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
作者： 王韡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年08月
简介：
曾遂今）
流行音乐，是一个世界性的音乐文化类型，但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性、地区性的音乐体裁。而且，流行音乐更是一个*大众性、民间性、时代性的社会文化品种。中国的流行音乐，在20世纪以来，基本上与世界同步。但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发展，曾有近三十年的“空缺”。直到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具有大众性、时代性的流行音乐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复苏”。但是，这个“复苏”的历程，在1979年后的最初几年里，还是较为艰难的。传统的惯性思维方式，人们曾经总是把流行音乐当做“异类”。因此，当时的流行音乐“理论”，基本上是批判。批判流行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批判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和影响，批判流行音乐的表演和传播……
但是，渡过那艰辛的“复苏”年代，近二十年，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传播、理论研究发展的康庄大道。单就理论方面，对流行音乐进行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研究的文献、文论逐渐增多，对流行音乐研究文献、文论的深度和广度逐渐提升，对流行音乐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更是逐渐加强。人们从各个方面研究流行音乐，如内容、形式、体裁、风格、审美倾向、社会生态、传播主题、传播受众、传播媒介等。在严肃的学位论文写作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也以中国的流行音乐做为研究思考的对象，展开了他们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以此来奠定他们的立身之本的基础和达到科学思维的提升。
王韡博士出版的《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就是当代中国青年学者群体流行音乐研究活动中较为突出的典型。本书是著者在博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上充实、提高、扩展而成，选题独特、资料丰满、论述深入、历史脉络清晰。全书为两部——《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1927—1979）》《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1980—2010）》，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10年止，近100年在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发生的流行音乐现象，均在著者的视野范围之内。因此，本书既是史，又是论，史论结合、水乳交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学术印象。
《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旨在研究流行音乐的演唱风格，在此研究进程中，著者对形成演唱风格背后的社会因素（社会思潮、社会文化价值观、审美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阐释；对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音乐表演层面进行详实的论述；对具有代表性流行音乐作品的音乐形态进行客观的分析；对演唱风格产生的社会影响、意义、价值等方面进行冷静的思考；对歌手演唱风格中的重要感性因素——音色——进行声学科学方面的技术观察。为此，除了在学理层面给读者表述出了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的严谨性外，本书也带我们见到了一个个具体的流行音乐之人，见到了一桩桩被历史尘封的流行音乐之事。这些活生生的人与事，还原了中国现当代流行音乐现象的真实，再现了中国近百年流行音乐工作者探索的艰辛，展现了中国流行音乐代际相传的民族继承性和坚韧不拔的创造性动力。
《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较充分地体现出了著者的创新精神。即，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体现出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推出新观点的“四新”原则。比如，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进行动态性、综合性研究。著者把本书的研究解释为从音乐社会学角度进行的演唱学分析：将流行音乐演唱进行本体研究的同时，将其还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多维度论述影响其演唱风格的各种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心理、重要音乐事件）、意识形态（音乐思潮、价值观、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和反之其对社会的影响、意义、价值等内容。另外，本书还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对歌手演唱的音色进行阐释时，采用音乐声学的研究方法，利用韩宝强教授开发的通用音乐分析系统（GMAS 2.0B）软件，对其进行频谱分析。这样，使抽象的声音转换为直观可视的图像，使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演唱声音在频谱上的种种变化，有助于从客观的角度来观察、认识其对象。
基于此，《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拓宽了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视野。虽然本研究对象集中于“演唱风格”，但著者用了多种手段、多项视角解读其“演唱风格”；虽然本研究范畴展开于“中国流行音乐”，但著者又将“演唱风格”贯穿于中国流行音乐科学思考的始终，使读者了解其演唱风格在流行音乐表演中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以及流行音乐在继承、借鉴、传承中呈现的突出品质。从资料收集整理、历史观察与分类以及相关的理论概括与归纳，我们都能见到这种“以小见大”的学术构思。因此，它对研究流行音乐乃至其它研究对象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我个人认为，对于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视野，并不在于你是否在题面上触及了某国的摇滚乐、爵士乐，或什么民谣，或什么流派，或什么乐队，或什么歌手，而是在于你是否抓住了它们的核心，流行音乐的核心，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的核心。所以，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学术视野。写文章是如此，写学位论文也是如此，写专著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个人又推而广之认为，如前述，写文章是如此，搞学科建设更是如此。如果一本书，一部专著，一台演讲，一个国家科研课题，带着人们去进迷宫，迷宫里面又上演着一出出与现实社会无关，或人们根本不知道、不关心的人和事，或跳出一大堆人们根本不理解、不认识的洋腔、洋面孔、洋身段……这不是在搞科研。
也是基于此，《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如下的启发：
其一，本书的理论的意义在哪里？我认为，在于研究对象与现实紧密地结合。本书研究中国流行音乐的演唱风格，其实就是在关注中国现当代的民间、大众所关注、所呼唤、所培养出的流行文化。这反映出了我们对现当代大众和民间音乐现象的重视。本书融合了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的成果、方法和观念，则又反映出本书并没有脱离某些传统的学科，并有所新的发展。就这个新的发展，我是这样认为的：比如，我们研究历史，其本质也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在音乐学研究中，如果孤立于现实价值观的古董与陈器之探究，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把古董和陈器与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对今天的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进行美丑辨析，进行褒贬切割，找出继承借鉴的切入口，那么历史研究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言之成理、彰显于世。这可能就是于润洋先生多次所强调的关于理论研究中的历史观吧！
其二，由于本书研究宗旨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必然要催生出一种最强烈的实践精神和实践行为。这种实践精神和实践行为成为整个研究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同时，本书的这项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构建理论成果的实践工程。而在这个理论性的实践工程中，已包含了著者无数宝贵的实践活动。比如，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就是一个庞大、繁杂而细致的基础实践工作。中国流行音乐的资料，包括历年报刊信息、图书、论文、文章、音响、音像、直接与间接的当事人采访、社会调查、网络信息查询……就单凭这些活动，没有相当的毅力和勇气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而著者确实是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完美。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项艰巨的资料收集、整理和观察工作，一切都无从谈起：一切都是闭门造车，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著者以上的工作，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实践工作，是科学精神指导下的一种实践精神的行为化、具体化。我们从事课题研究、从事学位论文写作的年轻人，应当充分地认识到社会观察、现实观察（含历史中的现实）、资料观察的重要性。而必须要做到的这一切，都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其三，本书体现出的最强烈的实践精神和实践行为，还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这当然也是著者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即，著者本身过去就从事过较为长时期的流行音乐演唱与教学实践，在表演活动中也多次获奖。他对中国流行音乐演唱历史有着温故而知新的感悟，他对中国流行音乐演唱现状有着沦肌而浃髓的体验，他对中国流行音乐演唱未来发展更有着翘首远望的关切，这一切，促使了他本人以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自尊心关注中国流行音乐、思考中国流行音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责任感的前提下，具备有流行音乐较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又具备有较深厚的音乐艺术和文化专业基础的人，对流行音乐的实践总结、科学归纳应当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在此对《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的出版表示由衷地祝贺！著者王韡博士曾是我“音乐社会学与音乐传播”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十多年来我的博士生群体中最用功、*秀的学生之一。学习期间，他热心社会与公务工作，乐于助人，但同时又甘于寂寞，勤于思考，面壁寒窗。正因为有如此之新时代的学者精神和责任，才使他有如此之毅力与智慧，完成此项艰巨的研究任务。我谨希望著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与奋发，进一步强基固本、潜心学术、淡泊名利，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十多年前，乔羽、谷建芬先生为我的书作序，以后，于润洋、陆梅林先生也为我的书作序。而我今又成了写书序之人。但我却无半点功成名就、居高临下之感，而只叹有愧于前辈，只叹力不从心，才疏学浅，序不到位，有误后起。然而，我与著者曾是多年学友，以及师生之谊、教学相长的往事刻骨铭心、挥之不去，故鼓足勇气，写出此段文字，作为我对本书出版的祝贺、纪念和此刻的感想。
序二
（付林）
2014年5月，我有幸受中国传媒大学之邀，做学生王韡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我认认真真读了他30余万字、400多页的博士学位论文《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在阅读中我很兴奋，很敬佩他博览群书的视野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一次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及补充相关内容予以出版，并邀我为其书作序，我又一次阅读了他的大作，感慨良多。记得在他答辩时，我对其论文的评价，“最宽的视野、*的角度、最多的材料、最深的剖析”。他从上世纪初写起，从社会变迁写到音乐发展，再写到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类别的演变，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多么难的历史之辨都被他一一化解，我为他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因为，讲流行音乐史好讲，讲音乐风格则有难度，而讲流行音乐演唱风格那就更不容易了。他的著作由表及里、由外向内，毫不夸张地讲，该著作为中国流行音乐演唱教育弥补了必修课教材上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流行音乐的创作。记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流行音乐演唱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称其为“通俗演唱”“现代演唱”，还停留在“气声唱法”的初级阶段，甚至将通俗民歌代表人物李谷一当作中国流行音乐演唱的第一人。到了90年代，我从制作人的角度提出“说话式流行演唱”这一新概念，总结了三种说话式歌唱状态，并推崇美国流行声乐教育家赛斯·瑞格斯的SLS声音训练法，可以说这是我对流行音乐演唱认知的1.0版。到了2010年后，我在办线上教育“网音网”（musicon.cn）时，按照流行音乐演唱风格进行课程的分类，并认同流行音乐演唱技术需要建立在风格之下进行个性化的训练，这是我对流行音乐演唱认知的2.0版。
对于演唱风格来讲，这是在歌唱中由于不同民族生活方式、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不同音乐形态而产生的个性演唱形式。这如同在歌舞厅、演唱会、录制唱片时催生出来的流行音乐演唱方法；迈克尔·杰克逊的歌舞演唱表达了最强磁力的流行风；对社会不满而产生的摇滚风格、电声发展而崛起的重金属音乐所对应的摇滚嘶吼腔；黑人音乐融合宗教音乐而产生了索尔唱法；音响技术的发展，使B-Box利用话筒表达得惟妙惟肖；黑人街舞、涂鸦等艺术混搭出来的嘻哈风格；南美的拉丁音乐与爵士乐融合产生的波萨诺瓦轻松休闲唱法；牙买加的斯卡音乐与布鲁斯融合产生的雷鬼音乐及演唱风格。对于我国来讲，有崔健的摇滚演唱风格，朱哲琴和萨顶顶的新世纪演唱风格。当然还有本著作中细致剖析的黎明晖、周璇、严华、葛兰、姚莉、许冠杰、姚苏蓉、尤雅、青山、邓丽君、王梦麟、李谷一、张蔷、范琳琳、迟志强、杨钰莹、老狼、李琼、丁薇、汪峰、凤凰传奇、“四大天王”、王菲、陈奕迅、小虎队、陶喆、周杰伦等歌手及组合的各具特色的演唱风格。演唱风格千变万化，“一花一世界”，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创造永远离不开制作人、歌手、乐队这三个本体。
我们之所以重视演唱风格的研究正是为了今后歌坛更好的创造、创新。我们不是急于寻找速成的灵丹妙药，也并非盲目地模仿欧美。在数字化、互联网双重革命的颠覆下，避免音乐产品的机械复制、同质化创作、一体化包装正是研究的目的所在，因此，重视演唱风格的研究是尤其必要的。
我们处于一个快速变革和无界的大时代，流行音乐比任何时代的流速都快。当制作音乐变得唾手可得，音乐随处可听时，唱片被互联网击垮了，音乐的生产周期也变成了非自然生长的。电视媒体十多年的歌唱秀催生了一批批只会唱老歌的新生唱将，同时也摧毁了精雕细刻的音乐生产周期，移花接木的新生代正在接受市场与时间的考验。我们不得不认真研究流行音乐的外部与内核结构，其每次细微的变化，不得不用显微镜去观察。同时，我们要面对音乐的未来，也必须善用望远镜来远眺世界。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音乐不只是作品，更是观念、思想与技术”（焦元溥）。
王韡是我早在2002年收入门下的一位学生，一路走来几多艰辛，祝贺他在流行音乐演唱理论研究、表演实践与教学上取得的丰硕成绩。让我们共同阅读《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1927—1979）》《中国流行音乐演唱风格研究（1980—2010）》这两本良著，携手探索和创造流行音乐演唱的新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