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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 沈语冰著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作者: 杨斌主编
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财政学(第2版)》内容简介:中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框架,建立解释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现象的理论,在财政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即所谓财政本质问题,学界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主要的观点包括“国家分配论”、“剩余产品价值分配论”、“公共需要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等。
作者: 亳州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简介: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安徽省亳州市烟草行业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地方、行业、时代的特色。
作者: 王寿林等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简介: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是一个复合体,其中良莠并生、精糟杂陈,对此不加分析一概排斥或者不加鉴别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就其整体而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因而不能不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溢美之言、辩护之论。因此,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抵制酱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透过庞杂的体系和深奥的概念,把握其思想脉络,认清其精神实质通过批判和扬弃,剔除其糟粕,汲取精华,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不仅对在校的大学生,而且对有志于读书的广大读者,当都会有所裨益的。
作者: 天合教育编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简介: 天合教育编著的《公共基础知识(附光盘2012版)》根据“公共基础知 识”考试特点,共设置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法律基础知识、经济常识、公共 管理、公文写作、人文历史、自然科技常识、国内外时政要闻等章节,内 容全面,讲解详细。为了方便考生依据该科目的考试趋势进行有效复习, 《公共基础知识(附光盘2012版)》在每章均设置了“历年真题回顾”和“ 同步强化训练”两个专项,帮助考生分析历年考试的主要内容,使考生在 备考中能抓住重点,有效提升能力。 《公共基础知识(附光盘2012版)》知识系统完备,在具体内容讲解上 深入浅出,全面切中考点,讲练结合,为考生优化学习思路、指明复习方 向、提升应试能力提供帮助。
作者: 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简介:《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2008》内容简介:理论宣传是人民日报的优势,是报纸的旗帜。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充分发挥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旗帜鲜明,基调平稳,对巩固发展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2008年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以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线,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重点,以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为着力点,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为中央的各项决策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的统一,坚持指导性、思想性和可读性、知识性的统一,通俗易懂地阐述党的创新理论,努力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应有关方面要求,从2008年起,将人民日报发表的理论文章及理论信息等编辑为《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每年一卷,以供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作者: 甘超英编著
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简介:本书作者甘超英教授为宪法学方面的专家。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宪法学原理与实践作了系统精到的阐述。知识系统框架紧凑,内容简约,结构合理,份量安排适宜;理论阐述深透、到位;文字表述活泼、清爽,言简意赅,是本书的基本特点。
Study of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provincial economy:1998~2004
光盘作者: 李闽榕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简介: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和基本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区间的经济竞争,任何一个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能够占据优势的经济综合竞争力。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指一个省域对大区域中资源的吸引力和对大区域市场的争压力,也就是对省域内外交流的优化配置能力。 本书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出发,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全方位、多视角地阐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评价、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科学界定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深入分析当前历史时期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省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的特点、变化趋势与动因,按照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公正性、可行性、可比性的原则,建立起比较科学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及数学模型。
简介: 为了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国家广电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了大型文献纪录片《科学发展铸辉煌》。该片全面回顾和生动展示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并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引下带领全国人民改革创新、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奋发有为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外交、国防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科学发展铸辉煌》的拍摄与制作,为电视人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经过播出后的数月沉淀,《科学发展铸辉煌是这样诞生的》试图从典型案例立体层面,对《科学发展铸辉煌》的选题立意、主题阐释、创作理念、视听创新、音效组合、宣传营销、台网联动、团队建设等多个环节,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与评析,特别就其传播力与影响力、文献的史学价值等进行了深度解读。
作者: 张忠军主编
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
简介:《经济法学》主要内容简介: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经济法学》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努力反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经济法研究方面的优秀学术成果,力求准确、重点突出地阐明经济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以达到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统一。《经济法学》既适合于自学,又适合于党校、行政学院、高等院校和其他成人高等教育有关专业教学使用。 《经济法学》由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张忠军教授主编。参加《经济法学》编写的人员有:张忠军、庄玉瑞、杜颖、王静、刘红、申云田、宋艳等。本次印行前,作者又对有关内容作了进一步修订。
作者: 郭贵春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简介: 《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章节目的安排按照“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基本定位来展开,突出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特征,并注意与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联系和区、别,更注重思想性的传授。这是本次教材编写在教学内容上的一个新的认识。《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明确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教学内容。创新型国家建设体现了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为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因此,第五章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作为独立一章。这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编写在教学内容上的一个新的举措。教材编写中,各章节的具体编写注意针对西方哲学中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尤其是一些政治性的东西予以理论上的回应。
作者: 吴国林 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4-1
简介: 吴国林编著的《自然辩证法概论》为自然辩证法概论,主要用于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学。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自然辩证法概论》主要作为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程,同时也可供相关人员参考。
作者: (美)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著;萧琛主译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简介:《经济学(第18版)》是当代经济学泰斗、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不朽经济学著作,自1948 年问世以来就广受赞誉,先后被翻译成40 多种文字出版,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仍然被广泛采用的经济学教科书。第18 版为2005 年修订的最新版,在经历了前17 版的积累和沉淀之后,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已经近乎完美,而且在融入了时代变革的元素和新的案例和数据之后,《经济学(第18版)》可谓是更上一层楼。全书共七编34章:包括基本概念,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应用国际贸易、政府和环境,经济增长与商业周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以及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政策等内容。囊括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大部分知识。在保持“把注意力始终放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核心理论”这一风格的前提下,《经济学(第18版)》对金融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做了重点论述或重写,对前沿的实践及理论成果,对国际化外包、股息税改革、品牌价值以及行为经济学等也给出了最新的介绍。第18版独特之处,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它所揭示的是经济现象、环境、世界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变动趋势。随着经济学和它所置身的现实世界的发展,《经济学(第18版)》也在发展。《经济学(第18版)》第18版在以下七个方面不同于先前各版: 1. 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通常情况下经济学都似乎是在没完没了地应对新的困惑、谜团和其他两难问题。然而,有经验的教师都明白,支撑整个经济学的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只要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整个学习进程就会事半功倍并变得意趣盎然。为此,《经济学(第18版)》的注意力始终放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即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上面。这些理论在21世纪的重要性将丝毫不会逊色于它们在20世纪的情况。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如稀缺、效率、贸易收益和比较优势原理等,永远不会丧失它们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只要稀缺性本身还继续存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学生,无论是在掌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概念方面,还是在理解国内外货币的作用等方面,都必须打下扎实的基础。学生们不仅应当学到有关经济增长的已经被普遍认可的理论,而且也应当了解关于商业周期的各种有争议的学说。 2. 经济学的创新 现代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创新都非常迅速。计算机产业中令人眩晕的发明速度也许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在该产业,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产品和新的软件出现。互联网正在掀起一场信息革命,现代商业正在接受一场洗礼。 此外,我们还强调经济学本身的创新。经济学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变成一群修补匠、改革者和发明人。历史表明,经济思想一旦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便会酝酿和掀起社会变迁的浪潮。《经济学(第18版)》讨论的重要创新包括通过“排污(许可证)交易”计划,将经济学应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其他重要的经济创新包括改善后的管理机制,诸如欧洲货币一体化这类激进的思潮。最近几年中最有影响的经济创新之一,是关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统计权衡问题。我们将界定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网络经济学”,并讨论它怎样影响经济效率和市场力量,进而如何带来“应否解散微软”等问题的争论。此外,事关人类未来的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如何处理诸如气候变化等属于“全球公共品”之类的问题。我们将探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的新的方式,诸如《京都议定书》这种模式。 3. 小的即美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济学大大拓展了其研究领域。经济学的大旗不仅飘扬在传统的市场领域之内,而且还覆盖了环境、法律研究、统计和历史方法、艺术、性别和种族歧视,甚至家庭生活等方面。然而,从本质上讲,经济学仍是一门关于在现实中如何选择的科学。总之,这有点像点菜进餐,小的往往是美好的,因为它便于消化。 为《经济学(第18版)》确定命题曾遇到很多的两难问题。为挑选这些课题,我们调查了许多授课教师和有影响的学者,以判定哪些课题对于教育良好的公民,或者新一代的经济学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拟出一份涵盖主要课题的目录清单,然后又忍痛将其中许多的章节和附录都陆续地删去。我们不时地发问,这些内容是否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完好,对于学生理解21世纪的经济学是否真的不可或缺。每一课题只有过了这一关之后,才有可能被收编入书。如此严格筛选的结果是,《经济学(第18版)》的篇幅比前几版减少了四分之一。农业经济学、工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等都被删掉,而用更多篇幅讲述环境经济学、网络经济学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以及金融经济学。 4. 新世纪的政策问题 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经济学吸引他们的地方在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而第18版所强调的,正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政策制定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第18章所讨论的环境经济学,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并进一步探寻能让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相适应的途径。一系列新的范式和案例,诸如股息税改革、最低工资、国际化外包、品牌价值、财务诈骗等,都在讨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并联系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得到广泛地应用。 第二大重点在于金融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通过引入新的一章“金融市场和货币的特殊形态”,我们相当彻底地重新编写了金融经济学部分的内容。在该章我们将货币经济学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金融舞台之上,并使之与中央银行一章相辅相成,进而探讨货币在商业周期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回顾历史、经济的变迁,并结合作者亲身的经历,第18版继续强调运用案例分析和援引经验论据来阐释经济理论。只有当我们理解了1996年美国福利制度改革和当前医疗保障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时,有关“反贫困”命题的两难困境才能够变得真实可见。只有阐释清楚全球变暖的两难困境,需要动用经济手段才能解决好环境问题这一点才能不言自明。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财政赤字如何压低国民储蓄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入木三分地理解宏观经济学。 5.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 过去10年中,曾出现许多关于国际贸易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激烈舌战。一些人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原因在于工作机会都被出口到了墨西哥和中国,尽管有一份关于就业趋势的调查曾对此提出质疑。无论原因何在,美国在21世纪初都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种困惑:产出高速增长和就业显著下降二者并行不悖。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是近些年来重大的论战之一,其症结在于国家之间日益增进的经济一体化。美国人都明白,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成为孤岛。移民潮和国际贸易对交易品种、成交价格和我们的薪酬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恐怖主义可以对本土的经济产生摧毁性的影响,而非洲的战争则可以导致饥荒进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仔细地研究比较优势理论,则恐怕没有人能够透彻地理解贸易增长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影响。为此,第18版进一步增加了有关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贸易及其同国内经济变动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内容。 6. 宏观经济学的论战 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宏观经济学流派众多且数量激增。教师们通常都想知道,在宏观经济学家的意见如此分歧的情况下,学生们究竟应当怎样理解问题。尽管在处理这类众多的分歧时我们仍然感到苦恼,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是经济学健康发展的一种表现。我们宁肯看到生气勃勃的争论,也不愿意看到那种你好我好的一团和气。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清晰的分析框架中,第18版讨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所有主要流派。我们一方面告诉学生应当如何理解凯恩斯主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真实商业周期及货币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强调“预期”、“市场出清”和“总需求”的其他新特征。《经济学(第18版)》对每一个经济学流派都进行了清楚的介绍和一种公正的反思及比较。就每个学派的讨论而言,我们都会援引经验数据进行客观的评价。所有重要学派都包括在“宏观经济学流派及其论战”这一章中,此外我们还强调了不同的思路及其政策含义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已经日益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近期的生产率增长反弹的原因、创新与新科技知识的作用。如果学生想要理解关于政府债务和赤字作用的讨论,那么将经济增长置于前沿和核心地位是完全有必要的。通过将增长理论及其新成果引入宏观经济学的中心地带,第18版较好地反映了当代经济学的这种复兴态势。 7. 简明清晰 尽管第18版有许多新的特点,但整个准备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朝圣的北斗”,还是力图创造出一种清晰和易于让学生接受的方式。学生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带着对现实世界运作方式不同的先入之见走进我们的课堂的。我们的作用并不是要改变他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学生们能首先理解经济学的不朽真理,然后积极地付诸实践,从而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适合于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去从事工作和进行生活。为达到此目的,也许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比简明清晰的陈述更有效了。我们在全书的每一页上都煞费苦心,以增进对基础经济理论的全面把握。我们曾收到各地学生和教师的数以千计的评论和建议,并已经将他们的建议融入第18版中。 点击链接进入英文版: Economics
作者: 金一南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2015-6-1
简介: 苦难辉煌(全新修订增补版)本书是《苦难辉煌》一书的全新修订增补纪念版。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以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舍生忘死的较量。皆宣称自己的主义救国救民。皆为实现自己的主义在所不惜。毛泽东、斯大林、蒋介石和昭和军阀集团精英处于同一时代,他们自身及代表的主义在中国的冲撞与较量,富含历史的偶然,更富含历史的必然。 苦难辉煌(全新修订增补版)从这些非凡事件和非凡人物入手,对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恢宏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进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景式揭示和深入剖析。震撼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这四股力量在中国大地思想冲突与实力较量的结果。红军青年将领与蒋军青年将领的生死搏斗之间,日军少壮派军阀坚决踏倒三个首相疯狂侵华。中国地方实力派又企图在红军与蒋军、南京与东京之间夹缝求生,斯大林领导的苏俄则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反复权衡。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皆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中留下深深的印痕。斯大林纵横捭阖,蒋介石纵横捭阖,毛泽东只有率领工农红军穿越万水千山;既要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正是通过万里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炼狱,通过严酷的围堵、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无情的叛卖形成的地狱之火,使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从此真正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性号音。
作者: 风笑天主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 本系列教材编写的指导理念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教材建设。在编写中,加强从整体上学习、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并运用其研究成果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成人成才发展为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育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服务;从抓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干课程的教材建设做起逐步拓展、深化,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转化为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的规律;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教材特点,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时代课题,吸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新成果,在教材内容、编写体例、呈现方式上改革创新;打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师范性与非师范性的界限,增强教材的专业适应性。 为体现上述指导思想,并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规格考虑,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课程改革中,一是应把从整体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列为主干课,而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分门别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分别列入几个系列的选修课中,并认清专业课与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区别,而不是简单地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顶替专业课;二是将主要相关课程列入主干课,如“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三是将培养应用技能的主要课程列入主干课,如“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规划”、“中等学校德育学科教学论”等,以全面保证培养规格。
简介:2004年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党中央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中央理论工程的重要内容。在这里我想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出版之际,着重谈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正确态度,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研究。 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新实践,科学地、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忠实于经典著作的原意;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干部群众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目的,也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提出的根本要求。
作者: 查尔斯·E·布莱斯勒 Charles E.Bressler
简介:本书生动而详细地考察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重要批评流派,是进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入门书,其中主要涉及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读者导向批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非裔美国文学批评、酷儿理论和生态批评等。对于这些重要的“主义”或“流派”,作者既梳理得清晰,也分析得透彻,可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有助于读者学以致用并使其完善阐释方法,本书独辟蹊径,让所有流派的批评方法都围绕同一部小说《好小伙布朗》展开,呈现出文学批评的丰富潜能。书后附有德里达等人的五篇重要论文,与书中相关的理论方法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作为专业教材,本书可与国内的同类教材互补互动,让初学者登堂入室;作为专业论著,本书可拓宽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为研究者铺路搭桥。
作者: 姚顺良主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本丛书借鉴国外教材的先进经验,强调教材编写的严谨性。在原著类教材方面,分别设置了“教学目的与要求”、“历史背景”、“篇章结构”、“文本节选与注释”、“核心观点解读”、“阅读与思考”等栏目;在哲学史类教材方面,还增加了“基本内容及关键词”、“拓展讨论”、“进一步研究指南”等栏目。这种严谨的栏目设置,凸显了教材的标准化和严格性。本套丛书把本学科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教材之中,在原著类教材的篇目选择上侧重于选择其他教材容易忽视的篇章,通过这些新的原著框架,表达了对马哲和西马的独特理解。全套丛书版面形象生动,强调教材的可读性,并适时插入一些反映内容的图片和网络资源链接,增加了教材版面的活泼性、可读性。全套教材注重提升学生的国际化学术视野,在原著类教材中把关键词都标注相应的外文单词,在进一步阅读书目和思考题的设置上,充分注重当前国际学界相关前沿观点及代表作的选择,使学生在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时能有一个较宽广的学术背景。
作者: 埃德加?斯诺(美)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5月
简介: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西回来报道他的经历。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国民党是孙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所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创建于一九二一年,在国民革命中是国民党的主要盟友。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C.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