宋10方，元3方，共381方。绝大多數屬首次公佈刊行，对于各学科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陝西關中地區曾有十三個朝代在此建都，是重要的墓誌出土地，南北朝時期地位雖有下降，但仍出土了不少北朝墓誌。《彙編》收錄的有後秦弘始四年的《呂他墓表》，上世紀70年代出土於陝西咸陽窰店，高58公分，寬33公分，這是陝西發現的時代較早、葬地明確的氐族貴族志石，因而彌足珍貴，是一份重要的歷史資料，與清光緒年間出土的後秦《呂憲墓表》（現存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為同年同月同日刻，是極為稀見的後秦碑版。上世紀70年代末，在陝西華陰縣楊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多方北朝時期的墓誌，收入本書的有《楊舒墓誌》、《楊日韋墓誌》等。《魏書?楊日韋傳》稱楊日韋， 字延季，今據墓誌，知“季”當是“餘”字之誤，又載“尚食典禦”，墓誌則作“嘗食典禦”，此外，墓誌對楊日韋的官職記載也比傳詳細，可補《魏書》之疏脫。並對研究弘農楊氏家族世系情況有一定的史料價值。2002年長安縣出土北魏《趙超宗墓誌》與西魏《趙超宗妻王氏墓誌》為一對夫妻墓誌。《魏書》卷五十二《趙逸傳》附載超宗事蹟，志可補傳之闕。兩誌所載有姻親關係的人物達三十餘人，且多為魏晉南北朝時的高門大族。如天水趙氏、河東柳氏、京兆王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北魏宗室元氏、隴西李氏等，正史所載者達十餘人，多為這時期的風雲人物。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軍事、職官、地理，特別是世家大族、婚姻關係方面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獨孤渾貞墓誌》是北周時期一方重要墓誌，獨孤渾貞史書不載，但其名見北周《賀蘭祥墓誌》。誌文“元年，遷大將軍，除小司空”，指的當是北周武成元年三月。“吐穀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眾討之”。 1999年陝西西安出土的隋《解方保墓誌》誌文“齊竊山左，躬廁後旗”，時北齊據山東地區，並與西魏、北周發生戰事，誌主參與對北齊用兵，直至討平北齊。又“劍蜀不賓，親承麾下”指北周末年王謙叛亂一事，可知解方保參與了對王謙的征伐。隋《劉紹墓誌》記述劉紹曆官員外侍郎，威烈將軍等職，對北周至隋代職官演變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2006年10月，新徵集《唐昭王李汭墓》，誌文：李汭“宣宗皇帝第九子，母曰柳氏”。《舊唐書?宣宗十一子傳》云：“昭王汭，第八子”應以墓誌為准。“母曰柳氏”可補宣宗《后妃傳》。現宣宗諸子中就有慶王沂，昭王汭，康王汶三方墓誌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襄城縣主李令暉墓誌》1996年出土于西安市長安縣細柳鄉羊元村，蓋四殺飾蔓草瑞獸紋，誌四側飾蔓枝瑞獸紋，誌主李令暉是高宗皇帝孫女，許王李素節之長女，誌文隱諱其父被武則天所殺之史實。此外還有《淮陽公主墓誌》、《唐安公主墓誌》等公主墓誌。1983年入藏的《工部尚書杜公長女墓誌銘》出土于陝西西安長安縣大兆鄕司馬村南澇池旁，誌主系唐憲宗皇帝的外孫女，岐陽公主的女兒，誌文于岐陽公主的生卒記載的較為詳細，可補史闕，同時也為杜氏一門的世系提供可信的資料。唐朝與外國及少數民族交流頻繁，出土了不少相關墓誌，為研究唐代中外交流和民族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阿史那婆羅門墓誌》2005年10月從西安東郊徵集，誌文：“阿史那婆羅門右衛大將軍歸義荒王咄苾之子也，咄苾本突厥頡利可汗”。阿史那婆羅門以“弱齡入參戎旅”，稍遷右屯衛朗將、卒後被高宗皇帝詔贈“使持節那州諸軍事，那州刺史”，反應了唐朝對東突厥舊部降將的優撫政策。墓誌文字不多，體量不大，但為研究頡利可汗家族世系及其葬地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唐初，東突厥多次與唐王朝發生戰爭，直至貞觀四年太宗派李靖率軍活捉了頡利可汗及其家人，徹底消除了東突厥的威脅。唐太宗對頡利可汗家族採用懷柔政策，據《新唐書?突厥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太僕，稟食之”。《阿史那婆羅門墓誌》出土于西安東郊灞橋區灞河以東細柳原一帶，與史書記載頡利可汗的葬地方位極為一致。另外，阿史那婆羅門，正史闕載，據史書記載頡利可汗有一子叫“疊羅之”，另一子叫“欲穀設，婆羅門是二子之一，還是頡利可汗的第三子，還需進一步探討。近年西安、洛陽還曾先後出土了頡利可汗的嫡孫《阿史那伽那墓誌》和曾孫《阿史那感德墓誌》，可一併綜合研究。除此，本書還收錄了鮮卑族《赫連瑨墓誌》等少數民族墓誌。《俾失十囊墓誌》誌主陰山人，突厥族，《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初，回紇強盛，盡佔據突厥故地。”而俾失十囊即是在回紇佔領西突厥故地之前，“開元初”臣服于唐，時間基本一致，史誌互證。《回紇瓊墓誌》，回紇瓊，陰山人，卒於乾元三年三月，正是安史之亂後。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在範陽叛亂，一路佔領長安，玄宗逃往四川，肅宗在靈武即位，遣使請回紇助討安祿山。西元757年郭子儀率朔方回紇、西域等軍攻克長安，收復洛陽，安史之亂結束。誌文“戎羯亂常，堂弟可汗兵雄身壯，收兩都之梗”指的即是安史之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高句麗有關的《似先義逸墓誌》，誌文：“昔周孝王□□□有酷肖其先者，命為似先氏，其後或居遼東，或居中部”。似先氏，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云：“似先，高麗扶餘種也。唐武德中，有右衛將軍似先英問……又《陳儒傳》荊南監軍朱日文，攻殺節度使段彥謩、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錫慰撫之”。《新唐書?李訓傳》：“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似先義逸按邊”。 誌稱其先祖武德中，任右驍衛將軍似先英問，與史書相合。其祖處士風榮，父隨州長史進之，史籍無載。據誌文似先義逸共五子，長子元約。三子元錫亦為宦官。似先義逸曾任內外客省使，鴻臚禮賓使等使職亦與其“高麗扶餘種”有關。誌稱，似先義逸曾前往幽州為張仲武授節，“存則滅北虜，破東胡，歿能使其子歸，闔亦公善誘也。”似先義逸以高句麗人而為宦官也是較罕見的。此誌為研究唐王朝與高句麗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史料。塔銘是中國古代石刻的一類。葉昌熾《語石》云：“釋氏之葬，起塔而系之銘，猶世法之有墓誌也。然不盡埋於土中，或建碑，或樹幢。可知塔銘是佛教石刻的一種，記述建塔目的，瘞埋內容或發願文、僧尼信士生平，或埋於塔內，或鑲嵌在塔身。雖然其形狀和置放位置等比較特殊，但由於文體、內容及埋設目的與墓誌相近，所以金石家仍習慣將其列入墓誌一類。《彙編》收錄的兩方唐代塔銘均出土于西安附近，《甘露寺尼真如塔銘》雖自題為“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柩”，但據銘文“總章二年為亡父出家。……起塔于名堂樊川之原”分析，當系塔銘無疑。該塔銘涉及到的“曾祖伯雅”、“祖文泰”分別即高昌王麴伯雅和麴文泰。塔銘對二人諡號的記載可補史闕，並對研究麴氏高昌王系及唐西州歷史都頗有幫助。另一件塔銘《法津禪師姚常一塔銘》，銘文詳述了姚常一學佛傳佛的經歷，同時還涉及唐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皇帝的多條詔文，甚為珍貴。銘文“奏免常住兩稅，至今不易，又還官收地廿二頃，恩命立豐碑在寺普潤莊也”的記載，是研究唐代佛教寺院經濟的珍貴資料。道教方面《肅明觀主范元墓誌》1999年入藏，誌文較為詳細的記述了道士范元由入道至進敕為觀主的進籙過程，對探討唐代道士進階程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誌文還涉及到唐代三處著名道觀及四位道教人物或可補史之闕。《五通觀仙師馮得一墓誌銘》則為我們研究唐代女冠生活及道觀經濟收入提供了文獻資料。《彙編》所收錄唐代墓誌中有武周時期的墓誌26方，為研究武則天時期的歷史及武氏造字提供了一批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如《田僧墓誌》，誌文中有新造字“年、月、日”，但同時也有“國、人、君”這些字未變。誌石刻于載初元年七月八日，距武則天九月九日稱帝，改年號為天授、國號為周尚有兩個月，故誌文中會出現新舊字混用的現象。另誌文提到的折沖府“三川府”一名，《新唐書?地理志》失載，可補之，而“慈仁里”也可補唐長安城鄉里名之闕。墓誌中大量的新材料可補《唐兩京城坊考》。古潞州或稱上黨郡（即今山西晉東南地區），北周宣政元年置，治所在上黨郡，今山西長治市北古驛。隋大業改為上黨郡。唐武德元年復為潞州，天寶初復為上黨郡，乾元元年複為潞州。這批墓誌數量較大，年代跨度較長，從唐顯慶年間延續到宋政和年間，主要記述了墓主姓氏、郡望、宗族世系等生平事蹟，對研究唐代山西潞州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民風民俗、歷史地理等各個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這批墓誌絕大部分都明確記載有誌主的卒葬年地，故對專題研究唐代潞州這一地區埋葬地的情況至為珍貴。誌蓋裝飾也很有特色，蓋中部多飾鋪首，或線刻或淺浮雕，蓋題四周多採用八卦、幾何紋。誌蓋篆書多採用雙鉤的方法刻出字形，與長安地區以減地陽刻或直接陰刻的形式不同。有的篆書中夾雜著行書等，如《郭懿墓誌》蓋篆書“唐故郭君墓誌之銘”之“郭”字則刻為行書，以顯突出。這批墓誌蓋的篆書，書寫隨意，減筆較多，有的類似鳥蟲書，總之，這批墓誌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為研究墓誌形制提供了新的實例。碑刻是中國古代書法的重要載體，墓誌則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書所收錄最早的是後秦弘始四年的《呂他墓表》，其形制仍為小碑狀，與清光緒年間出土的《呂憲墓表》為同年同月同日刻。《呂他墓表》書法以隸為主，隸楷雜揉，結體寬博，筆勢雄勁。為稀見的後秦書法珍品。北魏墓誌向為人們所重，本書收錄的《趙超宗墓誌》、《張宜墓誌》熙平二年，書法結體飭整，略有欹側，筆法方園兼備，雄健峻厚。具有典型的北魏墓誌風格。北周《獨孤渾貞墓誌》字體清麗自然，已脫離北魏那種奇縱雄強之風，趨於平和。隋《解方保墓誌》大業六年，書法方嚴寬和，工整秀麗，字如珠璣。可與隋《董美人墓誌》、《蘇慈墓誌》媲美，已開初唐楷書之先河。此誌四側刻有十二生肖及 蔓枝紋及連珠紋，裝飾華麗，是隋誌中的精品。唐代豐碑大碣林立，名家輩出，燦若群星，唐墓誌書法亦豐富多彩，絢麗奪目。唐代《禦書手朱元昊墓誌》，2001年在西安市東郊紡織城南高家溝村出土，這是西安地區稀見的唐代禦書手墓誌。誌主朱元昊“幼而聽敏，長而願恪，尤精翰墨……年十九補麗正殿禦書手”。 禦書手始始于隋，唐承隋制，《唐六典》卷九中書省條下載，開元五年玄宗於集賢殿置書直及禦書人共一百人以年齡推斷，朱元昊時年十九任禦書手，應在開元六年。朱元昊亦為善書者。誌文撰者于休烈是太宗、高宗朝的名臣于誌甯的曾孫，于休烈承曾祖衣缽，歷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均為文官，卒年八十一歲，官居工部尚書。書者張芬《舊唐書》有載。開元朝任翰林供奉，應為朱元昊的同僚。此誌隸書規整嚴謹，豐麗秀潤。《韓涓墓誌》為唐代隸書大家韓擇木之子韓秀弼書。據著錄韓秀弼所書碑誌甚多。著名者有《臧希晏碑》、《李元諒碑》等，此誌書法寬博遒勁，工整峻麗，秉承其父之書風。《慶王李沂墓誌》董景仁行書，書法佈局疏朗，結體呈欹側之勢，毫鋒淩厲，清勁遒麗，既有王右軍之遺韻，又有李北海之風神。碑林中《華嚴寺杜順和尚行記》也是董景仁所書，刻工邵建初是晚唐宮廷的刻字高手，《玄秘塔碑》即出自他的刀之下。篆蓋者董咸，書法規整，線條園渾勁挺，為鐵線篆。董咸在宣宗、懿宗朝任翰林待詔，曾為皇室成員墓誌書寫篆蓋、如《朗寧公主墓誌》等。此外其他眾多的唐墓誌，書法也各俱特色，從不同角度展示唐代書法的風貌。
作者： 朱培民 著
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年11月
简介：资料丰富翔实是这部著作的又一个特点。除了利用汉文史籍关于西域的记载外，更主要的利用了一百多年来中外探险家、考古学家发掘的大量考古资料，这些材料已经披露很多，但散见于各处，这次课题负责人将见于罗振玉、王国维、黄文弼、韩康信、唐长孺、冯家舁、耿世民、林梅村、陈国灿、王冀青、王炳华、李经纬、张平等著作中，以及考古、文物杂志上的有关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加以利用。书中关于汉朝从楼兰土垠遗址到龟兹沿线烽燧遗址的描述、关于唐朝安西四镇屯田遗址的描述、关于中国四大发明西传的论述、关于丝绸及其织造技术西传的论述、关于新疆佛教文化遗存的描述，都是颇具特色的。 这部著作不求大而全、面面俱到、建立体系，而求有新意，多用鲜活材料，写得比较生动活泼，比较通俗些，增强著作的知识性、可读性。书中用了许多有趣的、引人人胜的标题，诸如：“和田玉传递的信息”、“China的由来”、“给汉族输送新鲜血液”、“‘天可汗’的民族情”、“辽、西夏都能代表中国”、“‘五凉’留下一个高昌国”、“唐朝屯田遗址遍布天山南北”、“叶河蕃王能汉语”、“用汉楷以达本朝之言”、“双语合璧的地名”、“所谓‘张骞带回的农作物品种”’、“从龟兹乐到十二木卡姆”、“掀起西域文明的‘盖头’来”、“从抄写、雕印到现代传媒手段”等。 这部著作开拓了新疆与祖国关系研究的新视野，可以作为对新疆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三个一部分”认同教育的教材。由于这部著作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让事实说话，资料丰富翔实，可以在学术层面上与外国学者进行新疆历史和现状的交流和沟通，以正视听。本书对民族分裂势力散布的反动观点，针锋相对、有理有据地予以批驳和揭露，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
作者： 小狐濡尾
简介：从出生起，左钧直便头顶炫目的光环——父亲是左相之子，母亲是乌斯藏公主、高昌王后。但光环之下，她却从小漂泊无定，四海为家，甚至沦落到茶馆说书为生。因说书时肆意评论国事得罪了朝中之人，父亲为救她受刑残废，她更卷入一起涉及两国政治的奇诡案件，并获得皇帝赏识。皇帝为借助其语言之长打探右相勾结他国的证据，忽略她女儿身份，授予她翻译官职。而生死边缘，她意外发现自己喜欢的人竟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前朝小国舅……朝政倾轧、四夷纷争，身为小小译字生的她能否协助皇帝清明政治，并一展才能，实现辅佐一代明君的抱负？而隔着血与火、国仇与家恨的他与她又将走向什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