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考译

作者：  (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撰;吕效祖，赵保玉，张耀武主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2011

简介：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 　　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 　　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 　　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 　　，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 　　治要》。 　　 该书是贞观年间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可以说是唐太 　　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路线和施政参考。对从政者而言，该书实为修 　　身、治国之必读宝典。 　　 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宋史》亦不 　　见记载。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 　　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日本用活字刊印《群书治要》，此书 　　得以传世。 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 　　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邀 　　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65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 　　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 　　 《群书治要》一书，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 　　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宝 　　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 　　认为，该书可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 　　，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 　　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 　　

编者还有：褚亮、虞世南、萧德言

作者：  (唐)魏徵[等]编;《群书治要》学习小组译注

出版社：中国书店,2012

简介：《群书治要》，又名《群书理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人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子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部，计五十余万言，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编辑成书。《群书治要译注》对《群书治要》原经文进行字词注释、白话翻译，分为二十一册出版。

唐欧阳询书皇甫府君碑

作者：  历代碑帖法书选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1997年12月

简介：
“历代碑帖放大系列”以初学书法基础学习常用碑帖为蓝本，精选其中典型字例，按笔画、部首、结体或同字异形等归类整理，并辅以字例放大、碑版翻转等技术手段，使其成为广大书法学习者、书法教师的*字帖或教学参考。此册是根据唐代欧阳询所书的《皇甫君碑》选编而成。
欧阳询（557-641），唐代大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历任太子率更冷、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书法初宗王羲之，后变更其体，笔力遒劲，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色，世称“欧体”，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君碑》、《化度寺碑》等。
　　《皇甫君碑》，亦称《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于志宁撰文，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碑书*欧书险劲、峭丽的风貌、用笔方圆兼备，以方为主。点画斩钉截铁，起讫分明，结体严谨，撇捺舒展，于端严中透出洒脱的风神。清人翁方纲对此碑推崇备至，曾说：“是学唐楷者第一必由之先路，若不先从此入手，则间架结构何由而入《九成》、《化度》乎？”临习此碑要掌握欧书谨严、精丽的特征，字形须稍长，但忌简单划一，枯廋呆板；结体现欧书险劲之美，以侧取势，但忌过分倾倒，重心失衡；线条须挺劲有弹性，但忌刚猛生硬，平板僵直。

中国楷书大字典

作者：  陈振濂主编;楼晓勉卷主编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　　楷书是汉字的最后定型，是最规范、最实用、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字体。“楷，式也”，“法也”故楷书的本义是指遵循法规，可供模楷的标准体。作为书体的楷书，大约产生于汉末魏初。就风格而言，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传统的楷书正宗，钟繇首开风气，以后经卫夫人、逸少父子的发扬光大，至隋唐而趋于鼎盛。其间大家林立，有智永、欧阳父子、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蔡襄、苏轼也承其余绪，直至元代的赵孟叛。他们的书风，或险劲，或洒拓，或浑朴，或挺健，或柔美。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法度森严，结构严谨，在清以前一直被视为书道正轨。二是南北朝碑，又称魏碑，其间石刻极多，有三四千种，有摩崖、造像、墓志、丰碑等，代表作有《张猛龙碑》、《龙门四品》、《二爨》、《张玄墓志》，《郑文公碑》，《石门铭》，《瘗鹤铭》等，其特征为古拙朴茂，率真野逸。清中叶后，备受尊崇，一度为楷书注入了新的活力。楷书既是书法学习的入门基础，又是自立门户，书品极高的书法艺术。如何将看似平正的楷字写出飞动之势，将静态写活，各具神貌，其间大有讲究。为了方便读者学习比较，查检参考，我们推出了这本由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先生主编，并由温州师范大学教师楼晓勉先生担任分卷主编的厚重的搜罗百家、涵概古今的《中国楷书大字典》。希望通过此书，能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书法学习和创作的便利。 　　《中国楷书大字典（上下共2册）》以部首为单元从简到繁按序排列，共收有单字字头九千余字，范字达六万五千余条。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两宋；从明清的传世作品，到晚清民国的名家手迹；从历代名碑名帖，到名家的手札书翰，均收罗详尽、汇于一书。本书是目前国内图书市场同类书中收字最多，集范字最丰富的大型工具书之一。《中国楷书大字典（上下共2册）》编制精良，凡字头和范字属繁体字或异体字的，我们均在字头下以小字括注的方式注上规范的简化字，方便读者参照。在努力保证内容权威精到的同时，我们尽可能地为读者使用本书提供最大的方便，精心编制了“拼音查字表”和“笔画查字表”，附在全书之后，同时又在书前编制了总的“部首索引”这样，无论读者习惯于何种查检方法，均能轻松方便地快速找到想要查找的字。

北堂书钞

作者：  (唐)虞世南编纂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1998,2003重印)

简介：《北堂书钞》为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 所辑录的资料，多采自隋以前的古书。其版本流传，颇为复杂。《唐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一百七十三卷；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与之同；《中兴馆阁书目》与《宋史?艺文志》则皆作一百六十卷。两相比较，此书传之于宋时，似已非全帙。宋王应麟《玉海》载：“二馆旧缺《书钞》，惟赵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手诏褒美”。说明在宋代，这部书已极为罕见。 本次据以影印的本子，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影宋刊本，被公认为传之于今世的最好的本子。 此书卷帙浩繁，原书线装二十四册，三千余页，翻检查找皆不便。此次影印，除原本序、叙录、凡例、目录以及每卷首页一仍原大，以利检索外，余皆按原书缩印。

中国古代碑帖经典彩色放大本 柳公权玄秘塔碑

作者：  邱振中

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3-12-1

简介：柳公权与《玄秘塔碑》文师华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柳公权由于擅长书法，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禁中，担任宫廷最高级专职书法教师长达20年之久。穆宗曾问他怎样用笔好，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被后世传为“笔谏”佳话。柳公权书法从锺繇、王羲之入手，继而师法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名家。他学王字、颜字，但能自创新意。他继颜真卿之后，再变楷法，避开了颜楷肥壮的竖画，把横画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长处，点、撇、捺写得像刀切一样爽利森挺；他还吸取了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楷结体上的纵势，写出了以瘦硬露骨见长的“柳体”，成为唐代楷法集大成者。柳公权传世的书迹有数十种，楷书代表作有《金刚经》、《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金刚经》书于47岁，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拓孤本，一字未损，极为稀罕，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神策军碑》书于65岁，原石久佚。传世仅宋代贾似道旧藏本上半册，曾流入香港，现藏北京图书馆。《玄秘塔碑》为柳公权63岁时所书，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武宗会昌元年（841）立，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字。碑高386厘米，宽120厘米。28行，行54字。现立于西安碑林。碑文的内容是记叙大达法师端甫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弘扬佛法的功德。歌颂端甫大法师深厚的佛学修养，冰霜一样的高尚品格，超脱空静的精神境界。此碑书体端庄俊丽，左右基本对称。点多带钩出锋，遒劲动人；横轻竖重，而短横粗壮，且右肩稍稍抬起；长横格外瘦长，起止清楚；竖画顿挫有力，行笔挺劲舒长；撇画锐利，捺画粗重，用笔干净利落。从结字的整体看，主要是内敛外拓，即中宫收紧，撇、捺等主笔向外伸展。这种用笔遒健，结字紧劲，引筋入骨，寓圆厚于清刚之内的艺术风格，是柳公权继承、融汇晋唐楷法而独出新意的成功之处，世称“柳体”。历来临习柳体者，常以此碑为入门之阶。柳公权所创造的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柳体楷书，名扬海内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唐文宗称柳公权的字是“锺、王复生，无以加焉”,可见他在当时书名显赫。宋代的李建中、欧阳修、蔡襄、黄庭坚、米芾都受到过柳体楷书的影响，其中黄庭坚行楷书的结体受柳体的影响最为明显。明代董其昌对柳体楷书更是情有独钟，体会更深，他在《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中说：“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用笔古淡”正是董其昌对柳公权楷书作品深入分析、认真临习后所产生的独特感受。当代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对《玄秘塔碑》特别喜欢。1965年，他获得明拓本《玄秘塔碑》，“日益习之”，到1972年为止，先后临了5本。此后仍然不断地临习。1995年，他已84岁，又把《玄秘塔碑》临了一通。启功先生苦练柳体的学书经历，对今天的书法爱好者应该具有启发意义。文师华：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政协委员，曾任本校中文系系主任。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楷书入门,欧体

作者：  武道湘，钟伟编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简介：《中国古代四大楷书入门丛帖(修订版):楷书入门》内容简介：欧阳询（公元557年-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父早逝，询幼孤，但敏悟绝人，博通经史，仕隋为太常博士，其书法就已有名，“尺牍所传，人以为法”。人唐后，擢给事中，官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十，封勃海县男，故世称“欧阳率更”、“欧阳勃海”，及近古稀，尚在弘文馆教授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 欧阳询的书法以“二王”为本，参以六朝碑版，吸取诸家之长以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楷书用笔精到，以方笔为主，方圆结合，逆入平出，行笔雄健含蓄，横竖劲挺，钩留隶意，极显曲劲。 欧字结体稳重、法度森严。其中宫紧缩，重心左移，而主笔向外拓展。末横长而右展，其形则短；末竖长而下伸，其形窄长。就其整体而言，字心虽偏，但并无倾斜不稳之感。欧字于平正中见险劲，越是险劲的字，越显得稳重。其字形长短不同，大小各异，敲侧不一，气势开张，于稳重中求得变化。 欧阳询传世的书法珍品甚多，隶书有《房彦谦碑》，楷书有《皇甫诞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行书有《史事帖》、《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行书干字文》等。 本帖选自《几成宫醴泉铭》。该碑建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是欧阳询晚年代表作。此碑法度谨严，笔力刚劲，点画工妙，意态精密，腴润有致，纤浓适中，峻挺险峭，宜于初学临摹，被历代学书者所重，故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

作者：  

出版社：

简介：《历代名家小楷精品集》收录了历代名家的楷书样例。有钟繇《墓田丙舍》、钟繇《荐季直表》、钟繇《宣示表》、王羲之《黄庭经》节选、王羲之《临钟繇宣示表》、王羲之《孝女曹娥碑》、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欧阳询《心经》、虞世南《破邪论序》、褚遂良《摹王羲之乐毅论》、钟绍京《灵飞经》、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南宋 姜夔《跋土献之保母帖》节选元 赵盂俯《汉汲黯传》。

帝王略论

作者：  (唐)虞世南撰;陈虎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

简介：　　《帝王略论》作为初唐时期的一部通史性著作，其记事上起传说中的包羲、炎、黄，下迄隋朝灭亡，其评论所及则上起夏禹，下至隋文帝，既有史的叙述，又有评论在后，史论结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帝王通史。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帝王略论》在对人物的评价中，广泛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唐朝初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刚刚从隋朝末年的大动乱中走出来，他们对于得天下不易、治理天下更难这一点的体会更深刻。于是，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他们也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注重从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和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中寻找有效的治国方略，这样就形成了自西周初年和汉朝初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大总结。《帝王略论》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集团的要求。所以，“览前王之得失”、“以古为镜”，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略，就构成了《帝王略论》撰写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帝王略论》是用一问一答的新颖形式撰写的最早的一部有关历史评论专书，并对中唐以后的通史撰写和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它就不仅仅是初唐史论的代表之作，而且在整个唐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进而在唐朝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都应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书法

作者：  杨飞主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简介：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历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她孕育并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法》将带我们走进这个文化宝库，去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具有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它和绘画艺术也是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对世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古代书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艺术，早在古时候它已是人们用来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唐代虞世南在《笔髓论》中说：“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可见书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书法》这部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民族风格和美学价值，它以中国古代书法的历史为脉络，详尽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书法艺术的成就与特点，并精心挑选搜罗了历代书法名家的名作，使读者能够更直接、多角度的领略中国书法艺术的多彩多姿，扩大了文化视野，增强了审美感受，从而真正体会到阅读的快乐。

群书治要

作者：  (唐)魏征编撰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群书治要》是贞观初年著名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柳公权法书全集

作者：  [唐]柳公权书;庞月光编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简介：　　柳公权（公元七七八--八六五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宪宗元和年间进士，初为秘书省校书郎，穆宗李恒即位后即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文宗时迁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封河东郡公，后任太子少傅、少师，人称"柳少师"。柳公权幼小聪颖，善吟诗作对，精工书法，被誉为"神童"曾有诗赞曰："诚悬十二工吟咏，元和天子知姓名。"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后习欧阳询、虞世南，得力于褚遂良、颜真卿，是晚唐继颜真卿之后的又一位书法大家，与颜公并称，世人常以『颜筋柳骨』来评价他们的书法。 　　 柳公权的书法尤以楷书为佳，其笔法、结构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被称为『柳体气『柳体』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书载，当时的公卿大臣家的碑版墓志如得不到柳公权的手笔就以为不孝。足见柳公书名之大。此外柳公权为人坦诚，秉性刚直。穆宗好玩乐不理朝政，曾向柳公权询问关于用笔之法，柳公权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为之变容，领悟到柳公权是借谈笔法而进谏。 　　 柳公权的书法遒劲俊媚，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都有独到之处，唐代"尚法"的书风在他身上可谓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用笔方面，柳公权非常注重法度，讲究精确干脆，一丝不苟，尤其对笔画的始末端特别重视，方落圆收方圆兼施，准确无误。短线浑厚有力，长线刚挺极赋弹性。挑、钩、折，用笔自如，锋出锐利，势不可挡。此外，柳体用笔多中锋，以腕力行笔，线质纯厚，可谓『笔正』之典范。 　　

湖湘历代书法选集.一,欧阳询卷

作者：  夏时著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

简介：　　当然，欧阳询的开拓、包容与建设不仅体现在书法创作上，还体现在书论的总结与推广上。他在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楷书结构规律，成为书法史上最有影响的“结构大师”（陈振濂语）。这些规律的总结便集中体现在他的《传授决》《结字三十六法》《用笔论》《八诀》四篇书论中。在这些书论中，他既提出了“停匀”、“合度”、“折中”、“准程”等具有中和美的美学观念，更提出了“附丽”、“包裹”、“朝揖”、“回抱”等具体方法，为后人学书解决结构问题开了一方便门径。 　　欧阳询以其独特而巨大的成就，对唐及唐以后书法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及于海外。唐代以来，很多书法家都从欧阳询的书法、书论中汲取营养，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创作，而且其中还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书家。唐代有褚遂良、欧阳通、柳公权、裴休，五代有杨凝式，宋代有蔡襄、李建中、米芾，元代有赵孟頫，明代有祝允明、文徵明，清代有何绍基，近代以来有沈尹默、白蕉、启功等。欧阳询书风还深刻影响着日本、朝鲜节坛，如日本“三笔三迹”便深受欧阳询的影响。当然，后世学欧书之杰出者都是在汲取欧书精华的基础上，融合自家个性才取得成功的。 　　欧阳询之所以取得如此杰出成就，原因有三：一是尽毕生心力提高综合素养；二是尽毕生心力勇登楷书高峰；三是尽毕生心力敢于开宗立派。纵观中国书法史，与欧阳询并峙者唯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数人而已。欧阳询这位个性独特、成就辉煌的硕德大儒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楷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巍峨大山之一。

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

作者：  翁连溪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4年08月

简介：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以14块马蹄银取走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换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树楠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不直接向学部复命，暗中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取走。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不少；这些文物经过儒官的精选，都是上等文物。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维摩洁经》、《金光明经》、《涅梁经》、《无量寿宗要经》、《佛名经》、《心经》等；另外还有敦煌本《坛经》首题《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学者胡适研究禅宗*的依据。1926年，胡适还从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分别发现《楞伽师资记》的三个抄本（Ｓ2054、Ｓ4272、Ｐ3436）；金久经从胡适处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日本人莜原寿雄整理出《楞伽师资记校注》。1994年，方广锠依敦煌遗书的《心经》异本作修订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是一个系列性、长期性的出版工程。以藏家为单位，陆续推出。中国书店出版社将百余年来散失各地的藏家手中的敦煌文献逐一征集、编辑，是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一个重要贡献。此次我们采取了原大、原色影音的方法，力图真实地再现原本敦煌文献的风貌。

此次中国书店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第一辑为成贤斋所藏敦煌文献，收入敦煌文献二十五号号[CXZ001号-CXZ025号]，非敦煌古文献三号[CXZ026号-CXZ028号]，共计二十八号。

群书治要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作者：  （唐）魏徽　等撰，沈锡麟　整理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10-1

简介：　　《群书治要》为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褚亮等人整理辑纂的一部资政巨著。该书五十余万字，始自黄帝，下迄晋代，摭拾经史子集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典的资政史料，是“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摭拾宝典。

大学书法

作者：  陈龙海编著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简介：《大学书法》内容简介：某一种文化话语的淡隐，直至消失，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地球上动植物种类的灭绝。今天，我们抢救、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品种，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动植物生存环境的营造，然而，残酷得很，大环境已无可奈何地与时俱逝了。以此来观照书法秋雨先生的《笔墨祭》仍然堪称精辟。 不过，悲观还是为时过早。毛笔文化的淡隐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随着五四狂飙的荡涤，随着西方美学的大量涌人国门，书法曾一度岌岌可危，有识之士不断地起来担负起捍卫书法的历史重任。不争的事实是，近百年来，毛笔仍没有从中国文化的舞台上彻底退隐，这并非因为有识之士的捍卫，而是书法的生存环境还客观地存在着。我们总喜欢用日新月异来描述我们的今天和未来，这的确令人亢奋。而我所读到的山西平陆枣园壁画墓中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牛耕图》竟然与我在华北、江南农村所看到的耕作情形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肯定，牛和铁犁会作为劳动工具走进2l世纪，同样，我们也会将中国人这支使用了至少3300年的毛笔带人21世纪。 唐朝，隶属于国子监的贵族学府里设有专门的“书学”。贞观盛世，初唐大家欧阳询、虞世南就曾是弘文馆的书法教授（并非我们今天高等学校的教师职别称谓）。唐以降历朝历代，正规的书法教学终未废弛。今天，由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所建构的书法教学体系已经形成，持续了近20年的书法热仍方兴未艾。悲观，总觉为时过早。

兴福寺断碑:释文本

作者：  (唐)怀仁集;卢公编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简介：　　《兰亭叙（上）》王羲之书，行书。侍世有冯承素摹本、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本。《兰亭叙》是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也是在书法艺术上能够体现魏晋时期士族门阀知识分子风度才情的代表作。寓骨力于姿媚之中，出自然于法度之外，用笔方圆兼施，笔力劲爽，体态圆融流美，炉火纯青。从唐代以来，《兰亭叙》被视为中国书法的最高典范，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学习中国书法的最佳范本。虞世南和褚遂良的临本各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既表现了两位杰出书法艺术家的深厚艺术功底，也为我们树立了临写《兰亭叙》的典范。

褚遂良楷书习字帖

作者：  路振平编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简介：　　 学习书法，临习碑帖是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可是上下几千年，碑帖数万种，究竟从何学起，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纵观书法名家的成才之路，有两点是必须引起注意的。第一，他们都是临古代碑帖，很少学当代书家的字。第二，古代碑帖中，他们又非常注重临习名家、大家的名帖。 　　 唐代楷书法度谨严，笔力道劲，名碑荟萃，名家辈出，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是唐代书法名家中的佼佼者，他们创造的欧体、颜体、柳体、褚体精炒绝伦，成为楷书艺术史上至今无人逾越的高峰。元代赵孟钏涑鍪郎酝恚但他所创造的赵体洒脱圆润，道劲飘逸，元以后的楷书大家很少能望其项背。膣以我们就以?位楷书大师最有名的原帖为主，编写了这套《中国书法教程》丛书，其中有《颜真卿楷书习字帖》、《柳公权楷书习字帖》、《欧阳询楷书习字帖》、《褚遂良楷书习字帖》、《赵孟烦楷书习字帖》等5种。 　　 《褚遂良楷书习字帖》是以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为蓝本编写的。 　　 褚遂良（公元596—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县），曾官居中书令、河南郡公、左仆射，故人称“褚中令”、“褚河南”、“河南公”、“褚仆射”。褚遂良年轻时，正值战乱四起，曾为薛举“通事舍人”，薛举兵败后，又追随李世民，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李世民登基后，由于他生性耿直，且在书法上造诣较深，故深得李世民的信任。李世民曾对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徵答道：“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唐太宗李世民很快将他召为侍书。太宗临终时，褚遂良成为李世民的托孤大臣，多次参与废立太子、决定王储的大事。高宗李治即位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辅佐朝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故高宗十分尊重他。时隔不久，为册立皇后的事，他坚持己见，结怨于武则天，令高宗震怒，于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被贬至桂州，不久又被贬为爱州刺史，在郁郁不得志中含恨死去，享年63岁。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简介：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