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初一的那年，我非常贪玩，功课只处于中游 ，可是学校里的那种文化气氛的耳濡目染，对我一生 的爱好与情趣影响是很大的。奇怪的是，那时是在沦 陷区，可是学校里并没有什么敌伪统治的味道。校长 徐培基、训导主任彭孟舆，都是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 ，绝无汉奸言行。徐是很好的山水画家，彭是我父亲 的至交。*表现出日本人统治色彩的是规定得学日 语，不过学生们自发地消极怠学，考试时学生们公然 把教科书放在腿上照抄，老师是中国人，也知趣地睁 一眼闭一眼，不加干涉。这样大家才能勉强抄个及格 ，应付了事。公平地说，那一年在目伪统治下我们受 的教育，确实没有沾上什么“汉奸”气，所以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口口声声把我们叫作“伪学 生”，强令参加“甄别”考试，我们实在觉得冤乎枉 哉。
同学们满怀热情地迎来抗战胜利，没想到被兜头 浇了一盆冷水。学校被迫停办，从国民党游击区迁来 的中学占据了原来的中学校址。老师、学生，从农村 来了一大批。我们这批“伪学生”则被迫待在家里等 候“甄别”。无可奈何，我们只好三五成群地找人给 补习功课。先是我和董文成找到从农村来的刘老师补 习英语，接着我们三四个人又找到丁友鲲先生补习语 文、数学、英语等课程。我们隐约知道，友鲲先生是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我们对此无所顾忌；况且他 为人极其聪慧，学识渊博，在潍县县中里就是知名的 教师；加之他家与我家是同族也是世交，所以我们提 出请他补习功课，他慨然应允。那个暑假里，我们每 天到他办的小工厂（后来才知道那是地下党的一个隐 蔽的据点）听他辅导，真是受益匪浅。
补习没有白费，当年的秋冬间，我以高分数顺利 通过“甄别”考试，进入新的省立潍县中学。不过， 经过这么一阵折腾，把一个学期白白地耽误了过去， 只好等转过年来再开学，我们的学制就糊里糊涂地变 成了“春季始业”。原来的男女分校，也改成了男女 合校。我们初二那班是个大班，总有60来人。1／3是 女生，上课时坐在前边几排。男生们坐在后边。第二 学期，学校的体制又莫名其妙地变了，省立潍县中学 设在了坊子，我们留在潍县县城的又改回县立中学的 名称，倒是增加了不少农村来的学生，校舍居然也有 三处。光我们初二这个年级，就分成了甲、乙、丙三 个班。就在这样的变来变去中，我们读完了初二下学 期．又读完了初三上学期。学生的质量有些参差不齐 ，教学的质量却还不错，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成绩都 突飞猛进。特别是数学。由于假期里找我的四姐为我 们补习了代数和几何，所以大小考试，我们全拿满分 。在此期间，我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凭借着父亲丰富的藏书，我翻遍了鲁迅、巴金、 胡适、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冰心、丁 玲、王统照、叶圣陶、许地山、朱自清、谢冰莹等作 家的选集和能够找到的单行本。我的文学趣味渐渐有 所变化，从崇仰巴金逐渐变为痴迷鲁迅。记得教科书 上居然同时选了巴金的《繁星》和鲁迅的《秋夜》做 课文，虽然我也喜欢巴金“我爱月夜，也爱繁星”这 样清纯的文风，但似乎更加倾心于鲁迅文章的奇异与 冷峻，喜欢他笔下描绘的那种耐人寻思的“默默地铁 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两株枣树，以及那些 “头大尾小”扑火的小青虫——那些“苍翠精致的英 雄们”。于是乎，读《狂人日记》，读《阿Q正传》， 读能找到的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成了我业余的精神大 餐。于是乎，我也试着写些文学色彩较浓的散文和杂 文，交给同学们办的手抄的小刊物上发表。于是乎， 开始懂得设计未来的我，这时的头脑里便交叉做着两 个梦：一个是当作家的梦，一个是当工程师的梦。好 在还有三年高中要读，一时也不忙着作出二选一的选 择。至今回想起来，当年同时爱上“文”“算”两科 ，对于我打下基本功是极有帮助的。文学启发了我的 激情，丰富了我的想象力；数学锻炼了我的思辨，培 育了我的逻辑性。
时不待人，当我读完了初三上学期的时候，就急 忙筹划起到外地报考高中的事。因为外地的中学、大 学都还是实行秋季始业的学制。我们如不赶紧跳过初 三下学期出去投考高中，那就得等初中毕业后在家闲 居半年，晚上一年高中，将来也得晚上一年大学。所 以1947年暑假，我们班上的同学，凡有志于学、家里 又有条件的，都纷纷设法到青岛、济南、北京去投考 高中。北京路远，去的人自然少，只有我和另外一位 同学决定“进京赶考”。他去的原因是哥哥在北京工 作，我去的原因是姐姐在北京上大学。不过我邀上了 我小学的同学马方同行。赶那么远的路，有个同伴互 相照应，彼此都心里踏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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