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Realestate Innovation Contest 2003

作者：  时国珍主编

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简介：　　 业界公认的年度中国房地产顶尖楼盘评审活动“创新风暴·2003中国优秀住宅推介”日前在北京顺利落下帷幕。该活动由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城市开发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建设报·中国楼市》联合举办，由建设部和著名高校资深专家评审团完成三轮严格评审。6月6日，创新风暴组委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杨慎、建设部住宅与产业化技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振东以及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副司长沈建中等到会颁奖并致辞。 　　 “创新风暴”活动，是中国房地产界最具权威性、公信力、专业深度和市场推动力的品牌活动，被誉为中国房地产的引擎工程。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先后推出了一大批代表我国房地产建设先进水平的标志性作品，堪称中国业界最具权威性的年度创新精品楼盘大阅兵。专家称，2003年创新风暴的参评项目足以反映出中国房地产界在住宅创新方面的整体水准，建筑空间组织更具人文深度和较高舒适度。 　　 本年度创新风暴评审活动仍以中国房地产品牌企业旗下一线主力楼盘集体报名参评为主，万科、中海、金地等集团企业均有多个年度创新楼盘获奖，南京金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金基唐城”从全国近四百个报名送审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地区唯一获奖的楼盘，喜获“中国景观环境示范住宅”荣誉称号。 　　 　　 　　 　　

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

作者：  方国瑜主编;徐文德等纂录校订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简介：　　《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内容丰富，完备周详，是云南至今资料最多、最系统、最可信的一部大型史料丛书。凡涉及云南历史的专书、专卷、专篇、专条，均有收录。全书共10卷，约1000万字，全面、系统地收录了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古籍中有关云南地方历史资料近400种。其中有研究滇史必读的专书，如樊绰的《云南志》和《南诏野史》、冯苏的《滇考》等。有一般人难以找到的《滇略》、《张允随奏稿》、陈灿的《宦滇存稿》、杨慎的《滇程记》、黄诚沅的《滇南界务陈牍》等。有从重要文献中辑录零散资料而成专篇者，如《册府元龟》有关云南事迹、《玉海》有关云南事迹、《元史·本纪》有关云南事迹、《元史》有关云南诸列传摘抄、《明史》有关云南事迹辑录、《明会典》有关云南事迹辑录、《国榷》有关云南事迹等。也收录了很多重要史籍有关云南的部分，如《华阳国志·南中志》、《元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云南布政司的全文。还有大量散见于各书中有关云南的篇章，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社会、宗教、边事等，概行搜罗。方先生强调文物与文献并重，对各历史时期的碑碣、摩崖、塔幢、金石文字等多予收录介绍。过去人们慨叹云南历史资料难觅，而今面对着洋洋大观的《云南史料丛刊》，不禁为之振奋，云南学者经过若干代不懈的努力，终于汇聚成滇史研究的宝库。　　　《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既是滇史料工作的总结，也是滇史研究的里程碑。它将引导人们登上新的高度，开拓新的视野，再创滇史学习和研究的新辉煌。该书也将为认识云南、研究云南、发挥云南优势，创建民族文化大省，提供深厚的基础资料。

放翁词

作者：  陆游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5年03月

简介：

《放翁词》，一名《渭南词》。南宋陆游撰。收词一百四十五首。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九年），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仕途遭秦桧压制排挤。秦桧死后，三十四岁的陆游才得出仕为宁德县（今福建宁德）主簿。孝宗时，赐给进士出身，后得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等职，做过朝议大夫、礼部郎中。还参赞王炎、范成大幕府军事。

六十五岁罢官闲居，死时年八十六。陆游不以词名，比起“六十年间万首诗”来，他的词数量较少，共计一百四十三首，另外还有两则断句。词的成就亦不如诗，《放翁词自序》中云：“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陆游词风格多样，有的粗旷豪放，有的委婉含蓄。根据内容可分为以下四类：一为记述生活感受。这类词所占比例最多，内容包括诗酒雅会、应酬往来、伤春悲秋、思乡怀人、赏花观景、菱歌渔唱等。这些作品或婉约细致，或顿挫曲折，摇曳多姿，韵味醇厚。二为书写爱国思想。这也是陆游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类作品表达了作者驱逐异族收复失地的热切希望。有的豪迈激越，有的悲壮苍凉，既有抒发雄心壮志之作，又有壮志难酬的感慨与悲愤。三为侧艳之词。以华丽的辞藻、细腻的笔法，描摹歌妓舞女的生活情况。

其中有应酬之作，亦有借描写女性形象抒发情感的。四为游仙访道之词。与众多古代知识分子一样，陆游既信奉儒家“学而优则仕”，又喜道家出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栖隐世外。在“游仙”之作中流露出道家思想。对于陆游的词风，前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明代杨慎云：“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云：“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说明陆游的词兼具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但纵观其词，主要风格还是豪放。

尽管陆游词感情强烈、痛快淋漓，却缺乏丰富藴含，难以给人回味的余地。刘熙载《艺概》卷四云：“陆放翁词……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陆游的词评价明显要低，其认为“剑南有气而乏韵”，即说明陆游词缺少韵味。陆游号放翁，晚年封为渭南伯，文集名为《渭南文集》，故本词集名《放翁词》或《渭南词》。《渭南文集》为陆游集中版本最为完备的，其以宋嘉定十三年（一二二○年）溧阳刻本作为底本，以明弘治十五年（一五○二年）华珵活字本和毛晋的汲古阁刻本作补校汇刊集校而成。文集按文体分类编排，共分二十九类、五十卷。其中第四十九卷、第五十卷为词，收入词一百三十首。明崇祯年毛晋刊刻《宋名家词》，因其后来资金不足，仅刊刻了宋代六十一家词，故后人称其为《宋六十名家词》。在这个本子中，毛晋将《渭南文集》两卷词合为一卷，且多有讹脱衍倒的不足。唐圭璋所编《全宋词》，参照双照楼景宋本《渭南文集》所收词入録、增补，收词一百四十五首，与现刊行的《放翁词》所收陆游词相同。

作为专门从事古旧书刊收集、保护、整理和出版、流通的中国书店，在半个世纪漫长的经营历程中，收集和保护了大量的珍贵古籍文献资料，也收集保存了近十万片古书木版。这批古书木版有各种古籍一百六十余种图书，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一个文化企业能收存如此数量的木版，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北京市属的单位中是唯一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对这批珍稀的古书木版进行发掘和整理，是中国书店出版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北京传统文化发掘的重要工程。为此，中国书店将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扶持和帮助下，陆续对所收藏的木版进行系统的整理，以《中国书店藏版古籍丛刊》的名义刊行，为学术研究、古籍文献整理做出积极的贡献，也为线装古籍的收藏提供一部珍稀的版本。此次刊行的《放翁词》字大而疏朗，颇有影宋风格。以其只为一卷的编排方法，当似仿毛晋的汲古阁刻本《宋六十名家词》所刻，但其始祖本当为双照楼景宋本《渭南文集》。

　　雕版印刷术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且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它的实施对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即造纸术和印刷术与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
　　相关专家介绍，在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剪纸、漆器、评话等一般都有南北之分，有一定的区域限制。但雕版印刷术则是**一个没有区域限制影响遍布全国的文化形态，它的影响甚至传及海外。作为一种民族遗产，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杨慎文学思想研究

作者：  高小慧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简介：《杨慎文学思想研究》内容简介：杨慎是一位在明代诗歌史、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出生于仕儒之家，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明代推为第一。他不仅在经、史、诗、文、词曲等方面有较高造诣，而且在医药、民俗、金石、书画、植物、动物、天文、地理等方面都留有著作。其著作数量之繁多，范围之广博，内容之丰富，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鲜有人比肩，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杨慎文学思想研究》分为七章。第一章 杨慎的生平、思想与著述。第二章 杨慎交游考。第三章 杨慎的思想建构。第四章 杨慎诗学的学术语境。第五章 杨慎的诗学思想。杨慎的文学史论。第七章 杨慎诗歌分体研究。

全宋词

作者：  唐圭璋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65,2009重印)

简介：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入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 《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我们在这些辑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除了在各种词选中搜集资料以外，某些类书如《全芳备祖》、《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纲》、《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辑佚的渊薮。仅仅这三种书，就辑得一千余首。而其他载籍如《宋会要辑稿》、《乐邦文类》、《寿亲养老新书》、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永乐大典》以及各种诗文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书画题跋、金石录、花木谱、方志等等，散见的资料还不知凡几。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鉤沈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我们尽可能的寻检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见到的资料，补苴前人的缺漏，尽管所得不多，有的还是零简残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较全面地看到现存宋词整个面貌这一意义上，还不无差堪自慰之处。 关于校订、编排、写作词人小传等等具体工作，在《凡例》中作具体说明，此处不赘。 这次重编订补，虽然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传世宋词，决不能谓为已尽于此。我们的见闻有限，看到的书不够多，没有收入的词必定还有不少；即使是已经用过的书，也难保没有遗漏。自付排至校毕过程中，又有某些订补（详《订补附记》中），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考订编排工作上，还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实；就是写出小传的，有的过嫌简略，有的还可能有错误。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张冠李戴，现在的《全宋词》里很可能也有这类错误。我们懇切地要求读者指出 遗漏和错误，以便在再版时重加修订。 一九六四年五月

罗织经

作者：  (唐)来俊臣原典;马树全译注

出版社：黄山书社,2010

简介：　　《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套装共8册)》在古代涉及权术谋略的古籍中，挑选出八本最具有指导性和谋略价值的，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系统的注释，引经据典，读来令人豁然开朗。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这些书中，读者不仅能很好地重温历史，更能以史为鉴，指导自己在生活上、工作上、商场上、人际交往上更好地解决难题。 　　《罗织经(最奇特的典籍)》：唐朝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所撰的《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次必然的孽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小人经"坏人哲学"》：《小人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评述小人“智慧”的专著。作者冯道可作者冯道可称得上是官场上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奇迹。由于作者特殊的经历和小人视角，此书便来得有些分量，用曾国蕃的话说：“一部《小人经》，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小人经》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审视小人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至于如何定义小人、如何防范小人、并最终战胜小人，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权谋术(处世绝学)》：权谋术是应用于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运用得好，权谋术就是智慧，甚至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令人赏心悦目，击节赞赏。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最为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权谋术其实无处不在。权谋术在我国只是一种应用技术，而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作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权谋术著作，这部书的参考价值是无可怀疑的。现代作者史半山对这部书加以注释，并附以相应历史典故、人物简介，并加以阐发，既充实了内容，又增强了可读性。 　　《守弱学(人生胜经)》：世上存在着强弱之分，有强者，但更多的是弱者。难道弱者便永远处于弱势，强者便可恒强吗？人的一生为何有时处于强势有时又处于弱势？强弱之势又是如何转化的？著名古籍整理专家马树全先生，便根据西晋名臣杜预有关强弱之“势”的散见论述，整理编著了这一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守弱学》。内容丰富，意义深刻，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情节性、生动性、可读性等特点。 　　《韬晦书(最具功效的学问)》：韬晦术是中国历代智谋人士的枕箱秘笈，是他们求生存、谋发迹的法宝。尽管人们对它心悦诚服，细加揣摩，并在政治争斗、官场角逐以及日常生活中不断运用，却没有人把它付诸笔端，写成一部专著，大有“君子远庖厨”的意味。这是因为封建历史中讲究的是“代圣人立言”，韬晦术因此有了“阴谋”的嫌疑。鉴此，杨慎生前把这部凝聚其心血的重要著作不收入自己文集的苦心， 就不难理解了。 　　《止学(胜败荣辱书)》：千万不要小瞧一个“止”字，它关乎每一个人的胜败荣辱：对于大人物来说，一个“止”决定了其平凡与伟大；对于一个平凡人来说，它决定了他的成与败；对于赌徒来说，它决定了输与赢……“止”之奥妙，存乎一心。 　　《解厄鉴(趋利避害书)》：遭逢厄运，自陷困境是人生的常态，抱怨和逃避是毫无出路的。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重要的是解厄脱困，化不利为有利，化灾厄为吉祥。北宋宰相晏殊的这本书不仅立足于“解厄”，它更关注人们致厄的根源。晏殊在书中深刻而具体地剖析了人性的种种弱点，提出了解厄当治本的主张。这是晏殊的高明之处，亦是此书的特殊之处，可以说，这是一部古代历史上唯一的系统论述和解析“人性的弱点”的专著，可谓洞察深邃，入木三分。 　　《仕经(做官学)》：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战乱和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波谲云诡、变动迭出的就要数官场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所谓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尽量保全自身，以固荣宠，其中自有诸多的学问和策略。

韬晦术

作者：  (明)杨慎原典;杨明刚译注

出版社：黄山书社,2010

简介：韬晦：收敛锋芒，隐藏行迹。关于韬晦术，人们最熟知的莫过于《三国演义》中刘备种菜的故事了。韬晦术，是所有谋学中最具实用功效的一门学问。翻开此书，读者会发现，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由于对“韬晦术”的疏陌，付出了极为惨痛甚至生命的代价；另一些人则由于对它的巧妙运用，不仅逢凶化吉，甚而获得了出乎本人预料的成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问题的关键不是了解多少韬晦的案例，而是韬晦有哪些要点，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它，这正是本书想要告诉读者的。

仕经

作者：  (五代)冯道原典;史半山译注

出版社：黄山书社,2010

简介：《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套装共8册)》在古代涉及权术谋略的古籍中，挑选出八本最具有指导性和谋略价值的，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系统的注释，引经据典，读来令人豁然开朗。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这些书中，读者不仅能很好地重温历史，更能以史为鉴，指导自己在生活上、工作上、商场上、人际交往上更好地解决难题。 《罗织经(最奇特的典籍)》：唐朝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所撰的《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次必然的孽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小人经"坏人哲学"》：《小人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评述小人“智慧”的专著。作者冯道可作者冯道可称得上是官场上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奇迹。由于作者特殊的经历和小人视角，此书便来得有些分量，用曾国蕃的话说：“一部《小人经》，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小人经》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审视小人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至于如何定义小人、如何防范小人、并最终战胜小人，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权谋术(处世绝学)》：权谋术是应用于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运用得好，权谋术就是智慧，甚至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令人赏心悦目，击节赞赏。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最为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权谋术其实无处不在。权谋术在我国只是一种应用技术，而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作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权谋术著作，这部书的参考价值是无可怀疑的。现代作者史半山对这部书加以注释，并附以相应历史典故、人物简介，并加以阐发，既充实了内容，又增强了可读性。 《守弱学(人生胜经)》：世上存在着强弱之分，有强者，但更多的是弱者。难道弱者便永远处于弱势，强者便可恒强吗？人的一生为何有时处于强势有时又处于弱势？强弱之势又是如何转化的？著名古籍整理专家马树全先生，便根据西晋名臣杜预有关强弱之“势”的散见论述，整理编著了这一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守弱学》。内容丰富，意义深刻，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情节性、生动性、可读性等特点。 《韬晦书(最具功效的学问)》：韬晦术是中国历代智谋人士的枕箱秘笈，是他们求生存、谋发迹的法宝。尽管人们对它心悦诚服，细加揣摩，并在政治争斗、官场角逐以及日常生活中不断运用，却没有人把它付诸笔端，写成一部专著，大有“君子远庖厨”的意味。这是因为封建历史中讲究的是“代圣人立言”，韬晦术因此有了“阴谋”的嫌疑。鉴此，杨慎生前把这部凝聚其心血的重要著作不收入自己文集的苦心，就不难理解了。 《止学(胜败荣辱书)》：千万不要小瞧一个“止”字，它关乎每一个人的胜败荣辱：对于大人物来说，一个“止”决定了其平凡与伟大；对于一个平凡人来说，它决定了他的成与败；对于赌徒来说，它决定了输与赢……“止”之奥妙，存乎一心。 《解厄鉴(趋利避害书)》：遭逢厄运，自陷困境是人生的常态，抱怨和逃避是毫无出路的。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重要的是解厄脱困，化不利为有利，化灾厄为吉祥。北宋宰相晏殊的这本书不仅立足于“解厄”，它更关注人们致厄的根源。晏殊在书中深刻而具体地剖析了人性的种种弱点，提出了解厄当治本的主张。这是晏殊的高明之处，亦是此书的特殊之处，可以说，这是一部古代历史上唯一的系统论述和解析“人性的弱点”的专著，可谓洞察深邃，入木三分。 《仕经(做官学)》：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战乱和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波谲云诡、变动迭出的就要数官场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所谓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尽量保全自身，以固荣宠，其中自有诸多的学问和策略。

全蜀艺文志

作者：  (明)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

出版社：线装书局,2003

简介：本书为明代杨慎辑的明代以前四川历代诗文作品，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编者通过收集各种该书版本，进行整理校点，成为更有学术价值，版本价值的古籍书。

丹铅总录笺证

作者：  (明)杨慎撰;王大淳笺证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简介： 《丹鉛總錄》，明楊慎撰。丹鉛者，丹砂與鉛粉，古人用以校正文字，故稱校訂文字為丹鉛。升庵著作中，據李調元《丹鉛雜錄序》：“考先生著書目録中，以丹鉛命名者凡有十種。”其內容皆為考訂文字異同者。另外，犯罪者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升庵既以罪流放在外，且終身未得赦免，故藉此以發露胸中憤懣。升庵以博洽之才，觸類旁通，因文求義，時生懸解。其于書中之故實、音訓、名物‘地理等等，凡歷來舊家罕及或舊解未諦者，皆旁徵博引，疏其出處，辨其作用，勝義獨出。其所論斷，多為明清注家所取資。

杨升庵丛书

作者：  王文才，万光治主编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2002

简介：　　杨升庵丛书总目 　　第一册 　　升庵经说 　　檀弓丛训 　　转注古音略 　　古音略例 　　第二册 　　金石古文 　　滇载记 　　滇程记 　　谭苑醍醐 　　杨子卮言 　　墨池琐绿 　　书品 　　画品 　　异鱼图赞 　　谢华启秀 　　第三册 　　升庵文集 　　升庵遣集 　　第四册 　　升庵诗文补遣 　　升庵玉堂集 　　升庵南中集 　　升庵长短句 　　长短句续集 　　陶情乐府 　　陶情乐府续集 　　历代史略词话 　　赤牍清裁 　　第五册 　　风雅逸篇 　　古今风谣 　　五言律祖 　　绝句辩体 　　唐绝增奇 　　空同诗选 　　雪山诗选 　　第六册 　　升庵诗话 　　诗话补遣 　　绝句衍义 　　千里面谈 　　词品 　　词品拾遣 　　升庵批点草堂诗余 　　词林万选 　　百啡明珠 　　附录 　　升庵杨慎午谱 　　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 　　编后记 　　新都杨慎升庵先生，以气节学术文章，冠冕一代，世所仰止。而其遭际，则于嘉靖初议礼逆鳞，谪戍穷边，佯狂避祸，世尤惜之。永昌张愈光尝赠以言：“士到东都须节义，地当西晋且风流”是也。时心学已流为狂禅，习尚空虚，乃倡博约，以挽颓风，上追汉学，下启清儒音训考据之盛。诗则七子之摹拟，风靡海内。先生以卓绝之才，沈酣六朝三唐，牢笼当世，芳风鼓煽，至清初而大振。词主《花间》、《草堂》，并推苏辛，以矫元明体格纤柔之陋，万历以来遂压词坛，余波及于乐府，临川、昆山竞以“花草”之丽辞为曲。故其衣被学人，又非一代也。 　　史称升庵博洽，著作宏富，为明第一。方其卒年，门人安车丘文举初绿书目，凡已刻未刻仅九十三种，似只几案间书。遗书自滇泸辇归故里，从子有仁理其著述，谓有四百余种，而《年谱》载目不过百二十耳。自万唇十年《文集》刊于成都后，又续刻考据杂着，并前旧刻共七十余种，而批选之书亦渐流传。秣陵焦站乎生服膺升庵，求其书数十年，编为《升庵著述目录》百五十余种。以杂着繁富，世不恒见，且单部短牒，互存错出，乃类编为《外集》百卷，函容已大过于梁佐之《丹铅总绿》。其缀辑之功，便于读者，然编纂之例，固未尽善，而原著渐微，所谓刻书而书亡也。明清之际，蜀土荒堙，新都兵燹之后，家藏之遗稿荡然，故迄于崇祯，遂无新刻之书。至干嘉承平，故籍间出，罗江李调元南北搜访，重编《升庵著书总目》达二百种，与阮葵生、周亮工所学数合。　　

风云三国/王瑞平主编

作者：  著;王森著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简介：　　历史是什么？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中国近代学者胡适比喻说：“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五座二十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历史记载着人类的过去，人类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智慧、勇敢和善良成为每个历史时期的闪光点。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我们祖先的智慧体现在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称誉世界的东方文明，正如明代杨慎《临江仙》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史是由智慧之河组成，走进中国历史，你会被我们祖先的智慧所吸引，为们祖先所拥有的智慧而骄傲。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群星灿烂，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独占鳌头，智慧之光不断闪烁。秦始皇高举智慧之剑，以气壮山河之势统一六国。汉高祖论文不及萧何、范增，论武不及项羽、韩信，但他用智慧精心谋划开创大汉基业。汉武帝以雄才大略开拓汉朝疆域，青史垂名。诸葛亮更是使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辅佐刘备建蜀汉，与魏、吴三国鼎立，使智慧之花开遍三国战场。而隋朝的两位皇帝则将智慧用到了两个不同的极端，隋代巨型粮仓和大运河的滔滔河水记载着两位皇帝的不同命运，使后人看仓知兴，见河知亡。唐太宗则以无比宽阔的胸怀，纳谏招贤，开启了贞观盛世。构建了如诗如画的时代。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虽然用智慧战胜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却在很长的时间里被人误解、贬低，甚至诽谤，她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其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宋代是一个既让人怜爱又让人恨铁不成钢的时代．宋代皇帝的血液里流淌着太多的艺术细胞，在选择战争与和平时总是显那么犹豫不决。元代皇帝与宋代皇帝相反，相信武力可以征服一切，正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雪》所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明太祖朱元璋以出身最穷苦的皇帝而著称，他来自社会底层，深知百姓之苦，开国之初他便以铁石般心肠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奠定了明朝276年的基业。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前期的几个皇帝个个励精图治，不仅成就了康乾盛世，还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曾被人们寄予很高期望却最后又被人们唾弃的人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 　　一幕幕历史现场，一场场智慧展现，这套丛书将帮助您打开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与您一起走进历史智慧现场。

升庵诗话新笺证

作者：  (明)杨慎撰;王大厚笺证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

简介：　　杨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时年二十四。嘉靖三年《一五二四》，以上疏议大礼，两被廷杖，毙而苏，旋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从此僻居边疆三十五年。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卒于戍所，已七十二矣。升庵既得罪时君，自知不为当世所容，虽处遐荒，独肆志于学，著作之富，为一代冠。身后誉之者固多，毁之者亦复不少，要其绪言余论，足以倾动当时而影响于后世。今校理《升庵诗话》，因揭橥数端，桷略论之，以弁于首焉。 　　《升庵诗话新笺证（套装上中下册）》以《升庵外集》十二卷为主，以《函海》本《升庵诗话》及有关《诗话》各本参校，今斟酌去取，共得五百九十六条。新笺本在作者父亲王仲镛教授原有笺证之基础上重加新笺，首先着重于搜求升庵之所引据，于原笺所未及或已笺而未尽者，皆尽力穷探其本源，注明其出处。进而考核其异同，查检其疏误。其或记忆失误，或考论偶疏，或乃有意改窜，或乃强为牵合，皆酌加分辨，略为说明。凡有众议纷纭，而与升庵之说可互为参详者，则略举其要，并稍疏己意，以明是非。或有奥辞僻典，不注不足以明升庵之意者，亦稍加注明，以利读者。另将诗话之外书中辑出诗话资料，共得三百九条。及各书序跋、年谱、志传、逸事等，并附书末。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

作者：  祝注先主编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简介：　　少数民族的诗歌，大致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间诗歌丰富在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中，民间诗歌占很大比重。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史诗还是小调，都显出了超凡的奇观。创世史诗产生于民族形成的童年时期，是群体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凝聚着这个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经验和知识财富。许多少数民族都有风 　　格不一而内容大体相似的“创世纪”。就英雄史诗而言，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拉斯》等，以其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而为世界各民族所瞩目。 　　 第二，载体形式多样 文字是书面诗歌的载体。少数民族的书面创作，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类型： 1.用民族文字创作 许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藏族的书面诗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建立的吐蕃王朝，但当时多为当事者随口吟唱，而由他人整理记录。真正的勃兴和发展是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十二世纪前后。纳西族使用的东巴文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相传创制于 　　 一千余年以前。东巴文主要用于书写东巴经，这种经文记述宗教方面的内容，但亦有早期的文学作品。彝文、傣文都留下了诗歌遗产。蒙古文的诗歌创作发韧于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古拉兰萨是最早的开拓者。维吾尔族的先民在历史上使用过多种文字。最早的古突厥文（即鄂尔浑——叶尼塞文，或称如尼文）曾在公元九世纪以前广泛采用。以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多是一些碑铭。回鹘文使用时间较长，由于宗教斗争，文献散佚严重。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文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字。公元十世纪以来维吾尔族的文学典籍都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中古时代的契丹、女真、党项等虽然已经消亡，但留下了用民族文字记载的诗歌遗产，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鲜卑族曾有“国语”（鲜卑语）诗歌专集，可惜早已散佚。 　　 2.用汉文创作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汉文典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述了戎子驹支朗诵《诗·小雅·青蝇》痛斥小人进谗的故事；春秋末年鲜虞族建立了中山国，《韩诗外传》说中山君好诗，特别是《黍离》与《晨风》（卷八）；孔子七十二个贤徒，狄黑、左人郢都是狄人。 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于文献中尚能找到先秦时代的作品，但是最早留下姓名的诗歌作者是西晋的翾风。这是一位青年女诗人。十六国时代汉国的建立者匈奴族刘渊刘聪父子皆雅好诗书，创作虽全散佚，史乘记录当为可信。前秦氐族苻坚，敦化文教，志在混一六合，明人杨慎《升庵诗活》赞其诗作残句“何让汉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民族交融的积极倡导者，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鲜卑族文化的提高。此后，少数民族的汉文诗作，层出不迭，成绩斐然。至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少数民族以其高歌长吟，汇人了汉文学发展的滚滚洪流。元、清两代是少数民族当政的王朝，和历代统治者 一样，他们都以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政权的优势，为蒙古族、色目人、满族文学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 　　 3.汉文翻译在世界诸多民族尚无文字之前，汉字即已广泛使用。有些少数民族的诗歌，文献资料载明系出自于翻译。像《越人歌》、《莋都夷歌》，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记音一直保存完整；《匈奴歌》、《敕勒歌》虽无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记音，而其出于翻译，亦是略无疑义的。 　　 4.汉文和民族语汉字记音这样一种类型早在唐代即已出现。《玉谿编事》、《锦绣万花谷》 　　载南诏骠信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赵叔达唱和的诗就是这种作品。清人李调元的《粤风》，收录了许多用汉字记音的壮歌、俍歌和瑶歌，其间杂有汉语语词。也有用汉字记音的作品，如壮族的伦理长诗《传扬歌》、侗族的史诗《起源之歌》，就是这类诗作。当然其间也间杂有汉语借词。第三，多元发展系统少数民族诗歌的多元发展系统是由多种载体形式所决定。载体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于汉语文和民族语文的交错这一焦点。有的民族虽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可是，其诗歌载体却并不限于民族文字，即同时还使用汉文进行创作。因此，也就形成了多元发展系统。 　　 例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自有其民族文字书写的诗歌，可是，亦有大量的汉文诗歌。十三世纪初期，成吉思汗以马上功业取得天下，在西征中，又有大量维吾尔族加入了蒙古军的远征行列。急暴的军事征伐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使得许多少数民族优秀人才涌入中原大地。耳濡目染，陶冶沾溉，造就了一批俊彦英杰。明人戴良在回回诗人丁鹤年的诗集序中说：“我元受命，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异。积之既久，文轨日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写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犭夔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这一段话，说到了少数民族诗人成长的政治背景以及他们的汉文诗作的师承所自。 　　

世说新语会评

作者：  (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刘强会评辑校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7

简介：《世说新语会评》以现存最早的宋绍兴八年（1138）广川董弅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襞嘉趣堂刻本，在保留宋本原貌的基础上，对存在讹误的字句稍作改订，原文中有明显错误者加圆括符（），改正及增补者加方括符[]，校语则以脚注出之。 二、刘孝标注文引援详确，向与正文参行，今一仍其旧，同样以影宋本为底本，与袁本对校，俾使读者尽窥宋本全豹。标点符号及校语例同正文。 《世说新语会评》自历代《世说新语》评点本、补本、续仿本，及笔记、目录、序跋、论著等文献中辑录《世说新语》评点数千条，二十余万言，总评置于正文之前，条评放诸各条之后。如对正文或注文加以评点，则在正文或注文之后以。标示，说明。前文字有评点；如对整条加以评点，则在此条之后以。标示；同一位置如有多家评点则不再重复标明，读者可参酌。 《世说新语会评》收录自唐迄今五十余家评点文字，分别是：刘知几、刘应登、刘辰翁、陈善、陆游、洪迈、朱熹、胡三省、王若虚、何良俊、王世贞、王世懋、杨慎、吴文仲、袁宏道、袁中道、王思任、钟惺、郎瑛、黄辉、王乾开、陈梦槐、张伯起、凌漾初、张懋辰、李贽、冯梦龙、胡应麟、顾炎武、王夫之、黄生、陶珙、方苞、袁枚、姚鼐、李慈铭、文廷式、章太炎、严复、李详、鲁迅、吴承仕、钱穆、陈寅恪、程炎震、刘盼遂、宗白华、余嘉锡、钱钟书、余英时、朱铸禹及曰人恩田仲任、秦士铉等。收录标准基本以评点性文字为主，为保证版本完备起见，古代主要评点家涉及的个别疑难字句的注释亦一并录入。 五、《世说新语》涉及汉晋数百年人物逸事，其间几种专书，如葛洪《抱朴子》、裴松之《三国志注》、颜之推《颜氏家训》等，亦有相关评论文字可资发明，《世说新语会评》也摘录数则，以飨读者。

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游记卷

作者：  傅璇琮主编;余喆，黄松注译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讴歌大自然，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的共同的“永恒主题”。在我国，游记散文这一以自然景物为题材，以讴歌祖国的河山为主题的文学样式，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关于我国游记散文的起源，钱钟书先生有一段较为清晰的叙述：“尝试论之，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水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愿言’，‘应璩作书’，‘铜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其迭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词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六法中山水一门于晋宋间应运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操术异而发兴同者。”（《管锥编·全后汉文》卷八九）这里是说，东晋以前，自然景物的题材不是文学作品主要描写的对象，即使有的作品中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只是处于附庸地位，与欣赏大自然的作品不同。比如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上林赋》，其中写了山水、动物、植物，也只是叙述了山水的形势及物产而已。同一时代的董仲舒作《山川颂》，用山水来比喻品德，把大自然山水人格化，成为君子品德的寄托，也不是出于对大自然美的欣赏。至于东汉人仲长统“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的愿望，三国时魏人应璩的“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铜陵卓氏”在山川附近开采铜矿，晋代石崇建金谷园，等等，或是借山水点缀衬托田园，或是从经济利益考虑，都不是从欣赏自然出发，也与隐居山水情趣不同。而游记文学的创立大概肇始于东晋，袁崧的《宜都记》就是一篇山水游记。那么，游记文学何以肇始于东晋六朝呢？简单地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那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无休止的战乱、饥荒、疾疫之中，阶级之间的、民族之间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杀戮充斥于这一历史时期，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引起文人们的不满、厌恶以至恐惧，从而采取了无可奈何的退避之术——归隐山林，以全身远祸。这样他们就把自然山水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抒情的凭借、吟咏的题材；二是这一时期的大动荡表现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上，是儒学的统治地位的动摇，荒唐的谶纬之学，烦琐、迂腐的两汉经学的垮台，异端思想的出现，老庄思想成为时髦，玄谈之风大盛，以及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觉醒，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自然山水的那神秘庄严的面纱渐渐被揭去，因此自然山水成为人们游赏的对象，也成了文人们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人的思想相对解放，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对自然的审美能力也有了显著提高，从而能艺术地表现山水主题，不仅能绘声绘色地描摹自然山水之美，而且已经开始借山水表达自己的情感了。 　　东晋六朝的游记文学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传下来的极少，本书选录了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和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三篇书信体的山水游记。鲍照写山水荦荦大气，远眺近览，不拘泥地点方位，凭借想象，超越时空，气势恢宏。他写道：“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此段写得雄奇壮丽，同时又表达了自己的情怀。而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则文辞清秀，风格恬淡安逸。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又是一种清丽细致的风格，我们从这篇小文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秀丽景色的欣赏，同时也可窥见作者避世退隐的淡泊情怀，以及对世俗官场利禄之徒的蔑视。这三篇游记的不同风格反映了三位作者不同的生活经历，表现了他们三人融入作品中的不同个性。此外，在六朝时期，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两部描写山川风物的著名作品。应该说这两部名著只是记述地理人文的“学术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游记，但它们描写山川风物的文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对后世的游记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游记文学脉络是肇始于东晋六朝，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篇章，而我国的游记文学发展到此，也开始步入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上说，大多表现的是壮志难酬、遭际不遇的愤激和无可奈何的超脱。这里我们要提到的两位作家是元结与柳宗元。元结写了不少短小精致的山水铭文题记。这些作品与前人不同之处就是元结的作品将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具有较高的现实性。他的《右溪记》记述了唐代道州城西的一条风景秀丽的无名小溪，过去“无人赏爱”，经作者整治后重放光彩的经过。全文语言质朴，风格清峻，写景叙事之中寄托感慨，读来令人回味。柳宗元是唐代游记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不朽作品也是我国游记文学成熟的标志。他的代表作品“永州八记”是写景、抒情、哲理、象征有机的组合，开创了游记以山水抒写情怀的传统，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对大自然的观察至微，对大自然的体会至细已经到了“入妙”的地步。例如在《袁家渴记》中，柳宗元描绘风中的袁家渴：“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他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自然万物以性格和情感，将大风中的自然万物的千姿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融入了自己的情思。同时，他也被这大自然的气象所感染，为之震撼、惊叹、陶醉，自语对这美景也“无以穷其状”了。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反照，物的意蕴深浅和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朱光潜语）。倏忽风过，子厚亦有几多感悟，所谓深入所见于物亦深，大概说的就是柳子厚吧！ 　　有宋一代，游记文学更趋成熟，此时的游记文学有最显著的两大特点：一是体裁的扩大。出现了日记体游记，即出现了陆游乾道五年（1169）任夔州（今四川省）通判，次年闰六月从山阴出发，十月至任所，写道路经过的《入蜀记》和范成大淳熙四年（1177）由四川制置史任所回朝，自成都至平江，一路写下的《吴船录》这两部日记体游记。二是宋人将“理趣”融入游记，以“山水说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就是“山水说理”的名篇。从而把游记的思想内容提高了一步。 　　我们说游记文学大盛于明清，是基于以下几点说的。一是描绘的地域范围更加扩大，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都有所涉及。这是和国家的统一，交通的进一步发达分不开的。二是题材更加广泛，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讴歌，有对边疆风土人情的记述，有即景抒情、睹物怀旧的小品、有诙谐有趣的拟人化的山水游记，还有对游地沿革的考证的“学术游记”……另外，作者群也更加壮大，各骋其能，创作更加繁荣，真是异彩纷呈。有明一代游记首推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此书是作者从22岁起进行旅行考察，直到56岁病逝，足迹遍及现在的华北、华东、东南沿海，云贵地区，历尽艰险的心血结晶。作者将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所记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对山脉、河流、地质、生物等方面作了详尽记载，而且对各地的风土人情、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作了如实的描述，写下了篇幅很大（现存六十多万字）的旅游日记。这笔宝贵财富经后人整理，编为《徐霞客游记》。这部游记是一部地理学名著，由于它文笔优美，又是一部文学名著。明代初年，宋濂的《游钟山记》借记述游山，婉转道出了对山川的钟情，对纷繁世事的厌倦，文笔朴素简洁，自然流畅。乔宇的《恒山游记》又别具一格，乔宇身为朝廷重臣，游恒山又负有使命，所以他的这篇游记不似寻常游记“轻松”，全文始终贯穿神灵、国家、君臣之思，虽也不乏景物描写，但让人读来仍感沉重。明代正德六年状元、著名学者杨慎的《游点苍山记》是他遭事谪戍云南永昌时所作，这篇游记是记述点苍山景致较为完整的游记之一。“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游记《满井游记》、《虎丘》等“忠实地贯彻”他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作游记清新活泼，颇具特色。晚明小品中，堪称代表的是张岱，他的诗文取公安、竟陵两派之长，描写自然风景的小品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写得清丽活泼，富有诗情画意。有些回忆往事的小品，又多寄托故国之思，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 　　有清一代，游记各体皆备，风格多姿多彩。顾炎武的《五台山记》实际上是一篇“考据调查报告”，结尾处总结斥佛不力的教训，表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朱彝尊的《游晋祠记》讲述晋祠沿革，睹塞外胜景，引发对故乡的情思，让人读来感慨不已。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描述了北国的风土人情。郁永河的《采硫日记》记录了台湾的海岸、地理、火山、矿藏、风俗，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各族人民为开发宝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洪亮吉的《游天台山记》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骈文游记。而龚自珍的《己亥重过扬州记》，则写扬州的由盛至衰，折射出整个世运的衰微，表现了作者一种对时代的敏感和对国家的热切关注与忧虑。 　　上面我们对我国的游记文学做了一个极简略的叙述。我们在编选此书时力图使选入的作品能够反映那个时代游记文学的基本面貌，同时也照顾到地区及作家。由于水平所限，在编选、注释、翻译之中，如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不胜感激。 　　马第伯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游记卷马第伯马第伯，东汉初人，其事及生卒年不详。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光武帝刘秀登泰山封禅，马第伯作为随从参加封禅的全过程，并写下了《封禅仪记》这篇游记。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即古书上所谓的“封泰山而禅梁甫”。本文选自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这里选录了马第伯自述自己先行登山探路情况的一段。

附续词选

作者：  (清)张惠言录;刘崇德，徐文武点校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这里为喜欢读词的朋友选刊了几种在古代比较有影响，今天又比较稀见的词选读本。其中有明万历间刊刻的汤显祖评本《花间集》，明洪武本《草堂诗馀》、嘉靖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馀》，这两个本子虽皆为《草堂诗馀》，一是翻刻宋代何士信原书之本，一是据何士信原书改编之本。再有为杨慎之《词林万选》，清人查士标、厉鹗据宋人周密《绝妙好词》所作《绝妙好词笺》，清人张惠言之《词选》(附《续词选》)、先著之《词洁》。另外，又将明人陈耀文所编《花草粹编》一种附入。 以上词选读本既大体反映了唐宋以来词之流传情况，也大体反映了明清两代人对词之价值观念。例如明代万历间无瑕道人为汤显祖评《花间集》所作跋曰：“余自幼读经，读史，至仁人、 孝子有被谗谤者，为之扼腕，辄欲手刃之而后称快焉。乃戊申梁谿肆毒，爰及于余。余于是废举业，忘寝食，不复欲居人间世矣。缙绅同袍力解之弗得，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旦暮玩阅之，吟咏之，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一二。’余视之，则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馀》、《花间集》也。于是散发披襟，遍历吴、楚、闽、粤间，登山涉水，临风对月，靡不以此二书相校雠。更多>>

山海经·五藏山经图译

作者：  张华绘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简介：以往《山海经》研究和校注的并非一般学者，大都为政府要员，如汉代刘向官居侍中奉军都尉、光禄大夫，晋郭璞也是一名参军，宋代舒雅为校理，明杨慎、吴任臣，清汪绂、毕沅、郝懿行，均为修学等政府官员，可见其研究有充盈的经费和必要的后勤支持。而现代研究《山海经》的多为分散的个人行为，致使《山海经》的研究进展缓慢。研究《山海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有关科研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政府高度重视、专家勤奋努力，才能取得较大成果。 笔者花费数年时间，完成《山海经·五藏山经图译》，以动物学知识为主，其他学科知识为辅，采用现代钢笔画形式，绘制了《山海经·五藏山经图》297幅。经过相关专家认定，此图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学术突破。笔者认为，弄懂《山海经》必须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审视，摒弃迷信部分，凸现科学部分，以直观方式表现上古社会的自然状态，使我们对上古的生物世界有一定的了解。普及《山海经》科学知识是我的初衷，破译《山海经》是我的追求，相信随着政府的重视，学术团体的成立，社会上将有大批的《山海经》学者会聚集在一起，在各个领域对《山海经》进行研究，并会取得可喜成果。倘能如此，则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会有所贡献更多>>

鸟鼠山人胡缵宗诗选

作者：  (明)胡缵宗著;李天舒选注

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简介：内 容 提 要 鸟鼠山人胡缵宗是明代一位重要而富于特色的诗人，长期以来却 被人们忽略了。胡缵宗生活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在为政、治水等方 面卓有建树，诗作朴质、深沉而感情挚烈。他能不随逐当时不振的诗风 而健笔独运，留下大量在思想与艺术上均值得注意的作品。此书选注 了他有代表性的诗作四百多首，还附录了当时著名文人吕柟、康海、杨 慎、祝允明、谢榛等与他赠答的诗作多首。要了解一般文学史未曾谈 及的这位鸟鼠山人其人其诗与明中叶社会生活，此书都会给以不少的 帮助。

元明清散曲选

作者：  王起主编;洪柏昭，谢伯阳选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005印)

简介：前 言 正如人类的物质生产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一样，人类的精神生产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就经历了从四言到五七言，从古体到近体，然后又演变为词和散曲的过程。散曲，是我国最后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古典诗体，它曾经煊赫过一时，取得了与诗、词鼎立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却注意得不够，以为它在元代盛开过灿烂的花朵以后，就从此凋谢萎。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唐诗、宋词、元曲”的提法引起的。这倒不是说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不，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理解。因为 那不等于说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元以后无曲。就这几种诗体而论，实际上都是贯串了以后的各个时代，繁衍不绝的。我们要加强对散曲的研究，理出它在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脉络，还它个瑰丽多彩的本来面目。抱着这样的目的，我们编选了这本《元明清散曲选》，并在这里阐述一下我们的理解。 一 散曲的产生和特点 散曲可分为北曲和南曲两种。它们的出现，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同文学、音乐的发展也有关。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居住民族的不同，表现在生活和文化上也有差异。当国内由一个统一政权管辖的时候，这些差异还不太明显；而当国内政权分立时，这些差异就越来越明显。从十二世纪前期起，女真族和蒙古族统治者先后据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建立了与南宋相对峙的金和蒙古政权；到了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还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我国传统的音乐、歌舞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相当丰富，大曲、转踏、鼓子词、唱赚、诸宫调、曲子词等，在各地相当流行。在统一政权底下，这些艺术起源的地区虽各不相同，但大体上以统一的形式演唱；宋金对立以后，逐渐出现了变异；加上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民间歌曲，于是就逐渐融合、发展为新的文艺样式。这新的样式，从戏剧上来说是杂剧和南戏，从音乐和诗歌上来说就是北曲和南曲。无论北曲还是南曲，其曲调的主要来源都是民间歌曲。女族和蒙古族统治北方的时期，北方的民歌创作相当兴盛，“俗谣俚曲”大量涌现。据元人燕南芝庵《唱论》载，东平、大名、南京（今河南开封）、彰德、陕西等地都有各自传唱的歌曲，少数民族的音乐也不断传入，这两部分曲调占了北曲曲调的大多数。在这基础上，北曲又吸收了大曲、唐宋词、诸宫调的部分曲调，组成了庞大的声腔系统。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契丹、女真、蒙古人更具有慓悍粗犷的作风，他们的曲调也就具有迥异于宋词音乐的风格特点；即使是被吸收进来的词调，也是经过了改造，纳入统一的声腔系统的。配合这些曲调创作的歌词，除了受音乐风格制约以外，还要受南北人民生活、语言、审美心理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其表现出来的面貌，自然也就与宋词大不相同；简单说来，就是多用北方口语，句式灵活多变，在定格外可加衬字，韵脚平仄声通押，用韵较密，不避重字、重韵，表现手法尖新刻露；给人以生动活泼、豪迈粗犷的印象。南曲也起源于宋金对立时期，其地域则是东南沿海一带。“村坊小曲”和“里巷歌谣”（见徐渭《南词叙录》），构成它曲调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吸收了大曲、唐宋词、诸宫调、唱赚中的曲调来丰富自己；北杂剧在元代流传到南方以后，它甚至还吸收了杂剧的曲调。这样，比之北曲，南曲的曲调就更加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它吸收的词调，要比北曲多得多，而且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唱法。这是因为许多文人、艺人随着宋室的南迁，把词带到南方来之故。南方的文学艺术一向比较温柔婉转，南曲的曲调也带着这一特点；因此根据这些曲调谱写的歌词，也就典雅纤丽，与长短句词相差不远：它少用衬字，口语的运用也远没有北曲多，比较讲究字面的雅正和表意的含蓄。南北曲在宋金对立时期差不多同时产生以后，北曲的发展却优于南曲。这是因为北方战乱频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不习儒术，思想控制有所放松，传统的诗文衰落，故文人从事这种新兴歌曲的创作较多。而南宋则在儒家思想的控制下，视民间歌曲为鄙俚，故染指的极少。等到元朝统一了中国，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爱好，也由于艺术上的比较成熟，北曲挟杂剧的势力风行全国，南曲就更加一蹶不振，无人注意了。元末南方人民纷纷起义，南曲才开始重露头角，在散曲中也开始出现了南北合套。但直到明初为止，它还是“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南词叙录》）所以明初的曲坛，也仍然是北曲的天下。弘治、正德以后，南曲随着传奇的发达和经济文化重点逐步向东南地区转移，才逐渐兴盛起来，取得了与北曲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嘉靖、隆庆年间，以经过改造的旋律优美的昆山腔演唱的南曲，一下子风靡全国，北曲遂迅速衰落。此后虽然一直也还有北曲的创作 但却是经过昆山腔改造的北曲，不复是原来的样子了。到了清代乾隆以后，昆腔衰落，南北曲逐渐变为徒诗，成为文人格律诗的一种。下面，简单叙述一下散曲的体裁特点。无论北曲或南曲，都可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每支独立，一韵到底，相当于诗的一首，词的一阕。每支小令都有一个牌名，即曲调的名称。《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所收北曲曲牌有五百八十一个，南曲则有一千五百十三个。各调有不同的字数、句法、平仄、韵脚，即所谓“句式定格”。这些曲调分属于不同的宫调，北曲有十二宫调，南曲有九宫十三调。小令还有两种变体：一是北曲中的带过曲，即连用两首或三首宫调相同而旋律恰能衔接的曲调，合成一首新曲。其组合有一定规律，不能随便搭配，常见的〔雁儿落带得胜令〕、〔沽美酒带太平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二是南曲中的集曲，又名犯调，它的形式与北曲的带过曲相似，而内容实不相同。带过曲是取各曲的整体合成，调名仍用各曲原名相连；集曲则摘取各调的零句而合成一个新调，另外起一新名。例如〔醉罗歌〕是摘取〔醉扶归〕、〔皂罗袍〕、〔排歌〕三调各数句而成，〔金络索〕是集〔金梧桐〕、〔东瓯令〕、〔针线箱〕、〔解三酲〕、〔懒画眉〕、〔寄生子〕各数句而成，〔七犯玲珑〕集七调〔巫山十二峰〕集十二调，还有多至集三十调的。而带过曲则连用不能超过三曲。 还有一种叫做“重头”的小令，即一再重复使用同一曲调，歌咏一件连续的或同类的事情。例如元代张可久用四首〔卖花声〕分咏春夏秋冬四景，明代无名氏以百首〔小桃红〕咏唱《西厢》故事。但这种小令每首用韵不同，所以并不能算一套。套数是较为复杂的结构，它吸收宋大曲、转踏、诸宫调等联套的方法，把同一宫调最少二支以上的曲子联缀起来，首尾一韵，并有尾声（也有少数没有尾声的）。元代末年出现的南北合套，把宫调相同的南北两种曲调，交错使用，有一定格式。 二 元代散曲 尽管蒙古人的统治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客观上有利于历史的进程。然而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却不能不给其统治带来野蛮的色彩。蒙古贵族和色目上层分子，倚仗权和法律的保护，肆意欺压人民。官吏贪污腐败，社会秩序混乱，是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代。曾经在宋代得到特别优待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时候地位一落千丈。虽然“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可能是南 宋遗民的怄气话，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科举之路断绝了，读书人丧失了进身之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还随时会受到突然的侵袭；即使是一些作了官的汉人，也要受上司和同僚的气，弄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散曲作家们唱出了愤懑的歌声。一般人喜欢把散曲作家分为豪放和清丽两派，这能否概括他们多样的风格，也很难说。事情总是相对的。要细致地区分，即使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未必能尽穷其妙；但如果粗略一点，那么分成两类，也未尝不可以。这正如词的分为婉约、豪放，杂剧的分为本色、文采一样，倒是比较简单明了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划分的时候，不能太死板。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往往随着生活、思想与作品题材的改变而改变，并不永远固定，此其一。大作家的作品往往具备多种风格，此其二。小作家作品太少，或者没有明显的特色，此其三。一般说来，把作品划分风格容易，作家划分流派难。因此我们下面的叙述，并不强求一律，有时接触到这个问题，有时却没有接触到。元代散曲的发展，以成宗大德末年（1307）为界，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元初染指散曲的作家，很多是位高官显的文人。如杨果、刘秉忠、胡祇遹、王恽、卢挚、姚燧等，他们都是在诗词创作之余，偶尔写点散曲。艺术上的拘束，显示出他们对这一形式还不够熟悉。内容多写个人情怀，偶尔流露一点故国沦亡的淡淡哀伤。这大概是为蒙古政权服务的文人的通例吧，元初其他居官的诗文作家，也多是这样的。这里取得较大成就的，是卢挚。他留下的散曲不但数量较多，而且写景咏史，都有可读；描写农村生活的几首，尤为隽永。稍后的居官并在散曲上取得成就的作家，却也不多。冯子一口气和了白无咎四十首〔正宫·鹦鹉曲〕，写“汴梁上都天京风景”，显示了艺术的才华。张养浩在退居林泉以后，慨叹居官的危险，确实是过来人的口吻。他尽情讴歌隐逸，讴歌自然，作品豪放洒脱；关中咏史诸作，感慨尤深。 这时期更有成就的，是在野与沉沦下僚的一群。“金之遗民”杜仁杰与白朴，都有些传诵的作品。杜仁杰的套数《庄家不识栏》，写庄家声口、神态，那通俗的口语，那幽默的趣味，在散曲史上算得上是“本色”的佳作之一。这套曲的价值还在于它保存了元代勾栏演戏的珍贵史料。白朴的作品疏放清丽，有着鲜明的诗酒优游的色彩。他兼写杂剧，所以〔中吕·喜春来〕《题情》中的抒情女主人公，也与《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一样，有着冲破封建礼教的要求。投身到勾栏瓦肆中，“偶倡优而不辞”，以创作杂剧为主的作家，象关汉卿、马致远等，他们都没有诗文流传下来，其散曲更与诗文作者大异其趣。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以其强烈的战斗精神闻名于世。他充分利用散曲格律自由的特点，把要说的话说到十分，表现得特别本色通俗。他善于写爱情题材，写恋人相会时是那样的大胆，写别离时又是那样的依恋，这大概得力于多与风尘女子接触，熟悉她们的生活和思想吧。作为一个饱受统治者腌臜气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唱出了“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之类的反话，其悲愤可以想象！马致远更被誉为“振鬛长鸣，万马皆瘖”（朱权《太和正音谱》）的作者，风格兼有豪放与清丽之长。他的杂剧都充满了自我的表露，散曲就更是这样。〔双调·夜行船〕《秋思》、〔南吕·金字经〕《未遂》、〔南吕·四块玉〕《恬退》、《叹世》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愤世、厌世、避世思想，和雄劲蹈厉、寄慨无端的表现方式，为后世怀才不遇、看破世情的知识分子所宗仰，一直奉为豪放之宗。他的功力还表现在景物的描摹上，其特点是把自然美的再现与强烈的感情色彩糅合在一起，显示出马致远式的忧郁与寂寥。他写男女相思之情是那样的含蕴，一点不涉色情庸俗。无怪他的声誉是那样的高了。 前期作家中还有一个王和卿，他的俳谐俚俗的作品，把大蝴蝶、大鱼、绿毛龟、长毛小狗都写上去了，而且有嘲笑讽刺意味，在散曲中别具一格。以张可久和乔吉活跃于曲坛为标志，元代散曲的发展进入了后期。张、乔二人过去被称为“曲中双璧”，目为清丽派的代表。张可久的声名又在乔吉之上。他是第一个专力写散曲的人，不写杂剧，也没有诗文留下，散曲却有八百多首，占现存元人散曲的五分之一。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小令，只有九个套数，可见他是把精力凝注到散曲的典雅化上面的。我们知道，曲中的小令近词，套数近剧，相对来说，套俗令雅，这是一般的规律。兼之可久刻意雕琢，运用诗词的字面、句法，含蓄、凝炼的表达方式，遂使其曲骚雅、蕴藉，成为清丽派的宗师，在明清两代获得了不少的崇拜者。然而他的风格也不是单一的，俊快轻盈、哀惋凄艳、刚健豪放，也同时可以在他的曲中找到；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最后同归于雅，早期散曲（特别是民间创作）的“蒜酪风味”，渐渐的淡薄了。 张可久之所以为后代倾倒，自然同他的仕宦偃蹇、作品中多名士气和凄惋味有关。乔吉同他的境遇差不多，也许更为潦倒；所以曲中于啸傲山水之余，还有不少青楼调笑之作，有时也发发牢骚。如果说张小山近于词中的姜白石，那么乔梦符就是词中的柳耆卿吧。乔吉在艺术上不似张可久雕琢得厉害，时时有些“出奇”的俗语，雅俗兼该，这可能跟他兼作杂剧有关。此后的元代曲坛，仍然没有一面倒。在豪放辛辣本色方面，我们可以举出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刘时中的〔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钱霖的〔般涉调·哨遍〕《看钱奴》、钟嗣成的〔南吕·一枝花〕《丑斋自序》作为代表。睢、钱作品的嘻笑怒骂，俳谐滑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从前期杜仁杰的《庄家不识勾栏》和马致远的《借马》发展来的。刘作汪洋浩荡，长达三十四曲的联套，后来者少此魄力。钟作极尽形容之能事， 关汉卿的《不伏老》更见奇崛。此外如薛昂夫、贯云石、查德卿、刘庭信等，也都属于这一路。薛、贯都是维吾尔族人，他们的成就说 明了元代散曲的繁荣，是各个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至于清丽雅正一路，作者就更多了，郑光祖、任昱、周德清、徐再思、吴西逸等，都是此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贡献主要在写景和抒写闺情方面更加细致圆润。 统观元代散曲创作，愤世乐闲与爱情闺怨的作品特别多，这是因为作者处民族压迫之下，反抗既无力量，屈服又不甘心，只好啸傲烟霞，寄情声色，以寻找精神上的出路。这无疑有浓厚的消极逃避与自我麻醉成分，然而却也是时代悲剧的反映。我们应该透过表面的现象，看到骨子里的血泪与抗争。 三 明代散曲 散曲经历了它在元代的兴旺时期以后，到了明代，仍然在不断地发展。由于明代立国较长，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元代，内容和形式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散曲的发展，基本上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到了中叶以后才兴旺起来的。朱元璋推翻了元朝以后，加强了封建专制和思想文化的统治。永乐后又设东、西厂和锦衣卫，对人民严加控制，对功臣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不断地大兴文字狱；另方面又大开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依照朱熹的注解解释。这样，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了出路，在思想上却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加上慑于专制的威严，行动上谨小慎微，所以文学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散曲方面，在明初的几十年里，除了由元入明的汪元亨、汤式等几个作家，还继续唱着叹世的调子以外，就只有藩王朱有燉那平庸的赏花观景、风月闲情之作在占据着曲坛。弘、正、嘉、隆时期，城市工商业有所发展，但社会矛盾却日 加深了：农村中土地兼并加剧，水旱频仍；皇帝昏庸无道，宦官专政弄权，阁臣互相倾轧；人民发出了反抗的呼声，统治阶级内部也有所分化。这种情况反映到散曲创作中来，便是大批作家的涌现和不少有社会意义的作品的产生。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常伦等追步关、马，以豪放恣纵的语言，写叹世乐闲的思想，在勘破世情、隐居乐道的后面，不时的透露出对官场黑暗、人情险恶的不满，虽然也往往有故为豪放之处。祝枝山、唐寅、王磐、杨慎、黄峨、金銮、沈仕等却取法乔、张，多用清丽委婉的笔调，写闺阁风情 或山川景物。其佳者往往能荡气回肠，给人以美的享受，缺点是比较纤弱委琐。这里有几个值得特别提出的作家，是陈铎、冯惟敏和薛论道。陈铎一向被目为清丽派的名家，就他多写以闺情为题材的南曲来说，自然是这样。但是他还有一卷《滑稽余韵》，取材于形形色 的都市生活，举凡工匠、苦力、商贾、店肆、相士、巫师、稳婆、媒人、狱卒、号兵、里正、皂隶，莫不兼收并蓄。形式通俗朴素，全用市井口语，那种风趣幽默的韵味，与元人王和卿、张鸣善辈相侔而浅白过之。这可能是根据流行于城市中的小曲改编的，反映了他对民间生活和歌曲的关心。这一百三十多首作品，大大开拓了散曲材的天地，可惜的是此后继响者绝少。冯惟敏对农村的生活比 关心，《海浮山堂词稿》中反映农民在水旱频仍的年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酸辛情景，是比其他作家都要多的，象《刈麦有感》、《谷有感》，以及以“苦雨”、“苦风”之类为题的作品，都是很好的证明。他一向被视为豪放派的巨匠，甚至被誉为“曲中的辛弃疾”。的确，他的作品数量多，题材广，对社会的弊端和官场的丑恶也多所揭露，风格刚劲朴直，豪爽奔放，充分发扬了元人的优良传统。薛论道一向不为人注意，无论明清或近代的曲选、曲论，几乎都没有怎么提到他，这大概与他曲中多抨击封建社会之语与他的《石逸兴》久湮不彰有关吧？他的散曲题材有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多写塞上风光与军旅生活。在《塞上即事》、《边城秋况》、《 战场》、《宿将》、《寄征衣》等题目下表现出来的，是将士们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久戍不归的思乡心情，以及苍凉辽阔的边塞气象。这些作品风格慷慨苍凉，颇有唐人边塞诗的风味。其他作品亦挥斥遒劲，广泛地抨击了社会中的不平现象。应该给以较高的评价。从这几个人的情况来看，散曲到了他们手上，题材和思想都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范畴，艺术上也同明初那些机械模仿元人格调的大不相同了。南曲在明初就有所抬头但是在嘉靖、隆庆以前，北曲还是占着优势。嘉、隆年间，昆曲勃兴，梁辰鱼继戏曲音乐家魏良辅之后，在戏曲和散曲两方面都有所创作，《江东白苎》一出，以昆腔演唱的南曲大盛，北曲迅速衰落。这时东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繁荣，散曲作家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地区活动。由于城市物质生活的刺激，以及统治阶级的日趋没落，他们或多或少都沾染上沉溺声色的风气，很多人都蓄有歌姬，或经常出入青楼，因此作品大半喜欢用华美纤丽的词藻，写缠绵绮腻的艳情。梁辰鱼的《江东白苎》，和前一时期沈仕的《唾窗绒》，可说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他们所开创的“白苎派”和“青门体”，风靡一时。沈璟虽注重本色，但又过分的强调音律，而内容则仍然是香艳的。追求音乐上悠扬动听的风气，使集曲、犯调和翻谱的作品大量出现。散发展至此，已偏向满足耳目感官的享受要求，形式浮艳，内容苍白，走下坡路了。这时期著名的曲家，除梁辰鱼、沈璟以外，还有郑若庸、张凤翼、王骥德、冯梦龙、施绍莘等。内中只有冯梦龙的作品较有真情实感，因为他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民间小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