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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雷蒙德·墨菲 （Raymond Murphy）
简介：剑桥“英语在用”（English in Use）丛书是一套享誉全球的英语学习用书，自出版以来，全球销量已逾千万册。丛书专为非英语国家的学习者编写，结构明晰，形式简约，重点突出，注重实用。鉴于剑桥“英语在用”丛书在学习者中的良好口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引进了这套丛书的词汇、语法系列的修订新版，以及短语、习语等系列。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这套高品质的学习用书，真正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剑桥中级英语语法（第四版中文版）》属于该丛书的语法系列，适合中级及中高级英语学习者学习。全书共包括145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两页，左页是对语法项目的讲解和例句，右页是相应的练习。每个单元讲解一个特定的语法项目，个别较难的语法项目用两个或更多单元讲解。书后附有练习答案。
作者： 朱迪·斯特劳斯(Judy Strauss)， 阿德尔·埃尔-安萨瑞(Adel El-Ansary)， 雷蒙德·弗罗斯特(Raymond Frost)著;时启亮，金玲慧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系统介绍了互联网及其他信息技术背景下的营销，详细阐述了这些信息技术对传统营销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这些影响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和新的商业模式。 本书具有如下特色： ●从战略的眼光看问题——在介绍网络营销的时候，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一个个观点和技术，而是在营销领域的大环境中，讨论各种理论和观点。每一章中部编辑了关系图，说明这一章的内容与其他各章之间的联系。为帮助读者学习，每一章中都叙述了相关的营销学原理。 ●捕捉网络营销新话题——介绍了绩效考核指标和竞争性经营战略，因为它们既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收入，又能够提高客户价值。 ●放眼全球——作者研究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企业开展网络营销的实际状况和市场的发展，既有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有新兴经济体网络经营的发展情况。 ●认识技术——作者坚信，企业应该学习一些互联网技术，因为这是绝大多数经营者的薄弱环节。虽然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厂商都为网络营销去自己建设一台服务器，但是了解一些原理及其发挥的作用，有助于精明的厂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 ●配套网站www．prenhall.com/strauss——这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站上有许多关于网络营销课程设计和课程讲授的信息，教师可以利用。
作者： 段炼， 张健， 王延郁著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简介：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奥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她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华美，越来越绚烂…… 但感动我们的，除了那些绚烂，更多的还是她的质朴，她的纯真，和她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芒。 坚持打动着我们——当看到阿赫瓦里拖着流血的伤腿跑完42．195公里。 深情打动着我们——当听到老雷蒙德对儿子说：“既然我们一起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结束。” 友谊打动着我们——当欧文斯表示：“即使溶化我所有的金牌和奖杯，也难以熔铸一个像24K纯金那样纯洁的友谊。” 愤怒也可以打动着我们——当阿里把一枚从不离身的奥运金牌扔进湍急的河水。 所有这一切——打动我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是人性的美好，是奥林匹克的精神。穿越铅字，穿越图像，穿越记忆，当人们追寻百年奥运的足迹，其实我们是在追寻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向往…… 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
简介：本书由法国广播电视教育台和法国文献中心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片。这些电视片的表现形式是访谈，由巴黎一名中学教师采访福柯、雷蒙·阿隆等著名大师。本系列包括：《哲学与哲学史》、《哲学与社会学》、《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真理》、《康德伦理学的现时性》。
作者： 雷蒙德·穆迪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这是一本探讨死亡与濒死体验的智慧之书。作者听到一位精神病学家讲述自己“死”而
复生所经历的奇特事件，又在大学讲授柏拉图“灵魂不朽”专题时听很多学生讲起类似的故事，大感震惊，遂投入到对该现象的研究中。在本书中，作者直接或间接采访了150名有上述经历者，总结出15个共同元素，首次提出了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NDE）的概念。另外，作者还将其与人类历史上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要哲学论述加以比较，并列举心理学、自然科学对该现象的解释，逻辑清晰，说理翔实，大大增加了本书的科学性与哲学内涵，引人深思。
本书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并开启了全世界科学家对濒死体验的研究热潮。虽然刚开
始很多医学界人士对其冷嘲热讽，但现在科学已经站在了穆迪博士这一边。三十多年过去了，本书仍然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数千万册，实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全书文字生动优美而富有哲理，读后不但能让大家对死亡重新思考，也更加珍惜现有的生命。
作者： 约翰·R·麦克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人类自从400万年前出现之后，便不断改变着地球环境。到了20世纪，在这世界环境史上相当挥霍而奇特的100年里，我们改变生态系统的程度、规模与速度均为人类史上首见。许多足以造成生态变迁的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出现：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大幅增加、经济快速增长，与之相伴的，当然还有亚马孙雨林的退化、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伦敦的空气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
20世纪环境变迁的规模与强度之大，使得许多在过去1000年里仅限于地方性的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使得未来社会与生态的关系成为人类再也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圣经》有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巨变的20世纪，这句话早已过时，太阳底下发生了太多新鲜事。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是综观20世纪世界环境变迁的史学力作，荣获美国世界史协会2001年度*图书奖及森林学会图书奖。《泰晤士报》将本书评为“优秀卓越的科学作品”，英国近现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盛赞本书是他“今年读过的极具原创性的历史佳作”，大历史学派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称它是“历史学家明确宣称20世纪是全新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人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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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城邦之见识丛书
《时间地图：大历史，*0亿年前至今》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的年代：1914—1991》
《瘟疫与人》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19*，一战前的世界》
《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
《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科学的发明：科学革命新史》
《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
《无义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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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中国读者/约翰•R. 麦克尼尔
推荐序/保罗•肯尼迪
作者序
致谢
序曲：一个挥霍世纪的怪象
*部星球运行的律动
第1 章岩石圈与土壤圈：地壳
第2 章大气圈：都会的故事
第3 章大气圈：区域性与全球性的历史
第4 章水文圈：水源使用与污染的历史
第5 章水文圈：耗竭、水坝与分流
第6 章生物圈：捕食与被捕食
第7 章生物圈：森林、鱼类与人类入侵
第二部推动变迁的动力
第8 章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城市
第9 章燃料、工具与经济学
第10 章观念与政治
尾声：未来该何去何从？
注释
参考书目
【免费在线读】
作者序／约翰•R.麦克尼尔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
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圣经•传道书》*章第9 至11 节
《圣经•传道书》的章节多半来自古人的实用智慧。但时至今日，上面这段话已显过时。太阳底下的确存在着新鲜事。与《传道书》完成时的公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纪一样，现今人类生活中仍充斥着邪恶与徒劳无功，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至少从这方面来看，人类必须切记现代还是与过去有所不同。
老鼠、鲨鱼及历史
本书是一部环境变革的历史，也是专为环境变革史所写，讲述的是20 世纪全球环境的变迁，以及与人类相关的起因与后果。希望通过接下来的篇幅，说服读者接受下列几个相关论点。*，无论就环境变迁的强度及人为因素的集中程度来说，20 世纪都超乎寻常。第
二，这种生态的独特性，其实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知识的偏好与模式下超乎预期的结果。第三，我们的思想、行为、生产及消费模式乃因应现今环境而生，也就是为了适应现在的气候与全球生物地球化学（biogeochemistry）、20 世纪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日益快速增长的经济等现象。第四，如果环境产生变迁，表示这些偏好与模式适应性不足。*后一个论点与未来有关，但既然本书以历史为主，在此我就不深入追踪。我还希望借由讨论上述主题说服读者，地球的现代生态史和人类社会经济史必须并列讨论才有意义。
我认为这些论点相当有趣，因为这暗示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正不知不觉地在进化方面走了一步险棋。就生物进化的长期过程来看，*的生存策略就是适应、追求各种维生之道，并使适应力*化。这是因为对于有些物种而言，不论它们适应特定环境的能力有多强，终究还是会出现一些足以灭种的意外、冲击和重大灾害。如果一个物种能度过足以灭绝其他竞争对手的周期性冲击而生存下来，就等于在进化上大获全胜：因为有充足的开放生态区位（niche）空间供其栖息。对这类优势物种当中的个体来说，能够度过周期性冲击并生存下来，就代表有更多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让它们在空间与时间中散布自己的基因足迹（genetic footprint）。长远来看，人类已凭借其适应力，在生物层面享有极大优势。部分品种的老鼠亦然。
适应力并非在进化上取得优势的*策略。另一策略是尽可能去适应现有环境。如果环境稳定的话，这种策略能维持一段时间。考拉只吃桉树叶，熊猫只吃竹子。这两种动物都追求特殊化，只要有充足的桉树与竹子就好。两亿年来鲨鱼面对大型海洋生物的猎捕、杀戮及食用，仍适应得很好，正是因为尽管海洋历经许多重大变化，还是能充足供应鲨鱼所需的食物。
老鼠与鲨鱼的策略，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约略）类似的情况。数千年来，文化演进塑造人类事务的程度，更甚于生物演进。就像老鼠和鲨鱼，人类社会也在不经意中追求适应力或高度适应的生存策略。例如在法老时期的埃及、封建时期的欧洲或中国历代皇朝，对当时生态（或其他）环境的细腻适应力，成了稳定（请勿与和平混淆）社会秩序的基础。当环境持续不变，这些社会就能持续繁荣，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也因为成功而面临更严重的危机。只有在治理条件维持不变的状况下，才能借由不断微调去适应环境（也就是鲨鱼的策略）而维持优势。成功往往容易成为守旧、习以为常与僵化。但这样的策略并不是不好：它还是可以运作数世纪之久。或者说在以往可能持续运作，因为当时人类还缺乏破坏全球生态的能力。
到了20 世纪，全球生态日趋不稳并因此越来越适合老鼠生存，因而人类社会常须采用鲨鱼策略。我们在不断变迁的环境中极力适应。大约有1/4 的人类，因稳定气候、廉价能源与水源、快速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等条件，而得以享受完全可预见的生活方式。其余绝大多数的人，则只能向往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也同样建构在相同的前提上。
这些前提并非不堪一击，但也仅止于暂时。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一万年来地球气候一度少有变化；不过现在却正快速变迁。约始于1820 年的化石燃料时代，廉价能源为其特色之一。除了少数特例，造福众人的廉价水源主要可回溯至19 世纪。从18 世纪中叶起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则约始于19 世纪70 年代。仰赖这些环境条件继续存在，其实是个相当有趣的赌注。在整个20 世纪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场赌注。这并不是一场愚蠢的赌局。当国家与社会必须在高度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寻求自保，当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寻求利润与权力，当个体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寻求地位与财富，这场赌局确实相当吸引人。只要眼前的状况持续，持反对意见的人就会失败。所以你不认为这场赌局你会输，除非你眼光够远，或认为现今的环境很快就会改变。而让这场赌局更加有趣的是，现今环境变迁的概率增加，正由于20 世纪人类的所作所为。
两种让人类在生态方面获致长期成就的特质，即适应力与聪明的头脑，让人类在近代建立起以化石燃料为根基的文明，而这种文明对生态极具破坏性，不但注定带来意外的结果与冲击，而且它所带动的变迁只有利于适应力强、头脑聪明者。人类在这场变迁中茁壮、繁衍的速度更甚以往。我们创造了一场永无止境的生态知觉障碍机制，有如对其他较弱势物种发动了一场全球性阴谋。但我们其实没有这么聪明。这种永无止境的知觉障碍机制，是人类不知不觉中进行社会进化过程中，数不清的野心行动与各种努力下意外产生的副产品。
在撼动全球生态以利自身繁衍的同时，人类也根据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环境来建构社会。举例来说，现代美国就是建构在廉价能源的基础上。这个策略其实不差：20 世纪大部分时间能源确实相当廉价，而美国就跟其他社会一样完全且成功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但这样的成功也意味着，一旦环境改变，任何调整只会更加艰难。尽管美国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特别有弹性的社会，就生态而言却是一条鲨鱼。许多具有影响力与权势的美国人已意识到这点，因此着手打造足以维持廉价能源的内政外交政策。看1991 年的海湾战争就知道了。
人类的生物优势或许并未面临严重风险。从物种的角度而言，我们比较接近老鼠而非鲨鱼。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秩序才是许多社会的风险所在。只要我们持续造成严重的生态干扰，严重的社会紧张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命运（而这种生态干扰与社会紧张都是现代常见的现象）。就这样，地球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紧紧联结，且现今程度尤甚以往，两者缺一均难以理解。
一个历史学家的自白
本书讨论的是人类与环境，而非那些非人为造成或不论起因为何都不可能影响人类事务的生态变化。希望所有想要了解完整的历史背景，以及想从历史脉络来了解环境变迁的人，都会对本书产生兴趣。所有史学家在写作时都有自己的观点与偏见，而这就是我的观点与偏见，本书是以人类为中心。据说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班奇利曾用鱼的观点，以大西洋鳕鱼业为题写作。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出版过《从花的观点看罗马革命》一书，书中的植物主角还会说话。从旅鼠或青苔的观点来写20 世纪的世界环境史，可能会很有趣，但我的想象力不及于此。本书还会略去许多生态变迁，纯粹因为它们与人类历史关联不大。
历史学家主要是对变迁感兴趣。本书将聚焦于出现大规模变迁的时间与空间，省略掉许多持续发生的案例。一望无际的南极冰层、毛里塔尼亚沙漠、加拿大冻原、太平洋深不见底的水域，百年来其实并无太大改变。我对这些案例着墨不多，而会多讨论印度尼西亚的森林与伦敦的空气质量。这意味着我在环境变迁案例的选择上有很严重的偏颇。研究工业革命或班图人大迁徙的历史学家亦是如此：变迁通常要比长期现象更加吸引人。
现代有关环境的著作，通常会以好坏来评价变迁，却鲜少透露评断的标准。在许多案例中，我将避免以此方式评断，因为环境变迁往往有利于某些人却对其他人有害，对有些物种有益却对其他物种有害。我将尽可能解释某种发展对哪些人（或事物）有害，又对哪些人（或事物）有益。如果它终究不利于所有生命形态，我将放弃所有努力，以超凡的客观态度将之定义为退化、掠夺、毁灭之类的行为。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的盐化就是一种退化。读者可以自行思考，美国森林遭到砍伐的现象是好是坏？也希望读者能思考：这好坏又是针对谁的标准而定？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取决于以谁的利益为主（巴西农场主人、农民、橡胶采集工、美国印第安人等）、如何评价砍伐森林在全球大气变迁中的角色，还有对全球变暖前景的看法、对亚马孙地区生命形态逐渐灭绝的重视程度、它们的基因信息及其在周遭生态圈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得看牵涉到多少亚马孙区域、森林砍伐的速度，以及土地使用模式与相关生态系统。这些都是决定答案的因素，而且还不止于此。在这样复杂的状况下，我将尝试勾勒出环境变迁的冲击，但也让读者自行判断到底是好是坏，是进步抑或退化。对那些不喜欢把问题复杂化、偏好简单道德标准的人而言，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对那些喜欢用金钱这种简单量化方式的人而言，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对那些不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本书特别令人感到失望。希望经过这番筛选，还会有许多读者愿意继续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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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会的故事
1900 年之前的空气污染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制造的空气污染只能算是些许尘埃。接着在50 万年前人类驾驭了火，点亮了地球景观，也将其他气体释放到大气层中。尽管我们对火如此投入，但对大气的影响仍然有限。大气仍由千万亿微生物稳定的作用及偶尔出现的大规模火山爆发等自然过程所支配。
当人类占据洞穴，开始燃烧薪柴取暖煮食，室内污染就此开始。几千年前人类居住过的洞穴，壁面都因烟雾堆积而染色，当时穴居人应该因为暴露在烟雾中而饱受肺部与眼部疾病困扰。旧石器时代木乃伊的共通点就是染黑的肺部。人类开始建造住所后，通常还是无法解决通风问题，（或许是因为要驱赶蚊虫）只好住在一片室内烟雾中。
当时一些因污染所造成的健康影响，数千年后仍如影随形。
只有城市会造成后果严重的户外空气污染。早期的城市和现代一样，会因为腐烂的肉类、食物和粪便而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被臭味笼罩的城市因为无法清理这些令人不快的气味源头，可能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古埃及文献记载了一个实例：赫尔墨波利斯（Hermopolis）的居民因为受不了城内的气味，宁愿向围城的努比亚（Nubia）人投降。古代的都市烟雾甚至染黑了大理石，不但让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这样的古典作家们抓狂，古代犹太人也因此制定大量相关法律。初期空气污染史乃以烟雾和煤烟为主，而非微量气体。
古代冶金术带来了新的污染物，其中有些会在海洋与各大陆之间漂浮，这是区域性污染的首例。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区，采矿与冶金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色诺芬和卢克莱修的说法，来自阿提卡地区银矿的有毒气体损害了人类健康。[8] 铜与铅是主要的金属污染物。在罗马时期，瑞典、瑞士的沼泽以及格陵兰的冰核（ice core）都有可观的铅沉积物，约为背景比较值的10 倍。检验格陵兰的冰层后发现，工业革命前铜排放到大气层中的有毒气体数量曾两度上扬，一次是古地中海区引进钱币铸造之后，另一次则是中国宋朝年间（960—1279）经济市场化加强导致铜产量飙升。低效率的冶金技术，会让高达15% 的溶解铜有毒气体进入空气中。尽管当时铜产量不到现代水平的1％，罗马与宋朝时代铜的有毒气体总排放量，约为20 世纪90 年代的1/10。区域性（其实占了地球一半）的空气污染约有2500 年的历史，至少就铜的有毒气体排放量而言，1875 年以前的严重程度均不亚于古
罗马与宋朝时代。都市的空气污染随都市规模与人口密度而有所不同，端看当地的工业活动，特别是燃料的使用。由于公元1000 年后中国、地中海盆地及西非加速都市化，大量人口居住在烟雾与煤烟当中。哲学家兼物理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曾游历从科尔多瓦（Córdoba）到开罗等诸多城市，他发现都会的空气“停滞、污浊、厚重且雾茫茫”，并且认为这会使都市居民“理解力迟钝、智力不足及记忆缺陷”。
运输不便也限制了都会空气污染的程度：大部分需要燃烧的工业，例如瓷砖、玻璃、陶器、砖窑与冶铁，都设立在靠近森林的地方，因为大量运输燃料通常代价昂贵。因此大部分的工业污染只会弄脏人迹罕至地区的空气。海港城市有时会出现例外，因为可通过船只以更低廉的价格运送木材或木炭。因此，威尼斯才能靠外地的木料供给，长期维持玻璃制造工业。中国的城市也曾因为水路运输系统发达而经历过严重污染，例如宋朝的首都开封。但多数都会空气污染主要源自粪便或木头等家用燃料，有时还有无烟的木炭。
缺乏薪柴的海港城市，可改用煤炭作为家用燃料。13 世纪的伦敦就少量改用煤炭，16 世纪比例更高，将当地的空气污染史带入新的一页。家用煤炭让17 世纪的伦敦空气一片煤烟，好似人间地狱，天色雾蒙蒙有如身处火山中—致命的烟雾侵蚀铁，损害所有会活动的物体，
所到之处都覆盖上煤烟；损害居民肺部其致命程度之深，几乎没人能逃过咳嗽与肺病之苦。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炉床及烟囱数量增加，伦敦的空气质量仍然未见好转。英国诗人雪莱记录了这个有如炼狱的景象：
伦敦有如地狱，
一个人口稠密又烟雾弥漫的城市。
同时期的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也不喜欢伦敦的空气，因而在1808 年的诗作中将之描述成“沼泽雾气、炊烟、煤烟和碎马粪的混合物”。
1780 年后煤炭崛起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污染的天空开始在英国其他地区萌芽，*后甚至向外扩大。1870 年英国约有10 万台以煤发动的蒸汽机，不断喷出烟雾及二氧化硫。英格兰中部成了著名的“黑乡”（Black Country ）。韦尔斯的斯旺西（Swansea）谷区铜冶炼工业产生的酸雨，破坏了植物生态。居民也深受其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有将近1/4 的人口死亡与肺部疾病有关，大部分为支气管炎与肺结核，而这些疾病多半因为以微粒为主的空气污染而加剧，有时正是因为空气污染而染病。空气污染在维多利亚时代夺去英国人性命的数量，粗估约为20 世纪90 年代全球平均数字的4～7 倍。
1900年以来的空气污染
20 世纪空气污染史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现代空气污染诸多原因当中，*重要的当属燃烧化石燃料。在1900 年，空气污染多由燃烧煤炭所造成，让天空中充满了烟雾、煤烟、二氧化硫与各种气味难闻的物质。煤造成的污染来自工厂烟囱及家用烟囱。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汽车尾气管挑战了工厂烟囱及家用烟囱的地位，到了1990 年，道路交通已成为“全球*的单一空气污染来源”。污染的历史与工业化及汽车普及的历史亦步亦趋。
以燃煤为主的工业化从英国开始向外扩张，也随之带来空气污染。19 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并以钢、铁及化学物为主，还有取之不尽的煤炭。烟囱工业在欧洲成功崛起，其中尤以比利时与德国*盛；美国则有宾夕法尼亚州及俄亥俄州；沙皇时代的俄国以乌克兰为*；日本则为大阪附近。1800—1920 年间，以燃煤为主的工业也在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面积较小的孤立地区开始发展。20 世纪10 年代和20 年代，北美与欧洲城市开始出现靠燃煤发电的输电网。在这些地方，烟雾、煤烟和二氧化硫笼罩了工业地区。
许多人对此表示反感，尤其是负责操持家务和清洗床单的女性，但随着空气污染带来的繁荣景气，即便引发反对声浪还是相当值得。
匹兹堡地方政府要员及产业工会会员、德国工业领袖，还有俄国大臣，都认为不断冒烟的工业烟囱是进步、繁荣与权力的象征。正如芝加哥商人伦德在1892 年所言：“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这在我看来很美。它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日本*个大型钢铁城八幡，也在市歌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滚滚烟雾弥漫天际
我们的钢铁厂，雄伟无人能比
八幡啊八幡，我们的城市！
以燃煤为主的工业化脚步，一直持续到1920 年。这股趋势在欧洲及北美继续发展，但其他地方的成长更快。1929 年之后苏联实施*个五年计划，工业化因此以惊人速度迈进。斯大林巩固对东欧的掌控之后（1946—1948 年），高度能源与污染密集的苏维埃式工业，在1948 年到大约1970 年间扩散至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同时也将触角伸至西伯利亚领土。日本约在1950 年再度展开工业化，虽对石油依赖加深，但仍以煤为主。20 世纪60 年代与70 年代，钢铁、造船、化学及其他高耗能的产业也在东亚其他地方崛起，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以及1978 年后的中国大陆。在1980 年前，上述地区可以说完全不重视空气污染管制。
家用炉床及鼓风炉也都烧煤。随着都市人口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运输方便的燃料来取暖及煮食。都会家庭因为住处不易取得薪柴而选择燃煤，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步上伦敦的后尘，以煤炭作为主要的家用燃料。西欧与北美东部城市也在1850 年后开始转向煤炭。1890 年后则轮到中国与美国中西部城市。家用炉床通常燃烧效率极差，不但烟囱中有大量煤烟与烟雾，也会排放到安装有暖气的房屋里面。同时在工业与家用上使用煤炭，造就了污染严重的煤炭城市，比如伦敦、匹兹堡及大阪。
20 世纪地方及区域空气污染背后第二只主要推手就是汽车。尾气管排放出各种污染物，其中有些会与阳光作用产生烟雾，有些则会使酸雨加剧，1921 年之后甚至产生铅。[25] 汽车普及的过程中曾三度出现铅数量大幅上扬。*次发生在20 世纪20 年代的美国，当时由于装配生产线的新科技，让数百万美国人买得起汽车。一直到1950 年，美国开车人口仍占全球半数以上。汽车也在西欧变得相当普遍（1950—1975）。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汽车普及化则仍在进行当中（1960 年迄今）。
1997 年中国仅有200 万辆汽车。全球机动车总数量在1910 年不到100 万，在1930 年达到约5000 万，到了1955 年便超越了1 亿辆，1985 年更达到5 亿辆。1995 年全球共有7.77 亿辆小汽车、卡车及摩托车。
除此之外，人们开车的次数也日渐增加。在美国，汽车行驶总里程数在1950—1990 年间增长4 倍（达1.9 万亿英里）。所幸20 世纪70 年代汽车燃料效率提升，新科技也有助于降低尾气的排放量。一氧化碳与铅的排放量大幅下降。但汽车仍继续排放其他污染物，举例来说，大气中多出的二氧化碳中即有5% 来自汽车。
20 世纪工业化与汽车普及快速发展，空气污染总量却可能没有同步恶化。特别是在1945—1980 年间，许多城市大幅改善了空气质量。这其中有三重原因：经济、政治与地理。
首先是经济因素。1920 年后全球燃料组合变得比较干净。石油在许多应用面均取代煤炭（以英联邦皇家海军为其中首项大宗），而这股风潮始于1910 年，到1950 年后更是明显。这主要源于价格因素：美洲与中东开发出大型油气田，加上油管与超大油轮等基础建设，价格在1945—1973 年间开始下滑。至于家用暖气、发电等其他用途，石油与天然气也取代了煤炭。另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是水力发电、核能等其他形式的商用能源崛起，进一步降低了煤炭的重要性。这股因为价格而带动燃料价格下滑的趋势，降低了来自工厂及家用烟囱的污染物，但并没有减少来自汽车尾气管的废气。
其次，污染在政治上所引发的反弹也收到效果。公民针对工业污染所发动的零星抗议是全球各地工业化的一部分，但在20 世纪40 年代以前，这对减少污染成效不大。圣路易市在1940 年成为*个成功采用降低空气污染政策与技术的城市，这一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普及。政治压力主要通过立法与新科技抑制了污染，而这股风潮主要发生在1966 年后的美国、1970 年以后的西欧与日本、1980 年以后的韩国，还有1990 年之后的东欧。通过政治减少空气污染，影响的范围包括工业烟囱、家用烟囱及汽车尾气管。
*后，地理方面的变化也减少了污染对人类的影响，甚至减少了污染总量。长久以来集中在少数邻近煤矿与铁矿地区［例如美国宾州西部或德国鲁尔（Ruhr）地区］的能源密集产业，在1960 年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除此之外，这些产业开始从城市外迁至工业区或
“绿化区”（greenfield），这样污染所能影响的人数较少。当然，迁厂并不能降低整体污染水平，而且会对过去污染所未及的生态产生危害。只有从人类、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才会觉得污染降低了。经济、政治及地理的变革结合之下，为空气污染这片乌云带来了一丝希望。
某些案例降低铅排放的成效相当惊人。1921 年，化学工程师托马斯•米奇利（Thomas Midgley ，第3 章将有更详细的介绍）发现把铅加入汽油能提高燃烧效率，防止发动机敲缸。两年后，被*家销售商称为“上帝的礼物”的含铅汽油在俄亥俄州达顿（Dayton）上市。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汽车大约消耗了25 万亿兆公升（约合6 万亿加仑）的含铅汽油，其中1/3 出自美国。尽管1920 年起舆论表示关心，政府也开始调查，但通用汽车与杜邦［DuPont，旗下合资子公司生产四乙铅（tetraethyl lead）］仍设法阻挠，因此美国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才针对汽油添加铅制定法规。但医学研究早就显示，多数美国人血液铅含量升高，而且这些铅都是来自汽油。类似的发现引发苏联在1967 年于大都市禁止含铅汽油，对苏联来说是少见在环保方面领先全球的做法。1970 年美国下令，1975 年前加油站必须出售低铅汽油。日本企业率先针对美国这项法令而调整业务，从1972 年起将汽车发动机改为适用低铅汽油。日本在1987 年禁止含铅汽油。因为相关制造商提出诉讼而延误，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期才渐渐禁用含铅汽油。西欧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也遵循此一做法，其他国家则要到20 世纪90 年代。
1977—1994 年间，美国空气中的铅浓度减少了大约95%。通过检验很快就发现美国儿童血液中铅浓度大幅降低。历来测得*的空气中铅浓度并非来自美国，而是20 世纪80 年代的曼谷、雅加达与墨西哥市。非洲与中国因为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仍在使用含铅汽油，都市儿童血液中铅浓度足以造成各种健康问题。全球大气中铅污染浓度下降的速度，则落后于美国及日本。
1945 年后，富国大幅降低了都会中的煤炭烟雾、煤烟和灰尘；1975 年后，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与部分其他污染物也都适度减少。这是因为从用煤转为使用石油（约在1920—1970 年），以及节能防污等相关法规（主要在1970 年之后）。20 世纪初期在苏格兰工业之都格拉斯哥，污染烟雾严重时报社编辑甚至必须为讣闻版预留版面。直到1950 年，格拉斯哥人每年仍吸入大约两磅的煤烟。但到了1990 年，格拉斯哥已将黑烟、煤烟与二氧化硫污染降低了70%～95%，几个其他煤炭城市也创下类似佳绩。虽是一大成就，这一线曙光仍只局限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大洋洲及日本等地20 个富国，只占全人类的1/8。
测量污染的方法充满地雷。忽略重要的警告，我估计20 世纪90 年代全球地方与区域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约为1900 年的5 倍。在西方与日本，20 世纪60 年代末期之后空气污染水平开始下降（黑烟则于20 世纪40 年代之后）。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些国家是全球空气污染的大宗，1950 年之后则改为东欧，1970 年之后是东亚及比重较低的拉丁美洲，因此20 世纪末全球空气污染仍持续加重。表2.3 包含了这项粗略估计所根据的部分数据。
煤炭城市
有两个极度依赖煤炭的城市后来戒掉了这种燃料，就是一度被称为“雾都”（Big Smoke）的伦敦，以及绰号“烟雾之城”（Smoke City）的匹兹堡。
伦敦空气污染的历史极长，甚至可回溯到13 世纪燃煤首度在伦敦家庭间普及。伦敦向来以雾著名，一部分就是因为燃煤烟尘所造成。1952 年12 月4—10 日的一周期间，伦敦发生了全球纪录中*严重的空气污染灾难，造成4000 人提早死亡。图为河岸街（the Strand）街景，中午时分即为硫黄烟雾垄罩。几年之内，伦敦大部分燃料都改为石油
伦敦
伦敦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全球*的城市（1900 年人口660 万），这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大都会里有数十万个烟囱、数千台蒸汽机，全部都烧煤炭。当时无人仔细监控空气污染，但从伦敦降雾（污染为部分原因）的频率来判断，1870—1900 年的空气质量应该是*恶劣的。
1873 年的一场雾让人看不清前方路面，有些人因此误坠泰晤士河。这一期间有几千人因伦敦的雾而早逝，仅1879—1880 年间冬天就有约3000 人，大多是因为肺部状况恶化。虽然1892—1948 年间并无因降雾致死的记录，但1909 年格拉斯哥却有一场雾造成1063 人死亡，此外1930 年比利时列日附近河谷，则在数日内有70～100 人死于严重污染。减少黑烟的行动在伦敦有所进展，直到1950 年都一直是反污染行动的焦点。伦敦都会区不断扩张，加上工业燃烧效率提高，均有助于分散及控制污染。但改革者不去碰触燃煤的家用炉床，因为它对于1950 年前英国人的重要性，就好比汽车之于现代美国人。1945 年，部分政府机关试图趁战后伦敦重建之际，建构一个无烟城市，乔治•奥威尔却以热切的形容词为炭火辩护，说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1952 年12 月4—10 日一场大雾夺走伦敦4000人性命，煤炭这种燃料因此步入绝路。严寒气候加上空气停滞，有上百万烟囱的黑烟盘绕在伦敦街道上方达一周之久，能见度几乎等于零。连健康的人都呼吸不顺，肺部有病的人常感觉命在旦夕。在20 世纪，只有1918 年一场流感疫情带走的人命数量可堪比拟。公众的抗议引发政府调查，*后造就了1956 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大力规范家用煤炭黑烟。这使伦敦逐渐转向瓦斯与电热。伦敦断了对煤炭的依赖后，1956 年以后几乎没有黑烟问题。当地的硫排放尽管到1972 年才加以规范，也降低了90%（1962—1988 年），主要是因为改用其他燃料。20 世纪60 年代后，伦敦空气质量受到汽车尾气的影响远超过烟囱排放。
讽刺的是，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后变得干净的空气，使得更多阳光能够射进城市街道，与汽车尾气排放交互作用后形成光化学烟雾。伦敦人对开车权利的感情，不亚于奥威尔对煤炭炉火的感情。
匹兹堡
1850—1900 年间，美国许多城市根据煤炭来打造能源系统。圣路易及芝加哥利用南伊利诺伊州的烟煤（bituminous coal ），匹兹堡及辛辛那提则仰赖宾州西部矿藏。这些城市都有污染问题，自1868 年起便开始制定降低烟雾法令。但这些措施仍无法满足需要，1940 年以前每个地方仍为烟雾及硫污染所苦。1861 年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 ）在其短篇小说《炼铁厂人生》（Life in the Iron-Mills）一开头便写道：
阴暗多云的一天：你知道炼铁城市是什么样子吗？天还没亮天空就往下沉，污浊、无力且纹丝不动。这座城的特色就是黑烟。它会突然从炼铁厂的大型烟囱中缓缓冒出，然后落在泥泞街道上黑漆漆、黏糊糊的水坑中。码头上的黑烟、小艇上的黑烟、黄色河水中的黑烟，房屋门面、两株凋零的白杨木，还有过往行人的脸上，都黏着一层油腻的煤烟。
这段描述反映了戴维丝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Wheeling）所度过的年轻岁月。1919 年记者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 ）这样描述芝加哥：“充满煤烟的天空不断下沉。天空就像一块污渍：空气中满是流动的油脂与黑烟。这片脏污的落尘覆盖了草原，像黑色的降雪，一场不停息的风暴。”惠灵、芝加哥，还有其间众多工业城市，数十年间都因为煤炭黑烟而窒息。匹兹堡则是其中*严重者。
匹兹堡在1758 年首度采用煤炭，当时它只是英国人在美洲殖民地屯垦区边缘的一个小型要塞。丰沛的煤炭供给让人舍木材而选择煤炭。南北战争结束时（1865 年），美国有半数的玻璃与四成的铁来自匹兹堡地区的阿列格尼（Allegheny）。1866 年有人造访当地看到黑烟后，形容这个拥有10 万人口的城市是“一个掀了盖的地狱”。接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降临匹兹堡，钢铁业也就此起飞。1884 年，这座人口30 万的城市共耗掉300 万吨的煤，相当于全国的5%。1887—1891 年的四年间，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天然气一度使得匹兹堡煤用量下降，当地天空也干净起来。但天然气供给用罄后再度恢复用煤，钢铁业兴盛的匹兹堡也随之扩张，黑烟再度死灰复燃。即使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这个因经营燃煤钢铁厂而成为全球*富豪的人，也曾在1898 年抱怨黑烟。降低黑烟的法令效果不彰。从19 世纪90 年代到20 世纪40 年代初，匹兹堡成了一座加盖密封的地狱。
对于匹兹堡的空气而言，战争同时是地狱也是救赎。1940 年及1941 年，在军方命令下钢铁产量大增，而且不论老旧或效率太低，所有堪用设备均须上阵，一开始便让匹兹堡的黑烟与污染问题雪上加霜。但1940 年圣路易在工程师、市民及政府通力合作下制定出有效黑烟防制法的前例，匹兹堡也起而仿效。[41]1941 年底当地通过类似法令。战争期间暂停实施，在煤炭利益团体、矿工联合会和铁路业者的反对下，法令仍于1946 年从工厂开始实施，1947 年则扩及家庭。匹兹堡改用比较干净的无烟煤、石油及以管道自德州输入的天然气。蒸汽火车头与内河船只也都改用电力或柴油。到了1953 年，匹兹堡的空气比南北战争后任何时期都要干净，可能除了1887 年与1891 年以外。20 世纪50 年代与60 年代，匹兹堡的空气因为严格法令及更有效率的燃料使用而持续改善。接着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过后钢铁业垮台，造成工厂关闭且人口下滑，而匹兹堡也不再是*的制造业重镇，因此空气越来越干净。1985 年，有份周刊还评定匹兹堡为美国*宜居的城市。
伦敦与匹兹堡都经历过1900 年或1930 年当时居民所无法想象的转型。两者的转变约发生在同期，部分出于巧合但并不尽然。两地的转型都必须有替代燃料，这样才能造就清洁的能源系统而无须在经济上有所牺牲。转变过程中当然有人受害—煤炭货运工、烟囱清洁工、
洗衣业者，却也造福了油管安装工人、电工及电器销售员。都会能源正如伦敦、匹兹堡和其他工业城市，纽约直到1949 年仍在使用煤炭，市内有数千座家用与工业用烟囱。图为帝国大厦顶楼东南方的景观。1970 年纽约也追随圣路易和匹兹堡，开始停止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纽约人的呼吸也较为顺畅。系统发生如此变革的数十年后，煤炭工业仍在英国与美国宾州存活了下来。两地都是因为分散化有利转型，也就是汽车普及后人口移至郊区。尽管整个集合城市区域并未大幅改变，但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渐渐流失：伦敦人口高峰出现在1940 年，匹兹堡则于1950 年达到高点。美国与西欧数十个煤炭城市都依循着类似模式，数千万都市居民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善。
烟雾城市
“烟雾”（Smog）是在1905 年由伦敦一名医生首创的名词，指黑烟（smoke）加上雾（fog），后来泛指任何由污染所引起的霾害，特别是阳光与氧化氮或碳氢化合物的交互作用。（我将以此限定意义使用此一名词）。这些污染物，也就是烟雾的前身，主要来自汽车尾气。但它们也可能来自燃烧生物量或工业燃烧。在阳光下这可能产生臭氧，也就是烟雾中*麻烦的成分。烟雾会造成人类眼部不适及肺部问题，也会损害植物。
地理因素对烟雾的形成也相当重要。它只会在日照充裕的地方产生，如有地形与风向配合使得污染物无法扩散，则情况更为严重。因此，阳光充足且四周有山的盆地城市*容易产生烟雾。墨西哥市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其次为只符合地理标准的圣地亚哥、洛杉矶、雅典、
德黑兰、成都和首尔。
洛杉矶
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photochemical smog），让人类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严重烟雾被误认为是日本发动的毒气攻击；不久之后，烟雾成了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小说等洛杉矶文学中经常出现的特色。自此之后，这就成了南加州*热门的申诉原因及政治议题。
当地的地形与历史共同造就了这个问题。洛杉矶是一块小型的海岸平原，三面环山。这里每天都有海风吹拂，常会将前一天的污染吹回市区内，且经常出现逆温现象（thermal inversion ），让污染无法向高空扩散。如果不是化石燃料时代廉价能源的特色，美国西南部就不会出现大都市或烟雾的问题。廉价的能源及水源，让大洛杉矶地区人口从1900 年的10 万增至1930 年的140 万，1960 年又上升至600 万。建设于1920 年后的美国城市，都是因为汽车大量普及而兴起，其中尤以占地广大、公路密布的洛杉矶为甚。20 世纪40 年代，洛杉矶就像其他几个美国城市，开始拆除大众火车系统好让位给汽车。洛杉矶的汽车数量在
1950—1990 年间增加了4 倍（达1100 万辆）。洛杉矶这个为了汽车而打造的城市，成了*适合制造烟雾的场地。
烟雾在20 世纪40 年代成为政治议题。《洛杉矶时报》清圣路易反烟雾活动主帅雷蒙德•塔克（Raymond Tucker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发动媒体攻势。1947 年洛杉矶成立空气质量委员会，开始规范炼油厂、工厂，*后甚至扩及汽车。到了60 年代，上千万居民一年当中受烟雾困扰的时间至少有好几百天，阻碍了至少80 公里（50 英里）范围内的树木生长。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法规更为严格，尽管汽车数量增加，洛杉矶盆地的臭氧与烟雾因此减少了大约一半。不过在1976 年，四天之中仍有三天的空气质量达到官方所设定的危害健康水平。在20 世纪90 年代，洛杉矶烟雾对健康仍是一大危害，成为美国*严重的都会空气污染问题。
雅典
雅典城建于汽车问世之前2500 年。但当地还是有很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数十年来雅典人称之为to nephos （希腊语中“云”的意思）。这个城市三面环山，另一面则靠海。春秋时节常见逆温现象。和洛杉矶一样，雅典也有适合烟雾形成的晴朗气候。
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后，逐渐发展为现代城市。1830—1920 年间人口从1.5 万增长到50 万，接着因为希腊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军事行动失利后难民涌入，雅典人口因此倍增。20 世纪60 年代初人口达200 万，在1980 年突破300 万时，海洋与山区之间的所有土地都住满了人，占全国人口的1/3。
大雅典地区素为希腊工业重镇，特别是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附近。涂料、纸类、化学、制革、钢铁、造船等众多工业，1960 年以前占希腊工业半数比重的工业都挤在这一首都地区。多数工厂规模不大，未登记注册且能源效率低。凭借着雅典西区燃烧化石燃料产生动力的发电厂，1950 年后电气化出现倍数增长。
家用暖气也是造成污染的来源之一。1920 年雅典人仍以烧柴与木炭为主，但后来逐渐仰赖进口煤炭，直到1931 年爆发经济大萧条。后来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希腊内战（1940—1949 年）搅局，希腊人才改以进口石油及本地产褐煤（lignite，一种相当肮脏的煤）作为主要能源。在1965 年以前，工业与家用烟囱为雅典污染的*来源，以黑烟及二氧化硫为主要污染物。但这还不是*糟糕的时代。
1955 年后汽车大举入侵雅典。雅典的地铁（为全球*早的地铁之一）直到1997 年都只行驶一线：因为对大部分的雅典人来说，没有交通工具比得上地面运输。1965 年当地有十万辆汽车，到1983 年达到百万。由于希腊人不常换车，当地车辆多半是老爷车，在雅典明亮的阳光下排放出特殊的烟雾成分。由于都会增长超过预期，造就了有如迷宫的街道模式，交通因此经常堵塞。午睡的传统代表雅典每天有四次交通尖峰。1975 年，不管任何时段，雅典街上的汽车多半停在空档，发动机空转等待交通净空。20 世纪90 年代末期，雅典公交车（多半进口自东欧）成了恶名昭彰的污染来源。种种情况都让每辆汽车的平均废气排放量达到*。
至少从20 世纪30 年代起，[51] 雅典偶尔会有霾害阻绝能见度的现象，但“to nephos ”只出现在20 世纪70 年代。烟雾及二氧化硫含量确实在1977 年后下滑，相关规范造成了不小的政治挑战。但烟雾的问题仍旧存在，而且1975 年后雅典经济景气大好，以致多数家庭有意购车，问题因此加剧。*惨的一次发生在1987 年一波热浪来袭，死亡人数因此增加约2000 人。20 世纪80 年代末的臭氧含量，是1900—1940 年期间的两倍。控制汽车数量成了比抑制烟雾与硫排放更为严峻的政治挑战。
To nephos 在1981 年大选期间成为希腊政治议题，当时社会主义党派（PASOK ）竟承诺要在三年内根除空气污染问题，希望借此骗取选票（仅占雅典选区一小部分）。社会主义党获胜后限制工业燃料使用（1982 年）、引进低铅汽油（1983 年），并制定法令规定依车牌号码奇数或偶数排序，每隔一天才能开车进入市中心（1983 年）。富有的雅典人以购买第二辆车来应对。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检查排放量。一连串措施仍嫌不足，部分原因是雅典地理条件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反污染规定执行不力。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初期，雅典的烟雾是洛杉矶的2～6 倍。
洛杉矶、雅典或其他地方的都会烟雾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是因为多数市民宁愿开着车吸入烟雾，也不愿限制开车而享受较少的烟雾。这个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也由于居民在以下两方面选择不多：当地公共运输系统不佳，汽车发动机技术也还不完善。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作者： (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著];小二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0
简介：当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试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销售极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并为他赢得了“美国的契诃夫”这一称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杂志经常收到被编辑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名列其中。 卡佛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卡佛的成名作和公认的经典之作。收入卡佛17个名篇：《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取景框》、《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凉亭》、《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纸袋》、《洗澡》、《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粗斜棉布》、《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严肃的谈话》、《平静》、《大众力学》、《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还有一件事》。哑巴毁了我父亲的余生，男人和女人的爱逐渐沉重而摇摆不定，过生日的男孩在医院里等待死亡，爱得死去活来的十七岁男孩和女孩有了女儿……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卡佛用极简的遣词、冷静疏离的叙事，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卡佛想说，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而且，爱情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 点击链接进入英文版：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Stories
作者： 朱迪·斯特劳斯 雷蒙德·弗罗斯特
简介：新版《网络营销》增加的内容第7版《网络营销》将从战略的视角深入地讨论网络营销计划和营销组合。第Ⅰ篇讨论网络营销计划的内容。第Ⅱ篇讨论法律和全球网络营销环境。第Ⅲ篇深入讨论网络营销战略。第Ⅳ篇深入探讨营销组合、客户关系管理战略与实施等问题。社交媒体的出现导致传统营销领域分崩离析，本书将主要关注这种变化的趋势。第7版是在第6版的基础上编写的。在过去的两年中，网络营销有了很多新发展，出现了很多的热门话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6版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社交媒体，但是在第7版这一章取消了，我们将社交媒体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整本教材。●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各种新的商务模式，例如社交商务（包括脸谱商务）、移动商务和移动营销、社交客户关系管理、众包等。我们还介绍了十分重要的但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商务模式（例如众筹、免费—增值服务、快闪销售等）。●第12、13、14章这3章是完全重新编写的，目的是要反映从传统营销沟通向现代营销沟通的转变趋势。这种趋势称为在线整合营销沟通，它利用全新的营销沟通工具：自有媒体、付费媒体、口碑媒体。●第1章中介绍了许多新的充满趣味的技术（包括Web 20和Web 30），营销管理者可以从中捕捉到各种机遇。●每章中有关互联网应用及其所带来的效益的指标全部更新。●每章的开头设计了“趋势与影响”小专栏，还更新了部分“相关技术”专栏的内容。●针对每章开头的“趋势与影响”专栏，我们在“思考与练习”板块中设计了新的讨论题。●有些篇章里有我们新增的内容，例如第2章里的社交媒体绩效指标，第6章里的大数据和社交媒体内容分析，第7章里的新消费行为理论等，还有利用社交媒体创立品牌（第9章）、app定价策略、网页定价策略（第10章）等。本书的重点互联网是在1969年问世的，从那以后网络与其他的各种信息技术一起以种种有趣的、创新的方式帮助提升客户价值。人们通过网络进行营销沟通，提供商务支持和客户支持;利用不同的信息接收装置进行个性化沟通;开发了移动计算技术；优化搜索引擎；将在线和离线的数据结合在一起来解读消费行为;通过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的整合来优化存货管理;利用网络预测投资回报，改进绩效考核；还有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等等。在我们撰写本书第7版时，这些网络营销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没有丝毫停歇脚步的迹象。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的网络普及程度逐渐达到了85%左右，我们以为互联网的发展势头会慢慢缓下来，可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厂商似乎得到了营销宝典，那就是把客户的需求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浏览量很大的博客、社交网络(如脸谱网，推特网、LinkedIn等)、微博(例如Tumblr)、网络社区(如YouTube，ePinionscom等)，诸如此类的社交媒体使得消费者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他们成了议论商品、服务、品牌的主流。全球最大的市场调研公司AC尼尔森及其他诸多的调研机构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消费者往往宁愿相信其他消费者传递的信息，也不愿接受厂商传递的信息，这也是社交媒体蓬勃兴起的原因。许多商业网站的浏览量都超过了谷歌的浏览量。此外，搜索引擎已经变成传播声誉的引擎，网站的排序受到普及性和相关性的影响。即使产品只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消费者也会拍成视频放到网络上，甚至引来不满意的消费者无数的网络口水。当然，厂商也可以利用网络、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扩大在线和离线的产品销售。要做到这一点，厂商需要学会如何去迎合消费者，倾听他们的呼声，以此来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本书的重点即在于此。《网络营销（第7版）》（第1版名为“互联网营销”（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与同类教材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996年，我们编写了本书的第1版，对网络营销的发展进行了长期的、全方位的探讨，这是其他教材所没有的。●在介绍网络营销时，我们不是简单地罗列一个个观点和技术，而是把它们放在营销领域的大环境中讨论各种理论和观点。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新术语都可以用传统的概念来进行深入的诠释。●本书格外关注对竞争性经营战略（cuttingedge business strategies）的讨论，因为它们既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收入，又能够提高客户价值。书中还用较大篇幅来讨论绩效考核指标的问题，因为厂商要依靠它们来量化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强调厂商应该学习一些互联网技术，因为这是绝大多数经营者的薄弱环节。例如，只要了解移动商务能够带来哪些机遇，就有助于精明的厂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在本书中，我们试图用厂商能够接受的方式介绍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说明它们与一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本书主要介绍的是美国厂商开展网络营销的实际状况，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全球视点，尽量介绍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网络经营的发展情况，有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比如无线网络技术、宽带连接技术等）很值得我们学习。●讲授网络营销学的教材一般不会用很多的篇幅去介绍法律与道德问题，我们却安排了一章专门讨论这一话题，而且是由一位专职律师撰写的。如何使用本书阅读、思考、钻研、学习是使用本书的方法。这本书与其他的书不同，因为互联网经济发展得太快了，时刻都在变化。每当编辑新版教材时，我们都十分清醒，书出版了，有些内容却已经过时了。因此，要想把这门课学好，就必须先阅读本书，然后到网络上去学习更多的相关知识。我们可以思考消费者对互联网、苹果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各种新技术的利用方式，再看厂商是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赚取消费者口袋里的钱财的。下次你再登录脸谱网时，你就应该关注你的个人主页上出现了怎样的广告，思考这些广告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个人主页上，而不是出现在你的朋友的主页上。如果你是利用Hulucom，Netflix等网站（或者利用DVR播放器）收看电视节目，用快进功能跳过商业广告，那么你就应该思考面对不愿意收看产品广告的消费者，厂商该如何将免费的电视节目维持下去。只有深入思考自己的在线消费行为，消费者才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网络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方法和经营战略。读者所了解的互联网的知识或许比本书介绍的更多，那么我们就建议读者对所有这些知识进行比较，这样就会更加深入地了解网络营销领域里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当然，我们还得提醒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站在厂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作者： (英)凯瑟琳·麦克德莫特，(英)希拉里·贝扬著;郭姝涵，Ricoe Jen译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简介： 本书透过英国金斯顿大学设计史学权威，凯萨琳。麦克戴蒙（凯瑟琳麦克德莫特）和希拉蕊。贝扬（希拉里拜尔）深入浅出的文字风格，搭配全书经典设计图片对照，是最快速的设计入门。书中另附“经典设计时间轴线“，利用图表解剖设计史脉络，完整透视经典产品背后的划时代意义。 从壁纸，水壶，座椅，家具，电话亭，汽车，机车，电冰箱，电吉他，点唱机，随身听，电脑，手机，玩具机器人，笔电...，所有改变人类日常生活习性的设计物件，都是带有传奇性格的伟大创意，而这些创意背后的推手，更是学设计必须认得的名家大师。从19世纪“艺术和工艺运动“之父威廉。莫里斯（威廉莫里斯），包浩斯代表人物威海姆。华根菲尔德（威廉Wagenfeld），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巨擘路威。密斯凡德罗（密斯凡德罗），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大师柯比意（柯布西耶），好彩烟盒明星设计师雷蒙。罗威（雷蒙德洛伊）...到近代设计的苹果电脑灵魂人物乔纳森。艾维（乔纳森伊夫），设计鬼才菲利普。史塔克（Philippe Starck的），英国的极简主义大师贾斯培。莫里森（嘉柏莫里森）... ...
作者： 罗钢著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简介：叙事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结构主义学说推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理论，它代表着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新方向，具有巨大的理论潜力。本书从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作品的接受等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该书不仅对西方当代叙事学家，如巴尔特、托多罗夫、布雷蒙、格雷玛斯、热奈特、查特曼等人的学说作了精辟扼要的分析，也阐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的独特贡献。全书深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1-1
简介： 《思考的艺术:东尼·博赞传》是由棋圣雷蒙德?基恩与世界大脑先生、思维导图之父东尼?博赞合作完成。雷蒙德?基恩在他与博赞先生相识20多年以来的合作的基础上，特别记录了成千上万小时的对话以及大量的录音访谈，其中既有对博赞先生多位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的采访记录，又有博赞先生的自述，展现了东尼?博赞传奇而瑰丽的人生历程——他的成长经历、“大脑瑞士军刀”思维导图的发明过程以及他对全球思维开发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
作者： 吴冶平著
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阐述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指出威廉斯汲取了“结构”和“领导权”的概念对一个社会的文化总体结构进行动态分析，从而为我们思考现代、后现代等文化构型提供了独特的语境化思路。
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出版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
简介： 在「後現代（主義）」一詞已充斥於文化論述，乃至於日常語言的今天，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校區的伊哈布．哈山教授收錄於本書的十篇論文，彷彿一次次精采的批判性演出，構成了理解文學後現代主義的最佳參考依據。作為後現代主義最早的年代紀學者之一，哈山對這個術語的得以逐漸被接受，貢獻可能超過任何其他批評家。本書鋪陳作者本人對後現代主義的思維發展歷程，探索這個概念所經受的各種磨難與考驗，並檢討有關的論辯，足以讓讀者領受一個文化進行自我了解時深沈、豐沛的一面。 《後現代的轉向》 導讀 在晚近有關後現代的理論探討中，哈山所佔的位置並不十分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即使到了八0年代，哈山還是堅守某種文學本位的「沈默批評」的立場，與主要辯論中各種學科知識與政治立場相互激盪的鬧熱氣氛顯得格格不入。這並不是說，哈山的討論毫無價值；相反的，透過哈山的呈現，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值得檢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與某些後現代理論的基本觀念仍然是息息相關的。 我必須先就「沈默批評」的意義，稍作說明。沈默批評是哈山所謂沈默文學的延伸。在哈山的心目中，西方文學的主流是「從形式走向反形式」，而形式的作用是透過作品語言與藝術規格的操演來保證意義的傳達，所以走向反形式也就是走向沈默，切斷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把文學變成一種高度自律的，內顯(imminant)於文字當中的半神祕經驗。同樣的，哈山心目中的理想批評也保有高度自律的傳統承遞(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它的發展動力來自某種內在的規律。所以晚期的哈山特別強調批評或文化理論必須抗拒來自非文學部門的解釋規範，避免沾染特定的政治立場，不向任何意識形態靠攏。這個立場代表了人文主義傳統的一種典型。可以想見，在一般文學研究者當中，哈出的說法還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 如果我對哈山立場的解釋可以成立，這裡面至少牽涉到兩個問題。其一，文學研究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這種觀念代表的是學科分立的韋伯式現代理性，豈不是大大違背了哈山自己強調的反目的，反連續，反主體的後現代精神？其二，哈山並不否認後現代是產生於「西方社會和它的文學」中的現象，甚至有文學思潮是後現代社會「一個獨特的、精英的方面」的說法。那麼語言文字顯然並不僅是以沈默、憤怒、抗議來面對(規格化的)外在環境，而是在一定的層面上準確的反映，或者說模擬了其他社會、文化部門的現實。 這兩個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文學的兩種發展方向的衝突：文學應該秉持抗議精神，嚴守內在的規律，走向社會狀況的對立面，還是接受下層結構的決定，撤除界限，回歸現實的同質面？或者說，文學應該成為社會的監察院，還是社會的存查院？第一種方向本於求真實、求自主等原則，當然具有強烈的現代精神，第二種方向則似乎具有後現代平淺化、反等級、反創造的意味。這裡並不是說，哈山的講法有矛盾：後現代是現代的延伸或修正，或者後現代與現代可以並存，或者兩者皆是，本來就是哈山一再強調的基本立場。我也不想引用辯證關係、相對自律之類的說法，來為兩種傾向強作連繫。另外，這也不是語言或翻譯意思不準確所造成的問題，雖然我們必須記得，postmodernism具有從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現象到後現代症等等的多重涵義。這裡想指出的重點是：哈山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抹除」了這兩種方向的衝突。不是化解，也不是調和，甚至不必動用互補、延伸等觀念；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忽然發現，監察院其實就是存查院。 或許我們可以對哈山的思考路線作一個外繫式的說明(雖然這不合強調內顯的後現代精神)。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真偽、善惡是十分確定的，並不需要有一個專責批判或異議的部門存在。而當這個涵括社會整體的確定性喪失的時候，文學以及其他現代學科就從這個整體獨立出來，接收了確定意義的責任。也就是說整體所失去的確定性，是以窄化、深化的方式，由部分收回來。哈山顯然認為這個分裂、離散的過程一旦開始，就很難終止。所謂一切整體都是專制、極權，便是說整體的意義是用確定的規矩來掩蓋不能確定的真實。社會整體的價值既然難定，文學整體、作品整體、作家整體等等何能獨善其身？任何由整體獨立出來的次整體遲早都會被原來的整體同質化而落入被懷疑的命運。於是不確定的範圍愈來愈大，提供確定功能的對立面則愈來愈緊縮。可以想見，這個過程發展到最後，扮演對立角色的自律部門終會完全失去存在空間：不斷懷疑的結果便是懷疑者本身也受到懷疑而消失。對立批判的精神(「創造意義的欲望」)不斷從整體離散出來，終至無所依歸，只能像無廟可棲的散仙那樣，一切存查而轉入意義的嬉遊。這就是所謂「逍遙離散」(ludic dispersal)了。 哈山顯然不滿意這種歷史告終、意義也告終的結局，所以在晚期改採實用主義的多元論，要在局部實況中重建確定性，但同時保存由各種實況的差異所構成的不確定性。這等於是說，後現代精神在到達否定一切的終極困境之後，必須回頭轉向，重尋確定的意義。這裡的問題是，意義分裂、離散的過程是由現代精神的內在規律所推動的，它一旦逆轉而重走聯結、聚合的老路，這內在的動力是不會因為理論家的主觀意志而停留在某一「局部」層次的。從哪裡喪失的確定性，就會從哪裡找回來：既然某些局部實況可以有整體的意義，那麼為什麼不能把社會整體也當成是一種實況，賦與它確定的意義？理論操演固然可以就實況的層級作種種(經驗論的)分辨，但只要理論本身是自律部門的一部分，它所內含的可能性終究會按孔恩式(Kuhnian)科學典範的發展規律，獲得實現。這等於是把後現代反統合、反整體的漂遊觀又重新還原為超然客觀的現代精神。有朝一日，我們又會發現，原來存查院也可以變回監察院。 這種以後現代面目出現的現代精神，在實用主義多元論的立場中已經可以看出端倪。表面上看，實用主義既保全了後現代尊重局部實況的精神，又可避免陷入虛無空洞的反現代的嬉遊，似乎是後現代理論的合理歸宿。其實，實用主義常被認為是一種過度保守的主張，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多元論的前提是：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不同，但可以並存(一個典型的說法是：「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可是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然而多元論既然是以理論的形式出現，這個前提往往會一般化而變成這樣：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可以並存，但不能相同(「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可是不管你怎麼說，我都不贊成你的說法」)。也就是說，多元論者所占的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可以決定各種實況的界限，判斷由其中確定出來的意義是否合法，然而他自己卻是不受任何實況限制的超然旁觀者(只有他才能決定別人有沒有說話的權利)。在哈山討論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時候，這個傾向表現得特別清楚：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在過去的實況中產生出來的，所以不能把自己當成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其實，這是非常形式化的規矩；真正值得考慮的應該是：過去的實況與當前的實況有沒有一些相通的因素，可以為後來者借鏡？馬克思主義者顯然是認為有。那麼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針對事實來討論各種實況之間可不可以相通的問題，而不是跳出實況，斷言所有追求普遍性的理論都是意識形態。這裡哈山的表現多少會令人懷疑，所謂實用主義的立場是否就是要切斷實況與實況之間的連繫，以多元存查的方式達成社會體制的超穩定化？ 透過離散與聚合的循環變形，哈山抹除了現代與後現代的差別。然而，如果實用主義就是最後的結果，我們也許應該重新考慮，這套解釋是否有什麼遺漏。我的看法是，在現代精神裡面，文學或其他文化部門具有批判、理議的功能，應該不是問題。問題在：批判而必形成批判部門(監察而必成立監察院)，就開啟了批判走向反批判(監察走向存查)的路程。不管是確定性或不確定性，都不可能只存在於某一特定的部門，而是散布在社會整體的各個部分，接受各種現實狀況的制約與決定。文化部門的獨立是現代學術發展過程中的事實，但這並不是說，獨立的結果就必然會產生一個形態確定，負有固定任務，與現實條件完全脫離互動的自律體。哈山既然認為西方文學有一主流，必然是要就文學的內在規律來發展他的思考。結果，社會整體並沒有向文學所提出的對立面理想演變，反而是文學本身(或者說哈山的敘述)不得不按內在規律走入自己的反面。 如果說反本質是後現代的一個特徵的話，那麼這種部門獨立，角色獨立的思考格局恰恰是陷入了文學本質的舊套。但是我們也常聽到 (不限於哈山)，後現代就是反這個，反那個，或者是後現代具有三點特徵、五點特徵等等的概括性說法，這一類的「定格畫面」難道不也是有關後現代本質(或內在規律)的，非常確定的描述嗎？這些都是因為形式概括而造成意義必須走入反面的例子。後現代主義者當然也可以有「有時反有時不反，才是真反」之類的詭辯，但是要真正解決問題，恐怕由內顯走向外繫，根據實況引入形式、規律之外的決定因素，才會有更具建設性，更實用的結果吧。 第一章 沉默的文學 文學中前衛的觀念在今天看來似乎已經顯出了不合時宜的天真。我們看慣了危機，也失掉了頗為自信的方向感。何去何從？文學掉過頭來反對自己，渴望沉默，留給我們的只是說明憤怒和啟示錄式(outrage and apocalypse)的種種令人不安的通告。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還有某種前衛的話，那就很可能是想要通過自殺去發現什麼的傾向。這樣，反文學(anti-literature)這一術語就像反物質(anti-matter)一樣成了一種象徵。它不僅象徵了形式的顛倒，而且也象徵了意志和能量的顛倒。那麼，對所有那些以文字為業的人，未來意味著什麼呢？難道竟是無休無止的漂泊和災難嗎？ 儘管我不相信語言能夠窮盡精神的各種可能性，然而我卻要承認，災難的來去自有其狡詐的規律。神祕家們總是說，黃泉之路就是出路，事物的終結必將引出新的開端。正如我們今天所說，負面的超越(negative transcendence)也是一種形式的超越。因此文學中的沉默未必預示著精神的死亡。 這裏要談的新文學的要點顯然與過去的文學不同，不管它究竟 「新」在哪裏，我們都無法用過去衡量「前衛」文學的社會標準、歷史標準和審美標準來衡量它。新文學中有一種逃避或者無視傳統的力量，這種力量相當激烈，它摧毀了文學之樹的根基，引出了一種隱喻意義上的巨大沉默。這種力量還沿著它的主幹向上，直達枝葉，綻放出一簇音調混亂嘈雜的花朵。在這許多雜亂的音調中最響亮的是憤怒的呼喊和啟示錄式的調子。亨利．米勒和撒繆爾．貝克特就頑強地唱著這種調子，傳達著沉默的信息。他們的聲調空洞無謂，使用的手法也不再是奇特的比喻。他們是當代想像力的一面鏡子，反映了這一時代的那些特別的公設。用一句老話說，他們是當代前衛派的大師。 要談米勒和貝克特需要首先對沉默的成分做些澄清。我想先談談「憤怒」。「難道藝術總是憤怒，或者從本質上說必然是憤怒嗎？」勞倫斯．達雷爾(Laurence Durrell)有一次想到米勒時這樣問道。我們可以同意這樣的說法，即藝術包含著危險甚至顛覆的成分，而無須說一切藝術都是憤怒。現代文學中一個特殊的類型似乎證實了達雷爾的觀點。它處理的人生經驗使他驚愕，那是一種具有形上反叛意義的經驗：如果太陽侮辱了亞哈(Ahab)，他也會反擊太陽；伊萬．卡拉馬佐夫(Ivan Karamazov)把生命之券歸還給上帝。這既是一種形上的反叛，也是一種形上的投降，即對虛無的渴望。正如阿爾伯特．卡繆(Albert Camus)講的那樣，心靈的呼喊被它本身的反叛耗盡了。在憤怒中人的本質存在(the very being of man)受到考驗，隨即產生了一種暴力的辯證法，魔鬼般的行動和魔鬼般的反動被壓縮在一個最終變成零的可怕的統一體中。 這種和新文學緊密相關的暴力顯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它預設了達豪(Dachau)和廣島(Hiroshime)，當然不限於這兩個地方。認為這種暴力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想法是荒唐的。這種暴力的作用是把人變成物，在它的作用下，人的變形是逐級而降的，往往最終變成貝克特筆下的蟲、巴羅斯(William Burroughs)筆下的蟲人和知覺的滲出物。這種暴力不是時間的，而是空間的，不是歷史的，而是存有論的。它是一幅風景畫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弗里德利克．霍夫曼(Frederick J. Hoffmann)在《致命的不》(The Mortal No)中說，這一暴力的景象說明「無論施暴者還是受害者都已沒有人的味道，二者都是這幅風景畫的部分」。這一把暴力比做風景畫或內在特質的隱喻是我將要討論的暴力定義的一個極端。在百老匯改編上演的米勒作品《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the Tropic books)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幅暴力的風景畫是怎樣形成的。當暴力在貝克特的《終局》(End-game)或《怎麼會是這樣》(How It Is)空空蕩蕩的空間中最後變成死亡時，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暴力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在這些場景之上總是籠罩著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 正是在這一點上，沉默的文學中能夠產生一種相反的動機、一個新的術語。既然憤怒是對虛無(void)的反應，為什麼不可以是對存在的召喚呢？如果這種說法能夠成立，憤怒就會引出相反的動機，那就是啟示。這種轉化明顯地表現在黑人文學中。在這類作品裏傳統的抗議轉變成現代的憤怒，而現代的憤怒又轉變成神的啟示。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為自己一本頗具威脅性的文集題了一個含有啟示錄意味的卷首語：「上帝給挪亞彩虹作標記：今後不再有洪水，可下一次將是烈火。」他還以《下一次是烈火》作為這本文集的標題。勞倫斯(D. H. Lawrence)認為，在那些遭受壓迫的人心目中，含有啟示錄意味的暴力正是對敵人應有的懲罰，甚至千年至福王國在他們看來也是權力而不是愛。就最近其他的文學類型而言，在啟示錄式的隱喻之後往往表現出更為複雜的情緒，隱含著某種近乎全盤否定西方歷史和文明，甚至全盤否定人的本質特徵和人為萬物尺度的傾向。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說：「我要成為一架機器。」不論這是否在開玩笑，他畢竟替貝克特筆下那些肢體殘缺的人、米勒筆下那些貪淫好色的人、巴羅斯筆下那些癮君子說出了他們要說的話。的確，對西方本身的極度厭惡比對其歷史和文明的否定更深刻地動搖著它的基礎。當這股極度厭惡的情緒在狂歡鬧飲式的毀滅中找不到圓滿的歸宿時，就很可能轉向佛教禪宗、帕塔費西學(Pataphysics)或群居雜交。 對自我的極端厭惡是現代啟示錄中介於毀滅衝動和幻想衝動之間的中間環節，也是再生的準備。所以勞倫斯相信，「只要我們和太陽在一起，一切都會慢慢地發生的。」無論太陽多麼遙遠，畢竟在我們的視野之內。惠特曼(Walt Whitman)在某種意義上對我們的心情更有預見性，指出千年至福王國的完滿不在未來，恰恰在永恆的現在： 也沒有比現在更多的青年或老年， 將來也不會有比現在更多的圓滿。 神的啟示就是現在！這個術語(apocalypse)恢復了它的本意，從字面上講，就是向人們揭示祕密和真理，讓幻象穿透一時的迷惘，直達光的中心。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一種非道德的唯信仰(antinomian belief)，這種信仰有時可稱作意識的改變(alteration of consciousness)，我們可以在阿卜特(Alpert)和李爾瑞(Leary)以迷幻劑產生刺激的實驗中，在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詩歌中、在梅勒(Norman Mailer)對性高潮的賴希式考察中、在諾曼．奧．布朗(Norman O. Brown)的心理—神祕啟示作品中看到這種意識的改變。意識的改變是梅勒畢生的願望，他曾在自己那些啟示錄式的長篇大論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意識的改變也是貝克特滑稽模仿的目的，從他作品中那些笛卡爾式的獨白中很容易看出這一點。他們倆人的作品都呈現出無言之美的對立狀態。可見啟示並不存在於薩滿教式的迷狂或精靈附身式的恍惚中。正如萊斯利．費德勒(Leslie Fiedler)在《等待終結》(Waiting for the End)中所說：「我們無須開一槍，也無須建構一個三段論式的邏輯體系，只須改變自己的意識就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改變的方式輕而易舉，……」這是一個革命的夢想，旨在結束一切革命或者說一切夢想。 這樣，憤怒和啟示錄就為當代的想像提供了鏡子的形象，這些形象包含了我們經驗中生機勃勃和危機重重的部分，它們正是米勒和貝克特反映截然相反的兩個世界時採用的形象。貝克特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了無生趣的世界，除非發生巨大的變化不能使這個世界復甦。在這樣的世界裏我們處於一種幾乎沒有憤怒的狀態。米勒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混亂迷狂的世界，這個世界處於不斷轉變的邊緣上。在這樣的世界裏我們成了啟示錄熱的見證人。這兩個世界的共同點是都有不同程度的沉默，因為人在恐懼和狂喜的狀態下是講不出話的。 如果說憤怒和啟示錄的極端反應能夠說明新文學的總體面貌，那麼另外一些觀念則有助於說明沉默是新文學的核心。這些觀念中最重要的也許是「荒誕的創造」(absurd creation)，這一觀念迫使作者反對甚至蔑視自己的活動。卡繆說：「創造或不創造都不能改變什麼，荒誕的創造者並不獎賞自己的作品，很可能始終拒絕承認它。」這樣，想像力就丟棄了古老的權威，不是在被詛咒詩人的浪漫遐想中，而是在那些把空白頁裝訂成冊的無詞作家的嘲弄中找到了自己的極致。 當作家屈尊把言詞寫在紙上時，他便傾向於把反文學看作單純的行動(pure action)或者無用的遊戲(futile play)。我們知道，藝術是行動的觀點在讓—保爾．沙特(Jean-Paul Sartre)的《什麼是文學？》(What Is Literature?)中獲得了明確的表述。沙特指出，講話就是行動(To speak is to act)，我們所命名的每一樣事物都喪失了自身的天真，成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倘若說藝術具有價值，那是因為藝術公開宣稱自己是一種大眾的需求。卡繆(則在《西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中)頌揚理解生命的知識(savoir-vivre)，把它置於獲得行動的能力(savoir-faire)之上。可是他們的這些觀點在帕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s)中受到了奇特的挑戰。帕洛克不把藝術看作大眾的需要，而是把它看作創造的過程。按照他的看法，這個過程即便不完全是隱私的，也是個性化的。它的價值對它的創造者比接受者更可貴。米勒的觀點與此意外地相似，他認為寫作就是寫自傳，寫自傳就是治療，也就是對自我採取行動的一種方式。他說，「我們應該檢查自己的日記，這樣做不是為了尋找真實，而是把它看作盡力擺脫對真實執迷不悟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做的權利自然屬於記日記的人，但當行動導向外界時也屬於詩人。米勒說：「我不認為那些寫詩(不論是有韻體還是無韻體)的人是詩人，我把那些能夠深刻地改變世界的人稱作詩人。」 可是對貝克特來說，寫作就成了荒唐的遊戲。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對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那個著名論點的滑稽模仿。維特根斯坦這一論點說，語言是一套遊戲，近於原始部落的算術。貝克特的模仿充滿了自怨自哀，顯示了一種反文學的總趨勢。休．克納(Hugh Kenner)對這個問題有精彩的論述，他說：「當今佔主導地位的智性類比不是從生物學和心理學(儘管這是我們正在研究的兩門學科)做出的，而是從一般的數字理論(general number theory)做出的。」這樣，處於封閉領域的藝術就變成了一套排列組合的荒唐遊戲，好像馬洛伊(Molloy)在海邊啜石頭那樣。格奧爾格．施泰納(George Steiner)把這種情形稱作「從語言的撤退」，這樣的遊戲把語言簡縮成了單純的比率(pure ratio)。 十分有趣的是，文學作為遊戲和行動的觀念還產生在另一種富有沉默意味的形式中，它就是文學上的猥褻(literary obscenity)。猥褻這個術語聲名不佳，除了法庭斷案之外很難界定。這裏我用它主要是指那些把猥褻和抗議結合起來的作品。我們不難理解，在一個性遭到壓抑的文化中，抗議完全可能採取帶有猥褻意味的形式，因此，展示這種動機的文學就是一種反叛文學。然而，猥褻是極端簡縮的，它的語言、場所和慣技非常有限。當它背後的怒火冷卻下來之後，猥褻便變成了排列組合的遊戲，可仰仗的詞語寥寥無幾，而行動則更是少得可憐。顯然，這正是我們從薩德(Marquis Sade)的作品獲得的雙重印象：一方面，他的抗議異常強烈，另一方面，他的遊戲竟最終變得麻木。今天許多人都把他看作前衛派的第一人。他的作品表現出奇特的寧靜，作品中的猥褻和不斷出現的暴力窒息了語言。他把色情美學(pornoaesthetics)遺贈給了文學，也把它傳給了海勒和巴羅斯之輩，使他們能夠對性暴力進行滑稽模仿。不過，梅勒筆下的性英雄行為看來仍然太天真，尚難認識到自我滑稽模仿的潛力，而貝克特則對大便排泄的迷戀進行了充分的自我滑稽模仿，同時排斥一切形式的愛。在猥褻中和在滑稽模仿的遊戲中一樣，起制約作用的是反語言(antilan-guage)。梅勒和貝克特在這方面形成鮮明對比，暗示了色情中生殖器和肛門兩種不同的方式。 沉默的文學還以另一種方式成功地否定了文學以時間為特徵的功能，那就是渴求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具體性(impossible concreteness)。這種新的傾向產生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具體音樂(Musique concrete)、從杜象(Marcel Duchamp)到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雜物拼湊畫(collage)、施維特斯(Kurt Schwitters)的環境雕塑(environmental sculpture)，以及在施維特斯和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pollinaire)影響下形成的具體詩(concrete poetry)中。這種具體詩是語言和視覺兩種效果雜交的形式，主要依靠字母形成圖畫。此外，在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凶殺》(In Cold Blood)中也可以感覺到那種不甚分明地渴求具體性的傾向。卡波特摒棄想像的魅力，自稱要絕對忠於事實，寫出了他所謂的第一部「非虛構小說」。在歐洲文學中，這種新寫實主義(neoliteralism)有時不是和報導文學聯繫在一起，而是和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聯繫在一起。胡塞爾曾對沙特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這樣不同的人產生過重大影響。他的思想十分難懂，要想加以概括而又不嚴重歪曲它是幾乎不可能的。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說，他的哲學界定了主觀意識的一種純形式，這種意識形式既不是由部分構成，也永遠不會成為經驗的對象，而是通過一系列的「還原」(reductions)被隔離出來，它已經不再是包含著普通人事、感情和感覺的日常世界的一部分。我們通常接受為自我的東西必須置於「括號」中或者被懸置起來，作為一個經驗的統一體，經過最終「先驗的還原」產生純粹的意識。所以，粗略地說，自我是不可知的，或者像貝克特筆下的反英雄那樣，是不可命名的。 這一結論對小說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因果論、心理分析、象徵關係這些中產階級小說曾一度心安理得地遵循的原則現在開始瓦解了。貝克特的《馬洛伊》可能是用全新的觀念寫的第一部小說，當然，沙特的《惡心》(La Nausee)也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從洛根丁(Roquentin)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對世間萬事萬物都極度冷漠的人，看到事物和語言之間完全脫了節，主觀和客觀之間也完全脫了節。後來，阿爾．羅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出來，反對沙特的泛人類中心主義(pan-anthropcentrism)，摒棄了沙特的人道主義，開創了新局面。羅勃—格里耶認為，如果人期望孤獨，拒絕和宇宙交流，如果人證明自己不是斯芬克斯(Sphinx)那個永久之謎的答案，那麼他的命運就既不是悲劇的，也不是荒誕的。他快活地爭辯道：「物就是物，人也只是人。所以我們拒絕和客體的一切同謀關係……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拒絕一切預先安排好的思想。」按照這樣的觀點，小說家只能是拘泥於字面意思的人，只是給事物命名，或者遊戲於純粹的意象之間。法國薩格特(Nathalie Sarraute)、布托爾(Michel Butor)和羅勃—格里耶就是這樣的小說家，他們的反小說(antinovel)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隱喻和意義、沒有假裝的「內在性」(interiorness)，就像新電影(the new cinema)一樣，旨在獲得默片的效果。哈洛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講的好像完全不是文學、視覺藝術：「法國所有的煉金術士(alchemists)追求的都是同一樣東西，即總是通過使語言沉默來獲得新的現實。」 新文學中的沉默還可以通過激進的反諷(radical irony)獲得。這種反諷指所有帶反諷意味的自我否定。克里特人宣稱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謊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廷格里(Jean Tinguely)的機器是另一個例子，這種機器除自我毀滅之外別無用處。換言之，激進的反諷需要的不是一堆東西的雜湊拼貼，而是一片空白的畫布。它的現代淵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紀文學的一些主要人物，特別是卡夫卡(Franz Kafka)和托瑪斯．曼(Thomas Mann)。卡夫卡表述的是一種近乎空白和凍結的空間感，而托瑪斯．曼喜歡表達的是一種反諷的調子，這種調子能通過滑稽的自我模仿取消自己，他認為這才是藝術的唯一希望。埃里希．海勒(Erich Heller)說得好：「在《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中，藝術悲傷地為自己神祕的喪失而哀悼，而在《費利克斯．克魯爾》(Felix Krull)中，藝術則高興地向宇宙警察局報告了自身神祕的喪失。這種傾向還可以更早地溯源到德國浪漫派和法國象徵派那裏。近來，這種激進的反諷也大量出現在詭辯哲學中。海德格所謂的「湮滅的神祕」(mystery of oblivion)的思想、勃朗肖(Maurice Blanchot)關於文學是一種「遺忘」(forgetfulness)形式的觀點都說明反諷在理論上獲得了進展。說得具體一點，梅勒的《一場美國夢》(An American Dream)用坦率而諧謔模仿的手法把小說變成了通俗藝術，事實上否定了小說這種體裁。納塔莉．薩格特的《黃金果》(The Golden Fruits)是一本關於小說的小說，小說中的小說也題為《黃金果》在閱讀的過程中這部小說中的小說漸漸湮滅，從而取消了自己。這種反身的技巧在貝克特的作品中可以說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甚至達到了極致。他最近的一部小說《怎麼會是這樣》(How It Is)實際上講的是「怎麼會不是這樣」(How It Wasn''''''''t)。這樣的手法並非瑣屑無用，因為藝術利用藝術來否定自己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植根於人在意識中將自身既看作主體又看作客體的能力。在人的心靈中有一個阿基米德點，當世界變得忍無可忍時，心靈就會上升到涅槃的境界，或下沉到瘋狂的狀態，或者採用激進的反諷來說明藝術處於窮途末路的情形。因此，在貝克特那裏，文學起勁地毀滅自己；在米勒那裏，文學變幻無常地假裝具有生命。更使人難於辨認的是，激進的反諷往往用假象掩飾對藝術的進攻。通過反諷藝術家向繆斯表示最後的忠誠，同時也褻瀆了她。這種既愛又恨的矛盾情感在貝克特相米勒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最後，文學還力圖通過機會和即興之作獲得沉默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性是主要原則。這樣的文學拒絕一切秩序(不論是強加於人的還是人自願接受的)，因此也排斥目的性。所以它的形式是無目的的，它的世界是永恆的現在。讀這類作品使我們重新感到原始的質樸和天真，一切錯誤和修正都無關緊要，不再存在。作品中的一切都毫無目的，隨遇而安，彷彿禪宗寺院裏的踏腳石那樣隨處拋置，無所用心。約翰．凱奇(John Cage)的作品證實了我們的這一印象。凱奇既是作曲家也是詩人，他比薩蒂(Erik Satie)更讓公眾震驚。他的作品有極大的隨意性，給人以神聖感。他在《沉默》(Silence)一書中說：「我們的目的是肯定現在這種生活，既不想從混亂中引出秩序，也不想在創造中實現改善，只是要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現在過這樣的生活，一旦人們的心靈和欲望離開了它，讓它按自己的意願行動，它就會變得非常美好。」在米勒的作品中、金斯堡的詩歌中、克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中、塞林奈(J. D. Salinger)後期的短篇之作中都可以看出這種無目的性和隨意性。但與凱奇不同的是，這些作家在把自己的精神生活輸入文學實踐時卻顯出了膚淺。例如，米勒雖然很喜歡「道」和彌拉惹巴(Milarepa)，卻總想做出一副喋喋不休地敘事的姿態。他作品中那些看來隨意的拼湊雖然不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卻也是經過處理的。多年以前，達達主義者和超現實主義者幾乎要瓦解一切文學形式，可他們缺乏良好的精神素質。我們今天的一些隨意性作家像雷蒙．奎諾(Raymond Queneau)、馬克．薩波塔(Marc Saporta)和威廉．巴羅斯之輩也是如此。在《無數的詩》(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ems)中，奎諾建造了一架「詩歌機器」，十頁十四行詩相互搭接，每一首的每一句都可以和其餘的詩行形成種種組合，這樣，要想「讀」完這些詩就得用兩億年。在《第一號》(Number 1)中，薩波塔要讀者每次讀他這些小說時以洗牌的方式創造出自己的作品來。這種「洗牌式小說」(shuffle novel)顯然是他的一種策略，它提示在文學經驗中機會是一個合法的成分。巴羅斯相信講話就是撒謊，因此力圖通過「布利昂．吉辛的剪碎法」(The Cut Up Method of Brion Gysin)來逃避虛假，這樣就自然回到了達達主義者特利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的滑稽伎倆上。巴羅斯解釋說： 方法是簡單的：從你自已的作品或者從活著的，已故的作家的任何作品中取出一頁左右的篇幅，可以是書面的也可以是口頭的，然後用剪刀或彈簧折刀將其隨心所欲地剪成小片，在反覆的觀察中把它們重新安排，寫出結果。 剪碎法的應用可以是無限的，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古老的文字把你侷限在古老的框框裡。用剪刀剪出你自己的路子來。可以剪紙剪電影剪磁帶。想剪什麼就剪什麼，直至剪碎城市。 達達主義的雜湊拼貼、佛教禪宗、或者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遊戲理論可以同樣有效地使人們擺脫傳統的語言文字習慣。巴羅斯和貝克特有一些共同之處，他們都使用了減數機(subtracting machine)起落無常，極不流暢的節律。這種機器的目的無非是給語言動手術，從而減掉一切意義。 顯而易見，處在反文學核心的沉默是大聲喧嘩的、多種多樣的。不論它來自憤怒還是來自啟示，不論它出於單純行動還是單純遊戲的文學觀念，不論它表現為具體物品、還是空白頁或者雜亂拼湊，最終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認為重要的是這樣一點，沉默是文學對自己採取的一種新態度，是說明這種新態度的一個隱喻。這種新態度對文學傳統論述方式的特別權力和優越性提出疑問，對現代文明的許多公設發出挑戰。 從總體上看，這種新態度並沒有對英美批評家產生足夠的影響，這一點頗使人迷憫。英國人看問題明智、務實，而美國人則長期陷在那個費力的形式主義中，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他們對這種新態度冷漠的原因。此外，在英美兩國，反文學的思潮往往使那些人文主義思想相當牢固的批評家們不滿，也使那些篤信某種現實主義觀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反感。 法國批評家很可能也像別國的批評家那樣盲目教條或狹隘偏執，但對反文學的思潮卻表現出例外的熱情。沙特在《什麼是文學？》中用較多的篇幅討論了本世紀初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語言危機。十年之後，他在為薩格特的《無名氏畫像》所寫的導言中說：「就其生動性和全部否定性而言，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一部反小說。」這樣就為本世紀中期的批評詞彙庫中增添了一個新術語(anti-roman)。莫里斯．勃朗肖在《未來的書》(Le Livre a venir)中把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看作沉默傳統中的始作俑者，說他「熱衷於寫反寫作(contre l''''''''ecriture)的東西」。他認為文學正在接近「沒有話語的時代」(l''''''''ere sans parole)，像貝克特和米勒的某些作品就只能理解為一系列連續不斷的聲音。所以按照勃朗肖的看法，文學正在接近自己的本質，那就是消失。羅蘭．巴爾特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的《寫作的零度》(Le Degre zero de l''''''''ecriture)主題就是缺失(absence)。他認為「現代性始於對不可能存在的文學(litterature impossible)的探索。」，而探索的結果便是奧菲斯的夢：「出現一個沒有文學的作者」(unecrivain sans litterature)。克洛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似乎是第一個把米勒和貝克特放到一起來討論的批評家，他在《新文學》(The New Literature)中說：「經過韓波(Arthur Rimbaud)的沉默、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的空白詩頁、阿爾托(Antonin Artaud)無言的呼喊之後，非文學(aliterature)終於消解在喬伊斯(James Joyce)的頭韻中。……而對貝克特來說，所有的詞說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可見，儘管法國人頭腦也很清醒，但卻並沒有對文學的沉默提出責難。 但我還是懷疑僅有思想的清晰是否足以實現批評的偉大目標。我們越來越感到批評應該在澄清和解釋之外做更多的工作，應該具有感官和精神的智慧。我們要求批評像文學一樣使它自身處於危險中，從而證實我們的處境。我們甚至希望它能承受啟示的重任。這一希望引導我們提出這樣的假想，它應該成為啟示災變的工具，從而使我們產生應有的警覺。至少它應該對啟示錄的隱喻抱有同情心，以便考驗反文學的直覺。萊斯利．費德勒的《新的變異》是美國批評中討論批評重任的一篇珍文，此文說明他能充分理解文學想像和沉默、猥褻、瘋狂、甚至近於神祕恍惚的後性狀態(post-sexual state)結合在一起時產生的複雜性。他懂得，對我們這個時代至關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意識，文學首先孕育一個可能出現的未來，……然後以歡樂和可怕的預言裝備那個未來，這樣，就使我們所有的人為未來的生活做好準備。」 反文學可以導向未來，然而批評的心靈仍要求歷史的保證。沉默的文學會回憶起第一個歌手奧菲斯被肢解的情形嗎？會顛倒那個把文字轉變成血肉的聖經式奇跡嗎？難道人類在經過漫長的史前期之後必須屈從於一個無言的事嗎？完全相反，新文學可以是極端的，它的夢可以是啟示錄式的、憤怒的。它是為生活而生的，而生活，我們知道，有時要經受暴力和矛盾。 神話中有一種說法，說奧菲斯被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狂友們(Machads)根據她的命令撕成了碎片。還有一種說法，說他是被她們在無法控制的嫉妒中殺死的，因為自從他的妻子歐律狄克(Eurydice)死後，他就不近女色而寧願與青年男子作伴，故而引起了那些狂友們的嫉恨。不管是哪一種說法，有一點是共同的：作為一個超常的創造者，他是酒神原則和日神精神衝突的犧牲品。前者以酒神的狂友們為代表，而後者則是他作為一個詩人崇拜的對象。奧菲斯被肢解之後，他的頭依舊在歌唱。在他的肢體被謬斯們埋葬的地方，夜鶯的歌比世上任何地方的歌都甜美。奧菲斯的神話可以成為某些時期藝術家的寓言。由於文明總是要對酒神精神加以壓制，因此酒神精神在一些時期往往威脅要進行凶猛的報復。這樣，在這個報復的過程中，精力就可能壓倒秩序，語言就可能變成狂嚎、母雞的叫聲和可怕的沉默。形式也就可能像可憐的奧菲斯那樣被無情地肢解。然而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難道詩人的頭不是必然會像那狂暴的日子在色雷斯(Thrace)山中那樣被砍下以便繼續他的歌唱嗎？讓我把問題提得更直接些：難道生活不是必然會定期地壓制藝術以便保證人的健康和生存嗎？難道語言不是必然會渴望寧靜嗎？ 文學史上不乏這樣的例證，早先就有過關於沉寂和解體的警告。羅伯特．馬丁．亞當斯(Robert martin Adams)在《不諧的旋律》(Strains of Discord)中恰當地找到了一種結構，認為它是時下反形式(antiform)的前身。他說：「開放的形式」(open form)是一種有意義的結構，它「包含一個主要的，不可解決的衝突，旨在展示這種不可解決性。……在它的左邊，一條不明確的、定量的線把它和無形式以及不確定性(反常的或一般的)分割開；在它的右邊，一條同樣不明確的，定量的線把它和雖然含有開放成分但卻仍是完好的封閉形式分割開。」從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得到啟示的那些嚴肅的類型學家可能希望說明，正因為文學似乎是從神話模式發展到反諷模式的，所以文學形式似乎是從封閉發展到開放，然後再發展到反形式的。當我們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酒神的伴侶》(The Bacchae)對照閱讀時，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封閉形式和開放形式之間的差別。亞當斯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他認為《伊底帕斯王》力圖解決衝突，使觀眾產生一種局部寧靜的心態，但《酒神的伴侶》卻給觀眾留下了一種無法緩解的痛苦。作為一個封閉的形式，《伊底帕斯王》表達了一種保守的、宗教的世界觀和集體經驗，而作為一個開放的形式，《酒神的伴侶》卻表達了激進的、懷疑的世界觀和個人經驗。如果按照這一圖式大膽推論，我們不妨說，貝克特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是一種反形式，暗含著一種反諷的、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和一種完全隱私的經驗。 不過，我們不必拘泥於嚴格的類型學，這樣就可以看到，從《酒神的伴侶》到《等待果陀》之間，西方文學中有大量的作品表現出不斷增長的斷裂感和扭曲變形能力。僅以戲劇為例，我們就可以提出如下序列：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畢希納(Buechner)的《沃伊采克》(Woyzeck)、梅特林克(Maetelinck)的《青鳥》(Blue Bird)、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夢劇》(A Dream Play)、加里(Alfred Jarry)的《于比王》(Ubu Roi)、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熱奈(Jean Genet)的《黑人》(The Blacks)、尤涅斯柯(Eugene Ionesco)的《殺人者》(The Killer)。看來戲劇形式似乎是從不可解決的矛盾走向象徵主義的逃避，然後從象徵主義的逃避走向超現實主義或表現主義的扭曲，最後從這種扭曲走向荒誕。儘管歷史上有過無可辯駁的例外，這種從形式向反形式的發展是西方的主流，它不僅表現在戲劇中，而且表現在藝術的整體中。 也許這樣講大抵是公正的：風格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先後出現標誌了形式運動的三個階段。風格主義是文藝復興的風格在形式上的消解，正如韋利．賽弗(Wylie Sypher)在《文藝復興風格的四個階段》(Four Stages of Renaissance Style)中所說，是張力和遲疑不決的一個標記。在風格主義藝術中「心理效果脫離了結構上的邏輯」。對我們一般所說的開放形式，賽弗的看法是： 在風格主義精心設計的技巧後面往往有一種個人的不安、一種激發出形式和詞藻的複雜心理。當我們考察繪畫、建築和詩歌裡風格主義結構中的張力時，我們就必然會清醒地意識到風格主義氣質中這種禍害或者說流沙。風格主義是技巧的實驗。它採用的技巧有：破壞比例和打亂均衡、Z字形和螺旋形的穿梭運動、旋渦般或狹巷般的空間、傾斜的或流動的視點、奇特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只能產生近似而不是確定效果的透視法。 這不正是我們閱讀莎士比亞的後期劇作、詹姆斯一世時期的戲劇、玄學派(或譯形上派)詩歌時的感覺嗎？不正是我們觀賞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埃爾．格列柯(El Greco)的繪畫時的感覺嗎？ 浪漫主義者由於在朦朧的心緒中總是渴望著無限，因而進一步走向了不穩定的文學形式。《浮上德》正站在這一時期的門檻上，它混合著來自異教和基督教的雙重影響，在結構和主題兩方面變成了對生活中憤怒的矛盾的請求——只有歌德那光輝閃爍的天才方能把這樣的戲置於藝術的控制之下。這群陰暗的、浪漫主義的英雄們——浮士德、恩底米翁(Endymion)、阿拉斯托(Alastor)、唐璜(Don Juan)、于連．索黑爾(Julien Sorel)、曼弗雷德(Manfred)、阿克塞爾(Axel)——總是威脅要衝出束縛他們的樊籠，高傲地反對他們的創造者。自我、夢和無意識都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強烈地表現出來。諾瓦利斯(Neval)和奈瓦爾(Nerval)、霍夫曼(Hoffmann)和愛倫坡(Poe)、克萊斯特(Kleist)和畢希納、柯勒律治(Coleridge)和濟慈(Keats)把語言引入靈魂的暗夜之中，或者說培植出聲名不佳的浪漫主義反諷，從而在每一個表述中表達自己的反面。在另一些情況下浪漫主義堅持乖戾反常的性情，從而使自己失去了和諧和穩定的可能性。它探索薩德主義(性虐待狂)、惡魔主義(對惡魔的信仰)、神祕主義(cabalism)、對屍體的性迷戀(necrophilia)、吸血主義(vampirsm)和變狼狂症(lycanthropy)，在毫無人性可言的情況下探索人的定義。難怪歌德認為浪漫主義是病態的形式，雨果(Victor Hugo)要把它看作古怪的東西。當然，我很清楚，這裏強調的是浪漫主義運動中黑暗的衝動，然而現代文學正是從這種衝動中獲得了動力，也正是這種衝動(倘若你願意，也可以稱這種衝動為巨痛)幫助摧毀了古典的文學形式。馬里奧．普拉茲(Mario Praz)在《浪漫主義的巨痛》(The Romantic Agony)中說：「浪漫主義的本質在於無法言表。．…‥浪漫主義把藝術家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而藝術家卻不能賦予自己的夢一種物質形式——詩人面對著永久的空白詩頁欣喜若狂；音樂家傾聽著自己心靈中的音樂會而無意把它們變成樂譜。把具體的表述看作墮落和污染正是浪漫主義的態度。」可見，浪漫主義是沉默的源頭，是無言文學(aliterature without words)的源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那種鄙視一切而只願意以最原始、最神祕的方式使用語言的文學的源頭。法國象徵主義者是現代運動的直接祖先，他們為現代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典範。馬拉美的十四行詩設計了自我消滅的句法：韓波的《靈光篇》(Illuminations)打亂了語言的指示作用，意在使官感發生紊亂。勞特萊蒙(Lautreamont)的《馬爾多羅之歌》(Maldoror)為超現實主義開闢了道路。諾曼．奧．布朗說得好，在後期浪漫主義中，酒神重新進入了文學的意識。可以更加肯定的是，浪漫主義從語言的二重撤退是很明顯的。這撤退發生在馬拉美反諷的、自我取消的方式中，也發生在韓波不加區別的、超現實主義的方式中。在前一種情況下，語言渴望走向虛無，在後一種情況下，語言渴望囊括一切。前一個的關聯靠的是「數」，後一個的關聯靠的是「行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文學恰如勃朗肖所說正在走向自身的消失，也許馬拉美、卡夫卡和貝克特正屬於這一類型，在後一種情況下，文學恰如加斯東．巴歇拉(Gaston Bachelard)所說正在把自我重新組合成「熱烈的生活」(la vie ardente)，也許韓波、勞特萊蒙、勞倫斯和米勒的部分正屬於這一類型。這兩種類型都在恐怖中找到了自己的源頭(所以兩者都包含在一位更早的前衛派作家薩德的思想裏，薩德懂得，憤怒和祈禱最接近文學的中心。)，都最後走向沉默，切斷了語言和現實之間的一切關係。 在現代主義中，有組織的混亂(organized chaos)是制約一切的因素，正如葉慈(W. B. Yeats)在一首充滿啟示錄精神的詩中所說的那樣： 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處放縱著混亂無序， 血色暗淡的潮流奔突洶湧。 在有限的篇幅中要把我們這個世紀主要作品中表達的解體與重新組合的情形說得一清二楚是不可能的。喬伊斯曾是少數相信語言的作家之一，他在世時相信語言可以取代世界，在《芬尼根們的守靈》中卻以一個獨眼巨人的雙關語說明語言的終結。卡夫卡冷靜地確立了文學能夠具有的可怕的不確定性，說明了愛或恐怖最終將阻止語言發揮任何作用。未來主義以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為代表轉向另一個極端，文學成了一個想像的強盜，用鎢和斧劫掠城市。馬里內蒂假裝站在世紀的最前沿，向空氣發表演講。對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現在尚難做出全面評價。這兩個運動把生活和藝術中所有虔誠的東西徹底翻了個兒。它們仍是我們這個時代每一位作家必須面對的挑戰。因為雖然他們用我們通常不用的語言講話，但他們的目的仍然是為了生活和進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開始發表作品的作家們從總體上看不那麼雄心勃勃，可劉易斯(R. W. B. Lewis)還是看出了他們和前代作家之間的區別。他指出，馬侯(Andre Malraux)，卡繆、葛拉姆．葛林(Graham Greene)這一代作家和那些把審美經驗看待至高無上的前代作家是完全不同的。他在《流浪的聖哲》(The Picaresque Saint)中說，這些年輕一代作家們的「主要經驗是發現作為一個作家的意義和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他的結論是「批評在審視這個世界時將會陷入更激進的思考中，思考生與死，思考人充滿渴望的、罪惡的本質。」至於我們當代的文學，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講得很中肯，他說比起早先的各式現代主義文學來，我們的文學更「分崩離析」，對奧菲斯的肢解表現出更大的熱情。文學走向反文學，並在此過程中創造了愈來愈瘋狂、愈來愈混亂的形式：新流浪漢小說(neopicaresque)、黑色滑稽作品(black burlesque)、怪誕作品(grotesque)、哥德式小說(gothic)、噩夢式的科幻小說(nightmarish science fiction)，不一而足。最後，混雜在沉默中的便是表達憤怒和啟示的種種反形式。 歷史畢竟不能保證給人任何慰藉。安東尼．阿爾托在1938年出版了一本書，後來被譯作《戲劇及其替身》(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他在這本書中說道：「如果我們這個時代還有一個該死的、地獄般的東西，那就是我們對形式高超的戲弄，這種戲弄比犧牲者被綁在火刑柱上焚燒，通過火焰傳達信號的把戲更令人痛恨。」奧菲斯不僅被肢解了，而且他的四肢被燒灼出白熱的光。歷史把我們帶到一個時刻的門檻上，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棘手的問題。為什麼對這個文明的厭惡竟把文學逼到這樣一個極端的地步，使它陷入如此可怕的沉默呢？ 在對我們的弊病作出全面的診斷之前，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間接的。也許線索仍舊在奧菲斯的神話中，在阿波羅(日神)和狄奧尼索斯(酒神)永無休止的鬥爭中。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對此提出了頗有說服力的見解。他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說明，社會建立在本能壓抑的基礎之上。對這一點我們一直有同感。但我們並未能時時意識到的是，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棄絕行動都為進一步的棄絕開創了道路。不僅如此，佛洛依德還爭辯說，文明最核心的動力「要求越來越多的壓抑」，這一過程所付的心理稅是多方面的，它的含義對文學至關重要。諾曼．奧．布朗在他那本頗具影響的著作《生對死的抗拒》(Life Against Death)中從佛洛依德結束的地方起步，提出一切崇高必然意味著對生命本能某種程度的否定。他的結論是：「崇高裏否定的力量鮮明地表現在(語言、科學、宗教和藝術中的)象徵和抽象不可分離的關係上。所謂抽象，正像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告訴我們的，是對經驗的生命器官也即一般生命體的否定。……」那麼，這裏的邏輯——我不知道它是否像布朗和佛洛依德表達的那樣無情——便是：壓抑產生文明，文明產生更多的壓抑，更多的壓抑產生抽象，抽象產生死亡。我們現在正在沿著一條純理智的道路前進，弗蘭采(Frenczi)把這種純理智看作一條瘋狂的原則。那麼，對人類還有任何拯救的辦法嗎？布朗提出了下面的想法： 人的本我(ego)必須面對酒神精神的現實，因此需要做大量自我改造的工作。尼采說得好，日神精神保存自我意識，而酒神精神毀滅自我意識。只要本我的結構是日神的，酒神體驗就只有以本我的解體為代價才能獲得。這種爭端也不可能以「綜合」日神式的本我和酒神式的本我加以解決，因此，已故的尼采竭力鼓吹酒神精神。……而建構酒神式的本我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有跡象表明，這些工作正在進行。假如我們能看清酒神式的女巫在現代歷史中釀成的種種變亂——薩德的性和希特勒的政治——我們也就能夠看清在浪漫主義的反動中酒神精神進入意識的情形。 對新佛洛依德主義者來說，問題是壓抑和抽象，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是建立酒神式的本我。他們認為語言最終變成了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謂的「身體的自然言語」(the natural speech of the body)。 這裏布朗對尼采的引述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尼采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理智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他既是佛洛依德主義者的祖先，也是存在主義者的祖先。他還是這兩個運動之間的一個活的中介。他對西方文明的分析類似佛洛依德的，也許更有說服力。在他看來，現代世界罪惡的根源不僅來自對本能的壓抑，而且來自人有意識地追求意義的虛無主義。在對十九世紀做了深層的考察之後，他宣稱上帝已經死亡，同時提出現代人的危機是價值危機。「為什麼虛無主義會到來？」在《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一書中他提出了這一問題，他的回答是，「因為虛無主義代表了我們最大的價值和理想的邏輯歸宿，在我們能夠看出這些『價值』究竟有什麼樣的價值之前，我們必須體驗虛無主義。在某些時候我們需要新的價值。」尼采像當代存在主義者一樣，認為根本的問題顯然是一個意義的問題。(但與大多數存在主義者不同，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認為通過超人豐富的生活經驗可以解決問題。)按照這樣的觀點，語言的理想變成了行動、姿勢，因為意義的創建不僅是一個語言過程，更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過程。有一位名叫尼古拉．貝加耶夫(Nikolai Berdyaev)的基督徒則對這個問題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釋，「歷史內在的啟示表明：歷史上的上帝之國即意義是不能實現的。」但我們發現，這一問題依然是一個意義的問題。 世俗主義(secularism)、怠惰(acedia)、犯罪和虛無主義可能只是在深層失去意義的一些象徵。人正在失去自己內心的空間，就像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所說的那樣，人獨特的世界已被高度擠壓，難怪傳統上曾是人們在公私場合表情達意最大倉庫的語言也大為貶值。我們這個時代的預言家和烏托邦主義者也未能提出贖回語言價值的辦法。他們把崇高在未來的作用縮減到最小，也就把語言的作用縮減到最小。人類中將會出現的酒神或超人並不是那種健談的生物，因此，現代對語言表述的反叛說到底是對權威和抽象的反叛：日神主辦的文明已經變成了極權的文明，他給人類提供的賴以生存的工具已變成了以抽象為燃料的機器。因而無意義(meaninglessness)便是抽象的相關物。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文學中對語言的反叛反映了但也滑稽地模仿了技術統治中從語言的撤退。這一點正是格奧爾格．施泰納在《從語言撤退》(The Retreat from the Word)中有所忽略之處。當然從其他方面說此文還是重要的。他說： 十七世紀之前，語言幾乎覆蓋了經驗和現實的所有領域，可今天它的範圍變得狹窄了，它不再是表述行動、思想和情感的主要工具。大片的意義和實踐領域屬於數學、符號邏輯、化學方程式或電子關係式等非語言範圍。還有一些意義和實踐的領域則屬於非具象藝術(non-objective art)、具體音樂等亞語言(sub-language)或反語言的範圍。語言的世界已經萎縮了。 然而，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弊端歸咎於上帝的死亡或技術，那樣就過於簡單了。包括阿爾蒂采(Charles J. Altizer)、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凡．布倫(Paul M. Van Buren)在內的更年輕的神學家把上帝的死亡看作文化肯定和精神肯定的一個挑戰性事件。一些搞技術的預言家像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和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 Fuller)等則從「地球村」(global village)看到了神奇的可能性，認為地球已經完全處在新科學和新技術的控制下。但即使麥克魯漢也認識到，在從印刷語言的視覺文化轉入電子技術的「總體」文化這一過渡時期中，我們必須面對可怕的危險。他在《古騰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中這樣說：「恐怖是任何口語社會(oral society)的正常狀態，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件事物與每一件事物之間無時不相互影響。」同時，「我們最普通、最一般的態度好像突然扭曲成古怪的、荒誕的形狀，熟悉的體制和關係好像突然變得恐怖邪惡起來。」不論沉默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它採用什麼樣的形式，它已經成了文學的一種態度，也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事實。 ● < TOP>
Song of ice and fire.Ⅲ,a storm of swords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7
简介： 亚马逊网络书店（Amazon.com）：“乔治·马丁细腻真实的世界，栩栩如生的人物，复杂但井然有序的情节，以及美丽异常的文字无怪乎被轨迹杂志誉为‘成就远超过其它同类作品。’” 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乔治·马丁邀请我们参与了一场罕见的幻想盛会，将一个细腻逼真，兼具浪漫与写实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 罗伯特·乔丹（Robert.Jordan，纽约时报畅销冠军《时空之轮》大系作者）：“读来让人无法释卷，精妙绝伦。” 安·麦考菲莉（Anne.McCaffrey，《神龙纪元》原著作者）：“这真是一出精彩无比的幻想历史剧！我看得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玛莉安·季默·布莱德蕾（Marion Zimmer Bradley，电影《阿瓦隆之谜》原著作者）：“本书可谓史诗奇幻代表作，引人入胜而且非常真实。” 雷蒙·弗斯特（Raymond E.Feist，《时空裂隙之战》作者）：“乔治·马丁是第一流的科幻作家，本书堪称他第一流的作品。” 《冰与火之歌》乃是马丁集三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大成之作。甫一问世，便以别具一格的结构，浩瀚辽阔的视野，错落有致的情节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迅速征服了欧美文坛，成为了当代奇幻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 《冰与火之歌》原著共约七卷，现已出版《权力的游戏》、《列王的纷争》、《冰雨的风暴》三卷，第四卷《群鸦的盛宴》将于今年夏季正式出版。
Keywords:A Vocabula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作者：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刘建基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5
简介： 《关键词》是对文化转变中的语言的一种精彩的考察与探究。它不是一部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它应该是一种对词汇进行质疑探询纪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与制度广为探讨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与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之归类为文化与社会。” 作者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写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这些语词不仅引领我们了解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也帮助我们了解当代的文化与社会。 本书从撰写到付梓，历经二十多年，《新左派评论》把它所激发的知识效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威廉斯一生的知识工作与文化唯物主义息息相关，《关键词》无疑为此提供了详尽而有系统的注释，也为他的“文化与社会”的方法提供了实际有用的工具。这是一一影响深远的书，是历史语义学、语言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 [
Peacemakers: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作者： (英)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著;荣慧，刘彦汝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
简介： 1919年的巴黎是世界的首都。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正在这里召开，和谈者都是举足轻重的国际要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以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成了和会的“三巨头”。在这里各国政要互做交易、制订条约，创建新国家和组织，甚至一起吃饭，一起去剧院看戏，他们一起上演了近代世界发燕尾服的悲喜剧。从1月到6月的半年中，巴黎一跃成为世界政府，上诉法庭和国会，同时也是人们恐惧和希望的所在。. 这是非同寻常的180天，大国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博弈，它们终结那些破产的帝国，同时创造着全新的国家。书中为我们塑造了和谈者们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们的个性、理想与偏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将俄国赶出局，孤立中国，又驳回了阿拉伯人的主张。同时他们还艰难地为犹太人家园等问题而努力。然而和谈者们无奈地失败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没能阻止另一场战争的爆发。 大国政要们试图公正无私，但是他们的目标——让战败国在不被摧毁的前提下进行赔款，满足不可能的民族主义梦想，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同时创建一个在民主与理性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这一切单靠外交绝对无法实现。他们本想制造和平，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制造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本书犹如一部电影，再现了大国政要们极富戏剧色彩的个性和曲折回环的利益之争，因此又深具娱乐性。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光十色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世界初诞时的草图。 本书是了解当代世界形成和世界新秩序发展历程的一部经典之作。...
Where I’m calling from: selected stories
作者： (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著;汤伟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简介： 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德兰尼）和“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斯图尔）的卡佛，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他父亲做过建筑工人和锯木场的锉工，母亲则做过餐馆女招待和站过柜台。他十九岁时与当时已怀孕的未婚妻结婚，婚后仅十八个月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卡佛前半生从事的大多是低收入的蓝领工作，如锯木场工人、药店送货员、医院清洁工和汽车加油站工人等等。他一生经历了两次破产，多次因酗酒而住进医院，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后终于破裂。尽管在生活中历经坎坷，卡佛始终没有放弃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梦想。 卡佛一生共完成了六十余部短篇小说。此外，他还写下了三百余首诗歌和一些杂文和评论文章等。他主要的短篇小说被收录在《请你别说了，可以吗？》、《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大教堂》和《我打电话的地方》这四部小说集里，其中《我打电话的地方》是卡佛的自选集，也就是本书，包括了已出版的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三十部小说和七部新创作的小说。从他自己选出的三十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卡佛写作风格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而从七部新小说里，则可以看到卡佛在拓展自己创作题材和尝试新写作方法方面所作的努力，如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山雀派》和写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差事》等。 卡佛的小说戏剧性不强，叙述平淡而有节制。小说的用词和句式都很简单，极少使用修饰性的词汇，侧重暗示性的叙述，避免过分的渲染。他因此而被评论家们贴上了“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标签。他在小说中注重对话的真实性，大量采用俚语和口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往往通过对话和对一些细节的描述来实现。读者有时会发现卡佛的一些小说的叙述模糊，甚至“漏掉”了一些情节，这使得小说进程中出现某种“空缺”并产生歧义。卡佛正是借此来表现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认知的局限性。卡佛拒绝解释和阐述性的文字，尽量让叙事者和所述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多卡佛小说中的人物缺乏相互的理解，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种沟通上的缺陷使得人物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状态。卡佛还通过叙事者对事件模棱两可的叙述，让读者对叙述者和故事本身产生怀疑。这种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不自在有利于读者感受小说中人物的困惑和不自在。而其特有的开放式结尾常使得读者有被悬在半空中的感觉，迫使他们在放下书本后还继续关注小说人物的命运。
作者： (法)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著;柳鸣九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简介： 母亲在养老院去世了。除了请假去参加葬礼，默尔索的生活似乎并没 有因此而发生变化，他甚至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痛。葬礼后第二天，他便 同以前的女同事约会，似乎一切又都归于正常。由于种种原因，默尔索与 邻居雷蒙相熟，并应邀去海边过周末。在那里，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默尔 索平静生活的事件——他枪杀了一个同雷蒙有过节的阿拉伯人。于是，默 尔索因杀人被拘捕。他并非蓄意谋杀那个阿拉伯人，但是他也无法解释开 枪的动机。他不认为自己有罪，没有主动请律师为其辩护，也拒绝向神甫 忏悔以祈求宽恕；他只是以一个局外人的形式存在着，感受时间的流逝， 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因为他的案子忙作一团。由于他在母亲葬礼上的冷漠表 现，默尔索被定性为残忍的杀人犯而被判处死刑。死亡临近，他感到恐惧 ，但更多的则是前所未有的真实的存在感--"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 如此有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
作者： (美)雷蒙德·卡佛著;小二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3
简介： 《请你安静些，好吗？》看点： 1. 文学创作第一部作品，甫一出版即获好评：《请你安静些,好吗?》为卡佛文学创作的处女作，为其第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短篇小说集。它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并于1977年被题名国家图书奖。 2. 卡氏风格的奠基之作，为其一生的创作主旨设定基调: 此书的主题为卡佛一生的创作宗旨的原型:旨在刻画平凡人生活中的困顿,对生活的困惑,以及被现实残酷打击后的束手无策。对平凡读者而言，卡佛的作品值得一再阅读之处，则在于它与普通人的生活是如此贴近。平凡的生活也能发出微光。 3. 小人物的寻常人生，大作家的非常之笔：卡佛曾说过︰“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在这本短篇小说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人生片段。它写的完全不是冒险奋战的英雄人物，而是我们身边毫不起眼却终日陷在生活琐事、人际关系难题里的小人物。卡佛以极简的文字，将生活中最不起眼的时刻写得朴实而暗含张力，他的风格影响了当今许多名家。 4. 卡佛迷翘首以盼，继《谈爱》后又一部卡佛重磅级短篇小说集：距离译林社出版的上一本卡佛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已经有2年时间了，此次推出的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并且这是卡佛早期作品的集大成之作，能看出卡佛风格在其早期作品里的端倪和溯源。
作者： 莎拉·贝克韦尔
简介：
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喝杏子鸡尾酒。其中一个叫雷蒙·阿隆的年轻哲学家，正在向同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赞一种他在德国发现的新鲜哲学——现象学。“你看，”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就这样，20世纪影响*广泛也*深远的哲学运动发端了。受到启发的萨特，将现象学与他那种法式的人文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思想——现代存在主义。在本书中，英国著名作家莎拉·贝克韦尔将历史、传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弘的视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深入探讨了在今天这个纷争不断、技术驱动的世界里，当我们每个人再次面对有关*自由、全球责任与人类真实性的问题时，曾经也受过它们困扰的存在主义者能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