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道教与唐代文学
作者： 孙昌武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08月
简介：
孙昌武先生是国内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行家，业已出版多部相关专著。唐代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它对文学造成了极大影响。本书在大量的诗文和史实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道教对唐代文人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该书前两章分别论述了唐代特别流行的炼丹术、神仙思想、神仙追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第三章以长安道观为中心，探讨当时道观的发展形态及其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后一章以论述唐代“三教调和”思潮作为全书的总结。
【目录】
目录
总论
炼丹术与唐代文学
一唐代炼丹术的发展
二唐时外丹术的兴盛
三唐统治阶层热衷于炼丹术
四唐代炼丹术向社会扩散
五丹药的“效验”和诱惑
六唐代文人间炼丹和服丹药成为风气
七文人好道者不必嗜丹药
八唐代文人对丹药危害的批判
九丹药的困惑及其影响
十外丹术破产——向内丹转化
神仙术与唐代文学
一神仙信仰、神仙术、神仙美学
二唐代道教神仙思想的新发展
三唐代统治者的求仙活动
四唐代道士的新形象
五神仙观念的世俗化
六唐代“入道”“学仙”的文人
七唐代文人的“羡仙”意识
八李白——神仙追求及其困惑
九李贺——心造的神仙幻境
十白居易——人间的“神仙”世界
十一李商隐——作为艺术境界的仙境
十二游仙——仙人和仙界的礼赞
十三新型神仙传说
十四作为讽喻的神仙世界
十五人与仙的中介——文人笔下的道士
十六新型的“洞天福地”——道院
十七女仙和女道士
十八能诗的女道士
十九人间胜过仙境，人情强过道心
二十神仙信仰的破灭与神仙“美学”的发展
唐代长安道观及其社会文化活动
一宫观数量和名称
二道士人数和道观规模
三长安道观作为“祀祷宗教”的机构
四对道观和道士的管理
五道教教理的研究机构
六道观的文化性质和文化活动
“三教调和”思潮与唐代文学
一“三教调和”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二调和“三教”的契合点——心性的体认
三佛、道二教对唐代文人影响的深入
四文人中的“三教调和”潮流
五“三教调和”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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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时外丹术的兴盛
唐代外丹术的流行，在文人间产生巨大、普遍的影响，还有其自身发展的条件。
本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四。，外丹术在其长期行用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它从根本上是无益、有害的。有许多人因为服用丹药而丧失了生命；同时常识也告诉人们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而自汉代以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儒家思想传统又富于理性主义精神，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记载秦皇、汉武的求仙活动都取批判态度；在王充的《论衡》里更专门设有《道虚》一篇，大力批驳了当时正在流行起来的修道求仙、“飞升”“尸解”、“延年度世”之说。大体和道教同时兴盛起来的佛教，其基本教义也是和道教神仙思想相对立的。然而尽管如此，在隋唐时期的几百年间，外丹术却一直兴盛不衰。就其在社会更广泛层面（当然主要还是在社会上层）的传播说，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文人间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状况的形成，自然得力于本书序言中已经提及、后面还将讲到的帝王的提倡，而炼丹术自身发展中取得的“进步”也是重要原因。
首先，自两汉以来，炼丹术士和后来的道士们造出了许多丹经，据考早期的如《三十六水法》、《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等均出于西汉或东汉初参阅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考》，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hina,p.p.309—355,ShanghaiClassic Publisher,1982。。到唐代，随着炼丹术的兴盛，更有大量丹经被制造出来，前面已列举过一些名目。中唐时的梅彪作《石药尔雅》，在序言中说：“余西蜀江源人也，少好道艺，性攻丹术，自弱至于知命，穷究经方，曾览数百家论功者。”《〈石药尔雅〉序》，《道藏》第19册，61页。可见当时流传丹经之多。这众多丹经的主要内容是指示合炼“方法”的，但对炼丹的原理、过程、效用等问题也在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精密的说明和论证。在这方面，《周易参同契》以《易》理附会丹药、炉火之事的做法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后来的丹书基本是依据“五行生克”、“阴阳相需”、“雌雄交媾”、“乾刚坤柔”等观念，来说明药物配合、炉火运用以及“七返九还”（“还丹”）的道理。本来这些理论基本上是出于主观臆造，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在其谬误的体系中也包含有某些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如《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李少君炼丹砂为黄金，是以之为饮食器物，认为使用它们可以延年益寿以至不老不死；后来则服用合炼出的丹药，被当作求仙以度世的主要手段。认为服用丹药对人体发挥作用的基本思路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其根据是“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四《金丹》，71页。《周易参同契》上已说过：“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熏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鬓发白变黑，更生易牙齿。老翁复丁壮，耆妪成姹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阴长生注《周易参同契》卷上，《道藏》第20册，76页。这种观念和由之决定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却并不是全无“道理”的。现代医学用含铁、含钙的化合物来给人体补铁、补钙，也可以说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办法。就“还丹”理论而言，古代人看到一些铅、汞等矿物或金属坚固不销蚀，但有剧毒不能直接服用，所以设想用配合药物来合炼的方法提取其精华。一遍（称为“转”或“返”）不成，再作多遍、“九转”，“九”为数之极，合炼无数遍，制成“灵丹”。这和现代医学中制造和使用一些无机盐类的药物在道理上是有共通之处的。事实上炼丹实践中合成的某些丹药，确实具有一定疗效，以至如今仍作为药物在使用。炼丹术这种“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理论的“合理”“内核”，是它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会引人入胜的地方。此外，延长生命本是人的本能愿望。作为道教哲学基础的道家学说把天、地和人的生命与“道”相“合一”，因此相信人生有“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从而认为人体这个小“宇宙”可以和外部世界大宇宙“合一”而得到“永生”。这种基于“天人合一”观念的对于永生的追求在思维逻辑上也是有“合理”之处的。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为延续寿命而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这也是促进科学特别是医药学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人类在这方面的努力确实在不断地取得成果。炼丹术的理论思路在大方向上也是与这种努力有共同之处的。特别是应当承认，在对丹药的信仰的背后，表现了对于人力战胜天工的强烈信念。唐人所注《周易参同契》上说：“累垣立坛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见形像，梦寐感慨之。心欢意悦喜，自谓必延期，遂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阴长生注《周易参同契》卷上，《道藏》第20册，75页。这反映的当然也是唐时人的观点。这段话是为了提倡外丹，明确地对于祀祷鬼神的迷信行为进行批判，反映了否定迷信外力、相信人的“自力”的积极精神。这样，道教外丹术在观念上又表现出强烈的肯定生命、追求生命永存的观念和以人力实现这种愿望的信念和意志，这是富有积极思想内涵的。因而随着炼丹术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虽然整体上是谬误的、反科学的，其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其中又有着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另外还应当注意到，把炼丹术总结为理论形态并把这种理论不断加以发展，这一事实本身也提高了其存在的价值。炼丹术发展到唐代在理论建设上做出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它得以存续和造成巨大影响的重要条件。
其次，从唐代炼丹术的具体发展状况看，一方面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和改进，确已取得不少有价值的积极进展。如上所说，炼丹方法基本上是根据一套先验的理论（在道教中这又成为宗教的信条）设计的，是反科学的；但合炼药物本是实践活动，服用丹药更是对其效用的直接检验，长期的、反复的这类实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修正”其理论而取得积极、有益的成果。另一方面，面对众多的中毒死亡的事实，在理论上也需要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辩护。就前一方面说，唐代炼丹术在几百年的反复实验中，已经付出不知多少沉重的代价，积累了大量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在对药性的认识和“杀毒”方法等方面，总结出许多较为正确的认识，并探索出多种有一定效用的解毒手段。唐代的张九垓在《金石灵砂论》里指出：“金生山石中，积太阳之气，薰蒸而成，性大热，有大毒，旁蒸数尺，石皆尽黄，化为金色，况锻炼服之者乎？……若以此金做粉屑服之，销人骨髓，焦缩而死也。”《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道藏》第19册，5页。这表明他已明确意识到黄金这种金属矿物是有剧毒的。这类记述在唐代丹经里留有很多。采用合炼方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去毒。虽然实践证明当时采取的方法基本不能全都消除毒性，能做到的只是降低毒性或延缓其发作而已，但总还是把危险和损害减小了。有一部名为《真元妙道要略》的道典，题为三国时的郑思远撰，其中引用了唐、五代人语，当出于北宋，其卷一列举“错修铅汞、损命破家”的“伪法”三十余种，如“有用凡朱、汞、铅、银取抽台水银，号为天生牙，服而死者；有用硫磺炒水银为灵砂，服而头破背裂者”《真元妙道要略·黜假验真镜*》，《道藏》第19册，291页。等等。这些经过实践得出的教训，总会使道士们不去莽然服用或让别人去服用合炼出的药物，而更加重视丹药的实际效验。唐时的外丹术又已总结出一批具有一定实效的解毒方法，如所谓“伏”、“炼”参阅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其中对具体做法有详细考辨。等等，具体做法包括配合药料以使药物发生化合作用、加温促进药物的分解或中和、加水稀释以减低毒副作用，以及在服用剂量上加以控制等。此外还制造出一些专门去毒的药剂，如所谓“消毒灰”《太清经天师口诀·度灾灵飞散法*》：“次作消毒灰法：用牛屎灰、理石(陈国符谓即石棉）灰，分等，取磁石碎之，用东流水熟煮，取汤，将淋二灰，得汁。此灰能消金毒银毒，是名消毒灰也。”《道藏》第18册，789页。。这都是相对“科学”的方法，应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的。加之有些丹药一时间确能取得某一方面的效验，而同时毒副作用并不明显或暂时没有显露，就更会诱使人去冒险尝试。这实际上也表明炼丹术中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验也已取得了一些科学成果。尽管这种成果有限，但总会增强其影响力。而众所周知，在科学史上，炼丹术乃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另一方面，为了替大量中毒死亡的现象做辩解，道典中又发挥了所谓“尸解”的观念。西汉桓谭对答“圣人何不学仙而令死邪”的疑问已说过：“圣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终也。”〔东汉〕桓谭《新论·辨惑第十三》。《太平经》则已明确提到“尸解分形”、“尸解仙人”《太平经合校》下册，553页，卷一○一《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百八十二》。的观念。王充直接批判过所谓“尸解”的愚妄〔东汉〕王充《论衡》卷七《道虚篇》，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亦证明当时这一说法是多么流行。六朝道教在对神仙的分类时更发挥了这一观念。葛洪是一代神仙思想的总结者，他区分神仙为天仙、地仙、尸解仙。六朝道经《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里说，“世人受诵，则延寿长年，后皆得作尸解之道，魂神暂灭，不经地狱，即得反形，游行太空”；唐道士李少微注解中说：“按上经，尸解有四种：一者兵解，若嵇康寄戮於市，淮南托形於狱；二者文解，若次卿易质於履，长房解形於竹；三者水火炼，若冯夷溺於大川，封子焚於火树；四者太阴炼质，视其已死，足不青，皮不皱，目光不毁，屈申从人，亦尸解也。肉皆百年不朽，更起成人。”《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一，《道藏》第2册，196页。这是唐时道教徒对“尸解”的进一步的发挥。文人的看法如段成式说：“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恶，目光不毁，头发尽脱，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晓、向暮谓之地下主者……”〔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玉格》，16页，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把死亡，包括水火刀兵之死视为尸解成仙，也就不再有对它的恐惧。把服药中毒说成是药性发作，直到中毒而死却认为是尸解，这虽然难于令所有人信服，但对迷信其道的人是会有说服力的。
再次，与前一方面相联系，到唐代，丹药在医疗上被更广泛地应用，从而对于促进其发展、扩大其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历史上宗教“伪科学”与科学在发展中交互影响和促进的例子。唐代的许多炼丹术著作在记载丹药的制备和效用时常常讲到其医疗上的效果；另一方面，一些医药学方面的著作则把某些矿物和丹药当做医治疾病的药物来记载。如著名道士也是医学家的孙思邈，在其《千金方》和《太清丹经要诀》里就分别记载了多种可用作医药的丹药的制备及其具体疗效。独孤滔的《金石薄五九数诀》、《丹方鉴源》等道典实际也应看作是关于金石药物的专著，它们在当时是被炼丹家当作炼丹术的指导经典的。晚唐沈知言撰《通玄秘术》（今本一卷，原序称三卷），其序中谓从道士马自然处得“采补延生”之术，又于故友郑公处得“神丹诸家秘要，皆是济世治疗人间一切诸疾、延驻之门，并制伏五金八石，点变造化，辟除寒暑，绝粒休粮，或箭镞入肉……点摩丹药其镞自出”《通玄秘术序》，《道藏》第19册，356页。。书中记录丹药二十余种，如郑氏三生丹、青花丹、太阳流珠丹等等，有的即当是有上述疗效的。这样，在唐代，社会上，有部分丹药被应用于医疗疾病，这也会对促进炼丹术的流行起一定作用。如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医药升汞（“粉霜”、“水银霜”，即HgCl2）、甘汞（“轻粉”、“水银粉”，即Hg2Cl2）、砒霜（“媲霜”）等，都是唐时行用起来的。
再有一点对炼丹术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就是所谓“黄白之术”的兴盛。这本是外丹术的一个分支，即合炼黄、白，制造金银。起初如《史记》所记载，制造出来的金银本是用来做饮食器的，认为使用它们可得长生。如上所述这也并非全无“道理”：使用某些金属器物，确实会使该金属的微量元素进入人体。但后来设法通过合炼制造金银，则主要是为了发财致富。这样制造出来的金银，实际是具有金银色泽的合金。人们通过实践已逐渐认识到它们不同于真的金银，因而称之为“药金”、“药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里已有专门的《黄白》一篇，其中记载他的老师郑隐的话说：“……及欲为道，志求长生者，复兼商贾，不敦信让，浮深越险，乾没逐利，不吝躯命，不修寡欲者耳。至于真人作金，自欲服饵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一六《黄白》，286页。这些话表明，在当时通过合炼黄白以致富已成气候。葛洪更记载了一些合炼黄白的具体做法，从中可以知道当时已经炼制出黄色的坤黄铜，即是一种“药金”。隋代的苏元朗在《宝藏论》里已记载了二十种药金：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土中金、生铁金、?石金、砂子金、土绿砂子金、金母砂子金、白锡金、黑铅金、朱砂金、熟铁金、生铜金，以上十五件；唯只有还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麸金、草砂金等五种是真金，余外并是假。《宝藏论》已佚，见《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四《金银》条。大约出于唐人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也记录了同样的文字，谓出于《本草金石论》《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道藏》第19册，266页。。《宝藏论》同时还记录了药银十七种。唐人的笔记小说里也记载着不少药金、药银的名目。唐人金陵子《龙虎还丹诀》一书中还记录了不少“黄白丹方”如“金花还丹方”、“黄花丹阳方”等。例如其“点丹阳方”，就是以砒黄、雌黄、胡同律、盐飞炼而成“卧炉霜”（砒霜），再用以点化“丹阳”（铜），形成铜、坤合金坤白铜，这是一种很像真银的“药银”《龙虎还丹诀》卷上，《道藏》第19册，111—113页。。成书于中唐前的《太古土兑金》也保存了弧刚子关于点化五金的资料。这都表明当时药金、药银制作的高度水平及其流行之广泛。那些伪金、银有意无意间被视同真的金银，成了财物，在社会上流通。“黄白之术”从而也就脱离了宗教目的，而成为方士们敛财或邀宠的手段。甚至朝廷也利用道士所制造的药金、药银，作为国库的补充。黄白术的兴行乃是唐代炼丹术的一大特色，后来则发展为一种骗术。宗教的法术成了“制造”伪金银的方术，也是道教蜕变的表现。陈国符说：“即在唐代外丹术兴盛之时，当时道士烧炼外丹，名为求长生，究其实质，已变为制造黄白，以规财利。盖求长生，结果足以丧生，而治黄白，反可以得财利。二者相较，利弊悬殊，故发展之方向，自然移向此方面也。”《道藏源流考》下册，392页，中华书局，1963年。在当时，这确实又是炼丹术诱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代出现的大量丹经，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炼丹术成果的总结，在推动它的进一步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说，道教的法术本来是秘密传授的，但从西汉时期出现古丹经，以至写出了《周易参同契》那样的总结性著作，炼丹作为“技术”逐渐被公开了，从而使它们可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掌握。中唐的梅彪于元和年间所著丹药专著《石药尔雅》二卷，其中《载诸有法可营造丹名》一篇记录丹药七十种，有太一金丹、太一玉粉丹、太一金膏丹、太一小还丹、还魂驻魄丹等；接着《释诸丹中有别名异号》一篇所记录为前列丹药的别称；再下面则是《叙诸经传歌诀名目》，列出当时丹经歌诀约百种。其中有些是前代的如《太清经》、《抱朴子金丹经》等，更多的应是当代的。因为这些书多数已经佚失，今已不可确考其真实面目，但在唐时它们曾经流行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还有《论诸大仙丹有名无法者》一篇，记载的金丹如黄帝九鼎丹等，则是不知合炼方法的。这又从侧面证明前述“可营造”者的确是当时实际流行的《石药尔雅》卷下，《道藏》第19册，64—66页。。唐代丹经的名目除了道教经典里所记载的之外，普通史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烧炼秘诀》一卷、《龙虎通玄诀》一卷、《龙虎乱日篇》一卷、《太清真人炼云母诀》二卷，郑樵《通志·艺文志》著录《龙虎篇》一卷、《黄帝神灶经》三卷、《丹经要诀》一卷等。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里也曾对古外丹文献加以考证、著录。这类书大多已亡佚，但今存于《道藏》里的仍有不少。出于唐代的，如前已提到的《太清石壁记》（本隋苏元朗著，今本为唐乾元年间楚泽先生重编）、《石药尔雅》、独孤滔《丹方鉴源》，还有陈少微撰《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张果撰《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金陵子述《龙虎还丹诀》、金竹坡撰《大丹铅汞论》，以及唐人撰而佚名的《阴真君金石五相类》、《金石薄五九数诀》等，都包含值得研究的内容。这也都表明了当时炼丹术是多么兴盛。应当指出的是，当时道士间秘密传授炼丹术的人仍有不少，因而可以设想有更多的相关资料并没有流传并记载下来。
以上几个方面表明了唐代炼丹术发达的情况，从中也可看到促成其在社会上兴盛并广为流传的原因。
三唐统治阶层热衷于炼丹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