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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鼓应注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9
简介:一、本书“注释”部分化费的时间最多。经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或一句话,查遍了古注而找不到恰当的解释。 二、本书的“今译”依据“注释”,并参考目前已译成之中英文译本,为使译文畅晓与切近原意,别人译得好的语句我尽量采用。有许多地方与别人的译法不同,乃是出于我个人对庄文之解释观点所致。 三、本书所用庄子原文,为根据庄孝忾点校的郭庆藩集释本(世界书局影印本》。郭庆藩集释收录了郭象注、戍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清代王念系、愈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并附有墉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集释原根据黎庶晶洁逸业书覆床本,庄校又根据续古逸估丛书影宋本、阴世陷隆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庄叔岷校释、刘文等书加以校正。本书凡有增补或删改原文时,均于“注释”中说明。 四、庄书极为庞杂,而杂篇中尤为杂乱。为了明晰起见,将全书标上数字号码以分节次段落。 五、本书注译时,除参考古今校注外,还参考英、日文和大陆学者有关庄污的专述。本书的参考,只限于考据字义的解释,这是据于学术上的需要,不涉及政治思想问题。 六、本书撰写期间,值俨灵先生先后印出庄仔集成初编与庄《艺文印书馆发行》,使本书在注释工作上得到许多的方便。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
简介: 《庄子》一书,晋时极受重视,注家众多,其中以郭象注最受欢迎。郭注重义理,对庄子思想颇有发挥。唐人成玄英在郭注基础上,对书中的史实典故、人物地名、字词音义等重加考释,内容翔实,亦有章句串讲,是研读《庄子》之必读书。《中华国学文库:庄子注疏(精)》为简体横排本,收入“中华国学文库”丛书。
作者: 胡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近百年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好评,再版数十次,销量极为可观。胡适先生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其著作大多通俗易懂,本书可谓是一套中国*通俗的中国哲学史。本套《中国哲学史》对应着先秦、中古、近代哲学三个分期分为上中下三册。本套《中国哲学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并称为中国哲学史上并蹄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近代化、通俗化有开创之功。因此,《中国哲学史》可谓先生的定鼎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目录】
(上)
*篇导 言 /1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21
*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22
第二章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28
第三篇老 子 /31
第四篇孔 子 /47
*章孔子略传 /48
第二章孔子的时代 /51
第三章《易》 /56
第四章正名主义 /66
第五章一以贯之 /75
第五篇孔门弟子 /87
第六篇墨 子 /103
*章墨子略传 /104
第二章墨子的哲学方法 /110
第三章三表法 /115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119
第七篇杨 朱 /127
第八篇别 墨 /135
*章墨辩与别墨 /136
第二章墨辩论知识 /141
第三章论辩 /148
第四章惠施 /166
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172
第六章墨学结论 /183
第九篇庄 子 /187
*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188
第二章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197
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 /207
*章《大学》与《中庸》 /208
第二章孟子 /215
第十一篇荀子 /225
*章荀子 /226
第二章天与性 /230
第三章心理学与名学 /240
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253
*章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254
第二章所谓法家 /268
第三章古代哲学之中绝 /284
……
目录(下)
*篇 近 世 哲 学 /1
第二篇 理 学 时 期 /5
*章周敦颐 /6
第二章邵雍 /9
第三章 程颢 /19
第四章 程颐 /28
第五章 朱子 /31
第三篇 反理学时期 /55
*章顾炎武 /56
第二章 颜元 /60
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 /68
第四章 李塨 /99
第五章 戴震 /104
第六章吴稚晖 /204
第四篇 清代思想史 /225
第五篇 论科学 /237
*章科学的人生观 /238
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 /243
第三章实验主义 /245
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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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老子
一、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 •曾
子问 •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
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 •序录》、《文选注》、《后汉书 •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 •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 •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 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 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 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 570年左右。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 •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
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
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 •曾子问》注: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
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
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
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苕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
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
贼无有!
这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
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叹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
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
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1]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四、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又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
“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
[1] 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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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 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
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
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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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无
老子是*先发见“道”的人。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太微妙了,不容易说得明白。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着想,于是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无”的性质、作用,处处和这个“道”*相像。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即是虚空。上文所举的三个例,一是那车轮中央的空间,二是器皿的空处,三是窗洞门洞和房屋里的空处。车轮若无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物事;门户若没有空洞,便不能出入;房屋里若没有空处,便不能容人。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的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他,便没有用处。这几项性质,正合上文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形容。所以
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所以他既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方面又说: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
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强名之”,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他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是对于有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只因为老子把道与无看作一物,故他的哲学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庄子便不如此。老庄的根本区别在此)。
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且看他怎样说这无中生有的道理。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也可见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能形容他,又叫不出他的名称,只得说他是“无物”;只好称他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好称他做“恍惚”。这个“恍惚”,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后来忽然从无物之象变为有物,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便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历史(论象字参看下文第四篇第三章)。
六、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初提出这个
问题的人。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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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这一段论名的原起与名的功用。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故说“其中有信”(《说文》:“信,诚也。”又古谓符节为信)。这些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里面。如说
“人”便可代表人的一切表德;说“雪”,便可代表雪的一切德性。个体的事物尽管生死存灭,那事物的类名,却永远存在。人生人死,而“人”名
常在;雪落雪消,而“雪”名永存。故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众甫即是万物。又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此字指“名”。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俞樾说常通尚;尚,上也)。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
以观其徼(常无常有,作一顿。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老子说:
道常(常,尚也)无名朴(五字为句,朴字旧连下读,似乎错了)。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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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合以降甘露(此八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王弼今本之作止。下句同。今依河上公本改正。之止古文相似,易误)。知之所以不治。(王弼本所作可,治字各本皆作殆。适按王弼注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细看此注,可见王弼原本作“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若作知止,则注中所引叔向谏子产的话,全无意思。注中又说“任名则失治之母”,可证殆本作治。注末殆字同。后世妄人因下文四十四章有“知止不殆”的话,遂把此章也改成“知止可以不殆”。又乱改王注知之为知止,所以不治为所以不殆,却忘了“失治之母”的治字,可以作证。不但注语,全文可作铁证也。)
这是说*的道是那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王弼训始制为“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似乎太深了一层),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智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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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读现)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
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销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欲是名词,谓情欲也),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
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文明进步,用机械之力代人工。一车可载千斤,一船可装几千人。这多是什伯人之器。下文所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正释这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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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
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七、无为
本篇第三节说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放任无为的政策。*说的根据,上节已说过。如今且说他的无为主义。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 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的放任主义。如
18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
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
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
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
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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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大匠斫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以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
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
八、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政治哲学相同,也
只是要人无知无欲。详细的节目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
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
于人而贵食母。
别人都想要昭昭察察的知识,他却要那昏昏闷闷的愚人之心。此段所说的
“贵食母”,即是前所引的“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别处又说“圣人为腹
不为目”,也是此意。老子只要人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一个无思无虑的愚
人;不愿人做有学问知识的文明人。这种观念也是时势的反动。《隰有苌
楚》的诗人说: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老子的意思,正与此相同。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
的事,心生无限烦恼,倒不如无知的草木,无思虑的初民,反可以混混沌
沌,自寻乐趣。老子常劝人知足。他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孙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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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按,《韩诗外传》引可欲作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
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
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
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
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
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
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决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
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
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
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
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
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
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
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
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
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
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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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庄 子
*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一、庄子略传
庄子一生的事迹,我们不甚知道。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吏。《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275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共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也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即如《胠箧篇》说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十二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可见此篇决不是庄子自己做的。至于《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文笔极劣,全是假托。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大抵《秋水》、《庚桑楚》、《寓言》三篇*多可靠的材料。《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其余的许多篇,大概都是后人杂凑和假造的了。
《庄子•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释文》云:稠音调,本亦作调)。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一段评论庄子的哲学,*为简切精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我们研究他的哲学,且先看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二、万物变迁的问题
试看上文引的《天下》篇论庄子哲学的*段便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哲学的起点,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前的人也曾研究过。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是老子对于这问题的解决。孔子的“易”便是孔子研究这问题的结果。孔子以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为天下之至赜,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便是孔子的进化论。但是老子、孔子都不曾有什么完备周密的进化论,又都不注意生物进化的一方面。到了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天下》篇所记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里面,有“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诸条,都可为证。《墨子•经上》篇说“为”有六种:(一)存,(二)亡,(三)易,(四)荡,(五)治,(六)化。《经说上》解“化”字说:“龟买,化也。”买有变易之义。《经上》又说:“化,征易也。”《经说》解这条说:“化,若龟化为鹑。”征字训验,训证,是表面上的征验。“征易”是外面的形状变了。两条所举,都是“龟化为鹑”一例。此又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了。但是关于这问题的学说,*详细*重要的却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面。如今且先说《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三、《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这部书本是后人东西杂凑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互相冲突的议论。即如进化论,这书中也有两种。*种说: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口,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这一大段全是《周易•乾凿度》的话(张湛注亦明言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夫有形者”至“故曰易也”一段,亦言引《乾凿度》,不言出自《列子》也)。《乾凿度》一书决非秦以前的书,这一段定是后人硬拉到《列子》书中去的。我们且看那第二种进化论如何说法: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生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膻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天瑞》)
“疑独”的疑字,前人往往误解了。《说文》有两个疑字:一个作,训“定也”(从段氏说)。一个作,训“惑也”。后人把两字并成一字。这段的疑字,如《诗经》“靡所止疑”及《仪礼》“疑立”的疑字,皆当作“定”解。疑独便是永远单独存在。
这一段说的是有一种“无”:无形、无色、无声、无味,却又是形声色味的原因;不生、不化,却又能生生化化。因为他自己不生,所以永久是单独的(疑独)。因为他自己不化,所以化来化去终归不变(往复)。这个“无”可不是老子的“无”了。老子的“无”是虚空的空处。《列子》书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既然说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了。《列子》书中有一个故事,*足破除这种主宰的天的迷信。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说符》)
此即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邓析“天之于人无厚也”的意思。这几条都不认“天”是有意志的,更不认“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列子》书中这一段更合近世生物学家所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
四、《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秋水》篇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这条学说可与《至乐》篇的末章参看。《至乐》篇说:
种有几(几读如字。《释文》读居岂反,非也。郭注亦作几何之几解,亦非也),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一节亦见《列子•天瑞》篇。惟《列子》文有误收后人注语之处,故更不可读。今但引《庄子》书文)
这一节,自古至今,无人能解。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但是其中有几个要点,不可轻易放过。(一)“种有几”的几字,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本像生物胚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原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做蛙玭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玭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做陵舃。自此以后,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三)这一节的末三句所用三个“机”字,皆当作“几”,即是上文“种有几”的几字。若这字不是承着上文来的,何必说“人又反入于机”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见这一句是回照“种有几”一句的。《易•系辞传》“极深而研几”一句,据《释文》一本几作机。可见几字误作机,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一步的“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宣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做“天均”。
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所以《齐物论》借影子作比喻。影说: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郭象说这一段*痛快。他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返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焉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知北游》篇也说: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适按,非物下疑脱一耶字)。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律来证明上帝之说。以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从甲果推到乙因,从乙果又推到丙因,……如此类推,必有一个“*后之因”。那*后之因便是万物主宰的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也用这因果律来驳他道:因果律的根本观念是“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一条。如今说上帝是因,请问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若说上帝是“*后之因”,这便等于说上帝是“无因之果”,这便不合因果律了,如何还可用这律来证明有上帝呢!若说上帝也有因,请问“上帝之因”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便是《知北游》篇说的“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说是“无已”。可见万物有个主宰的天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了。
五、进化之故
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这话《庄子》书中却不曾明白回答。《齐物论》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竟是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庄子》书中却也有许多说话和这问题有关。例如《齐物论》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又如《秋水》篇说: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
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
又说: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
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一、庄子的名学
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
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
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闲闲(《释文》云:有所闲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齐物论》)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能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齐物论》)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
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胜了我,难道你便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纪,却要去摹仿那四千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
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
(2)
(3)
这是“甲”。
这是“非甲”。
这是“乙”
(4)
(5)
(6)
这是“非乙”
这是“丙”。
这是“非丙”。
(7)
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沦》)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
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章所引的话: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还是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养生主》篇说老聃死时,秦失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时而处顺”,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乐天安命的意思。《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三、结论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因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趾支离无脤、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不觉得残丑,别人也都不觉得他们的残丑,都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这是庄子哲学的纲领。他只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恶、好丑、贫富、贵贱……种种不同之中,寻出一个同的道理。惠施说过:“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他的“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无成与毁”,……都只是说“万物皆一”。《齐物论》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为世界*高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他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只是这个道理。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作者: 陈鼓应注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7
简介:《庄子今注今译》(上下)(最新修订版)是对《庄子》的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初版于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此次修订再版,采用横排简体字,并吸收了有关庄子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本书所用《庄子》原文,为根据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释》本。郭庆藩《集释》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清代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并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集释》原根据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本,王校又根据《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王叔岷《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等书加以校正。本书凡有增补或删改原文时,均于“注释”中说明。 二、本书的“今译”依据“注释”,并参考目前已译成之中英文译本,为使译文畅晓与切近原意,别人译得好的语句我尽量采用。有许多地方与别人的译法不同,乃是出于我个人对《庄》文之解释观点所致。 三、本书“注释”部分花费的时间最多,经常为了一个词字或一句话,查遍于古注而找不到恰当的解释。注解之外,还要顾到考证校勘,例如篇“其心忘”,今本误作“其心志”;“不以心损道”,“损”字今本缺坏为“捐”字,古人依误字作注,因而常附会其辞。“注释”部分,我前后易稿多次,起初用白话文解释,然而发觉今注容易把前人的见解混成了自己的意见。为了表明今注有所根据,于是在后面又附上前人的注解。这样除了达到解释原著难句的目的之外,还可把历代各家注《庄》的成绩列示出来。但有时要确定一个注解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还需做一番查证的工作,因为前人注书常互相因袭,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混在一起而不加说明。例如清代陈寿昌《南华真经正义》,时而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抄录宣颖《南华经解》之处颇多。宣颖的注解简洁精到,很受近代人推崇,宣解中偶尔也可发现和林云铭《庄子因》注语相同处,进一步核对,可发现林宣之注受宋代林希逸《口义》影响很大,有时注文也直接引自《口义》。这样,要选注和标明出处,注释一段原文往往要花上许多时间,全书就这样牛步地工作了好几年才脱稿。 四、《庄》书极为庞杂,而杂篇中尤为杂乱。为了明晰起见,将全书标上数字号码以分章次段落。 五、本书注译时,除参考古今校注外,还参考英、日文和内地学者有关《庄子》的专述。本书的参考,只限于考据字义的解释,这是据于学术上的需要,不涉及政治思想问题。 六、本书撰写期间,值严灵峰先生先后印出《庄子集成初编》与《庄子集成续编》(艺文印书馆发行),使本书在注释工作上得到许多的方便。书稿出版之前,复蒙严先生阅正,甚为感谢。罗其云同学帮忙校对,一并致谢。 本书初版于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80年,在旅居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从事研究期间,对旧版作了大幅度修订,并交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1995年略作修订,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重排。 此次出版横排简体字本,我又对书中所引资料进行校勘修正,对白话翻译及注文作了润饰。方便读者起见,《庄子》原文仍保留繁体字,而白话翻译、注释等使用简体字。近年学术发展甚速,庄子研究方面屡有新见。闲暇当对全书再作彻底修订,以不负读者及同仁多年的厚爱。 蒙杨德炎总经理支持,北京商务印书馆近年陆续出版了我的多种著述,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有关排印等各项事宜,获著作室主任常绍民先生等费心协助,一并感谢。 陈鼓应 2007年6月于北京海淀寓所
作者: 陈鼓应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年09月
简介:
陈鼓应注译的《庄子今注今译(上下)》所用《庄子》原文,为根据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释》本。郭庆藩《集释》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清代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并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王校《集释》以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本为底本,又根据《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王叔岷《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等书加以校正。本书凡有增补或删改原文时,均于“注释”中说明。
作者: [(春秋)老子著];傅云龙校注.庄子:全文注释本[(战国)庄子著];陆钦注释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0
简介:《老子》,又名《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先秦道家经典。相传为春秋末期老聃撰。 《庄子》是我国古代《老子》之后又一部道家的代表著作。据《史记》记载,庄周“著书十余万言”,“以低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晋代郭象注本三十三篇,为今通行本,即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在我国古代哲学史、文学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本著作,想象丰富奇特,文风汪洋恣肆,多以寓言故事阐发哲理。
作者: 钱穆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11
简介: 庄子书为中国古籍中一部人人必读之书,但义理、辞章、考据三方面,皆须学有根柢,乃能通读其书。晋郭象注庄,阐发义理,文字训诂非所重,而其所陈义,则亦多搀魏晋玄学,未必尽符庄书本意。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则兼采其前解庄诸家,辨音义、考训释,而鲜涉义理;然唐以前庄书旧诂,惟赖以存。又有晋支遁以还,历代亦有会通释氏义以言庄子者,要为治庄一大宗。明季焦蛇庄子翼营萃宋明诸家旧义,采撷极富,诸家原书之失传者,亦赖是以考见焉。清儒汲古功深,於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等各方面,所得有超轶於前代者。乾、嘉之世,所重在治经;道、咸以降,复以治经之法注诸子书。同、光时期,有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二书最为通行。集释备录郭注、成疏、陆氏音义,尤多采摭清代考据诸儒。其书虽便於翻阅,然於郭注与庄子之异同,实未能分辨。王氏治桐城古文,知尚简要,不尽取郭注与陆氏音义,而多采清初宣颖南华经解,遂亦得宣书活趣之长,而无一般注解书拘滞之病,故颇便初学;然於庄书义解,仍缺深趣。挽近注庄,後出转精,而钱宾四先生庄子纂笺一书,自当为其冠冕。
作者: 任剑涛主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2
简介:[内容提要]本文专门考释郭店楚简《五行》。一方面,根据思想内容和原有章号,将《五行》分为六篇共三十一章。另一方面,指出该书思想深邃,逻辑严密,一气呵成,是子思的一部重要著作。 [关键词]五行上下内外思孟学派 思孟五行说失传两千余年矣,所以1973年《五行》篇出土于马王堆汉墓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年后此篇再现于郭店楚墓,更令学者称奇。 这篇佚书的文本结构如何?帛书本的章号以及《说》对经文的断章多有失误,这说明汉人已经不了解《五行》的文本结构了。相比之下,简本的章号十分合理,但也有缺失。本考释根据思想内容和原有章号,将《五行》分为六篇共三十一章。认为该书思想深邃,逻辑严密,一气呵成,是子思的一部重要著作。 思孟学派的思想有两大主脉,一日上下,二日内外。以《天命》三句教言之,“天命之谓性”,自上而下也;“率性之谓道”,自内而外也;“修道之谓教”,自外而内也。以孟子言之,“尽心,知性,知天”,自下而上也;“仁内义外”,内外有别也。今观《五行》,主要论内外问题。 第一篇 本篇为全书之纲要。这种体例与同时出土的《老子》、《大常》以及传世的《天命》、《大学》等典籍一致,盖为先秦时期的著书习惯。 全篇包含两章。第一章论何谓五行;第二章论五行与四行、德与善、天道与人道之区别,以彰显圣的特殊地位。 第一章 [原文] 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形;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 [帛本]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木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第一章) [考证] 什么是“形于内”,什么又是“不形于内”?这是正确理解《五行》的关键问题。窃以为,所谓“形于内”,即指自然形成于内在心性的道德。“形于内”的过程,也就是《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自诚明”的过程。所谓“不形于内”,是指通过学习外在的道德规范而形成的道德。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庸》所说的“修道之谓教”、“自明诚”的过程。 就仁、义、礼、智四行而言,为什么“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呢?“德”者,得也,得自天者,亦即性矣。由于“形于内”者为自然形成于内在心性的“行”,故谓之“德之行”;而“不行于内”者为通过学习外在的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行”,故只能“谓之行”。 郑玄《周礼·地官·师氏》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也就是说,“德”和“行”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或不同阶段。看来,这种解释并不适合《五行》。学者们以之解《五行》,盖不恰。 [内容提要]本文将郭店竹简中的《六德》与《五行》两篇合说,分别从“‘君子三通”、“君子五行”和“君子慎独”三个层面回答了何谓君子之道的问题;君子之道始于“三通”(男女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延伸至“五行”(仁义礼智圣),最终归结为“慎独”(统合五行于一心);从“三通”、“五行”“到“慎独”,三大环节的依次递进,既是君子之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通往君子人格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郭店竹简君子六德五行慎独 郭店竹简中的《六德》与《五行》均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德目进行了论述:前者论“六德”(圣智仁义忠信),后者言“五行”(圣智仁义礼)。虽然两篇的论述角度、运思理路颇为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重视君子与德行的关系,都强调君子之道或“君子立身大法”。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谓君子之道?君子之道的具体内容如何?本文将《六德》与《五行》合说,分别从“君子三通”、“君子五行”和“君子慎独”三个层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君子“三通” “君子三通”是《六德》提出的命题。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一命题,需要从《六德》中关于“六位”、“六职”和“六德”的划分说起。 《六德》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划分为“六位”(会、妇、父、子、君、臣)和“六职”(率人者、从人者、使人者、事人者、教者、受者),并为他们确定了相应的伦理规范,称之为 “六德”(圣智仁义忠信): “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此]六位也。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受者。此六职也。既有夫六位也,以任此[六职]也。六职业既分,以卒六德。”“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 “六位”、“六职”与“六德”具有对应关系。《六德》对这种对应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夫者,“以智率人多。”智也者,夫德也”。妇者,“以信从人多也。信也者,妇德也”。“既生畜之,又从而教诲之,谓之圣。圣也者,父德也。子也者,会谆长材以事上……仁者,子德也”。君者,“以义使人多。义者,君德也”。臣者,“以忠事人多。忠者,臣德也”。这种对应关系旨在确保夫妇父子君臣各就其位·,各行其职,各从其德。 “六位”、“六职”与“六德”的对应组合实际上涉及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两大领域——家庭与帮国,即所谓“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六德”既针对内,也指向外,其功能是要达到“门内”与“门外”的共治。然而,对于每一个体而言,“门内”与“门外”的角色可能是交叉重叠的,例如,既为人子也为人父,既为人子也为人臣。如果个体面临角色冲突,那么,他(她)如何在作为人伦规范的六德之间进行选择?《六德》给出了两条原则:一是内外有别,即“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有所不同:“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二是内先于外,即按血缘关系所产生的亲疏远近进行选择:“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 不过,君子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君子能平衡“门内”与“门外”的角色冲突,从而做到内外皆得:“君子言信言尔,言炀言尔,设外内皆得也。”因此,君子是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并举,是圣、智、仁、义、忠、信皆得,是“六德”的典范。 然而,如何成为君子?或者君子之道从何处开始?君子之道始于“三通”:“凡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绎之也六,其衍十又二。三者通,言行皆通。三者不通,非言行也。三者皆通,然后是也。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弊也。”所谓“三通”具体是指:“男女别生言,父子新(亲)生言,君臣义生言。”这是君子之“立生大法”:一方面,“三通”是君子立身行事的起点,是事关君子人格能否建立的生死之地。因为,由“三通”可延伸为“六德”(圣智仁义忠信),进而扩展至“十义”(父慈、子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如则“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而诬陷蔑由作也”。另一方面,如果三者不通,则意味着“六失去根基:“男女不别,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君臣无义。”其果是,“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昏所由作也”。由此可见,“君子三通”乃君子之道的起点与朽所在。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研究《庄子·齐物论》解释史的一个章节,它不是一般叙述郭象对《庄子》思想的解释,而是探讨他对《齐物论》的理解与整部《庄子》注的关系。分析表明,体现郭象注的自然主义倾向的两个重要范畴,造物无主与性分自足,源于其对《齐物论》中听天籁、齐万物之类思想的发挥。同时,这些观点又被他运用到对《庄子》其他篇章,如《逍遥游》、《大宗师》及《秋水》等的注解上去,从而构成了其独特的玄学体系。郭象对《齐物论》的特别理解,还在于他用是非双遣的思想方式处理庄子齐是非的吊诡,并由此导向一种与世俗权力秩序相一致的政治立场。 [关键词]齐物论自然主义造物无主性分自足吊诡比起阮籍和嵇康,郭象同《庄子》关系显然更密切。他不只是一般的爱好或演绎庄子的思想,而是通过注释《庄子》而在哲学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郭象注《庄》之成功,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把《庄子》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推到顶峰。郭象对向义“述而广之”之后,“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向秀传》)。第二,郭象通过注《庄》发展出一个有自己见解的哲学体系,他的《庄子注》既是理解《庄子》的一种途径,也是玄学本身的重要创获。第三,他对《庄子》的理解,成为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不但欣赏《庄子》者会接受郭义,甚至是贬斥《庄子》者,其态度也可能是通过读郭注而形成的。由于郭象直接注《庄》,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获,所以本文所关注的角度,就非郭象与《庄子》之同,而是两者之异。只有从差异中才能看出这种解释的创造性。 在《庄子序》中,郭象推祟庄子之言“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虽然郭象注《庄》时是将全书作为完整的体系看待的,但上述概括中除“明内圣外王之道”出自《天下》外,其他说法均与《齐物论》有关。《齐物论》思想的深刻与丰富,自然使其成为郭象解《庄》时攻克的重镇。下面的尝试是,从探讨《齐物论》对郭象思想创获的意义人手,研究他的《齐物论》注同整部《庄子》注的关系,并进而透视其注《庄》态度背后的社会思想立场。 ……
作者: (战国)庄子 著,冯友兰 译
简介:庄子编著的《庄子(汉英双语)》的英文部分以1989年版为底本,包括1931年初版导言、《庄子》(内七篇)英文译文(其中穿插有郭象注的部分内容及少量译者注)和以“郭象哲学”为题的附录一,还特别收录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第十章《道家第三阶段:庄子》作为附录二。冯友兰译本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收录了晋人郭象的《庄子》(内七篇)注,更在于译者在此基础上对郭象哲学思想的评论和对《庄子》的阐释与解读,其详尽的译注对外国读者了解庄子哲学大有助益。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特别增加《庄子》(内七篇)和郭象注的中文部分。
作者: 刘文典 撰,赵锋,诸伟奇 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5-1-1
简介: 刘文典著的《庄子补正》收录《庄子》全部原文 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陆德明音义,并广泛征引王念 孙、王引之、卢文弨、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 培、马叙伦等人的校勘成果,刘氏补正置于各篇相关 内容之下。
作者: (战国)庄周 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9月
简介: 通行的郭象本共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学界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亲笔所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出自庄子后学和后人伪托。庄周的《庄子译注》拟选“内篇”七篇,“外篇”五篇,“杂篇”两篇,以简约义丰、深刻隽永的文章为选择标准。另外,所据底本为晋代郭象《庄子注》,凡郭象注有不通的地方,参校成玄英《庄子疏》、陆德明《庄子音义》、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等人的训诂考证,加以校释。《庄子译注》体例参照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横排简体版),分为“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个部分。题解部分位于原文之前,先阐述文章中心要旨,再详解各部分章节的中心要点和段落大意。原文以郭象注本为据,尽量不改动原文;注释以清晰简明为原则,省去各家注疏,择意义通明者;译文则尊重庄子文风,以信、达、雅为原则,说理文字简练通达,明白晓畅,抒情文字酣畅自然,保留诗味。
简介:关于性命之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尽心下》中的一段论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通过人的感官享受的不能实现和仁义天道的应该实现而将社会性的仁义天道规定为人的大性,于是,感官享受的能否实现就成了外在于人的命运,而社会性的仁义道德就成了内在于人的本性。这是性与命的置换,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角色的置换。应该说,这一买换有着巨大的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为人设定了存在的价值依据。这一置换对中国哲学的人性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政治意识形态也有着直接而深远的意义。 然而,任何理论在使用过程中都必然会同时将自身的负面因素发挥出来,孟子的性善论在现实中往往还发挥着压制人的个性与合理的欲望的作用,起码是被当作借口。(庄子》在论述 性命问题时,主要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体,以外在的事功命运为用,将人的自然本性规定为自然而然。如《庄子》说:-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自三代以下者,匈匈马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吾所谓臧者,非 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人之性、命不是仁义,也不是自然的情欲,而是常然的本性。只有合于这种本性,才算得其正,顺其善,方为仁人。这并个是简单的自然人性论,不是将人的动物性的感官欲求当作人性的本质,而是将这种欲求的自然而然的特点捉到了本体的高度,进而将其规定为人性的本质。苏轼的人性论与庄子的人性论相近,他明确地反对孟子的人性论,反复论证人性本于人的自然性,礼仪道德与人的自然本性是一而不二的,是人不知其所以然却能自然而然地施行的东西,反对把某些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规定为人的本性,他在注释“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说: 昔者孟予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予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肩负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敢问性与道之辩,曰:难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则声也,性之似别闻也。有声而后有闻耶?有闻而后有声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予曰:“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卷7) 善是一种道德观念,极易僵化,如果把它规定为人性,人就容易变成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性善论的存在状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张载和朱熹的哲学的某些弊端就发源于此。在苏轼看来,善仅仅是性的一种显现,并不是性本身,在这里,《东坡易传》实际上给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切断性与伦理取向间的联系,也就切断了性善与情恶之间的联系,而善作为“性之效”,也就有可能成为情的伦理属性。往往就是这些微妙的差别,导致了两种理论的本质的不同。 苏轼将水看成是阴阳始交的宇宙生成状态,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说:“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识之,故其言日‘上善若水’,又日‘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b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卷7)《东坡易传》中的“水”是一个虚灵的概念,“有无之际”决定了“水”的玄妙性,它上通于道,但不是道,“几于道矣,而非道也”,因为道是只能接近而无法完全具象化的;“水”又下达于物, 但又不是具体的物,“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水”的物化形态就是“无常形”。那么,“水”的形上本质就是不戕害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顺应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的自然之道。所以,苏轼对于道的看法必然导致“一物有一物之道”,与朱熹的僵化不变的“天理”必然会发生冲突。“水”无常形,随物赋形,因物之形为己形,这就是“水”的独立之“形”。苏轼将宇宙生成归结到“水”,因此而与人生发生关联,这是苏轼哲学的重要特点。 第二,存在论。这里所谓的存在论,是指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的状态的取向及其合理性的论述。《东坡易传》的存在论与其宇宙生成论密切相关,是一体的两面。在其存在论中,关于“独化”、“无心”、“体无”、贵静、主柔等问题的论述,与其宇宙生成论一起构成了宇宙的生成和存在状态的完整的思想系统,也更为鲜明地体现出了《东坡易传》的思想理论特色。他的存在论鲜明地体现了物各有性,物性即自然,自然即合理的主张,是对郭象以庄注易而提出的“独化”论的继承和发展。《东坡易传》在解释“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时说了大段话,其中“贵贱自位”、“刚柔自断矣”、“吉凶自生”、“变化自见”、“未尝有择”、“未尝有意”、“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卷7)等等,强调的都是物性自然,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之有仁、义,完全是“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的结果。 苏轼强调“自”行其事、“物各得之”,实际上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僵硬的规定性,都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在本质上更倾向于心理主义的原则和审美化的生活态度,这与郭象以庄注易的“独化”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扬弃了郭象思想中的某些糟粕性成分,极大地发挥了其合理性的一面,创造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关于“独化”,郭象说过很多,但郭象以人心不足为“生民之所惑”(《秋水》注)的大病,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名教内自有乐地”的“独化”。当然,郭象的《庄子注》在许多篇章和段落中表现出对名教的批判,认为礼仪是一种虚饰,并不一定符合人的本性,并不一定适合当时的情况。因此,不仅可以从郭象的理论中推出名教即自然的结论,也可以找到自然高于君命。自然高于一切的根据。应该说,苏轼正是在这一走向上继承和发展了郭象注庄的思想。《东坡易传》的存在论做到了彻底意义上的“独化”:“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惟莫之伤,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倌,未有若水者也。”(卷3)这里的“信”,是超越了一切“常形”之物的不囿于一切外在事物的自足的精神,这种精神绝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它充溢于宇宙之间,它“因物以为形”,因此它是绝对自足而又绝对自由的。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精神绝对的自足与自由而“无常形”、“以心通”,因此“遇物无伤”,最终可以“胜物”,可以包容一切,他说:“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惟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卷3)这就是心与物的关系。“道”、“水”、“心”是绝对独立自足和自由的存在,也是具有绝对正面价值的存在。 第三,情本论。苏轼基本上认同《庄子》的自然主义的性命观,苏轼在《说卦》注释中说:“……是以君子贵性与命也。欲至于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溯而上之。夫所以食者,为饥也,所以饮者,为渴也,岂自外入哉!人之于饮食,不待学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盍徐而察之?饥渴之所从出,岂不有未尝饥渴者存乎,于是性可得而见也。有性者,有见者,孰能一是二者,则至于命矣。”(卷9)饥渴之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只有把握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本性,才能把握外在的人力可为的命运。这种性命观与《庄子》将人的自然而然的自然本性规定为人的本性十分相近。当然,无论是庄子还是苏轼都不是将人的动物性的感官欲求当作人性的本质,而是将这种欲求的自然而然的特点提到了本体的高度,进而将其规定为人性的本质。苏轼说:“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性至于是,则谓之命。……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卷1)朱熹作《杂学辩》,将《东坡易传》当作异端之首,他说:“苏氏此言,最近于理。夫谓‘不善日消,而又不可得者’则疑若谓夫本然之至善矣。谓‘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则疑若谓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为性之所在,则似矣。”当然,朱熹知道苏轼所说的那个人性中不变的东西不是他所说的“天理”,而是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本性的东西:“性至于是,则谓之命。”那么,这就必然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这样,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的施用过程中必然导致以情为本,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情本论。 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反复论证人性本于人的自然性,礼仪道德与人的自然本性是一而不二的,是人不知其所以然却能自然而然地施行的东西。应该说,苏轼的人性论是从人的自然的感性需求抽绎出人情,这种人情秉承了人的感性需求的自然性,但又超越了物质层面上的自然需求,使之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并与性、理、道相融为用,具有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相对抗的性质。因此,苏轼的情本论成为中国传统人论、入学中最为光彩的篇章,对中国的文格、人格的解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更是巨大的。 ……
作者: 阎建中释译;李思齐校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简介:《南华真经释义(上下)》编著者阎建中。 《南华真经释义(上下)》也即《庄子》一书。《南华真经》是以“齐物论”为理论基础,以超脱五浊对大道真心的障蔽为修证次第,全面阐述人生宇宙事实真相的经典。庄周先生自称“寓言十九”,解得《南华真经》各章各节的寓意,方是得其文之真义的锁钥。《南华真经》全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共三十三章,每一章的题名就寓托了其文所要阐明的核心思想。本译著参究《南华真经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中华书局)与《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两书,对《南华真经》原文进行校定。根据汉文字的本义,结合《金刚经》《大佛顶首楞严经》《道德经》《大学》《中庸》等经籍对《南华真经》经文大意进行了必要的诠释,综合儒、释、道精神完成了对《南华真经》全文的诠译,阐明了《南华真经》的真义所在。
作者: 沈善增著
简介:目录*处为上下结构上边“丰和刀”下边“齿”以前读一些讲解佛经的著述,开篇都是从解题着手,而且,从总到分,洋洋洒洒要讲一大篇。一个词一个词地落实、引申,一个经题可以做成一篇博士论文,觉得这样非常烦琐。因此,我第一稿注《逍遥游》时,是没有题解的。但实际注下来,发现直接切入正文,效果也未必佳。古人解经从题目着手,自有他的道理。尤其是我这次移宫换羽,改走一本正经以庄注庄的路子,考虑再三,还是走这条老路,才是终南捷径。因为从解题进入,至少有三条好处。 首先,可以看到,《庄子》一书,是作者精心写成,而非由后学辑录而成。 《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五十二篇。到晋代的司马彪注本,计有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合五十二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注本——郭象注本,只剩下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合三十三篇。少掉的十九篇,不是郭象没看到,而是被他认定不是出自庄子之手,有损庄子大家形象而删去的。在两晋时代,对五十二篇中哪些是庄子写的,哪些是后人辑录的,哪些是不肖之徒假借庄子名义伪托窜入的,各家意见很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内篇七篇一定出自庄子本人之手,是他老人家一字一句抠出来的,而不是别人根据他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的。形成这条共识的一条充足的理由,就是七篇的题目。七个题目统一都是三个字,而且这三个字明显是根据整篇的中心思想概括拟就的;不像外篇与杂篇,随取篇首的二或三字为题。外篇与杂篇的取题法,完全因袭《论语》的作派。《论语》是后人辑录的,所以各家据之怀疑外篇与杂篇中也有部分甚或全部是后人辑录的。但不管怎么说,反过来可以证明内篇是庄子亲自动手写的。 然而这点共识,到近代还是有人提出质疑。齐思和在《庄子引得)的“序’中说:“至于内七篇,则从来学者,皆以为庄周所自撰,疑之者尚鲜。成玄英疏序云:‘内篇理深,故于篇外,别立篇名。外篇以去,即取篇首二字为题。故陈景元曰:“内七篇目,漆园所命也。”’今按,内七篇目是否为庄子所自定,固难质言,而其著述体例,与外篇杂篇,截然有别,则极明显。以梁任公之好辨古书,亦谓:‘内篇为庄子自作,无问题。’然余观《齐物论》篇称:‘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施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庄周乃惠施之友,若是篇果庄所自为,安得列惠施于古贤之林耶?又《逍遥游》、《齐物论》、《德充符》等篇,皆于篇末附记庄周轶事,亦不似庄周所自为者。再以著述之体裁观之。战国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章学诚已言之矣。最早之私人著述,若《论语》、《孟子》等书,皆用问答之体。殆出于门人后学所记。后儒往往分为篇章,以便诵习,即以篇首二字名其篇。若夫先立一题,然后执笔著论,如《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则战国末年之事。是则内七篇,殆亦后学所述,未必即出于庄周之手欤?” 之所以把齐思和先生这段话引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此中很典型地透露出一种习气,以疑古为能事。这种动辄把不合己意的篇章语句指为后人伪托窜入,乃至抓住几条就把整本书定为伪书,我在读注庄各家乃至先秦诸子的注本时,经常碰到。开始对这样做学问的先生很有些敬畏感,因为他们说起话来指手划脚的腔调,实在是权威得很,你不服还真不行。像齐思和先生 这么质疑,是算谦虚得不得了的。读他们这些论断,常感到非常庆幸,没有他们火眼金睛指出来,自己被伪“庄子”骗了卖了还不知道,多么危险啊!等到后来我按照他们的指点,感到庄子的话怎么越读越糊涂,才发觉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头。我好不容易决定不理这些权威人士,从另外的途径去解《庄子》。待我总算从他们布下的八卦阵中走出来,接近了本来的庄子,我才明白那些权威意见除了别有用心的篡改外,大多是由他们的一孔之见发出的自说自话。 就以齐先生质疑内篇非庄子自作的三条理由来说,都是站不大住脚的。 其一、庄子与惠施是朋友,他怎么会把惠施列到“古贤”中去? 从《庄子》中看,两人确实是朋友,但《徐无鬼》篇中有庄子过惠子之墓,发出伤心感慨的片段。所以庄子在《齐物论》中把惠施与昭文、师旷并称为“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完全有这可能,庄周为什么不可以在惠施死后才开始著书立说呢?而且,惠施死了,庄子失去了探讨辩论的对手,才把求道热忱化作笔底波澜,也是顺理成章的。至于说庄子这段话是“列惠施于古贤之林’,那是齐先生的误解所致。以我看到的注庄各家,没有一个弄明白庄子为什么在这段话里要把昭文、师旷与惠施并举。齐先生就想当然地把三者的共同点理解为“贤”了,其实与“贤”是不搭界的。到底共同点是什么,以后注到时再详说,这里卖个关子。此外只需说明,“贤”乃妄测,遑论“古贤”,齐先生的质问落了个空。 在庄子时代,阴阳五行学说才初露端倪,还没有发展为繁复的系统理论,所以,后面的六种意见,因其太系统、太全息、太数理化,显见不会是庄子所言之“六气”。从庄子说“六气”不加任何解说来看,这“六气”应该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概念。考察一下,只有司马彪的说法可能性最大。此说又有《左传·昭元年》所载医和之言可作佐证。《庄子》中还有一处提到“六气”,见于《在宥》篇:“云将曰:‘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从这段话中看,“六气”不是“天气”与“地气”,故而李颐、王逸把“天玄”、“地黄”列入“六气”之中是不对的;但是,前有“天气”、“地气”,后有“四时”,可见“六气”又与气候有关,所以,“阴,阳,风,雨,晦,明”等可见的天象气候变化为“六气’的内容,也是很妥贴的。从这段话可见,古人对天象气候,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法。“天气”、“地气”是一种分法,重在空间的广大、对万物的涵养。“四时”是一种分法,重在周期性的变化。“六气”又是一种分类法,重在现象的区别。“天地”强调根本性,“四时”强调周期性,“六气”强调现象特性。“天地”为体,“四时”为常(也即体的必然表现),“六气”为用(体的偶然表现,尽管在偶然背后隐藏着必然,偶然性受到必然性的制约,但表现出来,不易看见规律性,像是一种意志行为)。故而,“乘天地之正”后面,不能说“御四时之辩”,而只能说“御六气之辩’。这两个分句,照佛家之言来说,“乘天地之正”就是证体,就是禅宗所说“明心见性”,密宗所说“胎藏部”、“莲花藏”;“御六气之辩”就是致用,就是显教而说“普度众生”,密宗所说“金刚部”、“金刚地’。如果要加个“四时”进去,只能是“通四时之变”。“六气’中“阴阳”、“晦明’可以互变,“风雨”是相成而不一定能互变,“阴阳”、“风雨’、“晦明”之间则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此,这个“辩”,只能训为“别”,释为“变”是不确切的。 只有“乘天地之正”,才能“御六气之辩”,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可能结果。而这两者,又构成“游天穷”的必要条件。“游无穷”才是庄子追求的目标,才是得道的理想境界。这才是“逍遥”。达到“逍遥’的才可称为“至人”。至人已证大道,已起大用,已得大自在,像这样的人,他还会受到什么条件的限制呢?“彼且恶乎待哉?” “待”也是庄子的语汇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说文》:“待,埃也。”段玉裁注:“今人易其语日:‘等’。”从“等待”这原初义,引申出“依靠,仗恃”之义。因为”等待”必须站在一个地方守候着,这个立足点,也就是立场,由立场引出了凭恃。《商君书·农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又由“依仗”之义,引申出“需要、必须”之义。《韩非子·五蠹》:“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庄子就是在“依仗”与“必须”之义上使用“待”的,可意译为“立场”与“条件”。在译为“条件”时,应考虑到其中蕴有“立场”的意思,这“条件”是指有关“立场”、“依据”的重大条件。“彼且恶乎待哉?”以佛家用语说,就是:“那人还有什么相可执著呢?” 为什么说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即可“无待”呢?因为达到这一境界,个体就与本体(道)完全同一了,他的自由度等同于道,是无穷大的。无穷大的个体,也就等于个体的消亡,因此,才可以说是“无我”。而这个“无我(小我)”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因为“我”的本义是“主宰”,也就是自由意志。只有具有无穷大的自由意志,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这样的自由意志,没有一丝一毫不自由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东方哲学,佛家与道家,从一上来就明确这自由意志不是西方神学所谓的“全知全能”,为所欲为。在《序》中我已引过元圭禅师的“佛有三能三不能”之说。这里,庄子也确立了“游无穷”的逻辑关系,以“乘天地之正”为前提。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对立来套,那么,佛家与道家都可以统战进来壮大“唯物主义”的阵营。因为他们都认为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规律存在,都认为觉悟者就是完全能穷尽、顺应、掌握这些规律的人。当然,用“唯物”、“唯心”这样的理论框架来套佛家与道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简单类比,无助于 弄清其本来面目,只有越抹越糊涂。我们还是以了解庄子的原意为目的。 以上说了我对庄子这几句话的注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郭象是怎么注的。 “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 郭象这段注特别长,可能是所有郭注中最长的一段。郭注很少这样长篇大论,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故千百年来,不管人们怎么质疑,郭象总是注庄的第一权威人士。 ……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8
简介:上册 点校说明 南华真经序 南华真经疏序 内篇 南华零点经注疏卷第一 逍遥遊第一 齐物论第二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二 养生主第三 人间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三 大宗师第六 应帝王第七 外篇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四 骈拇第八 马蹄第九 怯箧第十 在宥第十一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五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连第十四 下册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六 刻意第十五 缮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乐第十八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七 达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维篇 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八 ……
作者: (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2
简介:本书为西晋哲学家郭象注,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音义。该书书前有孙星衍题跋,郭象撰《南华真经》序、《南华真经》篇目、庄子太极说等。全书内容包括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卷一至卷三为内篇,卷四至卷七为外篇,卷八至卷十为杂篇。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文献资料有载。此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刊刻精良,书品尚佳。
作者: 郭庆藩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年04月
简介:
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关于《庄子》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卢文弨的校勘,并有郭嵩焘和郭庆藩自己的意见,是目前研究《庄子》的重要资料。该书经古籍整理专家王孝鱼先生点校,收入“新编诸子集成”,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此次改以精装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