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的最后岁月纪实

作者：  何明编著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0

简介：　　民国名人的最后结局：《总统的无奈》：主要讲述中华民国时期八位总统的最后生活。他们是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李宗仁。 　　 民国名人的最后结局：《将军的凄凉》主要讲述国民政府时期实授的一级上将的最后生活。他们是冯玉祥、白崇禧、朱培德、李宗仁、何应钦、张学良、陈诚、陈绍宽、陈济棠、唐生智、阎锡山、程潜。 　　 民国名人的最后结局：《学者的悲哀》主要讲述国民政府时期，由文人而政客的一些名人的最后情况。他们是蔡元培、张伯苓、谭延闿、于右任、王宠惠、吴鼎昌、邹鲁、张君劢、叶楚伧、顾维钧、王云五、翁文灏、陈布雷、王世杰、胡适、曾琦、朱家骅、张道藩、陶希圣、张厉生、张其昀、吴国桢、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 　　 民国名人的最后结局：《院长的寂寞》主要讲述国民政府时期五院院长的最后生活。他们是谭延闿、蒋介石、陈铭枢、孙科、汪精卫、宁子文、孔祥熙、胡汉民、森森、邵元冲、张继、覃振、王宠惠、伍朝枢、居正、戴季陶、钮永建、蔡元培、赵戴文、于右任、张群。 　　 民国名人的最后结局：《总理的炎凉》主要讲述北洋政府时期，历界政府总理的最后情况。他们是唐绍仪、陆征祥、越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孙宝琦、徐世昌、伍廷芳、弛经羲、汪大燮、王士珍、钱能训、龚心湛、靳云鹏、萨镇冰、颜惠庆、梁士治、周自齐、王宠惠、王正延、张绍曾、高凌霨、顾维钧、黄郛、许世英、贾德耀、胡惟德、杜锡珪、潘復。　　

客家文化概论

作者：  曾令存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简介：

历史上，从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客家先民，在与南方畲、瑶等原住民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灿烂辉煌的文化：从流行民间的风俗信仰，世代相传的方言熟语，到被称为中国民居建筑五大特色之一的围龙屋，回旋在阡陌闾巷的中州曲韵。古之客地，人文素扬，地处偏僻却家弦户诵，俨然海滨邹鲁。他们是远古华夏的裔孙，既慎终追远又感时忧世，身居围龙却胸怀天下。本书以世界上客家人*集中的聚居地粤东北地区为基点，引领读者深入客家腹地，体悟这一被誉为汉民族的“吉普赛”之历史人文的精深博大。

*章客家与客家文化/

*节“客家”称谓的由来/

第二节客家民系的源流与分布/

第三节会馆、侨商与海外客家人/

第四节客家文化的形成、内涵与特征/

第五节客家文化与中原及南方周边民系文化/


第二章山水与村落民居/

*节山水环境与客家村落/

第二节客家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客家民居的类型与演变/

第四节客家民居的文化内涵/


第三章民间信仰与风俗/

*节民间信仰/

第二节生育婚丧/

第三节岁时节庆/

第四节客家妇女/

第五节饮食文化/


第四章方言及其熟语/

*节客家方言的分布/

第二节客家方言的特征/

第三节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第四节客家方言中的熟语/


第五章书院与科考教育/

*节客家教育的兴起/

第二节书院与客家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儒学与发达的民间教育机构/

第四节明清科考与科甲望族的形成/

第五节新式学堂的创办与现代教育的崛起/


第六章诗文与诗人群体/

*节客家诗文的发展与流变/

第二节前明遗民诗人与康乾盛世诗人/

第三节“梅诗三家”与“程乡三友”/

第四节黄遵宪与晚清粤东客籍诗人群体/

第五节张资平等客籍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第七章山歌、汉乐与曲艺/

*节客家山歌与山歌剧/

第二节广东汉乐与广东汉剧/

第三节客家民间舞蹈/

第四节木偶剧与竹板歌/


第八章历史人物与事象/

*节程旼与客家先民南迁/

第二节罗芳伯与早期海外客家人/

第三节张弼士与近代客商/

第四节李惠堂与亚洲足球/

第五节罗香林与客家研究/

第六节林风眠与中国现代美术/

后记/

徽商研究

作者：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徽商研究》内容简介：徽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懦”，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分不开的。徽商之所以在经营中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体现。“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追逐“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在儒贾观上，与其说徽商“右贾”而“左儒”，毋宁说他们“右贾”更“右儒”。

中国国民党史稿

作者：  邹鲁编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2011

简介：本书共分四篇：组党、宣传、革命（甲）、革命（乙）列传。详细叙述1925年以前中国国民党的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宣传发展、革命过程以及国民党早期的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该书内容仅局限于1925年前的国民党历史，无涉敏感问题。

徽州刻书

作者：  徐学林著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为总结20世纪以来徽州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作出新的探索与研究,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全国素有研究的徽学专家、学者40余人,规划和实施了《徽州文化全书》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该书内容博大,集中、系统地展现了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 　　 说起徽州,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徽商。其实,徽州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方面,这就是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翻开徽州的历史篇章不难发现,它有着非同一般的发展历程,徽州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背景。首先是文化融合的作用。从秦汉至隋唐,徽州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文化融合与转型时代,即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进而中原文化确立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一是由于朝廷设官治理,促进了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二是东汉以后发生了北方人为避战乱而多次南迁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迁徽士民之中有众多的世家大族,他们聚族而居,严格维系原有的宗族组织不变,又特别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这就原封不动地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徽州,使之直接继承了中原文明。其次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区位而言,徽州地处皖南,北靠长江,南联赣粤,下通苏杭,距离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不遥远。这对于经济文化发展来说是一种有利条件。总之,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开拓进取的移民风尚,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等。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它使徽州人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说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可谓实至名归。其辉煌成就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诸如:新安理学,堪称典范。徽州本是程朱阙里,素称东南邹鲁,朱熹思想对徽州影响至深,至清代前期,徽州又成为朴学的发祥之地。从朱熹到戴震,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既是宋代以后徽州思想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时它也代表了该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徽州宗族最为典型,世家大族远肇汉唐,其风最为近古,而胜于他邑,实为宗族制度传承的标本。徽州教育,极为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普及程度之高无出其右,科举中第人数之多独占鳌头。新安医学,名扬四海,名医辈出,医著浩繁,见于著录的名医近千人,医籍达七百余部。徽州建筑特色鲜明,在造型、结构、装饰、功能等诸多方面自成一格;徽州木雕、砖雕、石雕技艺超群,闻名遐迩。徽州戏曲源远流长,徽戏腔调自成体系,而成为京剧的源头之一。徽州刻书更是明清刻书的一大中心。至于新安画派、徽州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皆璀璨夺目,成就非凡,独树一帜,自成流派,在中华艺术史上均占有显赫地位。徽州文化的水平也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徽州的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全书》取广义文化的视角,对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做了全方位的展示,侧重于物态文化方面的有《徽商》、《徽州科技》、《新安医学》、《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菜》等卷;侧重于制度文化方面的有《徽州土地关系》、《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教育》等卷;侧重于行为文化方面的有《徽州方言》、《徽州民俗》等卷;侧重于观念文化方面的有《新安理学》、《徽州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工艺》、《徽州戏曲》、《徽州刻书》、《徽州文书档案》等卷,丰富多彩,洋洋大观。此前关于徽州文化的研究多呈分散状态,如此规模宏大、如此集中系统地阐释徽州文化的长篇巨著,在徽学上研究史尚属首次。 　　 至今,徽州仍有30余万件文书档案、近5000种文献典籍、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在内的5000余处文物古迹以及难以数计的文化艺术珍宝遗存于世。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启示、经验、鉴戒,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思考、总结。 　　

明清赣粤闽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晚清客家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背景

作者：  黄志繁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03月

简介：
该书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赣闽粤边界地区的生态变迁、族群关系变动来”来展示近代”客家文化“建构的历史背景，具体研究了山区开发与流民运动；生态变迁与族群关系；从“畲乡”到“邹鲁乡”：动乱、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商业发展、土客冲突与“客家文化”等问题。本书认为，晚清“客家文化”之所以会被建构为“中原正统文化”，明中期以来赣闽粤边界地区的普遍经历的“正统化”是重要原因，晚清时期“客家人”面对的“族谱”、祠堂、“口碑”等文化资源其实是明中期以来赣闽粤边界地区”正统化“的结果。

新会县志[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新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0

简介： 新会古称冈州，战国始有史录陈白沙先生后获“海滨邹鲁”梁任公后思维开阔

福州老铺

作者：  潘群主编

出版社：

简介：　　 　　《福州老铺》包括：百货综合店，食品店，菜馆、酒家，风味小吃店，药店、医院，书店、文化商店，温泉澡堂，照相馆、理发店等。 　　福州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立福州文明史的开端。据现代考古发现，早在五千多年前，在今日闽江两岸就栖息着福州人的先祖--闽越人，“以渔猎山伐为业”。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生生不息的闽越先民，还是千里跋涉迁徙而至的中原人，一代又一代，怀着希望，系着梦想，不屈不挠，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使福州以海滨邹鲁、文化名城而享誉神州大地。 　　

徽学研究入门

作者：  王振忠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前言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的黄山、白岳之间，处处清溪环流，绿树掩映。对于此种天工化成的自然环境，明人曾经这样吟咏： 　　 　　山绕清溪水绕城，白云碧嶂画难成。 　　 　　日斜猛虎峰头度，雨歇游鱼镜里行。 　　 　　处处楼台藏野色，家家灯火读书声。 　　 　　居民一半依山食，不事牛犁用火耕。 　　 　　这首《徽州》诗，状摹了皖南山乡的如画景色和淳朴风情。从历史行政区划来看，徽州的前身是歙州，始置于隋朝。及至唐代，沿袭前朝建置，歙州下辖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到了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又改歙州置徽州。可以说，从唐宋以来，一州六县或一府六县的格局一直沿袭到明清时代。在明清，徽州是个府级建制，为安徽最为重要的两个府之一。清代康熙年间设立安徽省，就是取安庆和徽州两个府的第一个字为省名。其中，安庆府为安徽省的政治中心，而徽州府则以商业和文化著称于世。晚清地理著作《皇朝直省府厅州县歌括》曰：“徽州府在省极南，所辖六县歙为首，休宁祁门婺源角，绩溪府北黟西守。”这是用诗歌的形式，对徽州一府六县的地理位置作了形象的概括。徽州府所辖的六县中，歙县是首县，为徽州府治所在。婺源县是深深插入江西省的一个县，恰恰处于整个徽州府的西南一“角”，正因为如此，婺源县在20世纪曾两度改隶江西，而且，直到现在仍隶属于江西省。 　　明代中叶以来，徽商以其整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除了经营传统的茶叶、竹木、瓷土、生漆等土特产以及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以外，还重点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贸易等诸多行当，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的山陬海隅、孤村僻壤，而且还远至海外的日本、东南亚等地。他们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寄命于商，逐利以道，浮沉于商海狂潮，出没于繁华都市、僻野山乡。随着新安商贾财力的如日中天，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一时也人文郁起，山川风物为四方所艳羡，徽州文化更呈现出空前辉煌的一瞬。山水清淑、钟灵毓秀的徽州，亦遂有了“东南邹鲁”、“文物之邦”的美称。 　　如今，尽管历经了数百年的世事沧桑以及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徽州仍然留下了不少具有精美老建筑的古村落——完整或残破的牌坊、宗祠和古民居，依然矗立于僻野荒陬，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为人们展示着日渐消逝的生活方式。这种水云深处的历史记忆，为蛰居喧嚣的都市人，平添了一抹日渐湮没的旧梦遗痕。于是，这一域热土，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以“徽学”命名的一门特殊的学问也逐渐形成。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 中卷

作者：  黄永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

十六岁的朱雀人张序子失学后辗转于泉州、德化诸地，渐渐褪去了离开家乡时的稚嫩、恓惶和顽劣。

《八年》是黄永玉先生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二部。第一部《朱雀城》描绘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边城风俗图画，《八年》则细致地展开了东南沿海一带人们的生活样貌和特殊的海外文明留痕。主人公张序子足迹所至，皆是浓郁之极的人情和风俗。

本书为《八年》的中卷，抗战正酣，在福建腹地，张序子一路浪游野蛮生长，作品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大山里来的孩子眼里的海世界，及这”海滨邹鲁“的人文风采。

青葱岁月，序子和他的朋友们面临社会的遴选。青春、爱恋、希望的萌动，他们是固守原来的生活逻辑，抑或追寻时代的应许……作品画出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群青年的肖像。

走到鱼市场，见到那只大鱼，全都傻了。

几个市场伙计各拿着硬扫帚和水管在鱼身上走来走去，冲刷收拾黏在鱼身上的海藻杂秽，让它在众人眼中更显光鲜夺目，忙得像在山坡上剔草。

刘鲜林问斗、升两兄弟：“你们长这么大，见过吗？”

斗、升两兄弟摇头。

蔡良也摇头。周见文“嗬、嗬”直叫。

虾姑到了。一座大黑影，一股腥风，一阵笑。

“不要等，我洗完就来！”转后屋去了。

大家还没吃上几口虾姑就出来了，果然快，焕然一新，好像刚进去个梁山强盗，出来变成个贵妃女。白细竹布带花点的上衣，甚至还飘着香气。

要是没有虾姑，这世界会怎样？反过来讲，虾姑也离不开渔场。她能到大城里头去吗？她进城能做什么呢？

对了，她可以去演电影。去演《渔光曲》，她演了《渔光曲》王人美就没饭吃了。她不用化妆，船上一站就是她。

矮墙矮门进去，青石板和小鹅卵石铺成的院子，几丛南竹和两棵银合欢做出片片阴凉影子。伯母从屋里出来，人希介绍了序子。

“啊！你讲的就是他啊！想不到你这么小小年纪！正好，我买到新鲜‘蚵阿’，晚饭就吃‘蚵阿煎’。里屋坐，我给你们弄茶！”

这座将近两里长的花岗岩城堡其实是座货运大码头。要多大的楼船群来承受它的货运？想想当年的繁华也让你来不及吞口水。

你坐在随便哪块大石头上都是只蚂蚁。你也只能以蚂蚁的心地面对眼前的景致。你头顶上是几十米高的大榕树群，晚上运气好有机会让你看到树顶上黄豆大的月亮。

你前面和脚底下就是太平洋。眼前一切都过去了，叫不回来了，连云强虏，灰飞烟灭，剩下这搬不走的大石头城坡和远处的海神庙。

祠堂左首边一里多地山洼里有一处两窑连着的作坊。廖季德叫大家把泥坯子往那儿搬。怎么搬法？手撑起来，两人帮忙抬一板泥坯放左手，再抬一板泥坯放右手在田坎上跨步走。

责任与荣誉两感，叫这七个人觉得即使手臂断了也要把两板泥坯送到窑场。难以相信，半路上有人真想到死。

福建武术拳械录

作者：  林荫生主编

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简介：　　中华武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福建又称八闽，背山面海，人杰地灵，古有海滨邹鲁，东南佛国之誉，既是中国南拳的主要发祥地，又是闻名遐迩的南少林故乡。自古以来，八闽民风淳朴、崇文尚武，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历经闽越先民生产斗争、中原移民入闽避乱、汉越民族血乳交融、八闽人民抗敌御辱的漫长过程，从而孕育出了融会历代拳师智慧与心血的风格独特、流派丰富的南少林武术文化，这座文化宝藏所发珠玑之辉，映耀中华武坛，光照世界武苑，为八闽人民所骄傲，成为八闽文化区域特色的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 　　

徽商研究

作者：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简介：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作者：  肖文评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11

简介： 《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以一个村落为切入点，在长期田野调查和大量使用民间族谱、文集、碑刻、传说等资料的基础上，探讨明清时期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动力和机制，试图以“总体史”的形象，展示在地域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下粤东地区韩江上游一个乡村聚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约四百年间从“贼巢”到“邹鲁乡”的社会变迁与建构过程，揭示国家、地方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以加深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重新思考客家社会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具体过程。本书由肖文评著。

徽州古祠堂

作者：  张小平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简介：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是程朱阙里、礼仪之乡；从这里曾走出过显赫数百年的徽州朝奉，这里曾孕育出光彩夺目的晋京徽班，这里为中华文化增添过精彩的奇葩，这里曾创造出绚烂纷呈的凝固音符……正是有了这些曾经的辉煌和璀璨，才有了令世人惊叹叫绝、独树一帜的徽州历史文化。 　　　　每次走进徽州，都有一种敬畏与惊奇的感受，无外乎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会动情地吟道：“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里有着许许多多让人流连，令人魂牵梦萦的“痴绝”之处，倘佯在徽州古老而神秘的历史文化天空下，时而让人驻足沉思；时而让人惊叹不已；时而让人抒发胸臆；时而叫人发思古之幽情。 　　　　走过徽州，会有着心头阵阵的惊喜，边走边看，又会有一股发自肺腑的遐思和感叹。村寨中，幢幢粉壁黛瓦的明清民居，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徽州历史文化的气息；纵横交错于新安水系上的座座古桥，似在向人们展示着那历经无数徽商走过、通向世界的路；威严矗立的牌坊，像是在诉说历史更替的章回演义，这里有荣耀显赫，也有着血泪的印痕；柏森森的庄严宗饲、支祠，留存着自晋南迁的世家大家族的宗阀权杖；山上山下坐落着学宫书院，让人们聆听到作为“文化之都”、“东南邹鲁”、“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朗朗读书声。 　　　　走进徽州，走入徽州历史文化的巨幅长卷中，一幕幕、一幅幅画卷会沸沸扬扬地在人们的脑海中闪现：古桥、古道、秋风中，弱冠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背着包袱雨伞，壮士出行般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大山，创造奇迹；森严、隔世、肃穆的清懿堂内，一代代面无表情、或心存期盼、或心如止水的青壮媳妇们，由青丝变成白发，由青春转成暮年；棠樾、雄村、稠墅、郑村的村口、古道、街衢间，矗立的座座或华丽显赫、或独自风韵、或浸淫血泪、或令人震惊的自元至清的牌坊，几百年来，一直在向世人诉说着它们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一幕幕悲喜戏剧；倘徉在紫阳、竹山、南湖的书院里，脑际里会浮现出朱熹讲解儒家经籍，弘扬他倡导的理学的身影，会窥见正是这样浓郁的文昌鼎盛之际，徽州朝奉们才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的以仕护商、保商理想；穿梭于西递、宏村、唐模的村居间，承志堂、大夫第、履福堂的小西湖，正在向人们展示着昔日的荣耀、富庶和辉煌，水口、牛形、四水归堂的建筑布局与风格，正在向游人展现着古徽州人民的聪明睿智；雕梁、画栋和木、砖、石“三雕”技艺，似一曲民间交响变奏曲，获绕于林间、巷陌。 　　　　该丛书将以文化大散文笔触，对徽州历史文化中的古村落（包括古民居）、古牌坊、古桥、古书院、古宗词进行全景似的文化扫描，配以全景、个景或局部景观的图片，以求亲切可感、文笔优美，达到雅俗共赏之目标。　　

回顾录

作者：  邹鲁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0

简介：　　 本书记录了发生在作者身边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作者的传记，就是历史的一页。书中记载的事件故事性强，可读性好。全书分为四卷，语言通畅，结构清晰，史料翔实，趣味性浓，您不妨与作者一起重温段历史，或许能从中懂得很多的人生哲理。 　　 本书是作者邹鲁的自传。作者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邹鲁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中山大学的创办人，担任该校校长多年，一生经历，重在政治与教育。通过作者的自序，广大读者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到作者一生的奋斗脉络。

潮汕史简编

作者：  黄挺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年03月

简介：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东南部，三面环山，东南濒海，这一地理环境是始终影响着潮汕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本书以文化发展为主题，清楚扼要地向读者讲述潮汕历史的发展演变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脉络。通俗性和学术性，是本书写作的双重追求。
或许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潮汕初为蛮荒海畔，而至宋代发展为“海滨邹鲁”；潮汕从古至今一直有经商贸易与海外移民的传统，潮商和潮侨名声在外；汕头原为一个小渔村，而从19世纪末开始，取代潮州成为潮汕乃至整个韩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在历史上，潮汕行政区划多数时间属粤，而其文化却与闽南一体……那么本书一定可以给你适当的解答。

徽州方志研究

作者：  刘道胜著

出版社：黄山书社,2010

简介：　　 《徽州方志研究》内容简介：徽州之有志，始于南朝梁新安太守萧几所撰的《新安山水记》。自唐宋以降，徽州人文鹊起，学者辈出，号称“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赵访《商山书院学田记》），被视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而在徽州文献中，方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千余年来，徽州成为我国历史上修志发达地区之一。徽州方志既有地区性、综合性、资料性等方志共性，也有连续性、理论化等个性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兴起，学者开始注重对徽州传统方志的利用与研究，但虽有尝试，而无深入。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徽州方志的作品问世。这既与徽州方志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相称，亦成为学界期待填补的徽学研究之空白领域。 　　

泉州古代著述

作者：  陈笃彬，苏黎明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8

简介：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著述也是其中重要内涵之一。著述作为文化的文字表现形式，既是文化的高端凝结，也是文化的某种象征与标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发展的状况。自唐代迄清末，泉州的文人学者，文以载道，言为心声，得之心而笔于书者，千百年踵相接，著述作品洋洋大观。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历朝历代的泉州文人学者究竟有多少著述？这些著述主要内容有哪些？在当时和后世有多大影响？目前尚有多少著作存在？收藏于何处？所有这些，都是很值得梳理的问题。因为，梳理这些问题，无疑有利于加深对泉州历史文化丰富内涵的认识，有利于推动“泉州学”及“闽南文化”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推进海峡西岸文化走廊的建设。本书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开学训词

作者：  杨叔子主编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本书收录了50余篇中国近现代最有影响力大学校长的开学训词，包括北京大学之父蔡元培，清华大学之父曹云祥，北京大学刍狗蒋梦麟，中山大学之父邹鲁，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等等。这些训词涵盖了大学怎么上、学问怎么学，大学生如何看待社会、政治、学问等问题，本书引经据典，对时事进行了深刻的点评，对大学生的性格分析的入木三分，时至今日，仍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