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读书记.（五）

作者：  李慈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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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书摘第三自然段中的四个“*”都是左边是月，右边是出 书摘第九自然段中的所有“*”都是左国是名，右边是隹禹贡注 读《禹贡注》。自来陵谷变迁不一，禹时九河之道，周已仅存徒骇。汉成帝时，仅有三河遗迹可寻，他若大野、孟猪诸泽薮，业皆湮涸无存。黑水系雍、梁两州之望者，至今杳无可考，则所谓九江三江者，安得强为分合?古今聚讼，纷纭莫决，皆若亲见当时之经画者，殊不必也。 三江之说，最可折衷者，莫如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论。郦道元注《水经》因之，但其必欲强通《禹贡》一江分三江之旨，遂谓岷江水东注于具区，出为松江；又一派东至会稽余姚入海；曲折附会，不合地理矣。蔡沈《书传》亦主郭说，而谓三江不必涉东江、中江之文，但求其利病之在扬州之域，则水之大者莫如扬子大江、松江、浙江而已。此言最为了当。国朝全祖望从之。王鸣盛《尚书后案》，泥于东为北江，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之经文，遂力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谓足以尽破诸说。抑知经文东为北江，乃系于导漾之下，此是记汉水入海之文。而下文更记曰岷山导江，乃有东迆北会汇东为中江语，此系于导江之下，是记江水入海之文，固各不相涉。且东迆北合于汇句，经文亦全不见所谓南江者。康成遽注曰东迆者为南江，不过以上文言东为北江，下文言东为中江，遂臆断此为南江。然细玩经文，漾与江异源；汉出于漾，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海，与江之区别，各不相蒙。即如郑说，亦不得谓一江分三矣。惟庾阐、郦道元、陆德明，张守节诸人所言松江、娄江、东江(亦曰上江，在今吴江县白蛇湖。)则六朝以后吴地之三江，必非《禹贡》之三江。赵爆以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则越地之三江。《国语·吴语越语》及《吴越春秋》之所 谓三江者皆是，非《禹贡》之所称矣。王氏《后案》谓韦昭之注《越语》，三江为松江、钱塘江、浦阳江，此可以解《国语》，不可以解《禹贡》。浙江自杭言之曰钱唐，自越言之曰浦阳，一江而二名也。唐以后吴越为财赋薮，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范仲淹、郏亶、单锷诸人言吴中水利，皆谓宜开松江俾归于海，则震泽底定。盖松江等三江为震泽之利害，即为吴中水利之要领；而禹时则吴下土旷人稀，震泽入海处，必皆深阔，未尝以此为重，不可执后世事以解经。此论诚当。其主郑说之三江，则不若郭义为长也。因读《禹贡》，论之如此。 咸丰庚申(一八六O)三月初七日 禹贡锥指清胡渭撰 阅胡*明氏《禹贡锥指》。是书精博固可取，而武断者亦多。如以梁州之黑水谓与雍州之黑水异，禹于梁州黑水，无所致力，故惟导雍州之黑水。至于三危，则《禹贡》九州分界水名 先已相溷。以吐蕃之河源出星宿海，谓与西域之河源出葱岭及于阗者各别，是则河有三源，愈为纷歧。既据《汉志》自西域盐泽伏流为说，而又牵引唐刘元鼎、元潘昂霄之盲，故为此调人之舌。又谓汉武名于阗河源所出之山曰昆仑，即古昆仑国地，亦不知其所据。以《舜典》“五十载陟方乃死”，谓当读五十载为句，陟者崩也，方乃死者，所以解陟之为死也，则文理几至不通。此*明白为文则可，虞夏史官所不受也。其他可议处尚多。又矜已自夸，动涉措大口吻，亦非著书之体。其前冠以吉水李尚书振裕一序，文甚芜杂。而*明自撰略例，谓李公称其书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尤是腐儒妄言。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也。*明与阎百诗、顾景范诸君，皆久居徐健庵尚书幕。同佐修《一统志》，故于地理皆为名家，而识隘语俚，亦略相似。予尝谓当时有三大书：顾氏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阎氏之《尚书古文疏证》、胡氏之《锥指》，皆独出千古，有功经学，门径亦略同，而皆无经师家法，有学究习气。江氏藩辑《国朝经师经义》，皆弃而不录。全氏祖望力诋《锥指》，谓其葛藤反过于程大昌，皆非平情之论。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二月十八日 校《晋书》傅元、傅咸、傅只传一卷，皇甫谧、挚虞、束皙、王接传一卷。《挚虞传》云：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案仲洽此奏，深明国体，此予于去年十一月穆宗以天花将愈加恩王公大小臣工，十二月穆宗晏驾，惇王等请追收前命，两宫从之，窃议以为虽见诸王大臣之忠悃，而于国体非宜。倘以尔时或骤晋官衔，或优迁爵秩，至赏双眼花翎者十余人施恩太过，则何不让之于先，而乃辞之于后。且其中有特予迁官者，使奉诏后已得升除，亦将更贬之乎?谓当臣下恳请撤销，而朝廷下诏，以大行有命，不复追夺，方为两得也。 《郑学录》之误，又有三事。第五元见《太平御览》引《康成别传》，为故兖州刺史。子尹误读元先为句，以为是其人之字，当为博士，而别无可考，一也。张恭祖，《史承节碑》作张钦祖者，以碑为金承安五年所重立，故避显宗允恭讳易为钦，犹宋人讳敬，凡敬皆易为恭，子尹以为未详，二也。《毛诗谱》今行世有戴氏震本、吴氏骞本，皆校补精密，厘然复故，远胜欧阳永叔之颠倒妄补，而子尹以为今仅有欧阳本，三也。 经韵楼集清段玉裁撰 阅金坛段玉裁《经韵楼集》，皆说经之作，札记数事： 《毛诗》有三睆字，一《凯风》，“睍睆黄鸟”，传曰：好皃。一《杕杜》，“有睆其实”，传曰：实皃。一《大东》，“睆彼牵牛”，传曰：明星皃。《释文》皆华版反。《杕杜》篇《释文》曰字从白，或从目，非，此古本也。今本《释文》，乃改作睆，从目而删非字，由 改经传从目，故出此耳。又《广韵》睆，户版切，明星也。睆、户版切，大目也，故《广韵》据此言《大东》作皖。《五经文字》虽无皖字，然目部曰睍，见《诗》，睆见《礼记》，则其所据《诗》不作皖，可知也。 《诗》“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左传》引之，云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毛公《传》曰：濯所以救热也，《诗》意执热，言触热苦热，濯谓浴也。濯训涤。沐以濯发，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诗》言谁能苦热而不澡浴以求凉者乎。乃《郑笺》、《孟子》赵注、朱注、《左传》杜注皆云濯其手，转致义晦，乃泥于执字耳。 今学者作伊*字皆作洛，不知其非。古豫州之水作*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载于经典者画然，至魏而始乱之。《魏志》黄初元年幸洛阳，裴注引《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加水，变*为洛。此黄初元年改*字之始。曹丕欲改隹从水，而先以汉去水加隹为辞，竟若汉以前本作伊洛而汉始改之者。汉果忌水，则 国号汉者，将何说乎?即如颜籀所云光武以后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汉而改洛乎?考之《六经》，《诗》云“瞻彼洛兮”，《毛传》曰，洛宗周，溉浸水也，此即《周礼》之雍州其浸渭洛，与伊*了不相涉也。《周颂》序曰：“周公既成*邑”，其字《释文》尚作*也。《左传》伊*之戎凡两见；又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又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邑；又刘定公劳赵孟子于颍，馆于*汭；又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与三涂；又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皆作*，不作洛。《周礼·职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荧*”，二字分别皎然。《淮南鸿烈·坠形训》曰：“洛出猎山”，高注，猎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南流入渭。《诗》“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是也。*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西北，亦甚分晰。 《仪礼》夫妻牉合也，牉当作片作半，合二字为胖，此必俗字。《周礼》媒氏掌万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丧合传曰，夫妻判合。据此则郑所据《丧服》作判。然详文义，则郑引《丧服》半合之文，以证已合其半成夫妇之说，浅人转写，有所改窜耳。《仪礼》贾《疏》继母如母下云，继母配父，即是片合之义；慈母如母下云，继母非父片合：父卒继母嫁下云；亦为本是路人，暂时与父片合；宇皆作片。考诸《说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假借字，判者亦半之假借字。古三字同音，义亦相近。本无牉字，《字林》始有之。至若《经典释文》宋本作胖合。《说文》曰：胖者半体肉也；亦用假借字而义甚近。《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亦皆无牉字。又《周礼·酒正》疏云：夫妻片合，亦是一证。 段氏极精小学，所注《说文》最浩博，此数条援据亦极明晰可据。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九月二十一日 阅《经韵楼集》。其考据之精者，大恉已具《说文解字注》中，而微言绪论，尚觉探索不尽。惟与顾千里争西学四学一字是非，穷篇累牍，至于毒詈丑讦，且于顾所著《礼记考异》、《文选考异》，亦牵连攻诋，殊失儒者气象。在顾虽非段匹，而亦为段累不少，经学千秋之公言，不必如是忿争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七月初三日 韫山堂诗集清管世铭撰 管韫山集中《追纪旧事诗》注云：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时予甫内值，惟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绝句，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考竹垞此诗，止发挥映碧在南渡时请恤谥建文诸臣一节，于国朝绝无妨碍，所谓事在禁前者，以有旨禁李清著述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全书馆所刻《销毁抽毁书目》，尚不及映碧诸书，故是年七月所进《简明目录》史部别史类犹收其《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载记类犹收其《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至《提要》告成，则削去两书矣。丁未为乾隆五十二年，禁令早颁，故并其名氏见于他家集者亦抽毁之耳。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七月初六日 甓斋遗稿清刘玉麐撰 阅宝应刘又徐(玉麐)《甓斋遗稿》，《学海堂经解》节取本也。虽仅盈一卷，而古义确凿，典制犁然。其辨大夫士及妇人宗庙皆有主一条，极为明晰。所附薛氏传均、刘氏文淇、刘氏宝楠案语，亦俱详备。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初六日 ……

中国读者理想藏书

作者：  王余光主编;邓咏秋等撰稿

出版社：光明出版社,1999

简介：　　素质教育要求我们阅读中外名著。哪些书才是最应读的中外名著？有人将胡适等开过的共80个推荐书目做了一次统计，排列出《中外名著排行榜》。这就是中国读者理想藏书的新颖之处。它会循序渐进地向你介绍最应读的中外名著。 　　本书作者将胡适、钱穆、鲁迅、海明威、毛姆、托马斯·曼，近年来北京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教授等开过的共80个经典书目做了一个统计，排列出《中外名著排行榜》。以这个《中外名著排行榜》为依据，给中国读者推荐理想的藏书，分首批推荐、二次推荐、三次推荐三个层次。作者对最切要的首批推荐、二次推荐图书共800余种名著作了提要，取材严肃，晓畅可读。涉及文、史、哲、政、经、法、科技等多种领域，侧重传统经典和近代名著，优秀的当代作品也包含在内。一册在手，既可作为构建家庭藏书的参考读物，又可作为随时浏览的枕边书，一窥中外经典名著的大略。 　　 　　 　　 　　◆目录 　　 　　1，中国小说（上篇） 　　 　　2，中国小说（下篇） 　　 　　3，英国小说 　　 　　4，法国小说 　　 　　5，俄苏小说 　　 　　6，美国小说 　　 　　7，其他国家小说 　　 　　8，中国散文 　　 　　9，中国诗歌 　　 　　10，外国诗歌 　　 　　11，戏剧 　　 　　12，外国其他文学体裁 　　 　　13，中国文学合集（上篇） 　　 　　14，中国文学合集（下篇） 　　 　　15，中国文化 　　 　　16，中国文学理论与艺术 　　 　　17.外国文化、文艺理论 　　 　　18.中国历史(上篇) 　　 　　19.中国历史(下篇) 　　 　　20.外国历史 　　 　　21.外国人物传记 　　 　　22.天文、地理、游记 　　 　　23.中国哲学（上篇） 　　 　　24.中国哲学（下篇） 　　 　　25.中国学术 　　 　　26.外国哲学（上篇） 　　 　　27.外国哲学（下篇） 　　 　　28.宗教 　　 　　29.伦理学 　　 　　30.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31.中国科学技术 　　 　　33.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法律34.外国政治、军事 　　 　　35.外国经济 　　 　　36.外国法律 　　 　　◆序言：书的选择 　　 　　不少读书人都认为：图书典籍浩如烟海，在阅读时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往往通过书目，来了解图书典籍的状况，明晓读书的门径。清代学者王鸣盛就曾说过："t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t（《十七史商榷》卷七）。书目，特别是那些指导阅读性的推荐书目，在我们购书、藏书和读书时可提供重要帮助。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推荐书目的推荐性往往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与客观。 　　 　　首先是时间方面的因素。读书是时代需求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读物的选择是不同的。120年前，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面世，很受当时学子的欢迎，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一般读者，不会再依据《书目答问》去读书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开列的《中学国文书目》，今天也不适合中学生了。书目中开列的《二程遗书》、《十驾斋养新录》、《申鉴》等书，恐怕学文科的大学生也没有读过。因而，一部好的推荐书目，要能满足时代读者的需要。 　　 　　其次，推荐书目受推荐者的知识与兴趣的影响。1923年，清华一批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为了短期得到国学常识，请胡适拟定了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选书较多，偏重哲学史、文学史方面，史部书一概摒绝，有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亦未入选，当时梁启超就认为胡适这个书目"t文不对题"t。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0种。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t古代重要著作"t，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荐书目的推荐者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Harace Shipp），不加时间地域与主题的限制，只就"t最重要的书"t，选出十本"t震撼世界的书"t，这里没有中国人的书。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这里也没有中国人的书。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Robert B．Downs）曾写过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书中选择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后他又写了一本《自1492年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提要》。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录中国人的著作。在后一本书的《导言》里，作者虽然承认东方的经典，"t其中有许多书同样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t，但这些书还是被"t略去了"t。另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C．Fadiman）曾出版《一生的读书计划》，向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了100部名著，这100部名著也都是欧美人的著作。作者在该书的《前言》里坦陈："t我所读过的东方典籍，并不能在我心中燃起火焰。这也许是因为世界观的限制所致。我曾试读紫式部（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可兰经》、《一千零一夜》、《圣薄伽梵歌》、《奥义书》以及其他十余种东方古典，都不能获得乐趣。因此，老实说，我无法论述这些典籍。"t就我们所知，汉籍很早就在东南亚流传并发生广泛影响。17世纪以来汉籍被译介到欧美逐渐增多，在文学、哲学、思想等多方面都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这些中国典籍仍然被上述推荐者所忽略，这确实是"t世界观的限制所致"t。也就是说，这些推荐者是深受"t欧美中心论"t的影响的。 　　 　　也许，任何一部推荐书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推荐者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准确、客观地去了解、选择、阅读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们收集了80种中外推荐书目（中国的推荐书目54种，外国的推荐书目26种），运用了计量的方法，对这80种书目所推荐的书进行统计，以各书被推荐次数的多少为序，列出四份目录：《中国名著排行榜》、《外国名著排行榜》、《中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外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这些书目不带有我们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荐名著方面，应该说更加公允、准确与客观。依据上述排行榜，我们看到，在中国著作中，排名第一是《诗经》（几个月前，我读到一位红学家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不读《红楼梦》，就不配做一个中国学人。从这个排行榜来看，《红楼梦》并不像这位红学家所说的那么重要），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外国著作中排名第一。这两种作品都是用韵文写成的，看来韵文更受人们的欢迎。当然，仅仅是韵文还不够，这要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不是真正优秀的。 　　 　　就被推荐的中国著作而言，排在前十名的是： 　　 　　《诗经》《史记》《庄子》《老子》《论语》《孟子》《韩非子》《楚辞》《左传》《荀子》 　　 　　这十种书都是公元前的著作，最晚成书的《史记》距今也有2000余年了。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珍古典重基础的心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上这些著作，真正是中国学术之源。同时，正如韩国学者韩仁熙、李东哲所说，这些"t古典名著，都反映出古代生活与文明，并历代而下，不断被加入新的阐释和理解，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而许多求知活动所涉及的领域正是依靠这些阐释和理解建构起来的"t（《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韩文本译后记，汉城：知永社1993年）。这些书之所以被推崇，它们也有别于那些畅销书。时下出版界总乐于追求浅易、有趣与可读性强的读物，并不注重书的深度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度。相反，这些被推荐的书内容艰深，也谈不上有趣，但其思想、内容或概念被广泛传播，不少人是通过"t二渠道"t（如介绍性书籍、译本、媒体或课堂）去了解它们而非阅读原书的。因而，这些书在现时代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就被推荐的外国著作来看，排在前十名的是： 　　 　　莎士比亚作品《圣经》《对话录》（柏拉图）《荷马史诗》《物种起源》（达尔文）《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马克·吐温）《红与黑》（司汤达）《草叶集》（惠特曼）《神曲》（但丁） 　　 　　以上十种除《物种起源》外，都可以被看成是文学作品。在我们收集的这80种推荐书目中，54种中国书目共推荐外国著作800余种；26种外国书目，若除去汉学家鲁惟一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其余25种只推荐了中国著作2种（《老子》与《论语》）。对于外国名著，中国推荐者与外国推荐者有不同的看法。就中国书目中推荐的外国著作，依推荐次数的多少，可列出一份《中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目录，排在前十名的是： 　　 　　莎士比亚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红与黑》（司汤达）《神曲》（但丁）《对话录》（柏拉图）《荷马史诗》《简·爱》（夏洛蒂·勃朗特）《社会契约论》（卢梭）、《浮士德》（歌德）《高老头》（巴尔扎克） 　　 　　同样，我们也列出了一份《外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目录，排在前十名的是： 　　 　　《圣经》莎士比亚作品《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马克·吐温）《对话录》（柏拉图）《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白鲸》（麦尔维尔）《草叶集》（惠特曼）《物种起源》（达尔文）《荷马史诗》《随笔集》（蒙田） 　　 　　以上两个目录，除莎士比亚作品与《对话录》两种相同外，其余8种都不同。中国推荐的十本书中没有美国人的书，外国推荐的十本书中有3本美国人作品（当然，这也与我们所收外国书目的国别不平衡有关）。对法国人，中国推荐者更喜欢司汤达与巴尔扎克，外国推荐者则更喜欢蒙田。同是俄苏作家，中国推荐者欣赏奥斯特洛夫斯基，而外国推荐者则更看重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外国推荐者眼中的外国名著》目录中列第11位）。　　

王鸣盛学术研究

作者：  施建雄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简介：　　 本书联系清康雍乾时期广阔的社会、学术背景，跨越考证学、经学、地 　　理学和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对王鸣盛的学术渊源及治学特点、历史观点及经 　　学见解、史学思想及历史考证，作深入的开掘和现代的审视，凸显他学术研 　　究包含近代科学精神及进步观点、新鲜思想于一炉的独特风貌，以丰富的事 　　实纠正以往学术界将其视为单纯考据学家的偏颇认识。不仅内容丰富翔实， 　　且新见迭出，多发人所未发。本书还将王鸣盛与另一位考据大师钱大昕作全 　　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从广阔的视角彰显乾嘉学人在学术理念及治学方法上 　　的共通性与时代性。全书结构严谨，脉络有序，文风平实，叙述流畅，深入 　　浅出，对全面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学术内涵和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校理毛晋汲古阁所刻十七史所撰，不仅为其匡谬补阙，而且就其中的典章制度舆地职官皆探赜索隐，有所发明。全书共一百卷：《史记》六卷、《汉书》二十二卷、《后汉书》十卷、《三国志》四卷、《晋书》十卷、《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十二卷、《北史》合《魏》《齐》《周》《隋书》四卷、《新》《旧唐书》二十四卷、《新》《旧五代史》六卷，以及论史家义例《缀言》二卷。整理者在校勘、标点之余，又辑录朱彝尊、何焯、钱大昕、洪颐煊、李慈铭、刘咸炘、余嘉锡、陈垣、陈寅恪等人的相关论述，或与《商榷》相发明，或勘误，或与王氏辩难。

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诗文评卷

作者：  傅璇琮总主编;刘德重卷主编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简介：　　《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套装五卷）》包括《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明清卷》、《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宋代卷》、《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金元卷》、《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诗文评卷》。数年前，我受学界友人的委托，筹划一个项目，名为“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即组约多位学者，从当前学术发展的高度，充分吸收前人和现代的研究成果，选择古代有价值、有代表性的诗文别集和诗文评著作，以提要体裁，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议。经过几年辛苦编撰，已大体就绪，正值清华大学于2008年春建立“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我正就职于此中心，即与合作的学者商议，将《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以下简称《名著提要》）列入《清华古典文献研究丛刊》，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提要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录著作则一直受到古今学者的重视。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就强调：“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并引当时学者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卷二《汉书艺文志考证录》）而目录著作，一般分书目和提要，提要即自西汉刘向《别录》开始，当时称为“叙录”。“叙录”的内容，除着录书名、篇目及雠校原委外，主要是记述著者生平，说明书名含义及书之性质，考辨书之真伪，论述其价值与学术源流。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作者：  陈寅恪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07月

简介：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合为一册。两书均撰写于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前书系统论述了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著名的隋唐制度“三源流说”，提纲挈领地说明中古历史衍化变迁的脉络。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提出“种族与文化”的史学观念，对有唐一代政治史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

觅文记

作者：  韦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07月

简介：
韦力传统文化寻踪系列，以历史上为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为线索，寻觅探访他们留存于今的遗迹，希求保存中华文明留在当代的样貌，传播中华文明，尤其是重新发掘那些为人所忽视部分。《觅文记》是系列中第五部，以时间为序，从春秋到晚清，提炼四十六位文章大家为纲目，考据与引证并举，梳理其生平以展现历史语境，注解诗文原作以剖析思想主张。作者历时数年，实地寻访他们的每一处遗迹，以文字与照片记录探访所见风土景物和人情轶事，行文论述平易，尤其是实地寻访游记部分，文字活泼风趣，令人读来有亲切之感。
【目录】
序言
孙子：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图文
列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鬼谷子：审定有无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
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吕不韦：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韩非子：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贾谊：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桓谭：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稀然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刘勰：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郦道元：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萧统：典而不野，文质彬彬
皎然：文章观其本性
韩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柳宗元：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司空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欧阳修：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范仲淹：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
苏洵、苏轼、苏辙：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曾巩：知信乎古，知志乎道
王安石：天有过乎？有之；地有过乎？有之
严羽：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宋濂：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
方孝孺：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归有光：偃仰啸歌，冥然兀坐
李贽：天生龙湖，以待卓吾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
钟惺、谭元春：诗，活物也；诗，清物也
徐霞客：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
金圣叹：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侯方域：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
戴名世：君子之文，淡焉泊焉
方苞：躔分两度，天各一方；会稀别远，意满情长
刘大櫆：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
姚鼐：文章之原，本乎天地
姚莹：文章本心生，希世绝近习
姚永概：望溪主义法，其失或隘；海峰主文藻，其失或宽；惜抱持乎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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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 苏轼 苏辙：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
唐宋八大家应该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文章组合，虽然这个组合到了明末才予以正式命名，然而这个称呼已然深入人心，而这八人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一家子就占了三席的位置。唐、宋是中国文章的恢宏时代，这两朝加在一起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时段内，推选出八位文章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说，苏氏一门太厉害了。
苏家这三位，其中以苏轼名气*。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说：“宋诗的*伟人苏轼”，同时他又说：“（苏轼的）父亲、弟弟都是散文大家，和他一起，占了‘唐宋八家’中的三家，但诗名则为他所独占。”看来吉川先生也同样惊叹于苏家占的份额太大了。同样是日本汉学家的前野直彬在《中国文学史》中，则把苏轼称之为“宋代*位的诗人”，并且认为：“苏轼是其老师欧阳修后又一次出现的*的大天才，在文学方面也是诗、词、赋、古文都留有*流的作品。”
其实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在宋诗界独占鳌头，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对苏轼有着这样的评价：“苏轼是宋代*称得上堪与屈、陶、李、杜方驾的伟大作家，在文艺上有多方面成就臻于一流。其诗冠代，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陆游并称‘苏陆’；其文冠代，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开创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并称‘苏黄米蔡’。”可见，三苏虽然并称，但就历史影响以及个人成就而言，唯有苏轼*受后人瞩目。
在历史上，为了称呼的方便，人们将苏洵称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既然三苏在历史上的成就并不相当，为什么他们会并称在一起呢？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应当是明代的茅坤，因为他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这部书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若追根溯源，很多人又不认为“唐宋八大家”的起名权属于茅坤，清代诗人杭世骏在《古文百篇序》中称：“元末临川朱氏始标‘八家’之目，迄今更无异词。”
由此可知，杭世骏认为*早提出“八家”之人是元末的朱右。他的这个判断得到了纪晓岚的肯定，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这两种说法*的区别，是杭世骏说朱右为元末人，而纪晓岚说朱是明初人。那就折中一下，将朱右定在元末明初好了。
朱右的这个提法要比茅坤早两百年。然而朱右虽然将这八位作者的文章汇在了一起，但他并没有提出“八大家”这个说法，况且实际情况也不是纪晓岚所说的那样，朱右编了《八先生文集》。实际的情况是，朱右只编了一部《六先生文集》，他在《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中称：“邹阳子右编《六先生文集》，总一十六卷。唐韩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东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欧阳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见《五代史》者不与；曾南丰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苏文三卷，五十七篇……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
由此可知，他所说的这“六先生”，其实就是“唐宋八大家”，只是他将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合编在一起，称为“三苏文三卷”。如果将“三苏”分别计算，也就正好符合这“八家”之名。然而朱右编的《六先生文集》到后来却失传了，好在当时他请自己的朋友贝琼写了篇序言，题目为《唐宋六家文衡序》，这篇序言保留了下来。由序可知，*初朱右将此书定名为《六先生文集》，而后的定稿书名则改为了《唐宋六家文衡》。
若将三苏合在一起，则朱右为*早的“六家”说，而在元代其实还有“七家”说，吴澄在《刘尚友文集序》中称：“汉文历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兴。唐文历五代复敝，而宋之五子出。文人称欧、苏，盖举先后二人言尔。欧而下、苏而上，老苏、曾、王未易偏有所取舍。……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唐韩、柳二子，宋欧阳、苏、曾、王、苏五子也。”这篇序言中提到的唐宋七位文章大家，唯独没有苏辙。
但吴澄的这个序言并没有点出“七家”之名，而将此给予明确说法的，则是明成化李绍在《苏文中公全集》序言中所提出者：“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家而已。”这篇序言中有“眉山二苏氏”，他没有点出三苏中去掉了哪一位，后世的理解还是认为他去掉了“小苏”苏辙。
但也有人这不这么看。清乾隆时，钱大昕将李绍的这句话录入了《十驾斋养新录》。到晚清时，俞樾将钱大昕的所录又收入了《茶香室续钞》，同时曲园老人又对这段话写了句按语：“茅鹿门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苏耳。”俞樾认为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其本源就出自李绍的这个说法，*的区别是，茅坤又在“七家”之外把“老苏”加了进去。如此说来，俞樾认为李绍在序言中所说的“眉山二苏氏”指的是苏轼和苏辙，而没有苏洵，到了茅坤才把苏洵加了进去。
从这些论述可知，唐宋的文章大家无论是“七家”还是“八家”，区别都在三苏中的增减，这个增减是在“老苏”和“小苏”之间转换，*没有变化者，则是“大苏”苏轼。如此说来，真正让“唐宋八大家”并称在一起者，仍然是茅坤。不过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三苏虽然并称，其实另外的两苏在后世心目中的地位都比不了“大苏”。
以我的有限理解，“老苏”*有名的文章就是《六国论》，因为我在课本中学过这篇文章。此文的确写得有气势，尤其开篇的那几句话：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这几句话极具名气，苏洵起首就得出结论，他认为秦灭六国，并不是因为秦强大而其他国家打不过他，之所以六国被灭，原因是这些国家纷纷贿赂秦，即使不贿赂者，也因六国心不齐，而后被秦一一击破，所以他觉得秦能统一全国，*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在这些国家相继地贿赂秦。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苏洵接着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
此文不但分析事理视角独特，从文学角度而言，也颇有气势，难怪苏洵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余外他的诗作我却未曾读到。其实我也很好奇，老苏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有名的两个儿子？按照前野直彬的说法：“据说出身于商人”，虽然这里用了“据说”二字，看来还是有所本。
苏洵年轻时并不喜欢刻苦读书，后人编写《三字经》有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竟使得世人皆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开悟了，此后就开始发奋，然而他的运气却不好，始终未能考中进士。其实相对而言，宋代的科举已经比唐代宽松了很多，虽然宋代在考试手段上要比唐代严格，然而录取的名额却大了许多倍。唐代一场科考录取的人数大约在二三十位之间，而宋代则是这个名额的十几倍到几十倍。虽然跟*人口数相比，宋代的科考也比今天的高考难度大百倍，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能考上名次，而老苏始终考不上，那也就无法怨政府了。
老苏的出名跟欧阳修有很大关系，当时，他是通过益州知州张方平和雅州知州雷简夫分别给欧阳修写了推荐信。按照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的说法：“永叔（欧阳修）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荀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此后欧阳修给皇帝写了奏表，专门举荐苏洵，但两位宰相不置可否，这件事没弄成，然而老苏的名声却在京城传播开来了。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就比他运气好得多，两人分别在二十一岁和十九岁就进士及第。
这个结果令老苏的心情十分复杂，一边为自己的儿子这么年轻就能考取功名而骄傲，一边也感慨自己屡屡碰壁，应该多少也有些酸意，《史阙》中录有苏洵说的这样几句诗：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苏洵感慨，别人都说科考容易，但对我来说，却如登天般难，但也不能说科考难，因为我的儿子却易如反掌。虽然他跟两个儿子并称为“三苏”，但他的文章和诗作都要少得多，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下中夸赞苏洵：“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看来，人们都注意到苏洵的诗流传于世者很少。
苏洵写过一首名叫《有骥在野》的四言诗：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
子不我良，岂无他人？
絷我于厩，乃不我驾。
遇我不终，不如在野。
秃毛于霜，寄肉于狼。
宁彼我伤，宁不我顾？无子我忘。
此诗受到了胡应麟的夸赞，其在《诗薮》卷二中赞誉到：“四言简直”。
关于苏洵，自南宋以来就将其称为“苏老泉”，王十朋所辑《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中引林子仁的说法：“庚子正月，先生（苏轼）与子由侍老泉自荆州游大梁。”此句话称，大、小苏陪着父亲老泉游大梁，曾枣庄在《三苏研究》中认为：“这可能是*早称苏洵为老泉的记载”，但是曾先生认为“老泉”肯定不是苏洵，他举出了明清两代学人为此而提出的质疑。一是在唐宋时期，避讳很严，如果苏洵确实号“老泉”，那么苏轼肯定要避“老泉”讳。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比如苏轼作过一首名叫《六月七日泊金陵，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的诗，此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此诗中明确写出了“老泉”二字，这在唐宋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七十八中也同样提出了质疑：“《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俗称苏明允为苏老泉，又以其《嘉祐集》为《老泉集》。果尔，东坡岂作此语？”
那么，“老泉”是怎么回事呢？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十中称：“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叶梦得认为，“老泉”其实是苏东坡晚年的号，这个号的来源是因为在他的老家眉山祖坟处有个老翁泉。
对于这一点，明娄坚在《学古续言》卷二十三《记苏长公二别号》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东坡此书古澹遒劲，……又纸尾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盖公自黄（州）还朝，既衰而思其丘墓，去作此书不远，两别号殆相继于元丰、元祐之间也。当时如宗室（赵）令畤，尝从公为颍州倅，亦札记及此。而南渡后，虽马端临之博，犹以老泉为明允别号。至本朝杨升庵，其博洽为一代所推，亦仍其误。”娄坚是用苏东坡作品的钤章来做印证者。
而王文诰在《苏诗总案》卷一中也有如此的认定：“老泉者，公以称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黄文》可证。时惟苏氏子孙称之，后两宋文人震于其名，皆相沿称道，遂讹以为字，举目为苏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由此可知，将苏洵称为“苏老泉”，肯定是没有道理的一种称呼方式，可是在历史上却没人注意到这种显然的错误，直到民国时期影印的《苏洵文集》仍然称其为“苏老泉”。
在历史上的兄弟情深，少有像苏轼和苏辙这样密切者。宋嘉祐六年，苏轼任凤翔签判，而苏辙则留在京城开封陪父亲。这是他们二人*次远离，而后二人就靠通信联络。苏轼在《次韵子由除日见寄》中写到：
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
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兄弟二人亲密无间，分别两地常常写诗唱和，手足情深溢于言表。其实他们在年轻之时就特别能玩到一块儿，在参加考试时，兄弟二人还能互相给对方以照顾，《铁围山丛谈》卷二中录有这样一段话：“东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试，而坡不得一，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
原来他们在参加当地考试时，东坡一时想不起题目中所言之出处，于是就给弟弟使眼色。苏辙立即明白了哥哥的意思，但他又不能在考场上明目张胆地说出，于是就以毛笔的笔管为道具，做出吹奏状。东坡是何等的聪明，他立即就明白了弟弟是在告诉他此题出自《管子注》。
不仅如此，当弟弟不明白时，哥哥也同样给予了帮助，《吹剑四录》上称：“东坡试《形势不如德论》，不知出处，‘礼义信足以成德’，知子由记不得，乃厉声索砚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迟学稼’注。”哥哥竟然用叫别人续水的方式让弟弟醒悟过来出处在哪里。
在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文字案，名叫“乌台诗案”。《汉书·朱博传》中称：“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因此后世便将御史府称为“乌府”，而御史台则称为“乌台”。宋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几人向皇帝举报，苏轼用写诗来“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而后皇帝同意将苏轼逮捕下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对于“乌台诗案”初期的情形，《萍洲可谈》卷二中有如下记载：“东坡元丰间知湖州，言者以其诽谤时政，必致死地，御史台遣就任摄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上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弟辙适在郡，相逐行及西门，不得与诀，东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尔！’郡人为之泣涕。下狱即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盖死囚则如此，他罪止问三代。”

南史校证

作者：  马宗霍著;戴维校点

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简介：　　《南史校正（套装上下册）》是著名学者马宗霍先生晚年的一部研究《南史》的著作，全书依《南史》而编目，分为八十卷，共九十余万字。《南史》出自唐代李延寿之手，依宋齐梁陈诸正史删润而成，后世论其书为删其不当删而增其不当增，钱大昕、洪颐煊、赵翼、王鸣盛等人均对其进行过考校。马宗霍在诸人的基础上，以《宋》《齐》《梁》《陈》诸书为主证，以《晋》《隋》《后魏》《北齐》《周》诸书为旁证，以《太平御览》为广证，以《册府元龟》为参证，而以《资治通鉴》为会证，校《南史》之讹脱，证《南史》之韪非，对《南史》增删情况的分析尤为用力。对比前人之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诚为研究《南史》者之津梁。

资治通鉴

作者：  姜涛主编

出版社：线装书局 2014年6月

简介： 本书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本书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其相媲美，故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本书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此书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作者：  周一良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主要内容：近几年来，我有机会读点书，得以重理旧业，读了《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同时参看了《南史》和《北史》。这里结集的三百四十几条札记，就是重读这些史书时陆续写定的。已发表过的《三国志》、《晋书》两部分和《宋书》、《魏书》、《隋书》中的几条，这次重印作了修改补充。近几年发表的几篇文章(《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两晋南朝的清议》、《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关于帐构》)，也都是从札记中抽出改写、扩充或合并而成的。按照一般划分，隋不属于南北朝。但五八九年平陈以前，仍是分裂局面，而《隋书》所包含的五代史志，又涉及梁陈齐周四代，因此这里统称为《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为了行文处理史料方便，使用了浅近的文言。 关于魏晋南北朝这十二部“正史”中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宋人笔记中偶有论及。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诸家的著作中，都有不少有益的考订论述。郝懿行的《晋宋书故》，则是专就这两部史书的词语加以训诂注释。《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宋书》以下，前人都没有笺注过，而今天为它们全面作注也缺乏足够的材料。这部札记的目的，是想就自己理解所及，对史料作点类似注解的工作，以供认真读这些史书的同志们参考。札记中考订较多，也有些议论。这两方面一定都有不少疏漏和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Annals of Zi Yang Academy

作者：  杨镜如主编

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苏州紫阳书院是江苏省苏州中学的前身，清康熙五十二年由理学家、江苏巡抚张伯行仿福州鳌峰书院的先例而创办，地址在府学尊经阁后。紫阳书院虽说开办时间较晚，却由于其规模、影响，特别是由于聘请了众多名人学者掌院，在一百九十一年办学史上共有二十八位山长，其中彭启丰、石韫玉两位是状元，邹福保、冯桂芬两位是榜眼，蒋元益是会元，清一色的进士出身，规格之高，全国书院所仅见。又集中了大批大儒，理学、经学家讲学，培养了众多全国一流的学人，如钱大昕、王鸣盛、董国华、王昶、汪存宽、钱策、曹仁虎等，其中彭启丰、石韫玉、吴钟骏、钱綮、陆润庠为状元，邹福保、王鸣盛是榜眼。紫阳书院以其出色的办学成就雄踞东南，名扬天下，成为跻身全国一流的省城书院。尤其是书院形成的优良的办学传统、行之有效的办学经验和措施，薪火相承，直传至今，成为苏州中学宝贵的精神遗产。 　　苏州紫阳书院据说曾编过一部院志，失传了，颇为可惜。现在的《紫阳书院志》是由我校退休教师杨镜如花了一年多时间、精力编写的，搜罗广泛翔实，难能可贵。该书横向以人物为纬，辅以碑刻，纵向以概述、大事记为经，经纬交织，给人以立体、完整的印象。 　　编写校史是为了回顾以往，总结经验，发扬传统，更好地前进。《紫阳书院志》的编成，是苏中校史上的一件大事，填补了空白，是该校校本教材建设的一个重大突破，对苏州中学今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苏州的教育界也同样具有借鉴的作用。 　　《紫阳书院志》是献给苏州中学“双庆”盛典的一份厚礼，为“双庆”活动增添了光彩。这《千年府学（卷1）：紫阳书院志（1713-1904）》是“府学千年”的一个分册，我们期待着“府学千年”的姊妹篇，另一个分册--《苏州府学志》早日诞生。 　　愿苏州中学师生借“双庆”的契机，努力奋斗，为实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目标，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更辉煌的业绩。

嘉定王鸣盛全集.第十一册

作者：  陈文和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0

简介：《嘉定王鸣盛全集》，清代乾嘉学派著名学者王鸣盛一生著作之汇集。王鸣盛，字风喈，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居嘉定镇。清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王鸣盛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二十多年撰成《十七史商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别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它历史名著纠正史书中的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所著《尚书后案》及《后辨》，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诗宗盛唐，著有《西沚诗文集》、《西庄始存稿》等。王鸣盛的著述涉及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此次《王鸣盛全集》由正文、辑录遗文和传记资料三部分组成。正文是王鸣盛本人著述，辑录搜集王鸣盛散篇诗文题跋等，传记资料则是记录王鸣盛传记、墓志铭与年谱等。

二十四史三表.五

作者：  (清)段长基撰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简介：《二十四史三表》为《历代正史研究文献丛刊》之一。该丛书先期出版《读二十五史蠡述》、《二十四史三表》、《二十四史月日考》、《二十二史考论》等四种。其中，《二十五史蠡述》，民国李澄宇编撰，包括有关二十五史的人物、大事、地理等记载的考证、评论、补正等内容。《二十四史三表》，清段长基撰，包括《二十四史统计表》、《二十四史沿革表》与《二十四史疆域表》。《二十四史月日考》，稿本，清汪曰祯编撰，考证二十四史中日与月的记载，是研究历史的必备工具书。《二十二史考论》则辑录了清代学者杭世骏的《诸史然疑》、牛运震的《空山堂读史纠缪》、卢文弨的《读史札记》、钱大昕的《诸史拾遗》、沈豫的《读史杂记》以及刘体仁《十七史说》等著作。 ——序 陈其泰 治中国史学者，不能舍弃历代正史。究其原因，与正史采取的纪传体体裁是分不开的。纪传体史书的开创之作是司马迁所著《史记》。他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种体例，各有区分。而且取材广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无所不包。由于纪传体本身的特点，所以深受史学家的欢迎。《史记》问世不久，便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金丹、刘恂等（见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相后续撰。至班固着《汉书》，朝廷组织学者撰《东观汉记》，也都采用纪传体，而且体例更为严谨。值得指出的是，自东汉起，纪传体受到历代王朝的特别尊崇，被作为编撰国史的体裁，不管朝代鼎革，体例相沿不改。至乾隆年间，朝廷明令颁布为正史的纪传体，自《史记》迄《明史》，共二十四种，浑然一体，系统反映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显然，较之私人修史条件远为优越而撰成的历代正史，在数据的占有、使用，以及史书的规模、系统性和连续性等方面，均是独一无二的。 历代正史是研究者必须依靠的文献，但是，由于历史内容无比复杂，对事件、人物、制度等诸多问题的认识不能一次就达于完成，而须后人再作探究。因此，自晋代以后，又有许多学者继续从事正史的补充、整理、校订工作，积累了大量成果，这些工作，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类：一是注释，如《史记》三家注、《唐书释音》、《五代史记注补》等；二是补作，如《后汉书》、《晋书》、《梁书》等书的补表，《三国志》、《梁书》、《陈书》等的补志、《五代史补考》等；三是校正，如《史记识误》、《汉书正误》、《汉书地理志校补》等；四是考订，如《晋书考证》、《北齐书旁证》、《元史考订》等。 经过众多史家的努力，有关二十四史的订补之作，已具相当规模，仅从历代史目来看，即不下数百种之多。此类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弥补原书之功效，学术界亦早有定论。现在有问题是，“正史之缺憾，赖古今学者之努力，受其弥缝者已不在少数，后人尽可利用已有之成绩而作进一步的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绩，将何从而求得之？”换句话说，一般学者如何去搜讨、利用那些多为善本珍藏，又分散于各处的前人成果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明书店出版《二十五史补编》，集二百四十余种订补之作于一炉，从而为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筚路之功，实不可没。然《补编》所及，只包括各史之表、志；那么对于纪、传等的订补之作，仍难寻觅。为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于《补编》之外，扩大收书的范围，凡与《二十四史》有关的订补著作，1949年以前编撰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等均在选择的范围（《二十五史补编》已收之书，不再选入），编辑出版了《二十四史订补》，共收书一百六十余种。此书出版后，甚得学界的好评。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素以嘉惠士林、繁荣文教事业为己任，今为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界，又编辑《历代正史研究文献丛刊》，收录明代以来至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正史的考证、补缺、专论等。为免重复，凡《二十五史补编》、《二十四史订补》已收之书，《二十四史三表》不再选入。清代三大名著即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为学界研究历代正史提供了极大便利，由于多有出版，《二十四史三表》也不再选入。本丛刊采取分批出版的方式，卷帙大者独立出版，小者合编。先期出版《二十五史蠡述》、《二十四史三表》、《二十四史月日考》、《二十二史考论》（辑杭世骏的《诸史然疑》、牛运震的《空山堂读史纠缪》、卢文弨的《读史札记》、钱大昕的《诸史拾遗》、沈豫的《读史杂记》以及刘体仁《十七史说》等六书而成），此后还将继续编辑刊印。 《历代正史研究文献丛刊》包含着历代正史的多种研究资料，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几种稿本，更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将它们汇为一编，影印出版，这不仅大大便利了人们查阅和收藏，而且对中国古代史、史学史、学术史及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无疑多有裨益。

庄子独见

作者：  (清)胡文英撰;李花蕾点校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胡文英，字质余，号绳崖，江苏武进人。王鸣盛称其“好学深思、多闻博物之君子”，钱人麟称其“汲古好学”。《庄子独见》三十三卷，《清史稿》有著录。兹据三多斋刊本整理，点校出版。

汪子二录三录

作者：  (清)汪缙撰;黄曙辉点校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汪子二录三录(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汪缙着。缙字大绅，世为休宁人，祖始迁于苏，遂为吴县人。少不擅记诵，年十六，试为文，数百言立就，得趟维宁与吴汉涤指授，早自拔俗。年三十一，补吴学生，一意治古文，覃思奥赜，游刃百家。嘉定王鸣盛平生少许可，读大绅文，以为十洲三岛悉在藩溷间矣。曾应莱州韩公复之招，主建阳书院，以正学道诸生。后因岁荒辍讲归，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尝一应浙江学使实光鼐聘，校试文，归而养疴家居，不复应科举，食廪岁满，贡太学，未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卧疾数日，口不及家事，索茗尽两瓯，连称好好而逝。时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五日也。大绅与彭绍升、罗有高为友，相与讲学论文，往复不厌。三家之学均经历儒释道，统同辨异，通其隔阂，在清代学术史为特张之异军。

越缦堂读书记.（六）

作者：  李慈铭著

出版社：

简介：书摘第三自然段中的四个“*”都是左边是月，右边是出 书摘第九自然段中的所有“*”都是左国是名，右边是隹禹贡注 读《禹贡注》。自来陵谷变迁不一，禹时九河之道，周已仅存徒骇。汉成帝时，仅有三河遗迹可寻，他若大野、孟猪诸泽薮，业皆湮涸无存。黑水系雍、梁两州之望者，至今杳无可考，则所谓九江三江者，安得强为分合?古今聚讼，纷纭莫决，皆若亲见当时之经画者，殊不必也。 三江之说，最可折衷者，莫如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论。郦道元注《水经》因之，但其必欲强通《禹贡》一江分三江之旨，遂谓岷江水东注于具区，出为松江；又一派东至会稽余姚入海；曲折附会，不合地理矣。蔡沈《书传》亦主郭说，而谓三江不必涉东江、中江之文，但求其利病之在扬州之域，则水之大者莫如扬子大江、松江、浙江而已。此言最为了当。国朝全祖望从之。王鸣盛《尚书后案》，泥于东为北江，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之经文，遂力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谓足以尽破诸说。抑知经文东为北江，乃系于导漾之下，此是记汉水入海之文。而下文更记曰岷山导江，乃有东迆北会汇东为中江语，此系于导江之下，是记江水入海之文，固各不相涉。且东迆北合于汇句，经文亦全不见所谓南江者。康成遽注曰东迆者为南江，不过以上文言东为北江，下文言东为中江，遂臆断此为南江。然细玩经文，漾与江异源；汉出于漾，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海，与江之区别，各不相蒙。即如郑说，亦不得谓一江分三矣。惟庾阐、郦道元、陆德明，张守节诸人所言松江、娄江、东江(亦曰上江，在今吴江县白蛇湖。)则六朝以后吴地之三江，必非《禹贡》之三江。赵爆以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则越地之三江。《国语·吴语越语》及《吴越春秋》之所 谓三江者皆是，非《禹贡》之所称矣。王氏《后案》谓韦昭之注《越语》，三江为松江、钱塘江、浦阳江，此可以解《国语》，不可以解《禹贡》。浙江自杭言之曰钱唐，自越言之曰浦阳，一江而二名也。唐以后吴越为财赋薮，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范仲淹、郏亶、单锷诸人言吴中水利，皆谓宜开松江俾归于海，则震泽底定。盖松江等三江为震泽之利害，即为吴中水利之要领；而禹时则吴下土旷人稀，震泽入海处，必皆深阔，未尝以此为重，不可执后世事以解经。此论诚当。其主郑说之三江，则不若郭义为长也。因读《禹贡》，论之如此。 咸丰庚申(一八六O)三月初七日 禹贡锥指清胡渭撰 阅胡*明氏《禹贡锥指》。是书精博固可取，而武断者亦多。如以梁州之黑水谓与雍州之黑水异，禹于梁州黑水，无所致力，故惟导雍州之黑水。至于三危，则《禹贡》九州分界水名 先已相溷。以吐蕃之河源出星宿海，谓与西域之河源出葱岭及于阗者各别，是则河有三源，愈为纷歧。既据《汉志》自西域盐泽伏流为说，而又牵引唐刘元鼎、元潘昂霄之盲，故为此调人之舌。又谓汉武名于阗河源所出之山曰昆仑，即古昆仑国地，亦不知其所据。以《舜典》“五十载陟方乃死”，谓当读五十载为句，陟者崩也，方乃死者，所以解陟之为死也，则文理几至不通。此*明白为文则可，虞夏史官所不受也。其他可议处尚多。又矜已自夸，动涉措大口吻，亦非著书之体。其前冠以吉水李尚书振裕一序，文甚芜杂。而*明自撰略例，谓李公称其书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尤是腐儒妄言。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也。*明与阎百诗、顾景范诸君，皆久居徐健庵尚书幕。同佐修《一统志》，故于地理皆为名家，而识隘语俚，亦略相似。予尝谓当时有三大书：顾氏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阎氏之《尚书古文疏证》、胡氏之《锥指》，皆独出千古，有功经学，门径亦略同，而皆无经师家法，有学究习气。江氏藩辑《国朝经师经义》，皆弃而不录。全氏祖望力诋《锥指》，谓其葛藤反过于程大昌，皆非平情之论。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二月十八日 校《晋书》傅元、傅咸、傅只传一卷，皇甫谧、挚虞、束皙、王接传一卷。《挚虞传》云：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案仲洽此奏，深明国体，此予于去年十一月穆宗以天花将愈加恩王公大小臣工，十二月穆宗晏驾，惇王等请追收前命，两宫从之，窃议以为虽见诸王大臣之忠悃，而于国体非宜。倘以尔时或骤晋官衔，或优迁爵秩，至赏双眼花翎者十余人施恩太过，则何不让之于先，而乃辞之于后。且其中有特予迁官者，使奉诏后已得升除，亦将更贬之乎?谓当臣下恳请撤销，而朝廷下诏，以大行有命，不复追夺，方为两得也。 《郑学录》之误，又有三事。第五元见《太平御览》引《康成别传》，为故兖州刺史。子尹误读元先为句，以为是其人之字，当为博士，而别无可考，一也。张恭祖，《史承节碑》作张钦祖者，以碑为金承安五年所重立，故避显宗允恭讳易为钦，犹宋人讳敬，凡敬皆易为恭，子尹以为未详，二也。《毛诗谱》今行世有戴氏震本、吴氏骞本，皆校补精密，厘然复故，远胜欧阳永叔之颠倒妄补，而子尹以为今仅有欧阳本，三也。 经韵楼集清段玉裁撰 阅金坛段玉裁《经韵楼集》，皆说经之作，札记数事： 《毛诗》有三睆字，一《凯风》，“睍睆黄鸟”，传曰：好皃。一《杕杜》，“有睆其实”，传曰：实皃。一《大东》，“睆彼牵牛”，传曰：明星皃。《释文》皆华版反。《杕杜》篇《释文》曰字从白，或从目，非，此古本也。今本《释文》，乃改作睆，从目而删非字，由 改经传从目，故出此耳。又《广韵》睆，户版切，明星也。睆、户版切，大目也，故《广韵》据此言《大东》作皖。《五经文字》虽无皖字，然目部曰睍，见《诗》，睆见《礼记》，则其所据《诗》不作皖，可知也。 《诗》“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左传》引之，云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毛公《传》曰：濯所以救热也，《诗》意执热，言触热苦热，濯谓浴也。濯训涤。沐以濯发，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诗》言谁能苦热而不澡浴以求凉者乎。乃《郑笺》、《孟子》赵注、朱注、《左传》杜注皆云濯其手，转致义晦，乃泥于执字耳。 今学者作伊*字皆作洛，不知其非。古豫州之水作*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载于经典者画然，至魏而始乱之。《魏志》黄初元年幸洛阳，裴注引《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加水，变*为洛。此黄初元年改*字之始。曹丕欲改隹从水，而先以汉去水加隹为辞，竟若汉以前本作伊洛而汉始改之者。汉果忌水，则 国号汉者，将何说乎?即如颜籀所云光武以后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汉而改洛乎?考之《六经》，《诗》云“瞻彼洛兮”，《毛传》曰，洛宗周，溉浸水也，此即《周礼》之雍州其浸渭洛，与伊*了不相涉也。《周颂》序曰：“周公既成*邑”，其字《释文》尚作*也。《左传》伊*之戎凡两见；又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又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邑；又刘定公劳赵孟子于颍，馆于*汭；又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与三涂；又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皆作*，不作洛。《周礼·职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荧*”，二字分别皎然。《淮南鸿烈·坠形训》曰：“洛出猎山”，高注，猎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南流入渭。《诗》“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是也。*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西北，亦甚分晰。 《仪礼》夫妻牉合也，牉当作片作半，合二字为胖，此必俗字。《周礼》媒氏掌万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丧合传曰，夫妻判合。据此则郑所据《丧服》作判。然详文义，则郑引《丧服》半合之文，以证已合其半成夫妇之说，浅人转写，有所改窜耳。《仪礼》贾《疏》继母如母下云，继母配父，即是片合之义；慈母如母下云，继母非父片合：父卒继母嫁下云；亦为本是路人，暂时与父片合；宇皆作片。考诸《说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假借字，判者亦半之假借字。古三字同音，义亦相近。本无牉字，《字林》始有之。至若《经典释文》宋本作胖合。《说文》曰：胖者半体肉也；亦用假借字而义甚近。《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亦皆无牉字。又《周礼·酒正》疏云：夫妻片合，亦是一证。 段氏极精小学，所注《说文》最浩博，此数条援据亦极明晰可据。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九月二十一日 阅《经韵楼集》。其考据之精者，大恉已具《说文解字注》中，而微言绪论，尚觉探索不尽。惟与顾千里争西学四学一字是非，穷篇累牍，至于毒詈丑讦，且于顾所著《礼记考异》、《文选考异》，亦牵连攻诋，殊失儒者气象。在顾虽非段匹，而亦为段累不少，经学千秋之公言，不必如是忿争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七月初三日 韫山堂诗集清管世铭撰 管韫山集中《追纪旧事诗》注云：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时予甫内值，惟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绝句，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考竹垞此诗，止发挥映碧在南渡时请恤谥建文诸臣一节，于国朝绝无妨碍，所谓事在禁前者，以有旨禁李清著述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全书馆所刻《销毁抽毁书目》，尚不及映碧诸书，故是年七月所进《简明目录》史部别史类犹收其《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载记类犹收其《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至《提要》告成，则削去两书矣。丁未为乾隆五十二年，禁令早颁，故并其名氏见于他家集者亦抽毁之耳。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七月初六日 甓斋遗稿清刘玉麐撰 阅宝应刘又徐(玉麐)《甓斋遗稿》，《学海堂经解》节取本也。虽仅盈一卷，而古义确凿，典制犁然。其辨大夫士及妇人宗庙皆有主一条，极为明晰。所附薛氏传均、刘氏文淇、刘氏宝楠案语，亦俱详备。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初六日 ……

越缦堂读书记.（四）

作者：  李慈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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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书摘第三自然段中的四个“*”都是左边是月，右边是出 书摘第九自然段中的所有“*”都是左国是名，右边是隹禹贡注 读《禹贡注》。自来陵谷变迁不一，禹时九河之道，周已仅存徒骇。汉成帝时，仅有三河遗迹可寻，他若大野、孟猪诸泽薮，业皆湮涸无存。黑水系雍、梁两州之望者，至今杳无可考，则所谓九江三江者，安得强为分合?古今聚讼，纷纭莫决，皆若亲见当时之经画者，殊不必也。 三江之说，最可折衷者，莫如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论。郦道元注《水经》因之，但其必欲强通《禹贡》一江分三江之旨，遂谓岷江水东注于具区，出为松江；又一派东至会稽余姚入海；曲折附会，不合地理矣。蔡沈《书传》亦主郭说，而谓三江不必涉东江、中江之文，但求其利病之在扬州之域，则水之大者莫如扬子大江、松江、浙江而已。此言最为了当。国朝全祖望从之。王鸣盛《尚书后案》，泥于东为北江，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之经文，遂力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谓足以尽破诸说。抑知经文东为北江，乃系于导漾之下，此是记汉水入海之文。而下文更记曰岷山导江，乃有东迆北会汇东为中江语，此系于导江之下，是记江水入海之文，固各不相涉。且东迆北合于汇句，经文亦全不见所谓南江者。康成遽注曰东迆者为南江，不过以上文言东为北江，下文言东为中江，遂臆断此为南江。然细玩经文，漾与江异源；汉出于漾，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海，与江之区别，各不相蒙。即如郑说，亦不得谓一江分三矣。惟庾阐、郦道元、陆德明，张守节诸人所言松江、娄江、东江(亦曰上江，在今吴江县白蛇湖。)则六朝以后吴地之三江，必非《禹贡》之三江。赵爆以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则越地之三江。《国语·吴语越语》及《吴越春秋》之所 谓三江者皆是，非《禹贡》之所称矣。王氏《后案》谓韦昭之注《越语》，三江为松江、钱塘江、浦阳江，此可以解《国语》，不可以解《禹贡》。浙江自杭言之曰钱唐，自越言之曰浦阳，一江而二名也。唐以后吴越为财赋薮，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范仲淹、郏亶、单锷诸人言吴中水利，皆谓宜开松江俾归于海，则震泽底定。盖松江等三江为震泽之利害，即为吴中水利之要领；而禹时则吴下土旷人稀，震泽入海处，必皆深阔，未尝以此为重，不可执后世事以解经。此论诚当。其主郑说之三江，则不若郭义为长也。因读《禹贡》，论之如此。 咸丰庚申(一八六O)三月初七日 禹贡锥指清胡渭撰 阅胡*明氏《禹贡锥指》。是书精博固可取，而武断者亦多。如以梁州之黑水谓与雍州之黑水异，禹于梁州黑水，无所致力，故惟导雍州之黑水。至于三危，则《禹贡》九州分界水名 先已相溷。以吐蕃之河源出星宿海，谓与西域之河源出葱岭及于阗者各别，是则河有三源，愈为纷歧。既据《汉志》自西域盐泽伏流为说，而又牵引唐刘元鼎、元潘昂霄之盲，故为此调人之舌。又谓汉武名于阗河源所出之山曰昆仑，即古昆仑国地，亦不知其所据。以《舜典》“五十载陟方乃死”，谓当读五十载为句，陟者崩也，方乃死者，所以解陟之为死也，则文理几至不通。此*明白为文则可，虞夏史官所不受也。其他可议处尚多。又矜已自夸，动涉措大口吻，亦非著书之体。其前冠以吉水李尚书振裕一序，文甚芜杂。而*明自撰略例，谓李公称其书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尤是腐儒妄言。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也。*明与阎百诗、顾景范诸君，皆久居徐健庵尚书幕。同佐修《一统志》，故于地理皆为名家，而识隘语俚，亦略相似。予尝谓当时有三大书：顾氏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阎氏之《尚书古文疏证》、胡氏之《锥指》，皆独出千古，有功经学，门径亦略同，而皆无经师家法，有学究习气。江氏藩辑《国朝经师经义》，皆弃而不录。全氏祖望力诋《锥指》，谓其葛藤反过于程大昌，皆非平情之论。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二月十八日 校《晋书》傅元、傅咸、傅只传一卷，皇甫谧、挚虞、束皙、王接传一卷。《挚虞传》云：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案仲洽此奏，深明国体，此予于去年十一月穆宗以天花将愈加恩王公大小臣工，十二月穆宗晏驾，惇王等请追收前命，两宫从之，窃议以为虽见诸王大臣之忠悃，而于国体非宜。倘以尔时或骤晋官衔，或优迁爵秩，至赏双眼花翎者十余人施恩太过，则何不让之于先，而乃辞之于后。且其中有特予迁官者，使奉诏后已得升除，亦将更贬之乎?谓当臣下恳请撤销，而朝廷下诏，以大行有命，不复追夺，方为两得也。 《郑学录》之误，又有三事。第五元见《太平御览》引《康成别传》，为故兖州刺史。子尹误读元先为句，以为是其人之字，当为博士，而别无可考，一也。张恭祖，《史承节碑》作张钦祖者，以碑为金承安五年所重立，故避显宗允恭讳易为钦，犹宋人讳敬，凡敬皆易为恭，子尹以为未详，二也。《毛诗谱》今行世有戴氏震本、吴氏骞本，皆校补精密，厘然复故，远胜欧阳永叔之颠倒妄补，而子尹以为今仅有欧阳本，三也。 经韵楼集清段玉裁撰 阅金坛段玉裁《经韵楼集》，皆说经之作，札记数事： 《毛诗》有三睆字，一《凯风》，“睍睆黄鸟”，传曰：好皃。一《杕杜》，“有睆其实”，传曰：实皃。一《大东》，“睆彼牵牛”，传曰：明星皃。《释文》皆华版反。《杕杜》篇《释文》曰字从白，或从目，非，此古本也。今本《释文》，乃改作睆，从目而删非字，由 改经传从目，故出此耳。又《广韵》睆，户版切，明星也。睆、户版切，大目也，故《广韵》据此言《大东》作皖。《五经文字》虽无皖字，然目部曰睍，见《诗》，睆见《礼记》，则其所据《诗》不作皖，可知也。 《诗》“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左传》引之，云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毛公《传》曰：濯所以救热也，《诗》意执热，言触热苦热，濯谓浴也。濯训涤。沐以濯发，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诗》言谁能苦热而不澡浴以求凉者乎。乃《郑笺》、《孟子》赵注、朱注、《左传》杜注皆云濯其手，转致义晦，乃泥于执字耳。 今学者作伊*字皆作洛，不知其非。古豫州之水作*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载于经典者画然，至魏而始乱之。《魏志》黄初元年幸洛阳，裴注引《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加水，变*为洛。此黄初元年改*字之始。曹丕欲改隹从水，而先以汉去水加隹为辞，竟若汉以前本作伊洛而汉始改之者。汉果忌水，则 国号汉者，将何说乎?即如颜籀所云光武以后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汉而改洛乎?考之《六经》，《诗》云“瞻彼洛兮”，《毛传》曰，洛宗周，溉浸水也，此即《周礼》之雍州其浸渭洛，与伊*了不相涉也。《周颂》序曰：“周公既成*邑”，其字《释文》尚作*也。《左传》伊*之戎凡两见；又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又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邑；又刘定公劳赵孟子于颍，馆于*汭；又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与三涂；又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皆作*，不作洛。《周礼·职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荧*”，二字分别皎然。《淮南鸿烈·坠形训》曰：“洛出猎山”，高注，猎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南流入渭。《诗》“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是也。*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西北，亦甚分晰。 《仪礼》夫妻牉合也，牉当作片作半，合二字为胖，此必俗字。《周礼》媒氏掌万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丧合传曰，夫妻判合。据此则郑所据《丧服》作判。然详文义，则郑引《丧服》半合之文，以证已合其半成夫妇之说，浅人转写，有所改窜耳。《仪礼》贾《疏》继母如母下云，继母配父，即是片合之义；慈母如母下云，继母非父片合：父卒继母嫁下云；亦为本是路人，暂时与父片合；宇皆作片。考诸《说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假借字，判者亦半之假借字。古三字同音，义亦相近。本无牉字，《字林》始有之。至若《经典释文》宋本作胖合。《说文》曰：胖者半体肉也；亦用假借字而义甚近。《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亦皆无牉字。又《周礼·酒正》疏云：夫妻片合，亦是一证。 段氏极精小学，所注《说文》最浩博，此数条援据亦极明晰可据。 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九月二十一日 阅《经韵楼集》。其考据之精者，大恉已具《说文解字注》中，而微言绪论，尚觉探索不尽。惟与顾千里争西学四学一字是非，穷篇累牍，至于毒詈丑讦，且于顾所著《礼记考异》、《文选考异》，亦牵连攻诋，殊失儒者气象。在顾虽非段匹，而亦为段累不少，经学千秋之公言，不必如是忿争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七月初三日 韫山堂诗集清管世铭撰 管韫山集中《追纪旧事诗》注云：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时予甫内值，惟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绝句，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考竹垞此诗，止发挥映碧在南渡时请恤谥建文诸臣一节，于国朝绝无妨碍，所谓事在禁前者，以有旨禁李清著述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全书馆所刻《销毁抽毁书目》，尚不及映碧诸书，故是年七月所进《简明目录》史部别史类犹收其《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载记类犹收其《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至《提要》告成，则削去两书矣。丁未为乾隆五十二年，禁令早颁，故并其名氏见于他家集者亦抽毁之耳。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七月初六日 甓斋遗稿清刘玉麐撰 阅宝应刘又徐(玉麐)《甓斋遗稿》，《学海堂经解》节取本也。虽仅盈一卷，而古义确凿，典制犁然。其辨大夫士及妇人宗庙皆有主一条，极为明晰。所附薛氏传均、刘氏文淇、刘氏宝楠案语，亦俱详备。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初六日 ……

钱载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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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谱系由潘中华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蘀石，一号万松居士，嘉兴秀水人，是清代乾隆朝著名的诗人、画家。他年青时跟随陈书学习画法，后来到京城蒋溥家坐馆，又受到恒轩指点，主要画兰、梅、竹、松等草木花卉，风格以水墨写意见长。钱维城于同代人中，山水推张古渔，闲写则推钱载。他在诗歌方面成就更是不凡，尽管在同代人中少有知音，后世却公认其为乾隆诗坛独树一帜之人。钱载科场晚达，四十余岁考中二甲*名进士，从此仕途坦荡，由进士入仕翰林院，一直做到礼部左侍郎。因而有关系往来的人多为当时显贵才俊，如成亲王永瑆、蒋溥、邹一桂、董邦逹、英廉、张庚、罗聘、金农、翁方纲、张宗苍、袁枚、沈德潜、钱陈群、梁同书、陈兆崘、马曰琯、沈大成、王昶、王鸣盛、钱大昕、朱筠等等。年谱旨在全面展现钱载个人经历，他生平一言一行、大大小小凡是可以追寻的事迹，均囊括在内。同时关注他与时人、时风、时事的接触，凡交游往来之人，均列小传交代生平。对于往来密切的人，以及相关重要事件，更是不惜笔墨。年谱在广泛取材的基础上，进行审慎地考辨与剪裁，细节处力求事实准确、清晰，整体上追求体例的完备与编纂的完整性、通畅性。一位号称诗书画三绝的人，至今未有正式编纂的年谱，各种小传亦未完善，实在令人遗憾。年谱的写作弥补了这一项空白。乾隆朝是清代*盛之时，各方面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点。年谱围绕着钱载个人经历，对乾隆朝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考察，可资相关领域的研究参考借鉴。

十七史商榷

作者：  王鸣盛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03月

简介：
《史记》以下十九部正史（迄五代），宋人习惯称为十七史。《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校理毛晋汲古阁所刻十七史所撰，不仅为其匡谬补阙，而且就其中的典章制度舆地职官皆探赜索隐，有所发明。所谓“商榷”，除校勘本文、改伪去衍，补正讹误、考订史实外，又举其中典章制度、舆地职官、人物事迹等，诠解蒙滞，为作者毕生治史之结晶，对正史利用和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价值，全书共一百卷，每条约冠有标题，可以寻检。
整理者在校勘、标点之余，又辑录朱彝尊、何焯、钱大昕、洪颐煊、李慈铭、刘咸炘、余嘉锡、陈垣、陈寅恪等人的相关论述，或与《商榷》相发明，或勘误，或与王氏辩难。钱大昕、赵翼二氏与王鸣盛同时，亦校理全史，撰《廿二史考异》及《廿二史劄记》，三书相继问世，一时间蔚为壮观。三部著作，各有所长，李慈铭以为赵书意主贯串，钱书专事考订，《十七史商榷(套装共3册)》则兼而有之，尤为可贵。

资治通鉴 精装16开共12册

作者：  司马光 著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年01月

简介：资治通鉴出版说明｜出版说明中国自古有修史的传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如何得其精要，把握大略，从而获得镜鉴，反思过往，指引当今，是不少人常思索的问题。《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编年体巨著，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写成的，由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历时十九年而编纂成功，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下讫后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司马光等人为此书付出了巨大辛劳，也达到了预期目标。书甫告竣，宋神宗即予嘉奖，并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钦赐书名。千百年来，此书一直被后世历代帝王作为治世教科书使用。事实上，除政治方面外，此书对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军事、风俗等方面均有涵映，书中取材广泛，裁减精当，除历朝正史外，还大量参考了杂史、文集、笔记等史料。执笔人司马光、刘攽、刘恕等人均为史学名家，持论平允，文采出众。此书问世至今，广受好评，是受众面*广的史书之一。清代学者王鸣盛盛赞此书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并非虚言。本次出版，以民国时期涵芬楼影印宋刊本（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版）为底本。据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中的考证，此本为“建刻之重校本”，即南宋福建（建阳）的刻本。这是目前所见较早且较完备的本子。宋元之际学者胡三省曾为《资治通鉴》作音注，颇利使用，流行甚广，其中对前代版本讹误之处有不少修正，但亦不免妄改之弊。我们在校点时，择善参考了胡三省先生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