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儿童文学全集

作者：  李雪，晓静选编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

简介：　　叶圣陶(1894--1968)，名绍钧，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称甪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在20年代陆续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早期小说大多描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代表作品如《潘先生在难中》等；后转向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如《夜》、《倪焕之》等，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他的小说呈现出朴实冷隽的艺术格调。“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发表了《多收了三五斗》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技巧日臻圆熟。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四川工作和生活，写作以散文和文艺评论为主。主要散文集有《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他的散文感情朴实，意趣隽永，语言洁净，大多具有厚实的社会内容。《藕与莼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牵牛花》、《春联儿》等是他散文中各具特色的名篇。 　　 全集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入童话、生活、散文，下卷收入小说、儿歌、小话剧以及再创作的作品等。全集共192篇。《叶圣陶儿童文学全集》与已经出版的《冰心儿童文学全集》和《张天翼儿童文学全集》在编排体例上有些不同，各部分的题目是用已经出版过的集子命名的：童话分别用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鸟言兽语命名；生活用希望你们这样命名；散文用海上的朝阳命名；小说用邻居命名；歌谣、儿歌用北边冷地方命名；小话剧等用夜工命名；对现成的童话、寓言、小说、民间故事等进行的再创作全收入牛郎织女中。此次编辑，我们还在叶至善先生、叶小沫女士的帮助下，对叶圣陶所编写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进行了选编，让许多几乎失传的作品重新与读者见面。 　　 叶圣陶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选编中，我们经过认真阅读和鉴赏，把凡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和适合少年儿童看的作品，都收入本书。凡收入本书的作品，都保持原貌，只对个别字句做了订正。为使读者对叶圣陶的贡献和成就有个全面了解，还编了《叶圣陶生平年表简编》，附于书后。 　　 [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叶圣陶童话故事集

作者：  叶圣陶著;叶至善编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简介：《叶圣陶童话故事集》内容简介：叶圣陶（1894～1988）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原名叶绍钧，笔名叶、圣陶、斯提等。江苏苏州人。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称甪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曾与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笔阵》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后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小说《隔膜》、《线下》、《倪焕之》，散文集《脚步集》、《西川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

刘纳学术随笔自选集

作者：  刘纳著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简介：作者凭借着其娴熟的古典文学的功底，自如地出入在近代与现代的交界线上。本书当中不乏对于五四时期的个案分析，但是更多的是把五四置于历史的和世界的坐标当中考察问题。对于五四这样一个令人怀恋的文学时代，应该配得上世上最高的赞美。 片断： 同席——对骂——抱吻……——20年代初期的郭沫若与胡适 1921年8月9日，郭沫若与胡适初次会面——在上海。 这两位新文学中人都已经暴得大名，当然，他们名之“大”的程度也已显出了相当远的差距。胡适作为为新文学发难的先驱人物，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郭沫若还是尚未拿到医学士文凭的留日学生，只是因为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风格新异的诗作令人瞩目，他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几天前刚刚出版。因此，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 那天的“同席”是谁请客？胡适日记与郭沫若回忆所述大有差别。胡适当天日记记：“周颂九（久）、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周、郑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大的高班同学，由他俩出面作东，似有为郭沫若引荐之意。而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明确地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 究竟谁请客并非是无所谓的事——这与高梦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身份有关，而商务是使郭沫若十分敏感的地方。 早在郭沫若开始文学工作之初，就曾想把自己的译著卖给商务印书馆，但被拒绝了。郭沫若与朋友策划后来称之为“创造社”的文学社团时，上海滩上有点名堂的书局如中华、亚东等都不愿接受由几个留日学生操办的前途莫测的刊物，代为奔走的朋友根本没敢问津于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直至1921年夏天，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郭沫若等与上海一家小书局“泰东”联系在了一起，以接受经济剥削和忍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代价，换来了泰东老板赵南公为创造社出版刊物的允诺。作为与小书店合作的写作者，郭沫若不能对商务印书馆这庞大的存在无动于衷，其心情就相像于本具备考上名牌大学的实力却阴差阳错地进了草鸡大学，那份对于“名牌”的敏感是可以想见的。 恰是在1921年，高梦旦在北京访胡适，力请胡去商务主持编译所。在胡适谢绝之后，高梦旦又请胡到商务做三个月的客人。7月16日，胡适抵上海，商务总经理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惊叹的礼遇。7月20日，上海商报便登出一篇“趣闻”《胡老板登台记》，称胡为“新文学的泰斗”，谓其受聘于商务，“言明每月薪金5000元（比大总统舒服）”，到馆之日，“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尽管胡适认为这篇文章不过是“玩笑”，他还是认真地将其剪了下来，粘附在当天的日记上。至少，他对这种炒作并不反感。已是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胡适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热点。 当时正在上海与泰东合作的郭沫若对胡适的“煊赫”肯定是反感的，这反感到十多年后化作了嘲讽的文字：“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同席，是怎样的光荣呀！” 关于这次“光荣”的“同席”，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有相当详尽的记述：当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郭沫若在记述了这些仿佛记忆犹新的情景之后又描述了自己的揣测：“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 究竟高梦旦与胡适是否有意“找”郭沫若，这件事除郭沫若本人的回忆外，尚难找到其它的佐证。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他会在与郭沫若会见之前，就与高梦旦商议要把郭请到商务吗？且不说对郭的看法怎样，胡适会推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吗？我们只能留下疑问了。 另一个疑问是：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这件事。 胡适出生于1891年12月，算起来只长郭沫若11个月。论学问才情，郭沫若大概也并不佩服胡适，但在1921年夏天的上海，他们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了极大的差别。郭沫若日后将有不少机会发泄他的不平与不满。 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没有放过胡适。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部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湖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十多年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到“胡适在‘骂人’的一段杂记里面，骂了达夫，同时不用说也连带着骂了我们”时，忽略了一个事实：是郁达夫先把胡适骂作“清水粪坑里的蛆虫”的，而胡适所回骂的“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实在要客观得多也文明得多了。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郭沫若这段文字充分传达了他对权威姿态的反感。而胡适1923年5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 至于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923年10月11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停。”“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泅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下了一段十分愤慨的话：“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世间岂有公理哉”？在艰苦的生活中，郭沫若本人也一定这样无数次地质问过。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啼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署而散”。随着“飞拳投署”的情感宣泄，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2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沈泽民传

作者：  钟桂松著

出版社：

简介：　　钟桂松同志的力作《沈泽民传》，是他20年来辛勤研究、不倦探索的结晶。作者以翔实生动的材料、朴实流畅的文笔，叙述和评论了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展现了这位从思想文化战线到政治军事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领导干部的战斗业绩、思想性格、风骨情操。阅读这部传记，是对五四运动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的一次学习，是对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次体验，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一次净化。沈泽民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热忱战士，不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家。他在安徽芜湖、浙江桐乡、上虞等地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活动；他与陈独秀、李达、邵力子、沈雁冰、张太雷等捐资创办平民女校，与侯绍裘等到上海大学义务讲课，与邓中夏、瞿秋白等在沪西举办工人夜校，与项英一起在沪西建立工人俱乐部；他为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出了努力并成为其最初的主要领导干部，他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同瞿秋白一起创办《热血日报》。所有这些重要的活动，突出的贡献，在这部《沈泽民传》中一一得到切实的记载。沈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经历和杰出贡献，也是鲜为人知的。这部传记浓墨重彩，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记叙，客观、公允的评论，把沈泽民在反“围剿”战争中为巩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所作的贡献，把他那英勇无畏、艰苦卓绝、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特别是沈泽民在咳血不止、重病垂危之际，面对敌人的残酷进剿，依然指挥若定，团结和鼓舞战友去争取胜利的情景，读来令人扼腕，催人泪下。沈泽民在鄂豫皖的土地上洒下一腔热血，献出了他34年的生命。他的忠诚，他的无私，他的智慧，他的浩然正气，他的英雄气概，从作者的笔端奔泻出来，涌现在读者的面前。　　

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

作者：  张宝明，王中江 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4-1

简介：《新青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滥觞与摇篮——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俞平伯、章士钊、傅斯年、高一涵、沈雁冰等一代文化巨人和政治巨人们，都曾在《新青年》发表自己重要的作品或文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最终使之成为无可否认的新文化元典！

王统照散文选集

作者：  [王统照著];王锦泉编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简介：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曾化名为王恂如，笔名有剑先 、鉴先 、健先、容庐、恂子、鸿蒙、提西、霭骞、TC等，诸城市相州镇相州一村人 ，著名作家、诗人。 　　 统照出身地主家庭，7岁丧父，母为其延师课读，13岁考入县城高等小学，开始接触数学、史地等新学，课余喜读《封神演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小说。毕业后，于1913年考入济南育英中学。1916年，为纪念反对帝制、再造共和一周年，他编导话剧《云南起义》，并自饰蔡锷。是年，他的短篇小说《遗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 　　 1918年夏，王统照到北京考入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开始读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结识了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五四”运动时，他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爱国行动，并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1921年1月,他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世英、蒋百里、叶绍钧、朱希祖、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自始至终为骨干。他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热情倾泻在作品中，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他发表过《遗音》等短篇小说和《生命的火燃了》、《少年的梦》等新诗。1922年，他在文学研究会创办的《诗》月刊上，发表了《未来的阴影》、《烦激的心河》等诗歌。是年，他于中国大学毕业，并于同年10月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叶》。1923年1月出版第二部长笛小说《黄昏》。1924年1月出版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他的小说文笔细腻，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内容上虽没有为读者指出一条出路，但却强烈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有一定影响。是年8月，他就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1925年1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童心》。 　　 1926年7月，王统照因母病辞职从北京回归故里。1927年转赴青岛，先后在青岛铁路中学、市立中学任教。1931年3月应朋友之邀去东北，时东北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忧心忡忡，写了报告文学集《北国之春》，描述了东北人民在敌人铁蹄践踏下的痛苦生活。1933年，他的代表作、新文化运动中著名小说之一《山雨》出版，继而出版了诗集《这时代》。《山雨》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评论家好评，但也触犯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其“颇含阶级斗争意识…… 予以警告，勒令禁止发行”，王统照亦被列入“危险人物”黑名单。 　　 1934年，王统照出国去欧洲。他先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阅读 、抄录资料，又去剑桥大学研究文学，之后去非洲，游历了埃及，再回到意大利 。后来，他的游记汇编为《欧游散记》于1937年出版。 　　 1935年春，王统照欧游回国，1936年秋去上海接任大型文学刊物《文学》 主编。同年10月，华北告急，王统照与巴金、茅盾、郭沫若、鲁迅等联合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2月，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年，出版长篇小说《春花》。1937年6月编辑出版《王统照短篇小说集》。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统照与许广平、郑振铎、唐弢等人继续从事文学活动。1938年，他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兼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为《 大英夜报》编副刊《七月》，为《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写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上午，日军冲进上海租界，王统照为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要求学生“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从此他化名王恂如在上海蛰居，闭门译著，生活清苦。1945年返回青岛，任《民言报》《艺文》副刊主编。1946年8月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47年因公开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而被解职。1949年7月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文协理事。9月，他出席青岛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秋受聘担任山东大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1950年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被选为省文联主席，1952年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还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济南市主任委员。1957年11月29日病逝于济南。解放后的主要著作有诗集《鹊华小集》、文学评论集《炉边文谈》等。 　　 本书选编了王统照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所写的散文27篇。 　　

儿童世界丛刊：希腊神话

作者：  沈雁冰，赵景源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2014-4-1

简介：《儿童世界》是中国第一本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商务印书馆创办，1922年1月创刊，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丛刊》是在《儿童世界》杂志基础上，精选杂志优秀作品，印行的一套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内容涵盖神话、故事、小说、童话、书信、寓言、日记、小常识等。本册收录《希腊神话》《秋山红叶》《童话第四集》：《希腊神话》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收录著名作家沈雁冰10篇介绍希腊神话的故事。《秋山红叶》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赵景源著，收录15篇童话、叙事作品。《童话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1932年毁于上海淞沪抗战炮火。1932年10月、11月三次再版，称“国难后第一版”“国难后第二版”“国难后第三版”。本次修订是在“国难后第三版”基础上进行。收录四篇优秀童话作品《杰克与豆梗》《愚笨的勒克辖》《公主和鹦鹉》《胆小的克马》。

父父子子——漫说文化丛书

作者：  钱理群 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5-1

简介：“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作文章，也颇费踌躇了。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尽由感情支配，最少理性成份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对立物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实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最高者中的一篇，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 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　”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且看丰子恺先生的《作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虚伪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了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重感与焦灼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的补课。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 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么？）。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上几万分的忧吗？”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份量。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呢？ “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最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的。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地说，年长的一代与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味的。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属于子辈 、学生辈。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叛师）”意识，三十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自己的专制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这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们已成为当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性的致命伤。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爱”。但不仅“爱”的内质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女、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唯一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代人”的。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而感到某些不满足。

茅盾经典

作者：  [茅盾著]

出版社：

简介：沈雁冰同志是国内外享有崇高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从茅盾先生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起落消长。 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段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

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

作者：  张宝明，王中江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

简介：《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内容简介：《新青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滥觞与摇篮——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俞平伯、章士钊、傅斯年、高一涵、沈雁冰等一代文化巨人和政治巨人们，都曾在《新青年》发表自己重要的作品或文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最终使之成为无可否认的新文化元典！

开国第一任部长

作者：  宋国涛著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政府的战略构想和决策，早已被毛泽东亲切称之为“内阁总理”的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筹建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工作上。周恩来亲自主持民主建政工作，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为新中国开国奠基。 　　1949年10月21日，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他首先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接着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指出，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 　　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有多位党外民主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为有利于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特别重视挑选大批有经验的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早在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因此，政务院四位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中，有两位是党外人士；在新中国首任二十一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黄炎培、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马叙伦、李德全、史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真正实践和对民主党派的真诚，使民主人士深受感动，从而使他们踊跃参政。另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第一届政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任职、兼职的现象，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政务委员曾山兼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等。 　　群星闪耀的共和国第一任部长，他们是为创建新中国驰骋天下的功臣，他们是建设新中国急需的知名人士或业内专家，他们在开国部长的岗位上，都为新中国的初创与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突出的甚至是了不起的贡献，为后人所景仰和钦佩。

回眸《新青年》,社会思想卷

作者：  张宝明，王中江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

简介：　　《新青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滥觞与摇篮——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俞平伯、章士钊、傅斯年、高一涵、沈雁冰等一代文化巨人和政治巨人们，都曾在《新青年》发表自己重要的作品或文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并最终使之成为无可否认的新文化元典！ 　　

圆明园.2

作者：  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

出版社：

简介：　　《圆明园（共5册）》学刊久已脱销，许多读者要求重印，中国圆明园学会决定借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之际，重新刊印，以飧读者。此次出版，力求保持刊物的原貌，除盒套为重新装帧外之，对每集内容未作改动，皆维持原样。再版学刊将于九月中旬和读者见面，届时请关注学会网站的即时消息。 　　1980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圆明园罹劫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在会上谴责了帝国主义者焚毁圆明园的罪行，同时对长期以来圆明园遗址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深表忧虑。会后以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为首的1583人签名，发表了保护、整修和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同时成立了“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并由中国圆明园学会主办《圆明园（共5册）》学刊，以便推进对圆明园的学术研究。学刊于1981年11月创刊，到1992年5月，共出版了五集，登载了近百篇有关研究圆明园研究的文章，作者从历史、建筑、园林、文物保护等不同学科对圆明园本体和遗址的保护、整修、利用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

周作人散文精选

作者：  周作人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周作人散文精选(名家散文经典)》收录了其创作的散文随笔作品。

毛泽东与著名作家

作者：  孙琴安，李师贞著

出版社：

简介：　　本书以客观叙述的写作态度，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再现出毛泽东与每一位著名学者的接触和交往情况，而不加任何议论。书中叙述的每一桩事情，每一段交往，都不是凭空臆造或随意发挥，而都是有案可查，有人可证，有信件可对的。 　　目　录： 　　毛泽东与鲁迅 　　毛泽东与沈尹默 　　毛泽东与周作人 　　毛泽东与柳亚子 　　毛泽东与李六如 　　毛泽东与郭沫若 　　毛泽东与周瘦鹃 　　毛泽东与孙俍工 　　毛泽东与张恨水 　　毛泽东与沈雁冰 　　毛泽东与萧三 　　毛泽东与成仿吾 　　毛泽东与田汉 　　毛泽东与郑振锋 　　毛泽东与瞿秋白 　　毛泽东与老舍 　　毛泽东与曹聚仁 　　毛泽东与夏衍 　　毛泽东与冯乃超 　　毛泽东与许志行 　　毛泽东与胡风 　　毛泽东与柯仲平 　　毛泽东与冯雪峰 　　毛泽东与刘大杰 　　毛泽东与巴金 　　毛泽东与丁玲 　　毛泽东与孔另境 　　毛泽东与冯至 　　毛泽东与臧克家 　　毛泽东与王实味 　　…………

欧行日记

作者：  郑振铎著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9

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 　　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 　　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 　　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 　　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 　　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 　　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 　　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 　　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 　　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 　　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 　　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 　　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 　　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 　　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 　　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 　　集》。 　　 本书是他在欧洲之行的112天中的日记的部分。 　　

郑振铎散文选集.第2版

作者：  陈福康编

出版社：

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 　　 他的散文在艺术、思想质量上,在真善美、才学识诸方面都取得相当成就。当然,也无须讳言。由于他创作个性的明快率直,有时随兴所至,或过于激动,语句可能推敲不够,缺少修饰,布局可能嫌得粗糙等;又由于他是一个学者,有时引征考证过多,包括一些难懂的古文,不免使艺术性没淹于学术性之中;又由于他一生各时期思想发展有急有缓,生活视野有宽有狭,从而也影响到他的某些散文的意境;等等。然而,总的说来,他大部分的散文,文字平淡而见新意,章法轻松而见严谨,读者能直接接触到作者的心,犹如当面倾听其谈吐,浑然忘却这是一种文字的表现——这不正是一种相当高超的艺术境界吗? 　　

南社人物吟评

作者：  邵迎武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简介：《南社人物吟评》介绍于右任、沈雁冰、戴季陶等132位南社代表人物的生平简略及主要著述等。《南社人物吟评》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钏影楼回忆录

作者：  包天笑　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14-8-1

简介：　　钏影楼回忆录》系我国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的回忆录.　　包天笑幼年家道中落,就读于表姊丈朱静澜处和二姑夫尤巽甫处.可谓之凡人,但他却不流俗,非凡超群.转徙逃难的痛苦使他倍加用功,博览群书,靠自学掌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了维持生计,他17岁即开门授徒,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1894年,考取了秀才.1900年与友人合资在家乡开办了东来书庄,并自任经理,尔后又集资发行《励学译编》；1901年,他创办了《苏州白话报》,内容以政论、新闻为主.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深受欢迎.1908年,他加入江苏教育学会.　　25岁时,包天笑经人推荐去江苏候补道员蒯光典家任家庭教师,次年,受蒯光典的委托在沪筹备金粟斋译书处,先后在启秀编辑局、广智编译所、珠树园译书处任职.1906年,他31岁时正式移居上海,开始主编和编辑了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他受聘为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又创作了数部电影剧本,撰写了多篇影评剧评.1909年加入南社,在南社第三次雅集上,当选为庶务.　　1936年,61岁的包天笑与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署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七七事变”后,积极为《申报》、《南京晚报》撰稿.1947年,包天笑由上海去台湾居住,次年赴香港.1973年,包天笑在香港法国医院病逝,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