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注译

作者：  (汉)桓宽著;白兆鳞注译

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本书对桓宽的《盐铁论》六十篇依据世界书局八册装排印本《诸子集成。盐铁论》为底本，参照清人卢文劭（此字为假借，原字打不出）、张敦仁、及近人郭沫若、王利器、马非百等的研究进行校正和标点，并且以“信”为前提，力求“信达雅”进行翻译，基本体现了原作的精神内核、论辩色彩。

逯钦立文存

作者：  逯钦立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0

简介：《逯钦立文存》内容简介：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离开平津，迁往长沙，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共同招生，共同教学，共同管理；三校又分别设立研究所。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人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筏从陈寅恪教授；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次序依科别，姓氏依笔画）。其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相随，就学于史语所诸先生。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

盐铁论:全文注释本

作者：  [(西汉)桓宽著];乔清举注释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0

简介：《盐铁论》一书，正是中国轴心时代过后，经历数纪战乱，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候出现，乃千古一书，其中妙旨，于今视之，意义可观。而侯外庐先生亦有言直接从经典阅读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笔记，以不才之心，揣测前人遗说，作如是观。本人之基本观点，力求说明盐铁政策之于汉帝朝实行乃是内忧外患导致财政吃紧之必然结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为，不可不提。而盐铁专卖之得失，于当时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论。 　　《盐铁论》，十卷，几六十篇，西汉桓宽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此书。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此书可以说是半部《桑弘羊传》，为研究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涩难懂。近人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二书，对读者可有较大帮助。《盐铁论》一书，正是中国轴心时代过后，经历数纪战乱，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候出现，乃千古一书，其中妙旨，于今视之，意义可观。而侯外庐先生亦有言直接从经典阅读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笔记，以不才之心，揣测前人遗说，作如是观。本人之基本观点，力求说明盐铁政策之于汉帝朝实行乃是内忧外患导致财政吃紧之必然结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为，不可不提。而盐铁专卖之得失，于当时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论。 　　《盐铁论》，十卷，几六十篇，西汉桓宽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此书。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此书可以说是半部《桑弘羊传》，为研究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涩难懂。近人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二书，对读者可有较大帮助。

史记注释.三,列传[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王利器主编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1988.11

简介：　　《史记》原名《太史公记》，简称《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 　　汉史学家、文学家。本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历史状况，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全书共一 　　百三十篇，计五十二万字。其中以记帝王的“本纪”十二篇，记年代的“表 　　”十篇，记典章制度的“书”八篇，记诸侯国的“世家”三十篇，记人物的 　　“列传”七十篇。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更是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名著。 　　 其中“列传”达七十篇之多，从文学角度审视，“列传”是《史记》的精华 　　所在。

文心雕龙讲疏

作者：  王元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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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现代中国文学史

作者：  钱基博著;傅道彬点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拙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出版以还，自柳诒徵、胡先骗、郑桐荪、陈满一，刘麟生、陈毖涛、潘式、王利器、郭斌佳渚君，或识或不识，莫不致书通殷勤，匡我不逮。而胡先骗、郭斌佳两君，更有批评绍介之文，见于报章，鲡缅干百言，奖勖交至。刘麟生君则全书校读，拾遗补阙，以校勘记见遗。文章之契，通于性命。博文质无底，常愧无以答诸君厚我之雅。何图万本流传，三版书罄，敢不融贯诸君之意，而就闻见之所及，重为增订；其有不知，盖阙如也。从今岁五月二十日属稿，迄今卒事，历时——月又二十二日。 　　有旧有其人而传改作者：如散文之马其昶。姚永概、永朴、林纾；诗中晚唐之樊增祥，同光体之陈三立、陈衍；白话文之胡适；是也。有旧无其人而今增人者：如魏晋文王闾运之增附廖平、吴虞；骈文孙德谦后之增黄孝纾；散文马其昶之增附叶玉麟，又增王树树、贺涛附张宗瑛、李刚己、赵衡、吴闽生；诗中晚唐樊增祥、易顺鼎之增附三多、李希圣、曹元忠，又增杨圻附汪荣宝、杨无恙；同光体之增附奚侗、何振岱、龚乾义、曾克端，又增异军突起之金天羽；以及词朱祖谋之增附龙沐勋，曲吴梅之增附卢前；是也。其它诸人，虽仍旧贯，各有增订。以视原书，材料增十之四，改窜及十之五；而要蕲于详略互见，脉络贯通；神明不减，而翔实过之。 　　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闾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水概、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 　　方清之季，吴汝纶之在北直，张之洞之在东南，虽用事不用事、得位得势攸异；而开风气之先，绾新旧之枢，则两公如出一辙也。特两公者早死，未可以人现代。兹举贺涛文，以《吴先生行状》为代表作品；马其昶文，以《吴先生墓志铭》为代表作品；而陈衍文，则以《张之洞传》为代表作品；非惟以征数公之文事，亦欲读吾书者知学风士气之有开必先也。其他诸人诗文，代表作品，非有关国家之掌故，即以验若人之身世。廖平论文，谓：“欲为有才识之文，宜从史书中所录文观之，然后能详其此文之关系何在，而其文之妙处始可求。但看选本则不能。如屠京山为文，专学《宋书》，是其例也。史书所录之文，非于当时有关系之作，必当时最有名者，读之增人才识。”博虽不敏，请事斯语。其人其文，必择最有关系者。 　　会稽章学诚论《文史通义》，以谓：“文人记叙，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盖有意于为文也。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不甚修饬；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盖记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气包举，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即偶有文理乖刺，字句疵病，皆不足以为累。”博草创是书，未能竟体修饬；而自谓大力控抟，神气包举，由一人以贯十数人，抟数十人如一人，有往必复，无垂不缩。潘式君贻我书，以谓：-此书断自现代，部勒精整，叙次贯串，其宛委相通之法，良得史公之遗。而摘辞雅沽，尤为独出冠时。”“雅洁”愧曰未能，“部勒”则所经意，得失寸心，不敢自诬。如云。宛委相通，史公之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矣。 　　余读《太史公书·商君列传》，叙鞅欲变法，备列群臣廷辩之议；又著鞅自叹为法之敝以终于篇，而为后世监戒；可谓有慨乎其言之。是书论列诸公，亡虑皆提倡宗风以开一代之新运；然利。未形而害随之，昔贤咏“一将功成万骨枯”，吾则谓一儒成名，百姓遭殃。我生不辰，目睹诸公衮衮，放言高论，喜为异说而不让，令闻广誉施于身；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卒，有以成之。今吾侪小民，呻吟憔瘁于新政之下．疾首恫心，求死不得；末学小生，叫嚣跳踉于新学说之中，急言竭论，迷复何日。而诸公声名日高，虑无反顾。昔法国罗兰夫人太息于-自由自由，天下人许多罪恶，假汝以行”!博则深致慨于“维新维新，中国人许多涕泪，随汝以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然有自始为之而即致其长虑却顾者，章炳麟是也。有自始舍旧谋新，如恐不力，而晚乃致次骨之侮以明不可追者．陈三立、王国维、康有为，严复、章士钊是也。有唯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而进退维谷，卒不掩心理之矛盾者；梁启超、胡适是也。博祷昧无知晓，但掇拾排比诸公之行事及言论，散见于数十年中各报章，而参证之于本集，叙次之以系统。追忆昔年诵说王树枬之抗论诋廖平，朱一新之贻书规南海，马其昶之上疏论新政，方在弱冠，少年盛气以为顽朽，斥其昏庸；及今覆之，何乃不幸言中。生民道尽，验于蓍蔡。然后知“利不百不变法”之为老成瞻言也。时迫事近，其在今日：溺于风尚，中于意气，必有以余论列为不然者。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此则硅径之愚，所欲与天 　　下后世共白之者已。嗟嗟渚公，抵掌掀髯，日骛声气之中；而博则抱朴守愚，寂处声气之外；用敢著旁观之清，昭后车之鉴。金玉尔音，多言多败，无易由言，慎之哉!吾闻严复之殁也，遗书戒子孙，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一言为智，可悬日月。伯尔君子，尚哀吾言。

文心雕龙译注

作者：  王运熙，周锋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简介：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 论述。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是译注本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为底本，并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语，对错讹、夺讹的字和部分有异文的字进行了校改。每篇有题解，力求简明扼要；有注释和翻译，力求简洁。

文心雕龙解析

作者：  周勋初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15年12月

简介：

《文心雕龙解析》经周勋初先生沉潜多年、几经修订而成，无疑是其古代文论研究的总结之作，也是其大部头专题研究的收笔之作。

《文心雕龙解析》共五十篇，每篇都包含解题、正文、注释、分析、思考研究五个部分。每篇前新撰一篇《解题》，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该篇的主要内容，每篇最后的思考研究中附入多篇研究论文，都是作者多年的心得体会。本书原文的点校整理，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为底本，涉及唐写本时，则用潘重规《重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重勘一过，以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力求完善。

中国笑话大观

作者：  王利器,王贞珉选编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1995

简介：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

作者：  王利器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3.12

简介：《新编诸子集成: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主要内容：《颜氏家训》是北齐文学家颜之推作的著名家训，文字生动优美，思想内涵深邃。在这里是著名学者颜之推为一本著名家训编订的注解，收集历代对《颜氏家训》所作的可信注释，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编诸子集成: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有相当权威的意义。

历代竹枝词

作者：  王利器等辑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　　《竹枝词》起初是民间歌咏形成，受到语文人注意时，又多体现边远偏僻地区民俗风情，于是有《蠻俗》、《夷歌》、《俚词》、《旧唐书》卷一六Ｏ《刘禹锡传》，〔其声傖寧〕（《新唐书》卷九三《刘禹锡传》的说法。自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借用传统《竹枝》体而又造新词起，其平易朴实的风格明显影响了知识人的文学创作，诗家争相倣擬，一时清新之风吹拂诗壇。有学者指出，《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之。迨刘、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苑转，功绩诚不可没焉。 　　　　《竹枝词》多为七言，也有五言《竹枝词》，如袁枚的《西湖小竹枝词》等，亦有六言者，有可见每首二句或五句情形，又如敦诚的《东皐竹枝词》则为三、七、七、七句式。对于《竹枝词》形式演变的研究，虽然多有学者辛勤工作，但是至今仍未能形成定论。或许这部《历代竹枝词》的出版，可以助于《竹枝词》研究的深入。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

作者：  戚良德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之一。《文心雕龙》的版本很多，但自从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以后，黄注本实际上已成为《文心雕龙》的通行本。近世对《文心雕龙》的校注整理大多以黄注本为底本进行，如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等，皆是如此。但各家丰富的校勘成果也说明，黄注本作为底本实际上问题颇多。《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的整理译注者以范注本的原文为基础，参照林、陈两位先生的《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和《新校白文〈文心雕龙〉》，充分吸收近世诸家的校勘成果，特别是全面吸收唐写本的校勘成果，整理出一个新的《文心雕龙》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心雕龙》作了详尽的注释，并加以白话翻译，以之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新本《文心雕龙》。

风俗通义校注

作者：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0

简介：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风俗通义校注(套装上下册)(繁体竖排版)》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术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见解，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新语校注

作者：  王利器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1986,2008重印)

简介：本书凡两引穀梁传，至德篇末“故春秋穀（下缺）”，似引传说鲁庄公事而缺其文。考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邱伯，受诗。”又一云：“申公以诗、春秋授，而瑕邱江公尽能传之。”又一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 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夫穀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申公，申公受之浮邱伯，浮邱伯为孙卿门人，今荀子礼论、大略二篇具穀梁义，则荀卿穀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废居楚，陆生楚人，故闻穀梁义歟？盐铁论：“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本书资贤［一九］篇：“鲍邱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鲍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传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时儒生。”陆生盖尝与浮邱伯游，故称其德行，或即受其穀梁学歟？辨惑篇说夹谷之会事，与穀梁定十年传大同。至德篇说齐桓公遗高子立僖公事，本穀梁閔二年传。怀虑篇言鲁庄公不能存立子纠，亦本穀梁庄九年传。可徴陆生乃穀梁家矣。故所述楚汉春秋，向、歆入之春秋家。但辅政篇说郑儋归鲁，至德篇说臧孙辰请糴，明誡篇说卫侯之弟鲓出奔晋，今穀梁传 无此义。道基篇所引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穀梁传亦无此二语。彦升案：穀梁之著竹帛，虽不知何时，而出自后师。陆生乃亲受之浮邱伯者，实穀梁先师。古经师率皆口学，容有不同，如刘子政说穀梁义，亦有今传所无者，可证也。或乃以穀梁传为贾所不及见，既昧乎授受之原， 且亦不检今传文矣。本传言“时时前说称诗、书”，而本书多说春秋，穀梁微学，籍以存焉。论语、孝经亦颇见引，盖所谓“游文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一一○］者，生书有以当之。

文心雕龙

作者：  (南朝)刘勰著;李平，桑农注评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1

简介：　　《文心雕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兼容并包，出入经史，旁涉道玄，最后归宗文学；从文化形态来看，全书洋溢着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呈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币这些又都深融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之中。 　　首先，《文心雕龙》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各家学说中有利．于说明文学问题的观点都加以采纳。至于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则不外儒道两家，两家又有区别，即以道为体，以儒为用。道体儒用、体用结合，是《文心雕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传统哲学精神在刘勰书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体用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传统，所谓“体”指最高指早原则，所谓“用’，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儒、道两家哲学代表了先秦诸子学说的最高成就，道家哲学属于处柔守静、返本归根的本体哲学；儒家哲学属于崇学尚行、建功立德的致用哲学。刘勰论文一方面要“寻根”、“索源”，探讨文学之本，所以标榜道家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要“赞圣”、“设教”，发挥文章之用，因此抬高儒家圣人之道。《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其主旨即是论文之体用。纪评：“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明其当然”指文学的社会功能，“明其本然”指文学的抽象本体。载道设教，尚行重用，为儒家道统；原道溯本，谈天说地，是道家趣旨。刘勰要论文之本原，必借道家思想以补儒家不足。同时，刘勰要论文之效用，又必以儒家之说克服道家的缺失。而《文心雕龙》中洋溢着的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是以儒道哲学为思想材料，在魏晋玄风中孕育形成的。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又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其次，《文心雕龙》又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文论著作，全书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始有终、有盛有衰的过程。史家自觉地从整体的发展的角度把握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这一意识正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勰认为《春秋》意旨精深，文字简约，所以左丘明就根据“原始要终”的原则，“创为传体”，“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文心雕龙．史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也说自己发愤修史，意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将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努力从变化发展的全过程来认识历史，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史记>>成功的关键所在。刘勰非常重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史传》强调：“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除《史传》篇论述“原始要终”的史学意义外，在其他篇目里刘勰还进一步总结了它在文学上的意义。《章句》：“原始要终，体必鳞次”；《附会》：“原始要终，疏条布叶”；《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在《序志》篇，刘勰更是直接提出了“原始以表末”的工作要求。 　　复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持一种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大文学观”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上，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中。钱穆说：“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天人合一、心物相通的思想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子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并成为渗透各个文化学派的基本思想。《文心雕龙》所说的“道”和“文”都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天道一一人道；天文一一人文。天道与人道相通，本原于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因为天地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从万物到人)，均为阴阳二气所化育，同体自然生命之大道；天文与人文连贯，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因为无论是天地之文还是人心之文，都表现出造化的生命精神，而最终又都切合于自然之道。那么，刘勰又是如何具体沟通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呢?大致说来，约有三法：一是借《周易》作中介，贯通天道人道；二是以“三才”为前提，论证天人一体；三是用“圣人”作纽带，联结天文与人文。 　　最后，《文心雕龙》中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追根溯源都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有关。思维方式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它深融于传统文化的肌理之中，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说：“具有自己制度与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样式。”中国文化的思维六式虽有多种，但最基本的样式莫过于分而为z-、执两用中的“中和”方式。刘勰继承了这种“分两尚中”的思维方式，以此来“弥纶群言”，写作《文心》。他论文力主“折衷”，反对“复似善骂，多失折衷”(《奏启》)的极端做法，认为“折之中和，庶保无咎”(《章句》)，《序志》篇还特别申明《文心》是本着“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方法来写作的。“折衷”的前提是“执两”，只有对事物的两端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兼解以俱通”(《定势》)，才能处理好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做到不偏不倚、求中持平，实现“以裁厥中”(《附会》)的目的．因为?物的发展有一个量的限度，达不到这个限度，事物就不能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超过这个限度，事物就发生质变，向反面转化了。所以，刘勰在分析具体的文学问题时，总是采用分两折衷的方法：一方面对文学问题分而为二，兼解俱通，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体与术、质与文、才与学、奇与正、古与今等；另一方面在分两兼解的同时，又强调“能执厥中”(《封禅》)，力求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兼解折衷的方法，就是刘勰的艺术辩证法。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影响深远，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成果众多。其中文?注释方面，清代黄叔琳注和纪昀评的《文心雕龙辑注》?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最流行；字句校勘方面，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补正》、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最重要；理论研究方面，近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今人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最著名。研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参看。

随园诗话

作者：  (清)袁枚著;顾学颉校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98[重]印)

简介：批本随园诗许，原藏清人某待郎家。近人冒广生据第十六卷跋语，知为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所作；乃删润刊行。邓之诚复据伍拉纳子舒石舫所着适紊居士集及其行述，疑此批本作者卽舒之兄仲山；并加批语及引证若干条于书眉。此次，卽据王利器同志所藏邓、张二氏手批之本印行。 原批语作者，与随园诗话作者袁枚同时而略晚，并有数面之雅，又系封疆大史之子，对于当时官场、文坛、社会风气及袁氏交往、诗话底细等等，均有相当了解。批语文笔虽极粗俗，学识亦欠高明；但作为研究干隆时代、袁枚、诗话等方面情况，尚不失为有用之文史参考资料。故于随园诗话重版之际，将批语附于全书之后印行，并逐条注明见某卷某页某条，以便检阅。其中误、漏、衍文，均经改正。至于袁枚及诗话介绍，已见校点后记，兹不复赘。

新闻媒介的融合与管理:一种业界视角

作者：  马胜荣，唐润华著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新闻媒介的融合与管理:一种业界视角》内容简介：“文字斋”是重庆大学校园内一座古老而颇具特色的建筑，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就设在这座建筑里。我喜欢这座建筑，尤其喜欢它的名字——“文字斋”。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大学就有了这座古色古香、庄重典雅的建筑。它默默地见证了学校发展的历程和进步。因此，我的同事们和我将所要出版的丛书取名为“文字斋书库·文化与新闻传播丛书”。 重庆大学为了实现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目标，于2007年组建了“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我在这里用了“组建”两个字，是因为重庆大学建校之初，就已经有了文学院，并先后有向宗鲁、杨明照、王利器、商承祚、张默生、艾芜等先生在此学习或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文科停办，成了一所纯工科学校。2002年，中文专业恢复。同时，重庆大学设立新闻学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除本科专业外，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教学和科研是学院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学术研究，使教学和研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同时，作为新组建的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既要向一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院校学习，借鉴它们的丰富经验，同时又不能全面铺开，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好重点，在自己有优势的领域加强研究的力度，这样才能比较快地促进自己的发展和进步。经过全院教师的多次讨论，我们确立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科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基本方向，并提出了三个重点研究方向，即“媒介融合与新媒体产业管理”、“国家及地区形象传播战略”和“语言文化传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播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传播技术革命性变化带来的媒介融合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媒介融合现状和进程的研究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鹽鐵論校注:定本.下

作者：  王利器校注

出版社：

简介：《盐铁论校注(套装上下册)(繁体竖排版)》作者王利器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曾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等。主要著作有《新语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等。 《盐铁论》一书，正是中国轴心时代过后，经历数纪战乱，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候出现，乃千古一书，其中妙旨，于今视之，意义可观。而侯外庐先生亦有言直接从经典阅读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笔记，以不才之心，揣测前人遗说，作如是观。本人之基本观点，力求说明盐铁政策之于汉帝朝实行乃是内忧外患导致财政吃紧之必然结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为，不可不提。而盐铁专卖之得失，于当时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论。

唐圭璋推荐唐宋词

作者：  钟振振注释

出版社：广陵书社,2004

简介：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唐宋词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那些闪烁着人文主义精神光辉而又达到很高艺术境界的作品，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大家推荐大家读丛书”，有古代名歌、唐诗、唐宋词、古代辞赋、古代戏曲、古代白话小说、古代文言小说和古代散文，分别由当代八位著名学者余冠英、林庚、唐圭璋、程千帆、王季思、吴组缃、王利器、周振甫推荐，每书均有推荐者导读等，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和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

王利器论学杂著[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王利器著

出版社：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1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