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570 项 “雪莱” 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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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木心 讲述,陈丹青 笔录
简介: 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八十年代末,木心客居纽约时期,亦自他恢复写作、持续出书以来,纽约地面的大陆和台湾同行在异国谋饭之中,居然促成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忽忽长达五年的一场“文学的远征”——从1989年1月15日开课,到1994年1月9日最后一课,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在座者有画家、舞蹈家、史家、雕刻家等等。 听课学生陈丹青说,“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菜单开出来,大家选。从古希腊神话、新旧约,到诗经、楚辞,从中世纪欧洲文学,到二十世纪文学世界,东方西方通讲,知识灵感并作。其中听的听,讲的讲,“金句”纷披,兀自燃烧。“讲完后,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木心说。古代,中世纪,近代,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精神血统,艺术亲人。 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木心开讲时六十二岁。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他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纽约世界文学史讲座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如今,听课学生陈丹青整理那五年那五册听课笔记,共八十五讲,逾四十万字,结集这本大书时,已不再将之仅仅看做“世界文学史讲座”。诚如木心所最早时设想的那样,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这也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文学的福音书。 本书首次披露的木心先生及其亲属的珍贵照片,由陈丹青先生和木心的外甥王韦先生提供。附印民国版本的世界文学书影,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作者: [英]Mary Shelley著;[美]Maud Jackson改写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BLACK CAT有声名著阶梯阅读(套装共5册)》内容主要包括:《傲慢与偏见》、《鲁滨逊漂流记》、《双城记》、《爱玛》和《科学怪人》。《傲慢与偏见》内容简介:有五个待嫁千金的班纳特太太热衷于钓金龟婿。新来的邻居彬格莱和他的好友达西,潇洒俊朗,身家丰厚。班纳特太太刻意安排一切,务求女儿得到他们的欢心……小说表达了奥斯汀对社会和婚姻的洞见。奥斯汀语言精湛,值得细细品味: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善用讽刺笔法,开首第一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亦已成经典。 《鲁滨逊漂流记》内容简介:鲁滨逊热爱海上冒险,在一次海难中,他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被抛到了荒岛上,开始了孤独生活。他修建住所、种植粮食,历经种种困难,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顽强地活了下来。他从食人族手中解救了“星期五”,从此两人相依为命:直到从叛乱的船员手中解救了船长之后,鲁滨逊三十五年的磨难才得以结束。 《双城记》内容简介:一场革命,两座城市,三个人的悲情故事。狄更斯艺术成就最高的小说之一。梅尼特医生度过了十八年冤狱后,摒弃宿仇旧恨,应允了女儿与仇敌之子查尔斯的婚事:无辜的查尔斯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和财产,却代家族受过,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愤怒的群众关入监狱;年轻的律师也爱着医生的女儿,为了她的幸福,毅然代替查尔斯走上了断头台。作品构筑了一个博爱战胜仇恨的乌托邦。 《爱玛》内容简介:漂亮聪颖、年轻富裕的爱玛姑娘是英国乡村绅士伍德豪斯的女儿,母亲早故,在家庭教师泰勒的教育下长大,有点娇生惯养,自恃高傲。泰勒小姐由于结婚离开了爱玛家,爱玛和孤女哈里特成了知心朋友。爱玛一心想给自己的朋友哈里特找个如意郎君,力促哈里特和牧师埃尔顿的结合,但并没有成功。究竟谁在爱恋着哈里特·埃尔顿心中爱的又是谁?决心永不结婚的爱玛真的不要结婚吗? 《科学怪人》内容简介:《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人,然而年轻的瑞士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却创造出一个类人种,它聪明,善解人意。这个类人种渴望得到创造者的爱和关心,得到人类的帮助,但由于面目丑陋遭到人类的鄙视和憎恨,由爱生恨,从此它变成了一个杀人魔鬼……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它的作者是诗人雪莱的夫人。
作者: 陈铎主编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以弘扬主旋律、歌颂祖国、赞美人民为内容的图书,所选的诗篇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堪称一流的,都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品,既可以低吟浅唱,也可以集体朗诵。所选诗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与广泛性,既有雪莱的《西风歌》、鲍狄埃的《国际歌》,也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刘大白的《五一运动歌》;既有抗日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救亡歌》《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也有祖国建设时期和新时期的《向困难进军》《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等。
作者: 贺年主编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世界经典金榜。 本书精选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诗歌大国诗人的名篇佳作358首,所选作品不仅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同时也具有可读性和代表性;所选诗人中,既有著名骚客如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伏尔泰、马拉美、兰波、歌德、席勒、尼采、普希金、屠格涅夫、爱伦·坡、泰戈尔等,也有历年诺贝尔文字奖得主如苏里-普吕多姆、加尔杜齐、海顿斯坦、叶芝、米斯特拉尔等,还有那些名气虽不甚大但却才华横溢咄咄逼人的后生晚辈。总之,可说是向读者展示了一座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经典的世界诗歌宝库。
Most beautiful poems in the world
光盘作者: 乔思编译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简介: 《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歌》采用英汉对照的方式安排内容,适用于不同层次的英语爱好者学习、阅读及收藏。并随书附赠超值6小时MP3光盘一张,囊括了“听最美丽英文”系列五本图书全部英文,由外籍专家Ronald Leo Lorenz倾情朗读,相信他纯正标准的发音会对您的口语、听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好的诗歌,一字一句读起来都甘之如饴,口有余香。《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歌》收录的四十首经典英文诗歌,皆出自世界名家之手,保证呈现给读者最经典、流传最广的诗歌佳作。其中既有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浪漫才子的动人情诗,又有莎士比亚、惠特曼等诗坛圣手的睿智哲理诗,还不乏叶芝、济慈等天才诗人的清新抒情诗,从多角度向读者展示诗歌的魅力,优美的翻译更为全书锦上添花。
作者: 【英】玛丽·雪莱 著
简介: “你一定要听听我的故事,你一定要听听我可怕、非常可怕的故事。”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倾全力追捕他所创造出来的怪物,同时述说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起初,是造福全人类的热忱,但*后的结局却落到何种地步?弗兰肯斯坦引领我们穿越辽阔的山岳景观,并且跨过冰冻的海洋。他能阻止恶魔一步步的杀机吗?他准备依照怪物所要求的去做吗? 读者将会感到震惊与意外。怪物真如他看起来的那样邪恶吗?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必须为自己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吗?弗兰肯斯坦的可怕故事,能够教导现今这个时代的我们什么道理?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2008
简介: 特价产品无CD。 玛丽·雪莱生于1797年,以1818年出版的恐怖小说《科学怪人》闻名于世。 1816年玛丽·雪莱嫁给了诗人珀西·雪莱并移居意大利。 同年夏天,雪莱夫妇与其好友诗人拜伦爵士同游瑞士。其间阴雨连绵,几人遂决定讲鬼故事以自娱自乐。一天晚上,玛丽为了编出一个好故事而冥思苦想着,直到入睡。她突然从梦中醒来,醒来后仍心有余悸。 “有了!”她想,“让我感到害怕的事情也会令其他人恐惧。我只需把出现在午夜噩梦中的鬼怪描述出来即可。” 这个梦就是《科学怪人》的故事。该书于两年后出版发行。 1822年,珀西·雪莱在意大利海岸附近的一场暴风雨中翻船溺水身亡。玛丽·雪莱带着儿子珀西回到英格兰继续写作,直到1851年去世。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in E minor
光盘作者: e-moll:Op. 64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简介: 这首作品可以说是最受人欢迎的小提琴协奏曲,然而它的创作过程却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一段旅程。小提琴独奏声部扮演着与雪莱1816年创作的浪漫史诗《阿拉斯特》(或《孤独的精神》)中诗人相似的角色。与雪莱笔下的诗人一样,我们立刻被带到了一条奔腾湍急的溪流中,随着独奏声部那高昂、活泼的旋律,越过颤动的八分音符急流。独奏声部最终在末乐章经历了一个欢快的变型,与《阿拉斯特》以及前两个乐章中急迫的戏剧性和对比忧郁乐章所暗示的命运截然不同。尽管如此,这部作品仍然透着精雕细琢过的高贵的浪漫主义。
作者: (日)东野圭吾著;王维幸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2010
简介:分身:doppelgänger,有如死神的不祥之身,据说诗人雪莱在湖畔遇到自己的分身后次日身亡,世传凡目击分身者数日内必死。 这世间是否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这世间是否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分身? 迄今为止的人生,难道仅仅是一场残酷的骗局? 氏家鞠子,18岁,北海道人,母亲于5年前离奇身亡。 小林双叶,20岁,东京人,父不详,母亲突遭车祸去世。 两名女子素不相识,却长得一模一样,且同样身世诡异。她们不是双胞胎,却有着比双胞胎更难拆解的共同命运…… 《分身》为东野圭吾“私小说三部曲”之一,乃上佳之作。 天王作家以奇绝瑰丽的想象、对尖端科技的超前驾驭、对重重悬念的出色把握,以及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将两位主角离奇跌宕的命运娓娓道来,细腻微妙处如工笔描画,波澜起伏时如泼墨云烟,使人性中最美好的爱和最黑暗的贪婪在笔端恣意流淌,无不令人感慨良多,唏嘘动容…… 最后,只剩一个无边的悲伤真相……更多>>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作者: 约翰·R·麦克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人类自从400万年前出现之后,便不断改变着地球环境。到了20世纪,在这世界环境史上相当挥霍而奇特的100年里,我们改变生态系统的程度、规模与速度均为人类史上首见。许多足以造成生态变迁的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出现: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大幅增加、经济快速增长,与之相伴的,当然还有亚马孙雨林的退化、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伦敦的空气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
20世纪环境变迁的规模与强度之大,使得许多在过去1000年里仅限于地方性的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使得未来社会与生态的关系成为人类再也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圣经》有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巨变的20世纪,这句话早已过时,太阳底下发生了太多新鲜事。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是综观20世纪世界环境变迁的史学力作,荣获美国世界史协会2001年度*图书奖及森林学会图书奖。《泰晤士报》将本书评为“优秀卓越的科学作品”,英国近现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盛赞本书是他“今年读过的极具原创性的历史佳作”,大历史学派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称它是“历史学家明确宣称20世纪是全新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人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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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城邦之见识丛书
《时间地图:大历史,*0亿年前至今》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的年代:1914—1991》
《瘟疫与人》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19*,一战前的世界》
《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
《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科学的发明:科学革命新史》
《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
《无义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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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中国读者/约翰•R. 麦克尼尔
推荐序/保罗•肯尼迪
作者序
致谢
序曲:一个挥霍世纪的怪象
*部星球运行的律动
第1 章岩石圈与土壤圈:地壳
第2 章大气圈:都会的故事
第3 章大气圈:区域性与全球性的历史
第4 章水文圈:水源使用与污染的历史
第5 章水文圈:耗竭、水坝与分流
第6 章生物圈:捕食与被捕食
第7 章生物圈:森林、鱼类与人类入侵
第二部推动变迁的动力
第8 章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城市
第9 章燃料、工具与经济学
第10 章观念与政治
尾声:未来该何去何从?
注释
参考书目
【免费在线读】
作者序/约翰•R.麦克尼尔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
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圣经•传道书》*章第9 至11 节
《圣经•传道书》的章节多半来自古人的实用智慧。但时至今日,上面这段话已显过时。太阳底下的确存在着新鲜事。与《传道书》完成时的公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纪一样,现今人类生活中仍充斥着邪恶与徒劳无功,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至少从这方面来看,人类必须切记现代还是与过去有所不同。
老鼠、鲨鱼及历史
本书是一部环境变革的历史,也是专为环境变革史所写,讲述的是20 世纪全球环境的变迁,以及与人类相关的起因与后果。希望通过接下来的篇幅,说服读者接受下列几个相关论点。*,无论就环境变迁的强度及人为因素的集中程度来说,20 世纪都超乎寻常。第
二,这种生态的独特性,其实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知识的偏好与模式下超乎预期的结果。第三,我们的思想、行为、生产及消费模式乃因应现今环境而生,也就是为了适应现在的气候与全球生物地球化学(biogeochemistry)、20 世纪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日益快速增长的经济等现象。第四,如果环境产生变迁,表示这些偏好与模式适应性不足。*后一个论点与未来有关,但既然本书以历史为主,在此我就不深入追踪。我还希望借由讨论上述主题说服读者,地球的现代生态史和人类社会经济史必须并列讨论才有意义。
我认为这些论点相当有趣,因为这暗示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正不知不觉地在进化方面走了一步险棋。就生物进化的长期过程来看,*的生存策略就是适应、追求各种维生之道,并使适应力*化。这是因为对于有些物种而言,不论它们适应特定环境的能力有多强,终究还是会出现一些足以灭种的意外、冲击和重大灾害。如果一个物种能度过足以灭绝其他竞争对手的周期性冲击而生存下来,就等于在进化上大获全胜:因为有充足的开放生态区位(niche)空间供其栖息。对这类优势物种当中的个体来说,能够度过周期性冲击并生存下来,就代表有更多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让它们在空间与时间中散布自己的基因足迹(genetic footprint)。长远来看,人类已凭借其适应力,在生物层面享有极大优势。部分品种的老鼠亦然。
适应力并非在进化上取得优势的*策略。另一策略是尽可能去适应现有环境。如果环境稳定的话,这种策略能维持一段时间。考拉只吃桉树叶,熊猫只吃竹子。这两种动物都追求特殊化,只要有充足的桉树与竹子就好。两亿年来鲨鱼面对大型海洋生物的猎捕、杀戮及食用,仍适应得很好,正是因为尽管海洋历经许多重大变化,还是能充足供应鲨鱼所需的食物。
老鼠与鲨鱼的策略,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约略)类似的情况。数千年来,文化演进塑造人类事务的程度,更甚于生物演进。就像老鼠和鲨鱼,人类社会也在不经意中追求适应力或高度适应的生存策略。例如在法老时期的埃及、封建时期的欧洲或中国历代皇朝,对当时生态(或其他)环境的细腻适应力,成了稳定(请勿与和平混淆)社会秩序的基础。当环境持续不变,这些社会就能持续繁荣,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也因为成功而面临更严重的危机。只有在治理条件维持不变的状况下,才能借由不断微调去适应环境(也就是鲨鱼的策略)而维持优势。成功往往容易成为守旧、习以为常与僵化。但这样的策略并不是不好:它还是可以运作数世纪之久。或者说在以往可能持续运作,因为当时人类还缺乏破坏全球生态的能力。
到了20 世纪,全球生态日趋不稳并因此越来越适合老鼠生存,因而人类社会常须采用鲨鱼策略。我们在不断变迁的环境中极力适应。大约有1/4 的人类,因稳定气候、廉价能源与水源、快速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等条件,而得以享受完全可预见的生活方式。其余绝大多数的人,则只能向往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也同样建构在相同的前提上。
这些前提并非不堪一击,但也仅止于暂时。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一万年来地球气候一度少有变化;不过现在却正快速变迁。约始于1820 年的化石燃料时代,廉价能源为其特色之一。除了少数特例,造福众人的廉价水源主要可回溯至19 世纪。从18 世纪中叶起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则约始于19 世纪70 年代。仰赖这些环境条件继续存在,其实是个相当有趣的赌注。在整个20 世纪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场赌注。这并不是一场愚蠢的赌局。当国家与社会必须在高度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寻求自保,当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寻求利润与权力,当个体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寻求地位与财富,这场赌局确实相当吸引人。只要眼前的状况持续,持反对意见的人就会失败。所以你不认为这场赌局你会输,除非你眼光够远,或认为现今的环境很快就会改变。而让这场赌局更加有趣的是,现今环境变迁的概率增加,正由于20 世纪人类的所作所为。
两种让人类在生态方面获致长期成就的特质,即适应力与聪明的头脑,让人类在近代建立起以化石燃料为根基的文明,而这种文明对生态极具破坏性,不但注定带来意外的结果与冲击,而且它所带动的变迁只有利于适应力强、头脑聪明者。人类在这场变迁中茁壮、繁衍的速度更甚以往。我们创造了一场永无止境的生态知觉障碍机制,有如对其他较弱势物种发动了一场全球性阴谋。但我们其实没有这么聪明。这种永无止境的知觉障碍机制,是人类不知不觉中进行社会进化过程中,数不清的野心行动与各种努力下意外产生的副产品。
在撼动全球生态以利自身繁衍的同时,人类也根据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环境来建构社会。举例来说,现代美国就是建构在廉价能源的基础上。这个策略其实不差:20 世纪大部分时间能源确实相当廉价,而美国就跟其他社会一样完全且成功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但这样的成功也意味着,一旦环境改变,任何调整只会更加艰难。尽管美国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特别有弹性的社会,就生态而言却是一条鲨鱼。许多具有影响力与权势的美国人已意识到这点,因此着手打造足以维持廉价能源的内政外交政策。看1991 年的海湾战争就知道了。
人类的生物优势或许并未面临严重风险。从物种的角度而言,我们比较接近老鼠而非鲨鱼。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秩序才是许多社会的风险所在。只要我们持续造成严重的生态干扰,严重的社会紧张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命运(而这种生态干扰与社会紧张都是现代常见的现象)。就这样,地球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紧紧联结,且现今程度尤甚以往,两者缺一均难以理解。
一个历史学家的自白
本书讨论的是人类与环境,而非那些非人为造成或不论起因为何都不可能影响人类事务的生态变化。希望所有想要了解完整的历史背景,以及想从历史脉络来了解环境变迁的人,都会对本书产生兴趣。所有史学家在写作时都有自己的观点与偏见,而这就是我的观点与偏见,本书是以人类为中心。据说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班奇利曾用鱼的观点,以大西洋鳕鱼业为题写作。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出版过《从花的观点看罗马革命》一书,书中的植物主角还会说话。从旅鼠或青苔的观点来写20 世纪的世界环境史,可能会很有趣,但我的想象力不及于此。本书还会略去许多生态变迁,纯粹因为它们与人类历史关联不大。
历史学家主要是对变迁感兴趣。本书将聚焦于出现大规模变迁的时间与空间,省略掉许多持续发生的案例。一望无际的南极冰层、毛里塔尼亚沙漠、加拿大冻原、太平洋深不见底的水域,百年来其实并无太大改变。我对这些案例着墨不多,而会多讨论印度尼西亚的森林与伦敦的空气质量。这意味着我在环境变迁案例的选择上有很严重的偏颇。研究工业革命或班图人大迁徙的历史学家亦是如此:变迁通常要比长期现象更加吸引人。
现代有关环境的著作,通常会以好坏来评价变迁,却鲜少透露评断的标准。在许多案例中,我将避免以此方式评断,因为环境变迁往往有利于某些人却对其他人有害,对有些物种有益却对其他物种有害。我将尽可能解释某种发展对哪些人(或事物)有害,又对哪些人(或事物)有益。如果它终究不利于所有生命形态,我将放弃所有努力,以超凡的客观态度将之定义为退化、掠夺、毁灭之类的行为。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的盐化就是一种退化。读者可以自行思考,美国森林遭到砍伐的现象是好是坏?也希望读者能思考:这好坏又是针对谁的标准而定?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取决于以谁的利益为主(巴西农场主人、农民、橡胶采集工、美国印第安人等)、如何评价砍伐森林在全球大气变迁中的角色,还有对全球变暖前景的看法、对亚马孙地区生命形态逐渐灭绝的重视程度、它们的基因信息及其在周遭生态圈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得看牵涉到多少亚马孙区域、森林砍伐的速度,以及土地使用模式与相关生态系统。这些都是决定答案的因素,而且还不止于此。在这样复杂的状况下,我将尝试勾勒出环境变迁的冲击,但也让读者自行判断到底是好是坏,是进步抑或退化。对那些不喜欢把问题复杂化、偏好简单道德标准的人而言,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对那些喜欢用金钱这种简单量化方式的人而言,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对那些不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本书特别令人感到失望。希望经过这番筛选,还会有许多读者愿意继续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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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会的故事
1900 年之前的空气污染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制造的空气污染只能算是些许尘埃。接着在50 万年前人类驾驭了火,点亮了地球景观,也将其他气体释放到大气层中。尽管我们对火如此投入,但对大气的影响仍然有限。大气仍由千万亿微生物稳定的作用及偶尔出现的大规模火山爆发等自然过程所支配。
当人类占据洞穴,开始燃烧薪柴取暖煮食,室内污染就此开始。几千年前人类居住过的洞穴,壁面都因烟雾堆积而染色,当时穴居人应该因为暴露在烟雾中而饱受肺部与眼部疾病困扰。旧石器时代木乃伊的共通点就是染黑的肺部。人类开始建造住所后,通常还是无法解决通风问题,(或许是因为要驱赶蚊虫)只好住在一片室内烟雾中。
当时一些因污染所造成的健康影响,数千年后仍如影随形。
只有城市会造成后果严重的户外空气污染。早期的城市和现代一样,会因为腐烂的肉类、食物和粪便而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被臭味笼罩的城市因为无法清理这些令人不快的气味源头,可能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古埃及文献记载了一个实例:赫尔墨波利斯(Hermopolis)的居民因为受不了城内的气味,宁愿向围城的努比亚(Nubia)人投降。古代的都市烟雾甚至染黑了大理石,不但让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这样的古典作家们抓狂,古代犹太人也因此制定大量相关法律。初期空气污染史乃以烟雾和煤烟为主,而非微量气体。
古代冶金术带来了新的污染物,其中有些会在海洋与各大陆之间漂浮,这是区域性污染的首例。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区,采矿与冶金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色诺芬和卢克莱修的说法,来自阿提卡地区银矿的有毒气体损害了人类健康。[8] 铜与铅是主要的金属污染物。在罗马时期,瑞典、瑞士的沼泽以及格陵兰的冰核(ice core)都有可观的铅沉积物,约为背景比较值的10 倍。检验格陵兰的冰层后发现,工业革命前铜排放到大气层中的有毒气体数量曾两度上扬,一次是古地中海区引进钱币铸造之后,另一次则是中国宋朝年间(960—1279)经济市场化加强导致铜产量飙升。低效率的冶金技术,会让高达15% 的溶解铜有毒气体进入空气中。尽管当时铜产量不到现代水平的1%,罗马与宋朝时代铜的有毒气体总排放量,约为20 世纪90 年代的1/10。区域性(其实占了地球一半)的空气污染约有2500 年的历史,至少就铜的有毒气体排放量而言,1875 年以前的严重程度均不亚于古
罗马与宋朝时代。都市的空气污染随都市规模与人口密度而有所不同,端看当地的工业活动,特别是燃料的使用。由于公元1000 年后中国、地中海盆地及西非加速都市化,大量人口居住在烟雾与煤烟当中。哲学家兼物理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曾游历从科尔多瓦(Córdoba)到开罗等诸多城市,他发现都会的空气“停滞、污浊、厚重且雾茫茫”,并且认为这会使都市居民“理解力迟钝、智力不足及记忆缺陷”。
运输不便也限制了都会空气污染的程度:大部分需要燃烧的工业,例如瓷砖、玻璃、陶器、砖窑与冶铁,都设立在靠近森林的地方,因为大量运输燃料通常代价昂贵。因此大部分的工业污染只会弄脏人迹罕至地区的空气。海港城市有时会出现例外,因为可通过船只以更低廉的价格运送木材或木炭。因此,威尼斯才能靠外地的木料供给,长期维持玻璃制造工业。中国的城市也曾因为水路运输系统发达而经历过严重污染,例如宋朝的首都开封。但多数都会空气污染主要源自粪便或木头等家用燃料,有时还有无烟的木炭。
缺乏薪柴的海港城市,可改用煤炭作为家用燃料。13 世纪的伦敦就少量改用煤炭,16 世纪比例更高,将当地的空气污染史带入新的一页。家用煤炭让17 世纪的伦敦空气一片煤烟,好似人间地狱,天色雾蒙蒙有如身处火山中—致命的烟雾侵蚀铁,损害所有会活动的物体,
所到之处都覆盖上煤烟;损害居民肺部其致命程度之深,几乎没人能逃过咳嗽与肺病之苦。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炉床及烟囱数量增加,伦敦的空气质量仍然未见好转。英国诗人雪莱记录了这个有如炼狱的景象:
伦敦有如地狱,
一个人口稠密又烟雾弥漫的城市。
同时期的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也不喜欢伦敦的空气,因而在1808 年的诗作中将之描述成“沼泽雾气、炊烟、煤烟和碎马粪的混合物”。
1780 年后煤炭崛起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污染的天空开始在英国其他地区萌芽,*后甚至向外扩大。1870 年英国约有10 万台以煤发动的蒸汽机,不断喷出烟雾及二氧化硫。英格兰中部成了著名的“黑乡”(Black Country )。韦尔斯的斯旺西(Swansea)谷区铜冶炼工业产生的酸雨,破坏了植物生态。居民也深受其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有将近1/4 的人口死亡与肺部疾病有关,大部分为支气管炎与肺结核,而这些疾病多半因为以微粒为主的空气污染而加剧,有时正是因为空气污染而染病。空气污染在维多利亚时代夺去英国人性命的数量,粗估约为20 世纪90 年代全球平均数字的4~7 倍。
1900年以来的空气污染
20 世纪空气污染史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现代空气污染诸多原因当中,*重要的当属燃烧化石燃料。在1900 年,空气污染多由燃烧煤炭所造成,让天空中充满了烟雾、煤烟、二氧化硫与各种气味难闻的物质。煤造成的污染来自工厂烟囱及家用烟囱。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汽车尾气管挑战了工厂烟囱及家用烟囱的地位,到了1990 年,道路交通已成为“全球*的单一空气污染来源”。污染的历史与工业化及汽车普及的历史亦步亦趋。
以燃煤为主的工业化从英国开始向外扩张,也随之带来空气污染。19 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并以钢、铁及化学物为主,还有取之不尽的煤炭。烟囱工业在欧洲成功崛起,其中尤以比利时与德国*盛;美国则有宾夕法尼亚州及俄亥俄州;沙皇时代的俄国以乌克兰为*;日本则为大阪附近。1800—1920 年间,以燃煤为主的工业也在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面积较小的孤立地区开始发展。20 世纪10 年代和20 年代,北美与欧洲城市开始出现靠燃煤发电的输电网。在这些地方,烟雾、煤烟和二氧化硫笼罩了工业地区。
许多人对此表示反感,尤其是负责操持家务和清洗床单的女性,但随着空气污染带来的繁荣景气,即便引发反对声浪还是相当值得。
匹兹堡地方政府要员及产业工会会员、德国工业领袖,还有俄国大臣,都认为不断冒烟的工业烟囱是进步、繁荣与权力的象征。正如芝加哥商人伦德在1892 年所言:“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这在我看来很美。它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日本*个大型钢铁城八幡,也在市歌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滚滚烟雾弥漫天际
我们的钢铁厂,雄伟无人能比
八幡啊八幡,我们的城市!
以燃煤为主的工业化脚步,一直持续到1920 年。这股趋势在欧洲及北美继续发展,但其他地方的成长更快。1929 年之后苏联实施*个五年计划,工业化因此以惊人速度迈进。斯大林巩固对东欧的掌控之后(1946—1948 年),高度能源与污染密集的苏维埃式工业,在1948 年到大约1970 年间扩散至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同时也将触角伸至西伯利亚领土。日本约在1950 年再度展开工业化,虽对石油依赖加深,但仍以煤为主。20 世纪60 年代与70 年代,钢铁、造船、化学及其他高耗能的产业也在东亚其他地方崛起,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以及1978 年后的中国大陆。在1980 年前,上述地区可以说完全不重视空气污染管制。
家用炉床及鼓风炉也都烧煤。随着都市人口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运输方便的燃料来取暖及煮食。都会家庭因为住处不易取得薪柴而选择燃煤,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步上伦敦的后尘,以煤炭作为主要的家用燃料。西欧与北美东部城市也在1850 年后开始转向煤炭。1890 年后则轮到中国与美国中西部城市。家用炉床通常燃烧效率极差,不但烟囱中有大量煤烟与烟雾,也会排放到安装有暖气的房屋里面。同时在工业与家用上使用煤炭,造就了污染严重的煤炭城市,比如伦敦、匹兹堡及大阪。
20 世纪地方及区域空气污染背后第二只主要推手就是汽车。尾气管排放出各种污染物,其中有些会与阳光作用产生烟雾,有些则会使酸雨加剧,1921 年之后甚至产生铅。[25] 汽车普及的过程中曾三度出现铅数量大幅上扬。*次发生在20 世纪20 年代的美国,当时由于装配生产线的新科技,让数百万美国人买得起汽车。一直到1950 年,美国开车人口仍占全球半数以上。汽车也在西欧变得相当普遍(1950—1975)。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汽车普及化则仍在进行当中(1960 年迄今)。
1997 年中国仅有200 万辆汽车。全球机动车总数量在1910 年不到100 万,在1930 年达到约5000 万,到了1955 年便超越了1 亿辆,1985 年更达到5 亿辆。1995 年全球共有7.77 亿辆小汽车、卡车及摩托车。
除此之外,人们开车的次数也日渐增加。在美国,汽车行驶总里程数在1950—1990 年间增长4 倍(达1.9 万亿英里)。所幸20 世纪70 年代汽车燃料效率提升,新科技也有助于降低尾气的排放量。一氧化碳与铅的排放量大幅下降。但汽车仍继续排放其他污染物,举例来说,大气中多出的二氧化碳中即有5% 来自汽车。
20 世纪工业化与汽车普及快速发展,空气污染总量却可能没有同步恶化。特别是在1945—1980 年间,许多城市大幅改善了空气质量。这其中有三重原因:经济、政治与地理。
首先是经济因素。1920 年后全球燃料组合变得比较干净。石油在许多应用面均取代煤炭(以英联邦皇家海军为其中首项大宗),而这股风潮始于1910 年,到1950 年后更是明显。这主要源于价格因素:美洲与中东开发出大型油气田,加上油管与超大油轮等基础建设,价格在1945—1973 年间开始下滑。至于家用暖气、发电等其他用途,石油与天然气也取代了煤炭。另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是水力发电、核能等其他形式的商用能源崛起,进一步降低了煤炭的重要性。这股因为价格而带动燃料价格下滑的趋势,降低了来自工厂及家用烟囱的污染物,但并没有减少来自汽车尾气管的废气。
其次,污染在政治上所引发的反弹也收到效果。公民针对工业污染所发动的零星抗议是全球各地工业化的一部分,但在20 世纪40 年代以前,这对减少污染成效不大。圣路易市在1940 年成为*个成功采用降低空气污染政策与技术的城市,这一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普及。政治压力主要通过立法与新科技抑制了污染,而这股风潮主要发生在1966 年后的美国、1970 年以后的西欧与日本、1980 年以后的韩国,还有1990 年之后的东欧。通过政治减少空气污染,影响的范围包括工业烟囱、家用烟囱及汽车尾气管。
*后,地理方面的变化也减少了污染对人类的影响,甚至减少了污染总量。长久以来集中在少数邻近煤矿与铁矿地区[例如美国宾州西部或德国鲁尔(Ruhr)地区]的能源密集产业,在1960 年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除此之外,这些产业开始从城市外迁至工业区或
“绿化区”(greenfield),这样污染所能影响的人数较少。当然,迁厂并不能降低整体污染水平,而且会对过去污染所未及的生态产生危害。只有从人类、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才会觉得污染降低了。经济、政治及地理的变革结合之下,为空气污染这片乌云带来了一丝希望。
某些案例降低铅排放的成效相当惊人。1921 年,化学工程师托马斯•米奇利(Thomas Midgley ,第3 章将有更详细的介绍)发现把铅加入汽油能提高燃烧效率,防止发动机敲缸。两年后,被*家销售商称为“上帝的礼物”的含铅汽油在俄亥俄州达顿(Dayton)上市。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汽车大约消耗了25 万亿兆公升(约合6 万亿加仑)的含铅汽油,其中1/3 出自美国。尽管1920 年起舆论表示关心,政府也开始调查,但通用汽车与杜邦[DuPont,旗下合资子公司生产四乙铅(tetraethyl lead)]仍设法阻挠,因此美国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才针对汽油添加铅制定法规。但医学研究早就显示,多数美国人血液铅含量升高,而且这些铅都是来自汽油。类似的发现引发苏联在1967 年于大都市禁止含铅汽油,对苏联来说是少见在环保方面领先全球的做法。1970 年美国下令,1975 年前加油站必须出售低铅汽油。日本企业率先针对美国这项法令而调整业务,从1972 年起将汽车发动机改为适用低铅汽油。日本在1987 年禁止含铅汽油。因为相关制造商提出诉讼而延误,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期才渐渐禁用含铅汽油。西欧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也遵循此一做法,其他国家则要到20 世纪90 年代。
1977—1994 年间,美国空气中的铅浓度减少了大约95%。通过检验很快就发现美国儿童血液中铅浓度大幅降低。历来测得*的空气中铅浓度并非来自美国,而是20 世纪80 年代的曼谷、雅加达与墨西哥市。非洲与中国因为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仍在使用含铅汽油,都市儿童血液中铅浓度足以造成各种健康问题。全球大气中铅污染浓度下降的速度,则落后于美国及日本。
1945 年后,富国大幅降低了都会中的煤炭烟雾、煤烟和灰尘;1975 年后,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与部分其他污染物也都适度减少。这是因为从用煤转为使用石油(约在1920—1970 年),以及节能防污等相关法规(主要在1970 年之后)。20 世纪初期在苏格兰工业之都格拉斯哥,污染烟雾严重时报社编辑甚至必须为讣闻版预留版面。直到1950 年,格拉斯哥人每年仍吸入大约两磅的煤烟。但到了1990 年,格拉斯哥已将黑烟、煤烟与二氧化硫污染降低了70%~95%,几个其他煤炭城市也创下类似佳绩。虽是一大成就,这一线曙光仍只局限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大洋洲及日本等地20 个富国,只占全人类的1/8。
测量污染的方法充满地雷。忽略重要的警告,我估计20 世纪90 年代全球地方与区域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约为1900 年的5 倍。在西方与日本,20 世纪60 年代末期之后空气污染水平开始下降(黑烟则于20 世纪40 年代之后)。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些国家是全球空气污染的大宗,1950 年之后则改为东欧,1970 年之后是东亚及比重较低的拉丁美洲,因此20 世纪末全球空气污染仍持续加重。表2.3 包含了这项粗略估计所根据的部分数据。
煤炭城市
有两个极度依赖煤炭的城市后来戒掉了这种燃料,就是一度被称为“雾都”(Big Smoke)的伦敦,以及绰号“烟雾之城”(Smoke City)的匹兹堡。
伦敦空气污染的历史极长,甚至可回溯到13 世纪燃煤首度在伦敦家庭间普及。伦敦向来以雾著名,一部分就是因为燃煤烟尘所造成。1952 年12 月4—10 日的一周期间,伦敦发生了全球纪录中*严重的空气污染灾难,造成4000 人提早死亡。图为河岸街(the Strand)街景,中午时分即为硫黄烟雾垄罩。几年之内,伦敦大部分燃料都改为石油
伦敦
伦敦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全球*的城市(1900 年人口660 万),这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大都会里有数十万个烟囱、数千台蒸汽机,全部都烧煤炭。当时无人仔细监控空气污染,但从伦敦降雾(污染为部分原因)的频率来判断,1870—1900 年的空气质量应该是*恶劣的。
1873 年的一场雾让人看不清前方路面,有些人因此误坠泰晤士河。这一期间有几千人因伦敦的雾而早逝,仅1879—1880 年间冬天就有约3000 人,大多是因为肺部状况恶化。虽然1892—1948 年间并无因降雾致死的记录,但1909 年格拉斯哥却有一场雾造成1063 人死亡,此外1930 年比利时列日附近河谷,则在数日内有70~100 人死于严重污染。减少黑烟的行动在伦敦有所进展,直到1950 年都一直是反污染行动的焦点。伦敦都会区不断扩张,加上工业燃烧效率提高,均有助于分散及控制污染。但改革者不去碰触燃煤的家用炉床,因为它对于1950 年前英国人的重要性,就好比汽车之于现代美国人。1945 年,部分政府机关试图趁战后伦敦重建之际,建构一个无烟城市,乔治•奥威尔却以热切的形容词为炭火辩护,说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1952 年12 月4—10 日一场大雾夺走伦敦4000人性命,煤炭这种燃料因此步入绝路。严寒气候加上空气停滞,有上百万烟囱的黑烟盘绕在伦敦街道上方达一周之久,能见度几乎等于零。连健康的人都呼吸不顺,肺部有病的人常感觉命在旦夕。在20 世纪,只有1918 年一场流感疫情带走的人命数量可堪比拟。公众的抗议引发政府调查,*后造就了1956 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大力规范家用煤炭黑烟。这使伦敦逐渐转向瓦斯与电热。伦敦断了对煤炭的依赖后,1956 年以后几乎没有黑烟问题。当地的硫排放尽管到1972 年才加以规范,也降低了90%(1962—1988 年),主要是因为改用其他燃料。20 世纪60 年代后,伦敦空气质量受到汽车尾气的影响远超过烟囱排放。
讽刺的是,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后变得干净的空气,使得更多阳光能够射进城市街道,与汽车尾气排放交互作用后形成光化学烟雾。伦敦人对开车权利的感情,不亚于奥威尔对煤炭炉火的感情。
匹兹堡
1850—1900 年间,美国许多城市根据煤炭来打造能源系统。圣路易及芝加哥利用南伊利诺伊州的烟煤(bituminous coal ),匹兹堡及辛辛那提则仰赖宾州西部矿藏。这些城市都有污染问题,自1868 年起便开始制定降低烟雾法令。但这些措施仍无法满足需要,1940 年以前每个地方仍为烟雾及硫污染所苦。1861 年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 )在其短篇小说《炼铁厂人生》(Life in the Iron-Mills)一开头便写道:
阴暗多云的一天:你知道炼铁城市是什么样子吗?天还没亮天空就往下沉,污浊、无力且纹丝不动。这座城的特色就是黑烟。它会突然从炼铁厂的大型烟囱中缓缓冒出,然后落在泥泞街道上黑漆漆、黏糊糊的水坑中。码头上的黑烟、小艇上的黑烟、黄色河水中的黑烟,房屋门面、两株凋零的白杨木,还有过往行人的脸上,都黏着一层油腻的煤烟。
这段描述反映了戴维丝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Wheeling)所度过的年轻岁月。1919 年记者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 )这样描述芝加哥:“充满煤烟的天空不断下沉。天空就像一块污渍:空气中满是流动的油脂与黑烟。这片脏污的落尘覆盖了草原,像黑色的降雪,一场不停息的风暴。”惠灵、芝加哥,还有其间众多工业城市,数十年间都因为煤炭黑烟而窒息。匹兹堡则是其中*严重者。
匹兹堡在1758 年首度采用煤炭,当时它只是英国人在美洲殖民地屯垦区边缘的一个小型要塞。丰沛的煤炭供给让人舍木材而选择煤炭。南北战争结束时(1865 年),美国有半数的玻璃与四成的铁来自匹兹堡地区的阿列格尼(Allegheny)。1866 年有人造访当地看到黑烟后,形容这个拥有10 万人口的城市是“一个掀了盖的地狱”。接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降临匹兹堡,钢铁业也就此起飞。1884 年,这座人口30 万的城市共耗掉300 万吨的煤,相当于全国的5%。1887—1891 年的四年间,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天然气一度使得匹兹堡煤用量下降,当地天空也干净起来。但天然气供给用罄后再度恢复用煤,钢铁业兴盛的匹兹堡也随之扩张,黑烟再度死灰复燃。即使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这个因经营燃煤钢铁厂而成为全球*富豪的人,也曾在1898 年抱怨黑烟。降低黑烟的法令效果不彰。从19 世纪90 年代到20 世纪40 年代初,匹兹堡成了一座加盖密封的地狱。
对于匹兹堡的空气而言,战争同时是地狱也是救赎。1940 年及1941 年,在军方命令下钢铁产量大增,而且不论老旧或效率太低,所有堪用设备均须上阵,一开始便让匹兹堡的黑烟与污染问题雪上加霜。但1940 年圣路易在工程师、市民及政府通力合作下制定出有效黑烟防制法的前例,匹兹堡也起而仿效。[41]1941 年底当地通过类似法令。战争期间暂停实施,在煤炭利益团体、矿工联合会和铁路业者的反对下,法令仍于1946 年从工厂开始实施,1947 年则扩及家庭。匹兹堡改用比较干净的无烟煤、石油及以管道自德州输入的天然气。蒸汽火车头与内河船只也都改用电力或柴油。到了1953 年,匹兹堡的空气比南北战争后任何时期都要干净,可能除了1887 年与1891 年以外。20 世纪50 年代与60 年代,匹兹堡的空气因为严格法令及更有效率的燃料使用而持续改善。接着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过后钢铁业垮台,造成工厂关闭且人口下滑,而匹兹堡也不再是*的制造业重镇,因此空气越来越干净。1985 年,有份周刊还评定匹兹堡为美国*宜居的城市。
伦敦与匹兹堡都经历过1900 年或1930 年当时居民所无法想象的转型。两者的转变约发生在同期,部分出于巧合但并不尽然。两地的转型都必须有替代燃料,这样才能造就清洁的能源系统而无须在经济上有所牺牲。转变过程中当然有人受害—煤炭货运工、烟囱清洁工、
洗衣业者,却也造福了油管安装工人、电工及电器销售员。都会能源正如伦敦、匹兹堡和其他工业城市,纽约直到1949 年仍在使用煤炭,市内有数千座家用与工业用烟囱。图为帝国大厦顶楼东南方的景观。1970 年纽约也追随圣路易和匹兹堡,开始停止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纽约人的呼吸也较为顺畅。系统发生如此变革的数十年后,煤炭工业仍在英国与美国宾州存活了下来。两地都是因为分散化有利转型,也就是汽车普及后人口移至郊区。尽管整个集合城市区域并未大幅改变,但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渐渐流失:伦敦人口高峰出现在1940 年,匹兹堡则于1950 年达到高点。美国与西欧数十个煤炭城市都依循着类似模式,数千万都市居民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善。
烟雾城市
“烟雾”(Smog)是在1905 年由伦敦一名医生首创的名词,指黑烟(smoke)加上雾(fog),后来泛指任何由污染所引起的霾害,特别是阳光与氧化氮或碳氢化合物的交互作用。(我将以此限定意义使用此一名词)。这些污染物,也就是烟雾的前身,主要来自汽车尾气。但它们也可能来自燃烧生物量或工业燃烧。在阳光下这可能产生臭氧,也就是烟雾中*麻烦的成分。烟雾会造成人类眼部不适及肺部问题,也会损害植物。
地理因素对烟雾的形成也相当重要。它只会在日照充裕的地方产生,如有地形与风向配合使得污染物无法扩散,则情况更为严重。因此,阳光充足且四周有山的盆地城市*容易产生烟雾。墨西哥市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其次为只符合地理标准的圣地亚哥、洛杉矶、雅典、
德黑兰、成都和首尔。
洛杉矶
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photochemical smog),让人类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严重烟雾被误认为是日本发动的毒气攻击;不久之后,烟雾成了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小说等洛杉矶文学中经常出现的特色。自此之后,这就成了南加州*热门的申诉原因及政治议题。
当地的地形与历史共同造就了这个问题。洛杉矶是一块小型的海岸平原,三面环山。这里每天都有海风吹拂,常会将前一天的污染吹回市区内,且经常出现逆温现象(thermal inversion ),让污染无法向高空扩散。如果不是化石燃料时代廉价能源的特色,美国西南部就不会出现大都市或烟雾的问题。廉价的能源及水源,让大洛杉矶地区人口从1900 年的10 万增至1930 年的140 万,1960 年又上升至600 万。建设于1920 年后的美国城市,都是因为汽车大量普及而兴起,其中尤以占地广大、公路密布的洛杉矶为甚。20 世纪40 年代,洛杉矶就像其他几个美国城市,开始拆除大众火车系统好让位给汽车。洛杉矶的汽车数量在
1950—1990 年间增加了4 倍(达1100 万辆)。洛杉矶这个为了汽车而打造的城市,成了*适合制造烟雾的场地。
烟雾在20 世纪40 年代成为政治议题。《洛杉矶时报》清圣路易反烟雾活动主帅雷蒙德•塔克(Raymond Tucker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发动媒体攻势。1947 年洛杉矶成立空气质量委员会,开始规范炼油厂、工厂,*后甚至扩及汽车。到了60 年代,上千万居民一年当中受烟雾困扰的时间至少有好几百天,阻碍了至少80 公里(50 英里)范围内的树木生长。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法规更为严格,尽管汽车数量增加,洛杉矶盆地的臭氧与烟雾因此减少了大约一半。不过在1976 年,四天之中仍有三天的空气质量达到官方所设定的危害健康水平。在20 世纪90 年代,洛杉矶烟雾对健康仍是一大危害,成为美国*严重的都会空气污染问题。
雅典
雅典城建于汽车问世之前2500 年。但当地还是有很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数十年来雅典人称之为to nephos (希腊语中“云”的意思)。这个城市三面环山,另一面则靠海。春秋时节常见逆温现象。和洛杉矶一样,雅典也有适合烟雾形成的晴朗气候。
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后,逐渐发展为现代城市。1830—1920 年间人口从1.5 万增长到50 万,接着因为希腊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军事行动失利后难民涌入,雅典人口因此倍增。20 世纪60 年代初人口达200 万,在1980 年突破300 万时,海洋与山区之间的所有土地都住满了人,占全国人口的1/3。
大雅典地区素为希腊工业重镇,特别是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附近。涂料、纸类、化学、制革、钢铁、造船等众多工业,1960 年以前占希腊工业半数比重的工业都挤在这一首都地区。多数工厂规模不大,未登记注册且能源效率低。凭借着雅典西区燃烧化石燃料产生动力的发电厂,1950 年后电气化出现倍数增长。
家用暖气也是造成污染的来源之一。1920 年雅典人仍以烧柴与木炭为主,但后来逐渐仰赖进口煤炭,直到1931 年爆发经济大萧条。后来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希腊内战(1940—1949 年)搅局,希腊人才改以进口石油及本地产褐煤(lignite,一种相当肮脏的煤)作为主要能源。在1965 年以前,工业与家用烟囱为雅典污染的*来源,以黑烟及二氧化硫为主要污染物。但这还不是*糟糕的时代。
1955 年后汽车大举入侵雅典。雅典的地铁(为全球*早的地铁之一)直到1997 年都只行驶一线:因为对大部分的雅典人来说,没有交通工具比得上地面运输。1965 年当地有十万辆汽车,到1983 年达到百万。由于希腊人不常换车,当地车辆多半是老爷车,在雅典明亮的阳光下排放出特殊的烟雾成分。由于都会增长超过预期,造就了有如迷宫的街道模式,交通因此经常堵塞。午睡的传统代表雅典每天有四次交通尖峰。1975 年,不管任何时段,雅典街上的汽车多半停在空档,发动机空转等待交通净空。20 世纪90 年代末期,雅典公交车(多半进口自东欧)成了恶名昭彰的污染来源。种种情况都让每辆汽车的平均废气排放量达到*。
至少从20 世纪30 年代起,[51] 雅典偶尔会有霾害阻绝能见度的现象,但“to nephos ”只出现在20 世纪70 年代。烟雾及二氧化硫含量确实在1977 年后下滑,相关规范造成了不小的政治挑战。但烟雾的问题仍旧存在,而且1975 年后雅典经济景气大好,以致多数家庭有意购车,问题因此加剧。*惨的一次发生在1987 年一波热浪来袭,死亡人数因此增加约2000 人。20 世纪80 年代末的臭氧含量,是1900—1940 年期间的两倍。控制汽车数量成了比抑制烟雾与硫排放更为严峻的政治挑战。
To nephos 在1981 年大选期间成为希腊政治议题,当时社会主义党派(PASOK )竟承诺要在三年内根除空气污染问题,希望借此骗取选票(仅占雅典选区一小部分)。社会主义党获胜后限制工业燃料使用(1982 年)、引进低铅汽油(1983 年),并制定法令规定依车牌号码奇数或偶数排序,每隔一天才能开车进入市中心(1983 年)。富有的雅典人以购买第二辆车来应对。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检查排放量。一连串措施仍嫌不足,部分原因是雅典地理条件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反污染规定执行不力。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初期,雅典的烟雾是洛杉矶的2~6 倍。
洛杉矶、雅典或其他地方的都会烟雾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是因为多数市民宁愿开着车吸入烟雾,也不愿限制开车而享受较少的烟雾。这个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也由于居民在以下两方面选择不多:当地公共运输系统不佳,汽车发动机技术也还不完善。
作者: 陈帆,陈浩东编译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简介:唐诗宋词令人景仰,英诗亦然,读来也有不尽的美妙。莎士比亚的华丽,弥尔顿的雍容,蒲柏的机巧,济慈的灵动,华兹华斯的清逸,拜伦的浪漫,雪莱的豪迈,都令人神往。 陈帆、陈浩东编译的《每天读点英文诗(汉英对照)》以名诗为主体,利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来提高英语学习者的阅读能力,同时也可以增加对名诗的理解。对英语学习者有很大的帮助。
作者: 许渊冲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本书分上、下两编,既谈文学翻译的理论,又把这些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作品。翻译理论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可应用于外译中,也可应用于中译外。因此,本书作者把“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理论,一方面既应用于翻译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司各特的小说,拜论、雪莱的诗歌,又应用于翻译国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还应用于中国的《读经》、《楚辞》、唐诗、宋词的英译和法译。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创造性地总结了文学翻译经验的理论著作。
作者: 齐邦媛著
简介: 巨流河,在清代被称为巨流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六十年来,作者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抗战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卫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逢生的盼望;在四川、在滇缅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作者心中仍墨迹未干……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的,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作者: (美)理查德·A.波斯纳(Ricbard A.Posner)著;李国庆译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简介: 第1版是10年前出版的。其间我一直从事“法律与文学”这一交叉学科领域内的教学、思考、阅读和写作。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以这个在相当程度上修订和扩大了的版本的形式把我现在的想法总结出来。 在过去10年里,这个领域有所扩大。仅仅在法学院里,相关课程的数量就翻了一番。[1] 这期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专著,包括托马斯·格雷的《华莱土·斯蒂文斯研究:法律与诗歌实践》,[2]以及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像与公共生活》。[3]像格雷和努斯鲍姆这样著名学者的加入,这也证明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生命力。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评论集、文选和一般性著作持续不断地大批涌现,例证包括Adrersaria( Mosaic 1994年 12月号特刊);J· 尼维尔·特纳和帕米拉·威廉斯合编的《幸福伴侣:法律与文学》;[4]伊安·瓦德的《法律与文学:可能与视角》;[5]以及布鲁斯·L·洛克伍德编的《法律与文学的视角》。[6](也请看与《法律与文学》(增订版)第1版同年出版的萨恩福德·莱文森和史蒂文·迈尔罗克斯合编的《解释法律与文学》)[7]这期间也出现了执业律师们撰写的一流的法律与文学著作。请看丹尼尔·康斯坦的《宰了一切律师?莎士比亚的法律呼吁》;[8]威廉·道姆纳斯基的《在法院看来》。[9]并且开始出 版了两本新的刊物:《卡多佐法律与文学研究》( Cardozo Studies inLaw and Literature)和《耶鲁法律与人文评论》( YaleJournal of Lawand Humanities),前者全部有关法律与文学,后者则部分有关法律与文学。由于美国作家对法律的持续迷恋,法律与文学这一领域欣 欣向荣,作为一个法律交叉学科研究学派的地位也日渐巩固。请看加里·闵达的《后现代法学运动:世纪末的法律与法理学》第8章。[10] 这个领域的发展与《法律与文学》(增订版)第1版描述的方向非常一致,但有两个例外。第一,对于使用文学方法来解释法典和宪法的兴趣已经减少了,因为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解释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所以对不同的解释客体(梦、歌剧、标签、宪法、十四行诗)不大可能提出相同的问题,并且解释也是一种自觉努力即使有效果也不会太多的活动。我自己对于解释的思考也变化了,这些变化反映在对有关解释的那一章的修改。 第二,对于使用虚构文学及其技术来处理那些远离法理学的问题的兴趣也增长了——原先研究的那些有关法理学的问题的例子有:一法律是怎样产生于复仇的?什么是自然法?什么是对于文本的客观解释?司法意见在什么意义上具有“文学性”或是不是应该具有‘文学性”?修辞和正义/司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对《法律与文学》(增订版)第1版的评论中,[11]周詹姆斯·伯文德·怀特(JameSBoyd White)批评我没能理解:重要的是律师受过文学教育,而不是他或她阅读关于法 律的文学作品。[12]怀特、努斯鲍姆和其他人使用与法律不相关的。或者至少看起来不相关的虚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法律学术新模型的基础,我将在本版第三编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新模型强调叙事和回忆而不是分析,喜欢司法传记而不喜欢研究司法意见,允诺会提供对于在美国法律上麻烦不断的人们(比如黑人和妇女)所处困境的崭新洞见,并从总体上试图通过扩大律师和法官的想像力来促进他们同情理解和感同身受的能力。 只有第三编的章节是全新的,但是其他一些章节也有很多增添,后果之一就是第1版中的第2章现在变成了三章——第l、3。4章,而原来的第1章变成了现在的第2章。这一版讨论了第1版 中没有讨论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包括雪莱、曼佐尼、斯汤达、福斯特、德伦迈特、盖迪斯和理查德·莱特的作品;第1版中讨论过的作家,这里增加讨论了他们的其他作品;并且讨论了几部通俗小说。我对所有章节都进行了修订或重新组织(或者两者都有),并且更新了参考书目。一些新的材料来自于第1版出版后我所出版的一些书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卡多佐:声誉研究》(1990);[13]《法理学问题》(1990)年;《超越法律》(1995年);“戏仿在什么情况下 才是合理使用?”(When Is Parody Fair Use?),载于《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第21卷第67页(1992年);‘问法传记”(JudiCial Biography),载于《纽约大学法律评论》(Nee YOrkUniversity Law Review)第 70卷第 502页(1995年);“法官的写作风格(以及它们是否重要)”(Judges’ Writing Styles(And Do They Mat- ter)),载于《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Review)第62卷第 1421页(1995年);“法律叙事学”(Legal Narra-tology),载于《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第64卷第737页(1997)。
作者: (英)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原著;Andrew Grant改编;毛荣贵,朱琳翻译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
简介:5000词通向英语沟通的自由境界! 好的英语是“读”出来的! 第一本能够让你完全用英语读下来的名著读本! 本套丛书中包含的都是在你一生中值得去读的作品,读这些作品不但可以提高你的英语水平,而且能够提高你的个人修养。 语言地道:本套读物均由美国作家执笔,用流畅的现代英语写成。他们写作功底深厚,这是母语为非英语的作者很难达到的。 难易适中:本套读物用5500个最常用的英语单词写成,用流畅的现代英语写成,易读懂,对于词汇量超过3300的难词均有注释,你躺在床上不用翻字典就能顺利地读下去。 这套读物供你在下课后或下班后闲暇时阅读,她的优点是帮你实现英语学习的生活化,使英语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英语成功的真谛,更是任何有难度事情成功的真谛。 ★中英文段落一一对应,方便阅读!正文右测留有空白,便于笔记!更有重点字词注释,加强记忆! 《弗兰肯斯坦》描述了一个离奇怪异的科幻故事。追求知识,喜欢冒险的英国青年沃尔顿组织了一个船队到北极探险。在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遭遇冰山围困,船队先是目睹了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驾着狗拉雪橇在远处的茫茫冰原上飞驰而去,后又在冰层碎裂的海面上意外救起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小说的主人公——瑞士自然科学家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向沃尔顿讲起了自己痛苦而离奇的经历。他天资聪颖,善于幻想,而且涉猎很广,大学时代就在生物化学研究上展露头脚。此时的他踌躇满志,渴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造福。他基于自己长期以来对生命起源的思索,通过孜孜不倦的研究揭开了生命的奥秘,并且掌握了创造生命的技术,这种惊人的发现令他欣喜若狂,并使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以近乎疯狂的迫切心情不分昼夜地劳作,制造出了一位身材硕大、相貌丑陋的“怪人”来。但是当他亲手造出的这个怪物站在他面前时,他感到的并不是惊喜,而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与厌恶,他无法面对这个丑陋的怪物,吓得逃出实验室不敢回去。而这个怪物也离开实验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怪物乍一来到这个世界,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渴望得到人类的关心与爱护。虽然他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所到之处,他那庞大的身躯和丑陋无比的外貌让人类感到恐惧,人们纷纷躲避,或者向他发起攻击。他曾经用心良苦想和人类作朋友,但是结果却被打了出去;他曾经救起落水的少女,来料却被少女的同伴开枪射击,险些送命。种种遭遇让怪物开始憎恨人类,憎恨那个赋予他生命的人。为了向弗兰肯斯坦复仇,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并设计陷害了他们家收养的善良女孩贾丝廷,这让弗兰肯斯坦痛苦万分。后来怪物找到弗兰肯斯坦,要求弗兰肯斯坦给他制造一个女伴,然后他和这个女人一起浪迹天涯,永远离开人类,否则他还要继续报复他。弗兰肯斯坦在怪物的威逼利诱下,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弗兰肯斯坦在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险些成了千古罪人,于是他愤怒地砸碎了这个半成品。 这一举动激怒了怪物,他疯狂地实施报复,先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好友克勒瓦尔。并在弗兰肯斯坦新婚蜜月之肘杀死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很快弗兰肯斯坦的父亲也因承受不了这一系列的打击而死去。弗兰肯斯坦痛不欲生,决心追捕怪物。杀死他为死去的亲友报仇。他历尽千辛万苦,踏遍了大半个地球,一路追逐怪物来到茫茫的北极冰原。在冰原碎裂的时候,险些丧命,后被沃尔顿的探险船队救起。但是弗兰肯斯坦终因体力衰竭,情绪又异常激动,很快就结束了生命。这时怪物却出现了。他来向弗兰肯斯坦忏悔,并向沃尔顿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告诉沃尔顿,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他要去地球最北端,在那儿将自己焚毁,彻底结束这一切。说完,他就从船上跳下,驾着自己的冰筏,消失在茫茫冰海之中。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selected essays
作者: (英)托·斯·艾略特(T. S. Eliot)著;陆建德主编;卞之琳,李赋宁等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简介: 艾略特最主要的文学批评文章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批评的功能》1923、《诗歌的用诗和批评的用诗》(1930),此外还有关于诗剧、个别剧作家和诗人的文章和演讲。艾略特对莎士比亚并不推崇;认为弥尔顿给诗歌技巧带来了坏影响;他认为雪莱概念化,拜伦只供上层社会娱乐。他十分推崇但丁、英国文艺复兴(尤其后期)剧作家、玄学派诗人。他称颂德莱顿的诗歌技巧能给人以惊讶的快感。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他提出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传统创作,但能像催化剂那样使传统起变化, 这就是作家个人才能之所在。文学批评的功能就是要把读者所未能见到的事实,摆到读者面前,提高他欣赏和感受的能力。 艾略特还提出两个重要的诗歌批评概念:"感受的分化"和"客观对应物"。他认为英国诗歌在I8世纪以后趋向于理念化、 概念化, 思想与感情、 思想与形象脱节,而19世纪诗歌的思想感情又趋于朦胧模糊,因此诗人应回头向17世纪前期即文艺复兴后期和玄学派的诗学习。他认为诗人表达思想感情不能像哲学家或技巧不高明的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或抒发,而要找到"客观对应物"。作家必须像古典主义作家那样用冷静的头脑, 把"客观对应物"如各种意象、 情景、 事件、 掌故、 引语, 搭配成一幅图案来表达某种情结, 并能立刻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 做到文情一致,以纠正19世纪诗歌的朦胧模糊的效果。 除文学批评外,艾略特还发表过不少有关宗教和文化的名作和文章,其中主要的有《什么是基督教社会》(1940)、《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1949)等。 艾略特的创作和评论对英美20世纪现代派文学和新批评派评论起了开拓作用,对整个西方文坛的影响,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
作者: 爱尔兰 叶芝
简介: 本书节选均为叶芝最经典的代表诗作,这部爱的诗集,犹如一曲从长巷里飘出的大提琴曲;或明亮欢快如爱尔兰草原上一曲优美的风笛,将爱情赞颂发展到如此极致,甚至超越爱情中的人而存在。在这久远、空阔的时空里,叶芝在孜孜不倦地抒写着自己的、也是人类的永恒命题——生命、尊严、青春、爱情……这部诗集涉及叶芝各个时期的代表之作。叶芝的早期诗歌以其独特的爱尔兰题材而有别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韵律感强烈,充满柔美、神秘的梦幻色彩,诗中表现出一种忧郁抒情的氛围,笔触颇似雪莱。中期的诗歌中有一种新的精微的具体性,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措词上,其结果就是一种新的质朴无华的、具体的风格。它更关注精神的意象和细节,所表现的情感也更为明确。叶芝后期诗歌的风格更为朴实、精确,口语色彩较浓厚,多取材于诗人个人生活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细节,且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思索。
作者: (英)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著;范颖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10
简介:《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是一个关于古老世纪的人造生命的故事。弗兰肯斯坦,有着科学家的冷静、疯癫,炼金术士般的诡谲莫测,为了研究生命起源的惊天秘密,他必须先求助于死亡。在古老的实验室里,他上演了最惊悸的造人术。最终他用尸体的零部件拼凑出一个巨大的“科学怪物”。然而,只有让人窒息的恐惧和厌恶充斥着他的心灵,因为一具复活的木乃伊也没有这个怪物那么吓人。他从此掉进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和痛苦的深渊。 面貌狰狞但灵魂善良的“科学怪物”对人充满了善意和好奇,但人类对他的恐惧、厌恶和歧视,使他在孤独和绝望中走向邪恶的复仇。制造生命的人成了被创造物追逐、吞噬的猎物,复仇和猎杀交织,所爱之人一个个笼罩在神秘的死亡阴影里。弗兰肯斯坦怀着满腔怨愤,最终心力交瘁,死在复仇的路上。而“科学怪物”也在痛悔和生不如死的深重绝望中,消失在茫茫无边的黑夜之中…… 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诡异,气氛阴森、恐怖,处处弥漫着绝望的窒息,读来令人恐惧而又悲伤,并陷入久久的深思。作品还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深远的影响广达科学、哲学、文学和影视等众多领域。更有评论家认为,玛丽•雪莱在近两个世纪前就预见了克隆人的可能,及其因此可能带来的灾难。
作者: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 威廉·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几百年来,他的作品一直滋润着亿万人的心田,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成为全人类的一笔共同精神财富。他的戏剧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历代作家都将它视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 德国诗人歌德曾这样赞美莎士比亚:“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一生都属于他。我读完了第一部,我就像是个生下来的盲人,一只奇异的手在瞬间使我的双目看到了光明 德莱顿称他“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 柯勒律治和华兹毕斯等诗人都将莎士比亚视为浪漫派诗人的最高典范,给予无以复加的赞美。雪莱、济兹等人也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伏尔泰、席勒、巴尔扎克、狄更斯、普希金、罗曼·罗兰等都对莎士比亚进行过模仿,作品中都留下了莎士比亚的影子。 几乎所有的大音乐家,贝多芬、李斯特、瓦格纳、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都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题材创造过音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