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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9
简介: 《全唐诗》共九百卷,是清康熙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奉康熙皇帝之命,起用当时已退居扬州的彭定求、杨中讷等十位翰林编纂的。该书共收整个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是迄今为止古典诗歌总集中篇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它对于研究我国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无疑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为满足读者阅读与研究的需要,对这部清人编的《全唐诗》做一定的修订增补,加以重印,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全唐诗》增订重印本,就是用中华书局原点校本为底本,把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把断句改为新式标点,并改正某些排印错误,同时把陈尚君先生修订、增辑的《全唐诗补编》全部收入(《全唐诗补编》1992年中华书局版)。这样共增补佚诗四千六百多首,新见作者八百多人。简体横排增订本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收录唐诗最多最全的读本了。
简介:历经20年的爬梳剔抉、搜辑校点,历尽整理、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曲折,备受学界关注的煌煌巨编——《全宋文》行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举,古籍整理事业的丰硕成果。《全宋文》刊行,与已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词》和正在陆续出版的《全宋笔记》(已出二辑)一起,共同构建了宋代比较完备的资料库的主体部分。这也是最早合璧的按现代学术规范整理而成的断代诗词文总集。如果加上《长编》、《宋史》等已正式出版史部书的校点本,及正在整理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宋代资料书,必将对宋代文史哲的研究产生历久而弥远的影响。 《全宋文》由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在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同志及京、沪、蓉等地部分校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编纂而成。是书于1985年发凡起例,在项目论证时,就有许多反对意见。在邓广铭、程千帆、缪钺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下,以周林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全国高校古委会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批准立项,并陆续拨巨款资助这一项目。在当时年富力强的曾、刘二位主编的主持下,仅二年时间,就完成了普查辑佚工作,并陆续开始发稿。在巴蜀书社的鼎力相助下,于1988年~1994年陆续出版了前50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出版工作便一度中断,《全宋文》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毅然“中局接盘”,斥以巨资,刊此大编,堪称颇具学术远见之举。历经近三年的修订、编辑,又力邀安徽教育出版社加盟合作出版,终于在最近付印。全书收文17万余篇,作者近万人,字数约1亿,分装360册。不失为迄今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也是建国以来已完成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这部化二十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煌煌巨编,必将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将以便于学者阅读、使用而产生深远的社会效应。 (一) 我国的总集起源,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只是因其按图书四部分类法而归经部,其总集“之祖”的“名分”遂被人遗忘。名实相符的总集,当始于西汉刘向编《楚辞》16卷。但其书久佚,今所传者乃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本。其后,诗文总集,代有所出。至宋代,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总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见于宋、明书目著录的宋人总集就达300余种,不知名或序跋无可考见的宋编总集就更多了。历经明清,迄今现存总集已逾千部,但究其实,多为诗文选集而已。 “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四库全书总目》卷189《宋文紀》)的总集之纂,似始于明人冯惟纳《古诗紀》,是书150卷,汇集上古至六朝的诗作。而明梅鼎祚《文紀》则为自上古至隋的“全文”总集,收书12种,凡203卷。两书实开全诗、全文总集的先河。究其性质,乃唐代以前诗文的总集,但其质量实不敢恭维。好在这一缺憾已分别由清人严可均和今贤逯钦立先生所弥补。 清人曾对总集纂修提出过两条基本要求:“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真正意义上的断代总集,当首推康熙时成书的《全唐诗》。对照上述两条准则,大体上符合。因其为诗集,其得失姑不具论。但从今人《新编全唐五代诗》即将刊行而论,则《全唐诗》仍不免有太多的差强人意之处。《全唐文》一千卷,涵盖李唐,包罗五代。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开馆纂修,历时六年而成。由董诰领衔主编,先后预修者凡100余人,如法式善(1753~1813)、徐松(1781~1848)等皆极一时之选。成书后,即有扬州官刻本刊行,世称其便。收文达二万余篇,作者则三千余人,字数约980万(按:《全宋文》则分别为其8.5倍、3.3倍、10倍左右)。但是书有两大缺陷:一是辑录唐文及作者小传均不注资料出处,二是挂漏遗缺仍多。光绪年间,陆心源利用丰富的藏书,又得缪荃孙等人之助,先后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凡88卷,补遗唐文近3000篇,新收作者480余人。其“考订之细、校录之精、搜罗之广”(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前言》,中华书局,2005)皆超迈前书。陆氏不失为《全唐文》的功臣。开《全唐文》馆之时,正当乾嘉朴学极盛之际,时风熏陶,无论搜辑之广,校刊之精,皆远胜《全唐诗》。但其存在问题亦多,清人劳格、今人岑仲勉先生颇有纠弹,今贤亦时有批评指正。对是书补遗和考订作出重要贡献者乃友人陈尚君教授,新补唐文6000余篇(包括佚存残句),作者2000余人,编为160卷,其《全唐文补编》不失为《全唐文》的又一功臣。但随着海外文献的回归,新出土文献的发掘,大型丛书、类书的编定刊行,仍有辑佚补遗、考订的空间。由此可证,即使是一部断代总集的修订及臻于完善,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后,《全金诗》、《全五代诗》、《全辽文》、《全元散曲》、《全金元词》、《全清散曲》、《全唐五代词》、《全明散曲》、《全元文》等断代总集相继问世。窃以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下简称严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简称逯书)、唐圭璋《全宋词》堪称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其质量远胜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不妨简要考察一下这三部书共同的成功经验。首先,三书皆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其次,均为数十年竭尽心智之编;其三,皆研究型著作;其四,都注明资料出处;其五,皆有简明作者小传;其六,均几近网罗殆尽;其七,均有较完善的体例。这后五条,已近乎当代编纂总集的学术要求。细审之,共性之外,尚各有其特点。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家富藏书至二万余卷,学问赅博,尤精小学,“精于考据,著作等身”(《晚晴簃诗汇·诗话》)。主要有《说文类考》、《说文类声》、《说文校义》、《铁桥漫稿》、《四录堂类集》1200余卷等。据说,开《全唐文》馆时,知名文士多被邀预修,严氏却被排斥,遂发愤以一人之力,化27年时间,稿凡数易,于道光间成这部唐以前文之总集。严氏《全文》收作者近3500人,文逾万篇,类次为15集,编为746卷,原稿分装156册。其稿严氏生前未刊,今幸存而藏上图。清光绪间,张之洞总督两粤,设广雅书局。严书经王毓藻等历时八年的校勘,始付梓而刊行于世。其书最大特点一为“全”,二是“精”。严氏自序称:“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王序则亟称:“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当得其实。俞正燮(1775~1840)《癸已存稿》以为此书实孙星衍(1753~1818)之力,而严氏不过“籤写裁贴成之”,乃耳食之言。据陈援菴、余嘉锡先生等指出,严书亦有误收佚文、重出、误加拼合联掇、误系作者等弊病。稍觉遗憾的是,严书今通行本仍为影印本,历百余年而无修订本刊行。但是书考证精审,不失为总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编,则可定论。 逯钦立(1910~1973)先生历时24年,纂辑唐以前诗总集成135卷,其特点为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允洽,小传详略得宜。体例之善见卷首自定凡例。逯书可谓已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83年始刊至今,很少见有批评补遗之作。与订补《全宋诗》之论著的层出不穷,大量涌现,适成鲜明对照,精粗优劣,泾渭判然。 词,又称诗余,发展到宋代而极盛。众体皆备,名家辈出,佳作风起云涌,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唐圭璋先生在时世艰难之际,焚膏继晷,以一人之力,于1937年编成《全宋词》。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300卷,附录2卷,有吴梅等序。此书不仅印数较少,流传未广,且因资料条件限制等原因,颇有缺憾。建国后,唐老对是书进行了修订,于1959年6月寄中华书局,指名请王国维哲嗣、友人王仲闻(1903~1966)先生订补。王氏不负重托,利用北京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学养,尽发善本、孤本,补遗芟误,校正文字,历时四年,竭尽心力,进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订补,使《全宋词》面目一新。唐老阅校样后喜出望外,在撰写《订补附记》的同时,主动打报告,通过南京师院向中华书局提出,应与王仲闻共同署名。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仲闻先生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蒙冤已久,聘其为特约责编,已是时长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顶着政治压力的果断拍板。唐老这一笃于情义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笔者有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识并问学于唐老,曾亲聆唐老讲述这一凄美“掌故”,故留有深刻印象。更不幸的是: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横遭迫害致死,其极具功力的《读词识小》稿本亦人琴俱亡。1979年《全宋词》重印第三版时,治学谨严,虚怀若谷的唐老再作《订补续记》。《全宋词》凡收宋词作主1330余家,词作近2万首,另有残篇530余首,凡370余万字,引用书目多达542种。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简体横排本,终于还历史以真面目,並署“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实现了唐老的遗愿,也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全宋词》四十年间的不断订补,精益求精,同样证明,《总集》的修订完善决非一蹴而就。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编纂、修订一部书,今天听起来真有点“白头宫女说天宝盛事”的恍如隔世之感。 (三) 历代所编总集,乃“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难保”,乃至有“一真百伪”之讥(分见《四库总目提要》卷186《总集類·序》、卷187《乐府诗选》、卷189《皇霸文纪》)。《全宋文》在发凡起例之时,就悬鹄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误,体例力求谨严,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审,标点力求准确。”其中每一条都不容易完全做到。从《全宋文》已出的50册看,“取舍不当、张冠李戴、漏收〔误〕收、编排失当、体例不一”(曾枣庄《论全宋文》,刊《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毕生研治宋史的徐规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万字的校证文字。笔者也就《全宋文》范仲淹、余靖、周惇颐等人写过约3万字的校勘文字,寄给主编,供修订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的编者乘这次推出新版的机遇,对前50册(新版分装100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其一,是对宋文作者进行了增删移并。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颖、张全操、卫渎、程文度、柴禹锡、刘式、何瓒、卢斌、释义楚、惠祥等。显然是因新辑得佚文而补遗。原误收重出或不明时代作者30人,已予删除或合并。如杨弼、阳晙、田扬、赵昌、李孜、赵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对原据生年编排失宜者予以调整,并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册第36卷的刘载(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于徐铉(917~992)而调整前乙至同册第13卷前。同样前乙的有梅询、刁约、薛俅等,后移的则有孙堪、张秉、蒲〔幼〕芝、释惟白等。其二,是对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删移乙,原则同上。宋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因凡例又规定按文体分类及大致成文时间的排序。这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因微机操作而方便许多。其三,诏令、奏议原录自史籍者,多无标题(篇名),旧版中编者已拟题,这次发现有不尽确切者,已据内容重新改拟或酌加修改。其四,对旧版中已发现的文字讹脱误倒处已一一改正(以上据刘琳先生提供的“校订说明”)。这种精益求精,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光大。尤其是两位主编,不仅制定了体大思精的编纂总则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规范,还率先垂范,躬亲实践;不仅承担了一定量的点校任务,还严格把关,一一审稿。甚至还为外请学者的点校稿“打工”,拾遗纠谬。如宋祁文,点校者据影印四库文渊阁本整理,刘琳先生在审稿时,就据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22卷)删重而补100余篇,此外,又辑得佚文70余篇,凡补200余篇(方按:其实文津阁四库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渊阁本100余篇,二阁本所用底本已不同)。这与某些总集的编者只挂名,不参编,不审稿,只知捞取个人名利;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舛误,却讳疾忌医,拒绝补订,甚至强词夺理,倒打一耙的态度,其境界实有天壤之别。 据笔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编竣。令我担心的是:后130册(即新版的101~360册)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册一样作过修订,但愿这是杞人之忧。因为这十二年间,又有许多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方志(如分省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现存方志约八千余种,编者原普查仅二千种)、海外文献的回流(如《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丛刊》)、出土文献的出版(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及《黑水城出土文献》)、碑帖、书画题跋(如《中国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国宝展所出图册)等,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佚文可辑。当然,这或许应是《全宋文补编》的任务。作为始终关心《全宋文》出版又较早使用其书前50册的读者,亟盼《全宋文》广泛汲取学界的订补意见,尽快着手《全宋文补正》的编辑。 另外,就是小传的体例虽善,编写难度却极大,仍留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25年前,拜谒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全宋词》小传因何写得如此简短?”唐老的回答颇出意外:“写得越短,错误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经验之谈。在当时的资料条件和艰难境遇中,也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在目前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编《全宋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如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舆地纪胜》(以上均四川大学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极便学者;同时也闯出一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称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已成为海内外收藏宋代资料(包括电子版)最富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该所之学术潜力正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条漫远而灿烂的学术之路,是从《全宋文》编纂开始起步的。 《全宋文》:中国出版史上又一座丰碑 数十位学者耗二十余年心血 沪皖出版界合力打造 经过20余年的磨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全宋文》出版了,它是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耗20余年心血,沪皖两地出版界合作垒起的又一座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更是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字,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在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因此,在许多方面具有拓荒与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堪称中国最大且最具世界影响的文献资料宝库之一。 360份审稿记录 《全宋文》的编纂源起于1985年夏。当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担,制定并提出编纂《全宋文》的计划。翌年5月,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正式立项。从此,20年来,在两位主编曾枣庄、刘琳教授的率领下,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埋头于旧纸堆中,搜求、梳理、编目、点校、审稿…… 由于种种原因,《全宋文》在原出版单位出版了数十册后搁浅。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全宋文》不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文字内容古今相异,分篇句读颇费斟酌,鲁鱼亥豕之属更是难免,编校工作尤其显得繁复而艰巨。为此,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陈尚君、严佐之等,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在编辑处理前,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换看法。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其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比较棘棘手的问题。由于许多地名今日已发生变化,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吴县已并入苏州,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为此,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权威工具书,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 《全宋文》的责任编辑还给360册书设立了审稿档案,编辑戏称这360份审稿记录是《全宋文》的“附录”,它“记录”了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沪皖合作结晶 《全宋文》的出版,也是沪皖文化交流精诚合作的结晶。何况,古代的线装书要改变成今天的出版物,是对现代出版的大挑战。承担了全书装帧设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经过反复推敲、确定方案,并精心挑选印刷用纸,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还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科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对全书的印订质量牢牢把关,仅精装本样本就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直到第四个样本出炉才获双方满意。短短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完成了1000套共36万册精装本,达到了优质品等级。 海内外高度关注 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生前曾说:“出版《全宋文》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艰巨,而意义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同中国历史有关,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全宋文》很有用处,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还为研究,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题词道:“新宋学文献渊薮,天水朝词翰宝库。”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先生说:“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足资嘉惠后学。” 《全宋文》序言 纂辑一代或数代之全文都为一集,以便检阅,其事盖始于明朝。梅鼎祚裒集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自皇霸、西汉、东汉以迄于隋,共一百余卷,搜采虽富,而考订未精,“牴牾罅漏,卷卷有之”(《四库提要》评语),故不足据为典要。清代学风,趋向严谨,全文纂辑之业较明代为优。官修者如嘉庆时之《全唐文》,私纂者如严可均所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仍有小疵,而大体恰当,刊行之后,徵文考献者称便焉。 自拨乱反正,文教昌明,古籍整理,蔚为鸿业。继前修之遗轨,施嘉惠于方来,于是《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之纂辑,相继肇兴,云蒸霞举,而《全宋文》之编辑,则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曾枣庄、刘琳两君实总其役。两君治学谨严,处事精敏。自一九八五年起,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体同事,群策群力,开始编纂《全宋文》之艰巨事业。 编纂《全宋文》,其难厥有四端。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七百余种,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故编纂《全宋文》,自别集、总集之外,史乘方志、类书笔记、碑刻法帖、释道二藏等,均应在网罗之列。既名为《全宋文》,即蕲能无一篇遗漏者。此普查搜采之难也。宋人别集,编辑情况复杂。有自编者,有子孙、亲友、门生所编者,有自编、他编相结合者,有原集已佚,为明清人重辑者。传刻多鲁鱼亥豕之误,编辑有误收伪造之失。澄清浑浊,有赖夫阿胶;剖析毫芒,端资于明镜。此则校勘辨订之难也。纂辑《全宋文》,如取诸家别集,补其佚篇,依时代顺序排列,无别集者增入之,其事较易。然此乃宋人文集汇编,不合于《全宋文》之体例,且诸集编排,情况庞杂,亦不便于检阅。如取每一家之作,皆散为零篇,重新排次,然后依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书,则较为得体。然排次之时,编年则难于考订,分体则方式繁杂。若用分体之法,如何斟酌今古,纲举目张,统一体例,以便检索。此则分类编序之难也。至于撰写作者小传,标点作品原文,因群手分任,难免各行其是,互相参差,故又须事先熟虑深思,规定详明之条例,编稿者有所遵循,审稿者更能精确。此又制订条例之难也。 吾中华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数千年中,曾创造丰硕灿烂之文化,沾溉世界。整理古代文献,其用意亦在于使国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国之历史文化,取精去粗,以适用于今日而已。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陈寅恪先生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故研治宋代历史文化,鉴古知今,尤多助益。夫治宋史固首赖于各类史书,而列为集部、属于词章性质之宋代诸家文集,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沉、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其中有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者,亦有可以补史书之阙遗者,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所无能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且即以词章而论,有宋一代散文,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后而健康发展,以清澈畅之体开启新途,影响元明清文风者甚巨,在中国散文史中亦为瑰宝,故《全宋文》之纂成,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而促进其掸研之深入,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
作者: 陈尚君辑校
简介: 清代嘉庆年间编成的《全唐文》收集全部唐代文章于一书,共得20025篇。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最早为此书补遗,所作《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二书,共补录3000多篇。二十世纪唐代新出土文献数量极其丰富,形成了海内外唐代文史研究的全新局面。此前仅有石刻墓志得到了系统整理,分别有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和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收录以墓志为主的唐代文章约5500 篇。陈尚君的新书则是首次对存世典籍和新见文献中的唐代文章作了全面清理和校订,采辑范围遍及四部群书、敦煌遗书、石刻文献、海外汉籍、佛道两藏等方面,在上述诸书外,辑得唐人文章约7000篇,涉及作家2600多人。全书近400万字,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新发现唐代文献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清理,涉及领域包括唐代研究的各个方面。
简介: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12卷),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逸书,现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不是原书。这个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辑文献、因政治忌讳而任意篡改原文等问题非常严重。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 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接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约稿,历时十一年,方得完成。全书约375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的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本书的学术价值,一是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二是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三是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作者: 周勋初纂辑
简介: 《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许逸民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 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②。 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③。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④。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 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B82A〗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 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 《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钞》和《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又见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D037〗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那么,《文选集注》所称《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此说如能成立,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谓“《文选钞》六十九”,实乃“六十”之误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钞》与《音决》的作者非同一人,《音决》为公孙罗撰“殆无可疑”,而《钞》则当出于李善弟子之手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钞》也许要早于李善”⑦。不管怎么说,几乎近于失传的公孙罗等早期注家的《音决》和《钞》,能够藉助《文选集注》这个唯一的载体传诸今世,丰富了我们对“《选》学”初始期的认识,拓展了我们今天进行“《选》学”研究的根基,这的确是《文选集注》的一大贡献。 与《钞》和《音决》相类似,陆善经注也是依赖《文选集注》才得以流传。关于陆善经其人注《文选》事,史志鲜见记载,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谈及“明年(指唐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成”。然而《文选集注》各卷屡引陆说,故当今研究者多以为陆氏有成书⑧。陆善经注与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文选集注》去研究,但他的书到底什么样子,看来只能窥其一斑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的,而据唐人记载,李善注本身却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选集注》所采用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过极细致的比较研究,以为《文选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10。另一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则持相反的意见,以为《文选集注》“拥有最多的旧李善注”的说法欠妥,应该说“《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参差不齐,显得非常不均衡,可见其与现存版本的系统不相同,它是将原来的李善注特别增补改订而作成,可说是后出的李善注”11。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傅刚认为:“其实,《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也比较了数卷,发现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来,士子竟以《文选》为学习的主要典籍,抄写甚多,讹误自然难免。又由于各抄写者情况不同,嫌李善注烦琐者,可能有所删减;而嫌李善注简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然时代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变过了善注。”12学者们各持一说,恰好说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认的版本校勘价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及其流变历史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上面已谈了很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就是《文选集注》的编纂者及其成书时代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佐证资料,概不涉及具体撰人,而其写本出自何时何地,则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各有其说。早期的说法,无论中外均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说:“《集注》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3在我国,董康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罗振玉则谓书中“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选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倾向于唐写本的判断。以台湾学者邱〖C97D〗〖EE6B〗为例,他的研究结论是:“考《集注》既早佚于五代,而流散于东瀛,今独此一种,当是我国唐写之本也。”14他的论据是:“《集注》或于刘〖BB63〗国史馆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于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点《后汉书》古钞本(日本天历二年批点本今存),旁注引《文选集注·甘泉赋》‘伏钩陈使当兵’注‘当主也《音决》多浪□’一条,与日本九条本古钞《文选》旁注‘当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条本旁注系引《文选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论及。则彼时《文选集注》已传于日本,据日人道长《御堂关日记》载公元1004年(长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元白集》持来是有闻书也’云,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宫。据此,则《集注》早佚于中土而传于东邦,亦可知也。复次,《集注》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虽入于日宫,而后乃散佚于僧寺,迨清末于金泽称名寺所见,仅三十二卷而已。则后来《集注》一度不甚见重,或竟弃若敝屣,故未尝见有影钞本(罗振玉东渡始抄得一种),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页)周勋初教授辑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名径题“唐钞”,显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论点。 总之,《文选集注》虽然现在只剩了不多的残卷,但它却是当今“《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笔巨大宝藏。即使只从学术史这个小的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考察“《选》学”之滥觞,那么《文选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选》学”堂奥的一个明晰路标,只不过探索路途中布满了迷宫,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当前,“新《选》学”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亟待拓宽视野、亟待深化的紧要关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时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必将大大改善“《选》学”乃至整个唐前文学史的研究条件。因此,每当检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之际,我们都不会忘记周勋初教授、陈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奉献的诸多辛劳。 注: ①《经籍访古录》卷六《总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沉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 ②董康《书舶庸谭》卷八:“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记) ③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序》说,“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语,转引自《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选导读》的《导言》里说:“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钞》六十九卷,并公孙罗撰。今日本所传《文选集注》的残本,采入《钞》和《音决》:古抄三十卷本的旁注、标记,也时时引之。向宗鲁先生认为,《钞》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志》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钞》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⑥如台湾学者邱〖C97D〗〖EE6B〗的专题论文《〈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钞》与《音决》的互异之处后,认为“上表所见《钞》与《音决》注之有无、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证两者原非一秩,盖其原本各自为卷帙,且其为注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7页),“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决》为公孙罗无疑,则愚见以为《集注》《钞》当不可能同为公孙罗”(同上,第718页),“此《钞》之撰作,自非扬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业于当代‘选学’大师之李善弟子辈,不能也”(同上,第721页)。 ⑦详见傅刚《文选学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⑧如向宗鲁《书陆善经事》说:“《集贤注记》称‘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说,则陆氏固有成书,岂善经初受命与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旋中辍,善经卒发愤独成之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74页)傅刚教授也说:“《文选集注》不仅引陆善经说,而且注明陆善经本与诸本的异同,这说明陆善经是有一个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页) ⑨[唐]李匡FDA5《资暇集》:“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释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10?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953页。 ?11?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2?同注⑦,第140页。 ?13?同注10,第935页。 ?14?《唐写本〈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48页。
Journal of Tang Studies.Volume 7
作者: 荣新江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简介: 论文 隋晋王杨广“宝台经藏”建置述论 王光照(1) A Holy Alliance: The Court-Appointed "Monks of Great Virtue" and Their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Role under the Sui Dynasty (581-617)Jinhua Chen(19) 论韩愈反佛 陈怀宇(39) 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於皮袋"的祆神 ——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 姜伯勤(55) 脱靴的高力士--一个文学配角的形成史 朱玉麒(71) 韩文石本考(上篇) 刘真伦(91) 唐蔡省风编《瑶池新詠》重研 荣新江 徐俊(125) 虞弘墓志考释 张庆捷(145) 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张广达(177) 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 范家伟(205) 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 王静(229 ) 《隋书·列女传》的贞烈观念 刘健明(249) 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 孙英刚(263) 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论其与两汉上计制之异同 雷闻(289) 隋唐四方馆考略 石晓军(311) 唐前期地方长官与判官在公文运作中的作用及相关问题 李方(327) 宇文融括户与财政使职 孟宪实(357) 唐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僚佐辟署制度 石云涛(389) 云南丽江吐蕃古碑释读諸记 王尧(421) 唐代佚著考证释例 张固也(429) 陕西西安新出唐代墓志铭五则 王育龙 程蕊萍(445) 书评 唐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 陈尚君(457 )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 Max Deeg(466) 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 陶敏 王友胜(486)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贤皓 胡可先(493) 查屏球《唐学与唐诗》 程国赋 宋文桃(500) 项楚《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 徐俊(505)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 朱玉麒(512) 胡如雷《隋唐政治史论集》 刘健明(518) 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 马一虹(524)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任爽《唐代礼制研究》 雷闻(532) 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 徐晓卉(541) 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 《中国黄土地带的都市与环境生态的历史》 李孝聪(546) Victor Cunrui Xiong, Sui-Tang Chang'an.A Study in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Heng Chye Kiang, 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Cityscapes in Medieval China 王静(555) 崔明德《隋唐民族关系探索》、卢勋、萧之兴、祝启源等《隋唐民族史》 刘健明 (563) 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 史睿(569) 王素《陆贽评传》 张弓(575) 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 李肖(578)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 蒙曼(582) 新书目(586) 第七卷作者研究或学习单位及文章索引(596) 《唐研究》简介及稿约(598)
作者: 陈尚君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敬畏传统》:本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 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 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 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 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 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 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 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 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敬畏传统》由陈尚君编著。
作者: 汪涌豪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目 录 一、书外篇 书香小莲庄 历史的姿态 一切皆诗 回不去的乡土 网络时代的爱情 闲在哪里 真实的陷阱 沸点以上 第二张脸 无涯之旅 永沉忘川 你能走多远 读图时代 另一种语言暴力 人不如鼠 美要让人喘息 季节的歌 生命园林 雨情 歇夏的意味 战国书生 司马徽的黠慧 曹操求仙 我们该如何阐释历史 批评的考究 喧嚣的文坛 二、书内篇 《诗经》时代爱情婚姻自由说质疑 《诗经》时代爱情婚姻自由说再质疑 屈原的先圣观及与儒家之关系 荀子所论“道”与“法后王”之所指 韩非子法治理论的局限性 司马谈思想之主旨 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析义 班固史学思想不当一概以保守论 《汉书》未及《史记》之时代原因 《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商榷 《范蔚宗以谋反诛》再商榷 传统文学批评定义方式小识 “目想”与直觉思维 具象批评与范畴模糊性关系辨识 沈约称赏《文心雕龙》系因声律论驳议 “风骨”非“风格”辨 初唐四杰“浮躁浅露”说平议 “百代之中”的意义 中唐风骨论衰歇探故 司空图“全美”“全工”说 宋人尚“淡”心态与相关诗学范畴诠解 明前、后七子之所以“败而不亡” 新编《李日华诗话》书后 清人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之优劣 铃木虎雄《唐代的剑侠》订误 陶希圣之游侠出于游民说商正 冯友兰《贞元六书》“死生论”指瑕 三、书评篇 颓败线上的悲悯 思想史的另一种形式 学术遗产的当代际遇 考据所未曾失去的 文学史的权力 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扎实推进 荒地上的耕耘 日常的鲁迅 安顿诗就是安顿灵魂 王宏图:都市原象的寻觅者 杂花生树林行止 四、书题篇 《古代十大散文流派》前言 《中国诗学》前言 《中国游侠史》后记 《中国游仙文化》后记 《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代序 五、书人篇 王运熙先生与《文心雕龙》研究 顾易生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周勋初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成就蠡测 李庆甲先生与《文心识隅录》 骆玉明先生治学印象 陈尚君先生唐五代文史研究历程追记 代后记:一种敏感的文化立场
作者: 陈尚君 著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2014-6-1
简介: 海豚书馆系列之《唐女诗人甄辨》,作者陈尚君,在本书中作者对唐代女诗人及其诗歌进行了精细地梳理考证。 唐代女性存世的诗歌大约仅占全部唐诗的百分之一,保存至今的女性诗歌,其错讹传误的程度,比较男性作者更显严重,有必要加以甄辨澄清。存世唐女性诗人大约有一百五十人,作者对唐女诗人的真伪讹乱做出判断,主要依据的一是唐蔡省风编的《瑶池新咏》,二是后蜀韦縠编的《才调集》,三是南宋初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四是传宋陈应行编,实际可能是北宋末蔡传编著的《吟窗杂录》,以上四部书时代较早,集中收录了唐女性诗,所录多数可靠,是鉴别女诗人的重要佐证。
作者: 主编蒋寅, 张伯伟
简介: 目 录《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 王运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 张少康《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质疑 王步高司空图论诗主旨新探——兼论其与《二十四诗品》的区别 汪涌豪从元明时代的诗格说到《二十四诗品》 张伯伟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 张 健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 蒋 寅王晞《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考辨 束景南《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 陈尚君诗学文献学许廎诗话题跋 胡玉缙长沙窑唐诗录存 周世荣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概说 周世荣长沙窑唐诗书后 陈尚君黄蕾《山谷先生年谱》订补七则 郑永晓周紫芝文集版本特征的比较及其渊源考辨 王 岚《雨村诗话》叙录 詹杭伦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评语辑录(上) 张伯伟 左江诗学理论“徐干时有齐气”新解 汪春泓自居易诗学思想述评 谢思炜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释六题 胡传志邀肇用的《小草斋诗话》及其诗论 陈庆元诗歌史《国觞》祭仪考略 过常宝陶渊明与四言诗之演迸 金昌庆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 许云和萧纲宫体诗初论 归 青论宋诗的新变和宋调的形成 吕肖奂试论秦观词“变而不失其正” 崔 铭江山·斜阳·飞燕——沈祖棻《涉江词》忧生忧世意识试解 施议对比较诗学俞樾与《东瀛诗选》 蔡 毅中西形上文论:道与理念 余 虹文字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陆 扬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学 吴晓东海外诗歌意象研究述评 周发样海外论坛女性传统其源起与疑难 童若雯读刘梦得诗札记二条——刘武关系试辨 刘卫林由明代文学批评史看重写文学史的意义及其可能性 黄景进
作者: 张志勇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5年7月
简介: 书稿对敦煌邈真赞进行词语注释和现代汉语的翻译。作者认为敦煌邈真赞不仅具有相当重要的晚唐五代时期历史资料价值,原始语言材料上的词汇学研究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目前人们对这一文化遗产关注不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传播不够,很多人对此尚不了解;二是阅读方面的障碍。本稿以陈尚君主编的《全唐文补编》为底本,同时参以《敦煌碑铭赞辑释》和《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二书,兼采蒋礼鸿、张涌泉等专家的研究成果,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对敦煌邈真赞文本进行全文梳理,对词语进行注释,翻译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专释敦煌邈真赞二十一位有明确作者的六十七篇、阙名的二十五篇,总九十二篇邈真赞作品。鉴于大多数读者的接受和传播,本书以简体横排本出现。
作者: 陈尚君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08月
简介:
陈尚君教授浸淫唐代文献研究多年,将史学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在作者生平、作品真伪、文本还原、事实阐述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本书为其多年来唐诗研究论文之结集,分为四个单元:一是以《全唐诗》及补遗为中心的专论,包括若干唐诗通说通考;二是作者专题,含有生平考订、作品甄辨及流布研究和注本评述;三是专书研究,涉及唐诗选本、诗评、本事的考释与辨伪;四是唐诗文献叙录,分为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典籍、隋唐五代文学与历史文献、日本汉籍中的唐代文学文献等,多有唐代文献研究的指津之论。
作者: 朱东润,陈尚君 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简介: 《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收录了朱东润先生有关中国传叙文学研究的两部重要著作:《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由陈尚君先生编理和导读,不但保证其版本的权威性,且闪耀在书里的诸多睿智之见直到今天仍对中古文学研究的推进大有助益。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n commerating the 920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Xi’an Beilin
作者: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08
简介: 《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要内容:此次会议本着“扬厉文明,表征历史,深化学术,促进交流,以西安碑林及其文化内涵为引擎,拓展碑刻研究的多元空间”的宗旨,凭借西安碑林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召力,雅集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8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襄盛举。 此次会议均堪称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盛会,会议不仅侧重在碑刻与中古史学的研讨领域,同时也探究到碑刻与文献学、石刻与文化艺术史,及金石拓本和碑学稿本等范畴。以著名学者冯其庸教授为首的38位学者的演讲,由辛德勇、陈尚君、陆扬、张国刚、韩升、陈弱水等知名教授组成的12位执行主席的点评,以及荣新江教授的总结述论,大多以西安碑林及其内涵为驱引,广泛而深入地拓展了碑刻与历史文化研究的多元空间,从而对相关学术研究的进步给予了切实而有力的助推。
富安娜/罗莱/水星床品2折起,买即赠10元图书现金券!唐人选唐诗新编精
作者: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 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11-1
简介: 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可知者有130多种,而今存世者不过十几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了《唐人选唐诗十种》,对唐诗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93年,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三位学者在过去30多年中国唐诗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选整理了一部《唐人选唐诗新编》,共13种,补辑新材料、改换好版本,体现了当时唐诗研究的水准,受到学术界认可。又将近20年过去,此次拟推出新版增订本,仍请原先三位编者在之前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来为研究者提供更完整、更高质量的唐人选唐诗文本。
作者: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简介: 《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讲述了:1996年9月下旬,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古城西安召开了唐代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本辑哎唐代文学研究》即是这次会议论文的结集。本次会议是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西北大学联合发起,西北大学主办的,共有来自海内外九个国家与地区的学者88人参加了会议,其中中国大陆学者62人,台湾与香港地区学者各8人,日本学者5人,美国、澳大利亚、马東西亚、韩国、澳门等国家与地区的学者各1人。会议共收到论文80余篇,经编者精选,70篇论文收入本辑(另有2篇论文存目)。 这次会议以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了颇为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在大会发言申,海内外学者代表就本地区及各研究机构的学术情况作了介绍,交换了学术信息,促进了相互了解;小组讨论依据论文情况分为初盛唐、申晚唐和综合三个小组,展开质询与讨论。海內外学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使会议具有浓郁的学术气氛。同行之间通过辩难切磋,不仅使各自的研究课题有了新的进益,同时,通过以文会友,也增进了个人友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作为唐王朝的首都,至今仍留有大量的文物古迹,会议的主办单位——西北大学,为与会者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参观与学术考察活动,使来自海内外的学者能够身临其境,畅想千佘年前唐王朝恢弘强盛的雄姿,并通过实地实物考察,加强了直观认识与感受。因此,这次会议对与会者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产生良好的助益,是不言而喻的。 收入本辑的论文,以多变的视角切入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对唐代文学的各个领域进行了较深入的观照与探索。就研究领域而言,举凡诗歌、散文、词、赋、小说、变文、金石碑刻均有涉及;就研究方法而言,则既有宏观的总体把握,也有微观的具体烛照;既有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进行考证辨析,也不乏对西方新的学术理论的借鉴引进。本辑论文申港澳台地区不少学者论文的论题与研究领域,蹊径独辟,颇见拓展之力。日本、韩国、美国等海外学者的论文也以新颖的视角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大陆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阵容强大,成果丰硕,他们的论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外国学者临别前曾诚挚地对主人说:中国是政治与文化大国,又是唐代文学的故乡,因此中国学者的研究对海外其他国家的学者起着某种示范作用。深情的话语,既是对我们的肯定,也包含着对我们的希望与期待。收在本辑申的论文,相信会对促进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数量较多,根据学会理事会的意见,我们进行了精选。凡在会前已发表的论文、未赴会代表的论文以及非正式代表的论文,限于篇幅,亦不再收入本辑。对收入的部分较长的论文,在不损害原文主要论点的前提下,我们做了部分删削或技术处理,事前未能征求作者意见,敬祈有关作者谅解。另外,陈尚君先生一文,遵照陈先生在来函中表明的意见,本次未收入,但为之存目;韩国柳晟俊先生一文,因系用该国文字写成,一时未能翻译,也为之存目,请柳先生及读者谅察。
作者: 陈尚君 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 陈尚君*的《贞石诠唐》介绍:唐代文史研究, 百年来得敦煌文书、域外典籍、释道二藏以及石刻文 献无数新见资料之滋润,所取得之成就,正所谓日新 而月异,有天地翻覆之气象。专治唐一代之学者如陈 寅恪、岑仲勉、严耕望、黄永年、张广达、傅璇琮、 陶敏等成就卓*,皆凭藉对存世典籍、新见文献之全 面掌握与参互发明。厕身于此一时代而专治有唐如我 者,庆慰何如!
作者: 胡戟 著
简介:该书收录墓志100个,大部分为首次刊布,时代上,大部分为隋唐墓志,极个别上朔北魏、北周,史料价值高;墓志的选择、点校、审核工作由胡戟、陈尚君、李裕民等国内知名学者承担,确保了该书的高质量;正文后另附录了13个书法价值和史料价值极高的墓志,并对墓志图版进行了放大印刷,方便读者临摹学习。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1998
简介: 内容提要 本书系“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之一。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 学家、哲学家,他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一生留下了600多篇诗文作品。 本书精选他的传世佳作114篇,按“赋”“骚与铭赞”“论辩”“喻说”“箴 诫”“游记”“序”“书信”“传记”“碑志祭文”等编排。柳文各体皆佳,他的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如“永州八记”,即是典范;寓言大多造意奇特, 用语犀利,如《三戒?黔之驴》、《??传》,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议论文则逻辑严谨,立论精当,如《封建论》,被公认为是唐代议论文的 首选之作。本书对各篇文章作有简明的注释和精练的讲评。既可供文 学爱好者浏览欣赏,也可供研究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