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

作者：  徐化芳著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2007

简介：主人公周川天性是个不惧怕邪恶的二秆子，他大病缠身面临死亡的关键时刻，仍然离不开美丽的女人。正是这种对爱、对女人最本真的需要，激发了他的潜能，使他再获新生。那鲤鱼咬籽的场面、惊心动魄的搏杀、狂风暴雨的肆虐以及莲花以其自创的性爱土方为周川疗伤……无不给人以独特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与震撼。 作者以富有创意和感染力的激情文字告诉大家，是病魔和死亡的折磨将周川扭曲成了怪脖子！这个怪脖子使他在任何人面前都只能高昂着头颅--这成了他生命的符号！这不免让读者看得有点提心吊胆，却又欲罢不能。周川以人间大爱造就了血性男儿的奇迹。这个倔强的男人，如果他肯退一步，或许就没有了大半生所有的挫折和灾难，那条能屈、能伸、面条子样发软的正常人的脖子，就不会被病魔和死神扭曲成一条直挺挺无法弯曲、丑陋的、让人看了生厌的怪脖子了！ 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在这里又一次得到印证。脖子就是周川作为一个血性汉子不屈性格的象征。 作品不仅写活了几个不同性格的男人，还把莲花，莲蕊，红秀一大批不同性格的女人写得栩栩如生。因为有了美丽的女人，世界才那么美好，男人才那么发奋！这是写给全天下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作品以震撼人心的情景和细节，刻画出了一群令人百感交集的大地苍生！是近期不可多得的令人振奋的厚重之作。 几千年来，在微山湖浓密的芦苇荷花里，在飘飘荡荡的小船上，有着烧酒浸泡出来的粗犷男人，有着荷花瓣塑就的美丽女人，时刻都发生着人类最原始最贪婪的情爱和欲望……微山湖和微山湖的鱼以及那里的女人，在作者的笔下，组成了一个神奇的乡土世界！质朴的笔风，淳朴的生活，仿佛能嗅到微山湖里混着泥巴味道的荷花芬芳，看到湖边的人们辛苦却坦然的生活，乡土的滋味里，承载了大雅的气息。如同山东高密红高粱地是作家莫言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山东微山湖，就是作家徐化芳的文学地理故乡。

红高粱

作者：  莫言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简介：　　 《红高粱》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体现了中华民族红高粱般质朴强悍、 　　敢爱敢恨敢死的生命意识。贯串整个故事的红高粱，就是这种辉煌惨烈生 　　命力的总体象征，突显强烈的民族原始生命力。作者以回忆方式叙述祖孙 　　三代的抗日事迹，发掘民族灵魂深处的野性、情欲、正义与仇恨等真实情 　　感，并肯定这种民族精神的存在和延续。 　　 《红高粱》展示一幅东北高密农村的现实生活画卷，体现当地人民的 　　民生习俗如：轿夫折腾新娘子、吃咔饼。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和原野景物描 　　写，富东北地域色彩。 　　 《红高粱》另一特点是反传统的“悲剧美”，充分反映原生状态生命 　　意识。写到最悲惨时带入幽默，如写罗大汉被剥皮的情景、奶奶临死时“ 　　盛着满溢快乐、宁静……”。使悲剧氛围更感人，富深刻意蕴。 　　 作者借鉴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和福克纳意识流手法，以现代派创作技 　　巧表现现实主义精神，以历史角度、象征、隐喻、去探索民族文化，寻找 　　“失落了的精神家园”。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2011年8月20日，莫言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 　　《四十一炮》以九十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人性的裂变，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 　　小说的副线是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两条线索交叉进行，使整部小说在实和虚的场景不断变换、扑朔迷离、曲折迂回，又一次近距离地回看了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　　 　　通篇以一个孩子的口气讲述，既有孩子似的烂漫无知，又有极具时代特色和乡土特点的民间口语。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被莫言幽默逗得捧腹大笑。 　　 　　《白狗秋千架》是莫言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集之一，集结了莫言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创作发表的三十篇作品。 　　莫言的短篇小说故事饱满，风格多样，好似从肥沃而丰富的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丰姿多彩的朵朵奇葩，既对乡村残酷现实的犀利揭露，也有对乡村纯朴爱情的感人描写，还有种种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的传奇述说……通过阅读这部合集，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变化，使自己的小说不断地改换着面貌。" 　　主人公余占鳌是个热血男儿，正义又野蛮。他杀死了一个与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而后母亲也吊死了。他为了女人杀人放火，霸占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戴凤莲。他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枪法，将曾非礼过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不惜将酒后施奸的亲叔枪毙。为了小妾恋儿不惜和妻子闹翻并分居。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但最终全军覆没......他为了爱情而拼搏，为了报仇而残忍，为了正义而果决，为了荣誉而战...... 　　《怀抱鲜花的女人》是“莫言中篇小说系列”之一，除《筑路》外，收入作者创作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篇小说八部，包括《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耳朵》、《战友重逢》等。 　　本集中除《筑路》外，其余七篇，均为九十年代初期之作。《怀抱鲜花的女人》看似写男女情事，实则写人生窘境，象征的意味远大于对生活的描摹。 　　《红耳朵》则以故乡传奇人物为模，赞赏一种看破的境界，讽喻时下膨胀的物欲。钱财是身外之物的道理人人皆知，但要落到实处，则大不易也。 　　《战友重逢》一篇，是作者整个创作中仅有的一部军旅题材中篇小说，完成于1990年春节期间。 　　《筑路》曾被很多人誉为莫言最好的中篇。 　　小说不仅艺术风格鲜明，而且各具特色，其中有许多部，无论内容或篇幅都堪称是十分精彩的“小长篇”。" 　　生于高密县农村一个贫困家庭的青年——永乐，像千千万万个农村孩子一样，希望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摆脱贫穷与落后。可5次高考，5次败北。希望化为泡影，努力成为乌有。他烦闷、压抑、痛苦、无助……老母的拳拳之心，生活重压下哥哥和无奈、嫂子及众人的蔑视，未来的无望……一切一切压迫着他，万般无奈，只好逃出家门，踏上“欢乐”的不归之路。 　　《十三步》是莫言在1988年运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分子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力作。中学物理教师方富贵累死后，由于得给王副市长让路整容，被塞进冰柜，居然又荒诞离奇地复活了。但以为他已死的妻子屠小英却拒绝他再进家门。殡仪馆特级美容师李玉蝉把死而复活的方富贵改容成自己的丈夫张赤球，让他代替自己的合法丈夫登讲台给学生上课，而让真正的张赤球去做生意赚钱。真正的张赤球则像一个孤魂野鬼，变得无家可归——现实生活中原有的秩序已不复存在。 　　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了生活在贫瘠而又富饶的上地上的祖先们与大自然的关系。 　　这本书是作者于1987—1989年间陆续完成的。书中表达了作者渴望通过吃草净化灵魂的强烈愿望，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对蹼膜的恐惧，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对传说和神话的理解，当然也表达了作者的爱与恨，袒露了作者的灵魂，丑的和美的，光明的和阴晦的，浮在水面的冰和潜在水下的冰，梦境与现实。" 　　《檀香刑》是作家莫言沥胆苦心磨砺出的长篇小说。在这部结构精巧、语色浓郁的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带头领导这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作品以“施刑”为主线，展示了中国王朝政治没落中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外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等等。小说围绕着檀香刑的实施，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上的历史机制，成功地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 　　小说刻画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浪漫气质的戏班班主孙丙、具有正义感的高密知县钱丁、从京城刑部大堂告老还乡的刽子手赵甲以及他们的女儿、干女儿、儿媳妇孙眉娘、残酷而狡猾的政客袁世凯等等。" 　　《与大师约会》是莫言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集之二(之一是《白狗秋千架》)，集结了莫言自一九九○年至二○○五年创作发表的四十五篇作品，其中有《火烧花篮阁》、《月光斩》、《大嘴》、《麻风女的情人》、《小说九段》等。莫言的短篇小说故事饱满，风格多样，好似从肥沃而丰富的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丰姿多彩的朵朵奇葩，既有对乡村残酷现实的犀利揭露，也有对乡村纯朴爱情的感人描写，还有种种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的传奇述说……这些作品的结集，可以让读者充分欣赏到莫言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可以看到文学大家从事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 　　《师傅越来越幽默》讲述了省级劳模丁师傅为工厂卖了一辈子的力气，眼看就可以退休，却突然被抛入了下岗的队伍。一点菲薄的积蓄又被一场伤病花得囊空如洗，丁师傅走投无路的时候，将报废在小树林中的公共汽车壳子改造成“林间休闲小屋”，为男男女女提供幽会、野合的场所，从而使自己又富裕起来。小说的精彩之处是结尾。随着天气渐冷，丁师傅想收拾收拾等待来年再做时，不料一对爱得不能自拔的男女似乎在他的“爱巢”里殉情了。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最后却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汽车壳子里根本就没人！小说主要通过一位国企下岗职工的目光，展示出一对对热恋中的情侣，他们如何在偷偷摸摸中发泄自己被禁锢的爱情。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1988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力作。 　　19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天堂县蒜薹全部滞销，数千蒜农忧心如焚，县府官员不闻不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剖析了农村文化。" 　　《生死疲劳》是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集中阐释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另一个主人公即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酒国》是莫言1989年到1992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原名《酩酊国》。 　　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这个名字在土话里有“臀部”的暗示）奉命到酒国市侦察金刚钻部长吃婴儿的案件。侦察员丁钩儿在调查过程中也享受到了婴儿宴的美味，并且目睹了酒国的疯狂社会现状：父母把婴儿卖给酒店，并且因为卖了个一等价钱而自豪、激动。在酒国的美酒和婴儿宴里，丁钩儿很快迷失了本性，最后跌进粪池淹死了。《酒国》中的官员之所以为官，不是因为他们才华高过他人，而是因为海量，并且食欲旺盛。吃的影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在小说里还贯穿着酒国一个业余作者与莫言的通信，小说结尾作家莫言和丁钩儿一样，兴致勃勃地来到酒国考察……" 　　《红树林》是莫言根据真实案例构思创作的长篇小说。 　　小说描写了一位朴实美丽的渔家姑娘珍珠从红树林边的渔村闯入现代化都市，经历了迷茫而凄楚的人生，终于昂起头，勇敢地迎接挑战。 　　故事发生在有着大面积红树林的小渔村和南海海滨一座新兴的小城里。渔家姑娘珍珠进城打工，珍珠公司总经理大虎对她一见钟情，珍珠不为所动。大虎企图强占珍珠，珍珠毅然回到红树林。大虎在另两个干部子弟二虎和三虎的挑唆下，轮奸了珍珠。珍珠的意中人大同进行报复，欲杀大虎的母亲、副市长林岚，却刺伤了检察官马叔。大虎又与二虎、三虎轮奸了女工小云，被当场抓获。林岚救子心切，落入了刑侦科长金大川手里。马叔与牛晋顶住压力，使案件终于重审，三个虎被绳之以法。" 　　《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长篇小说。 　　母亲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人，她含辛茹苦、艰难地抚育着一个又一个儿女。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以及癫狂岁月下的官方权力话语发生了枝枝蔓蔓、藕断丝连的联系，并不可抗拒的被裹挟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力量之间的角逐、争夺和厮杀是在自己的家庭展开的，造成了母亲独自承受和消解苦难的现实：兵匪、战乱、流离颠簸、亲人死亡以及对单传的废人式儿子的担心、焦虑，而她在癫狂年代用胃袋偷磨坊食物的行为更是鸟儿吐哺的深情…… 　　小说里，母亲是一种意象符号，是无私，是爱，是奉献，是生命的载体，小说热情讴歌母亲的伟大，以及对生命沿袭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在这生命的流程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 " 　　本书收录了莫言从1981-2011年间的优秀散文，他的散文是一种美的享受。他的文笔简洁，风格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令人读后余味无穷，遐想不已。在平实的语言后面，饱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感受，让读者细细去体会、咀嚼。它恰像两三知已灯下夜谈，或直抒胸臆，或旁征博引，或幽默谐趣。在淡淡的氛围中，自有一种韵味，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美的熏陶。 　　莫言所有演讲的合集，包括在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各大学以及在日本、韩国各国的演讲稿，全面反映了莫言对于文学的看法。 　　这本书是一个对谈的整理，由知名作家莫言和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文学评论家王尧，于2002年底于苏州的一场谈话；全书以对谈方式呈现，十分忠实地表现对谈当时的氛围；同时也生动地表达了对谈当时的畅快淋漓。本书可说是以莫言的创作为中心的剥洋葱似的谈话，从莫言的生长背景、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所受影响、环境变迁等等四面八方来谈他的创作，虽然是一本谈话的整理，却是那全面性地、完整地交代了莫言的创作生命以及他对文学、对小说、对创作的态度和想法，是一本了解莫言、解读莫言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 　　本书可说是以莫言的创作为中心的剥洋葱似的谈话，从莫言的生长背景、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所受影响、环境变迁等等四面八方来谈他的创作，虽然是一本谈话的整理，却是那全面性地、完整地交代了莫言的创作生命以及他对文学、对小说、对创作的态度和想法，是一本了解莫言、解读莫言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 　　除了对理解莫言的重要性之外，本书读来也真是趣味横生，作家的语言果真是充满妙趣，谈起生命一路行来的种种际遇，精彩得有如小说一般。除了对理解莫言的重要性之外，本书读来也真是趣味横生，作家的语言果真是充满妙趣，谈起生命一路行来的种种际遇，精彩得有如小说一般。　

我们都是赶路人

作者：  胡德夫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07月

简介：◎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他一开口，你就能明白白岩松为什么说“恨不得立即给他下跪”。◎李宗盛、蔡琴、齐豫、万芳等一众歌手却皆受其影响。◎55岁才出*张专辑，当年即打败呼声颇高的周杰伦获得金钟奖。◎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说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能令你安静的人——胡德夫。◎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   《雪窗帘》：2016迟子建全新短篇小说集。让漂泊的人，心中有家。真正的霜雪，如果不用心去融化它，是送不走的。《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2016年全新散文精选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通往灵魂的小路，人潮汹涌中，会有非凡的热闹，但只有在寂静的小路上才能找到自己。 《 孤独中有无尽繁华》：韩少功2016全新散文集。独处是一个人的修行，自在中另有风景！莫言、李敬泽真诚推荐！                    

狂雪

作者：  龙开胜

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4年12月

简介：本书是河南美术出版社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策划的主题出版图书之一。除了到场三位艺术大师的配合，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题词“狂雪”，并附有著名朗诵艺术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方明朗诵光盘。多位艺术大师的联合，既充分表达了对南京大屠杀那段残酷历史的控诉，重述了民族复兴的责任和大义，唤醒国民的爱国精神和情怀，又体现了诗歌美和书法美的完美融合。

风范：第二届“中华艺文奖”获奖者访谈实录

作者：  贾磊磊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6年12月

简介：
本书收入荣获第二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的才旦卓玛、朱琳、吴良镛、沈鹏、欧阳中石、尚长荣、周小燕、侯一民、贺敬之、秦怡和“艺文奖”的叶小钢、田黎明、朱乐耕、李雪健、余隆、罗中立、赵汝蘅、莫言、裴艳玲的访谈实录19篇，通过记者与获奖者真诚、朴实的交流，反映了19位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对文学、艺术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他们从不同时代、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感悟与体会，对读者有学习、借鉴的价值。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作者：  刘童[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2008

简介：　　湘南高中是升学率极高的重点学校。高二年级里准备考医学部的康纵 　　与文学才子莫小鱼，以及脱线的艺术特长生祐祐并称湘南高中的三大校草 　　。一通让莫小鱼去认领尸体的电话打破了本该有的平静，莫小鱼的姐姐莫 　　言失踪了两年，小鱼一直在寻找姐姐。最后谁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更 　　奇怪的是莫小鱼接到这个电话后很平静，没有去警察局，也没有任何反应 　　。 　　 为了更多的了解事情的真相，康纵去了小鱼之前所在的初中，才发现 　　原来小鱼的家族史里一直都有恶性脑瘤的发病史，莫小鱼的父亲就是脑瘤 　　发作，莫小鱼姐姐的失踪也是因为自己发病。而小鱼也很有可能遗传了恶 　　性脑瘤。 　　 小鱼的初中同学布丁是湘南电视台的外景主持，一直倍受人宠爱的布 　　丁因为被康纵拒绝而转投了小鱼怀抱，布丁和另一主持王一奇人素来不合 　　。小鱼则不幸成为两个人争斗的牺牲品，布丁和王一奇最后两败俱伤。 　　 莫小鱼的为了救回布丁卖了自己的小说。他开始经常性的晕厥越来越 　　多，癌细胞开始蔓延。一直毫不在意别人的祐祐经历了人生的大转折，康 　　也从松原赶了回来日夜看护，似乎只是一转身的时间，一切就物是人非。 　　 布丁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跳楼自杀了。康纵在和 　　小鱼去山顶的时候出了意外。小鱼的小说被佑佑买了回来，以他自己的名 　　字出版。他早清楚了父亲和姐姐不在这个世界的事实，他只是在等布丁， 　　一直在等布丁，因为布丁说如果他的小说出版了，她就会回来，除非她死 　　了。小鱼从早到晚一直在等，别人都以为他在等他父亲和姐姐的出现，其 　　实她只是在等布丁，终于他难过的低下了头明白了，她是真的死了，再也 　　不会回来了。

霍建起电影暖: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

作者：  刘志福编

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

简介：　　《暖》这部影片来源于作家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由霍建起的夫人秋实将之改编成剧本。秋实告诉我，尽管小说已问世多年，可霍建起仍对他们当年共同的阅读感受无法忘怀。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农村几个青年间的爱情纠葛。男主人公在阔别了家乡十年后专程回去探望初恋情人，以表达内心的忏悔和对往日恋情的缅怀。故事本身其实并不特别，可霍建起却将恋人的重逢与彼此的关怀表达得动人心魄。霍建起常说，生活是无奈的但诚意十分重要，人在旅途中需要彼此理解与关怀，常怀忏悔或心存感激才能够内安理得。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一员，霍建起至今看起来仍像个大孩子并保留着同龄人已少有的天真与单纯。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希望社会的变迁过程能少一些痛苦的伤害，而多一些希望和温暖。或许霍建起的理想主义情怀根本无法改变严酷的现实，但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打动心怀理想的人们和每一颗善良的心，让今天的人在变动的时代里留下一声心灵的净土。 　　霍建起和他的《暖》能如此打动日本社会其实不无道理。记得上大学时，曾有电影学院教授介绍一部日本影片《楢山节考》。该片讲述日本历史上曾有的一个习俗，因生存竞争所迫竟会让儿子将丧失劳动能力的母亲背上山等死。我当时在震撼之余不禁对日本社会的文明转型曾表示过严重质疑。这样的传统注定不应该是中国的道路，也和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本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影片《暖》所体现的诚意与温暖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的，它不仅可以感动日本人民，同时也将感动世界。 　　《暖》的故事来自中国的乡村。在“三农”问题困扰中国之际，电影《暖》对于那些仍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广大中国农民来说应该说是一种精神抚慰，至少可以向他们证明我们这些城里人还有良心；同时也请他们相信：真的不需太久，温暖终将回到他们的身边，中国的农村也一定不再是被爱遗忘的角落。 　　 　　 　　 　　 　　 　　

南渡北归.第二部,北归

作者：  岳南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编辑推荐：增订版大字本，全新修订面世，首次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领衔，莫言、茅于轼、张鸣、俞敏洪、余世存、刑军纪、解玺璋、张颐武、李存葆、何亮亮、李炳银、李国庆、朱向前、张志忠、徐贵祥、王久辛……联袂推荐！ 《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荣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冠，以及诸多大奖，好评如潮。 CCTV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投资，由《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改编成的大型电视剧拍摄中。 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岳南巅峰力作，作者耗费十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并远赴台湾清华大学，搜阅整理近千万字珍贵资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会讲故事，让世界听你的

作者：  卢建彰　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年12月

简介：　　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有多长，而是有多好！一个动人的故事，远比起长篇大论、声嘶力竭，更能达到效果！　　会讲故事，乔布斯的苹果风靡世界；会讲故事，张嘉佳的作品卖掉了五百万册；会讲故事，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会讲故事，小米有了参与感……每个人或产品都需要故事来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生活中小至朋友圈，大至发布会，不管是营销自己还是营销产品，要想成功，都离不开“讲故事”。　　卢建彰，台湾广告创意界传奇人物。先后担任奥美、智威汤逊等顶级4A公司资深创意总监。以真实体验，独特视角告诉我们，互联网+的时代最有利的营销武器正是故事。而好故事究竟从哪里来，如何才能讲好故事，以及怎样把故事完美地契合到传播中？正是本书将要告诉你的……

蛙

作者：  莫言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简介：　　本书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妇科医生形象。 　　 姑姑的父亲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革命烈士。因为父亲的关系，姑姑曾和奶奶、母亲被驻扎在当地的日军司令关押在大牢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那个日军司令的儿子——作家杉谷义人来到高密东北乡替父亲谢罪，对作为妇科医生的姑姑的经历产生极大兴趣，邀请也是作家的蝌蚪把姑姑经历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他。 　　 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凡是见过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手在孕妇的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对她产生信心。从50年代初开始，姑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蝌蚪——小说故事的讲述人，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先出来一条，被姑姑拽着腿，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 　　 姑姑谈过一个对象，是一个空军飞行员，一家人曾经为此自豪无比。但是后来这个空军飞行员驾着飞机叛逃到了台湾，风光的姑姑因此差点自杀。 　　 六十年代初，刚刚经历了三年大饥饿的农村出现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来，并成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从1965年开始，急剧增长的人口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一些村民对政策不理解，到处闹事。一个叫王脚的被“男扎”后，说自己的神经被捅坏了；一个叫肖上唇的说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坏了。 　　 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掀起计划生育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惊心动魄的，也有让人感慨万千的。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那个女人则因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在部队当兵的蝌蚪的妻子怀了第二胎，躲藏在娘家，姑姑带领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队用拖拉机拔了蝌蚪岳父邻居家的大树，把蝌蚪妻子逼出来；后来，蝌蚪妻子理解了他的处境，同意接生流产手术，不幸死在手术台上，姑姑也因此被蝌蚪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蝌蚪小时候的同学陈鼻的老婆，小侏儒王胆怀了第二胎；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姑姑的计划生育队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胆。王胆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给她接生了一个女婴，但王胆却不幸死去。 　　 退休之后，姑姑对生命，尤其是对婴儿和胎儿生命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晚年的姑姑对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并且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 　　 但是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一些超生的方式也“与时俱进”，越来越令人惊叹。在高密东北乡有人以牛蛙公司为幌子，组织了一批“代孕女”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代孕。蝌蚪的第二个妻子小狮子，年逾五十岁，耍花招把蝌蚪的精液注入一个“代孕女”体内，这个“代孕女”就是王胆在竹筏上生下了那个女儿——陈眉。陈眉是一个性情高洁的女子，因为有俄罗斯血统，相貌出类拔萃；在南方一家玩具厂打工时，被大火烧毁面容。孩子被姑姑接生下来后，陈眉精神失常，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

莫言作品精华本

作者：  莫言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1-1

简介：本书精选了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莫言的代表性小说、散文，以及部分演讲词。收录作品经典、全面，包括小说《月光斩》《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散文《会唱歌的墙》《过去的年》以及演讲稿《我为什么要写“家族”》《千言万语何若莫言》等，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莫言的文学世界，能使读者深入领会到“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的精神内涵。

酒国

作者：  莫言著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简介：《红高粱家族》内容简介：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梁》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但就新历史小说后来的走向而言，由《红高粱》开拓的这种对民间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而丧失了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的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出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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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大唐李白·少年游

作者：  张大春[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一个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却只剩下名字的诗人；一个号称盛世，却以虚荣摧残着诗的时代 李白，改变了唐诗，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怎么错过了他？ 作家张大春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的浩瀚大作，2013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 ★作家张大春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的浩瀚大作：张大春，当代华语文学界绝对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作家，莫言评价为“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梁文道称之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其不同时人的写作路数，别有风骨的创作姿态，每每令评家为之惊艳、给读者带来无限惊喜。2013年，张大春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与周华健合作音乐专辑《江湖》，整张专辑张大春先作词周华健后谱曲，古典诗词和西洋音乐的结合令听者无不称奇叹服。第二件大事，即是《大唐李白》首部曲《少年游》的出版。此书为张大春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出版后即广受赞誉，被台湾《中国时报?开卷》评为2013年十大好书之一。 ★李白，一个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却只剩下名字的诗人：飘然不群、才华横溢的李白为何独钟写诗？心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理想，为何却没有科考资格、与光辉仕途无缘？又为何是李白，得以成就无人匹敌的诗句，成就“诗仙”的名号？在首部曲《少年游》中，张大春透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之谜，并尝试发掘盛名之下、诗人实践生命的真实自我。 ★大唐，一个号称盛世、却以虚荣摧残着诗的时代：大唐盛世，其真实面向究竟如何？李白改变了唐诗，为何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怎么错过了他？以李白的身世为线索，张大春穷尽正史、传奇、笔记乃至佛经、契券等种种文本，于典章制度、社会组织、物用行止等俱有精妙的阐释，穿插藏闪，再现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 ★一部考据、一部诗论，还是一部新形式的、考验读者的小说：除了大量史实的考据铺陈，作者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捭阖出入，不仅以诗句推理出当时文人笔下心绪由来的内外世界，甚至大胆替李白“代笔”，对其诗作进行续补、改写。虚实难辨，却精彩叫绝，堪称理性和知识的完美狎戏。

红高粱家族

作者：  莫言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12

简介：        主人公余占鳌是个热血男儿，正义又野蛮。他杀死了一个与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而后母亲也吊死了。他为了女人杀人放火，霸占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戴凤莲。他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枪法，将曾非礼过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不惜将酒后施奸的亲叔枪毙。为了小妾恋儿不惜和妻子闹翻并分居。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但最终全军覆没......他为了爱情而拼搏，为了报仇而残忍，为了正义而果决，为了荣誉而战......

陈寅恪与傅斯年：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新增5万字，独家揭秘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首次全面书写民国知识分子版图中双峰并峙的最杰出代表！莫言领衔，梁文道等数十位名家联袂推荐！

作者：  岳南　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 2014-5-1

简介：　　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以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有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陈先后留洋十六载，通晓二十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七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四年时光。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于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令人怅然叹息。　

生死疲劳

作者：  莫言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简介：　　《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在小说中，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了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终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这个大头婴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以及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生死疲劳的悲欢故事。小说透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照并体味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 　　这部小说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本书获得2007年“‘福星惠誉杯’《十月》优秀作品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入围首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榜首），亚洲周刊“2006年十大好书”。

蛙

作者：  莫言著

出版社：

简介：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在艺术上极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本书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9年“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并入选多项年度好书排行榜。

购买上帝的男孩

作者：  曹文轩　著

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

简介：　　★多篇入选各地语文教材的作品《写在雪地上的书》（[俄]比安吉/著，韦苇/译） 湖北版初中语文教材《小船，小船》（黄蓓佳/著）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纸船——寄母亲》（冰心/著）人教版、湖北版小学语文教材《风雨》（贾平凹/著）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春》（朱自清/著）人教版、语文版初中语文教材《伊索寓言》（[古希腊]伊索/著)人教版、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森林和草原》（[俄]屠格涅夫/著）语文出版社初中语文教材《犟龟》（[德]米切尔?恩德/著）语文出版社初中语文教材《鹤》（[日]江口涣/著，陈书玉/译语文出版社初中语文教材《拣麦穗》（张洁/著）北师大版初中语文教材　　★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佳作【比利时】梅特林克（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青鸟》（节选）【印度】泰戈尔（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对岸》《喀布尔人》【法】阿纳托尔?法朗士（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枯叶》【德国】托马斯?曼（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神童》【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玫瑰树根》【瑞士】帕尔?拉格尔克维斯特（195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父亲与我》【美国】海明威（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雨中的猫》【西班牙】希梅内斯（195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小银和我》【日本】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蝗虫和金琵琶》【中国】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母亲》《大风》　　★多个中国一流作家的精彩华章王蒙（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明朗的航行》　　铁凝（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主席） 《一千张糖纸》　　毕飞宇（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红蜻蜓》《桑树》　　方方（著名作家、湖北作协主席）《球迷种种》　　阿城（著名作家、编剧）《韩先生》　　韩少功（著名作家）《面容》　　刘心武（著名作家、文化名家）《人在风中》　　余光中（著名诗人）《夸父》《朋友四型》　　三毛（著名作家、诗人）《胆小鬼》《痴心石》　　汪曾祺（著名作家、散文家、文化名家）《葡萄月令》《晚饭花》《仓老鼠和老鹰借粮食》　　顾城（著名诗人）《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叶圣陶（文化名家、教育家、儿童文学奠基人）《老黄》《春天的午后》《萤火虫》《各种的声音》　　孙幼军（儿童文学名家前辈）《小黑》《杏黄色的小枕头》《我的黑驴》　　金波（著名诗人、儿童文学名家）《不应当只记得》《两只棉手套》　　沈石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第七条猎狗》　　梅子涵（儿童文学作家、儿童阅读推广人）《外婆你好吗》《东东西西打电话》　　秦文君（儿童文学名家、国际安徒生奖提名者）《至尊的独立》《四弟的绿庄园》　　常新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麦山的黄昏》　　彭学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宋浮桥》《油纸伞》《亮起一盏灯》　　郁雨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辫子姐姐）《蹲下来抱抱自己》《我的阅读课》　　林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小太阳》《绿池白鹅》《蘑菇》　　★ 多名权威译者的经典代表译作　　叶君健翻译《安徒生童话》及世界经典童话 《坚定的锡兵》《拇指姑娘》《小裁缝丁姆的故事》《艳艳的罂粟花》 《魔术家》　　冰心翻译纪伯伦、泰戈尔 《先知》《喀布尔人》　　汝龙翻译契诃夫和苏俄文学 《渴睡》　　冯至翻译德语诗歌 《漫游者的夜歌》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 任溶溶翻译世界经典儿童文学 《木偶奇遇记》（节选）《长袜子皮皮》（节选）《拔萝卜》　　朱自强翻译当代日本优秀童话 《去年的树》《云朵和孩子》《狐狸的窗口》 　　夏丏尊翻译 《爱的教育》《佛罗伦萨的小抄写员》　　马爱农翻译 《绿野仙踪》《芒奇金人》《田鼠女王》　　★ 多部世界儿童文学名作的选段 ※《时代广场的蟋蟀》精彩选段 ※《秘密花园》精彩选段《太阳落山了》※《白轮船》精彩选段《爱涅塞河畔》※《绿野仙踪》精彩选段《田鼠女王》《芒奇金人》※《爱的教育》精彩选段《佛罗伦萨的小抄写员》※《讲不完的故事》精彩选段《出走的绒布熊》※《汤姆?索亚历险记》精彩选段※《木偶奇遇记》精彩选段※《痴儿西木传》精彩选段　　★ 多种适合孩子阅读的题材题材除了最常见的、孩子最喜欢的小说、散文、童话、寓言、诗歌，还有以下精彩内容：※中国民间故事：《狼外婆》《狗耕田》《十兄弟》《“漏”》※中国古代童谣：《编箩筐》《平则门拉大弓》《儿歌》《墨斗》※中国古代乐府：《紫骝马歌辞》《折杨柳歌辞》《采桑度》《作蚕丝》※中国文化精萃：《紫禁城里叫蝈蝈》《鸽哨简历》《笼鹰》※中国国学经典：《孔子：第一位教师》《孔子和老子的会见》《孔子最后的歌声》※民国语文课本：《梧桐叶》《网内的鸟》《布谷鸟》《扇子的故事》《微弱的光》※成长品德教育：《给我的孩子们》《给儿子的信》《给儿子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