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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振濂主编
出版社：西泠印社,2003
简介： 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陈振濂 一、缘 起 在西泠印社走过了100年历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泠印社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西泠印社史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并不是说过去100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关于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就没有丝毫的成果积累; 也并不是说在过去，西泠印社史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文献与实物)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就没有一丁点收获。关于前者，各种有分量的单篇论文也已不下十余篇，特别是在西泠印社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之际涌现出来的印社史研究论文与著作，已经有相当的水准。而在最近，关于印社景点遗址的修缮，印谱、印泥的品牌说明等研究，更是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关于后者，则历次社庆论文集，以及集中在《西泠艺报》上的许多回忆文章，更是不断在提醒、呼唤、揭示、加固我们的曾经模糊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这100年里，其实曾经有过如此丰富多彩的社员人际交往与印社与社会的交往。这些珍贵的回忆录与亲历记，为西泠印社社史的撰写，必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重大史料支撑作用。 即使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已经有了几部号为经典的西泠印社志稿。比如1915年叶为铭等人编的《西泠印社志》、1956年秦康祥等编的《西泠印社志稿》。这些《志》无论规模大小，都为西泠印社的现存资料作了相当有条理的疏理与排比，都已大致勾画出了这100年历史演变中某一阶段的历史真实或发展脉络。应该说在目前，我们若要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史，这几部凝聚了前人心血的《志》，是绕不开去的必备的参考资料集。 但是，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充分价值之后，我们仍然认为: 真正的西泠印社史研究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作为学术研究，它尚处于一个起步、启蒙的阶段。不但各种研究论文还只是采取一些特定的视角而无法形成一个有系统的内容课题群，且各篇论文之间、或各个研究题目之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也程度不一。而许多珍贵的回忆录、亲历记，只能作为研究的资料支撑而还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研究当然少不了参考各种回忆录资料，但回忆录之类本身并不是“学理性”的框架结构，且受回忆当事者的身份角色所限，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人为抑扬褒贬，有些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回忆失实或张冠李戴甚至意气用事的情况，不加以严格的学术甄别，难以直接应用。至于几部《志》，除了撰稿者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对材料处理方式的不同，已经出现了同一事实却引出不同结论、甚至连事实也被人为筛选的个别事例，从而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即使我们都接受这些，从严格的历史学研究体例来看，《志》的体例也不同于《史》。《志》是平面的，不强调来龙去脉、因果分析的。而《史》却重在从平面的事实中抽取出因果结论。因此，目前这两部《志》不能作为“西泠印社史研究”的学术标志而只能是作为它的前期准备，这是由历史学常识所规定了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还有不少。比如，我们还没有一部西泠印社100年的详细的大事记或学术年表。关于四个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四君子，他们各自的个人年谱或年表也还没有——已有的一些简表当然可以权且救一时之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简表仍然因其过于简略而不足敷用。至于西泠印社中后期的一些核心人物，比如张鲁庵、秦康祥、韩登安，以及还健在的高式熊先生，他们的个人资料从年表到“自订年谱”，也还有许多付之阙如。此外，关于西泠印社早期诸贤一直到后50年中起主要作用的社员，关于他们的专题、专案的研究论文也还很少，比如《丁辅之论》《叶为铭论》以及《张鲁庵论》《韩登安论》等或还有站在西泠印社社长角度上研究的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专题研究成果，也还是大大不够甚至“缺席”。比如，不谈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为一代宗师而只谈他作为社长的贡献; 不谈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功绩而只谈他的社长职位与为西泠印社建设的业绩; 不谈张宗祥在图书目录版本之学上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功绩; 也不谈沙孟海在书法上的泰斗地位，乃至于赵朴初、启功诸前辈，只研究他们的西泠印社身份; 或还有前举的张鲁庵、韩登庵、阮性山，到高式熊先生，当然还有已故的王个、诸乐三、钱君、方去疾、方介堪诸位副社长……目前还举不出这方面的现成成果。而没有这样的个案研究的扎实积累，要完成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能为百年西泠印社史作一归结的《西泠印社史》，只怕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我们在西泠印社诞辰100周年之际，开始着手整理这百年之中的各种相关资料。整理共分成两部分。第一，是把几部《志》作一个总体的整理与阅读。并且，对一些相关人物、相关事件的文献记载，尽量加以收罗。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尽量做到不遗漏，此外，当代印社诸贤的一些回忆文字，只要大致言之成理，也先行辑汇，使之综合几个方面的资料，能大致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够兼顾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资料框架与一定量的资料群。第二，是以编年的形式对之作疏理排比，使各种散见的、零星的资料逐渐进入一个时间序列，逐渐形成一种时序上的前后关系和事件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则以“史料长编”的形式完成对百年史材料的基本梳理，从而为今后撰写《西泠印社史》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这部80万言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由来。过去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网罗史料有“宁失之繁，勿失之略”之说，为此他修《通鉴》先编《长编》。我们也仿其成例，修《西泠印社史》则先修《史料长编》，应该说这是有“祖宗成例”在先的。 二、关于“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 与民国时期其他印社、其他书画社或诗社相比，西泠印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它预示着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的展开，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是一个以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形式并持续百年的外在方式，却从事着一种非常传统古典的艺术探索的、不无寂寞的工作。第二，它并非依附于官方的行政机构运作渠道而完全是个人志趣相聚的“同人”社团，却有巨大的能量去横跨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超城市超区域甚至跨国际的艺术社团。第三，同样是作为“同人”社团的、拥有极为浓郁的名家大师个人色彩的特征，却能绵延几代，横跨百年。如果说“跨地域”是跨越空间的阻隔，那么“跨百年”则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说它是“超时空”，真是一点不为过誉。于是，上述三点便构成了我们对西泠印社史研究的第一轮定位内容: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内容; ——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 ——超越时间百年的“同人”社团;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活动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值得我们如此去探讨？在近100年之间的各种诗社、书法社、画社很多。著名的如上海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书画研究会、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书法方面则有标准草书学社、中国书法学会等等，都符合这个以现代的社团组织去从事古典艺术活动内容的标准。既如此，西泠印社的这一特征，就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把它单独拈出，似乎也缺乏一个必须的学理依据。 自然，与书画相比，印学是一个更见古典的所在——在书画中常见，不等于在篆刻中也常见。恰恰相反，在西泠印社之前，我们对“印社”这一体制与组织形式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 与清末民初的书画社团组织相比，西泠印社的活动方式更具有一种规则化运行的特征: 比如每年春秋两季雅集，是一个固定的设置，它既不像“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那样，是每天、每周都有雅集而纯属文人墨客休闲自娱的聚会方式，缺乏一种精心组织甚至有主题制约(这正是现代社团的主要活动特征)的立场，也缺少一种学术思想的支撑; 同时，它又不像完全的现代艺术社团如油画的“决澜社”那样完全以不同的艺术宗旨为先导、发起艺术运动所必须的呼吁呐喊，而在较为松散的艺术理念(其特征是多样性)中寻求活动方式的规则化运行。由是，西泠印社的社团形态，或许正好介于“海上题襟馆”的文人墨客遗老逸民方式与“决澜社”的艺术先锋前驱呐喊斗士方式之间，它的内容更偏向于前者，但它的活动形态却更接近于后者。而在当时，大凡中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社团，多取“海上题襟馆”形态; 而西洋画或新诗的社团，则多取“决澜社”形态。西泠印社本应属于前一阵营，却能在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如此有理性、有目标与方向，足见当时的创社四君子即丁仁、王、叶铭、吴隐是有相当的主见与意志力，特别是丁、王，可以说在印社是承担实质上的精神导引的主要责任的。 关于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问题，关键是在“同人”社团的先期定位。“同人”的概念，是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自然相聚而本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的。由是，近代史上大凡是“同人”，通常很难有大规模——规模一大，人数一多，自然就要分出等级以便明确领属关系更可以指挥如意不致一盘散沙。而一有领属，则就是有形的组织控制运作，不复“同人”那种平等的宽松的关系了。故尔“同人”社团一则人数必不多，二则必松散自由而不像今天我们对社团理解的那样必须为名誉地位、为主席理事争个你死我活不择手段。西泠印社明明是丁、王、叶、吴四人创办，却放着现成的社长不做而偏偏从上海请一个不相干的吴昌硕来当社长; 又印社在1904年即已创办却要到1913年才开成立大会，所有这些信息都在提醒我们这本来是一个地道的“同人”性质的社团，它是“不竞争”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一团和气的西泠印社，却除了在杭州的浙籍、杭籍人士之外，还有来自上海的许多名家，又还有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华的日本篆刻家，人人不以杭州孤山为遥，人人意欲参与而不想置身事外，没有等级，没有副社长也没有理事会，却有几十上百个篆刻家热心介入，这还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河井仙郎所撰，当时并没有人“站出来”慷慨激昂宣称中国人让日本人占了先而大呼有辱大国风范。孤山的山石土地是杭州的乡绅们共同捐助的，也没有人认为社长让上海人当去了是否这些土地房产要折算资产索回“损失”，或杭州人让上海人压迫了……这就是“同人”的风范。创社诸公的君子风范，真让我辈羡慕不已，吁唏！回想起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中金城、周肇祥等始合终离的故事[1]。真不得不钦服丁、王、叶、吴的坦荡无私的胸怀。可以说: 如果当时四君子不如此，西泠印社决计不能成此规模，那也就没有今天“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了。 关于超越时间百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西泠印社本是“同人”性质，则一代人有志趣相投自可交往融洽亲密无间，而一旦世代更替，后继者既无同甘苦共患难的创业情谊维系，且思想方法也因时变宜，若要保持第一代人的相互关系，本来概率是极低的。如前所述，同人社团不重有形的等级领属关系约束，合则聚不合则散，许多社团“二世”、“三世而斩”、自然消亡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前举的“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不过十数年兴旺后即消亡，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蜜蜂画会……大抵不过20年一代人而已，鲜有隔代还能顺利承传的。但唯有西泠印社这个“同人”社团，从第一代吴昌硕与四君子开始，第二代是张宗祥、韩登安、张鲁庵、阮性山、高式熊，到第三代沙孟海、王个、诸乐三以下，直到第四代老一辈健在印学家，却是代代承接并无丝毫间断，以今天视之，则还有越趋兴旺、后来居上之势，而不仅仅是“守成”或“存一脉香火骨血”而已。谓为西泠印社在100年间的一个奇迹，恐不为过也。而且，其间又没有明显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血缘关系而完全是志同道合而已，试遍观海内外，有哪一个社团是可以横贯100年而有五代延续之久的范例的？ 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性”，我想首先是因为专业维系的力量。印学是“小道”，在当代艺术中，篆刻是比书法更有局限的“小道”，但也正因为其小，它的拥戴追随者反而十分稳定而可靠; 投机者不愿(也不值得)涉足其间，凡愿意投入者则必是坚定分子。而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篆刻固然是小，但若从一个专业的触角与覆盖面而言，则篆刻又是艺术与学术联姻的典范，艺术的篆刻形式表现，是与作为学术的古汉语、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金石学、碑帖学等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可以以其金石学造诣来领衔西泠印社，而书法家启功、赵朴初也可以以其书法业绩执掌西泠印社，图书版本目录学家张宗祥也可以以其卓绝的典籍功夫来倡导西泠印社，至于画家傅抱石、潘天寿、王个、程十发、鉴定专家谢稚柳……大凡人员构成成分一丰厚，则“持续”能力自然越强。但构成成分的丰富并不妨碍其核心作用的发挥。即如印社中篆刻家还是占主导地位并成为运转“持久”的基本动力: 从创社四君子到近代印学史上的吴昌硕以下到张鲁庵、韩登安诸公，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印学历史俊彦？ 一个“同人”性质的艺术社团，能持续百年，必定有它的原因与历史规定性。 除了横跨国别、地域，与纵贯百年历史这两大特征之外，作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还可以说是一个在学术意义上“唯一”的印学社团。 早在印社成立之初，即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一响亮的口号。应该说: 口号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印社创始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保存金石”方面，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其中最感人的一幕; 而在“研究印学”方面，则从西泠印社早期研究资料的大量出版——如上百种著名的古铜印谱、名家印谱的由丁仁、吴隐、叶铭、王等编印出版，以及大量印学典籍如《遁庵印学丛书》(吴隐)、《广印人传》(叶铭)等的面世，表明了对印学不仅仅是持一个雅玩、清赏的立场，而是拥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比如在三十年代，西泠印社曾有过一个“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的举措，聚集古代金石家、篆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作展览，显然是研究目的大于雅玩目的。这一传统，在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又以每次社庆必有“国际印学研讨会”的形式被延续下来。于是，“研究印学”这一创社之初定下来的宗旨，在间隔80年之后又被发扬光大，从一种对学术的潜在尊崇落实为有形有质的“研讨会”方式，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当代篆刻理论界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西泠印社被称为“天下第一社”，被指为“唯一”，并不是指除它之外就没有别的印社。从与西泠印社同一地域的龙渊印社，到与西泠印社在30年代同时的北京圆台印社，或稍后的宣和印社，以及当时还有各地各种不同宗旨但都是以篆刻为中心的印社，再到建国后的亦由西泠印社老社员唐醉石在湖北创办的“东湖印社”，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北京中国书法篆刻研究社等等，再到当代的北京、天津、南京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印社不下百种，但要论“研究印学”并以学术定位，每每举办国际或全国的印学、篆刻研讨会还出版论文集并持之以恒、20年30年不懈的，的确舍西泠印社之外并无第二家。故尔，从学术上说: 西泠印社作为“唯一”的“天下第一社”应该是当之无愧、决非过誉的。倘若再计算印社社员个人的学术成果，则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学术含量，更足以独步当世、傲视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了。 以学术积累雄厚堪称“天下第一社”，而不仅仅满足于刻印一技而已，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泠印社史时应予以非常关注的所在。 三、西泠印社与近现代印学史 研究近百年书画史特别是近百年篆刻史，决计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虽然在学理上说，一个印社，无论它规模多大，相对于一部断代史而言，终究是一个局部内容也罢。 但这是一个何等的“局部内容”？在大师名家的个人排行“英雄榜”中，除了吴昌硕之外，还有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孺，他们都不是西泠印社中人，因此，西泠印社史研究，在近现代篆刻史研究中，当然是一个“局部内容”无疑。即使从大师的个人数的绝对比论，它也是局部而不具备整体的含量。 但如果不以传统史学以人排列，把一部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篆刻史变质为书画篆刻家的“英雄谱”“花名册”“点鬼簿”的话; 那么，以近百年印学史、篆刻史的“事件”“史实”论，则一部西泠印社史所包含的容量，却大大高于名家的简单数量而呈现出整个近现代篆刻史的至少“半壁江山”甚至囊括大半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从事“西泠印社史”研究，则几乎涉及了百年篆刻史的大半内容。它几几乎可以等同近百年篆刻史的研究。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在对比、分析中国百年篆刻史的基本材料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在没有西泠印社这个因素之前，以篆刻家个人魅力号召天下领袖群伦的方式，吴昌硕、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都是一个个对等、并列的存在，吴昌硕的活动，在整个篆刻史中的所占比重是有限的，与黄、赵、齐相去不远的。即便是吴昌硕个人，在上海的活动如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会等的活动，在数量上也不亚于(甚至还超过)他在西泠印社的活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西泠印社”，一切都变了。以社团维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活动方式，迅速扩大或放大了吴昌硕及他周围的印学人士活动的影响，使它呈现出立体的、多元的、互动的鲜明特征——比如，以印谱出版、印泥生产、印社景点建设及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的固定格局，以及社团所拥有的凝聚人才、组织有形的优势，使西泠印社每一项举措在社会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远胜于一两个篆刻家(即使个人造诣是大师名家)设帐授徒或创作印谱所拥有的影响力。此无它，后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前者则是一种社会行为: 作为一部篆刻史，我们肯定更注重社会行为的价值并坚决将之列为历史的重点。 有如在书法史上的元代，赵孟与李倜的关系，赵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李，但若论历史则赵必居其上。类似的情形还有民国以降的沈尹默与白蕉，沈也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白，但沈尹默是历史人物而白蕉则是艺术名家。相比之下，前者是左右历史航向的舵手，而后者是历史在某一阶段的偶像——前者主动操控着历史，后者则受制于历史并被动地由历史来选择。那么，在近百年篆刻史上，吴昌硕与西泠印社，是属于主动操控历史的前一类型，而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则是属于被动地为历史所选择的后一类型。 于是，我们在赵、黄、齐的篆刻生涯中，看不到结社组团及出版、雅集、景点产业建设、乃至集体募金赎回《三老碑》的“大手笔”。赵叔孺在上海的社会活动中，绘画名声远大于篆刻名声，齐白石亦是如此。且赵叔孺与黄牧甫也是门生遍天下，赵氏更是有陈巨来这样的继领一代风骚的大门生，但若论在篆刻史上的大贡献，则除了卓绝的个人成就之外，其他则“乏善可陈”。作为艺术大师，他们当之无愧; 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意义上的篆刻领袖，他们并不是功勋彪炳的典范。甚至，当我们再深入地考虑这些篆刻家们在近百年间为中国印学史的观念培养、学科建设、理论转型、艺术创作意识的培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恐怕也难举出有历史意义的业绩。 但是，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内容或显性、或隐性地散落在每个历史阶段。在一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下，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以他们开放的观念、富于激情的行动、以及无意间的(或意识上未必很强但行为上却十分明显的)较强竞争心态、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近百年篆刻史——准确地说: 是在书法史、绘画史方面也堪称前驱——的时代新典范。它的具体内容，应该有如下一些: (一)社团组织观念的在印学界被认同 自古以来，印章都是工匠的手艺活。无论是战国秦汉的印工，还是唐宋内宫鉴赏印的制作或官府将作监治下的工匠，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明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篆刻的兴盛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并有渐渐艺术化的趋向，但相对于书法家的文士身份与画家的院画御用身份或文人画的潇洒风度，篆刻家更像工艺美术家而不是文人式的书画家，它的“匠”的一面很难逃得过高高在上自诩清雅的文人士大夫的睥睨。由是，印社之设，大抵是类于工艺美术“行会”之类的功能，在学术上既无底气，所聚集的人员也没有天生的骄傲心态。历代印论中论刻印先讲求“六书”，必先宏论一番文字学在篆刻中的突出地位，其实正是这种“匠”所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但是，西泠印社四君子的倡导，却绝无“行会”的色彩。编印谱、祀先贤、雅聚名流士绅、切磋金石书画，极大地提升了作为“一技耳”的“匠”的篆刻在艺术与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层次。 至少在西泠印社中，篆刻家地位的从“匠”上升为“艺”，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是通过对篆刻艺术内容的梳理来完成对篆刻艺术王国的认同。大规模地出版、编辑高质量的印谱与印学典籍，以及对印泥、印具制作的深入研究，是此中的最成功之举。第二，是通过拉紧篆刻与学术、艺术之间的纽带来达到目的的。赎回《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将之置于孤山社址，是贴近学术(金石)之举，而举办“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是靠拢书画艺术之举。第三，是以每年春、秋两季雅集中名士如云、才俊辐辏的方式，向社会宣称篆刻艺术也具有足够的魅力汇聚关注的眼光，也是风流蕴藉、有着潇洒风姿的。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段，这三个要素都有着同样的作用; 而在后半段，则通过印学研讨会与每隔五年、十年的庆典活动(它相似于前期的雅集但在规模上远胜之)，还有各种专题创作与展览活动，使印社的活动品质与作为社团组织起来的能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与拓展。 (二)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作为颇近工艺的篆刻，在早期是“匠作”，即使在明清以降，具有了相当的审美品格，但在明清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仍然是附属，是配角。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从实用的记名“配角”转向同为艺术的书法、绘画的配角。文徵明的“我之书斋，多于印中起造”，代表了明清士大夫对于印章(篆刻)的典型看法——篆刻的钤红，是为配合书法或水墨画的黑白而专设的。虽然在篆刻家自身，钤编印谱、诗句印谱……似乎也在力求不依附于书画而有独自的世界，但在一个文化层面上，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动摇篆刻相对于书画的配角、依附地位。 而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以篆刻为主角的独立观念的崛起。出版印谱、编辑印学典籍、研究印泥制作，或在孤山社址上立二十八印人像，这些都不是依附的而是独立的、不是配角的而是主角的; 但还不仅仅如此。在雅集中，常常可见很有趣的一幕: 书画家挥毫泼墨，而篆刻家则专心致志地奏刀霍霍。办一个书画展，也专选“金石家(篆刻家)书画展”，仍不忘篆刻的独立身份。直到六十年代，也才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后加了一句“兼及书画”，书画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是“兼”而不是主业。其实，吴昌硕在上海是书画名声大于印学，但一到西泠印社，他绝对强调印人的身份。我想，百年间的印学社团大大小小，自娱娱人的不计其数，能像西泠印社这样咬住“篆刻”主体不含混不松懈且持续百年者，只怕是难觅第二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篆刻观念独立、主导的观念，正是通过西泠印社才有效地建立起来的。 (三)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以篆刻作为“一技”的立场，它本来是缺乏介入文化的能力的——相比于书画而言，它的能力本来就弱，在一个较狭小的领地里自我完善，已经令清末民初的篆刻家们捉襟见肘、束手无策了，再要去关心大文化的内容，实在是难乎为继。但是，通过“保存金石”这一宗旨所规定的渠道，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文化。王福庵、唐醉石等赴北京任铸印局“技正”，是以篆刻本分超越于篆刻的一种初试锋芒，而以吴昌硕为社长，带来了上海的书画家们联袂入社，共叙艺事，则是从篆刻本分进入书画的一种尝试——在吴昌硕去世之后，本来印社诸贤有推举继任者而推到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副会长哈(少甫)的动议，虽然因哈氏旋即谢世而未果，但至少可以看出，印社诸公并不认为请一个非篆刻家身份的名流来当社长有什么不妥。这，又表明印社并不以印自囿。至于吴昌硕等呼吁醵资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一则赎的不是印章印谱，而是一方汉碑(它不是篆刻含义而是金石书法含义)、二则赎碑募资时提供的是大量的书画作品而不仅是刻印，三则参与者有许多是社会名流而不仅限于篆刻家，都表明这更是一个从篆刻、印社起步，但最后落实到大文化层面上的举措。仅仅是单一的篆刻，范围狭窄，是既想不到这样去做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的。 对文化的介入，在50年代以降印社恢复时期，体现得更见明显。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庆之时，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北京及各地的文化界高层领导的名字，如郭沫若、陈叔通、茅盾、齐燕铭、傅抱石、沈尹默等等，这些文化名人都未必有过篆刻实践经验或不以篆刻为主业，但却都有较为宏观的文化把握力; 即使是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是典籍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学术专家，论文化形象远大于专业的篆刻形象，直至今天的西泠印社社长名册上有赵朴初、启功的大名，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泠印社虽然守住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底线，但历程百年，是具有足够的文化涵盖力的。 (四)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在清末民初之际，传统的篆刻作为艺术也还没有经过近代化的洗礼，这一点使它与绘画、戏剧、音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而与书法相近。但更大的问题是，与书法的被社会广泛认同相比，篆刻是一个更狭窄的所在——它的社会认同度更低，被关注、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小。从“篆刻”与“印章”混淆，实用与艺术混用的当时现实出发看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社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本来应该是不容易被理解，或至少发展艰难、不无孤独悲凉之感的。但事实上西泠印社的发展却是如日中天，如果除去抗日战争一段非常时期之外，西泠印社几乎都是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而并没有衰败之象，一个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社团，却保持着如此的发展势头，何也？ 在创社四君子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奥秘: 大张旗鼓地从事普及工作，以普及印学来推动印社的发展。 在创社诸君子中，编印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以及个人的私印谱已成风气。丁仁是四君子中的领衔者，他编成的印谱有《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数十种，王则有《福庵藏印》等约十种，吴隐最多，约辑成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如《遁庵秦汉古铜印谱》《二金蝶堂印谱》《缶庐印存》等将百余种。这些印谱的编成，又通过钤印或锌版印拓成谱，风行书肆，人人得而购藏，对于普及篆刻艺术可谓功莫大焉。可以说: 迄今为止我们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初年所能找到的印谱资料，除了一些个人拓谱流传数量极少之外，主要的应该就是这批数以千计的、当时署名“西泠印社”或“潜泉印丛”并且印制甚精的印谱。至于后来如有正书局也开始印行印谱，那是在20年代之后的事，其势头已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了。 除了印谱之外，印学著作的翻刻印刷，也是普及印学的一个大宗。叶铭的《广印人传》，合前此的清人三种《印人传》又增补近代部分; 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广收历代印学典籍达17卷25册，为我们提供了经过清理的印学古籍的基本资料框架。这些史料典籍的出版，对于知识的传播作用极大——把篆刻从“匠”的技艺层面拉出来，提示出它作为“学”的知识的学问的性格，是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的最独特贡献，在近代篆刻史中甚至直到当代，还没有一个印社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眼光。 至于如雅集活动的每年进行，印人之间的交流频繁，当然也是普及篆刻的最佳渠道，比起印谱、典籍出版而言更是一种动态的方式，而通过雅集聚汇各路从专家到初学者的做法，更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带有更大的引导时尚或流行的涵义。 (五)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西泠印社在孤山，一部近百年艺术史，总是由几个地域的“点”汇聚而成，比如绘画上的岭南画派、海上画派，又比如书法上的北京与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南北对峙——其他无论是同样强盛的粤、苏、津、陕、浙，在民国这38年间都无法与京、沪相比，这个相比不是指粤、苏等地没有一流的人才，而是指人才汇聚后所产生的能量与辐射力: 同样一个艺术家，在苏、浙就只能是偏安一隅，靠个人声望吃饭，而在京、沪就可能借助社会拓展力而扶摇直上。这个艺术家本身并没有变，但他所处的“场”变了。 近百年篆刻史的主“场”，显然是在西泠印社所在的杭州。尽管上海曾经是清末吴昌硕(刚)与赵叔孺(柔)双峰对峙的所在地，尽管在北京也已有陈师曾在前而齐白石在后，还曾有过从“冰社”到“圆台印社”的活动，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曾为社长的马衡，皆曾参与其中活动，尽管广东还有“天南金石社”等，连抗战后期避地重庆时，曾绍杰与乔大壮还在重庆成立过“巴社”……但篆刻之“场”仍然不得不落脚在梅妻鹤子的孤山。其实不止是民国这38年，直至今日，各地都有各种印社一百余，篆刻的协会组织亦复不少，但却还是人人关注西泠印社这个“场”，只有无知者还会雄心勃勃地想用自己与西泠印社试作抗衡，且即使宣称准备抗衡也决无成功的希望——这100年的历史，这全国各地汇聚的精英，还有这“与生俱来”的一泓西湖与孤峭优雅的孤山，如何是想要即能要得来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八乡绅具呈杭州知府钱塘知县意欲取孤山为西泠印社社址之时[2]，也许决计不会想到这是在为近现代篆刻史布点设场，是树起了一个地域空间的核心圣地。正是这个“核心圣地”的存在，使近现代篆刻史有了一个关键的依托; 篆刻家们也有了一个心理依赖的“对象”。在过去，皖派、浙派印风当然也是依托具体的地域而展开，但那只是一个流派聚集、生发的“点”，还很难说是整个近现代“历史”的核心圣地，而在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社址，却是一个百年时间之内的专业“中心地域场”，不但足可凝聚国内各地的篆刻人士，而且在海外如日本、韩国，也具有同样的魅力与功效。 (六)主导篆刻学术研究 直到民国为止，篆刻的学术研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这不仅是指艺术各领域都在努力完成从古典话语系统(如文论、画论、书论、曲论、乐论)向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的转型，如从“二十四史”模式转向近现代梁启超“新史学”开其端，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等继其后的新时代史学学术研究之时，篆刻理论却还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印论阶段，直到50－60年代以降，研究印学甚至还在使用古汉语及随笔方式而且全然没有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学术逻辑论证力量: 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篆刻学术研究的现代思维的养成。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篆刻学术研究的深度方面，由于缺乏研讨的平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对古玺的研究、对古印章形制的研究，都被归为金石考古学领域; 而对古印谱的研究，又是被作为文献典籍研究来对待的。而真正为篆刻界、印学界所认可的理论成果，则大抵是一些常识介绍之类的文字。如傅抱石、潘天寿均撰过《印学概论》、邓散木撰过《篆刻学》，大抵是梳理知识、使之条理化，但若论发掘的深度，则都还缺乏一种学术的力量。这表明，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史学方面或美学方面，都还是十分落后的、缺乏勃勃生机的。 西泠印社在前半期的活动，主要是立足于聚集资料文献的阶段。比如《遁庵印学丛书》《广印人传》的编印行世，及大批印谱的问世，皆是如此。五六十年代是印社恢复期，在80年代初，由于沙孟海社长的极强的学术意识，西泠印社开始定期主办印学研讨会并出版印学论文集。特别是逢五、逢十的社庆，依靠社中的专家学者社员的研究成果，西泠印社主办的全国、国际印学研讨会，都足以作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品牌，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正是由于西泠印社拥有这一学术平台，及又有出版社的业务便利，当今的中年篆刻理论研究家们也频频有佳作推出——有些著作本身就是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如《印学史》《历代印学论文选》等；有些著作虽不是由印社出版，但却是由印社社员担纲完成的，更有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是因为在西泠印社的印学研讨活动中受到启发才得以形成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在目前任何一个印学社团，都无法拥有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平台与学术推进力。对于近百年篆刻史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与条件。 (七)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在近现代篆刻史揭幕之初，在经历了徽、浙、皖诸家诸派的风云变幻之后，篆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轮廓仍然是不清晰的; 篆刻学术作为一个学科的构架仍然是不明朗的。许多篆刻家津津以“金石家”自诩，全然不顾“金石”与“篆刻”是两码事。许多印学理论家也热心于写些印论随笔，以为这就是理论的全部。篆刻资料的规模还未形成，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还严重不足，或散落各处，或零乱不成系统。但在当时，除了专业的博物馆之外，没有哪个机构能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而事实上，连博物馆这一形制也才发轫不久，许多大端还未有着手落实，区区篆刻印章小技，当然更不可能在关注的视野之中了。 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西泠印社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百年西泠的历史中，大规模收集、整理印学资料——包括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建社初期。以丁仁、吴隐为代表的西泠印社中坚，向印社捐献了大量珍贵的印谱与出版的新谱。比如吴隐一人即捐出各类印谱上百种计几百册，丁仁也捐出数十种。这是一次印谱资料的大荟萃。而正由于印社初创，因此创社诸公还捐出现款营造孤山景观建筑，比如“柏堂”“竹阁”“数峰阁”“四照阁”“凉堂”“仰贤亭”“石交亭”“宝印山房”“山川雨露图书室”“三老石壁”直到“还朴精庐”……此外，还为历代印人作造像如丁敬身、邓石如、吴昌硕造像，乃至刻丁敬像、二十八印人像、赵之谦像等画像。可以说，没有印社初创时期来自创社四君子及社会贤达的各方鼎力扶持，西泠孤山作为近现代篆刻重镇与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获得确认并有如此高的认同度的。 在经历了抗战与内战的动乱之后，西泠印社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恢复的历程。正是在这个时期，印社又迎来了第二轮捐献印学资料的高潮，其中印社社员张鲁庵个人捐献各种印谱400余种，印章1500余方，是为西泠印社的社藏作了奠基式贡献。400多部印谱中，有不少是极珍贵的孤本绝本，而印谱数量如此之多，又堪称是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可以说: 在近现代以来的百年间，张鲁庵的印谱收藏称得上是独一无二，这批珍贵资料归于印社，使西泠印社在50年代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文化界特别是艺术界聚焦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除张鲁庵之外，吴东迈也捐献吴昌硕所刻田黄印10余方，葛书徵捐献明清名家印43方，王家属捐献王印章356方，自然也足以作为西泠印社社藏的镇馆之宝。 第三次高潮，是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筹建之时。除了社员们为提高、丰富印学博物馆的藏品质量而纷纷捐献名品之外，印社还派员四处奔波，征购一大批珍贵的印章实物资料，从而使得中国印学博物馆这个中国唯一的专业博物馆，能够以最高水平的展品汇聚，反映出这百年印学研究的主要脉络与踪迹，从而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 西泠印社虽然历经百年而毫无衰败之象，仍然是中国印学、乃至国际印学的中心。 三次大规模汇聚印学文献与实物的举动，横跨了整整一个世纪。从每一次的汇聚与捐献、征集行为看，它都可能是孤立的、单向的; 但当我们把它置于百年史中观察，则它所含有的内在逻辑因果链，以及前后辉映的历史进程的价值，便立即显现出来。可以说: 这是近现代中国篆刻史的最精彩的一笔。它为新世纪进行新的篆刻艺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扎实的、无与伦比的新的起跑线。 ——社团组织观念的被认同 ——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主导篆刻艺术研究 ——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以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这七项中的无论哪一项，比起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谱”“名人录”“点鬼簿”而言，不都集中体现出西泠印社在近现代篆刻史中的中心作用吗？试想想，近百年间，有哪个印社社团是有过这样的能量与作用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 研究西泠印社史，几乎就是在研究一部近现代篆刻史的大半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 四、西泠印社的大师巨匠们 一个贯串百年的艺术社团能得以持续，首先必然是基于有一批名家大师前仆后继戮力同心的艰苦奋斗。西泠印社当然也不例外。准确地说，不仅仅是例外与否的问题，而是西泠印社百年史向我们表明，它是以名家大师的前后承继为脉络的社团典范。 遍观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名家效应，我们大致可将之分为几个部分作分别叙述: (1)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这是以几位社长为标志的最高层级的范围。(2)西泠印社与学术名流，这是以学术(印学、古文字学或其他学术)为主导的一条线。(3)西泠印社与社会贤达，这是指有相当一个层面的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政界等等的名流士子，他们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才是印社中的篆刻名家。自然，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本来的职责，其实是毋须多论的。我们的讨论应该以前三类为主。 (一)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群 贯串百年的六位西泠印社社长，即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与启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书法篆刻界与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他们中的每一位的领袖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这是第一层次。至少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是如此。 副社长中，傅抱石、潘天寿、王个、方介堪、方去疾、诸乐三、钱君以及程十发先生等，也皆是公认的艺术巨匠大师。他们虽未必皆是在艺术与学术(大文化意义上)双擅者，但在各自的艺术创作领域中有着足够的威望与影响力，本来，他们也有足够水准作为“领袖级”的定位，但站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我们将之定在第二层次。 除此之外，四位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论贡献在印社堪称卓著，对他们的定位，应该介乎第一与第二层次之间。比如王，或可以其个人成就突显于时，而其他三位在文化界、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有限，故不得不置于第二层次。 吴昌硕是众口一辞的近代清末民初在书、画、印三栖均为首屈一指的大师巨匠。在这一百年之间，还没有人能超越或哪怕是抗衡于他的威力。而不限于个人成就，那么他的门生子弟遍天下，以及他积极与国外(如日本、韩国)艺术家展开交流，使他的名声遍及海内与域外。近代书画篆刻史上的吴昌硕，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还是一个观念超前的实践家: 广结社团、邀聚同人、又有那么多的门生，这样的气度，是同时代其他篆刻家所无法梦见的。不但是同时代，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远在东瀛的艺术家还以曾从学于吴昌硕风并以能将自己挂上吴昌硕谱系而荣耀，即可证明他的“法力无边”。可以说，在艺术界的当时，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个人成就高峰，也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威望、覆盖面与影响力。这，即是“领袖”的标志。 马衡是第二任印社社长。作为印人，他在创作上有《凡将斋印存》，后其子又辑《庐印稿》，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丁仁的《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即有咏马衡的专门诗作。在理论上，他有《谈刻印》发表于1944年《说文月刊》。但作为一个文化领袖，马衡的以下经历可能更令人关注: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抗战后期主持闻名中外的“文物大迁移”。至于其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注重实地考察: 如至新郑、孟津考查铜器出土地、至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地，至貔子窝、燕下都参与发掘；著有金石学方面的专著论文《中国金石学概要》《石鼓为秦刻石考》《中国之铜器时代》《戈戟之时代》《记汉居延笔》《新嘉量考释》等，是一个顶级的金石学大师。他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应该是应了“保存金石”这一宗旨，名至实归，并无半点生硬，相反还在吴昌硕的浓郁的文人士大夫气之外，平添了一种肃穆的学者风范的。作为“金石学”的大师，马衡无人可以比肩，那么作为一代印学领袖，马衡自有他的标志性价值。 张宗祥是第三任社长。早在青年时，张宗祥即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西泠印社社员经亨颐有金石之交，并于1908年首次参加西泠印社秋季雅集，结交吴昌硕，诗作中咏西泠八家的颇多。并有《张宗祥藏印选》《张宗祥印选》行于世。而他在1956年秋于浙江省人代会上提案恢复西泠印社，更是以个人之力为西泠印社接续了50年一脉香火，即此一点，他的对印社的奉献足可上攀四位创始人，从而成为西泠印社的中兴名臣。或谓他在印社的中坚作用可能更鲜明于马衡。而作为文化领袖，他在古籍研究、目录版本之学方面，更是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业绩。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图书馆长还只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 而组织补抄《四库全书》归藏文澜阁，手抄、校勘各种古籍如《国榷》108卷、《越绝书》15卷、《洛阳伽蓝记》30卷、《神农本草经》12卷、《论衡》30卷、《吕氏春秋校注》10卷，以及校补《明文海》等，乃至在晚年以亲自核抄的稀世善本古籍孤本2000多卷捐献浙江图书馆，皆可说是惊天动地、在古文献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的。此外，他在1919年所撰的《书学源流论》也具有在近现代书学方面开启新学、荜路蓝缕的功绩。如果说马衡作为第二位社长，是以金石学统领印学从而扩大了印学的视野的话; 那么张宗祥的功绩，则在于存亡继绝，并以版本目录文献之学的身份与地位，在推扬西泠印社的学术形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大作用。正是有了他的庇荫，印学家篆刻家们才有机会从事积极的“研究印学”活动。 沙孟海是第四任西泠印社社长。这又是一种不同于前三者的新的典范。他早在1928年即写出《印学概论》、至1962年又写出系统的《印学史》。此外，在创作方面有《兰沙馆印式》，在印学笔记方面有《沙印话》，又在论文方面有过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并获得崭新的学术结论。如1963年撰《印学的发展》、1964年撰《巴慰祖父子印谱》、1966年撰《谈秦印》、80年代后则有名声赫赫的《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所有这些在沙孟海的创作、学术生活中只是作为一个局部的“印学”，其实却体现出了明显的“专业”“职业”“主业”风范。于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学术范围更集中地圈定于“印学”，从而与“研究印学”的宗旨形成了真正的对接。这一点，是同样擅长学术的马衡、张宗祥，与不擅学术但诗文或篆刻创作极优的吴昌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仅仅看到沙孟海的“主业”是印学研究，或是他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双擅，还不足以领悟体察他的伟大。更关键的是在于，沙孟海是一个创新研究极为强烈的人物。在西泠印社八十大庆(1983)之际，沙孟海以社长之尊，又以一个学者大师的至高身份，毅然对长期以来以“金石”指代“篆刻”，造成“金石学”与“印学”混淆的传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3]，在当时也曾引起印社中老辈社员的不理解并且有过一些辩论。在现在看来，这种在印学学科独立的层面上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做法，的确显示了沙孟海作为一社之长的大师巨匠气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泠印社的专业印学家——区别于一般篆刻实践家，也不同于金石学家或一般学术家——的独特的熠熠光辉。在100年社史中，沙孟海的致力于篆刻学(印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的努力，是最为精彩的、无可取代的一笔！他不但是书法大师，也是使印学界当之无愧、足可比肩于同时代其他学科的真正的“领袖”。 赵朴初是第五任印社社长。作为中国的国家级领导人，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政治头衔本来未必能直接套用于像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团体，但当一个文化素质绝高，又是一代书法大师的重量级人物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而且是从原有的名誉职务转向实职(赵朴初是沙孟海任社长时期聘请的名誉社长)，这种在常理上很难想得通的范例，至少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是西泠印社在文化界的身份地位绝高，至少可与像中国佛教协会这样的社团并驾齐驱。第二，是一位已身兼要职的国家级领导人(是文人学者型的领导人)来眷顾西泠印社，又表明西泠印社作为“清流”的形象所在。赵朴初善诗、工书，一手苏体冠绝天下。他是一位享誉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务活动家。在就任西泠印社社长期间，他的确从关心《西泠印丛》的编辑事宜、并还捐款资助这样的小事开始做起，表明他作为社长的并不只是挂个空名虚位而已。但这些对一位国务活动家而言，当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业绩。与张宗祥的存亡继绝相近似，赵朴初的赫赫业绩，是在于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为西泠印社凝聚了几代人宿愿的“印学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主导性的大作用。今天屹立在孤山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作为国字号的、全国独一无二的专题博物馆，的确是连上世纪初的四位创始人也未能梦见的辉煌业绩。正是赵朴初的鼎力，圆了数代西泠士子的梦，从而使百年西泠印社史有幸获得了一块高大巍峨的学术的、专业的“里程碑”[4]。试想想: 有哪个印学社团，或更扩开去说，有哪个文艺社团，是像西泠印社这样拥有全国独一的印学专业博物馆的？ 走向新世纪，我们迎来了西泠印社的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 与已故的五任社长有一个共通点，是启功先生也是书画方面的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学术泰斗。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以及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表明了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精深造诣首屈一指、海内公推。而在学术上从一部厚厚的《启功丛稿》，还有《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启功絮语》《启功韵语》，或还有《启功论书绝句》甚至还有早年的注释《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的学术的一面。称启功先生的诗文是有“学术魅力”真是一点不谬，他的诗文平白诙谐，能道人所未道; 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又有着非同一般的严谨。启功先生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这又是一个应该被理解为“学界祭酒”的“领袖”级职务。他的欣然接受邀请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使百年西泠又找到了一杆历史的标尺。可以想象: 学术、业绩、身份、名望、地位方面都是国内外公认第一的启功先生作为一种历史空间定位，与西泠印社百年史的时间定位，一旦产生交叉，将会为今天的西泠印社带来何一种高度与何一等的机遇。并且，借助于启功先生在海内外的巨大的“领袖”影响、特别是身居北京首都的优势，西泠印社的活动，天然地会具备全国性的覆盖面并拥有国家级的高度。它对于我们继续谱写西泠印社新的百年历程，将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与意义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出发点。 梳理了六位西泠印社社长的情况之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的情况。 (二)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 作为一个整体，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不但对印社的贡献无与伦比，而且自己也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虽未达到“领袖”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名家特别是组织活动家，自有“领袖”们也无法替代的作用。 丁仁在西泠印社史的四君子中位列“班首”。几篇《西泠印社记》对四君子的排列顺序，或是丁、王、吴、叶(吴昌硕)、或是丁、吴、王、叶(呈钱塘县杭州府文)，王与吴的排序互有前后，但对丁仁居首则均无异词(胡宗成《西泠印社记》排列是叶、吴、丁、王，大约是依年龄而列)。之所以将丁仁排列领衔，至少有一个理由是极为充分的: 他出身世代书香。杭郡丁氏“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及“善本书室”，是当时钱塘文化界极重要的一个记录。而丁仁之祖丁申、丁丙在收藏古籍图书之时，也收得浙派领袖丁敬的印章72方，至丁仁之父丁立诚，又续收黄小松、奚铁生、蒋山堂及陈秋堂、陈曼生、赵次闲、钱叔盖的印章，先编成《西泠四家印谱》，后又增补各家印至500方，遂成《西泠八家印谱》。迄今为止，还是最权威的本子。丁仁刻印自辑《鹤庐印存》四册，足窥其铁笔涯略，丁仁集印除西泠八家印之外，兼集浙中印人的书法、文人画、尺牍、书籍等，显见得是一种文化的视角。至于他创立西泠印社之功勋卓著之外，还建造丁敬像、邓石如像，并刻印人画像等，还集拓《杭郡印辑》《丁丑劫余印存》等，又对商甲骨契文情有独钟，其甲骨文书联曾广为时贤所瞩目。此外，丁仁在上海还在印刷方面有煌煌业绩——欧体仿宋聚珍活体铅字的发明者，即是丁仁。中华书局出版《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所用的皆是这套字模。概言之，丁仁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在创社、集印、制谱又刻印这些方面，无愧为创社四君子之首，且许多贡献还具有开创性质。 王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中，是以地道的篆刻创作家享誉于时。若论创作而能进入近代印学史篆刻史，四君子中唯有王有开宗立派之功[5]。王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其父王同伯为光绪丁丑进士，历任杭郡各书院山长。王自幼承家学，喜篆刻，又与丁仁同事沪杭铁路局，再与唐醉石同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为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等，篆刻家而以职业为之，王在当时可称典范。也正是在印铸局之时，他与陈宝琛、陈叔通、罗振玉、马衡等皆为挚友，从而形成了王初创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个高峰。金潜庵办湖社有《湖社月刊》，王为顾问; 马衡等参与整理清宫内文物，王又与容庚、沈尹默、丁佛言共事其间。直到30年代，他由京返沪、设帐课徒，以铁线篆与浙派正宗面貌盛行天下，对已有的西泠八家印风，有存亡继绝之大功，而对于近代印风，则有开辟风气之力。特别是在40年代之后，由于吴昌硕、黄士陵、赵叔孺相继谢世，他成为当然的印坛领袖，其门生子弟遍布天下，北京有顿立夫、徐之谦; 上海有吴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秦康祥; 杭州有韩登安，可谓集一门之盛。在民国以降的百年间，能自成一军并且帐下名士俊彦如云的，除吴昌硕、赵叔孺之外，王是声势最大者。又加之他享高寿至81岁，长期生活于沪上而遥领西泠，有印社的体制在，自然也为印风与门派的强盛增色不少。此外，王用功极勤，存世印章也最多，仅《福庵印稿》存印在12000方左右，而他手订的自治印谱《麋砚斋印存》有20巨册，以80年的历史长度，几万方篆刻印蜕，表明王在篆刻界拥有四君子中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艺术宗匠的影响与威望。在100年印史中，是不会没有他的重要地位的。 叶铭与吴隐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均非书香出身，也没有朝廷功名。甚至，他们也还算不上一般意义上的“士子”——叶铭与吴隐，都是“刻碑”的工匠职业出身[6]，而刻碑的“刻工”，自然是无法跻入士林。但也正因为有一手刻碑的手艺，总是文墨艺事，故尔又能有机会“与诸君子游”，于是也才有可能在创办西泠印社方面作为中坚并且有足够的见识与手段。 叶铭在西泠印社初创时筹建“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其后丁仁、吴隐、王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铭则据守西泠，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40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铭之右。而他本人在40年间也不断钻研铁笔，有了大量的创作印谱，如《松石庐印汇》《铁华庵印集》《逸园印辑》，及手摹《周秦玺印谱》等。至于理论研究方面，叶铭不似王只关注古文字学部分而多作《说文部首检异》《麋砚斋作篆通假》之类，反而对文献检证与编撰花费了大量精力，从而体现出了相当的文人士大夫风采。比如，叶铭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是现存《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可谓是为印社史保存了最早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又编著《金石家传略》《说文目》《叶氏印谱存目》等，都是较为正宗的著述家风范。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辑《再续印人传记》以继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两先贤的著作，上起元明、下止近世，共得551人，后又增补50人; 其后又屡作扩展，共集得历代印人计1886人，合为《广印人传》16卷。可以说: 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叶铭的《广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在近代印学史中也无匹敌者。尤以一个刻碑为生的匠人而有如此学术业绩者，诚为大难事也，即此一项，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吴隐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创社四君子中也最特立独行。 作为以刻碑为业的职业工匠，吴隐有过许多令本行人艳羡的业绩，如《创建长山书院碑记》《葛府君家传》等，年纪轻轻即已在这一行中崭露头角。他还在21岁时与叶铭(也是21岁)合刻《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足见两人原有很好的私谊。吴隐在刻石方面另有一项创举，即是将古今名家楹联三百缩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风行于世，又适见出他是一个绝顶聪敏的才俊之士。从少年时家贫而在杭州碑铺学艺镌刻以求谋生，到自出新意刻古今楹联，又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在艺术上安分守己的人物。此外，他早早地就赴上海谋生，刻碑刻到大都市去，又见出他有着从商必需的精明头脑。故尔西泠印社在倡议与创办时，他是“由沪归”、“由沪遥通声闻，以张其事”，而叶铭是在杭州本地，一主一客，立场已有所不同也[7]。 吴隐刻印不多，好像也并不在意能否当个篆刻家。虽有《遁庵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但论印则未见出色。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创制优质印泥，为当时的印学研究风潮推波助澜，提供了一流的物质条件。“潜泉印泥”“美丽砂印泥”的成为名牌，自与吴隐的经商才能分不开。(二)创办印刷企业，出版了几百种名家印谱与古铜印谱，且质量上乘，广为时人所爱。又出版大规模的典籍《遁庵印学丛书》《遁庵金石丛书》，将古来的印学古籍“一网打尽”，普及印学功不可没。(三)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尤多，使西泠印社能有今天这样的景观建筑规模。而这三项，皆是印社四君子中其他三位所不拥有的业绩。从一个刻碑的工匠到拥有印社中最宏大的“文化产业”，吴隐以他出众的才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范例。 至此，对于创社四君子的煌煌业绩，我们大致可以作一归纳以清眉目: 丁仁有定位之功，王有标示之绩，叶铭有守护之劳，吴隐有联络之力。这四位名家，对西泠印社而言，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试想想: 即使是吴昌硕这样的大师，纵有通天之力，又岂能同时兼顾四者？ (三)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 在有社长名衔的六位巨匠大师，和有创始人身份的四君子之外，西泠印社还有一大批热心社务，钻研印学的艺术家与社会活动家们。其中，有“副社长”身份的前辈们，如方介堪、方去疾、王个、傅抱石、潘天寿、钱君、诸乐三等，自然是此中的首选人士; 而另一些没有这一名分的，如张鲁庵、韩登安，尚健在的在解放前入社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又是此中的重镇。当然，像傅抱石、潘天寿、王个、诸乐三等都有刻印的记载甚至有印学著述的记载，但通常我们多以画家视之而不是以篆刻家视之，因此作为印社的“中坚”，可暂时置而不论，留待后议。而对于专以印学名于世的方氏诸昆仲、钱君与张鲁庵、韩登安或还有秦康祥、阮性山等，当然还有健在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当然应在我们首论之列。 先来看印社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方氏三兄弟现象。 据方去疾的回忆[8]，丁亥(1947)春温州永嘉方氏一门“亲戚兄弟五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在当时传为佳话”(《九十年的变迁——代序》)。五人为谢磊明(外舅)、叶墨卿(表兄)、方介堪、方节庵、方去疾五人。五人中方介堪与方去疾后均出任西泠印社副社长。这当然更是“佳话中的佳话”。 方氏三兄弟中，方介堪年最长，方节庵次之，方去疾最小，后二“方”为胞兄弟。方介堪自幼即以鬻印自给，20多岁赴沪，入吴隐在上海开设的“西泠印社”书肆任出版部主任。又投入赵叔孺门下专攻铁笔，后又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篆刻课。其印风也开始由博而专，对古玉印的印风进行了深入研讨，还辑《古玉印汇》及《介堪手刻晶玉印》，在上海时，几乎每年皆辑自刻印成谱。直至晚年深居东瓯，还日日治印不稍懈，故尔称方介堪为正宗的印人、篆刻家，是最恰当的定位。方节庵与方介堪为堂兄弟，亦同时由温州到上海，入西泠印社书肆学艺。而以印谱出版为最主要的业绩。其后，由于西泠印社书肆出版部吴熊无心此道，发展受到限制，于是方节庵于1935年自立门户，创办“宣和印社”，出版了《介堪手刻晶玉印》《谢磊明印存》《胡邻印存》《吴昌硕印存》《缶庐印存》《徐星洲印存》等，其中尤以《晚清四大家印谱》为最有影响。此外，宣和印社精制“节庵印泥”，也广为时人所推许[9]。可惜方节庵于1951年方39岁时英年早逝。与方介堪相比，方节庵显然不以创作见长，但他的出版印谱之精，制作印泥之优，却是斐声印坛的。方去疾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在解放前的西泠印社活动中，因为年龄他还不可能有所作为。1947年方氏三昆仲同时参加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之时，他也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但在后50年之间，方去疾利用他在出版社的专业地位，和在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中的影响与威望，不断组织各种篆刻专业创作活动与普及印学活动。比如他组织刻《农业学大寨印谱》，倡导简化字入印，汇辑《新印谱》各集，又精心编选出一部在80年代作为篆刻学习最权威的启蒙教材《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在持续不懈地从事篆刻艺术事业的40年之间，他几乎成了上海篆刻界的领袖，还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可以说: 方去疾的“后发效应”，使他在占地利之便、又取独擅之胜方面，比起方介堪、方节庵来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至少在中国篆刻史的20世纪80－90年代之际，若论篆刻的代表人物，是首先会想到方去疾的。 方氏三兄弟，或再加上谢磊明、叶墨卿，在中国100年篆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于我们去重新认识与发掘——只要看到三兄弟中除早逝的方节庵之外，其余二“方”在1978年双双当选西泠印社副社长，即可明了他们在印人心目中的威望。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性的存在，或可与建社初期的杭州高氏家族相媲美。杭郡高义泰绸布庄高家有六兄弟，世有“高氏三绝”之称，一是高时丰，善画松；二是高野侯，善画梅；三是排行第六的高络园，善画竹。其余四是高时衮，五是高时敬，也皆长于丹青。但一、二、六三昆仲皆为西泠印社中人，或为社员或为社友，于篆刻铁笔皆独步于时。如知名者有《乐只室印谱》《方寸铁斋印存》等，而各名家印谱中，高氏为序跋者又甚多，当然也是一个明确的“集团性”的存在。只不过相比之下，仁和高氏昆仲只是把自身的活动定位在文人风雅、铁笔自娱的层次上，而永嘉方氏则以弘扬、发展印学为己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重大影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永嘉方氏三兄弟明显地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再来看处于百年印社史中期的另一个“群体”——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中青年”群体。 早在1948年初，寓居上海的王福庵与门生子弟多有交流往还。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准备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四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王福庵闻讯大为高兴。遂确定名单，由张鲁庵提供印石与连史纸、印泥; 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 而由高式熊负责篆刻。其间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均由三人合力完成后交王福庵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定稿。《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中，除有社籍登录者外，还出现了一些于印社支持资助有贡献者的名册，共计有220方之多。应该说: 这是一份绝顶珍贵的、并且在40年代(即早于《西泠印社志稿》)即已成形的系统史料[10]。 50年代初，高式熊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基础上，又刻镌成一套以西泠印社景点名胜(斋馆楼阁)为题材的印谱，意在以景配人，相得益彰，取名曰《西泠胜迹印谱》，可见在上海，这个群体一直活跃在印坛上，尽管限于当时的时势，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大也罢。 除了刻成套的以西泠印社为主题的印谱之外，上海的这个“群体”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编撰《西泠印社志稿》。 早在印社开10周年成立大会的稍后，1915年之际，叶铭、丁仁、王即共同撰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共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志余”等，但此志编成后未及印行，原稿即告散佚。其后，叶铭曾编成过《西泠印社小志》，流传亦不广。直到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上海“群体”曾共同整理原有资料，终于由秦康祥执笔，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西泠印社志稿》。共分六卷: (一)志地，(二)志人，(三)志事，(四)志文，(五)志物，(六)志余。卷前有王高足吴朴双勾赵之谦书风“西泠印社志稿”六字，孙智敏作序，后有王与秦康祥二跋。从《志稿》所涉的内容来说，当然不可能是1947年才入社的张鲁庵、高式熊等青年才俊们所能经历与把握的。且张、高等均热心篆刻自身的内容，不太注重文字材料与文献; 而秦康祥却是于文字文献有特殊的嗜好。他虽然也是1947年入社，却一直承担着文献整理的许多工作。比如刻《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边款所刻的人物传文字，即是由秦康祥任其职的。且秦氏作执笔时，叶铭也寓居上海，“晨夕盘桓、备闻绪论，缘是尽读社中金石文字”(《志稿》跋)。有这样的条件，秦康祥在王、叶铭二翁的指导下编成的这一部《西泠印社志稿》，自然有较高的可信度。当时的上海“群体”中，除王、叶铭外，应该列出姓名的有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之外，或许还有孙智敏、吴朴等。而方氏昆仲虽然当时也在上海，但因为是与吴隐、吴熊等交往，身在西泠印社上海书肆(或自办宣和印社)，却反而未能参与这一群体，尽管方氏昆仲也是在1947年丁亥由王、叶铭介绍入西泠印社的也罢。 上海有一个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又有王指导的“群体”之外，在杭州，也有一个同出于王之门的“群体”在活动。这个杭州“群体”的努力，直接导致了西泠印社后50年的兴旺发达。它的核心人物，是韩登安与阮性山、沙孟海。 若论入社时间，韩氏昆仲韩登安与韩君左，是早在1933年时即加入西泠印社。早岁学徒，得叶铭与高野侯指点，从17岁开始即每年辑成《登安印存》持久不衰，直到1933年，才赴上海拜王为师。但由于年辈关系，王一直不以弟子视韩登安。由于学徒时有过工艺的积累，故韩登安在印钮、边款方面都有独创。而在印文方面，他以说文篆入印，而独以大印多字为胜，1979年行世的韩登安刻《毛主席诗词刻石》印谱，每印刻一首诗，共计35印，最多每印要刻114字; 如此绝技，恐怕当世难觅第二人。 韩登安是在40－50年代之间，由于西泠印社主持乏人而成为总干事的。当时王、叶铭等因抗战避居上海，社长马衡又远客京师。在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必须有人主持，故有沙孟海先生在《西泠印社85周年碑记》中所述: 是“马先生远客京师，韩登安先生以总干事处理日常社务”。在抗战结束后几年战争之时，韩登安竭尽全力，在1947年补行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出了大力。此后又是解放，一段时间内西泠印社被禁止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56－1957年之际，才又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而改由政府直接领导。当时成立筹委会共有成员七人，张宗祥、潘天寿、沙孟海、陈伯衡、阮性山、诸乐三、韩登安，又以韩氏充秘书之职，具体主持印社日常事务。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泠印社才会在1963年的60周年大庆之际重新展现出煌煌大国气象，从而真正为篆刻史作出了存亡继绝的历史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为韩登安的社史经历作一概括: 作为一名老社员，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这两个印社正处于停顿、形同虚设甚至面临解散或自然消亡之关键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凭着一己的努力，又广泛联络同道，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奔走呼号，尽心尽责，这才保住了西泠印社的一脉香火。从而使西泠印社再次走出困境，走向一个蓬勃的未来。而韩登安自己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恢复印泥制作生产，又专心刻成《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这部印谱以“志地”而足以与高式熊镌刻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志人”相辉映，从而成为西泠印社中期在篆刻创作方面的“双璧”。 此外，在当时的杭州“群体”中，除政府派出的领导干部如王树勋等作用也很大之外，沙孟海是以学术形象介入西泠印社——几次大活动，都指定他担任主讲，如著《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如撰述《印学史》，如在吴昌硕印章捐献西泠印社时重点谈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如社庆六十周年时承担“篆刻艺术的源流及其发展”的报告题目；而阮性山则在联络各处动员向西泠印社捐献文物书画、丰富社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根据现存资料，在韩登安这个“群体”中，无论涉及印泥生产、筹备社庆、恢复景观等甚至发展新社员，还是争取领导支持、递交各种申请报告诸方面，一定会有几个人的身影。韩登安以外，沙孟海、阮性山、诸乐三、朱醉竹等，皆是此中的核心人物。相比之下，张宗祥、潘天寿等要么是德高望重的老辈，要么是身居要职，虽有兴致却无暇分身; 相比之下，总是以这个工作班子为实务而有具体的工作成效。 讨论完方氏三兄弟、上海群体与杭州群体之后，我们还想提出一个于西泠印社后50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并不是社长理事，甚至也不以篆刻开宗立派，与印社的社长、创始四君子们也没有个人的渊源。但正是这位社员，对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后的六十周年大庆直到今天的印社建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最至关紧要的大作用。这位社员，就是张鲁庵。 穷毕生精力，这位杭州“张同泰”药行、益元参行名号的贵公子只钻研印学，除了自己亦攻铁笔，有印谱传世之外，他以个人之力收聚购集的古印谱达460多种，所收藏的古印章也有1500余方。其中传世最珍贵的海内孤本印谱，即不下十数种。在他暮年时即有将印谱捐献国家之愿，经过西泠印社长老曹漫之等的多方协调，这批印谱与古印终于在1962年由上海送至杭州，入藏西泠印社。由张鲁庵遗孀叶宝琴遵其遗愿捐献印社的，共计秦汉铜印305方，名家印作1220方，印谱433种约2000余册，其中明代精拓印谱与各种孤本、善本等，约有33部200余册。印谱的捐献事迹在海内外被争相报道，从此，“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又多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录: 印谱所藏天下第一。我们完全可以想到: 有着一个风景秀雅的孤山社址，有着一批海内外堪称一流的名家大师，有着100年的社史记录，如果缺少一流的收藏，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现在，张鲁庵以他的无私捐献，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缺项，这又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情怀与壮举！ 眼见得在政府领导下，西泠印社从萧条走向辉煌，大有希望。在此之前，吴东迈、王个向西泠印社捐献了吴昌硕的画41件、书法35件、篆刻32件、手写诗稿2本、手刻端砚1件、生前用物48件、诗集版片279块，作为对1957年成立的孤山吴昌硕纪念室陈列品的展示、兼纪念吴昌硕诞辰120周年。一时间，社中诸贤无不奔走相告，各种捐献鱼贯而至…… 这就是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有这样一批无私奉献的社员，西泠印社无往而不胜！ 同样地，有一批领袖级名人出任社长，有像创社四君子的精诚合作的业绩，还有一批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求酬报不求闻达的社员，西泠印社100年的社史是怎么被谱写至今的，其中缘由不已经是一清二楚了吗？ 五、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名人 与社长们、创社人与中坚人物们对西泠印社的大贡献相比，还有许多热心之士的作用，在西泠印社史研究中也不可忽视——如果说: 领袖级大师与中坚力量们的努力，是从篆刻艺术内容或西泠印社社史内部着手的话，那么许多文化名人、政府官员等的热心襄赞极力推助，则不妨被看作是来自西泠印社社外的提携与声援。一个西泠印社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是有篆刻界与文化界的支持作为支撑的。而篆刻史本身也还不是孤立的，它又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界)来加以支持与定位的。看不到西泠印社史100年历程中来自社外、篆刻界之外的支持与声援，我们就不能说是具有真正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视角的。一部西泠印社史，不应该少却这些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的名字。 (一)西泠印社史中的学术名流 与篆刻作为艺术的学科定位相比，“学术”主要是指非艺术创作的那些内容。比如古文字、古文献、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学等的内容。通常而言，与篆刻艺术创作紧密相连的篆刻艺术或印学理论，当然也不应该被主要包括在我们这个“学术”之内，而最多不过是点缀而已。 据此看来，则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本来即是学术中人。他除了有《凡将斋印谱》《庐印稿》以示篆刻家的身份之外，更多的业绩却是地道的学者派头的。撰《中国金石学概要》，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对汉魏石经用功最深，于石鼓文、度量衡、铜器研究均有新发明，又从汉代简牍上溯古典书籍形制而撰有《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此外，还为抢救清代大内档案收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力独多，在任职北大时还兼图书部主任，古迹古物调查会(后又改名考古学会)会长; 其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先任古物陈列馆长，1932年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并非一个艺术家所能胜任的。作为一个学者的马衡所拥有的形象，远胜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即使是在谈篆刻时，马衡也仍然不失一个纯正学者的风范，比如他在《说文月刊》(1944)上发表《谈刻印》一文时，即明确指出: “余尝闻之人曰: 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视金石学矣。”在讨论篆刻时却如此地扬金石学之学问而抑刻印之技艺，显见得骨子里有一个学者意识在发挥强烈作用。拥有像这样的学术眼光，再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我以为不但不会导致篆刻创作价值的被忽视，相反还会极大地提升篆刻艺术应有的品质并予它以一个恰当的定位，这就是学者的功用。 张宗祥当然也是此中的佼佼者。精于典籍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增补抄存使之“完璧”立下汗马功劳，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作为一个学界名流，他的书法篆刻只是一种“余技”而已。这样的定位当然使张宗祥更贴近于学界本色而不同于一般的篆刻艺术家。那么相对而言他更近于马衡而不是吴昌硕。 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期，印社社员中能以学者称之的，如黄宾虹、经亨颐、陈伯衡、葛书徵、马一浮、邵裴子等，皆各展所长，以学术立身，于印社的社会影响与地位的建立功莫大焉。 黄宾虹在现在，是被当作伟大的画家来对待的。但在民初30－40年代之时，他的山水画并不被时风认可，而他主编《美术丛书》三集共数百卷，撰写《古画微》等理论著作，甚至自己编印《宾虹草堂藏古玺印选》之类，却是被时贤反复称颂的。其中，尤以黄宾虹发起并参加“南社”志在反清的政治态度以及与名流志士的结交; 以及他在上海时报、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期间，编印《国粹学报》《神州大观》等所拥有的影响; 还有他执教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北平艺专、国立艺专的经历与桃李遍天下的声势，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学术功底深湛的文人士子的黄宾虹。在西泠印社中，黄宾虹应该是一个于古玺印有深厚研究，但同时又具有深广的学术交往的一代学界、艺界名流。这与单纯的以篆刻为专业的社员相比，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在四君子看来: 他还是“槛外人”，但却是有分量的、受人尊重的“槛外人”。 经亨颐亦是“南社”社员，早岁即能治印，参加西泠印社也很早。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教育。留日回国后即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又兼任校长并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再赴国民政府任教育行政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但这些后兼的学校教职都不足以概括经氏的教育成就。他的行踪中最为关键的，一是任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务长与校长，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浙江聚集了李叔同、夏尊、陈望道、马叙伦、姜丹书等教师，又培养出了如陈建功、潘天寿、丰子恺等优秀人才。二是创办上虞春晖中学，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如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夏尊、丰子恺等，成为当时文化人聚集的名校。以至于当时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社会声誉。由是，作为民国初年由政治家转为教育家的一个典范，经亨颐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 陈伯衡在解放后的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与60周年大庆筹备委员会中有记载，但过去对他的生平经历一直语焉不详。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他是官场文牍方面的专门高手。又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专员、浙江省通志馆通纂、浙江省文管会委员。他的学术，主要集中在金石学特别是碑版之学方面。有《历代篆书石刻目录》《枫树山房帖目补编》《金石述闻》《两浙碑碣志》《石墨楼金石见闻录》等，而其功力最深的，则是碑版拓本“黑老虎”方面的造诣，可称得上是两浙地面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对地域文献中记载的摩崖书迹，屡以地方志乘及笔记等先作印证，再亲临考察，每有新的心得，而不同于一般耳食之徒。民国时余绍宋编《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依靠陈伯衡的支持，每期皆刊发他的“石墨楼藏拓”，连载数月仍不消歇，曾被传为艺林佳话。故尔陈伯衡很早即加入西泠印社，在50年代之所以出任西泠印社筹委会委员，想来应该也是基于这个金石碑版之学的理由而不会是篆刻艺术创作或印学研究的理由——它是学术的、而不是艺术的。 葛书徵是平湖世家，祖传“传朴堂藏书”家业，内分“守先阁藏书楼”与“爱日吟庐书画楼”两部分。后日益增扩规模，藏书达到40万卷，其中宋版书，孤本善本书籍约有4000多种，其父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儿女亲家，故商务印书馆刻印之书，每取“传朴堂藏书”为之，于此可见平湖葛氏的威名。至于其藏书画，由名画家陆廉夫整理编目，亦有两种目录传世。有这样的典籍与书画收藏，于印章收藏自然也是一个大项。葛书徵在印章收藏方面的规模，可以以他所辑的六种原钤印谱为证。1925年辑成《传朴堂藏印菁华》12册，后又辑成吴让之赵之谦所刻的《吴赵印存》10册，1939年又与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等合辑成著名的《丁丑劫余印存》20卷，计273家1900方印，后在1944年又与胡淦辑成《明清名人刻印汇存》12卷，这些印谱均为选印精工、钤拓精良、装订精美的传世名谱，作为一个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葛书徵的典籍收藏、书画收藏特别是印章收藏，堪称是无与伦比——与吴隐等出版印谱是借印编谱不同，葛书徵的印谱均出家藏而无重复之例，这一点是尤为珍贵的。60年代初，年已老迈的葛书徵还向西泠印社捐出明清名家刻印43方，其后，葛氏夫人又将“传朴堂”所藏吴昌硕刻田黄印数方再次捐献印社，表现出一个老社员的崇高风范。考虑到葛氏自己不擅刻印而只是集拓印章，我们也将之归为广义上的学术范围中一并论列。 马一浮是一代国学大师。在西泠诸学子中鹤立鸡群，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者。马一浮精研佛理、淹贯典籍，又寓居西湖广化寺，专事攻读文澜阁《四库全书》，此外，马一浮又曾赴上海习英文法文，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办《翻译世界》，再赴美国、日本、德国，大量攻读西方名哲的经典著作，还自学拉丁文、西班牙文等，成为一个博通七国文字、又精于各国哲学历史的超一流学界泰斗，梁启超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沙孟海推为“现代中国硕果仅存的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儒”。传世著作，有《泰和会语》《宣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濠上杂注》《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等，且以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四学(玄、义、禅、理)自许。即以其所涉范围，已是宏大无比，一般人断然无法企及; 倘再要论其深邃洞明，则更是超乎侪辈，从而成就一个盖世无双的马一浮。马氏在民国时期隐于市，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西泠印社，则交往契厚者为李叔同与丰子恺。而在西泠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筹备印社六十大庆之时，在张宗祥、韩登安、阮性山、沙孟海们讨论事宜时，也时时可窥马一浮热心参与的身影——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身影，是西泠印社亟需要的一种特殊的身影。 邵裴子作为西泠印社老社员，外界知之不多。其实他早即中举，又公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国后任浙江高等学堂教习、教务长、校长，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在浙江教育史上，他是以创办浙江大学而被载入史册的。作为教育界的元老，他又有藏书与藏印的嗜好。藏书宏富，后捐献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 而藏印则全部由后人捐献浙江省博物馆。建国后，邵裴子以地方文化领袖的名份参加西泠印社活动，以其声望崇高，而为印社贡献甚多，特别是在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到60年代举行社庆期间，协调省市领导与西泠印社的关系，求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等等方面，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故在当时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初，是以张宗祥、马一浮、邵裴子合称“湖上三老”，是以他们为年长的一辈，而以韩登安、阮性山与沙孟海、诸乐三为较后的一辈的。 印社六十大庆以后直到世纪末的40多年之中，学术界的名流大师仍然不断加盟印社，使西泠印社的学术氛围得以进一步持续与发展。比如罗福颐、谢稚柳、商承祚、徐无闻、顾廷龙、郭绍虞、陈从周等已故社员，皆在学术界有着鲜明的学术形象与专攻范围。如罗福颐在印谱学与古玺印学方面、谢稚柳在书画鉴定与书画史方面、商承祚在古文字学方面、徐无闻在春秋战国文字方面、顾廷龙在典籍与图书馆学与目录版本之学方面、郭绍虞在古典文学批评史与诗话词话研究方面、陈从周在古代园林建筑方面，无不是顶尖的学术领袖一代权威，他们曾经活跃于西泠印社的身影，与社长中如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及启功先生等相呼应，使西泠印社拥有了一个学术的铜墙铁壁。可以说: 只要学术不倒，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在历史上就不会倒。 在西泠印社的百年史中，还有一些学界名流，是未有正式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的身份，但却由于各种关系而与西泠印社有过联络或往还的。据社史记载: 早期西泠印社史中，有王国维、鲁迅、余绍宋、杨守敬、朱孝臧、李瑞清、沈曾植、冯君木等，还有一位外国闻人印度泰戈尔，中后期的学者则有郭沫若等文化界的大师名流。他们的学术活动中都有关于西泠印社的记载，对我们而言，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兹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王国维。王氏为一代学术泰斗，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曾在寓居上海时到过西泠印社，是近代学人中较早关注西泠印社者。他与印社的缘分，大约应该与他置身于上海文人墨客之圈有关系。他还为西泠印社留下过一首诗: 是为陈豪(止庵)所作《西泠印社图》作题。【壬戌】 踏弩飞云事事新，行都社事记纷纶。 如今百技都消歇，管领湖上归印人。 把臂龙泓共入林，缶翁图像写倭金。 何由更复吾邱魄，湖水西泠深复深。 估计应该是在沪上或杭州期间，应友人约为此图作题。在当时，许多并不专攻篆刻的大学者们，都因此而留下了咏西泠印社的篇章。比如李瑞清题“遁庐”，沈曾植作“缶翁像赞”，朱孝臧作“《西泠印社图》咏”，冯君木作“与诸子会饮西泠印社”等，皆属此类。兹各引诗句如下: 李瑞清题“遁庐”: 天地有正气 山水函清晖 集文信国谢康乐句，戊午十一月清道人 沈曾植作“缶庐像赞”: 缶庐之画， 发挥其诗， 诗度他方， 未绣弓衣， 画合天倪， 云垂涛泻， 安吉一灯， 分光日下， 怀铅和墨， 人人家家， 不会翁诗， 践尔乃差。 金容，我来自东，苦铁为铜， 铅泪在胸， 攻金朝仓， 筑亭王震， 注视翘勤， 礼翁若圣。 圣阿弥陀， 邻洞炳然， 代身阳迈， 长侍佛前。 朱孝臧也有咏《西泠印社图》: 微闻汉印关兵象， 心尽雕龙老斫轮。 留得西泠干净土， 家风梦篆有斯人。 冯到过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他有两首记实诗，颇具史料价值: 与李霞城(镜第)、赵芝室(家荪)、陈玄婴、叶叔眉(秉良)、胡君诲(良箴)、何秋荼、家仲肩(堪)、王幼度(积之)会饮湖上西泠印社，林亭水石，布置绝胜。赋诗记之。【壬戌】 五步林亭十步楼，真堪席作敖游。 婵嫣佳境心能造，离合山光目与谋。 弹指空中思往日，题名石上贺兹邱。 习池会饮都非偶，潦倒清尊惜白头。 湖上杂诗，孤山瞻吴缶庐遗像: 【己巳】 良金范象孤山陲，手掬寒泉一荐之。 忽忆小楼灯皎皎，茗瓯清对夜阑时。 杨守敬也是一代学宗，他在上海与吴隐有交往，还为陈豪的《西泠印社图》作跋: 山阴吴石潜精篆刻，……尝以其秦汉印选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辅之结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余旧友陈君兰洲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作诗文，倚装书此志之，宣统元年五月十一，杨守敬。 之所以不厌其烦详引这些诗文，首先当然是基于作者的身份: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开山，在甲骨文、上古史研究方面，独步百年，后无来者，而于哲学、美学、词学、中国戏曲史、文字学等，都有开创性的建树。李瑞清曾为两江师范学堂总督，是创办新教育的开风气者，又以遗老身份在上海，以书法名家。沈曾植为清季大儒，在西北史地、音韵训诂、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之学及乐律之学皆有一代宗师之称。冯君木()是沙孟海的老师，一手汉魏风格的古文享誉沪渎，在1925年即组上海修能学社任社长，诗文皆为时所称。至于杨守敬，更是于北碑书风极有钻研，在日本掀起北碑旋风，被称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而编《古逸丛书》，撰《日本访书志》，皆是于古籍目录版本、金石考据舆地之学极有贡献的大家。朱孝臧则为一代词宗，其《村丛书》和精湛的词学研究，包括整理词籍与创作词篇，都是词学界的泰山北斗。有这样的一个学术群体在关注着西泠印社，当然是印社介入学术界的重要标志。 其次，关注这些诗文的理由，还在于它们本身牵涉的内容。比如李瑞清、沈曾植、王国维、朱孝臧、杨守敬，个人的题诗反映出不同的角度——朱孝臧与冯君木是契交，而沈曾植、李瑞清则是与吴昌硕的私人关系。冯君木又是与吴昌硕交友极密的、甚至是他介绍年轻的沙孟海投师吴氏门下的。至于杨守敬，与沪上的文人集团有些往来但不密切，故尔显然稍稍隔了一层，反倒是由吴隐而了解西泠印社。此外，大抵对西泠印社的题录，是针对陈豪的《西泠印社图》而作的题咏。陈氏为杭州人，是应丁仁之约画成此图的，时年68岁。画时正逢印社初创两年之后。《西泠印社图》后并有金蓉镜、胡、吴昌硕、程兼善、金鉴、盛庆蕃、张祖翼、金尔珍、高保康、章澍等题咏。有如高时丰(存道)所言，“印社会集很多，不胜枚举，均有记录，当以此卷为最先”。那么，把此卷携到上海，请
作者： 王庆祥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2007
简介： “末代皇帝”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身份，在帝制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绝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象征性符号。尤其是在帝制结束、民国初肇的特殊历史时期，在立宪派，共和党人，旧式军阀，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的文人学子，成分极为复杂的遗老遗少，以及在帝制下生活的芸芸众生的眼里，“末代皇帝”更是代表了一股势力、一种文化传统。诚如文化奇人辜鸿铭在北大课堂所言，有人头顶上的辫子没了，但是头脑中的辫子剪除了吗？ 因此，溥仪的一生注定了他的社交圈子极广：逊位前后的帝师，如陈宝琛、庄士敦等；民国初年的军阀政要，如冯玉祥、张勋、徐世昌等，乃至知识界名人如泰戈尔、胡适等，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与溥仪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勾勒、还原这些交往的原貌，可以使读者更深切地感受晚清民初直至1950年代前后中国上流社会各界人士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嬗变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作者： 许仁图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4
简介：★享寿106岁的爱新觉罗毓鋆,出身满清皇族,人多尊称“毓老”,前半生活跃政坛,来台湾后专注讲学,过著“民间学者”生活,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志业. ★跨世纪最后一位经学家 读书一百年,讲学六十载 ★被蒋介石监禁到台湾,高龄106岁,大半生在台湾的前清王爷,近代最传奇的人物. ★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末代皇帝溥仪伴读,奉元学会创始人,跨世纪最后一位经学家. ★师从陈宝琛、王国维、柯绍忞、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陈寅恪等,在台湾民间讲学六十余年,及门弟子上万人,遍及海内外. ★学生有刘君祖、蒋勋、夏含夷（美国汉学家）、班大为（美国汉学家）、江丙坤、江宜桦、林义正、孙中兴、温世仁等学界名家、政商名流.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5-8-1
简介： 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剧烈的社会、文化、阶层的变动之中，却有一些传承百年的文化世家依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出身于这些世家的后人们在不同时代、各自领域做出各自的贡献，展示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如出了帝师陈宝琛的螺洲陈家，出了晚清名臣周馥、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近代著名藏书家及实业家周叔弢的建德周家，出了晚清名臣赵尔巽、赵尔丰的襄平赵家，出了现代文博事业开创者吴瀛、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宜兴吴家，以及出了近代著名学者冒鹤亭的如皋冒家、出了文物鉴定大家朱家溍的萧山朱家等。 本书通过对这些世家后人的访谈，藉由鲜活的个人、家族等历史细节回顾了那段百多年来影响深远的时代变迁，展现了家族血脉、文化传承怎样在历史的变动、罅隙里流动、演进，还原出一幅细节生动的百年历史人文图景，带给当代读者丰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文化体验。
作者： 徐一士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 《一士谭荟》作者徐一士(1890－1971)，原名仁钰，字相甫，号蹇斋。出身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1910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授举人出身。1928－1955年，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员，期间曾兼职于平民大学、北京国学书院等。退休以后，经梅兰芳举荐，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士谭荟》共计32篇，原版的内容分别载于《国闻周报》、《逸经》等杂志，所写人物多为清末民初军政要员。书中记述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以及左宗棠、彭玉麟、荣禄、岑舂煊、袁世凯、陈宝琛等人逸事，取材于近人笔记、文集、函札、日记等，除广集资料，详加剖析，去伪存真之外，对臧否人物极为慎重，坚持客观严正公平态度，绝不妄立一家之言，妄加褒贬，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参考价值。
作者： 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陈宝琛(1848-1935)为晚清著名政治历史人物，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等被誉为“清流党”，敢言直谏，立朝清正，名震天下，为清末鱼烂之局中少见的封建官吏之一。光绪年间赋闲归里，兴办教育，筹建铁路，对我国教育与实业发展多有贡献。官任溥仪师傅后，虽惓惓亡清，每存复辟之望，但拒投伪满任职，胸怀大义，终保晚节。与此同时，陈宝琛又是近代卓有声名的诗人，是闽派诗人中的一员健将，所作深醇简远，神理自超，幽峭绵远，趣味隽永，尤其是《落花》、《感春》诸作，吐属凄婉，感慨沉深，传诵一时。同时代的梁鼎芬论其诗云：“古奥不减樊增祥而无其香软，典雅胜于易顺鼎而无其滑稽。”已故钱仲联先生则赞誉说：“太夷、石遗诸家，皆不能驾其上。”而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其诗“得力处实在陆务观”，唯宋骨唐面，因学养阅历关系，火色均泯，刚气内敛，柔婉中却饶苍劲，令人读之别有滋味。此外，陈宝琛虽以诗名世，其词、散文、骈文及制艺文之创作，均取得不俗的成就。本书收辑他的全部著作《沧趣楼诗集》、《听水词》、《沧趣楼文存》、《沧趣楼律赋》及《沧趣楼制艺》，不仅蒐辑遗文佚作，予以标校整理，而且沙中拣金，收录许多有关的传记、序跋和诗文评论资料，并于更多>>
作者： 于培杰著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在中国的帝王谱系中，溥仪是很特殊的一个：其一，他是依时间顺序排列在最末的；其二，三次登极，又三次退位，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三，退位后还成为共和国普通公民。 人们一般都认为，如果说溥仪的一生存在着一些有价值的方面，那么只能是在他做了共和国的公民之后，而早期的溥仪则一无是处，其实，在早期溥仪的思想和性格中，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他的人生第一个亮点是祈雪，一个11岁的孩子，在降冬季节，早晨四点钟起床去祈雪，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一行动使迟到的帝师梁鼎芬惭愧不已，感慨万千；他的第二个亮点是违犯宫中规矩去探望帝师陈宝琛的病情；而剪辫子、遣散太监这两个亮点奏事不必下跪、不要避他的名讳、乐于接受西方文明、尊重奶妈和师长、整顿内务府的腐败等等，都是不应当被我们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理解，本书对溥仪的帝王生涯作了较为全面而生动的铺展和描述，并对溥仪性格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揭示，力求将一个贴近历史原貌的溥仪奉献给广大读者。更多>>
作者： 章开沅自选集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结集了章开沅数十年研究辛亥革命作品之精粹，分为“辛亥纵论”、“孙学探析”“人物品评”“史实考订”“百年反思”等几方面内容：有对辛亥革命的性质、任务、社会背景思潮及历史作用的研究和深入的总结；有对孙中山与中国国情和世情的探讨和剖析；有对辛亥历史人物黄兴、谭人凤、宫崎寅藏、张謇等的品评；有对同盟会会名、孙中山致黄芸苏亲笔函、辛亥严复致陈宝琛书等史事的考释；还有辛亥百年的历史反思，体现了作者永无止境的历史求索精神和百年锐于千载的史家情怀。
简介：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根据《中国家谱总目》名人索引谱目，精选了不同时期，在社会各个领域做出一定贡献，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的家谱。全书共收入家谱六十二部,涉及姓氏四十五个。每谱前均附有提要，内容包括谱籍、谱名、卷数、纂修者、版本及年代，并简述其卷目、序跋等。该书涉及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各门学科，以及藏书、教育、艺术、政治、军事、医药等各个领域。书中的名家有罗振玉、庞锺璐、龚自珍、洪承畴、归庄、缪荃孙、魏秀仁、王守仁、王鳌、方本仁、吕佩芬、朱为弼、任宏嘉、李秀成、李世贤、吴正治、吴汝伦、河如璋、何其伟、余保纯、汪若海、、林则徐、郁怀智、周懋泰、胡汉、袁廷梼、徐勃、高士奇、高攀龙、陈若霖、陈宝琛、陶贞一、陶正靖、桑悦、黄炎培、许国、章学诚、张均、张浚、张朝璘、项安世、邹浩、冯晋祚、蒲寿庚、郑绍谦、郑樵、刘星炜、刘毅、魏秀仁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名人家谱，其价值尤为显著，可为研究历史名人提供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江苏无锡］无锡丁氏宗谱 丁福联纂修1929年双桂堂木活字本［浙江镇海］蛟川王氏宗谱 清王世灶等纂修清光绪七年(1881)三槐堂木活字本［江苏江阴］绮山东沙王氏支谱 王翰臣修徐征吉等纂 1949年三槐堂铅印本［江苏苏州］洞庭王氏家谱(清)王熙桂修， 清叶耀元纂 清宣统三年木活字本［湖北黄冈］方氏宗谱 方复臣等纂修1930年崇孝堂铅印本［江苏江阴］文林包氏宗谱 包仁荣等纂修 1948年秀干堂铅印本［安徽旌德］旌德吕氏续印宗谱 吕朝熙等纂修1917年铅印本［安徽休宁］新安月潭朱氏宗谱 清朱国兰等纂修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江苏如皋］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 朱荣祖等纂修1920年铅印本［江苏宜兴］荆溪任氏家乘 清任道镕纂修 清光绪十五年(1889)一本堂木活字本［福建泉州］李氏族谱 明李广齐纂修 抄明万历间修本［江苏吴江］吴江吴氏族谱 清吴安国纂修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湖北汉阳］索河吴氏族谱 吴世趋等纂修1948年崇本堂铅印本［安徽桐城］桐城高甸吴氏荣华股八修宗谱 吴复振纂修 1936年存着堂铅印本［全国］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 何毓琪等纂修1921年铅印本［江苏常州］昆陵余氏族谱 清余鼎勋、余斯浩等纂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本堂木活字本［江苏武进］武进汪氏合谱 汪兆翔等主修1943年六州堂木活字本［安徽歙县］汪氏十六族谱 明汪道昆纂修明万历二十年(1592)刻本［安徽旌德］旌德板桥汪三辉堂家乘 汪时鸿纂修1927年铅印本［湖南武冈］林氏总谱 林亨燮等纂修1940年九龙堂铅印本［上海］郁氏家乘 郁锡璜等纂修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浙江海宁］洛塘周氏家乘 清周鹤庆等纂修(清)周荣棣等续修清道光七年(1827)硖硖川清白堂木刻本［浙江上虞］上虞周氏宗谱 周长和主修张晋鉴等纂修1926年木活字本［安徽绩溪］梁安城西周氏宗谱 清周之屏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敬爱堂木活字本［湖南郴州］胡氏族谱 胡庆邦等纂修1937年安定堂刻本［江西婺源］明经胡氏续修宗谱 明胡璘等纂修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本［安徽績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 清胡祥木等纂修清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湖北］马氏族谱 马光头等纂修1920年怀远堂木活字本［福建闽侯］荆山徐氏族谱 徐景曾纂修清抄本［浙江海宁］海宁岩门高氏六修家谱 清高克勤主修(清)高敬恩纂修清光绪三年(1877)报本堂木活字本［江苏］高氏大统宗谱 高莹等纂修1926年思仁堂铅印本［福建福州］螺江陈氏家谱 清陈若霖纂修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陈氏祠堂刻本［浙江上虞］上虞西横山陈氏宗谱 清陈锡圭、陈渭修，清陈文淇纂 清宣统三年(1911)仁趾堂木活字本［浙江慈溪］余姚孙境宗谱 清孙仰唐主修 孙云裳纂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燕翼堂木活字本［江苏常熟］常熟浔阳陶氏家谱 陶文炯等纂修1933年铅印本［江苏常熟］海虞桑氏世谱 桑向荣等纂修］919年铅印本［上海川沙］重辑黄氏雪谷公支谱 黄士焕纂修1948年上海黄氏三鑫印务局铅印本［安徽歙县］纂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 清许登瀛纂修 清乾隆十年(1745)刻本［江苏镇江］润州开沙许氏七修宗谱 许善真等修 许其郁纂1932年高阳郡木活字本［浙江绍兴］会稽章氏智九公分祠支谱 清 章贻贤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世德堂木活字本［浙江余姚］余姚三墙门张氏宗谱 张振鹭等纂修1916年树德堂木活字本［江苏无锡］锡山张氏统谱 张轶欧等纂修1923年锡山宗祠寿康堂木活字本［辽宁北宁］张氏家谱 清 张朝璘等纂修清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安徽黄山］仙源东溪项氏重修族谱 清 项哲人等纂修清光绪十一年(1885)木活字本［湖北黄冈］黄冈万氏心斋公宗谱 纂修者不详 1947年木活字本［江苏武进］武进邹氏家乘 清邹玉堂主修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敦睦堂木活字本［山西代县］代州冯氏族谱 冯曦等纂修1933年铅印本［广西桂林］郑氏家谱附抑过轩年谱 郑植昌等纂修1934年铅印本［福建莆田］南湖郑氏大宗谱 清郑邵勉、郑时敏等纂修清迈德堂抄本［湖南湘潭］湘潭黎氏四修谱 清黎锦鑫等纂修 清光绪十四年(1888)敦本堂木活字本［江苏武进］西营刘氏家谱 清刘翊宸等纂修 清光绪二年(1876)木活字本［浙江绍兴］水澄刘氏家谱 刘应桂等纂修 1933年绍兴大路广文印书馆铅印本［山西汾阳］汾阳韩氏支谱 清韩镇岳、韩幼芸等纂修 清光绪十年(1884)恭寿堂木活字本［福建福州］续魏氏世谱 清魏秀仁纂修 清光绪十三年(1887)稿本［江苏江阴］申浦缪氏族谱 清缪焕章等纂修 清光绪十五年(1889)敦睦堂木活字本［江苏常熟］京兆归氏世谱 清归衡等纂修 清归令望增修清同治八年(1869)归氏义庄刻本［浙江上虞］上虞罗氏谱 罗继传等纂修 1924年贻谷堂木活字本［江苏常熟］海虞庞氏家谱 清庞锺璐纂修 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浙江杭州］龚氏族谱 清龚自闳纂修 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福建晋江］武荣英山洪氏族谱
作者： 姜鸣 著
简介：这是一部紧紧围绕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讲述晚清政局的历史读物。作者笔下的北京胜迹，皇宫御苑、王府宅邸、街头巷尾，都曾经是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活动的舞台。作者用极富感染力的细节叙述，再现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与李鸿章等亲王重臣、康梁等维新人士在历史关头的艰难抉择和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为那个时代勾勒出鲜活的形象，不止是消闲破闷的京华掌故，更浸透着史学行家的功夫，发旧思而生新意。全书约配两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书名“天公不语对枯棋”，典出沧趣老人陈宝琛的诗作“感春四首”，是诗人对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事危机的浓缩概括，作者移作本书书名，因为书中描写的诸多事件，正是发生在那个艰难的年代。2006年初版，深受读者欢迎。此次改版新刊，作者对部分内容、图片做了调整、修订，面貌一新。
作者： (清)宝廷著;聂世美校点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简介：在繁星满空的晩清诗坛，宝廷是一颗闪耀着特异光芒的亮星。这不只因为他系出玉牒，派分天潢，出身华贵，且以其天才豪宕的诗作凌驾羣英，隐隐顶戴着满族第一诗人的桂冠；同时，亦因其为官*直清正，于光绪初元，与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等以文章气节互励互重，疏章屡上，多有建白；放言直谏，声震朝野。难于大厦之将倾无济于事，却因其琡上的峻洁品性，满朝敬畏“四谏”，举国止为清流，在漆黑一圃的清末政局，显示了难得一见的亮色。其次，宝廷的生平颇富傅奇色彩。他一生耽诗好酒，嗜之如命。 爱新觉罗·宝廷，字仲献，号竹坡，晚年自号偶斋。他的一生颇负传奇色彩。出身华贵却不贪恋权位，贫病交迫却耽诗好酒，言行不拘世俗，常常出人意表。宝廷一生作诗二千余首，各体均工，尤擅长五七言长篇歌行，气势充沛，酣畅淋漓。如《西山纪游行》诗长达2900余字，堪称古今诗坛巨制。宝廷亦由此赢得满族第一诗人之美誉，在近代诗坛上有很高的地位。我社首次全面整理出版宝廷的诗集，不仅可以促进近代文学的研究，而且诗中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丰富史料，亦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不无积极的参考价值。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本卷所收明清之志，因受科举的影响，书风长时间地框制于馆合之风。此卷虽未能免俗，但不乏名家之作，如姚夔所书《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谧忠肃王公（翱）墓志铭并盖》，马中锡撰文、程敏政篆书《明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公（圮）配封太淑人张氏墓志铭并盖》，石瑶撰、周壁书、刘棨篆的《明故南京户部尚书张公（缙）墓志铭并盖》，以及前已提到的清翁方纲书纪昭墓志，清刘墉书纪睥墓志，清陈万全书纪汝备墓志，纪昀撰文、初彭龄书丹《清交河县岁贡生苏公（兰成）友菊墓志铭并盖》，董诰撰篆、翁方纲书作《清诰封中宪大夫广东粮储道疏斋叶公（迫）墓志铭》，陈宝琛撰书，徐世昌篆额的《清诰（讠受）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张文襄公（之洞》墓志铭并盖》等等皆是或书名盛于当朝，或即以书家驰名一代，作口叩都有值得品味的书法艺术珍品。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清代学者王引之篆书《清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前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仲田叶公《汝芝》墓志铭》的题额，完全摆脱了玉筋、柳叶等传统华丽风尚，率键、强劲、蕴足万钧之力，当是清代后期抛弃馆合提倡碑学、直通金甲的产物。 最后，还要说的是，编者在《后记》中提到孟『听说沧州市文物局要编写《沧州出土墓志》时拍手叫好』。闻讯后，我们确实感到高兴，但还不到拍手叫好的时候。一是近年来开发建设的高潮持续不断，并伴着盗掘时有发生，各地陆续都有墓志出土，其势头一时似乎接近于『文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沧州就搜集到如此多的墓志，就已经可想而知。不时而闻的是志石被盗卖流失。沧州同仁所做无疑就是在抢收、在保护，胡为不乐？当年省局曾向各地市县转发文件，要求大家将做好的数据（拓片、录文、记录）直报省文物研究所，结果到了规定时间，没有几家能够报得上来，我们只好下去和各地的同事一起到田野去工作。现在不同了，玉芳等同仁，已拿起工具，可以独立拿出漂亮的作品了，胡为不喜？保护、抢救的任务大、困难多、责任重，盼大家都能向沧州这样，先下手为强，随时将散出的墓志收集回单位。盼大家都能向沧州、保定、宣化、涿州等单位那样，编出更多的墓志资料，创造质量过硬的研究成果。
作者： 唐浩明
简介：
张之洞（1837—1909），1837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1852年（咸丰二年）16岁中顺天府解元，1863年（同治二年）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张之洞曾是天才少年，有很高的学术素养。在保持中央与地方、传统与西化的平衡上有高潮的智慧。他在山西、湖广、两江任上大力整顿官场，兴办新式教育，锐意改革，大办洋务实业，击败法军的侵略，取得很大实效，影响至今却又终归失败。时与，命与？读来令人唏嘘。
张之洞在地方与中央之间游刃有余，在传统保守与变革维新之间悠游有度，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权谋与人生智慧。
本书荣获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畅销百万册，很值得一读。
【目录】
**章?清流砥柱
1.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崇厚该杀
2.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3.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4.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5.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6.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7.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8.张之万对堂弟说：做官是有诀窍的
9.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
10.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11.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第二章?燕山聘贤
1.赴任前夕，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2.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3.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
4.出山前夕，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5.来到山西的**天，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罂粟苗
6.遭遇的**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第三章?投石问路
1.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张之洞顿生反感
2.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3.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4.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5.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6.敢参葆庚、王定安，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第四章?晋祠知音
1.为了五万两银子，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2.圣母殿里的灵签
3.夜阑更深，远处飘来了琴声
第五章?清查库款
1.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
2.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震撼张之洞的心
3.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4.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5.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6.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7.秋夜，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
第六章?观摩洋技
1.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堂科技启蒙课
2.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
3.唐风宋骨话诗歌
4.人生难得*是情
5.离开山西的前夕，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罂粟
第七章?和耶战耶
1.恭王府里的密谋
2.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
3.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
第八章?谅山大捷
1.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2.马尾一仗，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
3.海隅荒村，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
4.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
5.冯子材威震镇南关
第九章?试办洋务
1.为筹银钱，张之洞冒险重开闱赌
2.朝中有人好做官！张之洞派杨锐进京入朝
3.以三十万两银子上缴海军衙门为条件，换取闱赌的合法进行
4.难道是她？是那个多少年来魂魄所系的肃府丫鬟
5.陈念礽原来是桑治平的儿子
6.海军衙门和颐和园工程搅到一起了
7.醇王检阅海军，身旁跟着握长烟管的李莲英
8.世俗之礼都是为常人设的，大英雄不必遵循
9.半百再得子，张之洞欢喜无尽
10.以中国百姓**次看见电灯的喜乐来庆贺儿子的满月
第十章?筹议干线
1.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督抚吗
2.为了一个麻脸船妓，礼部侍郎自请削职为民
3.经阎敬铭点拨，慈禧重操制衡术
第十一章?督建铁厂
1.盛宣怀“官督商办”之策，遭到张之洞的否定
2.游方郎中给张制台泼下一瓢冷水：橘过淮南便成枳
3.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
4.以包揽把持在湖北建国中之国
第十二章?参劾风波
1.为获取信赖，候补道用高价从书呆子手里买来一部《解读东坡》
2.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3.为早诞皇子，翁同龢向光绪帝献蛤鹿冷香丸
4.看到袁昶的密信后，张之洞头晕目眩虚汗直冒
5.当王之春亮出盐政账目单时，准备大干一场的李瀚章立刻软了下来
第十三章?外宾访鄂
1.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2.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
3.古老的苏格兰情歌，勾走了辜鸿铭的魂魄
4.偷情的辜鸿铭被英国商人扭送到领事馆
5.俄国皇太子将要参观汉阳铁厂，这可是一桩扬国威振民气的大事
6.在爱国之情的鼓动下，铁厂枪炮厂以高昂的热情造假
7.江湖郎中从武当山带来九截罕见的焦桐琴材
第十四章?署理两江
1.亘古未有的中西合璧婚礼，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举行
2.赵茂昌给张之洞送上一个经过专业调教的年轻女人
3.正当朝廷内外忙于为慈禧祝寿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4.复出的恭王感叹：即便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权力
5.恭王府里，败军之将一吐苦水
6.东山再起的恭王，欲以战和两手应付危局
第十五章?与时维新
1.桑治平寄重望于张家二公子
2.桑治平决定跳出名利场，与初恋情人一道融入天地造化之中
3.“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的这两句诗给张之洞以启示
4.若康有为能为我张之洞所用，岂不更妙
5.张之洞资助的《强学报》，竟然以“孔子卒后”纪年
6.焦山定慧寺留下张之洞“与时维新”的楹联
7.采石矶上，师生宾主射覆续联打诗钟
第十七章?中体西用
1.受谭继洵之托，张之洞着力开导谭嗣同，劝他以捐班入仕
2.汉阳铁厂弊端重重难以为继，不得已由官办改商办
3.张之洞以钦差之礼接待梁启超
4.总署衙门东花厅，康有为舌战众大臣
5.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6.集湖广幕府之才智，做维新护旧之文章
第十八章?血溅变法
1.六十九岁寿诞这天，《诏定国是》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
2.奉旨进京的张之洞突然半途折回
3.老太婆提醒慈禧：是不能让皇帝再胡闹下去了
4.小军机谭嗣同无情奚落大军机刚毅
5.光绪帝两颁衣带诏，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6.百日维新全军覆没后，张之洞忧惧难安
第十九章?互保东南
1.面对废立大事，三个总督三种态度
2.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3.两湖书院毕业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劝张之洞宣布湖广独立
4.为对付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半夜审讯唐才常
5.请密奏太后，废掉大阿哥
第二十章?爆炸惨案
1.八闽名士向张之洞献融资奇策
2.徐建寅罹难，暴露出火药厂种种弊端
3.连皇帝都敢假冒，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
4.为着一个婢女，盛宣怀丢掉轮电二局
5.秦淮河畔，两江总督与卖菜翁畅谈六朝烟水气
第二十一章?后院起火
1.一心要破译蝌蚪文的张之洞，给京师学界留下一个千年笑柄
2.端梁联手欲借织布局的贪污案将张之洞轰下台
3.处理织布局的贪污案，是个棘手的难题
第二十二章?翊赞中枢
1.袁世凯用三牛车龟板甲骨，换来了张之洞的以礼相待
2.力禁鸦片的张之洞没想到十多年来居然自己天天在吃鸦片
3.瀛台涵元殿，袁世凯在光绪遗体旁痛哭流涕
4.陈衍献计：用海军大臣作钓饵，诱出“保袁”的枕头风
5.桑治平道出四十八年前的秘密
6.他说，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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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崇厚该杀
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它的*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凄凉的霜风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吹得猎猎作响。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既陈腐不堪，又带有几分神秘性；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
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霭，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
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息周而复始的变化。他已病了七八天，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移，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
他已经四十三岁，通籍十六七年了，却还只是一个洗马。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洗马，应该算是*粗俗的一个名称。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请问他官居何职，那人答：“洗马。”驿吏想，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又问：“你一天洗多少匹马？”那人知驿吏误会了，便和他开玩笑：“没有定数，忙时多洗，闲时少洗；心情好时多洗，心情不好时少洗。”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说：“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便将他安排在*下等的房间里，不再理睬了，那人也不做声。过一会儿，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县令则步行跟随，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
驿吏大惊，问县令的跟班：“他不是一个马夫吗，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跟班斥道：“什么马夫！他是县太爷的恩师。十年前，县太爷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五年前会试时，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驿吏明白了，“洗马”不是马夫，但他始终不知道“洗马”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
原来，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册，隶属詹事府。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并作为定制传下来，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后来又恢复，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来到地方上，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然而在京师，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
若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偏偏是无论做史官，还是做学使，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可就是官升不上去，真叫人沮丧。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年过不惑，精力日衰，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
张之洞为自己愁虑，更为国事愁虑，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只要让他知道了，他就非得过问不可。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朝廷办出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唉，真个是朝中无人！倘若自己握秉朝纲，国家决不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
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
十多年前，趁西北内乱时，浩罕王国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占领重镇伊犁。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率部出关，很快便打败阿古柏，收复新疆，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
崇厚是个洋务派，跟外国人关系密切。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发生，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八面玲珑的软骨头，张之洞尤其痛恨，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
朝廷谕旨已下达，当然不可更改。张之洞于是上疏，请太后命令崇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从而做到心里有数，以免上俄国人的当。但崇厚怕吃苦，不肯走陆路，坚持要坐海船；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此行决不会让国家吃亏。慈禧终于答应了崇厚。为此，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
于是，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
这时，他又想起这件事来，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叫个什么名字来着？”张之洞拍打着脑门，想了很久想不起来。他掀开被子下床，擎起窗台上的油灯，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
“四爷！”听到房间里有响动，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不便直呼其名。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你要到哪里去？”
“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
“外面风大，刚好一点，不要再受凉了。”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扶着他回到床边，说，“你依旧坐到床上去，我去给你把图拿过来。”
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皇朝舆地图》的图纸拿了过来，摊开在桌面上。地图很大，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
“特克斯！”他抬起头来，一边折地图，一边重复着，“特克斯。是的，就是特克斯！”
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问：“特克斯是什么？”
“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张之洞自己掀开被子，重新坐到床上，自嘲地说，“我怕真的是老了，很熟的一个名字，一下子就想不起来。”
王夫人安慰道：“这不能怪你，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什么特克斯、特克斯的，多难记，若是取一个像淮河、汉水一样的名字，不一下子就记住了吗？”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连声说：“是的，是的，夫人说得对，不能怪我记性不好，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
王夫人也笑了起来，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说：“不要再想这些事了，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安安稳稳地静静心吧，等康复了再说。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号脉，开张单子。”
“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见效也没有这样快。我看要不了几年，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
张之洞说的廉生，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十多年后，就是这个王懿荣，凭着他对医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因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胛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一个七品小京官。
“二哥反复说了，要静心休养，不要劳神。”
“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劳神。”
“没有劳神？”王夫人嗔道，“没有劳神，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
“唉！”张之洞叹了一口气，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好长一会儿没有做声。
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题为《林泉归隐图》，乃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真迹，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看了一眼《林泉归隐图》，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咱们也学文徵明，去归隐林泉吧！”她马上接言：“好哇，到哪里去归隐呢？是去你的老家南皮，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见丈夫不再吱声，王夫人笑着说：“归隐好是好，可你的那番志向呢？”张之洞沉吟半晌，说：“看来，还不到归隐的时候。”从那以后，再不提归隐的事了。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王夫人的目光从《林泉归隐图》上转回，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
在通常人的眼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肩窄腰细，手无缚鸡之力。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脸是长长的，下巴尖尖的，眉毛粗短，两只眼睛略呈长形，鼻子却又大得出奇，粗看起来，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不起眼的眉宇之间，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
她试探着问：“你想什么呢，是不是又想学文徵明去归隐？”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放心不下啊，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
“四爷。”王夫人笑着说，“依我看，这国家大事你还是少操点心为好。上有皇太后、恭王、醇王各位王爷，下有军机、六部、九卿各位大员，现在还轮不上你这个小小的洗马费心，安安稳稳养好身体，日后做了侍郎、尚书再说吧！”
“不能这样说！”张之洞跟夫人认起真来，“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洗马虽然官职低，比起匹夫来不知高了多少；何况崇厚这次跟俄国人谈的是收复国家领土的大事，我怎能不关心！”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辩了！”宦门出身的王夫人既深知朝廷命官与公务之间的关系，又深知丈夫素以国事为身家性命的脾性，便主动退了下来。“至少这几天不要去想这码子事，完全康复了再说。天已黑下来了，我去把药端过来，喝了药，躺下睡觉吧！”
王夫人正要起身，春兰走进门来说：“老爷，宝老爷、张老爷和陈老爷来了。”
“噢，是他们来了，快请！”张之洞一边说，一边掀开棉被。王夫人赶紧将一件玄色缎面羊毛长袍给丈夫披上。
刚迈出卧房门，内阁学士宝廷、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陈宝琛便走进了庭院。
未待主人开口，精明灵活风度翩翩的张佩纶便先打起招呼：“香涛兄，听春兰说，你近来身体不适，好些了吗？”
张之洞答：“在床上躺了几天，今儿下午开始好多了。”
“什么病？”矮矮胖胖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宝琛端详着主人说，“才几天，就瘦多了。”
张佩纶、宝廷和陈宝琛是这里的常客，且为人和张之洞一样的通脱平易不拘礼节，故王夫人不回避他们，这时走出卧房，笑着说：“黑夜来访，必有要事，快进客厅坐吧。只是有一点，他的伤风病还没好，不要谈久了。”
“好厉害的嫂子，还没说话哩，就先下逐客令了。”张佩纶笑嘻嘻地说。
这个出生于河北丰润的三十一岁青年，确实不同庸常。他博闻强识，文笔犀利，尤为难得的是，他疾恶如仇，敢作敢为。朝中的重臣，各省的督抚，凡有人做了他认为不该做的事，他都敢上折参劾，并不畏惧会遭到打击报复。很多人怕他恨他，更多人则喜欢他敬重他。他这样无所顾忌，居然官运亨通，通籍不过七八年，便已经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了。
光绪三年，朝廷为穆宗神主升祔的事颇为棘手。因为太庙只有九室，而这九室分别由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的神主给占满了，慈禧的亲生儿子、十九岁去世的同治皇帝庙号穆宗的神主摆不进去，廷臣们为此事议论纷纷：有的建议再建一个太庙，有的建议在原太庙的左右再扩建几室。张佩纶上书提出一个办法。他说可仿效周朝为文王、武王建世室的成法，为太宗文皇帝建一世室。大清一统江山，实际上是太宗打下来的，他理应享受这种特殊的礼遇，今后可将前代神主依次递迁太宗世室。
这个主意，既通过建世室崇隆太宗的做法，来颂扬皇太极入关进中原的历史功绩，又解决了眼下穆宗神主升祔的实际问题，同时也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得到两宫太后的嘉许，予以采纳。张之洞也想到了这一层，也给朝廷上了两道内容相近的奏折，他后来读到张佩纶的折子后，深觉自己讲得没有张佩纶的透彻。他感叹说，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于是亲自登门拜访，与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年轻人订交。
陈宝琛拉着张之洞的手对王夫人说：“香涛兄的手还是冷的，确实未复原，按理我们看看就该走了，但今晚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我们要在这里多赖一会，请嫂子原谅。”
矮矮胖胖的陈宝琛祖籍福建，和张佩纶同年，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他模样生得敦敦厚厚，写出的文章却尖利苛刻，读起来有一种痛快感。
宝廷笑嘻嘻地望着王夫人说：“请嫂子法外施恩，这件事的确重大得不得了！”
宝廷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郑亲王哈尔朗济的九代孙，真正的黄带子。满人入关二百多年了，努尔哈赤的后裔们久享荣华富贵，既不屑于以学问诗文博取功名，连老祖宗的刀枪骑射也弃之不顾，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轻轻巧巧地进入官场。但宝廷不这样，他走的是一条汉族读书人的艰难科举之路。他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是黄带子中极为少见的正途出身的官员。
王夫人无可奈何地说：“我知道，你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哪一次谈的事都很重要，只是这国家又不是你们几个人的，用得着你们这般苦苦操心吗？我不管你们了，外面冷，快进客厅吧！”
张之洞摆摆手，请客人进他的客厅。客厅设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正房共有四间。东边的一间是藏书室，四壁立着顶天接地的木架，木架上陈放着一函函书籍卷册。房间里摆着两张大木桌，桌上也堆满了书，有的正摊开着，看来这些都是主人近来正在使用的书籍。藏书室过来，便是主人夫妇的卧室。再过来一间，面积**，这是主人平时读书治事之处。一张极大的书案摆在窗户边，上面放着读书人惯常使用的文房四宝和几册《皇朝经世文编》。另有两个博古架很引人注目。架子上摆满了破破烂烂的陶罐、泥碗，锈迹斑斑的箭镞、刀柄，残缺不全的瓷瓶、铜盆，乍然来到面前，如同走进了出土文物陈列室。另一壁墙上挂着一幅字，是一首七律：“心忧三户为秦虏，身放江潭作楚囚。处处芳兰开涕泪，年年寒橘落沙洲。婵媛兴叹终无济，婞直危身亦有由。宋玉景差无学术，仅传词赋丽千秋。”字迹笔酣墨饱，劲拔洒脱。熟悉书法的人一眼便可看出，这字学的是苏体：结体虽不及苏字的匀称，而其中的舒张意气，或有过之。这是主人的墨迹，录的也是他自己凭吊屈原的诗作。
东边的小间即客厅。客厅布置得简朴庄重。当中放一张大理石桌面的深红色梨木长方桌，四周摆着六张明式雕花高背红木椅。靠墙边摆着两对带茶几的半旧楠木太师椅。*显眼的是客厅中高悬的一画一字。画面上一男子长发长须伫立茅屋中，两眼怒视窗外，双手后背，其中一只手上紧握一管羊毫，胸前的书案上残灯如豆，一纸平摊。画上首题着三个字：锄奸图。显然，画上的男子是明朝以弹劾严嵩出名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这画出自主人的好友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的手笔。字录的是孟子的一句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与香涛贤弟共勉?高阳李鸿藻书于三省斋。
进了客厅刚坐下，张佩纶便说：“香涛兄，你看了今天的邸抄吗？”
“没有。”张之洞摇摇头说，“我有几天没看邸抄了。今天的邸抄上有什么大事吗？”
“哎呀，大得不得了！”张佩纶边说边从袖口里取出一份邸抄来，甩在桌子上，说，“崇厚那家伙把伊犁附近一大片土地都送给俄国了！”
“有这等事？”张之洞忙拿起邸抄。“我看看！”
陈宝琛走到张之洞的身边，指着邸抄左上角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张之洞的眼光移到左上角，一道粗黑的文字赫然跳进眼帘：崇厚在里瓦几亚签署还付伊犁条约。
“条约有十八条之多，不必全看了，我给你指几条主要的。”张佩纶迈着大步，从桌子对面急忙走过来，情绪激烈地指点着邸抄上的文章，大声念道，“伊犁归还中国。其南境特克斯河、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划归俄国。”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张之洞气愤地说，拿邸抄的手因生病乏力和心情激动而发起抖来。
“岂有此理的事还多着哩！”张佩纶指着一条念道，“俄国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吐鲁番、古城增设领事馆。”
“为何要给俄国开放这么多领事馆？”张之洞望着站在一旁的陈宝琛责问。那情形，好像陈宝琛就是崇厚似的。
陈宝琛板着脸孔没有做声。
张佩纶继续念：“俄商可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两条。西北路由嘉峪关经汉中、西安至汉口，北路由科布多经归化、张家口、通州至天津，开放沿松花江至吉林伯都纳之水路。”
“这是引狼入室！”张之洞气得将手中的邸抄扔在桌上。
“还有一条厉害的！”张佩纶不看报纸，背道，“赔偿俄国兵费和恤款五百万卢布，折合银二百八十万两。”
“啪！”
张之洞一巴掌打在大理石桌面上，刷地起身，吼道：“崇厚该杀！”
张佩纶和陈宝琛、宝廷都吓了一跳。他们知道张之洞是条热血汉子，但这些年还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正在卧房灯下读诗的王夫人也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客厅跑来。还未进门，又听见丈夫激愤的声音：“中国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割让出去！他崇厚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权力可以这样出卖国家的领土！”
王夫人进门来，只见张之洞正靠在桌子边站着，敞开羊皮袍，双手叉在腰上，脸色煞白，额头上冒着虚汗。她吓得心里发颤，忙过来扶着丈夫：“什么事气得这样？”
又转过脸问张佩纶等人：“刚才为的什么事？”见他们都不吱声，又问，“你们吵架了？”
陈宝琛把绷紧的脸竭力和缓下来，勉强露出一丝笑容，对王夫人说：“崇厚在俄国签了卖国条约，香涛兄正在为此事生气哩！”
王夫人放下心来，将丈夫敞开的皮袍扣上，对着门外喊：“春兰，给老爷打盆热水来！”
一会儿，春兰端着一盆热水走进客厅。王夫人亲自从脸盆里拿出面巾拧干，给丈夫擦去额头上的汗，一面轻声地说：“你的病还没好哩，怎么能动这么大的气！”
宝廷起身走过来说：“嫂子说得对，不要冒火，我们平心静气地谈。”
张佩纶说：“刚才怪我，我也太激动了，心里气不过。”
热毛巾擦过脸后，张之洞的心绪平静多了。他坐下，喝了一口热茶，说：“伊犁本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当年俄国是趁火打劫，强占去的，归还我们理所当然，我们为何还要拿土地和银子去跟他们换呢？这不太欺负人了吗？”
“正是这话！”张佩纶也坐下来，刚才激愤的心绪也慢慢平缓了。“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已是毫无道理的勒索了，还要特克斯河、霍尔果斯河一带的土地。你们知道，这片土地有多大吗？”
不待别人开口，张佩纶自己作了回答：“我量了一下地图，这片土地宽有二百来里，长有四百来里，共八万多平方里的面积。”
陈宝琛说：“这比一座伊犁城不知大过多少倍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收回。”
“这能叫谈判吗？”宝廷冷笑道，“这整个一割地投降！”
张之洞又气愤起来，高声骂道：“崇厚这个卖国贼，比石敬瑭、秦桧还坏！”
王夫人见丈夫又动气了，心疼地说：“四爷，你要自己爱惜自己。二哥一再叮嘱不要劳神，不要生气，你不听劝告，刚好的病又会犯的。”
不料，张之洞竟哈哈笑了起来，说：“夫人，我要感激刚才发的脾气，多亏出了这身汗，我现在竟然大好了，一点病都没有了。”
说罢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他真的觉得自己神志清爽，脚步有力，七八天来的病痛一扫而光了。
他快活地对春兰说：“你去准备夜宵，今夜我和几位老爷有大事商量。”
深知丈夫脾性的王夫人无奈地对着张、陈等人苦笑着说：“真是拿他没办法，只要有件大事在他面前，他立刻就会精神陡长；事情一完，也就瘫倒在床了。”
说罢带着春兰出门张罗去了。
张府客厅里，四个地位不高却对国事异常关心的官员继续谈论着。四人一致认为，崇厚所签订的这个条约决不能答应，同时决定办两件事。一是约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城南龙树寺开一个会，声讨崇厚的卖国罪行，联合上一个折子给太后、皇上，恳请否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二是四人每人各自再上一个折子，详细地申述对此事的看法。
直到子初时分，张之洞才用自家的马车将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送出府门。
作者： 王揖唐著;张金耀校点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简介： 目录 本书说明 [一]何振岱诗中警句／1 [二]何振岱咏杭州诗／1 [三]龚自珍折节敬老／2 [四]周馥以诗受知／2 [五]翁同龢诗记戊戌间事／3 [六]康有为咏须磨诗／4 [七]康有为咏元祏党籍碑／5 [八]清友园探梅诗／5 [九]古今咏睡诗／6 [一○]袁大化咏长安旧城／7 [一一]宋至《寄示园丁》诗／7 [一二]张丙著述自娱／8 [一三]张丙怀友人诗／8 [一四]张丙王城为文字交／9 [一五]王耒诗中独到语／10 [一六]刘铭传诗饶有襟抱／10 [一七]刘铭传轶诗／11 [一八]弈棋高手／12 [一九]谭嗣同论艺诗／12 [二O]谭嗣同诗中佳句／13 [二一]袁世凯《戊戌大事记》／13 [二二]王人文赵熙相交至深／14 [二三]蜀中诗杰赵熙／14 [二四]中华校中诸诗友／15 [二五]残暑诗／16 [二六]俞樾诗隐寓近事／16 [二七]乩诗预言／16 [二八]李慈铭自矜其诗／17 [二九]李慈铭清鲠／18 [三○]郑孝胥早眠早起／19 [三一]金农诗集付女收藏／19 [三二]打茶围／20 [三三]程恩泽开清代诗体变局／20 [三四]程恩泽题画诗／21 [三五]学诗宜穷经／21 [三六]周学熙隐居／22 [三七]周学熙寝馈陆游诗／22 [三八]题帖诗句／22 [三九]王懿荣请续修四库／23 [四○]通州三先生联句诗／23 [四一]田延年诗／24 [四二]杨庶堪吟讽自娱／25 [四三]奚侗诗近陈三立／26 [四四]诗词并见之句／26 [四五]龚自珍推崇姚学填／27 [四六]姚学填僦居水月庵／27 [四七]咏吴伟业诗／28 [四八]林旭取径涩僻／28 [四九]善用火字／29 [五○]海内外痛悼王国维／29 [五一]陈宝琛诗误为李商隐诗／30 [五二]中州奇士秦树声／31 [五三]秦树声诗中傲兀之气／31 [五四]周善培诗作独到语／32 [五五]周善培游历诗／32 [五六]郑孝胥挽江标／33 [五七]诗讽误姓／33 [五八]唐继尧诗有生气／34 [五九]白话入诗／35 [六○]欧阳修表彰好句／35 [六一]摆伦为西方温李／35 [六二]何震彝能作宋诗／36 [六三]善用幼安故事／37 [六四]潘存为时论所推／37 [六五]咏陶然亭／38 [六六]工于写景／38 [六七]简朝亮人品高厉／39 [六八]日人诗有佳句／40 [六九]元明人绝句／40 [七○]光云锦诗诣遥深／41 [七一]梁鼎芬拜陈宝箴墓／42 [七二]陈三立忆父诗／43 [七三]陈三立诗境流变／43 [七四]许行学派／44 [七五]宝廷娶船妓／45 [七六]宝廷沉酣山水／46 [七七]宝廷诗中佳句／46 [七八]宝廷古体长篇／47 [七九]伤寿富兄弟／47 [八○]姚永概酬答诗／48 [八一]王闽运暮年入馆阁／49 [八二]张之洞都下诸作／49 [八三]咏物诗有言外味／50 [八四）张之洞人诗俱老／51 [八五]张之洞寿徐荫轩诗／51 [八六]张之洞重九诗／52 [八七]张之洞题村居图诗／53 [八八]张之洞山游诗／53 [八九]寿富遗诗／54 [九○]张锡銮武人能诗／54 [九一]王蔡二家世交／55 [九二]王国维诗一洗凡响／56 [九三）陈王投分／57 [九四]陈昭常诗语沉痛／57 [九五]陈昭常好贤若渴／58 [九六]胡璧城素负诗名／59 [九七）挽张其键／59 [九八]清初诗人绝句／61 （九九]三蜀人诗／61 [一0○]胡思敬出京还乡／62 [一0一]胡思敬别书贾诗／63 [一0二]潘鱼江豆腐／64 [一0三]玉延／64 [一0四]陶菜／65 [一0五]闽中两林／65 [一0六]林长民联语／66 [一0七）林长民题像诗／67 [一0八]心折陈衍／67 [一0九]陈王文字因缘／68 [一一○]陈衍为时贤推重／68 [一一一]陈衍白话诗／69 [一一二]张元奇赠诗／70 [一一三]张元奇《自笑》诗／70 [一一四]赠宋伯鲁诗／71 [一一五]宋伯鲁杂兴诗／72 [一一六]日本风光诗／73 [一一七]于右任诗忧战乱／74 [一一八]于右任欧游诗／74 [一一九]夏继泉诗多感愤／75 [一二○]张士珩咏劳山／76 [一二一]李经羲自挽诗／77 [一二二]婆韵诗／78 [一二三]李家煌年少清才／79 [一二四]徐树铮寄赠诗／79 [一二五]徐树铮对月诗／80 [一二六]徐树铮读书诗／81 [一二七]徐树铮折节敬士／82 [一二八]徐树铮横槊赋诗意气／83 [一二九]挽徐树铮联／83 [一三○]诗纪徐树铮收复外蒙／84 [一三一]徐树铮词作／85 [一三二]宗弟王九龄／85 [一三三]东游杂诗／88 [一三四]咏秦皇焚书／88 [一三五]项羽、汉武之过甚于秦皇／89 [一三六]诗句偶合／89 [一三七]陈懋鼎诗中有故事／90 [一三八]陈懋鼎杭州杂诗／91 [一三九]北戴河作诗／91 [一四○]诗咏闲逸／92 [一四一]不食人间烟火之诗／93 [一四二]顾云郑孝胥交期甚笃／93 [一四三]郑孝胥哭顾云／94 [一四四]上书谒当政／94 [一四五]以诗谐讽／95 [一四六]今古诗句颉颃／95 [一四七]咏樟诗／96 [一四八]陈三立咏樟诗／97 [一四九]古今三绝／97 [一五○]合肥乡贤／99 [一五一]二十字道出东坡一生／99 [一五二]黄景仁人穷诗工／100 [一五三]汤山温泉／100 [一五四）范成大杨万里诗境间同／101 [一五五]李慈铭评范杨／101 [一五六]“乾忙”入诗／102 [一五七]咏蚊诗／102 [一五八]范仲淹题壁咏蚊／103 [一五九]苍蝇之害／103 [一六○]高产诗人／104 [一六一]兴到之作／104 [一六二]郑孝胥诸楼居／104 [一六三]服膺江浞诗／106 [一六四]七夕诗／107 [一六五]管世铭耻于标榜声气／107 [一六六]管世铭论诗／108 [一六七]黎简诗画兼工／108 （一六八]黎简自道作诗甘苦／109 [一六九]黎简文如其诗／109 [一七○]意似气异／110 [一七一]王安石诗中本事／110 [一七二]纪钜维诗法盛唐／11l [一七三]张之洞辑《思旧集》／112 [一七四]张之洞集外诗／112 [一七五]邓镕寄赠诗／113 [一七六]松寥诗自有可传／113 [一七七]七夕诗／114 [一七八]冯煦寿高体健／115 [一七九]冯煦壮年诗多愁苦／115 [一八○]冯煦绝句／116
作者： 王林，韩雯主编;《探索·发现》栏目，福州市广播电视局编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简介：寿山石是我国四大名石（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之一，具有悠久的开发利用历史，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本书在讲述其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在极力描摹讲述人与石的关系，包括开采它的石农，雕刻它的艺人，玩赏它的文人，买卖它的商人等等…… 寿山石开采、雕刻的历史超过1500年，有文字专著的历史也将近400年。近十几年，有大量的研究专著和作品图册问世。据说秦朝的国玺就是用寿山石中的田黄石雕刻而成。故宫博物馆至今还收藏着寿山石作品1500多件，其中印章1200多方。寿山石历来受到帝王将相、名人雅士的喜爱。康熙、雍正、乾隆、林则徐、陈宝琛、李贽、袁枚、黄任、徐悲鸿、陈子奋、郁达夫……这一长串的名字都记载了寿山石文化的辉煌与博大。 中国寿山石：第一集《石秀天成》 连续几个夜晚，住在战犯管理所的满清末代皇帝溥仪总是辗转反侧——高墙之外，朝鲜战争开始了，后方的中国百姓正在积极捐款捐物。他想起自己藏在箱底的那些东西，那是他40年来虽历尽颠簸都小心保藏下来的宝贝。拿出哪一件来捐赠，才能换取新兴的人民政府对他的好感呢？经过艰难的利弊权衡，他终于决定拿出先祖乾隆皇帝用过的一个印章。这个三链章为乾隆当太上皇时所用。 中国寿山石：第二集《山之精灵》 1954年，福州苍山，福建师范学院建筑工地，师傅们正在有条不紊的工作着。一切都很平常。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年，在这个普通的工地上发现的一个小东西居然改写了寿山石的雕刻历史。这个石雕，乍一看去实在粗简。它高不过1.1厘米，长也只有6.4厘米，只比一个5号电池略大一些。似乎无论怎么看，它都难以留住众人的目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是在1954年，也是福州苍山，在另一个建筑工地上，居然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石雕。 中国寿山石：第三集《鬼斧神工》 从南北朝开始直到现在，寿山石的雕刻历史已经有1500年之久。这些就是这一千多年来，人们利用寿山石雕刻而成的不同时代的作品。以现有的雕刻实物来看，宋元以前的作品和清代的作品给人的观感不同。宋元的石雕线条平直硬朗，相比之下，清代以后的石雕要圆润细腻得多。原来，在文人自己动手在石头上刻印之前，寿山石的雕刻刀具都是长柄凿，雕刻艺人必须用肩膀抵住刀柄，依靠肩的压力促使刀在石头上运动。 中国寿山石：第四集《别样天地》 这是一个足足两斤重的田黄石，在它天然的表皮上面，有一层人工雕刻的山水图案。现在，我们将田黄上的图案做成拓片。一幅清新的笔墨山水人物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田黄石上这种有着笔墨情趣的雕刻技法被称作“薄意”。将以笔墨为传统的中国画运用到石雕中，薄意称为寿山石雕刻独有的一种技法，那么它是怎样形成的呢？ 中国寿山石：第五集《文人爱石》 12世纪末，一个叫黄幹的人来到福州寿山讲学。他是理学家朱熹的女婿，也是朱熹最可信赖的弟子之一。朱熹临终前留下三封遗书，其中一封交待黄榦，一定要修订整理他的著作。黄幹秉承师命，大力传扬朱子理论。他在寿山讲学期间，叮叮当当地斧凿声不时响在他的耳畔，那是寿山石农在大力开采寿山石。 中国寿山石：第六集《魅力传承》 那么应该怎样鉴别田黄石呢？传统的鉴别方式有两种，一是从外观上入手，另一个是靠手感。我们先来看田黄石外观上的三大特征：红筋、石皮和萝卜丝纹。红筋，也叫红格，就是田黄石上这些红色的线条。田黄石是由从高山岩上分离下来的石头滚落到溪里，再被埋入农田中形成的。石头从山上滚落时内部难免会因为撞击而产生裂缝，裂缝在泥土中受到微量元素长期的侵蚀，就会形成红色或其他颜色的筋格。那么凭借这种红色的筋格是否可以鉴定出田黄石的真假呢？
作者： 赵妮娜 陈翔
简介： 陈宝琛是著名的福州螺江陈氏的后代。从明嘉靖年间即公历1538年开始至清科举结束，陈氏家族两朝500年出了108个举人，21位进士。生于1848年的陈宝琛，自小有神童之称，早早入仕，36岁时辞官回家，之后兴办新学，开创了福州最早的新式教育，并兴建了福建第一条铁路，62岁时重返朝堂，成为最后一位皇帝傅仪的首席老师，陪伴傅仪直到1931年，参与并见证了洋务运动以及清王朝的覆亡。
作者： 王森然著
简介： 本书精彩片断： 文人之感想性格，各有不同，而艺术习练之程度有等差，此其所以异耳。今有画如此，执涂之人，而使观之，则但见其有树有山有水有桥梁屋宇而已；进而言之，树之远近，山水之起伏来去，桥梁屋宇之位置，俨然有所会也。若夫画之流派，画之格局，画之意境，画之趣味，则茫然矣。何也？以其无画之观念，无画之研究，无画之感想，故文人不必皆能画，画家不必皆能文，以文人之画，而使人观之，尚有所阂，何况乎非文人邪？以画家之画，使画家观之，则庶几无所阂，而宗派系统之差，或尚有未能惬然者；以文人之画，而使画家观之，虽或引绳排根旋议其后，而其独到之处，固不能不俯首者。若以画家之画，与文人之画，执涂之人使观之，或无所择别，或反之为文人画不若画家之画也。呼！喜工整而恶荒率，喜华丽而恶质朴，喜软美而恶瘦硬，喜细致而恶简浑，喜浓缛而恶雅澹，此常人之情也。艺术之胜境，岂仅以表相而定之哉。若夫以纤弱为娟秀，以粗犷为苍浑，以板滞为沈厚，以浅薄为淡远，又比比皆是也。舍气韵骨法之不求，而斤斤于此者，盖不达乎文人画之旨耳。 文人画由来久矣，自汉时蔡邕、张衡辈，皆以画名，虽未睹其画之如何，固已载诸史籍，六朝庄老学说盛行，当时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脱离物质之束缚，发挥自由之情致，寄托于高旷清静之境，如宗炳、王微其人者，以山水露头角，表示其思想与人格，故两家皆有画论，东坡有题宗炳画之诗，足见其文人思想之契合矣。王廙、王羲之、王献之一家，则皆旗帜鲜明，渐渐发展至唐之王维、张洽、王宰、郑虔辈，更蔚然成一代之风，而唐王维又推为南宗之祖。当时诗歌论说，皆与画有密切之关系，流风所被，历宋元明清，绵绵不绝，其苦心孤诣，盖从可想矣。南北两宋，文运最隆，文家诗家词家，彬彬辈出，思想最为发达，故绘画一道，亦随之应运而兴，各极其能。欧阳永叔、梅圣俞、苏东坡、黄山谷，对于绘画，皆有题咏，皆能领略。司马君实、王介甫、朱考亭在画史上皆有名，足见当时文人思想与绘画，极相契合。华光和尚之墨梅，文与可之墨竹，皆于是时表现。梅与竹不过花卉之一种，墨梅之法，自昔无所闻，墨竹相传在唐时已有之。强璪、张立、孙位，有墨迹，南唐后主之铁钩锁金错刀，固已变从来之法，至文湖州竹派，开元明之法门，当时东坡识其妙趣，文人画不仅形于山水，无物不可寓文人之兴味也明矣。 本书不仅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鲁迅这样今人熟悉的文化思想界大师，而且包括陈宝琛、王阎运、沈曾植、易顺鼎等易清诗界文坛风际会，而今却湮没无传行世的大家。评传中保存了大量经济诗文，对了解这些不应遗忘，又无文集刊印的旧年人物提供了有益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