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 man a future?

作者：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2006

简介：本书根据梁漱溟先生1980年与美国艾恺教授对谈录音整理而成，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释道各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本书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首次全文公开发表！ 　　本书文字根据梁漱溟先生家属现有艾恺教授所存录音磁带（共计30盒）整理而成，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为帮助读者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本书特意摘录《梁漱溟全集·思索领悟辑录》（卷八，1993）中的相关论述，置于正文相应部分的开头，以作对照，并将正文里谈及有关人事的评价、作者重要的观点提取出来，置于原文对应的书口，以作强调。同时，在编辑过程里，将整理者添注的说明文字，以楷体字标出；对全书前后不统一的译名，如艾恺教授序里的人名、地名，进行了规范统一；对文中的年代、时间、数字作了一致处理，如公元纪年均写为阿拉伯数字，中国纪年（如“民国十七年”）保留中文数字等。本书内容首次全文公开出版，是对《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内容的完整补充。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这个世界会好吗？

作者：  梁漱溟，（美）艾恺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8月

简介：《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增订本）》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后，为印证事实，于1980年8月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的访谈记录。谈话中，梁漱溟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也谈及与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的交往经历，并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书中内容丰富，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对读者修身处世亦不乏启迪。

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

作者：  张宏杰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简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编辑推荐：葛剑雄、秦晖、马勇、张鸣四大学者阅后诚挚推荐，著名学者张宏杰十年精心研究，解构国民性的演变与未来。《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通史。中国人的品质，春秋时清澈刚健，唐宋时雍容文雅，明清时则奴性和流氓气十足，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 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 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 为何“国人素质太低”之音仍然不绝于耳？ 近百年来我们错过了什么？“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从哪里开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全面解读。 中国国民性劣化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作者：  李泽厚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9

简介：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套装共3册)》共计3本其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错综演变的基本线索，论述了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20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辨析了现代“新儒家”和“西体中用”思想，并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使用的是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本。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并以此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对儒家思想、墨家思想、孙老韩、苟易庸、庄玄禅宗、秦汉思想、宋明理学进行了重新解读和再评价，着重阐释了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缘由，并对古代中国的辨证法、“天人感应”宇宙观、“内圣”与“治法”分离现象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本。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系统论述了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种主要思潮的基本内涵及其成因，深入分析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鲁迅等重要人物的思想，阐释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走向近代化的整体风貌和内在嬗变肌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本。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s

作者：  李泽厚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1）二十年代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身心、社会领域，因果律无效，要求回到宋明理学。 　　（2）丁文江等人强调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建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以作为信仰，指导生活。 　　（3）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三派，陶希圣等人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动力》都强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前者主张反帝反资，后者主张反帝反封建。 　　（4）两次论战中的科学性（学术）与意识形态性（政治）的交错纠缠的特点。 　　（5）四十年代胡风反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为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继承五四，以吸取外来为主。 　　（6）革命战争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成为时代主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适陈独秀鲁迅 　　（1）文学的语言形式改革的重要意义，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成名。 　　（2）胡适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文史领域开创了近代学术的思想新范式。关于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哲学方法论。 　　（3）陈独秀的主要兴奋点始终是政治。他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革新，突破了胡适的“八不主义”。陈反对把孔孟与程朱划开，反对把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混为一谈。 　　（4）陈的启蒙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德谟克拉西由提倡到否定再回到肯定。 　　（5）鲁迅对“死”的形上感受，他超越了启蒙，具有现代性的孤独与悲凉。 　　青年毛泽东 　　（1）青年毛以“动力”和“斗争”为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这“动”具有体魄性的特点。 .　　（2）以“实现自我”为道德律，以不可穷尽的永恒追求为理想，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调。 　　（3）与“贵我”映对，强调方法上、认识上的“通今”，重视现实经验的概括。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突出的被接受和被实践的部分。实用理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它们主要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信仰被奉行。 　　（2）李大钊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他号召“到民间去”和强调“改造精神”的两大特征。 　　（3）瞿秋白承上启下，介绍、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 　　（4）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成为关于革命的战略学说。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战略策略。 　　（5）总结战争经验，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哲学世界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经验理性的哲学认识论。 　　（6）思想改造运动，高扬道德主义。刘少奇的自我修养理论。 　　（7）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独立、统一、平等的新中国。毛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依靠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提前、超额完成了农业合作化。 　　（8）毛继续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扩及一切领域，它们经常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道德判定。 　　（9）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主义（“斗私批修”）、民粹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成为思想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道德主义下的屈从。 　　（10）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呐喊，其理论弱点及历史正义性。马克思主义应是建设的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1）从形象思维世界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苏曼殊创作中的某种黎明期的清新气息。 　　（2）五四时期多愁善感的敏感主义特色，对人生、对自我的探索、追求，新鲜性、多样性和朦胧性。冰心的母爱、郁达夫的性爱、郭沫若的力、许地山的哲理…… 　　（3）春天过去，夏日当头，青年成熟，走进社会：三十年代创造具体模式的一代，现实生活的广泛写照，现代文学获得了客观性：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夏衍。 　　（4）走向工农兵及其心灵的复杂和痛苦。艾青、路翎和农民作家赵树理。 　　（5）颂歌（贺敬之）和忏悔（张贤亮）作为解放一代的文学特征。 　　（6）噩梦苏醒后的彷徨、愤慨、寻求和否定：从舒婷、北岛到刘索拉。 　　略论现代新儒家 　　（1）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未竟之业，将宋明理学的伦理学翻转为宇宙观和本体论。强调“体用不二”，即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心物感性世界。 　　（2）梁漱溟从文化立论讲哲学，认为中西文化之分在于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道路。情感一直觉重于理知。儒学是世界文化的希望。 　　（3）冯友兰不同于熊、梁，构造了一个纯粹逻辑的“理世界”的哲学系统．强调要经过“思议”、“了解”后才能达到那“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人生最高境界。 　　（4）牟宗三认为陆、王才是孔孟正宗，程、朱的“义理之性”乃“存有而不活动”，从而失去道德自律的基础。牟强调“内圣之道”是直觉的体认、证悟，非思议、理知所能了解或达到。 　　（5）熊、梁——冯——牟，似乎是一个现代新儒家的正反合圆圈全程。儒学的前景问题。 　　漫说“西体中用” 　　（1）中国近代由“技”而“政”而“教”的改革过程和“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五四凸出了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差异：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上述“中学”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2）在接收、吸取外物同时．常以自己的系统将异物融解同化，使外物失其性能，这才是“中体西用”的要害。 　　（3）以“太平天国”为例，“中国化”过程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命令主义和道德主义。 　　（4）应对“体”、“用”、“中”、“西”重新解释，“体”首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不要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但赞成多元化。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

作者：  李辉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是《李辉传记作品》系列之一，为读者介绍了现当代名家巴金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包括巴金的梦想与现实之路、作品、情感生活、晚年生活等。本书将为读者展现最立体的一面。 　　 巴金，现当代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本书将为你介绍这位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 　　 我仅浏览了书稿的开头就来写这篇小文，违反了我一向的自律，但因有些话急于说出来，也就顾不上破例了。 　　 在这里，李辉，作为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者，终于不是从辩诬的角度，而只是如实地、毫不遮掩地写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巴金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又说过，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十四五岁正值五四狂飙乍起，他就以可贵的聪颖，接触了纷繁的新思潮。他是富家子弟，但他深知其内里，他认定所有体现了宗法礼教秩序的家庭，都是无自由无平等也无爱可言的牢笼，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并非为谋个人的温饱和出路，而是出于良知，对无权无钱贫病困顿者的同情，对人压迫人的不平，对一切非正义的愤懑，使他苦苦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他从西欧和俄国的历史中邂逅了那些激进而忘我的革命者，邂逅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他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在他这里，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而巴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还要早些。从晚清一些志在推翻清皇朝的党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格和行为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跟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时进行的。民国初年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运动者中，就有英勇的无政府主义信徒。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可以说是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的。不但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情况直到1949年前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新一代中，也不鲜见。 　　 如果查看30—40年代(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前后)革命者档案中的自述，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会说到，他们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其中就包括巴金的书，例如众所周知的《家》和其他著译。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人情世态的揭露和抨击，令他们共鸣，令他们感奋，令他们要起而行，找一条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路。但他们后来又会持批判态度说，像巴金这样的作家，并没能给他们指出明确的投向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家》里的觉慧最后只是出川，曹禺《北京人》里的瑞贞也只是搭乘火车去了远方)，而是实际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机缘，以及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使他们认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和抗日的，别无选择。不过连有些仅仅是为了逃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受到了《家》的鼓励，也去了延安，去了解放区，则是事实。巴金小说里模糊的指向，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就这样重合了。记得在文革以前，我们议论这种现象时，曾经开玩笑说，巴金给共产党招兵买马，该记大功! 　　 李辉中肯地指出，经常出现在巴金早年书里的“革命”，“信仰”，“ 事业”，其内涵是要从巴金写作时的思想来认定的。没有附加语也就没有确指，固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在不同的语境，便产生各有所指的歧解，乃历史条件的变动使然，却不是任何人故意的误导。 　　 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反对阶级专政的依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遭遇，比革命前更加困难；19世纪作为革命者头上的光环，换成了20世纪初沦为“反革命”的荆冠。在俄苏，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流亡国外，或是受到镇压。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则不仅于“五四”前后被军阀官僚视为与共产主义“赤化…‘过激”难以区分的洪水猛兽，而且随后更陷入左右夹击的困境，很有点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洛茨基派，不能见容干中国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作为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遂不复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1949年前偶或散见于出版物中，1949年后则完全绝迹。年轻人只能从《列宁在1918》一类苏联影片中瞥见“无政府主义者 ”的漫画像，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把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战略部署”的行动叫作“无政府主义”了。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关系成为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劫难的根源。在文革批斗时封之为“反共老手”，到文革后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还有人揪住不放，大有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已之势。其实，那些气势汹汹的批斗家并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历史普及读本里，早就无一语及于无政府主义了。 　　 谈论巴金而不涉及无政府主义，总是让人感到隔着一层。完全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渊源，也难对巴金其人和他的作品有比较透彻的实是求是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对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它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它在各国社会生活中曾有的影响，它与各种革命思潮和实际运动的关系，也是一切想要认真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背景知识。 　　 李辉此书，在这一点上，试图引领我们接近巴金精神世界的一个“禁区 ”。当然，这个禁区不是巴金自设的，相反，他几十年来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坦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只不过他的由衷的倾诉，他掏给读者的心，往往被历史的烟雾遮蔽了。 　　 李辉用他特有的散文笔调，绝不故作艰深，却让我们一下子接近了那几乎被遗忘甚至被抹煞了的历史。历史只有拂去尘封，刮去油彩，还其本真，才显得逻辑分明，真实可信。这样的文字也就使人感到亲切。 　　 我愿意接着读后续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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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共分四卷包括文章有：寄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等。 这是一套胡适著译全集。除包含曾发表、出版的胡适的论著、创作、书信、日记、译文以及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外，还辑录多种未刊稿。共计42卷，后附胡适生平年表、胡适著译系年两卷。既有研究胡适的文献价值，又有独一无二的欣赏价值，是文学爱好者不可多得的收藏珍品！ 全书用现代规范简体字横排。个别用简体字可能妨碍文章表达处，仍用繁体字。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作者：  (美)周策纵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1999

简介：“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不像清末的中国人，清末的中国人以为他们的重大责任只不外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无所知，“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却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应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觉醒。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这个觉醒。 那是在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HiokiEki)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个私人的会晤中，向中国总统袁世凯呈递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得极端神秘。日本采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从这些要求，日本实际上要控制满洲、内蒙、山东、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的各地。假若中国答应了这些要求，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也都要受日本操纵。其中第五项要求，日本更是意图实际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的对内控制权。所以这项要求的内容，日本最初怕让其他列强知道。根据这项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必须雇用有决定性影响的日籍顾问；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军器的半数或以上更要购买日本出产品，或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 随着条件提出后而举行的中日谈判，继续了差不多四个月。最后，在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第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门都删掉了。面对这个威胁，又面对要求提出以后已经开入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袁世凯政府不待国会通过——根据宪法，这类事务必须经国会通过，可是当时国会已经被袁解散——在5月9日下午1时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所有的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协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虽然日本吩咐严格保守秘密，要求的内容还是逐渐被中国的官员泄漏给新闻界厂。当中国的报章杂志与舆论一致抗议日本的要求时，政府却放松传统政策，没有加以管制和压抑。谈判进入第二期的时候，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KatiTakaaki)男爵要求中国政府对新闻加以审查管制。第三次会议时，日置益向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止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更利用这些言论来帮助中国谈判。对这个抗议，陆征祥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陆的答辩当然似是而非，在袁世凯的政权下那里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袁世凯对这次谈判的政策无疑只是要暂时争取群众对他个人支持。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采取这种政策，再者，在答复日本要求共同拥有汉冶萍煤铁公司时，袁世凯就藉口说该公司是私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权干预。 在当时那种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能够大规模公开表示他们的意见。新知识分子代表国民表示对“国耻”观感的声音响遍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都有激昂的表示。差不多所有中国的报刊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门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报导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便感觉十分高兴。19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不要对日本的要求屈服。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当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日本的要求以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高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全国各处都可以看到，或者涂写在墙壁上，或者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者印在信纸信封上。”5月7日和5月9日立刻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蒙受国耻的经过也写进了教科书。” 若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救国运动里发展的密切关系，首先要知道1916年10月寺内正毅(TerauchiMasatake)继大隈重信(OkumaShigenobu)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大隈一直同时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和满清复辟运动派，希望用这种两面政策能抑制袁世凯的势力。“二十一条要求”是他对华政策的高峰。但寺内掌握政权后，他任命胜田主计(ShodaKazue或Katsu-daShukei)为财政大臣。这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到处都有过剩的资本可供发展新的企业。因此胜田就开始提倡所谓“菊分根”(菊の根分け)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并且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此外，口本驻华公使林 权助(HavashiGonsuke)也建议协助段棋瑞，而不再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这新政策的结果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期间，日本给段祺瑞巨大的“西原借款”。 受到这些借款的影响，段祺瑞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日本，并且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段氏本人巩固了他在国会的势力。1918年3月7日(可能在1917年8月就开始了)段的参谋长徐树铮，得到以曹汝霖为首的财务部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势力雄厚的机构安福俱乐部。由这机构收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拥护。1918年秋季以后垄断了北京国会，并占据了大部分的行政要职。这件事很弓起政府里其它集团的猜嫉和公众的不满。 在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丁秘密军事协定之后，情势就更趋恶化了。1918年苏联与中欧同盟国同意休战，双方并公布废除一连串1907到1917年间由沙皇政府鉴定的俄日秘密协约。在这些协约里日俄两国计划由中国夺取东北和蒙古，并阻止中国接受任何另一列强政治方面的援助。”在此公布发表之后，日本获得段祺瑞的同意，在1918年3月到5月间与他协商“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在这些条款之下，中国政府让予日本种种权利，下列只是其中数项：日本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阻列强或苏联入侵为藉口，日本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陆军和海军里仟川㈠本教官。双方政府对条款的内容一直保守秘密。直到1919年2月，在上海和谈中，由于南方政府代表的要求，北京政府才公布这协定的一部分。 可是，即使在这之前，北京政府对这次外交发展，也没有能把人民大众完全蒙在鼓里。早在1917年春，政府的亲日活动已引起民众舆论的强烈抗议。由陈友仁(EugeneChen)所办中英对照的《京报》(ThePekingGazette)，在1917年5月18日就登出了一篇标题为《出卖中国》(SellingOutChina)的社论，透露出后来发展为军事协定的一些中日协商，并公开指摘段祺瑞政府卖国。结果陈友仁因此入狱，该报也立刻被政府查禁。到1918年夏，大众舆论向政府要求公布这条约。中国留日和留法学生也示威抗议秘密外交。尽管有日本军警的干涉，中国留日学生仍然于5月5日在东京开成了会，会中决定他们全部(约有3000人)在5月20日以前集体回国。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全体留日学生为会员，并由旅日的中国商人提供经济支持。5月6日正东京的另一次集会中，约有4位或6位中国学生代表被日本军警逮捕。这事件使得学生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1918年5月12日留日中国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一规定，强迫他们回日本，声明由于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学生若要救国，应当继续学业，而非放弃学业。“但回国学生却不顾政府的威胁，在上海继续他们的救国团活动，并有部分学生，包括曾琦、王兆荣和喻义等，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曾琦在这报里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加入救国工作。这些文章后来在北京收集重刊成一种小册子，标名为《国体与青年》。 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最初的反应似乎是踌躇和迷惑。起先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五四”晚上曹汝霖召集他的同党在六国饭店开秘密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开会的结果并未透露。次日在上总统书里他请辞交通总长职，并对他在政府所做工作有所辩白。接着陆宗舆也照样向总统提出辞呈。曹当时的看法，一方面以为事件乃反对党派所造成，再方面学生只是受了过激派所鼓动。所以表面上看来，曹对学生的态度似乎是温和。同时，教育部在温和派的旧式士大夫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戊戌翰林。1891年曾从吴汝纶学，其后六年问任职杭州求是书院。傅是著名的古书收藏者和版本学专家)总长领导之下，似乎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5月4日下午10时有下面这个报导，很可反映这一态度： 学生的集会游行，都加以劝告自动解散。教育部命各校校长严格控制学生，接纳以曹家着火是因电线走火的说法来释放被捕学生。曹本人也曾表示，如果骚动真会渐渐平息，他也不愿意严惩捣乱分子。 然而这种态度不为政府里的军人和旧派官僚所接受。5月4司晚上政府要人在总理钱能训家里开会决定处置办法。控制政府和作曹后盾的安福系及其他亲日分子联合一些旧派官僚，坚决要习猛烈的手段来惩办学生和学校。并且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起见，对总统和总理大施压力。 这些保守人士对学生和学校的态度是易于了解的。自从1917年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来，因为有些教授和学生连续攻击儒家和传统伦理与习惯，并公开批评军阀主义和政府的外交政策，北京政府里的军人和各色元老都对北大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段棋瑞本人因在任总理期间被学校散发的小册子所攻击，也把大学看成眼中钉。1918年5月21日学生请愿以后，军阀和北京学界的冲突更深。如前文所述，1919年3月因为政府对北大的压力，使陈独秀辞去了文学院长的职务。因为有这种长期冲突的背景，“五四”游行示威实际上便成为新知识分子对政府里的军阀公开宣战。于是军阀也认为这是合适的机会和借口来惩罚学校。 因此5月4号晚上在总理家的官方会议中，保守集团提出强烈的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所有这些提议几乎一致通过，使傅增湘的薄弱反对毫无作用。 接着行政当局便下令司法部查明事实，以便惩罚对“五四事件”有责任的人。5月5日教育部下令限制学生活动，同时北京的军警戒备加强，用来控制学生的活动，北京政府已准备把被捕学生移交法庭处置。 北京政府在“五四事件”以后对当时情况的处理，从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么一个有长期背景的艰难情况之下，在他们没有正确估计社会一般人士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以前，就轻率对学生和学校实施猛烈报复的手段，虽然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领导人在游行示威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是惟一和游行示威有关系的人。例如：不但是新知识分子主动支持反日态度，就是旧派知识分子，包括很多赞成旧式文学的教员和学生在内，也主动支持。甚至林纾(他替旧文学辩护的精神已在前章提过)，在“五四事件”几周以后也宣布他对抵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  叶永烈著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本书是收录“叶永烈精品书系”的“红色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能手。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后，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直至遵义会义，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挫败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毛泽东曾受到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被剥夺军权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但是，历史证明他所确立的方针、路线、战略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他受到全党的拥戴，成为党的领袖。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四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十四年间取得辉煌胜利。从前十四年与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足以看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本书作者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写出了毛泽东被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上学记

作者：  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本书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本书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有评价将何兆武的本书、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追忆美好读书时光《新京报》书评人 苏小和　　上学记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现在读者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的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本书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进行劝教，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到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决没有否定这个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本书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本书，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页里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在今天看来都为人所羡慕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最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在第256页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　　　　读书记 那么多我们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本书，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本书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庄子》、《史记》、《古文观止》、《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楚辞》、钱穆的《国史大纲》、《金瓶梅》、《诗经》、《资治通鉴》、《勃朗宁诗集》、《丁尼生诗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冯友兰《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金岳林《逻辑》、《雪莱诗集》、《济慈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前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联合国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乐3B之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诺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玛斯歌剧《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于别的读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然。有一些书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著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人事记 “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过本书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197页“一个人的政治底线”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上，大街上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　　最后，我想提一提诗人闻一多。何先生在本书里叙述闻一多被刺杀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读书，塌塌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

儒林外史ru lin wai shi

作者：  吴敬梓著;穆林注释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11

简介：　　　　《儒林外史》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被鲁迅先生称为“伟大”，并 　　赞其是“在清代，讽刺小说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陈独秀先生也评其 　　为“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袖 　　对其评价之高。 　　 《儒林外史》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 　　，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 　　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 　　 本书《儒林外史(摹绘知识分子的人生出路)》是《儒林外史》的注释本 　　，由穆林注释。 　　

北大百年散文精选[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盛珂，子非选编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简介：我所理解的北大，首先有一种王者之气。北大在我心中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神圣感觉——或许， 所谓的世纪末的北大风气，就是我四年记忆中的这种感觉吧。本书收录了百年内北大众多学者的散文。收录的作者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蒋梦麟、钱玄同、丁文江、李大钊、杨振声、刘半农、胡适、梁漱溟、曹靖华、许地山、林语堂、冯友兰、陈西滢、郁达夫、徐志摩、朱光潜、宗白华、王力、俞平伯、废名、川岛、沈从文、贺麟、梁实秋、冯至、梁遇春、何其芳、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费孝通、萧乾、黄宗江、汪曾祺、杨绛、吴小如、刘绍棠、宗璞、叶永烈、张承志、陈平原、钱理群、谢冕、戴锦华、周国平、何怀宏、曹文轩、赵园、朱正琳、刘东、夏晓虹、李零、李书磊、韩毓海、西川、孔庆东、杜丽、迟宇宙、橡子、阿忆、蒋广学。

毛泽东

作者：  赵大义著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简介：20年后的1937年，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一切结果都在这位24岁的师范 生的预料之中。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动荡，群魔乱舞，一些先进分子积极探求救国之 路。许多人认为，共和制之所以不能存固，关键是没有对旧思想、旧文化、 旧道德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的救国斗争所以屡败，是因为国民对之“若观 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显然，这些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思想、 文化和道德领域，主张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毛泽东认为 ： “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的觉悟。”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 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况，须从“伦理学、哲学人手”。因为哲学便于 研究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为之行。”这样 ，就把改造哲学、伦理学，同改造民质、改变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在对事物的认识中，毛泽东注意把握“本原”或“大本大原”。意思是 ，对事物一定要抓住他的根本，根本抓住了，枝叶之事会迎刃而解。正是从 这一根本意义出发，毛泽东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根本方略：“今日变法，俱从 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政、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 。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 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 心其有不动者乎?天卞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 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这是1917年8月1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所阐发 的令人所启之理。黎氏收到此信后，颇为感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得 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917年，才思出众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写为28 笔画)署名，公开发表平生第一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全文7000余字 ，由杨昌济推荐，刊登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 此文论述了体育同国力、同锻炼个人意志和胆识之间的关系，可见毛泽 东思考问题的广阔和独特。文章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正向和逆向的逻辑思考 脉络：一个是国力——武风——体质——体育。这显然是逆向逻辑思考。文 章中指出：国力之弱，武风不振，民族体质日趋轻细，这是甚可忧之现象， 所以要提倡体育锻炼。另一个是体育——武勇——意志。这是正向思考问题 的逻辑。他指出：一个人没有强壮的身体，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缺少抵抗 力和坚韧性，学问、事业的成就会大受影响。“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 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

建党伟业

作者：  韩三平，黄建新著;董哲，郭俊立，黄欣编剧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2011

简介：　　 《建党伟业》真实还原中国共产党建党传奇，精彩再现第一批中国共 　　产党党员风貌。导演韩三平、黄建新倾情创作并作序！ 　　 《建党伟业》同名小说是导演携其编剧团队根据电影剧本改编的。讲 　　述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 　　风云人物，主要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等 　　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心，讲述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为国家赴汤蹈 　　火的精彩故事。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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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上海亚东书局特请胡适、陈独秀等名家溪写序言，以 “汪元放新标点本”形式印行《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代“俗文学”名著，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援应，发生了很大影响，从此古代小说名著的文学地位大为提高。1949年后，政府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树立民族自信心”为方针，大力普及古典文学名著，出版了多部古代小说名著的新整理本，发行量达数百万部，从此古典小说名著进入民众的阅读视野，历久不衰。进人二十一世纪后，时代社会背景、文化消费的性质和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还应当花费精力去阅读这些古典文学岳著吗?读这些书还有意义吗?答案我想是肯定的。 　　首先是了解历史。中华民族有发达的史学传统，浩如烟海的“正史”和 “野史”著作，记载了五千年文明发展变化的历程，大体上都明白清楚。但是光读历史书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祖先的生活场景、思想情绪和行为方式，在一般历史书中不可能有具体而微的展现。而正是在这方面，古代文学尤其是写出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古典小说，显示了它独特的长处。“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这说法是不错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要的不是通过小说去考察历史事实，去“看阶级斗争”，而是要从中领略古代人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道德面貌、伦理关系、他们的言谈举止、人际交往，他们的心理状态、性格气质，他们的欢乐愉悦，忧伤悲哀，总之，要看到我们祖先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看《水浒传》，要看梁山好汉们如何为人坦诚和嫉恶如仇，讲信义，重然诺；读《西游记》，别主要看古代人们为了追求人生信念而如何克服千难万险，百折不回；读《三国演义》，则主要看各实力人物如何团结、笼络和使用人才，以硬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斗智斗勇；读《红楼梦》，则重点领会对美好纯真人间感情的追寻，和对道德败坏和伪善作风的唾弃。这些曾经在古典小说中受到着力描写或者刻意追求，并得到广泛颂扬的品格和作风，它们可以说都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核心内涵，我们祖先的心理状态和文明素质，在这里有相当充分的表露。所以，欲了解过去的中国人心理和中国文明，阅读古代小说不啻是个捷径。 　　文学先辈创造的小说名著，对于我们不仅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道存，难得的精神慰藉，更是应当认真面对的经典。鲁迅一生工作繁忙，但他在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事业上付出了极大精力，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成为公认的古典小说研究巅峰之作。胡适在他步入文坛之始，即着手《红楼梦》等小说考证，作出划时代的成绩。钱钟书学富五车，但他自退读得最熟的是小说《西游记》和《儒林外史》。近代思想学术大师不约而同地关注重视古典小说，已经说明了它们的重要分量。中国人在宗法社会里生活了数千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保留着大量属于“传统”的成分。以今天的眼光看，传统中虽有不少落后甚至丑陋的因素，但也寓含着许多值得我们珍视的优秀的“基因”。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扬弃”的工作，无论“扬” 或“弃”，都是为了推进我们的事业和健全我们的人格。珍惜传统，能使我们人格丰满；享受传统，能使我们精神高雅。不能讳言，读古典小说也是一种文化消费，甚至是一种业余“消遣”、出发点可以是仅凭兴趣，但其中确实包含有积极的人文意义，应当引起我们今天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加倍关怀。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其成书前，“三国故事”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唐代，三国故事已广为流传，连儿童都很熟悉。随着市民文艺的发展，宋代的“说话”艺人，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当时称为“说三分”。元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实际上是从说书人使用的本子，虽较简略粗糙，但已初肯《三国演义》的规模。罗贯中在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又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的资料（还包括《世说新语》及注中的资料），经过巨大的创作劳动，写在了规模宏伟的巨著——《三国演义》。

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

作者：  郑师渠，史革新主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收录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郭沫若等33人的相关文章37篇，计30万字。大致涵盖了1949年前有代表性的作品。书后附有导读长文：《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资料专书，不仅有助于本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全社会学习与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选文的标准有二，一是重视学理的探讨。既是为今天探讨民族精神必要的思想资源，自然在学理上富有启发意义的文章，才是本书所需要的。而论题过于宽泛的文章，尽管自有其价值，甚至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也不宜入选。二是兼容并包。近代才者，派别林立，政治诉求各异，选文兼容并包，以为他山之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入选的文章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受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一些文章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近代的中外民族关系混为一谈，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这些当视为历史的现象，分别对待，相信读者自已也会鉴别。本书收录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郭沫若等33人的相关文章37篇，计30万字。大致涵盖了1949年前有代表性的作品。书后附有导读长文：《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资料专书，不仅有助于本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全社会学习与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选文的标准有二，一是重视学理的探讨。既是为今天探讨民族精神必要的思想资源，自然在学理上富有启发意义的文章，才是本书所需要的。而论题过于宽泛的文章，尽管自有其价值，甚至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也不宜入选。二是兼容并包。近代才者，派别林立，政治诉求各异，选文兼容并包，以为他山之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入选的文章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受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一些文章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近代的中外民族关系混为一谈，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这些当视为历史的现象，分别对待，相信读者自已也会鉴别。本书收录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郭沫若等33人的相关文章37篇，计30万字。大致涵盖了1949年前有代表性的作品。书后附有导读长文：《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资料专书，不仅有助于本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全社会学习与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选文的标准有二，一是重视学理的探讨。既是为今天探讨民族精神必要的思想资源，自然在学理上富有启发意义的文章，才是本书所需要的。而论题过于宽泛的文章，尽管自有其价值，甚至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也不宜入选。二是兼容并包。近代才者，派别林立，政治诉求各异，选文兼容并包，以为他山之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入选的文章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受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一些文章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近代的中外民族关系混为一谈，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这些当视为历史的现象，分别对待，相信读者自已也会鉴别。本书收录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郭沫若等33人的相关文章37篇，计30万字。大致涵盖了1949年前有代表性的作品。书后附有导读长文：《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资料专书，不仅有助于本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全社会学习与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选文的标准有二，一是重视学理的探讨。既是为今天探讨民族精神必要的思想资源，自然在学理上富有启发意义的文章，才是本书所需要的。而论题过于宽泛的文章，尽管自有其价值，甚至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也不宜入选。二是兼容并包。近代才者，派别林立，政治诉求各异，选文兼容并包，以为他山之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入选的文章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受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一些文章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近代的中外民族关系混为一谈，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这些当视为历史的现象，分别对待，相信读者自已也会鉴别。

Study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injury in antidumping law

作者：  张亮著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6

简介：　　2005年适逢中山大学法律学科百年华诞。发端于广东法政学堂的中山大学法科，在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由一所百余人的学堂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法学院。中大法科走过了一百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谱写了一部追求理想，明辨笃行的光辉篇章。 　　中山大学法律学科诞生于清末救国图强的时代洪流中。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广东法政学堂与京师法律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第一批官办法律学堂一起揭开了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的序幕，专门化的法学教育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了。 　　从辛亥革命探索民主共和道路到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精神，身处革命前沿的广东法政学堂见证了中国近代社会一系列的转型并且积极投身其中。1912年，胡汉民改广东法政学堂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改其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1924年，并入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法科学院。1926年，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原法科学院相应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法科学院。1931年，国立中山大学进行改制，原法科改为法学院。1950年，国立中山大学改称中山大学，原法学院也相应改称中山大学法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原中山大学法学院被撤销，组建政法系，后被并人中南政法学院。1979年，经原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复办法律学系。 　　1993年成立中山大学法政学院，后于2001年撤销，并在此基础上复建中山大学法学院。在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中山大学法律学科虽数易其名，但其师资力量却不断壮大，学科水平不断提升，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一个世纪的社会变革中，中山大学法科始终关怀中华民族的命运，以推动民主宪政、法制进步为己任；在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中，中山大学法科始终崇尚学术自由，坚持学术良心，献身学术事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学的进步。一百年来，中山大学法律学科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见证了中国法律学术的草创与创新，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的曲折与繁荣。 　　广东法政学堂创办伊始，就有多名日本教员及知名学者出任法科教授，后来逐渐形成名师大家云集中大法科的壮观场面：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开坛讲授行政法；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主讲社会主义课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主讲法理学；“历充国际联盟万国会议中国代表者五次”的梁龙教授被聘为最早的科主任；拥有爱丁堡大学和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国际法学界泰斗的周鲠生先生出任法科教授；被后人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的史尚宽先生早年也执鞭于此；在当时著书立作且在学界颇有影响的程天固、何思源、何思敬、高廷梓、朱显祯、杨兆龙、曾昭琼等教授也执教中大法科。

胡适谈人生问题

作者：  胡适著;克川选编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简介：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与陈独秀、鲁迅等并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文化界都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不受人惑(胡适谈人生问题)》从人们最关切的人生意义问题入手，深入人生的具体问题，如做人、求学、婚嫁、生活方式、信仰等等，道理明了，文笔清新，语言通俗，事例生动。

作者：  

出版社：

简介：《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套装共131册)》包括了：《龚自珍·张南庄卷》、《姚燮·蒋敦复卷》、《冯桂芬·郑观应·黄遵宪卷》、《刘熙载卷》、《王韬卷》、《曾朴卷》、《韩邦庆卷》、《刘鹗卷》、《郑孝胥·沈曾植·朱祖谋·况周颐卷》、《吴趼人卷上》、《吴趼人卷下》、《李伯元卷上》、《李伯元卷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卷》、《章太炎·刘师培卷》、《梁启超卷》、《包天笑卷》、《王国维卷》、《陆士谔·徐卓呆卷》、《刘大白·夏丐尊卷》、《鲁迅卷上》、《鲁迅卷下》、《苏曼殊·李叔同·姚鹪雏卷》、《叶小凤·恽铁樵卷》、《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卷》、《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卷》、《严独鹤·郑逸梅·姚苏凤卷》、《徐枕亚·吴双热卷》、《朱瘦菊卷上》、《朱瘦菊卷下》、《郭沫若卷上》、《郭沫若卷下》、《白薇·陆晶清·赵清阁卷》、《张资平·陶晶孙·郑伯奇卷》、《叶圣陶卷》、《范烟桥·程小青卷》、《周瘦鹃·秦瘦鸥卷》、《洪深卷》、《张恨水卷》、《林语堂·徐讦卷》、《朱东润卷》、《茅盾卷上》、《茅盾卷下》、《郁达夫卷》、《胡愈之·邹韬奋卷》、《王统照·胡山源·沈起予卷》、《徐志摩卷》、《丰子恺卷》、《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卷》、《田汉卷》、《庐隐·罗淑卷》、《郑振铎卷》、《彭家煌·叶紫卷》、《瞿秋白·张闻天卷》、《刘呐鸥·穆时英卷》、《李金发·姚蓬子·邵洵美卷》、《阿英·阳翰笙卷》、《夏衍卷》、《曹聚仁·章衣萍·梁实秋卷》、《熊佛西·余上沅·顾仲彝·李健吾卷》、《魏金枝·李俊民·何家槐卷》、《王任叔·王鲁彦卷》、《许杰卷》、《陈毅·夏征农·陈沂卷》、《蒋光慈卷》、《沈从文卷》、《胡风卷》、《冯雪峰·潘汉年卷》、《柔石·洪灵菲卷》、《丁玲卷》、《巴金卷上》、《巴金卷下》、《孔另境·朱雯卷》、《艾芜·沙汀·周文卷》、《叶灵凤·倪贻德·滕固卷》、《刘大杰·陈子展·赵景深卷》、《安娥·关露·白朗卷》、《周煦良·满涛·辛未艾·王道乾卷》、《施蛰存卷》、《戴望舒·徐迟卷》、《陈伯吹卷》、《周天籁卷上》、《周天籁卷下》、《张天翼·蒋牧良·端木蕻良卷》、《于伶卷》、《阿垅·曹白卷》、《杜衡·徐霞村·黑婴卷》、《萧军·罗烽·骆宾基卷》、《陆蠡·丽尼卷》、《陈白尘·孙瑜·姚克·李天济卷》、《周扬·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卷》、《韩侍桁·章克标·杨村人卷》、《柯灵卷》、《殷夫·胡也频·冯铿卷》、《靳以卷》、《艾青·袁水拍卷》、《丘东平·彭柏山卷》、《师陀卷》、《吴强卷》、《林放·徐铸成·罗竹风·郑拾风卷》、《周木斋·周黎庵·金性尧卷》、《姚雪垠·丰村卷》、《傅雷卷》、《徐懋庸·唐弢卷》、《以群·罗荪卷》、《白危·哈华卷》、《萧红卷》、《蒲风·杨骚·任钧卷》、《辛笛卷》、《王西彦卷》、《杜宣卷》、《周而复卷》、《贾植芳卷》、《无名氏卷》、《苏青卷》、《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浞卷》、《包蕾·贺宜卷》、《潘柳黛·予且·施济美卷》、《王元化卷》、《芦芒·闻捷·肖岗卷》、《菡子·柯蓝·李子云卷》、《蒋孔阳卷》、《茹志鹃卷》、《罗洛卷》、《任大霖·钟望阳·任德耀·洪汛涛卷》、《胡万春卷》、《张中晓·何满子·耿庸卷》、《当代戏剧文学卷上》、《当代戏剧文学卷下》、《当代电影文学卷》、《总目录索引》和《存目：钱锺书卷·张爱玲卷》。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建党伟业

作者：  高瑞沣编著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简介：　　《建党伟业》为中国电影集团今年6月15日上映的《建党伟业》史诗电影的文学版。 　　作者围绕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展开历史叙述，生动饱满地描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重大历史背景和毛泽东、周恩来、杨开慧、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共产党前后的救国救亡之路，以寻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精神之源。 　　《建党伟业》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说起，一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讲述了在这10年之间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上，所点燃起的星星之火终能燎原的革命往事：辛亥革命失败，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后知识精英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建党伟业”，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披肝沥胆，志在千秋，在风雨飘摇之际为国家赴汤蹈火。 　　《建党伟业》是一本拍摄日志和采访手记，记录了电影《建党伟业》的诞生历程。 　　日志和手记真实记录了主创们的各种活动，既有刘烨试装毛泽东，黝黑肤色吓坏大家，也有董洁试妆“宋庆龄”，被导演要求增肥，还有韩三平导演客串摄影师，周润发请剧组吃羊肉串，更有刘德华、赵本山、陈坤、范伟、范冰冰、周迅等一线明星的幕后经历…… 　　此外日志还记录了剧组远赴俄罗斯的拍摄经历，刘烨、陈坤、冯远征、周迅、潘粤明等十几位明星还亲自接受采访，一一坦陈参演《建党伟业》的心路历程和所思索感。 　　读几百位明星的日志和手记，我们可以细细体验另外一番“建党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