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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晓芒 著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1-1
简介:“哲学史方法论”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三十年来的传统课程,由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前辈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等人创立。该课程的学术信念是,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把哲学史和哲学看作是一致的(即历史和逻辑一致),在哲学史中寻求哲学规律,在哲学中奠定哲学史的根基。本书是在邓晓芒先生主讲本课程的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原来的课程是十六讲,但由于篇幅、录音设备及其他的原因,此处有两讲内容未能收入,故成“十四讲”。在本课程中,邓晓芒先生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苏格拉底以追问的方式进行学理式的辩论,而孔子以圣人的姿态用情感的方式进行辩论,并且这两种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的观点。作者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十大文化错位的阐述,其中贯穿了中西比较的方法。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Wang Fu-zhih
作者: 萧萐父,许苏民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简介:王夫之是中国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批判总结,又从多方面启发了中国主流思潮的推陈出新。本书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为指针,首选阐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由社会变迁到文化转轨,时代呼唤着思想巨人。而王夫之一生的社会经历和学术耕耘,正使之成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巨人之一。以此为背景,对王夫之的学术成就,大体分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等六方面,分章阐述,着重揭示其超越前人的理论上的创新和贡献,揭示其对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而恰当地论定其历史地位。本书尽力融会国内外已有之研究成果,是一部自为经纬、别具独见之作。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简介:本书共十卷,内容包括:“心书”、“唯识学概论(1923年)”、“因明大疏删注”、“唯识学概论(1926年)”、““唯识论”、“尊闻录”等,此定价为全套十册价格。
作者: 萧萐父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7
简介: 本书是《吹沙集》的续编,主要辑存了作者近几年所写学术论文、序、评、韵语等,也选录了《吹沙集》未收的几篇佚稿。本书内容分为九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大都属于改革开放大潮中关于文化问题的议论和对于传统哲学的反刍。大体表达了作者对文化的古今关系问题,特别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问题的多层面探索;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宏观透视以及对某些专人、专书、专题的评论。第三、四、五部分,记录了作者在汪洋学海中的漫游,对于朗朗道风、渊渊慧勉力学习的体会。第六、七部分,大体是作者对前辈学者与同行师友的学术成果研读后所感所想。第八部分“域外零篇”,选录的是译传海外的英译文稿。第九部分辑存了作者新旧诗作一百余首。
作者: 萧萐父,许苏民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简介: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明清学术思想的理论专著。全书围绕“个性解放的新道德”、“批判君主专制的初步民主思想”、“科学精神”三大主题把明清学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从明代嘉靖至崇祯,具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重新发现”与“世界的重新发现”的特征;从南明弘光、永历到清康熙、雍正,提出了批判君主专制的民主要求;而从清乾隆到道光二十年,中心是学术独立和学术研究中的知性精神的发展。三个阶段时间上前后递继,逻辑上渐次递进,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全书着眼于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文化进程,确立主潮,观其流变,不仅是明清思想的资料汇集,更是对作者提出的“哲学启蒙” 说的微观考史佐证
作者: 李申,陈卫平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本书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主办,李申、陈卫平主编,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不定期学术集刊。目前已出三辑,在学术界赢得良好口碑。这是第四辑。本刊征得任继愈家属的同意,先行发表其部分讲稿以示悼念。在哲学教育与文化传播专题中,记录了武汉大学萧萐父与中山大学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时两人的心志情谊和书内“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
作者: 李德永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德高望重的恩师李德永先生年届八五,手不释卷,与古书及中西古典音乐相伴,志存高远,道守清虚,哲思广远。 李老师是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与顾问。 李老师是湖北汉阳人,出身贫寒,少年时即钟情玄圃。抗战军兴,辗转陪都,入江津国立九中,一头钻进文史哲的书海之中,颇心仪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少年李德永曾得到郭沫若的接引。青年李德永于1947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得到时在武大任教的洪谦、黄子通、石峻、周辅成等教授的栽培,醉心于中西哲学。北大周辅成先生不久前仙逝,享年九十八岁。周先生是武大哲学系诸师长们的大恩人,他对于艰难困苦、身处逆境中的弟子关爱有加,李德永、余敦康、夏甄陶、王荫庭、汪国训老师等人都曾得到周先生的关怀与帮助。 1952年院系调整后,李老师入北京大学继续完成本科学业,又入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生班学习,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真是凤毛麟角。1954年9月李老师从研究生班毕业。1955年2月至1957年5月间,李老师在天津市第十五中学(南开中学)任政治课教员。此期间,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李老师勤于笔耕,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荀子的思想》。正是这两篇学术论文,使得李老师回到武大哲学系任教。他在南开中学期间写作《荀子》一书,于195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达校长重建武大哲学系,急需人才。经周辅成先生向李校长推荐,李校长亲自审阅李老师的论文,决定把李老师调入武大,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让李老师与刘师母、师妹桂芳等举家南返,又安排李老师到北大进修中国哲学史。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原也曾想调李老师进北大,因种种原因未果。郑昕先生赞叹李达校长的眼光与气魄,当时武大哲学系在北大进修的,可谓人才济济。李达校长慧眼识珠,李老师感念李校长的知遇之恩。 李老师自1957年6月调入武大哲学系任教,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后又被返聘数年,三十余年一直在武大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李老师来武大任教后,政治运动不断,他倍受压抑,长期未得到重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李老师的长辈与夫人多病,一家人长期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居住条件也很差。老师与师母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在师母的支持下,李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任劳任怨,甘之如饴。文革十年,李老师与哲学系的老师们一道在襄阳分校接受劳动改造。 改革开放以后,李老师意气风发,以新的视域,重新省视中国哲学思想史,尤其在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在协助萧萐父先生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工作中,在担任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与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萧萐父、李锦全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自1982、1983年出版问世以来,先后印行约十三万册,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这套教材又被编成简编本,并被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李德永先生是该教材先秦编、宋明编的统稿人,不仅亲自撰写了其中的不少内容,又下力修订甚至重写了其中的另一些内容。他为这套教材的编写立了汗马功劳。李老师在全国率先自觉探寻中国古代的辩证智慧。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李先生承担了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的任务,该书于1990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该卷讨论先秦辩证法思想,着眼于探源,着意于专新,以考辩史实、综述源流、剖析范畴、纵论思潮等论题形式,对远古至秦统一时期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和发掘。李老师颇费匠心地把本教研室教师及早期研究生等师友们长期研究的成果统整、编定了出来。 李老师多次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特别是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每会必提交论文,必即席赋诗。1987年7月,他曾应邀到美国圣迭哥的圣巴巴拉大学出席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用英语宣读了《论中庸之道》的学术论文,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此期间他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访问、讲学。 李老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着力探讨中国哲学的源头。李老师深入探究中国哲学发端史,认为夏禹治水的活动孕育着哲学的初生。他在代表作《“五行”探源》中,论证了原始五行思想产生于伟大治水斗争,五行思想蕴含着有关矛盾、关系、能动性思想的萌芽。他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照二里头发掘出的早商文化陶器如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等材料,对“五材”、“六府”、“三正” 所反映的中华早期文明作出了哲学的阐释。在《奴隶制时代的辩证法思想研究》等论文中,李老师对于春秋时期的阴阳、和同、一两、常变、因革、中庸等范畴、概念作了开拓性的、有创意的整理与发挥,丰富了我国哲学史界有关古代辩证法的研究。 第二,着力诠释先秦哲学的智慧。李老师对老子、孔子、子思、庄子、邹衍、韩非、荀子及百家争鸣诸思潮等有着精深而全面的研究。他在《老子道论试析》、《孔子思想评议》、《庄子超越思想赏析》等论文中,特重老子之“道”的哲学意蕴与特质之阐发,孔子之“仁”与“礼”、天命论与教育思想的梳理,庄子之从有情到无情、有限到无限、有我到无我的超越精神的解读,以重铸中国哲学精神。 如关于孔子的“三畏”思想,李老师的体会是:“对君子来说,‘畏’则具有‘敬’‘畏’二义。因为‘命’具有偶然性,‘道’之‘将行’、‘将废’很难预料,故感到‘畏’;但‘天命’所在又具有必然性。既然‘天生德于予’,把‘旧邦新命’的历史任务交赋于我,我就要恭敬受命、不计成败、不畏风险、信心百倍而又警惕万分地去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因此,天命就内化为自觉自律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此感才会具有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激烈壮怀,创造承先启后的光辉业绩!只有这样,才叫做‘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就标志着他的生命历程中精神境界的高度和深度!”这是极有深度的体认与阐发。 李老师批判了把庄子精神当作阿Q精神的无知之言,肯定了积极开放,富有青春活力的逍遥之游。他说庄子“从天外飞回了,突破了‘以俗观之’的局限性,换上‘以道观之’的眼镜,从无限与有限统一的视角高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观察事物,重新评估其地位和价值。”李老师逐一讨论了心理治疗的“心斋”三部曲,从“止念”到“集虚”再到“一志”。如说到“集虚”,他指出:“这种‘集虚’而出的潜能,其内涵如老子之‘虚极静笃’,其功能同样可以达到孟子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不过孟子的‘集义’,其‘扩而充之’的道德情操,刚烈之气外扬;而庄子的‘集虚’,其‘虚而待物’ 的淡泊情怀表现为柔弱中的坚定,潇洒中的激烈,有更大的韧性和耐力。”关于“至乐”与“鼓盆而歌”,李老师指出:“在思想境界中获得一种与宇宙乾坤同其悠久的‘无乐’之乐,名之曰‘至乐’。有了这种觉解,就会欣然面对死亡,‘鼓盆而歌’或‘临尸而歌’,以无限宽广的心怀,赞美‘变而有生’、‘变而有死’的转化之理,反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生死之义,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悬解’ 人生困惑,重估生存价值,开展理想生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用伟大的生,迎接伟大的死,向伟大的宇宙大家庭报到,此之谓‘大归’。”这是对庄子智慧的开掘与弘扬,也体现了李老师与天地上下同流的博大胸襟。 李老师是荀学专家。收入本论文集的有《百家争鸣与荀况解蔽》等三篇关于荀子的系列论文,从中可以了解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思维方法的理论特征,特别是荀子对天人、名实、性伪、人禽、群分、古今、道气、礼法问题的总结,以及荀子对道家思维的吸取。李老师把荀子作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通过荀子来总结先秦哲学的智慧。他在尔后讨论刘禹锡的《天论》,讨论王船山的“太极”思想时,又特重从荀子到刘、柳到王船山的思想传统的哲学特质及意义。这是中国哲学“天人”之学的三个重要的里程碑!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性命之源,一直是李老师关注的重心。 李老师有一次与我闲聊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早年研读《韩非子》,已经把法家的法、术、势看得很透。法家反对仁义,藐视人的价值,把人作为工具,一切以“利害”来计算,以刑赏二柄驱动百姓,像对待牲畜犬马一样“畜”“牧”人民,其血淋淋之心在韩非著作中和盘托出,使我们能认识到专制统治者的灵魂深处。韩非的历史观自有贡献,但其绝对的功利主义当然是有大毛病的。其实,任何时代的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对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有极大伤害的。李老师自觉批判精神奴役,呼唤思想启蒙与自由个性。 第三,着力分析宋明理学的得失。收入本集的,有李老师讨论周敦颐、朱熹、王阳明、李贽、王船山的六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试图从理学思想的内部理解其发展轨迹。李老师十分欣赏周敦颐高洁的风范,肯定其贵真、志学、知几的“乾乾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出:“他主张贵真去伪,在思想情操上多做净化工作,让‘纯粹至善’的心灵放射出‘光风霁月’的道德光辉。这种圣洁光明的人生哲学具有永久的魅力。”李老师推崇圣贤人格,一生都在体验孔颜乐处。 李老师对宋明时期的“太极”、“理气”的哲学问题有细致的清理,对李贽从旧营垒内部冲出,呈现了“童心即真心”的个性自觉,以及李贽思想的内在矛盾有深度的分析。他通过对王船山“太极”思想的论疏,回过头去看荀子至王船山的思想传统及理论得失,对我们深有启发。当然,不必讳言,由于写作年代的时代限制,李老师的旧作中有一些当时的痕迹,他以“存真”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当时的思想界的拘束。 李老师以乐观的心态,在退休之后持之以恒地“补课”。他曾告诉我,他补的就是五经四书的课。愈到晚年,他愈是回归孔孟老庄。他以孔子的“朝闻夕死”的精神激励自己,充实自己,终身学习,达到“自得”“至乐”的崇高意境。晚年,他以从容的心态写作了《漫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文创造与生态和谐》等论文,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意志万能论与科技万能论,创导高悬“太和”的价值理想,狠抓“时中”工夫,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强化“正位定职”制度,贯彻“至诚无息”精神,讴歌中华人文精神,尤其提倡把这些精神活化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凝结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系统,并贡献给全人类。李老师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他时时批判当下的负面,反思现代性,对于环境污染、吏治不清和诚信系统的崩坏忧心忡忡,他身体力行,力求把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建设健康的合理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强烈地反对无本无根之论、空头的官样文章与西化思潮。 李老师住院的时候,还带着一部《四书章句集注》,一部《庄子集释》,其实他都能背诵,之所以带在枕边,因为这是支撑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归乡与故园。 李老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本集收录了他的不少诗作,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志向、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他对亲人师友的眷顾,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以及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埋头书案已忘年,初度八旬亦坦然”。“从吾所好勤学习,率性而行了音弦”。“莫道寒窗孤陋甚,游心赖有逍遥篇”。“学无止境道无终,贵在追求苦用功”。“回首奠基知有限,迎头补课兴无穷”。这都是他晚年读书生活的写照。李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幸与师母熊培粹老师喜结连理,琴瑟和调。本诗集中《眷眷情怀》诸篇记载了李老师的情感生活。在“寂寞空斋各有年”之后,两位老人有缘相随相伴,共谱心曲,传为佳话。这是我们作为晚辈后学特别感到欣慰的。 长期以来,在武大哲学系,李老师为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的课,为研究生上“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中国古代哲学资料选读”课,还参与古籍所的工作,并曾应周大璞与宗福邦先生之邀,为中文系与古籍所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上“《荀子》导读”课。李老师1980年6月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12月晋升为教授。他于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武汉大学先进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教师。 李老师是人师。李老师对提携过他的前辈师长永怀敬意,片刻难忘师恩师德。薪火相传,他也以师德润泽后学。李老师教书特别用心,讲课十分投入,声音洪亮,常常汗流浃背。他时常指导学生读书写作,悉心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修改文章,颇费心力,尽心尽责。他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以自己的德行与学养嘉惠学苑,启迪后生。他认为,教学之道,首在教人。他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以身教与言教带领学生游学,同学们十分敬重他。他与萧萐父、唐明邦老师一道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的各领域拓展、创新。大量的本科生已无法统计,三先生合作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童鹰、宫哲兵、董建桥、高广、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刘春建、吴方桐、李维武、黄卫平、舒金城、郭齐勇、邓红蕾、张铁勇、柴文华、余金华、萧洪恩、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赵阳、梁隽华、何建明、李炼、李大华、郑潮波、别祖云、金光鸿、陈红兵等。李老师与唐老师协助萧萐父先生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维武、郭齐勇、吴根友、徐水生、龚隽、刘惠文、邓名瑛、刘泽亮、朱哲等。他教过的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的学生有:廖名春、何晓明、骆瑞鹤、段书伟等。 李老师的人品,仁厚忠诚,朴实无华,恬淡无欲,与世无争。他是谦谦君子,真正做到了敬业乐群,和为贵,大局为重,长期与萧、唐先生等合作共事,以团队精神共同建设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是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三位老师的人品与学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协调、互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也深深教育、滋养着我们。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现代三圣!李老师甘当人梯、扶掖后进的风范,光风霁月、超越洒落的境界,严谨认真、理智分析的学风,潜沉经典、精诚专一的心态,激励着我们像他一样,发潜德之幽光,推陈出新,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哲学思想的智慧,为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价值理想竭己所能,尽心尽力。 晚生郭齐勇序于己丑年春夏之交 本书于2009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 丁为祥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0
简介:《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分为“张载天人哲学体系”和“张载哲学与理学流向”两个部分,对我国哲学思想史和精神文化史上不朽的巨人,对东亚乃至世界有着极大影响的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张载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为祥是关中人,具有关中人笃实、质朴的性格。以关中之人研究关中之学,为祥继承了乃师陈俊民先生的学统。陈先生研究关学和宋明学术历四十余年,爬梳董理,扬弃会通,创造诠释,戛戛独造,成就卓著,蜚声中外。虽移居西子湖畔,然仍未忘情于关陇,致力于播关学乃至宋明理学于四海。而其及门弟子中,对包括关学在内的宋明理学极深研几者不乏其人,为祥即是其中佼佼者之一。为祥于八十年代中期在陕西师大受业于几位忠厚长者,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生班得到严格训练,毕业留校后边执教、边研究,颇有长进。其论著,例如《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诠释、解析与评价》一书等,慧解特出,不让时贤,由是可知丁君治学之勤,致思之深。他有深厚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学养和底蕴。九十年代中期,为祥决意走出关中,丰富自己,遂来到荆楚大地、江城武汉之东湖之滨和珞珈山麓,与我等时常切磋学问,并共同求教问学于吾师萧 父、李德永、唐明邦诸先生。为祥有着孟子所说的好学深思、掘井及泉的工夫和创意,在武大攻读的三年中,努力简择海内外中西哲学研究之最新成果,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并积极参与有关中西哲学思想史上的前沿问题的讨论。在我所主持的博士生学位课程(一般采取seminar或会读的方式),如先秦、宋明哲学原著原典解读和哲学史方法论(尤其是中西哲学的解释学)等课程方面,为祥的创获尤多。从他近几年在《学术月刊》《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文化中国》等刊物上发表的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和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等论著中,可以窥见其学问功底的扎实,思想的活跃,不落俗套,别有会心。然而最能代表为祥之新进境的,就是他近几年心血所寄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于1999年5月顺利通过答辩。通讯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专家潘富恩、蒙培元、张立文、牟钟鉴、刘蔚华、杨国荣、熊铁基、萧萐父、李德永、李维武、田文军教授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问题与修改意见。 《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就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认真修订而成的。作者的这个选题很有意义和价值,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张载是我国哲学思想史和精神文化史上不朽的巨人,是对东亚乃至世界有着极大影响的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其哲学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张载的研究众说纷纭,仁智互见,亟需要有人出来总结和提高,尤其是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互动的新背景下作出“推故而别致其新”的诠释。 作者在张载和宋明理学研究上有哪些创造性的贡献呢?首先,作者研读了有宋以降,特别是近五十多年以来境内外关于张横渠研究的所有资料,从中发现一些问题。例如太虚与气、性与天道、《正蒙》与《西铭》的关系等,例如二程对张子评价的影响以及如何或者在哪一思想脉络中定位张子等,此前的研究者各有偏重,为祥则予以超越扬弃,重新定位。关于横渠之学,贬之者或褒之者均定位在气学上,为祥兄则大不以为然。他不囿陈说,着力于解读横渠之学的博大高明,提出了本体论与宇宙论并建的框架,解决了近五十多年来张载研究悬而未决、聚讼不巳的问题,重新定位了张子哲学。 其次,作者从宋代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与张子探索中的问题意识出发,揭示其由太虚与气的统一所构成的宇宙本体论和由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所构成的人生实践论。为祥君认为,在张载哲学中,不仅从宇宙本体论到人生实践论是一虚贯通、一气流行的,而且太虚与气、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也是“一滚论之”的。张载并未陷入所谓“气性二本”,或所谓气性并重的二元论。“穷神化,一天人”,《六经》《论》《孟》融为一炉,才真是张子之大本。作者意在复兴一个整全的张子和张子学说,肯定横渠以“太和”“太虚”为纽结,在天道性命诚神等范畴方面有创意的阐发,奠定了宋明学术的理论基础。 再次,作者紧扣由宇宙论到本体论到人生论的脉络,分析了由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子、象山、王阳明、王廷相到王船山的学术流变过程,作者下力研究张子与二程、张子与朱熹的学术关系,分析了二程贬《正蒙》而扬《西铭》的缘由,以及朱子亲和、象山疏离张子的不同态度和明清心学、气学两系对张子的不同择取,肯定了张载哲学内涵的天人、体用及本然与实然两翼并进的纲维,在一定意义上规定了理学的发展与终结,恢复并重新确立了张子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第四,作者在关于“虚气相即”“性天合一”“明诚两进”“民胞物与”的解读中,凸显了张载哲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有功于传统哲学的创造诠释与现代转化,尤其引入应然与实然的概念,分析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确乎发人之所未发。作者顺张子虚气相即的理路,认定他从本然与实然的双向统一提出了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原则,这种架构也是一种创造。作者认为,张子由天到人,由人到天,由圣到凡,由凡到圣,既有超越、形上层的终极理境之追求,又有内在、形下层的现实社会之关怀,并把二者贯穿、统合了起来。这种见解无疑也是一种创造。张子的天地(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所知(道德直觉、与天道的冥契会悟)与见闻之知,立志与养气,穷理与尽性,明与诚,性与天道的双向并进、互动、统一,既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哲学家,而且直到今天仍有其理论价值,值得阐扬。乾坤并建、立体开用、明体达用、体用不二、一心二门、两行之理、理一分殊等等,是非常有创意的哲学模型或范式,在张载消化、融铸儒释道,并立下规模之后,经由朱子、船山、熊十力等和现当代中国哲学家的阐释,其现代意义尤显突出。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再发掘、再发现。 第五,作者学风严谨,功夫扎实。他把张载放到宋明理学的整个背景上,从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作了细腻的梳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作者恪守学术规范,反对做文抄公,亦反对言之无物的、打着学术旗号的泡沫。在方法学上,作者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总之,《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是一部有着诸多独到见解和创识的高品质的学术专著,不仅对张载研究,而且对宋明理学研究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这是作者对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贡献。 为祥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专精之作,与他平日的刻苦攻读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做学问与做人不二,兢兢业业,埋首书斋,以平等心与古代哲人作心灵交流与思想对话。他满怀热诚,有学术的激情,矢志弘扬传统精神价值,并且身体力行。在一定的意义上,他的为人为学、生活态度,都是儒家式的。他肯干且能干,有入世情怀。从他的身上,我能体会到一个“诚”字。我很敬重他的拙朴、诚恳、敬业、虚怀若谷、顾全大局、尊重他人、乐于助人,并且引为同调和知己。为祥现又回到西北,仍执教于陕西师大,然而我们的心是相通相契的。我们都是凡人。为祥与我,在教书生涯和凡俗生活中,在学问方面,都有许许多多自身的缺弱和限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亦有着终极信仰和道德理念的支撑,追求着近千年来激励千百万志士仁人的“横渠四句”的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者有人说这是儒者的自大或良知的傲慢。以物观之,横渠四句似乎不近情理;然而以道观之,方能心知其意。记得有好几次我与为祥兄聊天时,谈及世人对中国文化、特别对儒学的成见之深,谈及在今天做一个儒者之难,乃至都动了感情,唏嘘不已。但愿我们真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为序。
作者: 蒙文通,萧萐父,庞朴等著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简介:《推十书导读》内容简介:清末民初及至民国前期的中国学术,如果抛开汉学宋学之争及新旧学之争的成见,仅就留誉于中国学术史而有大师之称的学者而言,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首当其冲;如果分别学科而言,那么,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内,可谓大家辈出,名垂青史。而学思独运、称为“一世之雄”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则以其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堪称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 刘咸炘先生(1896-1932),字鉴泉,四川双流人,自幼聪颖好学,弱冠即有著述,青年而为塾师,与友人蒙文通先生等在成都共创敬业学院,任哲学系主任,后聘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终生不离教席,而潜心于国学研究,登堂入室,达到国学研究的极高境地。 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来源大致有三:一曰槐轩(刘沅),一曰实斋(章学诚),一曰西学(要在西方哲学思想),而以国学为内核,以西学为参较,纵横发挥,相得益彰。其治学方法论,则独创新宗,曰:执两用中,故以“多算一筹”[②],而“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③]其治学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所谓“史学”,其旨趣在于:“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仅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可也”。[④]由史学而入“社会科学”、“人事学”(即今人文学),足见刘咸炘先生所涉学术领域之广博,几乎遍及哲学、史学、诸子学、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方志学、校雠目录学、书学等领域。所著《推十书》,乃其平生论著的总集,都231种,合475卷,计600余万言,鸿篇巨制,时所罕见。此著深入中国学术根柢,融通西方学术思想,生发文化自觉,执两用中,推十合一,创新学术,不特为民国群贤所难企及,且可谓登峰造极,一人而已。 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遗产,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重点力量,积5年之功,精心整理《推十书(增补全本)》,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之一种。全书20册于2009年1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推动对《推十书》的研究,深入发掘“推十学”这座无尽宝藏,我们特将《推十书(增补全本)》析为数种,以类相从,相聚成编,合为类聚丛刊,以供各界研习之需。 应知识界朋友的约请,我们首先选编了《道教征略》,并编辑了《导读》,作为《类聚丛刊》的首批出版书目。《道教征略》是刘咸炘先生研究道教流派和传承,系统整理道教经书目录的重要著作,是当代道教研究不可或缺的必读书。《导读》收录了学术界研究《推十书》的主要成果,作为各界研究《推十书》的重要参考。《导读》作者中,蒙文通、萧蓵父、庞朴等先生,均为当代学术大家,名响学界;其他各位作者,亦大抵卓然成家,各篇并属力作。相信《道教征略》和《导读》诸篇,可以为各界朋友提供《推十书》研究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作者: 叶贤恩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熊十力传》是一部新撰传记就要和读者见面了。作者叶贤恩让我为这本传记写个序,我欣然接受。因为熊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前辈,当代国学大师。由于我父亲汤用彤先生和熊先生在北京大学同事多年,因此我在青少年时也有不少机会见到熊先生,而在那时我和我的妹妹都称他“熊伯伯”,有时也称他“胡子伯伯”,当我们这样称呼他时,他总会哈哈大笑。后来,在1947年,我也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可惜没有听过熊先生的课,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记得,在1961年,熊先生由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民族饭店,我陪我父亲去看他。他们两位老人谈了一些各自学术研究的情况,对当时国家的困难也颇为关心。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熊先生。1968年5月23日熊先生去世,当时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听说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折磨而去世。我们后辈学者都深深感到悲恸。我们民族失去了一位代表中国文化的大师。为了纪念熊先生,我和武汉大学的萧萐父等学者,1985年在湖北黄冈熊先生的家乡召开了“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玄圃论学集——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当我拿到叶贤恩的《熊十力传》时,心中十分喜悦,通读全稿之后,我对一代国学大师熊先生的为人为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叶贤恩在书中虽然也讲到熊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上作的贡献,但这部书主要是让我们通过具体事实和材料,亲切而真实地了解熊先生这位20世纪我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和坚贞的爱国民主志士。熊先生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中国历史上曲折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他幼年家贫,勤奋自学,勇于探索,志向非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投身反清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又参加护法之役。后来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中反思、觉醒,慨然脱离政界,潜心学术研究,思考“中国何由停滞不进”、“革命终无善果”的历史原因和思维教训。经过五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刻苦砥砺,终于“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建构其《新唯识论》独特的哲学体系,成为五四以后独树一帜,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
作者: 萧萐父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简介: 本课经多次讲授,初拟讲纲,后写成讲义,再打印发给学员,最后修订成为此书。本书在教学实践中积累而成,仍保留讲义形式一学期每周4学时的授课,并意到将一些论述仅标出一定体例便于讲授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本书内容如有某些特点,除上在论述中熔铸了较丰富的文史考古知识,并特别注评价“五四”以业的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使研究生继踵前修,尺快地进入学术前沿;同时,特虽强调义必征实,言必有据,提倡严谨笃实的学风。
作者: 萧萐父,吴根友主编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2001
简介: 本书上篇旨在引古以筹今,侧重于对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作动态探索;下篇着力于现代价值理想的生成、结构、矛盾发展、未来前景等进行多角度剖视。
作者: 净慧法师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5-5-1
简介: 续佛慧命的菩萨——净慧长老周年祭 (代序) 净慧长老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我时时怀念着他。他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承蒙慧公的错爱,他生前数次谈到他与我之间的法缘。我因恩师萧萐父先生的指引,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熊十力哲学时,就经常拜读中国佛协的《法音》杂志,知道净慧法师当时即在巨赞法师手下办《法音》,后任主编。巨赞法师早年与熊十力先生有文字之交。 一 我与慧公的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4月15日。台湾佛光山弘法探亲团领导人星云大师一行,应邀访问北京及西北、西南地区之后,由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来武汉归元寺过往。该团当天下午才到,晚上就要离汉,继续乘船前往南京。我陪恩师萧萐父及李德永、刘纲纪先生专程到归元寺看望星云大师的学术顾问、美籍华裔哲学家傅伟勋教授。净慧法师作为中国佛协的成员陪同星云大师一行活动。当天我们不仅见到了星云大师与傅先生,还见到了净慧法师。那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当晚惊闻胡耀邦同志去世的噩耗。萧先生原来就认识净慧法师。我则是因傅先生、萧先生、星云大师而与净慧法师结缘的。 我与慧公的第二次见面是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香港九龙窝打老道84号冠华园三楼召开的“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上。此次会议由霍韬晦先生主持,法住学会主办,旭日集团赞助。慧公与旭日集团杨钊、杨勋兄弟的法缘也开始于斯。大会的名誉顾问是赵朴老,顾问是饶宗颐、季羡林、圣严法师、傅伟勋。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傅伟勋、方立天、杨曾文、成中英、蔡仁厚、唐力权、唐亦男、曾昭旭、乔健、苏新鋈、游祥洲、吴汝钧、林安梧、龚鹏程、郑志明、赖永海、冯达文等,还有净慧法师、恩师唐明邦与我。彼时参会,净慧法师的身份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成员。他当时已在柏林禅寺,他的论文末署“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于赵州祖庭问禅寮”。 此次净慧长老的论文发表被安排在会议的第一天(即24日),评论人是傅伟勋先生。由傅先生评论慧公的论文,可见大会对慧公的尊重。慧公报告的题目是《当代佛教契理契机的思考》。该文有三部分:一、佛法常新。二、现代化与化现代。三、世纪末的回顾与前瞻。慧公指出:“所谓佛教永远是现代的,是指佛教应该永远契合当时、当地社会人心的因缘形势而新之又新,新新不已,引导人们如何在当下离苦得乐……这便要机教相扣,或者说契理契机。契理契机的教化永远是现代的,永远是当下的,永远是新的。”他引用并发挥太虚大师的《新兴能贯》一文,指出:“我们应紧扣契理契机这一中心,把握时代的因缘而作对机的教化,这才是佛教现代化的真意,也唯有如此,佛教才能维系其万古常新的生命,作人类精神的导航灯。”慧公认为,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世界的佛教就是人间佛教,也就是现代化的佛教。这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些不能适应时机的东西被扬弃,会有一批续佛慧命的菩萨应运而生,人类历史文化将展现更为灿烂的篇章。他说:历史上“许多古德在接受、消化印度佛教、创宗立说方面表现出来的胆识和智慧,是我们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近现代佛教采用的一些形式其实是古已有之:今之居士林,古有义邑;今之慈善事业,古有无遮大会、修路建桥、悲田院、养病坊等;今之大众弘法,古有俗讲师、唱导师;今之佛教文艺,古有雕塑绘画、变文、押座文等等。看起来在观机逗教、善巧方便方面,我们并不比古人现代化,相反倒是迟钝、保守了。我们只要有古德那份勇气和魄力,佛教现代化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认为:“佛教现代化是契机,是随缘;佛教化现代是契理,是不变。现代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因势利导。佛教始终应有深远超越的眼光,慈悲摄受现代人,作时代精神的航标;在适应潮流的同时,要引导潮流。因为现代文明的繁荣只是一种幻象,人类的心灵仍然在盲目地流浪,佛法能引导人们走上离苦得乐的幸福之道,使之回归到精神的家园。”慧公指出,回顾中国佛教辉煌的过去,我们不能不对历代高僧法师在使佛教中国化、在以佛法化导群生方面的无上功德深表赞叹和感恩。其中,道安大师、慧能大师、太虚大师是三座里程碑。他历数这三位大师的杰出贡献,认为他们都回应了各自时代佛教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为佛教继续发展开辟了新的纪元。他认为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佛教的出路时应该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完成他的未竟志业。事实上我们现在做到的并没有超出太虚大师的设想,他的许多想法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胆、更具前瞻性。 慧公的论文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称许。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是《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佛教的当代意义之蠡测》,内容上恰好与慧公相呼应。这一次有机缘与慧公相过从,向他请益,亲闻謦,如沐春风。我记得我们在香江讨论了哲学上的体用问题。 二 此后多年未通音问,直到慧公离开赵州,回到湖北之后,我们又有了联系。在本焕长老之后,净慧长老于2003年9月继任黄梅四祖寺方丈。他把在柏林寺办生活禅夏令营的经验带到四祖寺,使武大的一些学子也深受教益。他还支持了吴根友教授等青年教师珞珈七子的读书活动及他们办的同仁刊物《学鉴》的出版。 2005年,我仍在武大哲学学院主持俗务,为本院及其所属宗教学系的发展,12月4日,我与麻天祥教授等专程赴四祖寺拜谒净慧长老。他是高僧大德,仍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位置上。净慧长老在方丈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回顾了他与天祥兄及我此前的缘分,与我们交谈了合作事宜。我们诚邀他来武大讲学,参加佛学百年国际会议。我们与四祖寺结了善缘,当日还有缘见到四祖寺、五祖寺、玉泉寺的一些法师,黄梅县与当阳县统战部负责人,香港旭日集团杨勋先生等。慧公弘法化现代,教益多多。杨氏兄弟发大愿捐助佛教事业,令人感佩。 2006年4月1日,慧公应我们的邀请,正式访问武汉大学。上午在人文科学馆(逸夫楼)哲学学院的大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净慧长老赠书仪式与受聘仪式。敝院麻天祥教授、吕有祥教授、宋新民书记等都来了。他赠送一套大正藏给敝院,敝校诚聘他为兼职教授。仪式之后,慧公对敝院师生演讲《生活禅及其意义》。慧公开讲即谈到他对武大的敬仰,早年曾来此游览。他用略带新洲口音的普通话演讲,语调不高,语速不快,语言十分平易。他讲到他的老师虚云老和尚的贡献与教诲,讲到他1951年在广东云门寺依止虚云老和尚受戒以来的修行。他关于禅、生活禅与现代人的生命体验的开示,深深打动了我及与会师生的心。中午在珞珈山庄共进午餐,吴俊培副校长也来了。此次又议了拟与敝院合办《禅源》杂志,合开佛学百年会议等事。2006年10月16至18日,在慧公与四祖寺的支持下,盛大的佛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敝校召开,来了不少知名学者,如楼宇烈、杨曾文、李志夫、赖永海先生等,交流了数十篇论文。此后,由于慧公的因缘,敝院与杨勋先生及其真维斯集团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他们在尔后的五六年里,每年赞助若干经费帮助敝院及“佛学与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佛学研究活动。 2011年12月17日下午,我与孙劲松副教授再次去四祖寺拜谒净慧大和尚。慧公在方丈室里接待我们,与我们交谈,我们向慧公请安、请教。对时下的境况,慧公与我有很多看法一致。再次拜访佛学大师,获益匪浅。他对佛学史,对湖北佛教的人物、事迹与思想,如数家珍。他希望我们组织学者系统研究湖北佛教史,特别提到道安、智、太虚大师与武昌佛学院等。我此时在武大国学院兼俗务,此行我们主要是与慧公协商国学院与四祖寺的合作事宜的。国学院与四祖寺拟联合组建“武汉大学黄梅禅文化与荆楚佛学研究中心”,组织撰写荆楚佛教丛书,四祖寺愿设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国学、哲学两院优秀学生及贫寒子弟潜心向学。 2012年3月9日上午,在敝校珞珈山庄举行了黄梅四祖寺与武大国学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慧公亲临会场并开示。在四祖寺的支持下,“武汉大学黄梅禅文化与荆楚佛学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慧公亲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荣誉主任。会上宣布,由四祖寺赞助的“双峰奖学、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成立,慧公亲任主任,明基法师、崇谛法师等出任委员。出席这一盛会的还有:湖北省政协涂勇副主席,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熊召政主席,中国佛协副会长、湖北省佛协会长正慈法师,敝校谢红星副校长等。我与正慈法师也有缘,恰好在此前一个多月,友人陪我与书法家徐本一先生一道去黄石慈山禅寺喝茶,又到东方山弘化禅寺游览,得到正慈法师的热情接待,与他很投缘。此次会议之后,在慧公的关爱、支持下,佛学研究中心得以正常运转,双峰奖学金与助学金也正常颁发。我的一位外国留学研究生因本科时在外校享受过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读研时则不能继续享受,他的学费、住宿费与生活费有困难,我给慧公汇报后,慧公慷慨地给予了资助。 2012年,慧公亲自邀请我们国学院的十多位老师给四祖寺、芦花庵的僧人开办系列讲座,讲授国学的方方面面,以提高僧人的文化素养。我与秦平副教授的讲座被安排在7月上旬。7月7日上午我们被接到四祖寺,下午慧公来看我,又亲自到大会场,与僧人及信众百数十人一道,听我讲了三个多小时的《孔子与〈论语〉》。他是大师,年事已高,身体清癯,我实在不忍心让他端坐着听我的讲座,劝他不要听了。天热,汗水打湿了他的僧衣,中途休息时我再三请他回禅房休息,他硬是没有离开,坚持听完了讲座,最后还予以点评,肯定僧俗界学习《孔子与〈论语〉》的意义和价值,强调德性修养的智慧。据说敝校其他教授的讲座,只要他有时间,都来听了。由此可见他的谦逊好学与以身作则。 他请我与秦平吃晚饭,次日早上又与我们一道早餐,聊得甚快。8日早餐后我即返汉,秦平则留下来讲了一天的《论语》。这一次,讲座前后及两顿饭时,慧公与我聊了不少,特别投缘。我们的交谈集中在儒佛之相通方面,他对孔子十分尊重,对《四书》有很深的理解。他还对我讲了历史上与当今佛教界在传播儒学上的积极贡献与作用,说到近年民间读蒙学(《弟子规》等)、读经典,佛教的推动甚是有力等。我也表达了儒家学者虚心向佛教学者学习的诚心,认为太虚与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慧公本人的生活禅对我们儒家学者启迪良多。我们还聊到生态环保问题、人心安顿的问题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等,有很多共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与慧公的这次见面,竟成永诀!他在交谈中透显的寓深邃于平易中的智慧,永志难忘! 2013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一),谷雨,天降温降雨,晨六时,净慧长老在四祖寺圆寂。那天与次日,我们作为东道主,正在武大接待来自全国的百多位学者,举行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年会与理事会,年会主题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当天我与一些朋友惊闻慧公圆寂的噩耗,很是震惊与悲痛,惜因会务不能离校。 4月22日中午,我与吴根友、麻天祥、吕有祥、翟志宏、欧阳祯人、孙劲松、师领等十余人,包括受到恩惠的博士生、外国留学研究生等,分乘两辆车,冒雨前往四祖寺,与净慧长老作最后告别。四祖寺被僧人、居士、信众与志愿者布置得庄严肃穆,很多人不分昼夜守候着、忙碌着,巨幅白色挽幛、大量黄白色花束,表达了人们对大师的悼怀之情。我们瞻仰大师的遗容,行跪拜礼,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净慧长老与我的交往,我所受到的教诲与恩惠,他的生活禅的理论与实践,他从赵州柏林寺退居回家乡湖北十年来为佛教事业所做的贡献,他近几年对我们武大师生的支持与关爱……一切都历历在目。 三 慧公一生坎坷,从一岁零五个月开始即由比丘尼抚养,青年时被打成右派,中年时在“文革”中被迫还俗,饱受辛酸与苦难。与世界上一切称得上宗教领袖的人物一样,慧公是属于草根的、经历过磨难的、有着献身救世精神并付诸实践的宗教领袖。 为了弘法,慧公吃了很多苦,在河北二十年,在湖北十年,主持恢复、重建了许多寺庙,发大愿,广结善缘,依靠民间信众的力量,又以方便善巧争取官方、商界的支持,终于修复了诸多道场,成为弘法之基。他把柏林禅寺、当阳玉泉寺、邢台玉泉寺等寺院的硬件,建设得有相当的规模。四祖寺是在本焕长老复建得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扩建的。国内不少寺庙里都凝结着慧公的心力与汗水,十分难能可贵。寺院的土地、资金等硬件建设是很艰难的事,有时为一点小事,都要跑断腿,要与许多人打交道。慧公可谓是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别人做不成的事,他能做成。慧公是很能做事且能做大事的人,在组织、管理的智慧与才干上,他绝对不亚于世界500强企业的CEO。 寺院建设不仅有硬件建设,还有软件建设,这就是寺院的理念与文化,寺院的人才培养等软实力。慧公坚持信仰,精于佛理,持守戒律,绝不让寺院变成敛财的工具,绝不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同流合污。他力主不收门票,开门迎客,强调道风即佛寺内部的自身建设,主张山门清净、身心自在才能使佛法兴隆。慧公坚持的是佛法的正道,对今日中国大陆僧俗各界端正人心、整齐风俗有甚深意蕴。 慧公创造性地开办了禅文化夏令营,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此事一开始时,曾承受了教界内外的怀疑、批评、反对及种种压力。夏令营在柏林寺持续了二十年,在四祖寺持续了十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净化,也有益于青年人的心理健康。事实证明,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令人宽慰的是,慧公走后,在他的弟子们的坚守下,夏令营仍在继续,四祖寺与武大国学院诸合作事项亦仍遵照慧公的遗训继续执行。 “生活禅”是慧公的一大发明,这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慧公于1990年到1991年间第一次提出“生活禅”的修行理念,于1992年正式提出“修生活禅”的一些具体要求,1993年暑期针对青年佛教学子举办了第一期“生活禅夏令营”。“生活禅”的远源是赵州与临济,近源则是太虚。慧公发挥“道在目前”、“道在日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禅宗与儒家理论,发挥赵州和尚道场就是生活本身、修行即生活的道理,以及临济禅师的大道就在当下的见闻觉知处、举手投足处、穿衣吃饭处、日用应缘处的说法,强调修行与生活不二。慧公又发挥太虚、赵朴老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强调让佛理与现代社会及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解决好僧团自身建设与佛教的现代发展问题。慧公还引用《心经》与《中论》,论证涅槃与世间不二是生活禅的依据。 据此,慧公提出了“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活禅宗旨。前者是大智慧,以自受用为主,属解脱道;后者是大悲心,以他受用为主,属菩萨道。悲智双运的慧公又进一步提出了“不断优化自身素质,不断和谐自他关系”以及“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理念。他把修习生活禅要达到的目标定位为:“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根据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慧公把生活禅修行原则概括为“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其具体内容是:“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这与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之道与“知行合一”论十分契合。当然,慧公坚持佛教信仰,在终极层面上肯定以“三宝、因果、般若、解脱”为正信,在功夫下手处坚持“敬信佛、法、僧三宝,勤修戒、定、慧三学,息灭贪、嗔、痴三毒,净化身、口、意三业”。 慧公很善于用现代人平实通俗的语言,把理念与功夫编成口诀,便于信众和志愿者记诵、会悟并落实到行动上。如强调修生活禅要安住当下,在现前一念心性上用功夫的重要性,他提出:“修在当下,悟在当下,证在当下,庄严国土在当下,利乐有情在当下。”这本是禅宗“当下即是”的老话头,但慧公却能画龙点睛,让人理解、警醒,提撕生命。关于在日用常行中落实生活禅理念,慧公指出其心灵向导是:“以感恩的心面对世界,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以分享的心回报社会,以结缘的心成就事业。”生活禅积极入世,融入现实生活,有做人做事的二八方针:以“信仰、因果、良心、道德”为做人的方针,以“感恩、包容、分享、结缘”为做事的方针。慧公说:“这二八方针,对于现代这个物欲横流、诚信缺失的时代,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这是令人信服的。 慧公说,生活禅具有功能性、升华性、日常性、连贯性(连接性)四大特点,有刚有柔,有体有用,可以用在个人的修行上,可以用在事业的发展上,可以用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可以用在做人做事的心态上。他引用太虚大师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指出生活禅最后落实在人格的完善、提升、尊严与庄严。“人格的完成就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圆满成就。落实生活禅的目标,贯彻生活禅的宗旨,弘扬生活禅的理念,就是要在‘人成即佛成’的大目标和大方向上,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为这个时代做出应有的贡献”。 方立天老师赞扬慧公继承了两个传统:一是虚云老和尚禅法的传统,即丛林的传统;二是他长期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研究而来的现代传统。这两个传统使他形成了两个特质:一是理论的造诣比较高,“在我看来他是中国当代在佛学理论方面造诣比较高的一位高僧大德”;二是他的开创精神,包括他提出生活禅,办夏令营,办一系列禅学刊物,出版图书,印《大藏经》,成立禅学研究所,给一些高校颁发奖学金、举办论坛等。“他的活动很多很广,这都说明了他的开创精神”。这两个特质决定了他的生活禅理念的提出。方先生认为,除了继承光大赵州禅与临济禅的传统外,生活禅是针对过去、现代佛教跟现实社会脱节的弊病应运而生的,弊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遁迹山林,一个是追求死后解脱”。慧公补偏救弊,强调把传统的禅学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把法师禅传统与人间佛教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活禅的理念。这是适应时代的,把“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生活禅是个大概念,不是个小概念”。方先生指出,这里所说的“禅”、“修行”,都是“大概念,是大智慧、大觉悟、大境界,它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着世出世间法的全部,这就是生活禅的‘禅’”。 楼宇烈老师说:“净慧法师提出的生活禅更加有现实意义。因为大乘佛教的兴起,就是把佛教推向人间,把佛教生活化,离开了佛教生活化就没有大乘佛教,如果有的话也就剩下了佛教的神格化,而禅宗恰恰是把神格化的一面还原成了人间化、世间化。这方面是禅宗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和发展的地方。”楼老师说,世间的污浊需要佛法净化,世间的平庸需佛法去提升,若佛法不进入生活,怎么净化、提升?“因此佛教生活化跟佛教神圣性并不矛盾,而且正是佛教神圣性的要求,让我们把佛法融入了生活”。 方立天、楼宇烈老师说得很好!我经常拜读净慧长老的书,无论是居家还是旅行,时时捧读。他的《入禅之门》、《生活禅钥》、《生活禅语》、《守望良心》、《坛经一滴》、《双峰禅话》、《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做人的佛法》等书,给我以很深的教益,是我终身受用的书。其中记录着他对生命的领悟,对我做人与做事启迪良多。如“心的迷惑就是以‘我’为中心,心的开悟就是突破了‘我’的障碍”;“一切事提得起放得下,心就无挂碍;一切事提不起放不下,心就有挂碍”;“结人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有所求,那就是世间的善缘、有漏的善缘;反之,广结四缘无所求、不著相,无人无我无自无他,那就是无漏的善缘,那就能够成圣成贤”。慧公的《生活禅语》,随处引用孔子与儒家、老子与道家的经典,当然也有佛典与高僧的语录,并有自己的心得与现代解说。这些箴言警训,常读常新。 我所知的慧公在晚年仍很累,仍很辛苦,为弘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我的心目中,慧公与他在文章中常常称道的古德一样,是一位续佛慧命的菩萨!我与友人正在推动民间儒学的新开展,老实说,我们缺乏的正是慧公等佛禅中人的万难不辞、救世献身的实践精神。 面对死亡,慧公十分洒脱、坦然。佛教讲“了生脱死”,“解脱涅槃”,今人叫“终极关怀”。觉者能化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慧公专门讲过《生活禅的终极关怀》,强调学修生活禅,善待生死,“断恶修善”。他认为,不知断恶,不知修善,就不能了生,不能脱死。“终极关怀这件事,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古往今来,英雄好汉也好,凡夫俗子也好,一切圣贤也好,都逃脱不了这件事。只是说,圣贤是在觉悟中结束了这一期生命,他安乐自在……佛家的终极关怀,是从生命的当下做起,不是等到生命要结束时再来做……要随时随地提起正念,随时随地提起觉照,随时随地断恶修善,随时随地地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如果这种善心善念连续不断地占据心灵的空间,一旦死亡到来,我们就能够从容面对,生死一如”。净慧长老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学说,积极地生,从容地死。 净慧长老是我们的楷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武汉大学国学院 郭齐勇 甲午年初春于珞珈山
作者: 萧萐父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呼唤启蒙(萧萐父文选下)》是在突显萧老先生探索中国哲学的艺术特色——对明清哲学的艺术研究。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考察了明清之际我国的启蒙思潮所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的艺术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艺术思想,评论了明清启蒙艺术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 萧萐父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萧萐父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工作者,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萧萐父选集》选录了他一生中较有影响的文章若干,辑为一册,涉及儒释道研究的中国文化方面、哲学史的研究、人物评传等,收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予以出版,以资纪念。其中尤以王夫之研究最见着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