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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钱海燕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简介: 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梨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谢香港昭明书店,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况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潜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讥。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帅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已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c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盦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四,总感到不便请他做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不致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胁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丏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绝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伽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作帕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现在经过迢迢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1978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馆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利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椎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请。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灾难。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张爱玲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尤是一个。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但用“左”视眼看起来,也就是“右倾”,“温情主义”。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做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迤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困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加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即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三十年风驰电掣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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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冕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本辑包含五个专栏,所收录的论文大致可归入三个主题。*个主题围绕“成为同时代人”这一议题,讨论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论文《什么是同时代人》激发下,当代诗歌中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同代人的多种内涵、诗歌的当代性等话题。第二个主题为诗人研究。*重要的是关于戈麦的一组文章,包括戈麦遗稿《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为研究者考察戈麦自身的生命状态、诗学观念和诗艺取向提供了难得的*手文献,另有三篇文章专论戈麦诗歌的情调特征、意向特点、语言实验。其他的诗人研究论及杨牧、废名、吴兴华、穆旦。第三个主题关于新诗史料的发掘。杨宗翰归纳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新诗的特征与成因;洪子诚通过回顾五六十年代爱伦堡等评价茨维塔耶娃的史料,以文本对照的方式,阐述了多多、张枣等中国当代诗人的阅读与写作同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丝缕联系。
【目录】
问题与事件
“成为同时代人”六人谈
夏可君?周伟驰?姜涛?冷霜?张定浩?王立秋 (?2?)
从“异质时间”到“同时代人” 一?行 (?16?)
有关诗歌的“当代性”问题
——对“成为同时代人”的讨论 张伟栋 (?45?)
戈麦研究专辑
青年意义危机与精神裂变
——戈麦与1980—1990年代转型期诗歌 吴?昊 (?58?)
冷的诗学与孤悬的时刻
——戈麦论 王辰龙 (?80?)
戈麦诗歌的语言试验与意象集成 周俊锋 (102)
异端的火焰
——北岛研究 戈?麦 (117)
台湾新诗研究
论杨牧《十二星象练习曲》,兼及现代性 郑慧如 (154)
试论台湾新诗史回归期(1972—1983)的特征、
成因与起点 杨宗翰 (177)
诗人研究
“画梦”的“符号”
——废名新诗理论中的新诗本体及语言问题 王静怡 (200)
吴兴华诗论研究
——以诗的想象力为中心 周小琳 (220)
“转变”的心路
——关于穆旦诗歌《春》的版本考辨 包?晗 (240)
新诗史资料
爱伦堡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及其他 洪子诚 (254)
本辑作者简介 (275)
编后记 (278)
作者: 周欣,潘宝明主编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上编 文选 第一单元 山水纵情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刘禹锡:浪淘沙 苏轼:石钟山记 沈括:雁荡山记 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乔宇:恒山记 徐弘祖:游黄山日记(后) 鲁迅:雪 徐志摩:泰山日出 丰子恺:庐山面目 俞平伯:陶然亭的雪 梁遇春:春雨 汪曾祺:武夷山 银云:这就是张家界 第二单元 古迹走笔 崔颢:黄鹤楼 杜牧:赠别二首 姜夔:扬州慢 郑振铎:云冈 梁思成:曲阜孔庙 臧克家:朝“武当”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 陈从周:说园 熊秉明:佛像和我们 罗哲文:万里长城游记 袁鹰:离宫思絮 马力:龙门 第三单元 文化博览 老子:《老子》七章 孔子:《论语》十三章 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叶圣陶:说书 林语堂:中国书法 凌叔华:我们怎样看中国画 钟敬文:谈中国民居 钱仲联徐永端:关于古代诗词的艺术赏鉴问题 端木蕻良:值得研究的中国玉文化 程千帆:关于对联 任继愈:宗教与宗教研究 秦牧:华族与龙 第四单元 民俗采风 李世民:守岁 刘晏:咏王大娘戴竿 韩翃:寒食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张岱:西湖七月半 郑燮:扬州 周作人:吃茶 朱自清:说扬州 柯灵:故园春 汪曾祺:故乡的野菜 梁衡: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贾平凹:静虚村记 穆涛:长安城散步 王磊:徽州朝奉 第五单元 异域漫步 夏多布里昂:美洲之夜 狄更斯:尼亚加拉大瀑布 梭罗:湖光水色 惠特曼: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萧伯纳:贝多芬百年祭 普里什文:林中小溪 爱伦堡:初进罗浮宫 孙福熙:红海上的一幕 井上靖:春将至 下编 应用写作 第一单元 行政公文 一、决定 二、通告 三、通知 四、通报 五、报告 六、请示 七、批复 八、函 九、会议纪要 第二单元 通用文书 一、计划 二、总结 三、调查报告 四、简报 五、会议记录 六、讲话稿 七、条据 第三单元 专用文书 一、合同 二、招标书、投标书 三、广告文 四、消息 五、通讯 六、导游词 七、旅游行程 八、产品说明书 九、个人简历 十、求职信 十一、策划书 十二、毕业论文 十三、毕业设计报告
作者: 加藤周一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18年02月
简介:
对于想要了解日本的人来说,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似乎已经成了一部不可不读的著作。这位从未到过日本的美国人,在书中描述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民族文化。但这部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距今约八十年的著作,其中的一些观点,还适用于当今的日本吗?而在日本出生、长大的加藤周一,则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在《日本人的皮囊》一书中,为我们论述了当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和民族特征。他从文化、政治和教育等角度,对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当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描绘了当代日本人的精神全貌,是我们了解当今日本社会、认识日本民族特征的重要参考。
【目录】
第1章
何谓日本人
日本特有的事物
日本的艺术风土—精神开放与传统继承
从外部看到的日本—关于日本的国际孤立
现代日本在文明史上的位置
第二章
关于天皇制
第三章
关于知识分子
战争与知识分子
【免费在线读】
何谓日本人(节选)
所谓日本人, 就是不厌其烦地提出“ 何谓日本人”的人。这起源于本居宣长与国学, 明治之后尤为兴盛,此处无暇细数这一问与答的历史。 人们反复追问“何谓日本人”, 无疑是因为没有弄清楚“ 身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 究竟是何原因, 让人们没有弄清楚这一问题呢?
例如,德、 法两国人民都互相注视着对方,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 他们不仅观察对方, 也在观察对方眼中的自己。此时,对方的眼睛就成了了解自身的一面镜子。镜子或许是歪的, 或许没有照到全身, 但无论如何, 镜子里映照出来的都是自己。当然,并不是说观察邻国国民, 并与之进行对比, 就可以更容易地对自己下定义, 只是为理性和客观地判断问题提供参考罢了。如果无法从对方眼中发现自己,又怎会产生客观看待自己的动机呢? 观察自己与观察他人是不同的,一旦得出“ 我是这样一个人” 的结论, 那么该结论必定是错误的。因为我并不是这样的人, 而是认为“ 我是这样的人” 的人。 但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再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 的那个人, 而是认为我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 的人。“我” 不断从观察与分析的过程中挣脱出来,无法像观察他人那样来观察“ 我”。因此, 两种观察结果并无可比性。在进行比较之前, 必须要客观看待他人眼中的“我”。
但是,日本人无法从其他国家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模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从未关注过日本。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问题就简单多了, 只要日本人不去关注对方,就不会产生“ 何谓日本人” 的疑问。 不和日本人以外的人发生任何关系,“何谓日本人” 这一问题就失去了意义。 然而, 日本人一直不断地向外看,却从未被外部世界关注过, 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导致了问题的产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是德、法两国之间那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西方国家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 文化只是单向流动。 这就是说,解除闭关锁国之后的日本,过分关注西方,而西方国家眼中日本人的形象只不过是:和平时期卖罐头的商人, 战争时期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如果追溯到过去,充其量不过是江户时代技艺娴熟的版画素描家。这样看来, 如果没有献身于此的专业精神,想要谈论东西方文化交流, 是万万做不到的。但是,对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 反过来也唤醒了人们对 “ 何谓日本人” 的思考,也就是开始了自我反省。但人们在反省的过程中, 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因此, 同样的反省在各个时代反复循环。 当然, 作为个体的“ 我” 与作为国民的“ 我们” 之间, 有很大区别, 但两者的根本原则是相同的。
得不到确切答案,比较的方法就会越来越细致——日本与外国相比如何?日本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国外的情况又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男女老少昼夜不停地探讨,*终发现和英国相比,日本的民主主义历程十分短暂等情况。 如果仅是知道这些,自信心必定容易受挫,然而人们同时又发现,日本的工业发达程度远超印度。通过这种方法了解到的情况不胜枚举, 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仅举几个例子点到为止。
例如, 纵观历史,似乎可以这样说:比起音乐家, 日本人更像美术家。 作为美术家的日本人, 在绘画、 雕刻、 建筑、 园艺以及各种工艺领域中,一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 同时又开创出新的境界, 锤炼出独有的风格。 当然, 在谈及古代美术时,必须要考虑其保存程度等问题,即使现存的美术品不多, 也不能马上断言这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的美术品是贫乏的。 就目前所知, 以京都和奈良为中心的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美术之国。从质与量, 涵盖建筑、 工艺、 服饰的广泛性, 以及数千年的传承来看,都不只是“ 保存相对完整” 所能概括的。或许只能认为, 日本人在造型艺术方面,有着本民族特有的敏锐感。我想说, 日本人是出色的美术家,但并不是出色的文学家和诗人。我一直觉得,不是出色文学家的民族并不多。 在有固定的生活模式、风俗习惯、 气候风土和文化的地方, 必定会产生特有的文学。这种语言与生活直接接触产生的自我表达,是很难与以其他语言和生活方式为前提的文学进行比较的。 例如, 当伊利亚 ·爱伦堡谈到苏联文学*杰出的部分是诗时, 对俄语一窍不通的我除了赞同,别无他法。 如果我提出日本的诗也是如此,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吧。 因为伊利亚 ·爱伦堡和我既不是用俄语,也不是日语,而是用法语交流。 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诗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外,我们可以将民族或国民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家存在形而上的、 神秘的思想较为发达的倾向,另一类则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比较盛行。如果从思维方式来看, 日本人显然属于第二类。 在日本, 形而上的思考和神秘思想从来不将外来的宗教或哲学作为发展的直接背景。 代表日本思想的,是实践性的伦理和政治思想,或是说与技术相关的美学。日本人的精神结构, 首先是以非超验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 我认为, 后来传入的佛教,其超验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佛教传入日本, 改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佛教。当然,宗教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如果想对日本人思想上强烈倾向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 无论如何都会涉及到宗教, 尤其是佛教。在此, 只是想把这一点提出来。
作者: 李洪峰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简介:《文化学读书笔记》主要内容包括:亚里士多德:历史描述已发生的事,诗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贺拉斯:一切创作都要合乎“情理、罗丹:艺术是人类最崇高、最卓越的使命、艾思林:戏剧是人类真实行为最具体的艺术模仿、歌德: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止自己的范围,不旁驰博骛、爱伦堡:作家应当燃烧人们的心,帮助读者更充分地和更高尚地生活、巴拉兹:电影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感受能力、一种新的理解能力和一种新的文化在群众中的发展、柏格森:只有在平静宁和的心灵上,滑稽才能产生它震撼的作用、鲍桑葵:从古代美学到近代美学的发展,是通过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自然进步过程等。
作者: 王开岭著
出版社:书海出版社,2011
简介:《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修订版)》内容简介:记住一些词,记住一些人和书的名字,会有助予生活。谨以此书纪念那些“透过眼前浓雾而看到了远方”的人。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闯进一个青年不眠的思想之夜:为反乌托邦咯血而死的奥威尔;战争中当逃兵的“德国良心”伯尔;苏军炮塔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克里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稿纸的背后,是流亡、牢狱、枪声,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
作者: 吴元迈主编;陶洁,吴正仪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
简介: 1930年到1945年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矛盾和尖锐斗争的时期。首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崩溃,迅速波及西方各国,甚至冲击了远在亚洲的日本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从此开始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萧条时代,工业生产大大减少,失业率急剧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以致整个欧洲及美国政局动荡不安,资本主义制度岌岌可危。与此同时,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一时间,苏联成了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向往之地。同时,苏联在团结世界无产阶级作家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继1927年在莫斯科召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之后,1930年11月在哈尔科夫又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有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2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致世界各国革命作家书》,并决定成立“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用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出版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1931—1932)。这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其次,这时期另一个特点是德国纳粹势力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迅猛发展。德国纳粹党借经济危机发展壮大,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一年后大权独揽,成为国家元首兼总理,对外毫无顾忌地伸出侵略魔爪,在疯狂扩军备战的同时开始进行对共产党人的血腥镇压和灭绝人性的排犹反犹运动。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加紧对内控制,对外扩张。1935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发动侵略战争,在遭到英法的反对后转而与德国合作;1936年到1939年德、意联合出兵干涉西班牙内政,由于英、法、美、苏等国保持中立,佛朗哥终于打败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建立起了法西斯政府,从此形成“罗马—柏林轴心”。1937年,意大利与德国和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次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进攻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年,意大利与德国正式结盟,1940年6月墨索里尼决定与德国一起参战,9月又同德国及日本缔结“三国同盟条约”,最终形成法西斯同盟。面对德国纳粹的对外扩张,英、法、美等大国为了应付国内经济危机,采取所谓的怀柔政策,一再退让,不惜牺牲小国利益以满足德、意的贪婪要求,甚至苏联也于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姑息养奸并不能换取和平,就在英国首相张伯伦签订《慕尼黑协定》,声称已经获得“我们时代的和平”后不久,德国仍然向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军。1938年,英法先后向德国正式宣战。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不宣而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应战。从此,战争全面展开,波及六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牵连二十多亿人口。全世界各国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打败法西斯,于1945年秋天结束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在这一错综复杂、风云迭变的时期,世界各国的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由于经济危机和苏联的影响,各国作家普遍走出书房和各自的小圈子,开始关心政治和社会现实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考虑自己的社会义务和历史责任。1930年捷克斯洛伐克进步知识分子建立“左翼阵线”;1932年法国瓦扬·古久里等发起成立“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同年保加利亚文学界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作家为核心的“劳动战斗作家同盟”;英国的年轻作家“阅读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刘易斯·吉本甚至公开承认他是写社会革命题材的“革命作家”;丹麦左翼文学评论家汉斯·基尔克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表关于文学的任务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评论文章;美国左翼文化团体和左派杂志如《新群众》等纷纷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作家的责任和文艺的方向。这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在英国仅1937年发表的重要论著就有艾立克·维斯特的《危机和批评》,拉尔夫·福克斯的《小说和人民》,戴-刘易斯编辑的论文集《被束缚的心灵: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和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幻想与现实》。这时期,左翼或无产阶级作家的影响颇大,无论在南欧还是北欧,30年代一批出身社会最低层的优秀无产阶级作家登上文坛,其作品大都具有较为深刻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无产阶级倾向性及战斗性,揭示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和觉醒。远在新西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也以社会批判为基调,以左翼政治倾向为主要内容。澳大利亚作家如泽维尔·赫伯特、伊芙·兰利等则揭露白人对土著民族的歧视,讥笑教会在土著人地区传教的虚伪,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无情的谴责。在东方,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印度文学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与现实直接结合,要求文学为民族独立运动服务。在拉丁美洲,地区主义作家如墨西哥的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和阿根廷的阿尔特,都十分关注社会现实,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社会不公,以期最终改变社会面貌。三四十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文化寻根运动与土著主义小说的兴起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革命。 各国作家的政治热情还表现为积极组织志愿军,于1936年开赴西班牙支持那里的人民抗击法西斯统治的战斗。欧洲、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如马尔罗、奥威尔、海明威、聂鲁达等都曾投笔从戎,随国际纵队开赴西班牙。中国也曾派一百人参加。这些作家不仅直接参战,还撰文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如海明威为北美报刊联盟写了许多新闻报道以及剧本《第五纵队》和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一直被认为是反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出色的小说;休斯通过诗歌,罗马尼亚进步作家运用报告文学,讴歌西班牙人民的英雄业绩。奥威尔、里格勒等曾在战斗中负伤,匈牙利作家查克、马岱等甚至牺牲在西班牙战场。 这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现实主义的回归。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确定苏联文学的任务,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要求苏联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去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先前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不少先前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或“同路人”作家如谢尔盖耶夫-倩斯基、希什科夫、阿·托尔斯泰、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费定、列昂诺夫等,经过多年探索,在新的创作实践中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外,还有文坛新秀如奥斯特洛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和包戈廷等,步入文坛不久便创作出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由于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有法、德、英、美、日本、中国等4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因而大会的结论对各国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英国立即出版了日丹诺夫和高尔基等人的大会发言,《剑桥左派》等杂志赞扬苏联作家严肃而努力地把文学作为工具来集体创造一个有觉悟、有自由、有教育、有文化的无阶级社会,并且批评英美中产阶级作家一心追求个人的艺术和纯粹个人的真理。美国作家在193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美国作家同盟”,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领导,并且在《新群众》、《党派评论》等杂志的推动下,开展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等问题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各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欧洲的回归或复苏创造了条件。英国作家衣修午德的纪实性柏林系列小说、伊夫林·沃的社会讽刺小说和普里斯特利的社会喜剧小说承继18世纪笛福、菲尔丁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满足了生活在动荡年代读者的需要。在美国同样是现实主义占优势的时代,从高尔德自传体的《没有钱的犹太人》、德莱塞的《美国悲剧》、赖特的《土生子》到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觉》、厄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以及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蝗虫之日》等都是反映萧条时代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法国,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被认为是法国的第一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其他优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还有阿拉贡和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保尔·尼赞。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进步作家成了反法西斯文学或抵抗运动文学的中流砥柱。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下,现实主义仍然是总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国情虽然有所不同,但为了反对德、意法西斯的扩张、侵略与统治,为捍卫自己国家、民族的未来,面对着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各国一切具有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操的作家无不运用手中的笔,积极反映现实,以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坚定地与法西斯进行斗争。法国是最早沦亡的国家之一,但法国作家如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都在民族危急的关头参加抵抗运动。安德烈·莫洛亚当年已经55岁,仍然投笔从戎,参加北非、科西嘉和意大利等地的战斗。法国抵抗运动期间出现了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通俗易懂,一反现代诗的朦胧和晦涩而广为流传。例如阿拉贡就改变自己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他那具有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和长篇小说《共产党人》等是这时期极为出色的作品。战争还使萨特从相信个人的绝对自由转而投入现实斗争,从对世界和人生的冷漠,转变为积极介入法国和世界大事,从而创作了不少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小说、戏剧。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但斯坦贝克的《月落》、麦克利什的诗剧《城市的陷落》、丽莲·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等都是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在北欧,无论是被占领的丹麦、挪威的爱国作家,还是作为中立国的瑞典作家,都加入抗击法西斯统治的洪流。中欧、东南欧诸国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1938年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1939年9月攻占波兰,1941年占领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于1939年4月出兵占领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反动政府则先后追随德、意法西斯势力,作为附庸参与德军对苏联的进攻。这些国家的进步作家在面临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往往通过历史小说动员和激励人民向法西斯展开斗争。瑞典作家维尔海姆·莫贝里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如伊·尔日阿内克等借古喻今,以历史小说来揭露敌人,鼓励人民奋起反抗,讴歌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时期报告文学很流行,对战争进展的报道,对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描写都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即使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的统治并不意味进步文学的死亡。尽管史学家认为内战结束了西班牙近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但年轻一代作家诸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迅速崛起,继续唱响反法西斯战歌;内战时期兴起的战地小报以及后方刊物的新闻报道和诗歌专栏、战地剧,都为作家提供了反法西斯创作的园地。在意大利,曾经在法西斯文化高压政策下被迫沉默的知识分子在30年代逐渐觉醒:克罗齐的历史论著借古讽今,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法西斯政权;流亡法国的作家组织了“正义与自由”运动,拿起笔向法西斯开战;隐秘派诗人走出象牙塔,写起反法西斯的政治抒情诗;超现实主义小说家则用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法西斯主义。总之,意大利文学向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回归,并与抵抗运动同步发展,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尽管纳粹分子大肆摧残文化,不仅焚烧图书,而且对作家们从精神到肉体进行疯狂迫害,但无论是背井离乡的德国流亡作家还是留在国内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都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抵抗文学是德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流亡作家更是继承和发扬了德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创造了名闻遐迩的流亡文学,其中一些作品还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瑰宝。 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之下从高潮走进低谷,但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等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革命方向,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意志。进步的自由主义作家坚持批判侵略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如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此外,还出现了金子光晴、小熊秀雄、小野十三郎、冈本润、壶井繁治等一批抵抗诗人。有些正直的日本作家为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向私小说、历史小说和风俗小说等方面发展;许多有良知的作家则完全封笔,表示沉默的抵抗。 然而,即便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很兴旺的三四十年代,也并不是某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方法能够一统天下。由于国情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在各国都得到认同,尤其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各国许多进步人士因愤怒失望而与苏联和共产党决裂。1997年英国出版的《重写30年代:现代主义及之后》就用大量史实说明,虽然英国左派赞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接受它。同时,艾略特、乔伊斯和吴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事实的确如此。综观那时的文学可以发现,同样是北欧的反法西斯文学,并不都以现实主义形式出现,在被德国占领的丹麦、挪威,象征主义手法似乎更起作用,如挪威作家塔尔耶·韦索斯甚至改变以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转而采用象征主义,以巧妙的隐喻和寓意表达他对法西斯的憎恶和对抵抗运动的支持。法国反法西斯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是普遍带有超越现实的倾向和哲理的色彩。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的许多作品是在抵抗运动期间为了配合反法西斯斗争而创作,但他们的指导思想却是存在主义哲学。他们那些关于异化的世界和人生的荒诞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曾风靡一时,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如,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和康普顿-伯内特都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但关注的并不是下层人民的疾苦,前者主要描写有闲富裕阶层的生活、爱尔兰故乡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和恐惧感;后者大多与现实无关,而是以维多利亚后期或爱德华时代为背景,主要表现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 现代主义的高潮尽管已经过去,但大师们还在创作,还有一定影响。虽然吴尔夫当时承认,在社会处于混乱的时候,作家不可能对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完全不闻不问,但她的《岁月》与《三个几尼》并不是写战争、政治,而是关于家庭和性别关系,是许多学者不会想到的另一种政治。乔伊斯仍在写试验小说《芬尼根守灵夜》,艾略特在诗剧《大教堂谋杀案》中继续对表现形式进行探索与革新,并且影响了克里斯托弗·弗赖、奥登与衣修午德等诗人。在美国,福克纳虽然关心政治,抨击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他仍然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和多视角等手法。即使像多斯·帕索斯、斯坦贝克等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在使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手法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试验与创新。前者在社会小说《美国》三部曲中采用乔伊斯式的语言和“新闻短篇”、“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等试验性的文学技巧;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也不断探索综合运用各种叙事技巧,如在小说的叙事文本中穿插了一些散文诗篇,强化渲染特定的氛围或者表示某种象征意义。此外,现代主义还传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对它们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由于拉丁美洲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它的优越性——和平环境、丰富的资源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混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关于“宇宙种族”和“地区主义”的争论以及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文学的发展,既催生了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使拉美文学摆脱了欧美的影响,由多源走向多元,为往后的文学“爆炸”作了准备。 . 相比之下,在苏联,由于一味地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加上以行政命令方法领导文艺,因而造成许许多多文艺工作者的悲惨命运。尽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过一些光辉的文学篇章,但总的来说,文学创作受到政治干扰和无冲突论的影响,发展并不理想。
作者: (俄)茨维塔耶娃著;汪剑钊译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1
简介: 在一次相关的国际研讨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茨维塔耶娃的同时代人爱伦堡曾经这样说过:“(她)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 在诗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和逝世六十一周年之际,东方出版社出版《茨维塔耶娃文集》(汪剑钊主编),是国内第一套全面展示女诗人创作成就的译本。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临近又遥远的世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收集了从1678年至 2005年共三百多年里几十位俄罗斯作家关于中国的记述,他们中既有冈察 洛夫、西蒙诺夫、爱伦堡等著名的文学家,也有斯帕法里、亚金夫神父、 阿列克谢耶夫、斯米尔诺夫这样卓越的中国学者,更有卡尔曼这样用10公 里长的电影胶片记录中国抗战史诗的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到过中国,有的还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目睹了有时候还参与了震撼和震荡 中国的许多事件――19―20世纪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起义、血流成河的 战争、内部冲突、外敌入侵和武装冲突等。他们对中国的记述往往是亲眼 所见,亲耳所闻,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在《临近又遥远的世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 》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尽管立场观点不同,有些甚至迥异,但他们的文字 都曾在他们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俄罗斯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持 久而悠远的回声,也反映出俄罗斯人认识中国的轨迹:17―18世纪把中国 看做人间天堂,对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倾慕不已;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 他们看到的是僵化衰落的文明,中国的形象在他们眼中一落千丈;然而20 世纪,中国爆发的民族民主革命让他们看到一头睡醒的雄狮,已经起来为 自己的独立和发展而拼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中 、俄两国人民之间美好的情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用眼睛看中国 ,用心灵体验中国,用头脑思索中国,更以严谨的态度探索中国历史文化 的深层内涵,这部分内容反映在本书的第五部分:“透过历史的深处”。 本书由罗曼年科著,朱达秋译。
Biographies of Jewish Celebrities
作者: 傅有德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
简介:犹太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犹太思想家是这个智慧民族中的精华。本书介绍给读者的是最著名的15位犹太思想家。他们是斐洛、迈蒙尼德、斯宾诺莎、马克思、柏格森、赫茨尔、弗洛伊德、卡西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弗洛姆、波普尔、柯恩、布伯和托夫勒,这是一部融生平故事与思想学说为一体的传记集锦,从中读者可以得知思想家们独特的生活经历,严格的家庭教育,散居现象以及原有的犹太教传统和基督文明的冲突、欧洲社会的变革、当时哲学与社会思潮等因素对他们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还有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那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的思想体系。本书告诉人们,犹太人的智慧固然与其传统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和时代使然。 犹太人也被称为文学的民族。早在《圣经》时代,犹太人就把文学作为认知世界、表现情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到了近现代,则涌现了海涅、普鲁斯特、斯坦因、里尔克、茨威格、卡夫卡、阿格农、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雷马克、辛格、贝克特、马拉默德、贝娄、阿瑟·米勒、塞林格、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布罗茨基等一大批业绩卓著、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他们散居世界,生活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中,不仅十分敏锐地感受并揭示了人类生存中的文化困惑,也为启动和导引诸如现代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迷惘的一代、荒诞派、黑色幽默、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本书评介了数十位有重要影响的犹太裔作家,他们的创作经历和个人生活,既昭示了现当代世界文学的演变走向,更表征了无限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Biographies of Jewish Celebrities
作者: 刘洪一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
简介:犹太人也被称为文学的民族。早在《圣经》时代,犹太人就把文学作为认知世界、表现情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到了近现代,则涌现了海涅、普鲁斯特、斯坦因、里尔克、茨威格、卡夫卡、阿格农、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雷马克、辛格、贝克特、马拉默德、贝娄、阿瑟·米勒、塞林格、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布罗茨基等一大批业绩卓著、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他们散居世界,生活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中,不仅十分敏锐地感受并揭示了人类生存中的文化困惑,也为启动和导引诸如现代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迷惘的一代、荒诞派、黑色幽默、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本书评介了数十位有重要影响的犹太裔作家,他们的创作经历和个人生活,既昭示了现当代世界文学的演变走向,更表征了无限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作者: 艾青[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简介:这不是人们概念中的那种日记,它由一些札记、散论、随笔和诗歌的断章组成,是诗人式的——随意、跳跃、简约、生动,这是一种独特的文体。 1954年夏天,艾青接受智利众议院议长的邀请,前往智利参加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五十寿辰纪念活动,这是一次旨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当时,国际上许多有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汇聚在圣地亚哥,包括苏联作家爱伦堡,巴西画家亚马多等。艾青在日记中所记录的就是 1954年 7月 12日至 8月19日这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当时与艾青同行的还有作家萧三和中联部的副部长赵毅民。 。 这是一部比较私密的旅行记录,联系到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环境,可以隐约地看出一位未被时代的浪潮所淹设的诗人的形象,他的艺术还没有完全被政治所代替。艾青也许从没有想到这部日记会被公开,因为他在落笔时是随心所欲的、只言片语的,缺少通常的文字表达时所注重的修辞、延续性和逻辑关系,但是,存在于人们直觉中的,甚至是浅意识的、第一反应的种种判断,往往可以更真实地裸露出其本质。对于诗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日记写于 1954年,已过去了整 50年。今年又逢聂鲁达诞辰 更多>>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
简介: 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既不知道“暴风雨般的掌声继而转为欢呼声”,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在深夜倾听楼梯上的嘈杂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人们从迷信到具有科学思想的过渡延续了很久,然而那些在新的年代诞生的少年,却在一天之内就从盲目地信仰被引导到批判地思考。 对于我在一部回忆录里为艺术提供了这么多篇幅,这不仅同我的职业有关,而且同我的人生观有关——我确信,只有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献礼。
作者: 李毓榛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简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从普希金到苏联解体前后共计200年俄罗斯文学的辉煌 历史,从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开始讲起,涉及莱蒙托夫、费特、丘 特切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勃留 索夫、勃洛克、巴尔蒙特、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伊萨科夫斯 基、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肖洛霍夫、西蒙诺夫、法捷耶夫、 爱伦堡、邦达列夫、瓦西利耶夫、贝科夫、茨维塔耶娃、布宁、库普林、 索尔仁尼琴、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邦达列夫、特里丰诺夫等作家和作 品,介绍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小人物”等文学形象,以及“ 白银时代”、讽刺文学、“解冻文学”、战争文学的新浪潮、流亡国外的 俄罗斯文学等文学潮流。
作者: 王小强著
出版社:大风出版社,2004
简介: 总序 南怀瑾 序言 肖梦 总序 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国际间交往更趋频繁,相互竞争牵制。先是犹太人战后在中东地区建立以色列国,后来发展成严重的中东问题。二战后,非洲的殖民地国家,都脱离了白人的统治,宣告独立自由了;只不过,自由却带给他们贫穷疾病,和更多的问题。 欧洲在二战时受创极重,经济上困难尤甚,有远见者不久即开始研究整合欧洲及欧元的发行。由于美国参加作战,美国富有,美国出头了,语言文化也随之而来。好莱坞的电影、美式牛仔裤及快餐,逐渐风行全球。传统以法文为国际契约的习惯,也渐渐用美式英语取代了。 亚洲受美国的影响更大,占领日本,改造日本,韩战越战,美国试图掌控全世界。 战后科学的进步和新发明,如电视计算机的普遍化,民用航空的发展进步,使地球上的国家都成为紧邻。医药的大幅改进,人口的增长,使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核子武器的发明,造成国际间的互动更为复杂。 不论世界如何发展和变化,关系人们存在和生活的,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经济问题。 中国在闭关二十多年后,终于开门面对世界。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与其它各国的关系,国际的平衡也产生更多的变量。在自我奋斗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遭逢的问题,较之其它国家更加复杂。它目睹了苏联共产制度解体,面对自身文化的何去何从,以及经济制度的方向等等严重问题。 在各种严苛的挑战下,中华民族,像以往一样,总有许多知识分子,怀抱为祖国打拚的热情,运用智能,研究问题,提出分析见解,扮演着智库的角色。 在这些知识分子之中,有一个名叫王小强的学者,多年来投身研究工作,发掘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在一九九三年春季,老友许鸣真先生自北京来香港相叙,同来携有王小强君,许老特意介绍,慎重托付,望予照顾指引云云。 我见小强,挺拔强项,大有不合流俗的器识,俨然一士谔谔的风格。但世俗中岂可或少这样一类特立独行的人物,当下便欣然接纳。 小强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投身中国改革的调查研究。一九八九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克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匹兹堡大学公共管理及国际事务硕士研究班;以后再赴英国,在剑桥大学得到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 小强对经济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经济问题因各国文化背景不同,时代不同,实行起来各自有别。人们都知道美国自称为民主国家,但是,早有学者及有识之士指出,民主是一种救时的方剂,正如庄子所谓:"仁义者,先王之蘧卢,可以一宿,不可以久处也。"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只能适用于自己本国,输出到别国就会水土不服而变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各国只能依照自身的特点,调整适合自己的经济政策。 小强后在香港的大学和机构继续研究工作,并成立桑尼研究公司。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他的文章和著作,发表于中外许多杂志和文献中,现在经过整理汇集,陆续印行出版。在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有《再造一个香港》、《文明冲突的背后》、《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其它人物不同角度的探索。 小强的文章言论每有意气。其实,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有感而发,大多有这份的习气,这正如宋儒辛稼轩所说的:"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论天下事。"以此观之,亦可为之展颐了。 近年来,小强留港时间较久,对香港各方面都加深了认识,希望香港能更加进步,生活美好。尤为难能可贵者,王君自从由欧美归来,除政治经济问题外,也着力于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的研讨。融合东西文化,视野广阔了,他锲而不舍地努力,提出所知所见,目的无他,企能引起更多学术讨论,共同为国家社会的进步贡献心力。 小强尝谓,学术非为一己之私,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 古人云:"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观,相互容纳,即为集思广益。今值桑尼系列书籍出版之际,特为之序,有鼓励也有鞭策,并致祝贺之忱。 南怀瑾 于香港 二○○四年八月 序 好友小强让我为他的新书《"文明冲突"的背后》写个序,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任务。作为一个编辑,我自己很少写什么文章,总喜欢对别人的东西评头论足,有时过于挑剔,可能还得罪过人。既然是当了二十多年的编辑,看的文章多了,就在心里面留下了对这些作者的划分,大概分量最重的,就是我所评判的标准:"用功" 还是"不用功"。小强的"用功"是我最佩服和最应该学习的。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他所研究的领域总追踪时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用功地探索。《"文明冲突"的背后》同样是有感而发,不停留于发感慨的空谈,而是用功地搜寻缘由和发展,探索真谛。从去年他开始着手研究,初稿、修改稿,发给我看,许多我所关注的问题,可以在文章中找到回答,我追随着这"解读",以弥补自己对当今世界这么大问题的认识上的不足。 三年前的9.11,当飞机撞上纽约的世贸大厦,也撞击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和一些朋友讨论,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调整它的外交政策。朋友反对我的说法,告诉我,正好相反。事实当然是朋友对,我错。当我看到西方世界那些我所一直喜欢的作家、演员、教授站在反战的一边,我怀着希望,人类追求文明的力量,追求世界各民族、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力量,可以遏止压迫和强权,当然,还是我错。 为什么这些并非无知莽夫的伊斯兰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灭另一生命?是什么使标榜捍卫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人从不愿意想一想别的民族的境遇,他们真正在想什么,他们有权利选择什么!什么原因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世界不但没有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反而充满了战火和不人道?小强说,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从已有的公平出发,搞经济改革,追求效率;资本主义阵营从已有的效率出发,搞社会改良,注重公平。两大阵营的对抗和竞争,付出巨大代价,毕竟从不同的方向,推动人类整体的社会进步。"力量平衡的打破,结果就是帝国霸权的持强凌弱,所有的文明与进步力量都在明火执仗的强权下显得那么愤怒的无奈。我不喜欢这样的世界,我感到深深的哀伤。 本来,追求社会正义,追求人的尊严,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的底线,在今天,却可不一定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当年一起战斗的改革战友,因为仇恨共产党,所以认定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充当世界警察去"人权高于主权"!为了"改革"的目标 - 建立私有产权,所以,俄罗斯的私有化绝不会比国有制更不公平,即便是黑手党也能最终建立秩序!本来,崇尚自由与平等就得铲除强权 - 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帝国霸权,怎么就变成了如此的双重标准?普世价值已经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扭曲了。有的人变得利欲熏心,有的人变得麻木不仁,"理想主义"成了珍稀品。 小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些天,"也有人热泪涔涔,忧心忡忡,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这句子,总盘旋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放到他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还是孩子,能够得到的书是那么少,却把里面读到的警世名言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成为激励自己度过跌宕起伏青少年时期的精神食粮。当时有一批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等,记得最清楚的就有这么几句:"也有人热泪涔涔,忧心忡忡,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和"好人永远激动",可惜我已经找不回当年我的记满箴言的本子,是其中哪本书中的句子也分辨不明了,不过,人就是这样,青年时代的一两句话,足以融于自己的血液中,成为自己一辈子所思所行的习惯。 我们在好问的年龄里,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在不上学的学生时代里如饥似渴地读一切可以获得的书。从马克思、列宁到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从德热拉斯、萨特到爱伦堡;从政治到文学;从"垮掉的一代"到唐诗宋词。那些白皮书、黄皮书和灰皮书,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复杂而又新鲜的世界,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窗户,也点燃了我们去思索的火花。三五个朋友,常常要冒着陷入囹圄之灾的危险,聚集在一起,交流读书的心得,纵论天下大事与小事,讨论什么是理想世界,讨论什么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讨论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情势下才可能结束这样的"文革",使中国走出当时的"动乱",使中国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怀抱着理想,我们互相滋补着知识与思想,靠了这些养料,于是,我们长成不断发问,不断寻找答案的人。 我相信,正是有过那一段特殊经历锤炼的人,当他们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大潮之中,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即便是孤立无援,即便是处于逆境,即便是屡战屡败,还是会屡败屡战,探索真理的脚步从未停下。因为心里永远抱持着"理想、希望、追求 - 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张承志这样说。而小强正是这么做的。 肖梦 2004年9月11日
Justice and courage:Biographies of a hundred of famous war correspondents
作者: 展江等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0
简介: 本书展现了百余年来从克里米亚战争到海湾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侧面,描写了美、苏(俄)、英、法、中、意、澳、新、日等国110名战地记者出生入死、惊天动地的传奇生涯,刻画了栩栩如生、各具神采的沙场无冕之王群像:职业战地记者之王拉塞尔、为恩格斯提供“炮弹”的让罗、黄色新闻大王的马前卒克里尔曼、血洒长城脚下的雷烨、战场白马王子戴维斯、为十月革命报晓的约翰·里德、捉弄墨索里尼的帕卡德夫妇,不经他采访战争不算数的吉本斯、苏维埃新闻第一人科利佐夫、出了五位战地记者的维兹特利家族、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德丁、一生嫁给战争的希金斯小姐、驰骋于中国战场的牛仔斯蒂尔、新闻片大王王小亭、80岁仍不服老的女杰霍林沃思、卫国战争头号笔杆子爱伦堡、逐日记录战事的新闻电影大师卡门、十次光耀战场的流星威甘德、大兵记者厄尼·派尔、冲向德国国会大厦的海军中校戈尔巴托夫、用电视重炮猛轰总统的塞弗、战场建功得丽人的苏兹贝格……本书视野独特,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为国内第一部战地记者传记。
作者: 苏葵著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简介:唐朝的刘禹锡在《砥石赋并序》中写过:“雾尽披天,萍开见水”。朴素,又深刻。 细读苏葵的这本书,大致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在工业化后的世界,人类的进步是很大的。比如穷人变胖了,富人爱瘦了;穷人能进城了,富人爱下乡了等等。但空气却越来越不干净,淡水越来越紧缺……披天见水越来越成为一种享受。 苏葵的旅行还刚刚开始,她拨雾开萍的事业还刚开篇。记得四十多年前在山东乡下读过俄罗斯作家爱伦堡的一句话:学跳舞越早越好,当作家越晚越好。从这个意义上,她在她自己的行当里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呢! 听人说,她虚心、好学,和读者特别是青年球迷的关系不错。这很重要。另一位欧洲文学家契诃夫说,有出息的作家旅行要坐三等车,买硬座票。这里也是要深入生活、联系百姓的意思。 听她自己说,愿做一个朴朴实实的人。这令人高兴,告诉她:路还远,书还多,保留一片童心是好的含蓄。因为至少在祖国和知识面前,人是永远长不大的。愿世界、祖国、家乡、亲友和自己因你的劳动而更加美丽。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