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重洋越过山-跋
《在异国的一片瓦下沉默》
一、离乡和还乡成为一个深刻的悖论
《荷马史诗》被誉为古希腊*伟大的作品，也是西方*伟大的作品之一。《伊利亚特》的主题是离乡征战，《奥德赛》的主题是漂泊还乡。从《荷马史诗》开始，离乡和还乡，战争与和平，成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不朽的母题。
无家可归感恰恰是当今人类的普遍感受，并成为被反复吟唱的主题。正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信息文明的不断扩张，伴随着突飞猛进的全球化进程，技术、资本、功利、实用主义把人引离故土，上天入海，东奔西忙，冥思被遗弃，幸福被剥离，内在安全感和归宿感的丧失使人不再能感受到故乡的温情。对生存的焦虑和功利心，将会抽掉整个人生命的根基，抽掉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人不但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而流落异乡，而且会因为精神上的虚无陷入深重的荒谬感。
现代人都是悲壮的“离乡者”，在匆忙找寻、追逐和奔走的空隙，蓦然惊觉，乡关何处？家园何在？故土永远是梦萦魂牵的地方，故国故乡故园故人，都是生命的渊源和根系所在。对于异国的华人来说，乡愁往往分外浓厚。然而，人们却又不得不选择离乡，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强势袭来，移民潮、留学热、出国风，风起云涌，驱使着人们去远方追索，仿佛生活的目标总是在别处，理想和利益的磁场吸引人们情不自禁地接近异乡和异国。之后，人们又不断地回头，渴望着还乡，渴望返回到自然的乡土，疗治身体的疲惫、心灵的疾患和爱的伤痛，并从中汲取情感和精神的源泉。可严酷的现实是，曾经淳朴的故园早已不复如斯，故乡成了回不去的伤心之地，他乡成不了故乡，故乡成了他乡。于是，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离乡与还乡便成为一个深刻的悖论，在追寻中渐行渐远，沧海桑田，灵魂永远在路上，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流浪。
这些离乡的过程和还乡的渴望，因缘而起，各有原由，既有时势的推助、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开放、世界的变局、资本的流动、人口的迁徙，也有生命的内在驱动和文化的自觉力量。沧海横流之间，众生漂移，此起彼伏，虽有成败得失，却无是非对错。毕竟，一个人道的、宽容的、悲悯的世界，就会对这些芸芸众生的生活意愿理解和尊重。不激励、不鼓动、不支持、不苛求、不反对、不责怪、不抱怨、不羡慕、不赞赏、不嘲笑，只有安静的接受和深沉的观照。
一位华人老者，在生命的临终之时，于病痛中遗憾，在美国吃不上地道的烧饼油条。对于终老异邦的结局，老人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他惦念江东父老，忧虑雾霾沙尘，始终关注北京大白菜多少钱一斤，而从不理会新泽西的汽油价格一加仑涨了多少。
“引领人类还乡，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这句诗，因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而广为流传。悠悠万物，生息繁衍，无始无终，作为个体的人却不过是匆匆过客。
故乡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是母亲的子宫、成长的襁褓，是哺育我们的摇篮。哲学意义上的故乡就是生命的本源，接近故乡就是接近欢乐之源。故乡*玄奥、*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它。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是每个人命中注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离乡者许久以来一直在异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和人文的异质。也许有朝一日又归根返本，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已经获得足够丰富的阅历。
那漂移而去的，其实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也不是时代的风尚，而是所有芸芸众生在星辰大海中的泅渡与挣扎。我们讲这些故事，把全世界融入到同一个历史中。故事里，没有孰是孰非的价值立场，只有被命运和历史无情裹挟的艰难不易的生灵，让故事脱离了狭隘的民族地域之情，把人道主义的温柔抚摸带给流迁中的亿万苍生。
当我重新徜徉于自然和祖先赐予的这片辽阔大地，总有一种还乡的欣慰与谢恩的热望。我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于是，便留下了笔底这一个个的故事。它们是我探寻真源的心灵印迹和设法走出有限生命的深深的感悟。
曾经，在异国的一片瓦下，沉默是金。不管在哪里，在故乡还是在他乡，在故国还是在异国，*终，都要回归生命的常态，因为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不想入非非，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平缓负责地走下去，一边追忆，一边向往。珠穆朗玛峰的山顶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是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故乡和祖国。
二、异质文化之下移民的身份认同
这些飘移不定的人们，他们其实都热爱中国，热爱那里的山河大地和传统文化，以及*美丽的母语。或多或少，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同时却又都是世界主义者。生活在中国的人，想出国；出国的人，想归来。归与不归，又何妨呢？去不得，留不得。万种因缘难舍难分。
时光流转，时代向前。出国移居和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多得像过江之鲫。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把目光投向海外留学、移民定居的生活，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优质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国人。
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日益变得不确定，大规模的移民潮也使得身份认知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和不稳定。移民的双重属性使他们处于一种身份摇摆的特殊状态中，他们由自己的祖国迁移到其他国家，往来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始终处于一种飘移和流散状态。
后现代化世界太需要给予移居状态下的生命热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以其个人化而又社会化、生活化以及哲理化的移居现实，书写叙述异质文化下身处遗忘与记忆、回归与认同和自我身份纠葛中的生命抗争，揭示和追问人类生命存在的多重维度和本质。
正是这种异质文化下的生存体验，使得这些“大地上的异乡者”向世界展示了“生存”和“身份”这两个值得深思的主题。他们在祖国和新国家之间摇摆不定，不断寻找自我身份，却陷入自我认知的困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
因为移民者、客居者跨越了两种或多种文化，他们不但要面对现实生活中尖锐的异质文化，同时又不能忽略自己血浓于水的母语文化。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身既接受了新国家的文化、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同化，又无法从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中与自身的本土文化进行分离，这种矛盾情结使得他们在心态心境上经历了困惑。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而当二者产生冲突和矛盾时，移民者就必然要经受孤独和痛苦。
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微笑着书写人类苦难，他的作品主题只有一个字——“家”。作为一个亲历以色列建国并同她一起成长的希伯来语作家，奥兹的文学创作深深扎根于祖国跌宕不宁的历史中，对人性的脆弱以及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挖掘。他曾经这样论述移民问题：“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纠结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到新国家中去。所以移民永远都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文学差不多也是一种移民文学，里面的人们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极其复杂的情感。”
当下中国，有点钱，有点技能，有点门路，一不留神就出去了。华人挤满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的社区。可我们真的从此就能享用西方世界的阳光雨露了吗？在大洋彼岸，其实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挣扎和奋斗都一样艰辛，所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都有你想象不到的缺陷。
“多元化”和“融入”，谈何容易？更多的时候，这是一个充满精神慰藉的美好愿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主流文化，有自己的宗、传统、种族主体。即使是全世界*大移民国家美国，白人也占人口构成的82%，而亚裔占4.2%，华人仅占2.2%。
这样，以少数族群的身份融入主流社会，本质意义上，就是迎合主流，放弃自己的母语文化，放弃自我认同。而移民状态下的个体，偏偏又顽强地把追寻自我认同作为生命的本能，但认同的过程交织着强烈的复杂性和挫败感。一方面难以融入新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对自已族群的文化认同又不能够产生超越性的正面力量。这带来的后果就是置身于海外的华人在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化面前的自卑心理。这种劣势心理源于种种复杂的因素，既有1848年以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命运，也有近现代中国动荡曲折、贫困落后的社会历史记忆；有发达国家少数种族主义者的傲慢，还有新移民本身离家在外、孤独酸楚的游子心态。一些华人移民海外，本想留住文化根系、维护文化认同，然而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让他们变得反而更加没有自我、更加没有主体意识，这无疑增加了华人移民和西方社会文化平等交流的难度。
在移民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类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和身份认同的艰难，也正是这种不确定和艰难，映射和支撑着人类对自我后现代身份的建构与认同。这种认同的危机，仿佛是一种严酷的心障，成为美好人生的大敌，它可以成为让你自卑的包袱或心头的重石，但也可以成为你前进的催化剂或不屈不饶的毅力。这种心障，让迈克·杰克逊漂白了他黑色的皮肤，也同样是这种心障，让来自偏远的科西嘉、身材矮小的拿破仑名垂法兰西青史。
三、大时代之下时间与命运的无力感
故事里的众生，上下而求索，为梦想离乡，为目标争取，为理想追逐，为生计奔忙。就在上天入海找寻归宿之际，不知不觉，老之将至。夜空星光点点、大海浩瀚无垠，这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漂流，一场人生的旅行。天地之间，星光璀璨，生命的旅程从来不曾停下，人们一直在路上。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穿越三十年岁月，流年似水，岁月流转。而所有的那些追寻者，真切感受到的是命运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伴随着半生的飘移和时空的转换。出发的初衷原本不是这样，抵达的彼岸似乎也不是那样，或者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或者南辕北辙、渐行渐远，或者风雨仓皇、无边沧桑。天地间，生命如蚁，思念如灰，人是裹挟在沧海横流中的沙砾，无力地随波逐流，无力地随浪翻转。人生大多时刻，渺小到如灰如尘，被命运捉弄。新时代的“洋插队”，一波波的移民潮和留学热，成千上万的人漂移，成千上万的人迁徙。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在浩浩荡荡的大变动面前，每一个动荡的个体生命，在这个人口迁徙、资本流动、资源互换、文明重组的全球化时代都有一段饱含辛酸无奈的传奇。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这是时间的残忍和时间的无奈。时间是哲学中的永恒之谜。什么是时间？它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时间首先是与人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在变迁，生命在流逝，人生极其有限，生活何其短促，流光容易把人抛。那么，有没有可能，或有何种可能超越时间，去构造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佛教构筑了“涅槃”的真如世界，基督教营建了神性的天堂国度。所以，形而上学的产生就根源于人类精神要求超越时间的理想，形而上学的对象总是超越的，但由于我们自己毕竟是有限的，即生活在时间中的存在者，因而在“时间性的”存在者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有一道鸿沟，形而上学便竭尽全力谋求为二者“搭桥”，寻求由此及彼的“通道”，这就引出海德格尔的主题：存在与时间。
人的根本存在是时间性的。时间不是真相不是命运，时间是记忆，是道德，时间还是理性。我们都有那种时间的无力感，是由于认识到，时间中没有对错，时间中的每一个人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当时条件下必然的决定，*终，时间将解决一切问题。人从一生下来就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之上，身处于世界之中，沉沦于日常生活之内，所以，无力是必然的，命运的支配力也是显然的。人这一辈子就是不断地和时间告别，曾经拥有的亲人、朋友、恋人、同伴一转身就会离你而去，然而*痛心的是，我们从没来得及与时间好好道别，甚至来不及说声谢谢或再见。
在大时代的变局中，各阶层的人不停为生存寻找，*终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以过客心态来到这里开始新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成了这里的第二代。就在漂移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方向，这就是大时代中人对命运无法预知的无力感。时间的旅程不是人所能够设计或者经验的，生命和死亡都使人个体化，使自己的生存整体地呈现出来。人的无力感意味着自身的生存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是终有一死的。谁也不能代替谁，谁也无可逃避。
唯有人能领会时间性，他在自身有限的必死的生存中发现了生存的时间性，这是一种使人的现实生存具有意义的时间性，也体现了人在形而上层面上的超越性。因此，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参悟说：“林中多歧路，殊途而同归。”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中写道：“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世间事，除了生和死，哪一件事情，不是闲事？”
生活告诉我们，时光是一种苦难的力量，它赋予生命一种看不见的自然而然的成长与凋谢。我们都一样，那些创伤甚至流血的过往，只好交给时光去原谅。时光里那些斑驳热烈的梦想，总会淡去无痕迹。关于流浪、关于理想、关于世界的狂想经历，总有一天会在“回首相看萧瑟处”的角落一片惨淡落红。世事林林总总，命运形形色色，我们要接纳的流逝太多。当秋日的阳光再一次照耀这个星球，惟愿瞬间的积淀不要轻易流逝，岁月的馈赠不要立即消磨，而是在时间的节点上，凝聚起沉潜的力量，唤起我们如灰的思念。
四、世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图景
所谓“全球化”，就是全世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上海、巴黎、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伦敦、悉尼，有一天会普天同庆，也会普天同悲。然而，全球化的“世界大同”，真的是一种合理的必然趋势吗？世界真的会如此简单划一吗？历史真的会按照某种规律“终结”吗？
《圣经》里说，人类计划修一座高塔，塔顶要高耸入云，直达天庭，这样人们就可以彼此对话，心心相印。可上帝毁灭了巴别塔，使人类语言不通，导致了人类延续万年的隔阂和差异。世界就是这样，一面是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另一面是难以填平的沟壑，各个民族和种族至今处在巴别塔被毁之后的状况中，人们各说各的语言，各有各的民族心智、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在*深的终极层面上，彼此难以沟通交流。
我想重提欧洲证伪主义哲学家波普尔的历史观。在他那里，社会、宇宙是开放的，历史也是开放的，那些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的理性主义“决定论”其实是“没有理论根据的非理性”。同样，“决定论”本身也是和“自由意志”相冲突的。
也许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冷静地思考全球化的命题？历史是开放的，历史需要包容、宽恕、怜悯、耐心和爱。整齐划一的普世大同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过于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童年迥然相异（这不仅指生命意义上的童年，而且指哲学意义上的童年），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的童年具有不同的经验历程，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就几乎注定不可能趋同，要在某一时代进行心急如焚的全球化推进也注定是一种徒劳。全球化推进*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甚至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或者且不说那样的价值趋同能否实现是否正确，即便理性主义对未来世界的正义召唤是多么感人至深，为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主航向”，让世界再在若干年的价值冲突中怨怨相报、生灵涂炭，值得吗？
去年，一部电影在好莱坞诞生，叫作《天空之眼》，和当年著名的《拯救大兵瑞恩》一样的感人至深，一样的煽情催泪。不同的是，《天空之眼》是在“反恐”的全球新秩序语境中展开。
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奉命执们一项指挥无人机的秘密任务，抓捕肯尼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即将在纽约或巴黎实施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正当美国军方准备炸毁恐怖分子窝点时，却发现一名九岁的平民女孩就在他们的射杀范围内。窝点位于肯尼亚首都。女孩来自一户普通的人家，母亲从早到晚做面包，这位女孩每天在饭点的时候，将面包拿到大街上叫卖。而她贩卖面包的时间和地点，就是美军发射炸弹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应发射炸弹，而不顾无辜平民的生命？产生了激烈分歧。
应该拯救这个无辜的生命，还是将恐怖分子的犯罪动机扼杀在摇篮之中？影片中的小女孩，是导演故意放置的道德命题，代表着千千万万遭受战火摧残的平民，到底是当地的人民无辜，还是纽约、巴黎受炸弹威胁的居民更无辜？这个问题有点虚假。说到底，片中没有几个人在乎小女孩“真正”的生死，政客在乎的都是个人的利益。祖先和同胞的“前业”之罪，我们从来都是共同背负的，我们的前生今世和未来，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谁是*无辜的，也没有谁因为做了善事，就*会拿到颐养天年的免死金牌。无妄之灾，一代开始，永不停息，代代相传。
也是这一年的夏天，《海底总动员2：多莉去哪儿》在全球公映，吸引的是更年轻的一代观众。影片传达的还是那样永恒不变的好莱坞主题，它微笑着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你一定要挺到*后，哪怕得了失忆症，从小和父母走散，但一路都会有好人相助，一路都会有奇迹发生，送你寻找到回家团聚的路。鱼儿落到地上，干涸将死，但是没关系，废弃的喷泉这时候会突然出水，将鱼儿喷送到附近的河流里。戏剧夸张和艺术想象总是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忘记现实的严酷。
但是，无论是在早期的英格玛·伯格曼、费里尼那里，还是在后来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那里，欧洲的文艺电影*不允许这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和盲目的积极励志，那是一套sophisticated（复杂精致、微妙深奥）的话语体系，在欧洲大师电影里，不相信生活是直线的，不相信世界是简单的，不相信人类历史真的会在美国式的无限自信中快乐定型。那些欧洲大师的电影作品，永远用凝重的画面、冷峻的故事、深沉的哲理、唯美的光影、非扁平化的人物，缓缓告诉你，世界是一个多么无解的难题，生活中有多少两难、无奈、曲折、迷茫、残缺、尴尬、误解、阴影和悲情。这种深刻而忧郁的人文主义传统，从《荷马史诗》至今，历经千年不变，似乎注定要永久流淌在地中海文明艺术的血液里。
在《蓝白红三部曲之白》里，基耶斯洛夫斯基*不会简单下结论，判定波兰和法国哪里更平等。恰恰相反，*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追求平等的结果往往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而已，尊严从来就是相对的，不是简单的移民或者还乡所能够获得的。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把镜头对准了遭受战火摧残的、被撕裂的巴尔干半岛。上帝创造的*样东西就是旅行，然后是怀疑，接着是乡愁。在这样的深沉视角中，导演重现了对历史和人民的人道关怀，透过残破的风景和动荡不安的人心，将整个羁旅过程笼罩于凝重与悲凉之中。
这种精英化的思考模式，相对于今天观看电影的普通人，可能高深了一些，但它至少不会产生一元化的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的经验信条，至少不会潜移默化地蛊惑出一个千篇一律、世界大同的乡愿式梦想，它至少可以思辨性地把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文化的多元化、人性的多义性、历史的开放性、生命的灰色地带当作一种生活的学问，在银幕上展现出来，用升华和超越的方式，用伦理、审美和哲学的视角，帮助人们阐释生命的无常，揭示历史的吊诡，质疑现实的秩序，批判主流的错误，缓解心灵的紧张，寻找人生的归宿。
而这一切，是只有一百年历史的美国好莱坞永远做不到的。毕竟，好莱坞试图传递的那个带有强烈的“全球化”和“美国梦”色彩的愿景，实际却在将全人类的文化“异乡化”、“异质化”，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脆弱的图景，也是背负着各自乡愁的人们所不愿等待的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