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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影印《诸子集成》前言 世界思想文化史无论分为印度、中国、西洋三大支,或东方、西方两大支,中国都是其中一大支的重要代表。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许多祖师,几乎都属于先秦诸子。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开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其辉煌灿烂的时期。先秦诸子或著书立说,或培育学子,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无论其内容、形式和学风,都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不研究先秦诸子,就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同样,不研究先秦诸子,也无法真正地了解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不仅如此,要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史,也必须对先秦诸子下一番功夫。这就是先秦诸子在中国和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编选一部较好的先秦诸子集著,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编印的《诸子集成》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周秦之部,共收十六人、二十部书;下编为汉魏六朝之部,共收十人、十部书。“诸子”为什么不以先秦为限而要下及汉魏南北朝呢?它的理由是:“在汉魏六朝之际,诸子之遗风余韵,虽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尝澌灭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内典输入我国,一部分思深之士,相率群趋,至是而诸子之风,始告衰歇。”于此可知,它是以先秦诸子的遗风,即本国古代思想文化为下限的。我以为,此书的选编基本正确,比前此出版的所谓《二十二子》、《二十五子》、《百子全书》等为好。所以,它受到人们欢迎,流行颇广。现在,上海书店决定按原版影印发行,以应学术界的急需。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以中国历史尤其思想文化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是很高兴而予以支持的。 世界书局在此书之前原有一篇《〈诸子集成〉刊行旨趣》,其中声称“伪托周秦诸子”者有十四部书。其实,有的不必列为伪书,如《公孙龙子》等。在汉魏六朝之部也提出九部书“或伪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内”。我却觉得:贾谊的《新书》不能算“伪造”,而且很有精义;杨泉的《物理论》,似亦不能说是“无甚精义”。这类书,都可“列入”《诸子集成》。与此相反,我倒认为,陆贾的《新语》一书,却是“无甚精义”,可以不必列入;若能选用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述其同汉高祖问答的二十几句话,来替代数千言的《新语》,那就更有分量了。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出陆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还有可以列入《诸子集成》的几部书,这里不一一列举。又如,《列子》一书,与其放在周秦之部,不如放在汉魏六朝之部较为妥当。末了,还要指出,《〈诸子集成〉刊行旨趣》一文强调《六经》为人们所必先“穷”的“本源”,《论语》为“一生可应用不尽”之经典,并说什么“昔人曾有以半部《论语》致太平者,非谰言也”,如此等等,未免太中旧传统思想的流毒了。 蔡尚思 一九八六年元旦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诸子集成总目 上编周秦之部 第一册 论语正义 孔门记孔子之言行 刘宝楠 孟子正义 孟轲 焦循 第二册 荀子集解 荀卿 王先谦(杨倞注已包在内) 第三册 老子本义 李耳 魏源 老子注 李耳 王弼 庄子集解 庄周 王先谦 庄子集释 庄周 郭庆藩 列子注 无名 张湛 第四册 墨子间诂 墨翟 孙诒让 晏子春秋校注 晏婴 张纯一 第五册 管子评传 梁启超 管子校正 管仲 戴望 商君评传 麦孟华 商君书 公孙鞅 严可均 校 慎子 慎到 严可均 辑 韩非子集解 韩非 王先谦 韩非新传 陈千钧 第六册 孙子十家注 孙武 (魏武帝注已包在内) 吴子 吴起 尹文子 尹文 钱熙祚 校 吕氏春秋 吕不韦宾客 辑 高诱 注 下编 汉魏六朝之部 第七册 淮南子 汉·刘安 新语 汉·陆贾 扬子法言 汉·扬雄 论衡 汉·王充 申鉴 汉·荀悦 第八册 盐铁论 汉·桓宽 潜夫论 汉·王符 抱朴子 晋·葛洪 世说新语 刘宋·刘义庆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
作者: (东晋)袁宏撰;张烈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2
简介:两汉纪,系汉纪与后汉纪的合稱。后人为了便於区别此二书,如同别前汉、后汉两個朝代一样,有时又稱汉幻曰前汉纪。 汉纪,荀悦(148-209)撰。字仲豫,颖川郡颖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未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或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音,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乎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后汉纪,袁宏(328-376)撰。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作者: 胡宝国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3
简介: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提要 将无同 牐 一,《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本篇意在说明纪传体史学出现的原因。在司马迁的时代,史学著作从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司马迁个人的创造。从社会思潮来看,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出现了“人”的觉醒的历史潮流。人们对个体,对下层民众十分关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的出现就是这一思潮在史学上的反映。此外,西汉中期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继承战国的文化传统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在我看来,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在文化上,战国并未结束,一直到司马迁的时代,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 牐牰,经史之学:司马迁以后,经学日益发展,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魏晋以后史学终于突破了经学的制约。对此,研究者多有关注。但是,以往的研究者过分地强调了史学与经学的脱离,而没有充分注意到经与史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篇认为,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这从当时史学著作的书名、体裁、语言称谓、注释方法以及撰史者的学术背景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突然而来。原有的学术基础就是古文经学。 牐犎,文史之学:南朝以前“文史”一词很少见于记载。从南朝开始,“文史”频繁地出现了。“文史”犹如“经史”一样,既表明了“文”与“史”的分离,也表明二者仍有密切的关系。通常以为史学脱离了经学即宣告独立,而在我看来,只有当史学不仅脱离经学,而且也脱离了文学之后才能说获得了真正独立的地位。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有所不同,经史分离是史学挣脱了经学的限制,具有主动精神,而文史分离则由于蓬勃发展的南朝文学日益认清了自身的特质后有意排斥史学的结果,因而,文史的分离并不表明人们对史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学衰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学术兴趣先是在玄学,而后又是文学,史学始终没有获得“第一”的位置,因而史学固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不能和玄学、文学相比。 牐犓模《三国志》裴注研究:受经学发展影响,裴注以前,史家在注释上,主要着眼于名物训诂;在著述上则追求简略。包括陈寿《三国志》在内的众多汉晋时期史学家在著史时都是如此。进入南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史家越来越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表明,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不同于经学式的注释,而是以大量补充历史事实为特点的裴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此外,魏晋时期记载同一历史时期的众多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也是裴注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不具备了,这样的注释方法也就难以为继了。 牐犖澹史论:司马迁的史论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色彩。这与当时思想界的潮流有关。汉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些类似子书之论的史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荀悦《汉纪》中的史论。《汉纪》追求简略,以删减《汉书》为己任。但作者在发议论时却不惜笔墨。可以说,在《汉纪》中,历史事实只是借题发挥的工具而已。到南朝,史论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范晔在《后汉书》中的史论。南朝史论重视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划分,重视长过程,重视对历史现象背后原因的探讨。与史论内容变化相关的是,人们对史论的看法也改变了。汉晋时期,史学批评关注的主要之点是史书是否做到了“文直事核”,但是到南朝,随着史论的内容日益具有“史”的含义,人们对史论也愈来愈重视。在评价一部史书时,其中史论的优劣便成了一项重要的指标。 牐犃,杂传与人物品评:杂传的大量涌现是东汉魏晋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人物品评风气。进入南朝,人物品评风气渐衰,杂传随之衰落,此后盛行的是谱牒。谱牒与杂传有很大不同。杂传中有人物活动的具体事迹,而谱牒中往往只有家族人物婚宦关系的介绍。本章还讨论了墓碑、墓志的变化。墓碑与杂传是有密切关系的。碑文实际上就是刻在墓碑上的人物别传。汉晋墓碑的盛行也是受人物品评风气影响所致。南朝皇权反对人物品评,同时也反对私人擅自立碑,所以墓碑减少,而藏于地下的墓志终于盛行起来。造成上述变化的是整个历史形势的演变。汉魏以来,某一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家族出了多少名士,而名士头衔的获得离不开士林的品评、承认。南朝恰好相反,当门阀理论确立以后,是家族地位决定着士人的地位。因此,对人物的关注,不再是对其业绩的关注,而只是对其血缘、婚宦的关注。与此相适应,选举更多地依赖于谱牒。士人的地位既然只能由家族的地位来决定,而不可能在士林的品评中获得,人物品评风气以及与之相伴的、详载士人事迹的杂传自然会因其无用而日趋衰微。从杂传到谱牒,从活跃的人物品评到凝固的门阀制度,历史两端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东汉以来士人群体在政治上、社会上的显著发展本是以后门阀士族形成的历史起点,但门阀士族一旦发展到凝固的阶段,没有强大家族背景的普通士人反而不受重视了。此外,人物品评风气的变化也与这一时期皇权的强弱变化有关。皇权强则品评风气弱;皇权弱则品评风气强。南朝皇权的日趋强大也是造成品评风气衰落的一个原因。 牐犉撸州郡地志:从东汉开始,出现了一些由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种类型的地志数量激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时间、内容上看,这些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东汉魏晋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异物”,而晋宋以后,地志关注的对象则主要是山水风光。士人常于游玩之余就其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诗,便成了山水诗,写成文,便成了地志。这类地志其实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就异物志而言,其源头显然不在汉代官修地志,而是在《山海经》、《神异经》、《十州记》等志怪类的地理著作。异物志的大量出现是与东汉以来求异的社会风气相联系着的。晋宋以后,士人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异物,而是山水风光,所以有地志内容的改变。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重建,地理思想日益偏重于实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一些著名的唐代学者对此类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此外,本篇还讨论了地志与郡书的区别。 牐牥耍南北史学发展的差异: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南方与北方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研究者多注意到南北经学、文学的不同,但对史学问题则关注较少。本章认为在史学上南北也有很多不同点。这些不同点主要是:第一,相对于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多是官修史书,私人撰述较少。围绕修史,经常发生政治风波。这些情况表明北方史学比南方史学与政治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承此传统,隋代索性明令禁止私人修史。第二,北朝史学较为重视史学的实用性。第三,与延续了魏晋传统的南方史学不同,北方史学继承的主要是汉代史学传统。因此之故,北朝以至唐初,出自于原北方地区的史家对魏晋南朝的史学往往持批评态度。第四,从地域上看,北方史学有一个明显的中心,这就是河北地区。 牐牨狈绞费特点形成的原因既与北朝以至唐初的现实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北方的学术文化传统以及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历史变动有关。东汉以来,学术的中心是中原地区。新学术多在此酝酿、成长,然后再向周边地区扩散。如果没有西晋末年的中原士人的南迁,以河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迟早也会受到新学的影响。但是,由于动乱,新学的中心移到了南方,所以北方地区只能固守原来东汉的传统,步履蹒跚地缓慢向前发展。 牐牼牛附录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汉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受战国传统影响,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则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至魏晋,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移至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旧日的大国格局不复存在以后,中原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政治上,它决定着统一与分裂的历史走向;在文化上,它又是新学说的诞生地。 牐犑,结语:本书认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由于受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民本思潮的影响,所以有了以人物为记述主体的纪传体史学。其次,东汉魏晋以后,从学术上看,史学不仅逐渐脱离了经学的束缚并获得独立地位,而且也从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中汲取了营养。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史学繁荣的基础。从政治上,由于国家控制的弱化,这一时期私人撰史相当发达,这是造成史学繁荣的根本原因。由于史学著作在数量上、种类上的激增,使得史学批评也随之发展,并最终在史学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专门领域。其主要标志就是唐初刘知几的《史通》。
作者: 肖黎等主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简介: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也叫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代无考。从文献记载看,其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前288年间。这段时间正处于战国末年,秦王政准备发动扫灭六国战争之际。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结束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已势在必行。因此在政治上统一集权与诸侯割据的斗争,成为封建制内部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即解决“诸侯异政”。而在意识形态中,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维护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学说,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就需要加以批判和总结,急待解决“百家异说”,提出一套完整的为新兴地主阶级专制政治服务的思想理论。荀子就是对诸子百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并集各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代表。 齐国为战国中的强国之一。齐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上也是比较活跃的。齐桓公时就开始设立稷下学宫,到了齐宣王时更加兴隆起来,各学派的学者云集这里,发表学术观点,著书立说,议论国事。荀悦16岁时,就已成为饱学之士。苟悦针对齐国的情况,向齐丞相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今有强楚威胁在前。大燕逼迫于后,劲魏由右进犯,西部亦很危机,有鲁国人在襄贲、开阳(均在今山东临沂)。如有一国图谋进攻,其他三国必同时进犯,齐必有亡国之危。但是良言不为所用。苟卿到楚国,投奔游学博闻的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齐襄王时,再次回到稷下讲学,时田骈等人已去,而荀卿成为当时地位最高的老师,补为大夫,掌管学宫者。在荀卿主持齐国稷下学宫的时期,又有齐人对他进行谗陷,所以被迫离齐适楚。 荀卿又来到秦国,见秦昭王,并与秦昭王探讨了儒术与治国的关系。荀卿认为儒分为大儒,即主张“法后世,一制度”者,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为地主阶级政治服务的,俗儒,是“法先王,而知乱世”,不为时代发展所取者。当秦昭王丞相范雎问到荀卿对秦国的观感时,荀卿指出:一、秦的防御坚固,地形有利。自然环境优越,客观条件好。二、境内人们朴实,音乐不下流,衣着不妖艳,顺从长官。三、政府机构官员严肃认真,恭让节俭而忠厚。四、大夫们一心为公,不拉帮结党,做事都很公正。五、朝廷能及时处理解决国家大事。因此退朝后也就安闲无事了。由此看,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在以法治理下,得到如此成就,并非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并认为秦是治国的最好榜样。但也提到秦的不足之处,是缺少“大儒”,即德才兼备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管理。在这里可看到荀卿对治国的观点上,是既用法家思想亦兼用经他改造的“大儒”家思想。 赵孝成王时,荀卿又来到赵国,并被视为上客。与临武君议兵将于赵孝成王面前。赵孝成王“请问兵要”。荀卿认为进行统一战争的目的是“禁暴除害”,用兵的要素在于“使民心一致”,“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又探讨了王者之兵如何带的问题,强调以礼义建设为基础,是“本统”;在探讨为将的条件时,荀卿提出:“六术”,六项战术原则;“五权”,五种值得权衡考虑的情况,“三至”将领有三种情况,可不接受君主命令。还就军队法令制度进行了讨论,强调要严肃军令纪律,集中兵权,制定作战中对人民对敌方均有利于自己的相应政策,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荀卿从军事中吸取兵家思想,掺之以儒家仁义建军、制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因素的战术原则,为以武力统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 此后,春申君改变了对荀卿的看法,派人到赵国请荀卿回楚,不久,春申君为李园所害,荀卿亦被免职。 荀卿被免职后,仍住在兰陵。他憎恨当时混乱时代的政治,于是深入研究儒墨道家的所作所为,及其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整理著述,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各派学说进行了研究总结,并有批判有吸收有发展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荀子》一书现存82篇,是研究荀子思想的主要材料。 关于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秦汉以来,一直把他归于儒家学派。但自宋以来,众说不一,或归入儒,或列入法,或认为是儒法合流,或内法外儒等。 虽然从师承上来看,他尊崇孔子,又是“儒分为入”的孙氏之儒的创始人,但从他对儒学的批判来看,如批判儒家“法先王”是“贼儒”“俗儒”,以儒家正宗自居的子思、孟子,也在他批判之列。他是重法的,但他到秦国考察,又认为“无儒”是一大缺点。可见,荀子既不是正统的儒家,也不是典型的法家,他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批判吸收各家之长的,自成体系的一位地主阶级思想家。 历史观:荀子从整个战国历史考察,看到了战国变法运动以来的进步和发展。以秦国为例,原本处于西陲与戎狄杂居的落后国家,经过商鞅变法以来历四世,成为强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历代先王是无法比拟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因此他提出“法后王”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它有利于否定诸侯割据的历史,以适应新兴的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一天下”的政治要求,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观点。 在学术上:对诸家学说的总结批判和继承,是荀卿首开其例,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为“百家异说”,已使得战国纷乱不得安宁,有碍于“一天下”大业的实现。因此他对墨家,名家、道家和前期法家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但主要矛头是指向揭露思孟学派,指斥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残儒”。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它嚣、魏牟放纵,不合礼义,但言之成理,足以惑乱人心,陈仲、史鳅一味追求与众不同为高明,墨翟、宋钘不懂得“一天下,建国家”的道理。慎到、田骈却是崇尚法律而无准则。惠施、邓析,不懂封建等级制度,好奇谈怪论,不可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子思、孟子,其“法先王”只是装模作样,按古代臆造邪说,不伦不类,说不出道理。荀卿对“百家异说”批判的同时,也吸收各家之长,来表达他的“一天下,财万物”,实现封建统一,使“通达之属,莫不服从”的理想,确立新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总万备,齐言行,一统类”为中央集权制服务。荀子的《非十二子》是学术史论最早的篇章。 天道观,苟子接受了道家观点,“天能生物,不能辩物”,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亡以治则吉,应亡以乱则凶。”人们可以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因此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著名论点。 ……
作者: 贺照田主编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 陈启云:荀悦与后汉思潮 龚隽:禅门中的顿 沟口雄三:论天理观的形成 周昌龙:良知与经世 王凡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 黄进兴:李绂与清代前期的考据学转向 张寿安:清儒的考证经世与礼制重建 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 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王远义:独立苍茫 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沟口雄三:公私
作者: 郑轩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6年03月
简介:
从建党之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实践中不断吸取、总结经验,不断修订、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使党的组织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物色的党的建设理论和实际操作规程,这对壮大党的队伍,纯洁党的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了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牢记使命,更好地开展工作,本书以建党的历史为起点,分别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及中央下发的供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的相关条例等诸多知识点进行提炼、解读,史料翔实,文笔简练,结构严谨,将历史知识点和条例法规融为一体,既是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建知识竞赛活动的参考用书,也是基层党务工作者行动的指南。
【媒体评论】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老子》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北宋﹞欧阳修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东汉﹞荀悦
作者: 朱思敬等摘编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01
简介:物品缘何叫“东西” 《通雅·称谓》条说:“称物曰‘东西,也。”“东西”作为固定词汇,最早出现于唐代。 据载,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一次遇到朋友盛温如拎着篮子上街。朱熹问他:“你去做什么?”盛答:“去买东西。”朱又问:“为何不买南北?”盛回答:“按五行(木金水火土)配五方(东西南北中),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我的篮于能装下;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和火我这篮子就装不下了。所以只能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 汉代荀悦在《申鉴》一书中曾提到,早在汉时,对东西南北便有“方忌”(即忌讳某方向)的习俗。因此,人们往往以南北为忌讳,该习俗便沿习下来,故人们习惯以“东西”替代物品的称呼。 另有解释认为,物品虽产于东南西北四方,但可简称为“东西”,犹如将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只简称为“春秋”一样。 (摘自《检察日报》) 辨“客”录 (1)所有客人的总称为“宾客”。 (2)不经常来的客人称“稀客”。 (3)经常来访的客人称“常客”。 (4)远道而来的客人称“远客”。 (5)素不相识的客人称“生客”。 (6)关系疏远的客人称“外客”。 (7)精通剑术的人称“剑客”。 (8)地位高贵的客人称“贵客”。 (9)能言善辩的客人称“辩客”。 (10)玩弄妓女的客人称“嫖客”。 (11)舞场跳舞的客人称“舞客”。 (12)对诗人的别称为“骚客”。 (13)对文人的别称为“墨客”。 (14)乘坐车船飞机的客人称“乘客”。 (15)来商店买东西的客人称“顾客”。 (16)在外游山观水的客人称“游客”。 (17)专门进行暗杀的人称“刺客”。 (18)到寺庙求神拜佛的人称“香客”。 (19)流落或寄居他乡的人称“异客”。 (20)泛称女婿或娇贵的人为“娇客”。 (21)泛称文体活动的观众为“看客”。 (22)泛指登门来访的客人为“来客”。 (23)奔走各地游说的人称“说客”。 (24)到茶馆里喝茶的客人称“茶客”。 (25)从事政治投机的人统称“政客”。 (26)向房东租房居住的人称“房客”。 (27)特请来陪伴客人的人称“陪客”。 (28)旧称被贬官远调的人为“迁客”。 (29)泛称受邀请的客人为“座上客”。 (30)不待邀请而来的客人称“不速之客”。 (31)古时贵族家里收养的帮闲的人称“门客”。 (32)旧指武艺高强、见义勇为的人为“侠客”。 (33)古代寄食在贵族官僚家里,为主人谋划奔走的人称“食客”。 (34)旧称强盗为“暴客”或“豪客”。 (35)旧社会在富豪家里帮闲的人称“清客”。 (36)旧称给行旅或运输中的货物保镖的人为“镖客”。 (37)旧称婚丧喜事替主人招待宾客、迎进送出的人为“知客”。 (38)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为“掮客”。 (摘自《语文知识》,庄荣华文) 信封上的“缄”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今天有人写信,习惯在信封的落款处写上“某某缄”,这是沿袭了古代的用法。 “缄”,原是捆箱子的绳子。《说文》:“缄,束箧。”“箧”是箱子之类的东西。《汉书》载:“解箧缄”,就是解开捆箱子的绳子。《家语》记载孔丘在周朝曾看见一个铜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三缄其口”是说用绳子把铜人的嘴绑了好几道。现在形容人不发言叫“缄口”、“缄密”,都由此而来。“缄”又引申为“封”,指的是把公文或书信封盖上,不叫别人看见里面的内容。 缄由“捆”引申为“封”,这和古代公文书信有关。东汉以前没有纸张,公文书信多写在木板或竹简上,叫“札”,并用绳子捆上,绳的打结处再加上一块泥,然后在泥上盖印章,以防被拆,这叫封“泥”。用绳子捆叫“缄”。用泥盖印叫“封”,解开绳子叫“开缄”。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守“札”中的秘密。 (摘自《语文知识》,陈寿刚文) 动物住处的名称 1鸟的住处称“巢”。 2狗的住处称“洞”、“窦”。 3蛇的住处称“窟”。 4马的住处称“厩”。 5牛的住处称“栏”。 6猪的住处称“圈”。 7兔的住处称“窝”“窟”。 8羊的住处称“牢”。 9鸡的住处称“埘”、“笼”。 10虎的住处称“穴”。 11蚕的住处称“架”。 12蜜蜂的住处称“箱”。 13蜘蛛的住处称“网”。 (摘自《求知报》) 千奇百态的“喻人”词语 现代汉语有不少形象生动的喻人词语,体现了汉语的丰富多彩。如: 喻之飞禽走兽——惊弓之鸟、百灵鸟、衣冠禽兽、狐群狗党、一丘之貉、色狼、瘦猴、母老虎…… 喻之家禽家兽——丧家之犬、落水狗、哈巴狗、狗腿子、夜猫子、初生之犊、铁公鸡、落汤鸡、蠢猪、笨驴…… 喻之花草树虫——交际花、墙头草、摇钱树、糊涂虫、应声虫、井底之蛙…… 喻之用物——药罐子、醋瓶子、炮筒子、笔杆子、气袋子、保护伞、老古董、芦柴棒、光棍、传声筒、出气筒、眼中钉、掌上明株…… 喻之器官——势利眼、顺风耳、乌鸦嘴、三只手、飞毛腿、睁眼瞎…… 喻之其它——软骨头、跳梁小丑、窝囊废、绊脚石、气管炎、变色龙、地头蛇…… 上面列举的喻人词语,或直或曲、或美或丑、或褒或贬、或爱或恨。从不同的角度比喻世人的千奇百态。 (摘自《南方日报》) 动物妙喻人 千里驹——比喻有突出才干的人。 人中龙——指使人仰望的出类拔萃的人。 下山虎——指健壮勇猛的小伙子。 中山狼——喻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人。 丧家犬——喻没有依靠、无处投奔的人。 地头蛇——喻在当地仗势欺人的恶棍。 铁公鸡——喻吝啬钱财,一毛不拔的人。 变色龙——喻变化无常巧言谄上的人。 应声虫——喻毫无主见随声附和的人。 笑面虎——喻外表善良内心凶恶的人。 落水狗——喻失势的坏人。 三脚猫——喻技艺不精勉强凑合的人。 井底蛙——喻眼光狭小见识不广的人。 (摘自《语文天地》) 成语的幽默 最大的嘴——气吞山河 最高的人——顶天立地 最尖的针——无孔不入 最大的容量——包罗万象 最难做的饭——无米之炊 最快的速度——风驰电掣 最短的季节——一日三秋 最长的一天——度日如年 最怪的动物——虎头蛇尾 最厉害的贼——偷梁换柱 最长的腿——一步登天 最小的人——轻如鸿毛 最重的话——一言九鼎 最大的差别——天壤之别 最大的变化——天翻地覆 最多的资源——取之不尽 最宽的视野——一览天余 最大的地方——无边无际 最宝贵的话——金玉良言 最大的手术——脱胎换骨 ……
作者: (晋)袁宏撰;李兴和点校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臣等谨按:《后汉纪》三十卷,晋袁宏撰。宏字彦伯,阳夏人。太元初,官至东阳太守。事迹具《晋书。文苑传》。 是书前有宏《自序》,称:“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按: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非张墦书也)、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墦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云云。盖大致以《汉纪》为准也。
作者: 刘动中译
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
简介:本书包括:历史剧变时代的儒士精英、汉魏之间的转变、荀悦:家庭背景,仕途经历,政治态度、荀悦的著作:《汉纪》、荀悦的著作:《申鉴》(引申的反思)等内容
作者: 张增田著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中国传统治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原生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挖掘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对于建立中国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还是对于建立当代世界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由我系黎红雷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最近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共五本,包括张增田著《黄老治道及其实践》、唐雄山著《贾谊礼治思想研究》、戴黍著《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阎世平著《刘劭人材思想研究》、程宇宏著《荀悦治道思想研究》 。 主编黎红雷在其一万多字的《丛书总序》中指出:“中国传统治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原生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挖掘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对于建立中国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还是对于建立当代世界合理的社会秩序&心灵秩序,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中国传统原创思想文化的研究。 更多>>
作者: 武晓蓓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
简介:
【目录】
序言
*章 探寻“Critical Thinking”的*译法
*节 Critical Thinking的语源和语义分析
第二节 根据Critical Thinking发展史的理解
第三节 波普尔论criticism和critical thinking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Critical Thinking
第五节 Critical Thinking的本质
第六节 Critical Thinking不同译法的比较
第二章 批判性思维的主流模型
*节 沃森一格拉泽RED模型
第二节 图尔敏6因素论证批判模型
第三节 恩尼斯倾向 能力 标准模型
第四节 保罗思想元素 理智标准 理智德性的模型
第五节 费西万6 7模型
第六节 范爱默伦批判性讨论模型
第三章 批判性思维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节 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三个主要传统
第二节 一般和特殊: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争论
第三节 对怪异现象的批判性思考
第四节 美国主流文化价值的批判性重读
第四章 批判性思维的中国话语表达
*节 中国文化中的批判性思维
第二节 “明辨”的源流与诠释
第三节 中西批判性思维之异同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影响
第五节 中式和西式批判性思维的相互借鉴
第五章 批判性聆听
*节 批判性聆听的本质
第二节 批判性聆听与宣传分析
第三节 批判性聆听的态度与技能
第四节 批判性聆听态度和技能的培养
第五节 批判性聆听的测试
第六章 批判性思维与领导力
*节 批判性思维:领导力的关键构成要素
第二节 领导运用的主要批判性思维工具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和鼓励建设性冲突的组织文化
第四节 从批判性领导到全球批判性领导
第五节 领导的批判性思维教育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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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研究》:
《礼记·中庸》第二十九章题为“明辨”,而其正文中并未出现“明辨”,也未阐释该词。“明辨”一般指《礼记·中庸》“问政章”(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的“明辨”。意为修养之道,在于诚心,得到诚心的方法有五:成为君子需要通过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白地鉴别,踏实地践行。这是审思明辨的系统表达。汉代荀悦《申鉴·杂言下》有“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按照程颐和朱熹的诠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宗庙,礼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论语集注·卷五》)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论语集注·卷七》)朱熹讲学白鹿洞书院时所制定《白鹿洞教条》(《白鹿洞书院揭示》或《白鹿洞学规》)确定为学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四书或问》说:“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疑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以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行之笃,则凡所学问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践其实而不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宋代张载《近思录拾遗》说“凡致思到说不得处,始复审思明辨,乃为善学也”。元代景星有言:“《中庸》一书至此方说出学者下手处,大要三达德为人道之门,而诚为之本,学问五者乃诚之之目,所以诚之者惟欲尽五达道尔。知之实,行之实,勉之实,则达德之实体立,而达道之实用行矣。(《中庸集说启蒙》卷下)可见,按照儒学的诠释,明辨是学习或学问之5步之一,其含义和价值需要放在学问的这5环节之中来确立。
在史书里,”明辨“也用于描述古人的才能与智慧,尤其是断案和识奸。”高柔明辨断冤案“,”王思诚明辨平冤狱“(《二十五史智慧大全》);”明辨诈书“,”明辨愚和假“,”明辨是非方能决断“,”是非明辨,大局为重“(《中华传世箴言》)。宋·欧阳修《与王懿敏公》:“某窃位于此,不能明辨,默默苟且,负抱愧耻,何可胜言。”《方苞集》(卷一读经):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犹哓哓。《北史》卷二十九之《列传》第十七:愚谓今可粗依其准。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审其实用。《周书》卷十五·列传第七说上谷昌平人寇洛“性明辨,不拘小节”。卷二十二·列传第十四:魏废帝时柳庆“威仪端肃,枢机明辨”。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五说:王庆“枢机明辨,渐见亲待”。卷三十八·列传第三十称李昶“神情清悟,应对明辨”。《北齐书》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三有:封隆之的弟弟封延之“少明辨,有世用”。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五说“子师,少好学,明辨有识悟,尤以吏事知名。”《魏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七: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太平御览》卷二百五十五·职官部五十三说,“崔珙奏对明辨,帝深嘉之。”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二十九·断狱:“犹未能决,谓事不明辨,未能断决。”宋代真德秀《西山政训》:“昨曾约束:民间争讼官司所当明辨是非”。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有:“利与善之间君子必审择而明辨焉。”《苏辙集补遗》:臣窃谓大臣倾夺忿争,无复礼义,非朝廷之福,乞明辨曲直,使知所畏。宋代刘敛((彭城集》:盖不出三尺之律必得忠信之长、明辨之士使之亭疑决平可以弼教辅治矣(卷十九);明辨惟良所以折狱也(卷二十);以其明辨何有弗治(卷二十二)。《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和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都记载:太后生辰,置酒宫中,从容谓帝日: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为谤诬,虽尝下诏明辨,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卷七十五);《宋史》(卷四十二·本纪第四十二):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宋史纪事本末》也说: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三)描写陈尧叟登甲科,“辞气明辨”、“奏对明辨”;说李谘“性明辨,周知世务”(卷二百九十二·列传第五十一);说李昌龄“屡进对,太宗悦其明辨”(卷三百七·列传第六十六);赞安礼“伟风仪,论议明辨”(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尹源尹洙兄弟“皆以文学知名。尹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卷四百四十二·列传第二百一);“(吕)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卷四百七十一·列传第二百三十)《宋史》:“如此则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恶示天下矣。”
……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2
简介: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申鉴注校补(繁体竖排中文)》东汉荀悦撰,明代黄省曾注,今人孙启治校补。《申鉴》凡五篇,曰《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杂言下》。《政体》《时事》论制治大要及时所当行之务,《俗嫌》评禨祥谶纬之说,《杂言》上下皆泛论义理,颇似扬雄《法言》。此次整理,是在明人黄省曾注释的基础上,对《申鉴》进一步注解,以《四部丛刊》影印文始堂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龙谿精舍丛书》本为校本。校注简约精当,足资研读之用。
作者: 程宇宏 著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9-1
简介:由我系黎红雷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最近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共五本,包括张增田著《黄老治道及其实践》、唐雄山著《贾谊礼治思想研究》、戴黍著《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阎世平著《刘劭人材思想研究》、程宇宏著《荀悦治道思想研究》 。 主编黎红雷在其一万多字的《丛书总序》中指出:“中国传统治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原生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挖掘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对于建立中国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还是对于建立当代世界合理的社会秩序&心灵秩序,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中国传统原创思想文化的研究。
作者: 吴怀祺主编;汪高鑫著
出版社:黄山书社,2002
简介: 秦汉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史学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首先从史书撰述而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属於秦皇朝的,自《奏事》20篇;属於西汉人撰述的则有陆贾《楚汉春秋》、司马迁《太史公书》(即《史记》)等六家着作共343篇。而东汉时期的史书,根据清人的考证,总数不下於100部。以上统计只是就纯史书撰述而言,还不包括思想家的着作。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经散佚,所幸的是,堪称为里程碑之作的《史记》和《汉书》,却被流传了下来。其次从历史编撰而言。这一时期历史编撰成就之最为重要的表现是西汉司马迁撰述《史记》,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之後,东汉班固又撰述《汉书》,通过改通史纪传为断代纪传,又整齐划一纪传体为本纪、列传、志和表四种体例,从而对《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体裁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纪传体的创立,对於中国古代史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历史编撰上所取得的成就,还表现在苟悦《汉纪》对编年体的进一步完善。苟悦撰述《汉纪》,采用了连类列举的记载方法,不但使编年体的记述范围得到了扩充,而且还使记述内容更为集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以往编年体的记述缺陷。最後从史学思想而言。史学思想不仅是指史学家对客观历史和史学本身的认识,而且还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秦汉时期的史学思想既包括如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认识,也包括如董仲舒、王充、何休等思想家对历史的认识。毫无疑问,秦汉是产生史学巨匠和思想巨人的时代,因而也是史学思想极为丰富的时代。而这些丰富的史学思想的产生,无疑是这一时期史学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秦汉时期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无疑是秦汉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留给後人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我们通过对於秦汉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就对史学本身的认识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和提高对秦汉乃至中国古代史学变化和发展的认识;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秦汉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变化和发展的认识。因此,重视对秦汉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告诉我们,作为社会意识的史学思想,自然小能脱离於社会的存在而产生。实际上,秦汉史学思想就是秦汉社会存在及其社会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秦汉史学思想时,一定不能脱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我们不但要重视探讨秦汉的政治、经济之於秦汉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要重视作为两汉统治思想的经学之於史学的影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
作者: 贺照田主编
简介: 陈启云:荀悦与后汉思潮 龚隽:禅门中的顿 沟口雄三:论天理观的形成 周昌龙:良知与经世 王凡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 黄进兴:李绂与清代前期的考据学转向 张寿安:清儒的考证经世与礼制重建 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 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王远义:独立苍茫 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沟口雄三:公私
作者: 張烈點校
简介:两汉纪,系汉纪与后汉纪的合稱。后人为了便於区别此二书,如同别前汉、后汉两個朝代一样,有时又稱汉幻曰前汉纪。 汉纪,荀悦(148-209)撰。字仲豫,颖川郡颖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未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或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音,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乎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后汉纪,袁宏(328-376)撰。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作者: 孔子 等 张元济编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5-1
简介:《四部丛刊》收录古籍469种,九千余万字。是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法编的一部重要丛书。由近代最有文化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傅增湘、叶德辉、缪荃孙、周叔弢、叶景葵、孙毓修等人提供学术支持。经部收录了儒家的全部经典著作(《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说文解字》),均为大藏书家世代珍藏的珍贵典籍,不但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精神囊括其中,更为后世保存了完整的哲学原典。史部收录了有别于“二十四史”的重要史学著作,如《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罪惟录》等史书,是中国古代史中更具有文献性的一个历史系统。如《竹书纪年》系西晋时出土于古墓的先秦史书,未遭秦火和篡改,《罪惟录》则是清代私人著史中的巨著,整个清代统治时期未敢示人,在夹墙中藏匿二百余年,直到民国时期才面世。与官方系统的《二十四史》相比,《四部丛刊》中收录的史书文献性更强,价值更高,保存了更加完备,更加翔实的史料。子部收录了诸子百家及艺术,谱录等。收录了管仲、商鞅、邓析子、老子、孔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列子、鬼谷子、尹文子、孙子、吴起、荀子、司马穰苴、吕不韦、陆贾、贾谊、桓宽、刘向、刘安、扬雄、王符、班固、应劭、荀悦、刘邵、徐干、荀勖、贾思勰、王充、颜之推、葛洪、刘义庆、王通、王惟一、张仲景、王叔和、唐慎微、赵君卿、焦延寿、魏徵、虞世南、褚遂良、马总、段成式、僧祐大师、道宣法师、道世法师、法云大师、张君房、司马光、张载、杨进、鲍山、崔豹、王应麟、张邦基、李昉、李穆、徐铉、陈思、苏象先、陶宗仪、道原法师、关尹子、程端礼、桂万荣、郭若虚、盛熙明、王俅、忽思慧、洪迈、沈括、岳珂、范摅、冯贽、王明清、周煇、李谅、张师正等八十余位哲学家、医学家、数学家、史学家、小说家的作品,很多作品以孤本状态传世。此次整理是对民族文化的极大传承。集部将中国古代文学著作网罗无遗,收录了先秦时期文学家的作品《楚辞》,以及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全部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可谓千秋文脉之源流、民族薪火之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