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  袁行霈主编;莫砺锋，黄天骥卷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简介： 片断： 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把自己的文集题作《小畜料，就是表示有“兼济天 下”之志（”。其次，王禹格不满于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曾说：“咸通以来，诗 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送孙何序》他的散文，言之有物，清丽疏朗， 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例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写景的一节： 远吞山光，平措江獭。幽闭辽重，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 冬宜密雪，有碎。声。宜鼓琴，奉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 声丁丁然。空投壶，失声锋释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蹩， 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 沙岛、烟云、竹树而已。 骄散结合，既有古文的疏朗流畅，也不废骄体文字对称、音调控骼的优点。此 节中对闲情逸趣的赞美和本段对贬滴生涯的感慨前后照应，更增强了全文的 抒情意味，堪称欧、苏散文的先导。此外。王禹倡的议论文如（待漏院记），叙 事文如（唐河店娘传）等，都是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 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 宋初在文学理论上鲜明地提出复古主张的，首推柳开（948～1001）［‘j。柳 开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何、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何。 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把道统和文统合为一谈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 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 具，并因此而反对文体华艳。他说：“文章为道之整也，签可妄作乎？整之不 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木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 理之华于辞也。”《上王学土第三书》这种理论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 文风的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 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 诞，文章又写得艰涩难读，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 实际的影响。 第一章末初文学 公元960年，北宋帝国建立，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局 面。北宋的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在努力发展经济的 同时，也对文化建设给予相当的重视。然而文化建设需要一个涵育、积累的过 程，不可能一嫩而就。苏武说：“来兴七十徐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 景信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六一居土集叙》所谓“七十徐年”，即宋太 祖、太宗、真宗三朝以及仁宗朝的初期［’j，也就是本章所说的“宋初”。在这段 时间里，宋代文学尚未取得足以与前代相媲美的成就，但它在沿续五代文风的 同时也已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有些方面昭示出宋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第一书末初的散文和复古思潮 王禹俗等人的散文柳开、穆修等人的复古思想 家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家的，其中如李妨、陶谷原是后周的词臣， 徐钦、刁衡原是南唐的词臣。他们入来以后的散文仍多为骄体，风格洛艳，与 五代时如出一辙。稍后虽有柳开、梁周翰等人提倡古文、反对骄俪，但未能取 得相应的创作实绩。宋初在散文创作上成就较高的作家是王禹仍。 王禹情（954～1001）口’，出身贫寒，入仕后多次遭贬滴。这使他的人生态 度和文学思想都沉异于那些馆阁词臣。首先，王禹谓信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关

Edible fungi cyclopedia

作者：  黄年来主编

出版社：农业出版社,1993

简介： 片断： 《菽园杂记》所述龙泉栽培香菇方法，较之《农书》 所记皖南栽培方法，已有很大进步，其根本性区别在于 用睏山法取代了沿用已久的埋木法，因为香菇是好气 性菌类，这一改革无疑很重要。［10］数百年来，不但龙 泉、庆元菇民沿用此法生产香菇，并随菇民的外出谋 生，把这项技术推广到南方各省。据同治八年（1872） 修《景宁县志》：“乡民货香蕈者，旧时皆于江右、闽、粤， 今则远在川、陕、楚、襄之间……”又据光绪三年（1897） 修《庆元县志》：“大抵庆邑之民，多仰食于蕈山”；“居乡 者以制蕈为生，老者在家，壮者在外，川、陕、云、贵，无 所不历跋涉之苦。”关于浙江菇民到外地结棚种菇的 事，在明、清以来各省方志中，时有记述。如嘉靖三十 七年（1558）汤相莫修《龙岩县志》：“有香蕈，番（疑为 畬）人斩楠木山径之间，雨雪滋冻则生，俗呼香菰。”乾 隆十六年（1751）辛意可修《古田县志》：“香菰，系他郡 人来租山伐木造出者。”光绪间盛朝辅等修《光泽县 志》：“康熙间（1662～1722），有浙客人乌君山业香菰， 结篷以居，冬来夏去，习以为常。”至清康乾间，香菇栽 培已推广到粤、闽、川、皖、陕各省，其栽培方法与龙泉 大体相似，道光七年（1827）胡炳纂修《南江县志》所述 “香蕈厂”栽培方法如下：“於秋冬砍伐花栎、青棡、梓 树、桫椤等木，山树必择大者，小者不堪用。将木放倒， 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使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 年，树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可收七八年，至十年后树 朽坏，不复出菌。菌于每年三四月收采，先用火烘干， 再上笼蒸过，然后装桶。” 唐代以后的木耳栽培状况，罕见于文献记载。至 清代，湖北郧属诸县已发展成为木耳重要产区。据清 杨承禧等修《湖北通志》：“木耳，《黄州府志》以为罗 田专产，然它县亦有之。《通城志》谓之木蕊，亦木耳 也。上游诸郡枣阳、南漳、谷城、兴山、归州、巴东、长阳 等处所出亦盛，而以郧属产者为最著名，世谓之‘郧 耳’。”同治五年（1866）杨延烈等修《房县志》说：在同治 之前，房县的木耳栽培已具相当规模，排架在山坡上的 耳木，“杈丫纵横，如结栅栏，”到同治初年，已是几经兴 衰了。又，林祖让等修《保康县志》（1866）亦有“有栗 林，可结木耳”的记载，虽未明言栽培，但在保康县两峪 区巴桃村四组发现占碑上，已有清道光间人工栽培木 耳的记载。［11］ 南方的另一个木耳产区在大巴山南麓的四川南 江、万源、太平诸县，已有很成熟的栽培技术。据胡炳 等纂修《南江县志》载：“木耳亦产南江居民有山场者， 著青棡树，山稍平坦，即留树头所发正身，去其傍支，经 五六年，树颇齐截，大若茶盃等，乃砍为节，头年卧山， 次年立架，一经春雨则茁生木耳。居民采摘，数包数十 包不等，以山之广廓而取材焉。商民运至汉中远省行 之。”种耳之山，称“木耳厂”，其栽培方法在“木耳厂”所 述尤详：“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栗、青棡、梓树用之， 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伐倒，纵横山坡上，雨淋 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 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第一年结耳尚少，二年最 旺，三年后木朽烂不出耳矣。采耳遇天晴则晒晾，阴雨 用火焙干，然后打包。”至本世纪60－70年代，湖北、四 川等木耳传统产区都沿用此法生产。此时已开始注意 到耳树的营育，是段木栽培法的又一次进步。 银耳之名，在历代本草中皆无确切记述。杨承禧 纂《湖北通志》谓：“来凤桑耳，白者尤珍异，志谓之‘五 鼎芝’。”其“志”不知何所指，惟“五鼎芝”之名，早见于 宋·陶谷（902～970）撰《清异录》：“北方桑上生白耳， 名桑鹅。富贵有力者嗜之，呼‘五鼎芝’。”即今日所说 之银耳（Tremellafuciformis），自宋初以来，即被视为 菌中上味。 银耳栽培起源于川、鄂接壤的大巴山东段的湖北 房县、四川通江等地，以房县为最早。据同治五年 （1866）杨延烈等纂《房县志》：“木耳，有红、白、黑三种， 白者尤贵。房东北有香耳山，鹜利者货山木伐之，杈丫 纵横，如结栅栏。阅岁五六月，霖雨既零，朽木余液，凝 而生之，获数倍；南山中亦然。今则刀耕火种，丛菁尽 成町畦。所市多自兴安、汉中诸郡来也。”向承煜等纂 《南漳县志》亦有“白、赤者为世所珍，而产不多”的记 载。以此推断，则房县之产银耳，当在同治之前，且具 一定规模，至同治五年，已是几经兴衰了。稍后，与房 县毗邻之谷城、郧县也有少量银耳生产。除银耳之外， 房县等地所产还有“红耳”，又名“血耳”（Tremella sanguinea）。血耳生产发展较慢，现今仅湖北保康有 少量出产。 四川的银耳生产起源于通江县。据1960年4月 在通江涪阳区园子坝玄祖庙发现碑文记载：“其有白耳 山也，则光绪二十年（1894）起”，其产地则在林子垭， 大、小沐浴溪一带，“越二十一二三年（1895～1897），沐 浴溪河口渐至桅杆坝等处，遍山遍坡，秋水过后，如天 星满地。一般捡回烤干，发卖较丰年之玉，荒年之谷， 更容易成钱。”［12］1964年4月，复于涪阳鄢家沟娃娃 岩发现块耳山“禁碑”，述雾露池一带，橡树出产之白 耳，“丙申（1896）俱白，丁酉（1897）尤甚”，［13］但在吴世 珍撰《续通江县志》（1926）上则称：“光绪庚辰（1880）、 辛巳（1881）间，小通江河之涪阳、陈河一带，突产白耳， 以其色白似银，故称“银耳”，较碑记时间为早。可以断 言，通江银耳生产历史不会早于光绪六年（1880），至光 绪末，传人毗邻之南江，继而传入万源、巴中诸县。民 国初年，川产银耳不过3～4000斤，至1926～1927年 间，产量蒸蒸日上，通江年产20000斤，万源15000 斤，南江6000斤，巴中1000斤，平武、昭化、营口一带 为2000斤。［14］由于生产银耳获利较厚，过去生产木 耳的农民都转而生产银耳，成为国内著名银耳产区。 贵州、福建的银耳生产起步较迟。1921年，贵州 遵义团溪栽培木耳的“榾木”上，偶而发现有银耳混生 其间，为四川通江银耳商人何姓所悉，开始试种，与川 产无异，后推广到附近十余县，以黔西、平越（今福泉 县）为最，年产量在20000斤以上，1934年达37200 斤。［15］福建银耳栽培的发源地，一般认为是程溪之锦 坑（在今龙海县）。1933年，程溪何姓药商从四川归 来，发现用作烧炭的柴木上生有银耳，乃开始栽培。 说银耳栽培是由南靖烧炭工人所发明，后传入诏安、云 霄，数年后，由于诏安耳树资源不足，又发展到平和、南 靖等县，所产称“漳州银耳”。［16、17］ 银耳栽培技术是从耳山自然发生而得到启发的。 据玄祖庙碑记所述：“当其砍时，皆为黑木耳，而当年所 结都是白木耳。盖黑木耳必谕（逾）年始结，而白木耳 则以本年二三月砍，六七月即结，其产甚速。”又据刘子 敬《万源县志》说，“惟木生耳，黑者使白，善变法也。”说 明人工栽培银耳，所采用方法与生产木耳是有区别的。 据《万源县志》说：“斫白耳山法，在夏历五月内，将青棡 树伐倒，梢向上；弥月后，始去枝叶，斫成二三尺许短 棍，叠架一处，谓之‘发汗’；至第二年春，始择半阴半阳 地点平铺之，谓之‘排山’（须生羊胡子草之处，有茅草 则不生耳），雨后即生耳。近又发明于春初斫伐，名曰 ‘砍芽子山’，本年即能生耳。又有于六月内砍伐者，名 ‘伏山’。”在董珩等纂修《南江县志》（1922）内，述之甚 详：“造银耳法：一、选树。择细皮青棡树径寸许者，每 五年砍一次。二、斫法。於春间视树叶初展如燕口时 即砍下，连枝叶任意倒放，俟斧口起裂后，截成二尺许 长之节。三、排法。择半阴半阳之浅草地，以每晨雾罩 浓厚者为佳，俗呼曰‘堂子’。将树密排其上，逾三月， 即生耳，至秋深始毕。能生两季，本年曰‘新山’，次年 日‘陈山’。四、制法。将耳收回，用长尺许之竹丝或铁 丝密穿之，置硬木炭火上辗转烘干即成。”大祗各地旧 法生产均用此法。 草菇栽培起源于中国。据道光二年（1822）阮元等 纂修：（广东通志》引《舟车闻见录》：“产于曹溪南华寺 者，名南华菇，亦家蕈也。其味不下于北地蘑菇。”在道 光年间纂修的《英德县志》和《曲江县志》也有类似记 述。“南华菇”又称兰花菇，为南华菇之音讹，即今之草 菇（Volvariellavolvacea），或称“秆菇”。因系南华寺 僧人所培植，故称“家蕈”或“家生菇”。南华寺僧人何 时开始栽培草菇，没有明确记载，但在明·俞宗本著 《种树书》中有“正月种蕈，取烂谷禾截断，埋于水地，围 草盖，常以米泔浇之，则生。”书中虽未明言是何菌，但 从以谷禾为培养基，在水田作菇场，并在菇床上加盖草 被这些特点来看，只能是草菇。中国的草菇栽培开始 于明代初年，是有一定依据的。但草菇栽培在民间推 广，则与南华寺有关，同治十三年（1874）林述训等修 《韶州府志》说：“贡菇，产南华寺，味香甜。种菇，以早 稻草堆积，清水浇之，随地而生。今乡人效种颇多，惟 马坝、沙溪、狗耳岭得曹溪水者尤佳。”在《英德县续志》 中记载尤详：“秆菇，又名草菇，稻草腐蒸所生，或间用 茅草亦牛。光绪初，溪头乡人始仿曲江南华寺制法，秋 初于田中筑畦，而四周开沟蓄水，其中用牛粪或豆玖麸 撒入，以稻草踏匀，卷为小束，堆置畦上，五六层，作一 字形，上盖稻草，旁亦以稻草围护，免侵风雨，且易发 热，半月后，出蓓蕾如珠，即须采收，剖开焙干。若过时 不采，则开如伞形，俗名‘老菇婆’，其价顿减。每年草 菇登场，人辄往各村收买，贩往韶州，乌石或运往省地 售之。”草菇的另一发源地是湖南浏阳县。该地以往盛 产苎麻，草菇即生于沤烂之麻杆或麻皮上，故名“浏阳 麻菇”，为当地著名特产。据同治十二年（1873）《浏阳 县志》载：“县西南刈麻后，间生麻菌，亦不常有也。”又 云：“麻地生蕈，味美。”注云：“刈麻后，覆以牛粪，翌年 春末夏初生蕈”；“县西南青草牙祭（今浏阳县青草乡） 为盛产区”。清·杨巩编《农政合编》引《种植新书》也 谈到“种麻菌法”：“麻菌，湖南浏阳县土产也……于春 夏刈麻后，将剥下之外皮及其梗层积上面，令其上常 荫，使之腐烂，常以米泔水泼之，不令干，至七月便生 菌，可煮食。”现因该地苧麻种植衰废已久，故其影响远 不如“南华菇”。据马来亚人Baker，J.A.（1934）和泰 国人Jalaricharana，K.（1950）的研究，大约在1932 年，由华侨将栽培草菇的方法带到马来亚，抗战期间， 发展甚快，十数年间，遍及东南亚和北非，故在世界上 有“中国蘑菇”（thechinesemushroom）之称。［18］

香学汇典

作者：  刘幼生　编校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2014-7-1

简介：　　本汇典主要搜集和整理中国历代的香学专著，粹为一编。目的是展示中国香文化的基本面貌，也为有意了解中国香文化的读者提供一个简明而比较全面的读本。而历代香学专著，很多已经亡佚，经过初步搜集和整理，共得中国历代香学专著若干种，辑编成帙。另外，有数种笔记杂著，也集中收录了一些香料条目，如宋代陶谷《清异录》、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香篇》（明代钟人杰等辑选《唐宋丛书》径题为《桂海香志》）、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香门》、宋代赵汝括《诸蕃志》中的《志物篇》、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的《论香篇》、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的《香茗篇》、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中的《志香篇》、徐珂《清稗类钞》中的相关内容等，上述笔记杂著中有关香料的条目亦加以辑选，收入本汇典。整理工作主要是蒐集善本，加以标点，并进行简单校勘。鉴于历代香学专著的内容，辗转引述较多，而古人引录图书，不甚规范，常有删节及改动。此次加以编辑整理，主要是与其他版本及所引原书对勘，如有异文，则审其正误，凡明显的错讹，于校记中说明；如仅存异同而不害文意，则不加校勘，以省篇幅而免割裂也。

言行龟鉴

作者：  (元) 张光祖撰

出版社：

简介：又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不识晦叔以为如何?”司马温公臼：“受人恩而不忍负者，其为子必孝，为臣必忠。”司马温公居处有祛，动作有礼，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萧然，图书盈几，终日静坐，泊如也。其所服之布衾，乃范蜀公自许访公时所赠也。后寝疾，东府治命殓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常作布衾铭。曰：“藜藿之甘，绨布之温；名教之乐，德义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尝安。绮绣之奢，膏粱之珍；权宠之盛，利欲之繁。苦难其得，祸辱旋臻。取易舍难，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宁不然。颜乐箪食，万世师模。纣居琼台，死为独夫。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奢丧躯。然则斯衾之陋，其可忽诸!” 丁公谓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语及，辄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问!”辄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则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鲁肃简公为正言，事有违误，风闻弹疏，真宗稍厌之。公自讼于上前曰：“臣在谏列，而谏守，臣职也。陛下以数而厌之，岂非事纳谏之虚名，俾臣尸素苟禄乎?臣窃愧之，愿得罢去。”上悦其忠，慰勉以遣。他日，御笔题殿壁曰“鲁直”。 靳提单宗说监沧州盐山县务，日尝摄县事，有系囚坐杀人，法当死。宗说疑之，会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愿得一别母而死。宗说恻然，释囚缚，令人与俱至家。既而更获所杀人者。 韩亿知洋州日，有大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诬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认之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奁橐之畜。嫂、侄诉于州及提转，甲赂狱吏，嫂、侄皆笞掠，反自诬伏，受杖而去，积十馀年。洎公至，又出诉。公察其冤，因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立庭下，出乳医示之，众皆服罪，子母复归如初。 张公克戬字德祥，出知汾州。金人陷燕山，长驱而南，分兵掠太原。金兵来攻，外援不至，势日孤危。克戬毕力捍御，昼夜不少懈。太原陷，汾益危。克戬召令军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义不忍负朝廷，辱父祖，累子孙，不与此城同终始，无以明吾节。”众皆泣对曰：“公，父母也，愿尽死拒守。”逾月城坏，贼既入城，克戬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决。其家死于难者凡八人。 张全义，末帝时累迁太尉、中书令，封齐王，凡四十年。位极人臣，善保终吉者，盖一人而已。全义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志功名，不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极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数者，人以为难。 后唐赵光逢为相，尝有女真寄黄金一镒于其家。适值乱离，女真委货于他所。后二十年，金无所归，纳于河南尹张全义，请付诸官观，其旧封尚在。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措绅咸仰，以为名教宗主。 周冯道，初仕后唐，长兴中平章事。明宗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所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耘樵采，与农夫杂处，曾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道。历仕四朝，二入中书，在相位二十馀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性廉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私门之内，无累茵，无重味，不畜姬仆，不听丝竹。有寒素之士求见者，必引于中堂，语及平生。其待遇也，心无适莫。故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欤。 苏禹硅，初仕汉为宰辅，纯厚长者。遭汉祖与苏逢吉同登相位，汉末逢吉夷灭，禹珪恬然无咎，时人以为积善之报也。 士大夫不可争名竞进，致有缺行玷平生之踪迹。昔张去华，当太祖朝乞试，有数知己，皆馆阁名臣，保举之。太祖怒而问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谷?”曰：“不如。”“敢与窦仪比试?”曰：“不敢。”“汝与张澹比试?”遂迟迟不对，遂令张澹比试。试毕，考校所试，优于张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华一生不得入馆阁，盖由是耳。 吕文穆公罢相，上谓左右曰：“吕蒙正前自布衣，朕擢为辅相，今退在班列，必望复位矣。”刘昌言曰：“蒙正虽骤登显贵，然其风望，不为忝冒，不闻蒙正之郁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荣达者甚多。惟若臣辈，苟且官禄，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钱若水言：“忠正之士，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上然之。 刘昌言罢，上问赵镕等曰：“昌言涕泣否?”曰：“与臣等谈，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流涕，镕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晏驾，不果上。 王内翰禹偶字元之，性狷介，数忤权贵，宦官尤恶之。上累召至中书戒谕之，禹僻终不改。咸平初，修《太祖实录》，与宰相论不合。又以谤责落职，出知黄州，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其何亏。吾当守正直而佩仁义兮，惟终身而行之。” 王司门缮调沂州录事参军，时鲁宗道方为司户参军，家贫食众，禄俸不给，每贷于王，犹不足，则又恳王豫贷俸钞。鲁御下严，库吏深怨之，诉鲁私贷缗钞。州并劾王，王谕鲁曰：“第归罪某，君无承也。”王卒明鲁不知，而独得私贷之罪。鲁深愧谢，不自容，王处之裕如，无慊恨也。由是沉阐铨曹二十馀年。晚用荐者引对吏部，状其功过，奏目有鲁姓名；时鲁已参大政，立殿中。仁庙目鲁曰：“岂卿邪?”鲁遽称谢。具呈其实。仁宗叹曰，“长者也！”先是有私过者，例改次笫，由是得不降等，诏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寿八十九卒，亦庇贤为善之报也。 王文正公时，谏议大夫张师德谒向文简公曰：“师德两诣王相公门，皆不得见，恐为人轻毁，望公从容劝之。”一日方议知制诰，公曰：“可惜张师德。”向公曰：“何谓?”公曰：“累于上前说张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耳；若复奔竞，使无阶而进者，当如何也。”向公方以师德之意启之，公曰：“旦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但师德后进，待我浅也。”向公因称师德适有阙望，公弗遗。公曰：“第缓之，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庞庄敏公籍知定州，请老，召还京师，公陈请不已。或谓公：“今精力完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厌弃，然后乃去，是不得已，岂止足之谓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馀通，朝廷不能夺。五年，听以太子太保致仕。 吕正献公去就之际，极其介洁，在朝廷，小不合，便脱然无留意。历事四朝，无一年不自引求去。 富韩公庆历间为枢密副使，辞愈力。公言：“辽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辽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外夷轻侮中原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纳上前面罢，逾月，复以命公。时元昊使辞上，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谕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余公靖为谏官时，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谏官缄口无敢言者。余独奏曰：“若习为常，恐钳天下之口，不可不戒。”书既上，落职监均州酒税。尹公洙、欧附修相继抗疏论列，又以书让谏官高若讷，亦得罪远谪。时天下贤士大夫相与惜其去。号为四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记其事，诗播都下。 包孝肃公，吕文靖闻其才，欲见之。一日待漏院，见班次有包拯名，颇喜，及归，又问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于求见。无几，报拯朝辞，乃就部，注一知县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还，遂荐对除里行，自此擢用。 韩公维弱不好进，笃志问学，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任执政，不就廷试，乃以父任守将作监主簿。丁外艰，服除，阉门不仕。仁宗患搢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则躁求者自当知耻。”于是宰相文彦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以厚风俗。召试学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 陈恭公执中，初罢政毫州，年六十九，遇生日亲族献寿，独其侄世修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纳节。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刘公敞前后升官，未尝辄让，惟初拜侍读及除谏议，辞之，其心诚谓分所不宜处，则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韩魏公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必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也。 范忠宣公奏疏，乞将吕大防等引赦原放忤大臣章悼落职知随州，公草疏时，或以触怒为解，万一远谪，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国恩，事至于此，无一人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系非小；设有不从，果得罪，死复何憾！”命家人促装，以俟谪命。公在随几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悖戒堂吏，不得上，遂贬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谓公为近名，公闻而叹曰广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爱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每诸子怨章惇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公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悼为之哉！”至永州，公之诸子闻韩少卿维谪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卿执政日与司马公议论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与司马公议役法不同为言求归，白公，公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合即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无愧而死。”诸子遂止。公安置永州，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人莫能堪，而公不为动，亦未尝含怒于后也。每对宾客，惟论圣贤，修身行己，馀及医药方书，他事一语不出口，而气貌益康宁，如在中州时。 司马韫公事神宗时，王安礼为右丞。一日，宰执同对，有无人才之叹。左丞蒲宗孟对曰：“人才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人间瓷话

作者：  钱汉东著

出版社：

简介：在《人间瓷话》中，作者对中国的主要窑口和代表性瓷种都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这对初学陶瓷者很有帮助，即使那些从事古陶瓷收藏的朋友也会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陶瓷器的文化历史和艺术价值，从美学的角主来审视古陶瓷，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深。 本书前言 特色及评论 文章节选 “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东流的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之一。早在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在这块热土地上创造了以彩陶、谷物农业、定居生活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

清异录.二.影印本

作者：  (宋)陶谷撰

出版社：

简介：

清异录.一.影印本

作者：  (宋)陶谷撰

出版社：

简介：

怀素小草千字文临写指南

作者：  王卫民编著

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9

简介： 怀素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狂草大师。怀素狂草古今特绝，但其学习之刻苦亦为常人所不及。怀素家贫，无钱买纸，曾以蕉叶代纸。据宋陶谷《清异录》载：怀素居零陵，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名所居日“绿天庵”。陆羽的《怀素别传》亦载，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由此可知其学书条件之恶劣、学习之刻苦。怀素又曾把弃笔堆积埋之于山下，号称“笔冢”。武占熊的《零陵县志》云： “其小石池洗砚，水常黑为墨池。” “绿天庵”、 “笔冢”、 “墨池”是怀素刻苦学习之见证，一直激励后学至今。

中国茶艺文化

作者：  朱红缨

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09月

简介：

【目录】
总序
前言

*章 茶的三面相：“啜苦咽甘，仪态灼灼”
*节 茶之为饮
一、饮之用
二、饮茶法
第二节 饮茶之美
一、风流与即兴
二、不完美的崇拜
三、审美态度
第三节 茶艺
一、仪式化
二、符号
三、精神

第二章 茶艺五元素：“格物致知，和而观之”
*节 仁爱之道：茶
一、茶类划分
二、茶叶命名
三、品质的形成
四、茶叶审评鉴别
第二节 智慧之用：水
一、水的地位
二、沏茶用水
第三节 表礼之形：器
一、茶艺器具名称
二、按质地的分类
三、主辅位的划分
第四节 忠义之举：火
一、燃料与火候
二、候汤的情趣
第五节 信守之德：境
一、古人茶境情调
二、席、艺、境

第三章 习茶四必要：“仁心涵泳，仪规切己”
*节 习茶必要之：成生活家
一、清洁
二、劳动
第二节 习茶必要之：人情礼法
一、人情
……

第四章 流程五汤法：“杯碗壶鍑，烹沏有序”
第五章 茶会呈百态：“人情雅集，茶席规划”
第六章 茶史谱四艺：“芼煎点叶，溯回从之”
第七章 茶艺有三昧：“见茶是茶，欢喜自得”

参考文献
后记茶艺的价值
【免费在线读】
《中国茶艺文化》：
　　杜育《荈赋》、张载“芳茶冠六清”等文字词语赞誉茶艺之美，可谓风华绝伦；再深层次，我们更同感杜育的秋曰登高采茶、取山泉备东陶、尊贤喻志释怀的情趣之美，一种远离尘世、独自沉浸感念之美。魏晋没能留给后世足够的文字资料供我们探索当时的饮茶风流，但在这样一个风雅的社会里，堂而皇之地将饮茶称“水厄”“酪奴”，非一般情感不能领悟其在日常生活里的亲近感和时尚性。以魏晋风流的意识为强大动力，饮茶作为憧憬风流之美的生活艺术在这一时代迅速普及，对于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也不例外，进一步烘托了魏晋茶艺繁衍的风流高雅、遗世独立的审美情趣。
　　唐代是一个寻求儒、释、道融会贯通的时代，以特殊现象出发反映一般规律的思维方式，带来了《茶经》的问世，有了茶艺的体系。《茶经》里的茶艺高度颂扬精益求精、中规中矩之美，每一个美的发现，总在试图探索其中的原因，或者相互之间的关系，美在和谐秩序之中。唐卢仝著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饮茶可获得羽化成仙，达到人生至美境界。时代的思想风格总也相似，有趣的是，卢仝之法依旧要通过七碗茶的循序渐进，才可以得道。唐代茶艺以中规中矩、循序渐进为审美趣味，造就了一统世界的饮茶秩序。
　　宋时代人对茶有无限的热情，甚至痴迷。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自由开放、尊儒重教。在思想建设上注重以立足现实的思辨回应各种思潮、强调入的主观意志。因此，宋人关于茶的理想不同于唐人这般象征主义，而是力求现实化。饮茶不是诗意的消遣，而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不朽即在无穷的变化之中，在于过程。宋代点茶斗茶分茶蕴含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感受是独特而惊艳的。
　　点茶，是宋代对唐陆羽茶艺改革后创立的新程式，主要原因在于茶叶生产加工水平提高，茶饼质量较之唐更加鲜嫩、醇和，茶艺的关键步骤改煎（直火开汤）为点（去火开汤）能使茶汤更美味，与之相符的器具、流程也都发生了变化，自成体系。宋代点茶包括备器、选水、末茶、候汤、熁盏、点茶、分茶等一整套复杂程序的茶艺。关键在于候汤和击拂，茶筅、汤瓶、茶盏是宋茶艺*核心的茶具。点茶主要分小碗点茶（如蔡襄《茶录》所述）和大钵点茶（如赵佶《大观茶论》所述）两大类，后者点汤击拂后，再将大钵里点好的茶汤分在茶盏品饮。小碗点茶在斗茶竞技时用得较多，在茶会雅集或庙堂之上时用大钵的较多，后者常用来体现皇恩浩荡。
　　点茶过程中的击拂注汤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高手赵佶将之细分为七个步骤、七次加汤，每一汤的动作要领及汤面变化都予以形象描述，在这更为短暂的时空里，点茶人从中体会到不同层次的感官体验，这是一种极细腻、极精致的审美体验。宋代点茶还有一个更奇幻的审美对象，是点茶时形成汤花沫饽，十分丰富厚实，可持久咬盏、可形象为文字图案。宋盛行斗茶，老百姓斗汤花咬盏的持久性，不仅能评出点茶高手，也是对茶叶采摘加工质量好坏的评比。文人雅士们更多斗茶汤花幻化的艺术形象，“水丹青”“茶百戏”由此而来，宋陶谷记录了“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点茶丹青高手，以及“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的茶百戏现象。赵佶也认为自己点茶的茶面呈“疏星皎月”状态。
　　……

清异录

作者：  陶谷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2021年01月

简介：

本书只选收了《清异录》中与饮食有关的果、蔬、禽、兽、鱼、酒、茗、馔八门共二百三十八事，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些资料，对研究我国烹饪历史极为珍贵。如馔羞门中隋代的《谢讽食经》；唐代韦巨源的《烧尾食单》，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隋、唐两代宫廷；官府筵席*较为齐全的食单了。其它果、菜、禽、兽、鱼等门，多为烹饪原料，有的谈到其营养价值，有的谈到烹调技法，都是研究烹饪技术发展的可贵资料。本书主要根据一九三〇年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藏版铅印的《说郛》本；参阅一九二二年文明书局石印的经陈眉公订正的《宝颜堂秘笈》本和道光年间李锡龄校刊的《惜阴轩丛书》本。《清异录·序》则是根据的陈本。从《中华烹饪古籍经典藏书》的特点出发，《清异录（饮食部分）》在编排顺序上对原书作了一些调整。如把“馔羞门”放在首篇，把“百果门”移到了后面等。

清异录

作者：  陶谷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2021年01月

简介：

本书只选收了《清异录》中与饮食有关的果、蔬、禽、兽、鱼、酒、茗、馔八门共二百三十八事，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些资料，对研究我国烹饪历史极为珍贵。如馔羞门中隋代的《谢讽食经》；唐代韦巨源的《烧尾食单》，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隋、唐两代宫廷；官府筵席*较为齐全的食单了。其它果、菜、禽、兽、鱼等门，多为烹饪原料，有的谈到其营养价值，有的谈到烹调技法，都是研究烹饪技术发展的可贵资料。本书主要根据一九三〇年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藏版铅印的《说郛》本；参阅一九二二年文明书局石印的经陈眉公订正的《宝颜堂秘笈》本和道光年间李锡龄校刊的《惜阴轩丛书》本。《清异录·序》则是根据的陈本。从《中华烹饪古籍经典藏书》的特点出发，《清异录（饮食部分）》在编排顺序上对原书作了一些调整。如把“馔羞门”放在首篇，把“百果门”移到了后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