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368 项 “阮元”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高兴政,张进顺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3
简介: 《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由于魏晋以来篆隶之变、方音之异,和异体字、俗体字层出,及古籍辗转传写而致讹谬,阅读古书时识字读音困难,需要有一部供查字音、辨字形、明字义的字书。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正适应这一需要。 《经典释文》成书以后影响至巨。然历千百年之传写刊刻,歧异迭出。今人黄焯有感于此,爰对其进行详细校勘。黄焯,字耀先,又字迪之,系黄侃先生从侄、弟子,湖北蕲春人。黄焯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将历代名家如何煌、王筠、惠栋、臧镛堂、戴震、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黄丕烈、阮元等校语及近现代学者如黄侃、吴承仕等之笺识并自己近五十年之研治所得,汇集而成《经典释文汇校》一书。 《经典释文汇校》原稿是以笺识形式记于‘同治辛未重雕抱经堂本’《经典释文》之上,由黄焯弟子贺镛抄写汇集成书,我局于一九八○年影印出版;一九八三年我局又影印出版了由黄焯断句的《经典释文》(通志堂本)。由于当年受条件所限,且黄焯亦罹重症,故原稿上有许多校语漏收。且《汇校》单出,与《释文》对照不易。 今黄焯从弟黄延祖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基金资助下对原稿进行重辑,校勘整理,并将《经典释文》(通志堂本)与《汇校》排成上下两栏,一一对应,以便比对。此次出版,另将黄焯撰写的《关于经典释文》、《经典释文正误》(未竟稿)、《经典释文略例》(未竟稿)三篇文章一并附于后,以供参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简介:儒家“十三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十三经注疏》416卷,收录儒家十三部经典以及汉至宋代经学家对十三经的注疏。“十三经”经文有过多种整理本,但其历代注疏却从未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整理。此次出版的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以清阮元校刻本为基础进行整理,整理工作包括三方面:校勘全面吸收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成果,近现代学术界有关“十三经”及其注疏的校勘、辩证、考异、正误等方面的成果也择要吸取。对全书进行统一规范的标点。对全书文字,进行仔细的甄别和严格的处理。 “十三经”的价值和影响巨大,涉及内容极为广泛,整理工作难度非常大。新整理本的出版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
作者: (汉)毛亨传
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标点。根据现行新的标点符号用法,并结合古籍整理标点的通例,对全书进行统一规范的标点。 二、文字处理。全书采用简体横排。以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根据,以《辞海》和《汉语大字典》等权威辞书为标准,对《十三经注疏》中的全部繁体字和异体字进行简化和规范化。同时又根据中国古籍和文字的特点,尤其是《十三经注疏》的具体情况,参照有关的规定和通例,对其中可能导致歧异和引起混淆的文字,进行仔细的甄别和严格的处理。 三、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对阮元《校勘记》中已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而作的一种补充和再校勘。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影响最大而又难度极大的古籍,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参与本书整理和审订工作的专家学者及编校人员达数十人。他们兢兢业业,辛勤劳动,数年如一日,为此书的问世,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作出了贡献。
作者: 刘晓东,杜泽逊编
出版社:齐鲁书社,2011
简介: 《清经解三编》收集清代重要经学著作65种,全部选取原始佳善版本进行影印, 每码上下两栏,16开精装12册。 清代是经学集大成的时代,在其中后期,先后出现了由阮元、王先谦分别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两部皇皇巨编,大体上涵容了清代经学研究的主流成果。然而,由于当时经学学术观所决定的取舍意识和时代限制等主客观原因,尚有许多高水平高价值的经学著作未被收入两《经解》之内。《清经解三编》在两《经解》编纂旨趣的基础上,延伸其时代,扩大其范围,更加广泛完备地搜采其所未收的经学著作,弥补了两《经解》的缺憾,为研究者研阅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经学的伟大成就。
作者: 梁启超[著]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 ……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生平和思想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见彩图梁启超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月,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鹦怕劭贾ぁ贰ⅰ读喝喂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年 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年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①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②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③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剐戳舜罅吭游摹U庑┰游模内容形式多种多?,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 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 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①《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②《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③《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年 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 在梁氏生前及身后,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①《梁任先公生年谱》1卷,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③《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④《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 总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多才多思,多情多欲,善变多变之人。要认识像他那样思想活跃,智慧超群、性格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殊非易事。而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梁启超迄今仍是学者们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从梁氏千数百万言的著述和书信中,选编这区区10万字的“自述”文字,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我们走近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作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04月
简介:
《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 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曾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82家藏书单位商借底本,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 《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四库全书》成书后著述的续选。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四库馆臣对戏曲、小说持鄙视态度而未予收入的书籍。续选之书主要是清代中期的纪晓岚、戴震、翁方纲、彭元瑞、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著作,清代后期的魏源、龚自珍直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新学”著作。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
作者: 徐正英,常佩雨 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2-1
简介: 《周礼》,亦称《周官》、《周官经》、《周官礼》,是现存儒家十三经中的一部经典,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职能分工的专书。它涉及古代官制、军制、田制、税制、礼制等国家重要政治制度,为我国秦汉以来历代国家机构建制提供了全面的参照体系,可谓研究上古文明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徐正英、常佩雨译注的《周礼(上下)(精)》的注释和翻译,力求通俗流畅。经文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为底本,分节参考了杨天宇先生的《周礼译注》,注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而又有所辨析,并注意参考考古新材料及出土古文字文献。译文多用直译,并添加必要的字句以使白话译文完整通顺,这些增添的简短字句一般不另设符号标明。但少数篇目如《秋官·司仪》等礼节繁琐,需要依靠后人注解补充大量原文所无之词句,否则难以达义,此时则将译文中添加的说明文字置于中括号中,并酌情意译,以求行文完整。
作者: (清)董诰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
简介: 《全唐文》一千卷,是有唐一代(包括五代)文章的总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总集。清康熙年间,官方曾编纂穴全唐诗锣。嘉庆十三年(一八○八)又设馆纂修全唐文,由大学士董诰任总裁。董氏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有主编巨书经验,故非以徒以位高而领衔,具体规划皆有裁定。参预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辈,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这一人员组合,对本书质量起到一定保证作用。期收录范围,系辑校《四库全书》中唐人别集和前人多种总集,旁及子史杂家与金石碑刻。释道两家,亦概搜辑。又从当时尚保存大部份的《永乐大典》中,钩稽单篇断简,使吉光片羽,赖以传世。至于延至五代,编者以为五季仅五十四年,而后唐、南唐皆自附李唐之后一时诸臣,暮晋朝梁,殊难断限」。排序循穴全唐诗移例,依封建等级序次,首帝后宗室,次百官文士等,每类作者以年代先后为序,同一作者再以文体分类诠次。 全书凡六易寒暑,始告完成,之后即交两淮盐政刊印,即所谓扬州官刻本。唐人之集,宋以后大多逐渐散佚,而本书搜遗辑夫,且收录大量诏令、书判、表状、碑志,汇成总集,从而涵盖有唐,包罗五代,「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兹。堪称唐文渊海,对研究唐代文化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故问世后,深为学者听重。
作者: (清)阮元主修;梁中民点校;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合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简介: 《广东通志·金石略》辑自清道光二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阮志》三百三十四卷,计典一(训典),表四(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略十(舆地、山川、关隘,海仿、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列传八(人物、列女、耆寿、方技、宦者、流高、释老、岭蛮),杂录一,共二十四门。《金石略》系十略之一,共十七卷,收录了我省各地自商、周、汉、晋至元代的主要金石文字近六百种。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以及山川名胜、道路关津、风俗物产、典章制度、人物职官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不少碑刻还是各地历史沿革的极有价值的文献,弥足珍贵。
作者: (清)阮先辑;孙叶锋点校
出版社:广陵书社,2003
简介: 《北湖小志》,清焦循著,是一本记述清代扬州城北北湖地区(今分属扬州市邗江区和江都市)之地理水道、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孝子烈妇、民俗风情和情况的地方专志。全书六卷,为叙六、记十、传二十一、书事八、家述二,凡四十七篇,卷首有北湖图和旧迹名胜图,前有阮元序。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扬州邗江黄珏)人。清代乾嘉之际著名易学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曾引起当时学界的振动,被推崇为“石破天惊”之作。焦循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与其所运用的独特哲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本文拟就焦循易学研究中所凸显出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作一探讨,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Leo Straus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作者: 刘小枫选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目 录 刘小枫 编者前言 尤多夫 论施特劳斯(乔戈译) / 格布哈德 施特劳斯:困惑时代中追寻真理(张双利译)/ 丕平 施特劳斯的现代世界(张新樟译) / 捷米诺 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再思索(贺志刚译)/ 曼斯费尔德 施特劳斯之马基雅维利(田立年译) 吉尔丁 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叶晓璐译 洪涛校) / 贝兰德 《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所引用的卢梭作品(罗志达译)/ 伯恩斯 前科学世界与历史主义(徐英瑾译 成官泯校)/ 伯恩斯 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娄林译)/ 梅耶斯 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徐英瑾译 成官泯校)/ 佩鲁肯 施特劳斯与基督教 (程宇译 蒋鹏校) / 格 林 现代犹太思想流变中的施特劳斯(游斌译) / 吉尔丁 施特劳斯对政治上更好和更坏的理解(蒋鹏译) / 施拉姆 施特劳斯在自由教育中的位置(李永晶译) / 附录 施特劳斯生平及主要论著年表(阮元编译) / 施特劳斯主要著作缩名表 /
出版社:海潮出版社,2012
简介: 《礼记精粹》对所选取《礼记》中的重要篇章,做了注释和翻译,帮助读者加深对这部儒家经典的理解和把握,使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故纸堆,而成为传承文明的传家宝。历代为《礼记》注释的著作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编著《礼记精粹》时,陈才俊等尽量吸取前贤的精辟之论,选录的原文主要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力求准确简明,
作者: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简介:《詩經》是周代至春秋時代詩歌的總集,由漢代毛亨作傳的稱為《毛詩》,漢代鄭玄曾加以箋注。到了唐代,孔穎達又為之作疏,稱為《毛詩正義》或《毛詩注疏》,後人將之列為《十三經注疏》之一。本次對《毛詩注疏》的標點校勘整理,以日本足利學校所藏的南宋劉叔剛一經堂刊刻的《毛詩注疏》為底本,此本是真正的宋刊十行本,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參校本則博采眾書,如唐石經、阜陽詩經殘簡、《四部叢刊》影印宋刻巾箱單注本、嘉慶二十年阮元所刻注疏本等等,達數十種之多。校勘成果則撰成《校勘記》,附於每卷之後。
作者: (清)董诰等编
简介:《全唐文(共12册)》的主要内容是:清代官修的唐五代的文章总集。一千卷。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百余人参加编纂。共收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每一位作者都附有小传。编次以唐及五代诸帝居首,其次是后妃、诸王、公主,再次为各朝作者、释道、闺秀,宦官、四裔附编书末。清宫原藏有《唐文》稿本一百六十册(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其编者为陈邦彦),清仁宗认为它“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于是下令重编。该书即在这一稿本基础上,用《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补其缺略,又从《永乐大典》辑录了唐文的单篇残段,并旁采他书和金石资料编校而成。它汇集了唐朝及五代的文章,为学者查阅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该书在编纂、考订上还有不少缺点,包括文章漏收、误收、重出,作者弄错,题目和正文的讹脱,小传记事不确,采用的书不注出处等等。清劳格和现代学者岑仲勉在读《全唐文(共12册)》的《札记》中(见劳著《读书杂识》、岑著《唐人行第录》)曾举出上述问题约四五百条。
作者: 吴平,张智主编
出版社:广陵书社,2004
简介: 1 坛庙祀典 (清)方观承辑 FB.727:01.1 2 大唐郊祀录 (唐)王泾撰 FB.727:01.2(1) 庙制图考 (明)万斯同著 FB.727:01.2(2) 3 南工庙祠祀典 (清)李奉翰编 FB.727:01.3(1) 历代郊祀志 (清)常熟纂 FB.727:01.3(2) 4-6 历代陵寝备考 (清)朱孔阳辑 FB.727:01.4-6(1) 历代宗庙考 (清)朱孔阳辑 FB.727:01.6(2) 历代山陵考 (明)王在晋编 FB.727:01.6(3) 7 文庙通考 (清)牛树梅撰 FB.727:01.7(1) 文庙续通考 (清)孙树义辑 FB.727:01.7(2) 8-10 文庙思源录考 (清)麻兆庆编著 FB.727:01.8(1) 文庙丁祭谱 (清)蓝钟瑞辑 FB.727:01.8(2)-10 11-12 圣庙祀典图考 (清)顾沅辑 FB.727:01.11-12(1) 青冢志 (清)胡凤丹编辑 FB.727:01.12(2) 昌平山水记 (明)顾炎武撰 FB.727:01.12(3) 13 昌瑞统志 (清)布兰泰撰 FB.727:01.13 14 天津淮军昭忠祠录 (清)佚名[辑] FB.727:01.14(1) 凤台祗谒笔记 (清)董恂撰 FB.727:01.14(2) 永宁祗谒笔记 (清)董恂撰 FB.727:01.14(3) 15 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 (清)吴鸿恩编辑 FB.727:01.15(1) 关中陵墓志 (明)祁光宗撰 FB.727:01.15(2) 唐昭陵石迹考略 (清)林侗撰 FB.727:01.15(3) 16 炎陵志 (清)王开〓纂辑 FB.727:01.16(1) 黄陵志 黎锦熙编纂 FB.727:01.16(2) 17-18 周陵志 (民国)宋伯鲁, 王健纂 FB.727:01.17(1) 忠武祠墓志 (清)虚白道人辑 FB.727:01.17(2)-18 19 汤阴精忠庙志 (明)张玉车辑; (清)杨世达重订 FB.727:01.19 20 孔宅志 (清)孔〓辑 FB.727:01.20 21-25 阙里志 (明)陈镐辑 FB.727:01.21-24(1) 孔庙礼乐考 (明)瞿九思撰 FB.727:01.24(2)-25(1) 至圣林庙碑目 (清)孔昭薰辑 FB.727:01.25(2) 先圣庙林记 (清)屈大均撰 FB.727:01.25(3) 26-27 续圣门通考 (明)包〓撰 FB.727:01.26(1) 宗圣志 (清)王定安编 FB.727:01.26(2)-27 28 〓矶山志 (清)柯愿撰 FB.727:01.28(1) 思义堂征信录 (清)金文藻撰 FB.727:01.28(2) 29 洪庐江祀典征实 (清)章世溶编 FB.727:01.29(1) 重建吴清山墓祠征信录 (民国)汪慰辑 FB.727:01.29(2) 30 蒯公子范历任治所崇祀录 (清)程先甲编 FB.727:01.30(1) 吴氏永慕集 (清)吴允榕撰 FB.727:01.30(2) 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 萧赓韶辑 FB.727:01.30(3) 31-32 程朱阙里志 (明)赵滂辑 FB.727:01.31-32 33 濂溪志 (清)周浩辑 FB.727:01.33 34 忠惠祠录 (明)青云编 FB.727:01.34(1) 定王台志 (清)夏献云编辑 FB.727:01.34(2) 南岳二贤祠志 (清)尹继隆编辑 FB.727:01.34(3) 35-37 岷阳古帝墓祠后志 (清)孙琪编 FB.727:01.35(1) 宋潜溪先生祠墓防护录 (清)孙锵编辑 FB.727:01.35(2) 昭烈忠武陵庙志 (清)潘时彤纂辑 FB.727:01.35(3)-37 38 漂母祠志 (清)胡凤丹编 FB.727:01.38(1) 罗氏祠堂录 (清)罗振镛编著 FB.727:01.38(2) 陆祠观礼诗纪 黎永卿等辑 FB.727:01.38(3) 胜朝殉扬录 (清)刘宝楠辑 FB.727:01.38(4) 明唐襄文公扬州专祠崇祀新录 唐肯编 FB.727:01.38(5) 39-41 京江节孝祠汇编 (清)陈宗联原集,(清)陈世芳增辑 FB.727:01.39-41 42 延陵九里庙志 (明)吴国仁撰 FB.727:01.42(1) 明孝陵志 王焕镳编 FB.727:01.42(2) 43 金陵祠祀乡贤汇传略 (清)胡沛撰 FB.727:01.43(1) 四烈祠录 四烈祠辑 FB.727:01.43(2) 毗陵忠义祠录 (明)叶夔辑 FB.727:01.43(3) 尊贤祠考略 (清)侯学愈辑 FB.727:01.43(4) 44 杨家圩周文襄公祠考略 (清)孙藩圻辑 FB.727:01.44(1) 梁祠辑略 (清)梁章钜撰 FB.727:01.44(2) 锡山钱山祠复建志略 (民国)钱守恒述 FB.727:01.44(3) 松滋祠庙事略 (清)高攀龙等撰 FB.727:01.44(4) 松滋王公揽袂集祠庙记合刊 (民国)黄元杰等辑 FB.727:01.44(5) 南水仙庙纪略 (清)师谦等撰 FB.727:01.44(6) 45 长元节孝祠志 (清)汪缙辑 FB.727:01.45 46 涧上草堂纪略 (清)徐达源辑 FB.727:01.46(1) 韩忠武王祠墓志 (清)顾沅辑; 程勋续辑 FB.727:01.46(2) 苏亭小志 (清)李彦章辑 FB.727:01.46(3) 希冯公坟图 (清)顾大昌录 FB.727:01.46(4) 紫阳宗祠记赠言汇刻 (民国)朱家驹编 FB.727:01.46(5) 47 两浙防护录 (清)阮元辑 FB.727:01.47(1) 越中先贤祠目 (清)李慈铭撰 FB.727:01.47(2) 48 义烈墓录 (清)孙树礼辑 FB.727:01.48(1) 昭忠祠志 (清)范承〓辑; 顾雪亭编 FB.727:01.48(2) 崇义祠志 (清)陆桢辑 FB.727:01.48(3) 龙井显应胡公墓录 (清)丁丙辑 FB.727:01.48(4) 49-50 于忠肃公祠墓录 (清)丁丙辑 FB.727:01.49-50(1) 西湖林小岩先生祠墓志 (清)佚名辑 FB.727:01.50(2) 51 西湖三祠名贤考略 (清)戴启文纂辑 FB.727:01.51(1) 扬清祠志 (清)丁午辑 FB.727:01.51(2) 同仁祠录 (清)孙炳奎编 FB.727:01.51(3) 52 陈忠肃公墓录 (清)孙峻辑 FB.727:01.52(1) 孙花翁墓征 (清)张尔嘉辑 FB.727:01.52(2) 吴山汪王庙志略 (清)汪文炳辑 FB.727:01.52(3) 阮文达公浙江专祠录本籍府县乡贤祠录 佚名辑 FB.727:01.52(4) 53 岳庙志略 (清)冯培编 FB.727:01.53 54-55 金陀祠事录 (清)岳鉴辑 FB.727:01.54-55(1) 照胆台志略 (清)邹在寅辑 FB.727:01.55(2) 郭孝童墓记略 (清)丁立志辑 FB.727:01.55(3) 樊公祠录 (清)孙树礼编 FB.727:01.55(4) 56 仁和王氏茔录 (清)王为桢撰 FB.727:01.56(1) 直阁朱公祠墓录 (清)朱文懋辑 FB.727:01.56(2) 象邑夏王庙志 (清)倪劢辑 FB.727:01.56(3) 57 姜忠肃公祠堂志 (清)姜炳璋编 FB.727:01.57(1) 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纪念刊 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事务所编 FB.727:01.57(2) 董孝子庙志 (清)董秉纯编 FB.727:01.57(3) 58 曹江孝女庙志 (清)金廷栋辑 FB.727:01.58(1) 剡源先正祠全录 (清)赵霈涛辑 FB.727:01.58(2) 冯王两侍郎墓录 (民国)冯贞群编 FB.727:01.58(3) 59 平湖陆氏景贤祠志 (明)陆基忠纂 FB.727:01.59(1) 平湖陆清献祠产征信录 (清)姚光宇编 FB.727:01.59(2) 60-61 临海仙岩文信公新祠录 (明)叶琰编 FB.727:01.60(1) 仙岩大忠祠录 (明)叶琰编 FB.727:01.60(2) 圣庙志辑要 (清)鹿嗣宗辑 http://www.lib.cam.ac.uk/mulu/fb72701.html
简介: 《南诏野史》此书有诸种版本,最初为明代昆明人倪辂辑,成书于明万历年间,随后以此书为底本,有数种改订本。 先后有阮元声《南诏野史》改订本、胡蔚《南诏野史》刻本增订本、王崧《南诏野史》刻本等。今存《南诏野史》诸种版本中,以胡蔚、王崧两个刻本所收内容最详,流行最广。书中主要部分有南诏历代、段氏总管、明代纪事等,多为明代以后研究南诏、大理国、段氏总管的史书所采用。 《南诏野史会证》(明)倪辑辑,(清)王崧校理,(清) 胡蔚增订,木芹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33 万字。此书汇集各方面成果材料,以南诏、大理国500多年社会历史发展为主线,重点对洱海区域的统一、南诏前期的社会经济制度、苍洱会盟和影响、异牟寻的改革、白族的形成、蒙氏王族的民族狭隘性、蒙、郑、赵、杨、段的更迭是改朝换代、大理前期与南诏一脉相承、云南政区的重大变迁、民族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等10个问题进行笺证,为研究南诏、大理 国史打开思路。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作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7
简介: 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 影印说明 石刻儒家经典,自汉以来,共有七种,保存最古而且比较完整的是唐开成石规经。 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于开成二年(公元887年)刻成,当时立于长安国子监太学,今存西安碑林。 因历年既久,剥蚀已多,偶有拓本,亦不便流傅。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佰忍堂根据石刻本,依原拓字体影摹刻版,残缺处按阮元覆刻宋椠十行本经文双钩补足,包括《周易》九卷,《尚书》十三卷,《毛诗》二十卷,《周礼》十二卷,《仪礼》十七卷,《礼记》二十卷,《春秋左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二卷,《孝经》一卷,《论语》十卷,《尔雅》三卷,《五经文字喜一卷,《九经字样》一卷,同时附刻清康熙间贾三复补刻于石壁之末的《孟子》七卷及严可均所著《唐石经校文》十卷,共成书线装七十四册,取名《景刊唐开成石经》。 该书刻印精美,内容完整,不仅方便阅读,而且对研究和保存儒家经典极有价值。现据原刻(删去张宗昌和潘复序各一篇)缩印,以飨读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