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

作者：  岳南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简介：《南渡北归(套装共3册)》包括了《南渡北归(南渡)》、《南渡北归(北归)》、《南渡北归(离别)》、《南渡北归(套装共3册)》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南渡北归2:北归》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 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南渡北归3:离别(震撼大结局)》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感知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也生发出“在史中求史识”的冲动，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

鲁迅全集.第十八卷,附集：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

作者：  鲁迅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简介：　　随着20多年来人文科学和鲁迅研究的不断发展，专家、读者陆续发现1981年版的一些不足：鲁迅的佚文、佚信不断被发现，当时的注释有其历史的局限。此外，书中也有一些误植、误排的字。更重要的是，鲁迅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应在全集中有所体现。新版《鲁迅全集》新在哪里？其修订原则是“以1981年版为基础，增补不足，修订错讹”。根据现在的定稿，新版《鲁迅全集》由原来的16卷增至18卷，书信、日记各增加了一卷，共计创作10卷，书信4卷，日记3卷，索引1卷，总字数约700万字。 　　与1981年版相比，此次《鲁迅全集》修订集中在三个方面：佚文佚信的增收；原著的文本校勘；注释的增补修改。 　　◆收文：书信、日记各增加了一卷 　　此次修订，增收新的佚文23篇，佚信20封，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68封，鲁迅与增田涉答问函件集编文字约10万字。 　　修订编委会委员、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介绍说，在认定的23篇佚文中，内容涉及古籍整理、介绍外国文学家作品和悼念文章等，体裁包括杂文、诗歌等，反映了鲁迅文学创作道路的变迁和思想的演进。其中发表于1912年1月的《军界痛言》一文尤为重要。该文痛斥了辛亥革命后光复军在绍兴的一些劣行，在当时曾触动了一些光复军人士，他们对照此文进行检查，军风有所改变。 　　与增收的文章相比，佚信的增收量更多。在新发现的20封佚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鲁迅写给张琴孙、蔡元培、宋庆龄、胡适、江绍原、郁达夫、杨之华、申彦俊等社会名流、外国友人的。其中一封是1933年鲁迅写给宋庆龄、蔡元培商讨共同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信，弥足珍贵。这些信件内容的涉及面很广，包括文化交流、学术探讨和生活等多个方面，反映了鲁迅各个时期的思想活动和生活经历。 　　在增收的书信中，专家们就两个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即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和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件。 　　1933年由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鲁迅在编辑过程中对原信做了很多改动，包括删节内容、加写部分文字，同时鲁迅把原信全部抄录保存了下来。但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时，鲁迅原信尚未印行。此次修订，在收入《两地书》的同时，将鲁迅的原信按时间顺序与鲁迅的其他书信一起编入书信卷，这样既保存了《两地书》作为独立版本的完整性，又能使读者看到鲁迅原信的全貌。 　　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件，1995年全文被发现，但专家们认为，此信没有原件依据，文字风格与鲁迅手笔完全不同，而且也不能证明此信经过鲁迅审阅，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鲁迅、茅盾联名给中央写信确有其事，这封信具有很重要的文献意义，并且在鲁迅生前公开发表过，应该在全集中得到反映。修订本将这封信编入书信卷附录，作为资料，便于读者查找。 　　据修订编辑委员会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王海波介绍，新版《鲁迅全集》还删去了经鉴定不属于鲁迅书信的《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等。 　　◆校勘：改动了1000多处 　　据初步统计，此次修订，校勘改动达1000多处，使鲁迅作品的文本更加准确。负责全集第二卷修订的张梦阳举例说，收入《朝花夕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我”按照闰土的父亲传授的方法，支起竹筛罩鸟，“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促住的不过三四只。”这里“促住”为“捉住”之误，而且一错就错了几十年。张梦阳发现这个错后，不是轻易去改，而是认真查阅了登在1926年《莽原》半月刊上的原文，得到确认后才改过来。再如收入《野草》的《好的故事》中“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这里“缕缕的胭脂水”应为“如缕缕的胭脂水”，此文在《语丝》周刊发表时漏掉“如”字，鲁迅当年曾在杂志上发过更正，但收入集子时未改过来。像这类校勘，看上去是一字之改，但要改这一个字，却需要做大量严谨细致的考证工作。 　　◆注释：更加客观、公正、科学 　　修订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林非和陈漱渝认为，此次《鲁迅全集》注释的修订前进了一大步，对原注中带有评价说明性的内容、带有政治性和批判色彩的注释酌情做了修改和删节，把客观性作为新版注释的追求。此次修订，注释更为客观、不发议论，不解释鲁迅原文的含意，对注释对象不做评论，但要尊重历史，对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回避。如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种人”以及相关人物的注释，删去了评价，只客观介绍情况。 　　按照“向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提供相关资料和知识，同时对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的注释宗旨，此次修订新增注释900余条，对1000多条原注做了重大修改，仅查补修改中外人物的生卒年一项就达到900余人。 　　专家们普遍认为，新版《鲁迅全集》融会了20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内容更加充实严谨，学术资料的可靠性更强。单独看某一处的修改，也许它很细微，甚至很琐碎，但综合每一个细微之处来看，《鲁迅全集》的修订呈现出的是蔚为大观的气象，体现了20多年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

南渡北归：南渡

作者：  岳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8-1

简介：　　《南渡北归》（增订版经典三卷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是著名作家岳南所著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 南渡》（增订版）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南渡北归:南渡

作者：  岳南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南渡北归·南渡》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三国演义

作者：  罗贯中

出版社：崇文书局（原湖北辞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 四大名著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个人阅读和家庭收藏的必备书籍。古今名家，尤其是清代以来研究四大名著的名家辈出，如脂砚斋、李卓吾、毛宗岗、陈希濂、胡适、鲁迅、蔡元培、陈寅恪等等名家大家都做过精彩的点评，本丛书从众多名家中精挑细选出精彩点评，汇入一书，使读者在读原文的同时能多角度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四大名著的精妙之处。　　《名家汇评本：三国演义（套装上下册）》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

作者：  刘梦溪主编;陈寅恪著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处在世纪转换之际的中国，迫切需要在鉴往知今当中，获得富有前瞻性的思考。肇始于１９００年左右的中国现代学术，在方法上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并开始中西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学者们在认定学术本身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之重要标志的严复译著起，一大批学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建构了弥久不变和与时俱新的双重品格，具有开辟意义和示范作用。这些经典著作，辉耀于中国学术璀璨的天穹，成为今日学子捕获学思灵感的重要源泉。本丛书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金岳霖、顾颉刚、冯友兰、陈垣、李济、熊十力、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廖平、蒙文通、汤用彤、蔡元培、杨树达、余嘉锡、赵元任、钱基博、马一浮、郭沫若、太虚、杨文会、欧最渐、吕澄、傅斯年、董作宾、洪业、杨联　、罗振玉、陈寅恪等现代学术巨子具有恒在意义的经典之作萃集一起，既展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足可彪炳百代的巨大成就，更为面向未来、企盼更大腾飞的中华民族提供获致理性通明的精神营养。为方便阅读，每卷前附有作者小传，卷后附有作者的学术年表及著述要目。 陈寅恪（1890—1969）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归国。1910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曾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研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帅。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1947牛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文革后，惨遭折磨，并于1969年含冤去世。 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 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 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 明论从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还撰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南渡北归：离别

作者：  岳南　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8-1

简介：　　《南渡北归》（增订版经典三卷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 离别》（增订版）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朱家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蒋梦麟、叶公超等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陈寅恪、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感知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也生发出“在史中求史识”的冲动，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

南渡北归.第二部,北归

作者：  岳南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简介：　　《南渡北归2:北归》：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南渡北归2:北归》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 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br><br>海报：<br> <img src= http://g-ec4.images-amazon.com/images/G/28/BOOK-Catalog/Liaoxiaojun/B004INFYO2_01_AMZN.jpg>　　

民国国文课

作者：  王国维等 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8-1

简介：民国文化可谓承上启下，既延续了前清的儒学，又开启了新文化的序幕。在不过三十多年的民国时期里，名家辈出，诸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鲁迅、徐志摩等，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和身体力行极大地丰富了这个时代。因此，我们再度研究民国文化，并予以取长补短，对今人而言还是很有裨益的。基于此，本书从海量的民国课文中优中选优，屡经斟酌，并力争做到宁缺毋滥，从而提炼出具有阅读价值、能彰显出民国课文精髓的篇章，分享给读者朋友。

南渡北归：北归

作者：  岳南　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8-1

简介：　　《南渡北归》（增订版经典三卷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 北归》（增订版）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iyuanpei

作者：  蔡元培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简介：《蔡元培全集(第10卷)》内容简介：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近段时间，因课题研究之需，得以有暇一览蔡先生的文集，现就其美育思想谈谈自己感受。

南渡北归,离别:大结局

作者：  岳南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简介：　　《南渡北归3:离别(震撼大结局)》内容简介：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3:离别(震撼大结局)》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感知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也生发出“在史中求史识”的冲动，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 　　 　　海报：　　

Collected works of Luxun

作者：  鲁迅著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2007

简介：鲁迅先生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或杂文，大多充满着睿智的批判锋芒和战斗激情。读鲁迅的作品，可以说就是读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政治思想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鲁迅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鲁迅的作品永放光芒，后人总能从中汲取营养，受到鼓舞和启迪。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出版《仿惶》。除了小说，鲁迅还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1925年出版杂文集《热风》。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鲁迅精神，最核心之处，在于他不屈不挠地外抗帝国侵略强权，为民族自尊自强而呼号；内反专制独裁，为民主解放而抗争。这是我们最应该学产、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作者：  岳南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0

简介：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辉煌成就为世界所 　　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本书以中研院从组 　　建到逃亡台湾这段历史为线索，描述了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 　　、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胡适等知识分 　　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着重刻 　　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研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及相关人员，由南京到四川李 　　庄万里流亡的苦难历程，生动再现了傅斯年、梁思永以及与之相关的梁思 　　成、林徽因等一流学者，在艰难困苦中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 　　事业的进取精神。 　　 同时，本书还披露了中研院在岁月流逝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对历 　　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以当 　　代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与事 　　件，再度以鲜活的形象与映像，凸现于世人眼前，令人在对前辈们敬仰感 　　念的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坎坷命运与悲壮人生，生出几分浩叹。 　　

名家名传典藏书系：王阳明传

作者：  梁启超　等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6年6月

简介：　　他是一位大英雄，平生指挥作战百余次，从未有过败绩；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对上勇于劝谏皇帝，对下善于安抚百姓。　　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在“百死千难”的逆境中，阐发了“知行合一”之旨；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发明“致良知”之教。　　他的学说，至今仍为我国哲学的擎天一柱，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之业，启迪了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等，都从中受益匪浅。　　他就是王阳明，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境界的人物之一。梁启超等著的《王阳明传》融王阳明生平与学说于一体，为您认识王阳明、读懂阳明学说，打开了一扇智慧之门。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作者：  叶朗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这是一本系统讲述美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读本。这个读本主要面向大学生，同时也面向各行各业对美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讲述美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教科书，同时也是一本研究美学理论核心区的前沿课题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是作者将近五十年的美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本书继承北京大学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传统，立足于中国文化，以“意象”和“体验”为核心，力图融会中西美学的精华，回应21世纪时代的呼唤，最后归结到提升人生境界。作者在书中注重视野的开阔，注重思想的深度和原创性，同时又注重材料的丰富和趣味性，追求文字的清晰、简洁和诗意。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大学生和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朋友们的读物，同时也适合作为各行各业对美学有兴趣的朋友们的读物。读这本书可以获得理论的提升，人生的启示，同时又可以获得情趣的熏陶，审美的享受。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作者：  (美)周策纵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1999

简介：“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不像清末的中国人，清末的中国人以为他们的重大责任只不外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无所知，“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却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应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觉醒。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这个觉醒。 那是在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HiokiEki)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个私人的会晤中，向中国总统袁世凯呈递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得极端神秘。日本采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从这些要求，日本实际上要控制满洲、内蒙、山东、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的各地。假若中国答应了这些要求，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也都要受日本操纵。其中第五项要求，日本更是意图实际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的对内控制权。所以这项要求的内容，日本最初怕让其他列强知道。根据这项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必须雇用有决定性影响的日籍顾问；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军器的半数或以上更要购买日本出产品，或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 随着条件提出后而举行的中日谈判，继续了差不多四个月。最后，在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第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门都删掉了。面对这个威胁，又面对要求提出以后已经开入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袁世凯政府不待国会通过——根据宪法，这类事务必须经国会通过，可是当时国会已经被袁解散——在5月9日下午1时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所有的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协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虽然日本吩咐严格保守秘密，要求的内容还是逐渐被中国的官员泄漏给新闻界厂。当中国的报章杂志与舆论一致抗议日本的要求时，政府却放松传统政策，没有加以管制和压抑。谈判进入第二期的时候，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KatiTakaaki)男爵要求中国政府对新闻加以审查管制。第三次会议时，日置益向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止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更利用这些言论来帮助中国谈判。对这个抗议，陆征祥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陆的答辩当然似是而非，在袁世凯的政权下那里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袁世凯对这次谈判的政策无疑只是要暂时争取群众对他个人支持。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采取这种政策，再者，在答复日本要求共同拥有汉冶萍煤铁公司时，袁世凯就藉口说该公司是私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权干预。 在当时那种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能够大规模公开表示他们的意见。新知识分子代表国民表示对“国耻”观感的声音响遍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都有激昂的表示。差不多所有中国的报刊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门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报导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便感觉十分高兴。19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不要对日本的要求屈服。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当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日本的要求以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高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全国各处都可以看到，或者涂写在墙壁上，或者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者印在信纸信封上。”5月7日和5月9日立刻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蒙受国耻的经过也写进了教科书。” 若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救国运动里发展的密切关系，首先要知道1916年10月寺内正毅(TerauchiMasatake)继大隈重信(OkumaShigenobu)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大隈一直同时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和满清复辟运动派，希望用这种两面政策能抑制袁世凯的势力。“二十一条要求”是他对华政策的高峰。但寺内掌握政权后，他任命胜田主计(ShodaKazue或Katsu-daShukei)为财政大臣。这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到处都有过剩的资本可供发展新的企业。因此胜田就开始提倡所谓“菊分根”(菊の根分け)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并且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此外，口本驻华公使林 权助(HavashiGonsuke)也建议协助段棋瑞，而不再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这新政策的结果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期间，日本给段祺瑞巨大的“西原借款”。 受到这些借款的影响，段祺瑞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日本，并且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段氏本人巩固了他在国会的势力。1918年3月7日(可能在1917年8月就开始了)段的参谋长徐树铮，得到以曹汝霖为首的财务部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势力雄厚的机构安福俱乐部。由这机构收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拥护。1918年秋季以后垄断了北京国会，并占据了大部分的行政要职。这件事很弓起政府里其它集团的猜嫉和公众的不满。 在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丁秘密军事协定之后，情势就更趋恶化了。1918年苏联与中欧同盟国同意休战，双方并公布废除一连串1907到1917年间由沙皇政府鉴定的俄日秘密协约。在这些协约里日俄两国计划由中国夺取东北和蒙古，并阻止中国接受任何另一列强政治方面的援助。”在此公布发表之后，日本获得段祺瑞的同意，在1918年3月到5月间与他协商“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在这些条款之下，中国政府让予日本种种权利，下列只是其中数项：日本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阻列强或苏联入侵为藉口，日本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陆军和海军里仟川㈠本教官。双方政府对条款的内容一直保守秘密。直到1919年2月，在上海和谈中，由于南方政府代表的要求，北京政府才公布这协定的一部分。 可是，即使在这之前，北京政府对这次外交发展，也没有能把人民大众完全蒙在鼓里。早在1917年春，政府的亲日活动已引起民众舆论的强烈抗议。由陈友仁(EugeneChen)所办中英对照的《京报》(ThePekingGazette)，在1917年5月18日就登出了一篇标题为《出卖中国》(SellingOutChina)的社论，透露出后来发展为军事协定的一些中日协商，并公开指摘段祺瑞政府卖国。结果陈友仁因此入狱，该报也立刻被政府查禁。到1918年夏，大众舆论向政府要求公布这条约。中国留日和留法学生也示威抗议秘密外交。尽管有日本军警的干涉，中国留日学生仍然于5月5日在东京开成了会，会中决定他们全部(约有3000人)在5月20日以前集体回国。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全体留日学生为会员，并由旅日的中国商人提供经济支持。5月6日正东京的另一次集会中，约有4位或6位中国学生代表被日本军警逮捕。这事件使得学生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1918年5月12日留日中国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一规定，强迫他们回日本，声明由于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学生若要救国，应当继续学业，而非放弃学业。“但回国学生却不顾政府的威胁，在上海继续他们的救国团活动，并有部分学生，包括曾琦、王兆荣和喻义等，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曾琦在这报里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加入救国工作。这些文章后来在北京收集重刊成一种小册子，标名为《国体与青年》。 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最初的反应似乎是踌躇和迷惑。起先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五四”晚上曹汝霖召集他的同党在六国饭店开秘密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开会的结果并未透露。次日在上总统书里他请辞交通总长职，并对他在政府所做工作有所辩白。接着陆宗舆也照样向总统提出辞呈。曹当时的看法，一方面以为事件乃反对党派所造成，再方面学生只是受了过激派所鼓动。所以表面上看来，曹对学生的态度似乎是温和。同时，教育部在温和派的旧式士大夫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戊戌翰林。1891年曾从吴汝纶学，其后六年问任职杭州求是书院。傅是著名的古书收藏者和版本学专家)总长领导之下，似乎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5月4日下午10时有下面这个报导，很可反映这一态度： 学生的集会游行，都加以劝告自动解散。教育部命各校校长严格控制学生，接纳以曹家着火是因电线走火的说法来释放被捕学生。曹本人也曾表示，如果骚动真会渐渐平息，他也不愿意严惩捣乱分子。 然而这种态度不为政府里的军人和旧派官僚所接受。5月4司晚上政府要人在总理钱能训家里开会决定处置办法。控制政府和作曹后盾的安福系及其他亲日分子联合一些旧派官僚，坚决要习猛烈的手段来惩办学生和学校。并且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起见，对总统和总理大施压力。 这些保守人士对学生和学校的态度是易于了解的。自从1917年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来，因为有些教授和学生连续攻击儒家和传统伦理与习惯，并公开批评军阀主义和政府的外交政策，北京政府里的军人和各色元老都对北大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段棋瑞本人因在任总理期间被学校散发的小册子所攻击，也把大学看成眼中钉。1918年5月21日学生请愿以后，军阀和北京学界的冲突更深。如前文所述，1919年3月因为政府对北大的压力，使陈独秀辞去了文学院长的职务。因为有这种长期冲突的背景，“五四”游行示威实际上便成为新知识分子对政府里的军阀公开宣战。于是军阀也认为这是合适的机会和借口来惩罚学校。 因此5月4号晚上在总理家的官方会议中，保守集团提出强烈的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所有这些提议几乎一致通过，使傅增湘的薄弱反对毫无作用。 接着行政当局便下令司法部查明事实，以便惩罚对“五四事件”有责任的人。5月5日教育部下令限制学生活动，同时北京的军警戒备加强，用来控制学生的活动，北京政府已准备把被捕学生移交法庭处置。 北京政府在“五四事件”以后对当时情况的处理，从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么一个有长期背景的艰难情况之下，在他们没有正确估计社会一般人士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以前，就轻率对学生和学校实施猛烈报复的手段，虽然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领导人在游行示威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是惟一和游行示威有关系的人。例如：不但是新知识分子主动支持反日态度，就是旧派知识分子，包括很多赞成旧式文学的教员和学生在内，也主动支持。甚至林纾(他替旧文学辩护的精神已在前章提过)，在“五四事件”几周以后也宣布他对抵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作者：  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2016年5月

简介：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著名作家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王跃文、余世存、岳南，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张颐武、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倾情推荐！★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本书系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二。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风格，承接第一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27年），呈现出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战场的“战国”景观。时值国内政局巨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一时间，民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演绎出文化界的交锋论战与恩怨情仇。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真实地反映文化中心转向上海的这一时期，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的历史真相。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用自己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铸就了民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段风流。

上学记

作者：  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本书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本书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有评价将何兆武的本书、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追忆美好读书时光《新京报》书评人 苏小和　　上学记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现在读者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的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本书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进行劝教，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到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决没有否定这个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本书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本书，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页里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在今天看来都为人所羡慕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最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在第256页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　　　　读书记 那么多我们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本书，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本书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庄子》、《史记》、《古文观止》、《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楚辞》、钱穆的《国史大纲》、《金瓶梅》、《诗经》、《资治通鉴》、《勃朗宁诗集》、《丁尼生诗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冯友兰《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金岳林《逻辑》、《雪莱诗集》、《济慈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前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联合国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乐3B之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诺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玛斯歌剧《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于别的读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然。有一些书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著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人事记 “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过本书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197页“一个人的政治底线”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上，大街上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　　最后，我想提一提诗人闻一多。何先生在本书里叙述闻一多被刺杀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读书，塌塌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

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

作者：  江小蕙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6

简介：　　江绍原，（1898-1983）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生于北京。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一年。1923年会国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容肇祖先生曾听过他的哲学课。 　　1927年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1927年“4·12”大屠杀后离穗去杭州，靠卖文度日。以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任教、编纂或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等。1979年被聘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1983年被聘为中国民俗学会顾问。 　　他一生追求进步。“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是冲入卖国贼曹汝林住宅、火烧赵家楼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者之一。与鲁迅等发起了《语丝》杂志。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为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之《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 　　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追求，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他是1927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主席（据1927年北京大学引《国立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开设了《迷信研究》课。他是30年代杭州民俗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30年在北京大学开始《礼俗迷信之研究》课和《宗教史》课。 　　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乔答摩底死》，他摒弃那种迷信者的研究佛书法，其“宗旨是要用《遗教经》来做佛学研究的一例。他希望有人能用这种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来研究佛家书籍。”（胡适《序》）192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它是由1927年发表之《礼部文件之九：发须爪》一文扩展而成，是更精美的著作，“他说明了古今关于发须爪的迷信的原因及人们如何的对付，这本书在中国迷信研究专书中毫不勉强的说是一部最早最完备的。”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他从古籍中对我国古代旅行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对于宗教、迷信的研究，不是单纯的为了研究而研究，更不是钻进去做研究对象的奴隶，而是有着明确的位社会进步服务的功利目的。正如周作人在《发须爪·序》中说：“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 　　其《实生论大旨》（1923年亚东图书馆版）、《宗教的出生与长成》（1926年商务印书馆版）、《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1923年中华书局版）等译著，也有他的独特之处。不管是撰著还是译著，他都尽量搜集有关材料附于书后，使读者更加全面地对书之内容的理解。 　　1927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设了“一个从没人敢讲的《迷信研究》一课，编了一百多篇的《迷信研究》讲义，十八年秋天又在北京大学开辟了《礼俗迷信研究》一课，根据《迷信研究》又增加了许多材料，改为《礼俗迷信研究》讲义。”（叶德均《中国民俗学会研究的过去及现在》） 　　他还在《北大日刊》、《语丝》、《鞭策周刊》（多以“不失”为笔名）、《贡献》、《京报副刊》、《科学月刊》、《东方杂志》、杭州《民俗调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研究文章；五百多则“小品”，是民俗学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精通英语，除翻译有关英文学术著作外，还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还从俄文本翻译出版了《印度民间故事》（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晚年致力于《周易》和文物考古的研究。 　　他是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且在我国民俗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卓越的贡献。 　　这部书信手迹就是[文革]十年动乱的劫后残余，其中包括鲁迅、周作人、蔡元培、俞平伯、钱玄同、胡適、郭沫若、胡乔木等二十位致江绍原的亲笔信共一百五十九封，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本书所收书信的排列除将鲁迅手札列余首位外，各位之信均按撰写日期的先后为序，并对每信略加介绍，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