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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天宇主编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他们灿若群星,彪炳史册,成为中国历史的闪光点。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同当时的人民群众一道,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的事迹也从而为历代人们所传颂。但另有一类英杰人物,他们不被称之为“家”,而只被称之为“士”,那就是谋士。本书讲述中国古代十大谋略人物——吕尚、管仲、范蠡、李斯、张良、诸葛亮、杜预、魏徵、刘基、洪承畴,语言流畅,文图并茂,每位传主小传后面附有年谱和相关阅读书目。
作者: (晋)杜预集解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简介:《左传》亦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是鲁国官修的历史,它按照鲁国十二个君主的次序,简略记录了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史事。相传曾经过孔子的修订,以表达他的[微言大义],因而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左传》是对《春秋》的解释,对当时一些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四五四年),比《春秋》增多二十七年。《左传》为谁所著,著作年代为何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较早说法是,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并谓左丘明大致和孔子同时。但后来有的学者却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看,本书似应完成于战国初期,并可能不是出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之手。
作者: 张朝炬
简介: 由张朝炬所著《正说司马家3:孙子司马炎》叙述了晋朝的开国君主司马炎的传奇一生,他在位25年 ,对结束三国时期国家的动乱状态,复兴经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公元265年,他继承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数月后逼迫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国号大晋,建都洛阳。公元279年,他又命杜预、王溶等人分兵伐吴,于次年灭吴,统一全国。结束了分裂长达 半个世纪的三国时代。成为继秦皇、汉祖、光武帝之后第四位统一全国的皇帝。建国后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太康元年,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 、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太康年间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本书将为你再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你深刻地了解晋朝历史、了解果断刚毅的晋武帝司马炎。
【作者简介】
张朝炬,著名作家、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博士,昆士兰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商业评论撰稿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美中关系协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会员。常年旅居美洲、欧洲、澳洲,致力在全世界发现历史真相。著有“正说司马家”三部曲:《正说司马家 1:老子司马懿》《正说司马家 2:儿子司马昭》《正说司马家 3:孙子司马炎》等作品。
【媒体评论】
《豆瓣读书》《知乎》《中国书评网》《Arts & Letters Daily》2017年度*值得期待的十大历史读本之一!《历史今日》、《中国历史》、《二十一世纪》、《禹贡》、《CDCB》2017年度图书!
作者: 陈应鸾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1
简介:②“言乱世”句:杜甫此持作於赓德二年,是時“安、史之乱”初平,而河北诸蕃镇割撩一方,拒唐之命。戟火遵绵不断,甫故绑河南以至残破。故持中念及之,不腾愤懑。 ③老杜:指杜甫,以别於料牧(稻小杜)。全唐诗卷四六六沈傅师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沐嶽麓守越不:“锵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轩。”强方平讀杜工部诗:“文物皇唐盛,持家老杜豪。”趟扦遇公安:“劄郎浦上公安渡,我遇高吟老杜诗。”黄庭壁次胡蓋伯氏寄赠郎中喜学老杜诗:“老杜文章擅一家,国凰纯正不欹斜。”厶潭州莳,杜诗刊本题作登潭州。厶潭州:隋於长沙郡置,寻復篇层沙郡。唐復谭州.改长沙郡.又很为潭州。宋曰潭州晨沙郡。治在今湖南省长沙市。 ④“丧乱”四句:王嗣爽杜臆卷一O:“‘岸花’、‘樯燕’影人情之薄。”浦起葩讀杜心解卷三之六:“三、四(引者案:指发谭州中此二句诗),发船之景,洪仲所谓托物兄人者也。羞人情冷淡,在言下也。”此等说法即本於魏泰。厶丧乱:死亡祸乱。後多谓峙势、政局之勤乱。持大雅霎漠:“天降丧乱,镄馑蔫臻。”颜氏家剖涉籍:“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厶乐善:棠於行善。史记乐书:“闻瑁徵音,使人棠善而好施。”厶喜士:好客;喜接纳贤者。史记平原君虞卿列傅:“臣闻君之喜士,士不逮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又魏公子列傅:“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韩愈弑大理抨事王君墓誌铭:“金吾李将军年少喜士。”厶一将一迎:将,送行,送别,迎接客人廷王知北游:“颜矗监朋乎促尼曰:‘回当瑁诸夫子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回敢明其遊。’仲尼日:……”塑人虚物,不惕物。不惕物者,物亦不能惕也。惟无所伤者,为能舆人相将迎。……”’淮南子觉冥:“故圣若镜,不将不迎,虑而不藏。故莴化而无惕。”甜灵运初去郡:“负心二十载,於今廒将迎。” ⑤傻柔:宽舒、徒容。国语周语下:“所以便柔容民也。”童昭注:“柔,安也。”杜预春秋序:“便而柔之,使自求之。”孔颖崖疏:“傻、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又,平和、柔和。文遴王子渊洞箫赋:“傻柔温润,又似君子。”魏泰此虚当兼此二羲。厶感諷:猶諷谕。托群婉言勤说,使人感悟。李贺有持题感諷五首。 ⑥豪放:本指人性格狂放不榱點。魏害强彝傅:“叠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燕所颇忌。”新唐害李邕傅:“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後亦指持文重氯势、无拘束之凰格。二十四持品有“豪放”一品,杨廷芝诗品浅解:“豪遭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刖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厶怒眼:指气势壮盛。王安石送强宣羲之官越幕二苜之一: “惟有西兴渡,重胥或怒强。”此指波讈汹溺。胥,伍子胥。米芾海岳名言:“世人但以怒张觅筋骨,不知不怒强自有筋骨焉。”此指害法筆力雄健。嚴羽瀹浪诗话持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眼,殊乖忠厚之凰,殆以篇詈骂持。”此指诗格粗豪浅露。 ⑦李白(七O一一七六二):字太白,虢青莲居士。祖籍隴酉成纪(今甘肃省秦安縣东)。少蛙居於蜀中绵州彰明縣(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唐代著名大诗人。新、蕾唐害皆有傅。 ⑧“李侯”二句:杜甫舆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之诗句。厶佳句:兄後第一八僚注①。厶阴鏗:字子紧.南朝隙著名诗人,武威姑藏(今甘肃省武威市)人。梁畴曾任湘東王法曹参军。陳文帝時,为始典王府中绿事参军。累逼曹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自幼骢慧,五岁育诗赋,一日千言。畏而博涉史傅,尤善五言持,不何遜卉名。陕害有傅,南史附陰子春传。 "④“水北”八句:稗愈寄虚仝之持句。此诗作於意宗元和六年春。参兄前僚注⑧。厶水北山人:指石洪。厶水南山人:指温造。案斡愈送温庭士赴河陽箪序:“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鸟公以缺绒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羅,羅而致之幂下。未敷月也,以温生篇才,於是以石生篇媒,以檀篇耀,又耀而致之幕下。”此即“水北山人”、“水南山人”事。厶“偻捉”,钱仲聊斡昌黎计鬃年集释引睾正云:“阁本作‘偻夫’。”厶同里:绑里。戟国策卉策四:“今夫士之高者,乃稻匹夫,徒步而虚晨献,下则鄙野临门同里,士之贱亦甚矣。”宋的舻注:“闾在乡,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门。”厶少室山人:指李渤。厶少室山:在今河南省登封繇北,嵩山之西。因山有石室得名。厶辣官: 掌辣诤之官且。班固白虎涌谏诤!“君至尊,故设辅弼,置辣官。”唐畴辣官有辣议大夫、捕阙、拾遣。案舊唐害意宗纪及李渤傅均载:元和元年九月癸丑,以李渤属左拾遣,徵不至。干愈谓“雨以辣官徵不起”,常逞有一次,正史失载。厶“刺”,底本原作“刺”此據苕溪渔隐鼗话前集卷一七、古今锐部鼗害等改。此僚後一“刺”字原亦作“刺”,亦撩此改。厶刺口: 多言,猫言镜舌。厶峙事:当时之事。三国志魏害李通傅裴松之注引王隐盲害:“每兴之言,言及玄速,而未曾评输时事,臧否人物。”厶“峙事”,韩诗刊本、全唐持作“世事”。厶驱使:辐遣,役使。後漠害桓谭傅:“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臀巫,外求方伎,此不可不借。”玉臺新泳卷一古诗篇焦仲卿妻作:“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 希:企求 ⑥僕御:僕绷及驾车之人。 ⑦送石洪祷:棘集题作送石虎士赴河陽幕。钱仲聊韩昌黎诗年集释引考具:“或注:得起字。”全唐莳卷三四O题作送石庭士赴河陽幕得起字。 ⑧把:孰,握住。厶种树书: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不去者,臀蘖、卜筮、棰树之害。”後以此表示退休衢耕。辛案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峙事哉作:“卻将莴字平戎策,换得束家种榭害。”殆即本於韩愈。 ⑨避世士:逃避世耪而隐居之人。壮子刻意:“就薮浑,庭閒喷,钓焦圊虞,燕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⑩报恩:报答恩惠。漠害羞宽镜傅:“雎日有益,月有功,猫未足以稍皲而报恩也。” ⑦去去:快走开。世税新语任涎:“去去!无可復用相报。” ⑩酒行:巡行酌酒勤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傅:“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厶起:起身,起程。 ⑩“尤”,底本原作“尢”,此據苕溪渔隐鼗话前集卷一七、葩威秘害本等改。 :韩愈:兄前第五修注⑦。厶赠扈仝持:韩诗刊本及全唐诗题作寄重仝。 ③“春秋”二句:谓廑仝橐置春秋之傅,祗深研其经。厶“五傅”,方崧狠学正卷一:“杭、蜀本同,阁本作'左传',”失喜原本韩集考翼卷五:“都、爽春秋,世已无傅,而赏世兄行三傅。作‘五’、‘左’,皆非也:钱仲聊斡昌黎持鬃年集释:“祝本、魏本作‘五’。考異、廖本、玉本《‘三’。”案:全唐诗亦作“三”。厶束高阁:橐置不用。世说新语豪爽:·庚樨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割孝檩注引漠青春秋:“是峙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贵经古代留传达室下来之经书,晋书王淇崧等传达室论:”崧则思该通,缉遗经于已紊,“究:深求,”终始:事物之结局兴开端,周积下:“易之为书也,原始原终。” 参见前注。 元稹自谓知老杜矣①其输曰:“上骸曹、刘,下薄沈、宋。”至韩愈则曰:‘引手拔鲸牙,翠瓢酌天浆。”③夫高至于酌天浆,幽至于拔鲸牙④,其思赜深速宜如何⑤,而矩止于曹、割、沈、宋之同耶⑥?笺注 ①“元稹”句: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係铭並序:“予讀诗至本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缌萃焉。”厶元稹:兄前第八僚注①。厶老杜:兄前第四僚注③。 ②“上骸”二句:元稹唐故工部昌外郎杜君墓傈铭韭序中原文码:“至於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塞,古傍苏、奎,氯夸萱、刘……”後二句一作:“言砖藓、李,氟吞曹、割”。厶骸:具借,兼有。曹、刘:曹植、割槟。文心雕龖比兴:“至於揚、班之偷,曹、割以下,圃状山川,影寓霎物,莫不缴综比羲,以敷其荦,蔫听回祝,资此效绩。”薄:逼近,靠近。厶沈、宋:沈佺期、宋之问。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沈、宋裁辞矜变律,王、裼落箪得良朋。”新唐害宋之闹傅:“魏建安後讫江左,诗律屡燮。至沈约、庾信,以音韻,韻相婉附,属封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麓,回忌聱病,约句凖篇,如锦彇成文。学者宗之,虢为沈、塞。” ③韩愈:兄前第五僚注⑦。厶“引手”二句:斡愈稠强籍中之诗句。“引手”,韩诗刊本及会唐诗作“刺手”。厶引手:伸手。斡愈柳子厚墓誌铭:“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搪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太平庸记卷四三二引原化记南隔士人:“隔门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蔫具,不冕引手受之。”厶酌:取而餩之。厶天浆:天上之螀浆玉液。厶钱仲聊斡昌黎入诗蘩年集释引立世举注:“酌天浆以喻潆,拔鲸牙以喻沈雄。” ④幽:隐蔽,隐微。荀子正论:“上幽除”,握倞注:“幽,隐也。” ⑤思赜:思维,思虑。赜,精微,深奥。人之思维微妙难测,故曰思赜。深速:深刻而畏远。厶宜如何:虑当怎檬。此为感欺词,猫云到了何等地步。 ⑥矩止:豈止,何止。 熙宁庚戌冬,王安石自参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司僚造门奔贺者相属于路,公以未谢,皆不见之,独兴余坐于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筆书窗曰,:”霜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妇寄此生。“放筆拐余而入,居鑫陵白下门外,余谒公,公欣然邀余同施憩法寺,偶坐于僧房,是时,虽无霜雪,而松竹皆如诗中之蠊,余因述昔日题窗,并育此诗,公无然曰:”有是乎?:“頷首微笑而已。 ……
出版社:齐鲁书社,2013
简介: 《十三经古注》共二百九十卷,由金蟠、葛燕编订,历时三年,于崇祯十三年告竣。汉晋古注分别为:《周易》十卷(含略例一卷),王弼、韩康伯注;《尚书》二十卷,孔安国传;《毛诗》二十卷,毛亨传;《仪礼》十七卷,郑玄注;《周礼》四十二卷,郑玄注;《礼记》四十九卷,郑玄注;《春秋左传》三十卷,杜预集解;《春秋公羊传》二十八卷,何休解诂;《春秋谷梁传》二十卷,范宁集解;《尔雅》十一卷,郭璞注;《论语》二十卷,何晏集解;《孝经》九卷,郑玄注;《孟子》十四卷,赵岐注。前九种保留了陆德明音义。
作者: (晋)杜预撰;(唐)陆德明音释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2
简介:本书是杜预为《左传》所作注本。杜预将《春秋》经文按纪年配合于《左传》前,并于注后附唐陆德明音释,音释后又标注重言重意,将文中重复的句子和意思相同的句子加以注明,便于读者理解与查考。
作者: 裴传永主编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简介: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有一类非经非子、“四部”难入的东西特别今人萦怀心头,开始我们概斥之为封建糟粕,予以封杀,继而是小心翼翼地整理研究,现在则公之于众,并且被炒得沸沸扬扬,冠之以“宝典”、“绝学”、“秘发”、“官经”、“谋略”,大有发现新大陆之势。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学之外的一门绝学——官箴学。 官箴,顾名思义就是做官的箴言录,或者说怎样当官的道理,基本上是官人或学者写给官人的告诫和指导,是古代统治阶层用于自律和行政的道德规范。不过,官箴的原始含义并不是对一般的官员而言。据查,“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有“(帝甲)命百官箴王阙”。西晋学者杜预注:“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孔颖达疏曰:“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篇,后汉崔骃、骃子瑷、瑗子寔交,世补其缺,及临邑候刘騊駼、太傅胡广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广乃次而题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为之。”而从字面上理解,“箴”原本是中医治病使用的针一类器具,《文心雕龙·铭箴》篇解释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药石也。”由此看来,官箴最初的含义是官员们对君主的谏言。凡是到了后来,官箴才成为对一般官员们的警戒。之所以名曰“箴”,意为防病治病一样的东西。
作者: 方韬
简介:
西晋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早*完整的《左传》古注,具有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但经注简约古奥,目下缺乏有深度的研究。本论文迎难而上,对《左传》杜预注展开全方位研究。全文共分七章,从文献学与经学史结合的角度,分别考察了杜预的生平与著述,《集解》的成书,《集解》的注释体例,《集解》的解经体例,杜预的“旧史说”“赴告说”两大条例,《集解》中关涉的若干经学史问题等。附录从古籍整理的角度,对当前《集解》整理的疏漏做了补充。应该说,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左传》杜预注的*新成果。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3
简介:水道五 昔郦道元注《水经》,积数—卜年而成。盖以一人遍稽九州水道,故迟之又久耳。兹言楚中一隅之水,宜若无难。然洞庭所汇自九江而外,支派尚多,非条分而缕析之,其能了如指掌乎?爰详考《水经》,参以咨访,黄叫四易,始得别其源流,而辨其分合焉。益叹 道元之博综为匪易易也!志《水道》。 沅水,据《水经》,出舸且(音沮)兰县,为旁沟水,义东至镡城县,为沅水,东迳无阳县。无阳者,汉武陵郡之故县也。有水从东南入沅,是为尢水。蔡沈注《禹贡》“九江孔殷”中有元水,即无水之讹,“无”与“元”相似而讹。 燕水,亦出胖舸且兰,至无阳县人沅,谓之无口。按:《说文》:“燕”本古“舞”字。故“燕水”或作“舞水”,又加作“潕”。后人以“无”省作“无”,又以“无”讹作“元”,究即《水经注》所载之“热水”也。沅既合无,又南通运水,迳辰阳县,县有龙溪水,南出龙桥之山,北流入于i心又有滏水,南出扶阳之山,亦北流会沅,沅乃东与序溪合。按:无阳,即今之贵州镇远府舞阳县也。“序”作“叙”,后加水为溆浦县,水所汇也。 溆水,亦名柄水,为五溪之一,出义陵郡鹿梁山下,为郡渠川,西北迳父陵县,西北入沅。沅又合柱水,东迳辰阳县,南合辰水。 辰水,出辰阳县三山谷,东南流,独毋水注之。经辰水之阳,楚词所谓”少宿辰阳”者也。右与沅水合,谓之辰溪口。武陵郡有五溪,辰溪其一焉。水又经沅陵县西,会武溪水,即马援闻笛处也。再会施水下,与酉水合。 酉水,导源巴郡临江县,故武陵郡充县酉源山。东南流迳无阳故县南,又东迳迁陵故县界,逶迤注于沅,谓之受水。其水所入,名曰酉口。沅与酉合,又合东溪水、溪水、分、东夷水、夷望溪水,再下为明月池、白璧湾、三石涧。又东历枉渚,入龙阳县境,与渐水合。 渐水,一名澹水。《水经注》:出汉寿县西杨山,南流东折,迳其县南,即索县之故城也;又东历诸湖,方南入沅水,所入之处谓之鼎口。 资水,出宝庆府之武冈州之路山。《水经注》:出武陵无阳县唐糺由,盖即路山之别名也,谓之大溪水。又迳建兴县南,又迳都梁南,东北介大水,迳扶阳县古夫夷县。又东北合邵陵水口,又东迳益阳县北,谓之资水。至茅夹河分三支出乔口:北通南湖洲,义过徐河口人沅江;大河流出布袋口;中出关公潭、白马寺、塞梓庙,又四十里,出临资口,会湘水入湖。 湘水,发源广西兴安、灵川二县界海阳山,有分水岭,南流为漓水,北流为湘水。罗含《湘中记》:“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又云:“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下见底[了了,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动:岸若朝霞。”至所经之地,首会赵城峤水,下合观水,谓之观口。又东北合洮水,又合营水,迳九疑山;又东北合应水,逶迤至永州府零陵县,与潇水合。 潇水,源出九疑山朱明峰。《一统志》:潇水出九疑山,南流至三江口,东北与(迤)[沱]水合,一云与瀑澡漭合流。又东北至永州城外湘口,合于湘,是为潇湘。又过祁阳县,至衡州府北郭,与蒸水合。 蒸水,发源宝庆府邵阳县耶姜山,逶迤入衡阳境。是水其气如蒸,故名。至今衡阳县北郭草桥河口入湘,是为蒸湘。又过衡山、湘潭、善化、长沙四邑,至湘阴县临资口会资水,再下合沅水注洞庭,是为沅湘。此三湘之所由名也。 澧水,发源武陵郡充县西历山之东,过其县南,经零阳县北与温水合。又东,会零溪水;又东,九渡水注之;又东,会娄水。至澧阳,右会渫水,(注)[左]会黄水。又东过作唐县今之安乡县,左会浮水,东合澹水,折而从华容傅家矶下湖。 五渚,《水经注》:“湘水左会水青口今名临资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右属微水,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湘阴北,古下隽地。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麇”与“微”,音相近;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谓之五渚”。 微水,在巴陵县。《水经》:“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微水从东来注之。”郦道元注:“侧湘浦北,有万石戍即今之万石湖。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今日布袋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右属微水,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 夏水,[亦谓]沱水,在华容县北一里,一名华容河。《晋书杜预传》:预以巴丘湖,沅湘之会,荆蛮所恃。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见明孙羽侯《华容县志》。今按,蔡氏《书传》:“华容县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谓之沱。”则预所开,当始江陵。今华容河乃从石首来.冬竭夏流,故当时均以沱、夏称,非沔阳之长夏河也。 涌水,在华容县南。《水经》:江水又东南,当华容县南,涌水出焉。郦道元注: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谓之涌口。《春秋传》“楚大夫阎敖游涌”,而逸注”涌水在华容”。按:此水本入江,洞庭秋涨,亦与湖通。 诡水,在华容县东南。见《山海经》。 绣水,在华容县西北,人长艳湖,归洞庭。 景水,自安乡县来,至华容县西南,会于景港,《水经》谓之景口,迳杜家滩人湖。 芷水,在龙阳县。《方舆胜览》:芷水即沅水别流,其地多生杜蘅、白芷,故名。 寿水,在龙阳县。《水经注》:沅水又东,迳龙阳县北城侧;沅水又东合寿溪,内通大溪口。 沧水、浪水,在龙阳县。《广舆记》:沧山、浪山下,各有水出,合流人于沅。《楚辞》所谓“沧浪之水”,是也。 良水,在龙阳县西南七十里,有良山,良水出焉。 岳阳楼在岳郡西门城上,创始未详,南北朝颜延年《登巴陵城楼》诗,已有“清氛霁岳阳”之句。宋知军州滕宗谅重修,有经略范仲淹记。明成化间都御史吴琛、知府吴节,嘉靖知府韩士英、李临阳,相继修葺;崇祯十二年灾,推官陶宗(九)[孔]建。国朝顺治七年,知府李若星重修;十四年复灾,康熙二十二年知府李遇时、巴陵县赵士珩倡捐重修;二十七年又灾,四十年知府孙道林倡建,未竣,为水冲塌;乾隆五年,总督班第奏拨舵杆洲岁修银六千有余,修缮岳城并建楼,知府田尔易、巴陵县张世芳承建,是为今制;七年,知府黄凝道捐建宾馆前厅,八年遣使求刑部尚书张照书范文正公记,勒于楼屏。考此楼自唐开元间张说守是州,与才士登楼赋诗,楼名始著。至宋以滕宗谅修楼、范仲淹作记、(苏东坡)[苏子美]书、邵竦篆额,时称“岳阳四绝”,而名重天下矣。按:唐张说诗,只有南楼并无岳阳楼,《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诗云:“危楼泻洞庭,积水照城隅”,正合岳阳楼地势;又,崔鲁诗则称“洞庭楼”,李群玉诗则称“洞庭驿楼”,岂其时楼名未定,南楼即岳阳楼?而所云南者在郡署之南,于城则为西,以郡署方位称之欤!然则,崔、李所称洞庭楼,皆即此楼也。不然,张说并未尝有岳阳楼诗,而楼何得以说著名?且滕宗谅何以刻说诗于楼上耶?岳郡旧志南楼另载,似失考。 燕公楼明《一统志》:“在岳阳楼北。唐张说封燕国公,出为岳州刺史,人因以名楼(今废)。”宋陈与义有诗,人《艺文志》。 后乐楼《通志》:在岳郡署内,宋建,取范仲淹“先忧后乐”之义。今废。 西阁《通志》:“在岳郡城内。”《岳州府志》“张九龄有《登道观西阁》诗,李白有《登西阁赠岳僧》诗”,入《艺文志》。 西亭唐贾至有《西亭春望》诗,入《艺文志》。今岳郡志失载,莫详其地。然亭既曰西,总在岳城西。遍玩诗意,亦距岳阳楼不远。 仙梅亭在岳州府城。崇祯十二年岳阳楼毁,后有童于楼基下得一石,上有梅形,枝干隆然而起,摩之反无痕,石长二丈余,厚二寸,遂于楼左立仙梅亭覆之。推官陶宗(九)[孔]为之记。国朝,亭两毁于火,石忽不见。乾隆四十一年,巴陵令熊懋奖复建亭以复古迹,工将竣,适村民于灶觚下得石以献,观者以为酷似旧石,但石已摧裂殆尽,而梅影尚存。熊令知画,遂钩摹人石,置亭中,自为文记其事,世榻传之。 夕波亭明《一统志》:在巴陵县北三江口,一名合江亭,宋建,久圯。 四望亭明《一统志》:在岳州府治,踞内城之首。宋知州军滕宗谅建。今废。 洞庭南馆在岳郡城南,临湖。唐张祜《洞庭南馆》诗:“地盘云梦角,山镇洞庭心。” 西馆宋孔武仲有《西馆雨中》诗,入《艺文志》。《岳州府志》失载,莫详其地。 望湖亭唐崔鲁有诗,入《艺文志》。《岳州府志》失载,莫详其地。 云梦馆宋欧阳修宿云梦馆有诗,入《艺文志》。《岳州府志》失载,莫详其地。 云梦亭唐崔鲁有诗,入《艺文志》。《岳州府志》失载,莫详其地。 湖山亭宋孔武仲有诗,入《艺文志》。《岳州府志》失载,莫详其地。 ……
作者: 杨立新主编;杨立新,孔祥俊撰稿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民法(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法律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法学研究的深入和法律教育的发展。而法制观念的普及、法治素质的培养则有赖于法学教育和法学人才的培养。中国古代社会素有法律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传统。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商鞅、韩非好“刑名之学”。逮至秦汉,律学滥觞。秦朝“以吏为师”。中国传统律学的勃兴始自汉代。自一代硕儒董仲舒开“引经注律”之先河,律学遂成为一门显学。南齐崔祖思曰:“汉末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授课,至数百人。”(《南齐书·崔祖思传》)东汉以后,律学不限于律文的语义注释和儒经考据,领域拓展至法典名词术语和编纂体例。西晋张斐、杜预将中国古代律学发挥到私家注律之空前高度——“张律、杜律”为国家认可,具有法律效力。
作者: 大卫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2007
简介:阮籍:拆迁办主任 嵇康:最性感的铁匠 刘伶:酒杯上跳舞的神 王戎:那李子是苦的 向秀:向内秀还是向外秀 山涛:传说中的老大 阮成:一头特立独行的猪 石崇:“奢”我其谁 王祥:“孝”傲江湖 羊祜:不完美就完蛋 杜预:不会骑马的将军 司马衷:蛤蟆叫声,公私合营 司马炎:羊车上的帝王 贾南风:丑并风流着 卫玢:非常美,非常脆 王济:非常美,非常嘴 潘安:非常美,非常罪 裴楷:非常美,非常醉 桓温:不留芳千古便遗臭万年 陶渊明:喝别人的酒,让自己醉去吧 后记:烹调或者疑似烹调
作者: 姚曼波著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孔子作《春秋经》说”质疑,汉前典籍中的孔子《春秋》,孔子“笔削”《春秋》考,两千年春秋学之迷误等篇章。 姚曼波 《春秋》考论自序 本人对孔子《春秋》的研究,开始于十年之前。提出这个课题,起源于我长久以来所感到的一大困惑:两千年来,经学家们都说孔圣人作《春秋经》。但是,为什么从先秦到西汉,虽然人们对孔子作《春秋》广为称颂甚至顶礼膜拜,而实际上对《春秋经》却罕见征引;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征引的《春秋》皆为《左传》,但对相传是《左传》作者的左丘明其人,除了司马迁外,几乎无人提及。这个历史的错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我发现,其实在一百年之前,康有为已经提出与我相近的问题:“凡传记称引诗书,皆引经文,独至《春秋》,则汉人所称,皆引《春秋》之义,不引经文”,称“此是古今学者一非常怪事,而两千年来乃未尝留意”(《春秋左氏学·春秋口说》)。当然,康氐是站在经学家的立场上来回答解释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对他的结论,笔者自然不能苟同。我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了寻根究底、溯源循流的研究。一九九三年,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拙见“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当时文汇报“学术新论栏”给予了转载介绍,但是此外便未见反响,似乎人们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孔子作《春秋》本是我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壮举,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始终扑朔迷离。回顾两千年的春秋学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汉武独尊儒术前,从先秦诸子到西汉硕儒,从孟子到司马迁,其所称述皆为“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为《左传》;二、汉武时,董仲舒“公羊学”盛行,创“孔圣人作经”之说,倡“一字之褒贬”、以例释义的“春秋义法”。从此,从汉到清,无数代经学家颠倒迷离于其中,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议论,至两千余年,而“春秋大义”始终不明。三、“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经学观遭到批判,《春秋经》终于被推下了神坛,“孔圣人作经”说受到怀疑和有识之士的否定,但迷信旧说的也还大有人在。虽然《左传》的成就和地位,得到了科学的肯定,对其作者、年代、成书、《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国语》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未有根本突破。特别是对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少有涉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是打开两千年春秋学迷宫的金钥匙,是解开春秋学种种谜团的根本关键所在。笔者近十年的研究探索,正是紧紧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孔子作《春秋》的问题被搞乱,是从汉代开始。所以我首先广泛探究了汉初学坛,特别是被称为“群儒首”的董仲舒的春秋学说。我发现,《春秋繁露》和《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所称引的孔子《春秋》内容,不仅超出《春秋经》,也超出《公羊传》,而有出自《左传》者(详见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司马迁、《淮南子》、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皆称述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才三十四(——其弑君之事,《春秋经》中大多是有意隐讳,如鲁国的三起弑君,《经》皆讳书曰“君薨”,证明其数不足“三十六”,并非策书断简的遗失所致。)可证它决非孔子所作《春秋》。《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四十二。唯独《左传》之中,不多不少,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 那么,《左传》与孔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从对孔子作《春秋》称引最详、引用最多的《史记》入手,深入探索。我发现,《儒林列传》记述《春秋经》的源流、传授,只称说《公羊》《穀梁》,只字不提得孔子“真传”的《左传》;与之相反,“表见《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主述孔子《春秋》的源流传授,只称述《左传》,只字不提《公羊》《穀梁》,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的《吕氏春秋》、孟子、荀子、韩非子列入其中。我更从“表见《春秋》”的“年表”中,发现对孔子《春秋》盛为推崇的司马迁,在“年表”中,却极鲜明地表现出尊《左传》、轻《春秋经》、从传背经的倾向。这一切,无不证明,孔子所作不是《春秋经》,而是与《左传》密切相关的另一部《春秋》。 于是我进一步深入探索了《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俱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史记”是什么?章太炎、刘申叔都说它是孔子所记的“史记旧闻”,章先生进一步说“传亦兼仲尼作”。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全脱传统牢笼,被“孔子修经”习见捆住了手脚,未能继续深入。但至少这位胆识超凡的国学大师那里,让我找到了共鸣点,大大鼓舞了我深探阃奥的勇气和信心。 我从先秦西汉的典籍中旁搜远绍,爬罗剔抉,最关键的是从《左传》《论语》《国语》特别是从《左传》中找到了突破口。从《左传》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部分入手,考见孔子《春秋》原貌,并切实探明孔子《春秋》与《左氏春秋》的关系。我最终发现:孔子《春秋》,原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本来并不按编年来写。是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即在孔子《春秋》史实的基础上,加上逐条解经语而形成了编年体的《左氏传》——这是《左传》大量事实被割裂肢解而导致叙事不连贯的根本原因。前人早就有人发现并指出,《左传》原是记事的。只可惜他们被“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神话瞢住了,不敢越雷池一步。 为了进一步考察自己观点是否可靠严谨,我把《左传》、《论语》和《国语》三者之间,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虚词文法,多方面进行比较,发现《左传》各方面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从而找到了孔子作《左传》祖本的有力佐证。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从孔子的时代,考察其作《春秋》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条件。为此,我广泛地考证了它的时代土壤、文化渊源,考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特别是史学方面的发展状况,史官制度、史籍、史学观念的成熟等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使我看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坚实时代基础,可以说,它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孔子作《春秋》也有其个人的天才条件。为此,我对孔子的生平思想特别是他的治学和游历,作了全新的考察。发现他后半生的治学和游历,皆与其作《春秋》息息相关,并由此推翻了前人对此的许多怀疑和错误判断。如对孔子所说的“天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问题,前人乃至当代学者如钱穆对此也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笔者不仅以史料的考证,证实了它的确凿无疑,而且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在五十多岁开始学《易》——为了作《春秋》的需要。因为古代巫史相通,孔子要读史写史,不懂占卜、不通《易》,是无法进行的。考今之《左传》,占卜引《易》有一百多处,这也就是孔子后悔自己没有早几年学《易》的原因,也是他后来读《易》乃至“韦编三绝”的动力。再如,对孔子的游历特别是游楚的问题,朱熹、崔述、钱穆这些大师也对此有怀疑和否定。笔者不仅以《史记》、《论语》的有关记载,以及方志和各地名胜史迹、民间传说,证明了孔子游历的史实。而且以《左传》中的史料说明:孔子游楚是他作《春秋》的必然之举。《左传》记载楚事不仅最多最翔实,而且其中有称“楚王”、用楚语者——这是孔子直接录自楚史所致。为了全面揭示《左传》史料与孔子游历之间的关系,我将《左传》全书的事件一一按国别归类,“表见《春秋》”,结果显示,凡《左传》中计载史料具体翔实者,除了得自《国语》外,其余皆是孔子游历之国。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我的判断:《左传》的史料,主要来自孔子游历各国亲自搜集的“史记旧闻”。进而从更大范围考证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 最后,笔者粗略地探讨了孔子作《春秋经》这一误区产生的源头及其时代背景,以及误区的历史发展。以求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历史的误会。并对如何重新评价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和他的理论思想,作了简单小结。限于篇幅,加之学力所限,不敢多加妄议,还是留待后人评说吧。 本书的体例,反映了笔者探索的历程。 为了能更深入地考明史实,我曾专程赴京,寻访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高校的专家学者,以求得到他们的指教,并希冀能从最新考古文物中找到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已经寥若晨星。 在前后历经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作了大量的笨工作。为防止自己的主观偏面,同时也为了最广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几乎涉猎了从先秦到明清直至当代所能找到的有关本题的各种典籍,深入探讨了春秋研究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其中杜预、刘知几、朱熹、吕大圭、郑樵、吕祖谦、顾炎武、汪中、章太炎、刘申叔等大师的研究,给我的启发尤其大。我既注意吸收取正面的观点和材料,也重视研究反面的观点,考察其立论的依据,推究其错误的根源,犹如孟子所说,要做到“淫辞知其所溺,詖辞知其所陷”。它们促使自己看问题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我还注意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考察结合起来,所谓“见微知著”。在这方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作了很好的开拓。他从文法虚词入手,考证《左传》的创作年代,曾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可惜,他的考证不够全面。笔者则沿着他开创的思路,重新作了更大范围的考察,从《尚书》《诗经》《春秋经》到先秦诸子,对高氏所提出的六个虚词的使用规律,逐一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研究,结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高氏所作出的“左氏不是鲁人”的错误结论,并从文法虚词角度,进一步确定《左传》的创作时代。仅此一项工作,我化了几个月的时间——它们在本书中,仅仅占有一小段文字。但我由此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以无可置疑的典籍史料的考据为基础,提出并力证自己一系列的新观点:一是首次提出并证实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独立的著作,是今之《左传》的蓝本。《左传》的真正作者是孔子。二是通过严谨的考证,初步探索了孔子《春秋》的原貌——是记载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的纪事本末体。三是明确指出左氏割裂孔子《春秋》,加入逐条解经语而形成编年体的史实。四是以科学的态度探索了孔子“笔削”《春秋》之迹,揭示了孟子所说的“义则丘窃取之矣”的真实内涵,使历代经学家穷究了两千年而不明的“春秋大义”,揭去了神秘的面纱。五、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左传》全书史实翔实之国(除了小部分得自《国语》外),恰恰正是孔子游历之国,说明其史料,主要得自孔子的十四年游历各国搜集的“史记旧闻”,并指出孔子后半生治学——传《书》、删《诗》特别是五十多岁开始学《易》,皆与其作《春秋》息息相关。以上皆是前人所未说过的。随着基本问题的解决,其它如孔子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国语》的关系等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本书立论虽新,但皆建立在广泛掌握实际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事实说话,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本书破例运用了大量的表格,以便让读者从史料的比较和事实的统计中看清问题真相。 本书旨在澄清孔子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同时对孔子作《春秋》这一重大的课题,作全新的探索。——之所以说全新,是因为从汉武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学坛就一直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下,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不少人似乎依然未能摆脱习惯性的思维定势的左右,更无法接受孔子作《左传》蓝本这样的事实。因为人们头脑中的孔子《春秋》以及孔子的儒家理论乃至孔子本人的形象,经过两千年封建时代的舆论导向以及无数经生迂儒的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人们习惯了传统宣传的孔子,一个“君君臣臣”“克己复礼”、好谈迂阔之论的孔子,而无法接受另一个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的孔子——一个敢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孔子。 两千年来,随着孔子作《春秋》的本来面目的被掩盖、被歪曲,孔子的儒家理论也受到了本质性的阉割。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一味只宣扬“君臣大义”“忠君”,而完全掩盖和篡改了孔子仁学的核心“爱人”——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原则。孔子的思想中,从来就没有唯君是从、王权至上的理论。封建统治者宣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论调,是与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孔子虽然推崇周礼,但礼只是手段,仁才是目的。如果礼违背了仁的原则,那么这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人而不仁如礼何?” 孔子作《春秋》的问题,是关系到史学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等各个方面的重大理论课题。要真正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彻底肃清传统习见及其思维方法的牢笼。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孔子有没有作《春秋》?《左传》传不传《春秋》(《经》)?《左传》是否左丘明作?《国语》是否左丘明作?左氏为什么作《左传》又作《国语》?这些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就是因为对孔圣人作《春秋经》这个基本错误,没有加以彻底否定,因而对孔子的儒家理论,也就不可能展开全面的本质性的探索。 虽然本书在这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但由于春秋时期原始史料的缺乏,也因本人学力所限,本书依然不免粗疏浅陋。要彻底澄清全部问题,远非笔者所能胜任。本书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自感学浅才疏,尤惮于“买椟还珠”,本书少文乏采。透过那朴拙的文字,你可看见的,只是笨拙的思想之斧,开掘着巨大的学术之矿所撞击出的朵朵火花——它可能不象别的花朵那样,可供列赏玩,但或许能点燃起探索真理的熊熊火炬。 不揣浅陋,仅以千虑之一得,呈野人献芹之诚,就正于方家。 姚曼波自序于2002年元月 久竹斋
作者: 刘运好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02月
简介: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08BZW032)的*终成果的修订稿。 本书以历史—文化为视角,采用以经学为主体、以深受经学影响的玄释为辅翼的“一体两翼”式学术格局,以“问题”为点、以“概论”为线的研究方法,试图全面揭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内容分为三大部分:*,魏晋经学研究。以魏晋经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详尽地钩沉、辨析淹没于史籍中的经学学者、著作以及散佚的经学文献,分析其学术渊源、理论形态、注经体例、经学意义,揭示魏晋经学由崛起到繁荣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动因,试图还原魏晋经学发展的历史真相,推倒泛滥于学界的皮锡瑞“中衰”论,在经学史上给魏晋经学一个准确而科学的定位。第二,魏晋诗学研究。以魏晋诗学的理论形态及其文化生成为着眼点,从经学诗学、玄学诗学和佛教诗学的三个层面上,试图对魏晋诗学的重要理论及其范畴作出合乎历史语境的阐释,揭示魏晋诗学历时与共时之间、生成与文化之间、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第三,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以魏晋经学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双重属性为逻辑基点,研究经学与诗学之间的学理联系。试图揭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经学化儒学对士人价值取向、人生践履的影响,作为文化形态的经学化儒学对玄学、佛学的影响、渗透与吸纳的理论联系,深入考察魏晋时期儒玄释的理论形态、发展演变、渗透互动及其与诗学之间生生成艺的逻辑关系,*后总论经学与诗性思维、审美范式及话语方式的影响,试图构建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
本书创新点有四:*,“上编”通过翔实材料、细密考证、统计分析、纵横比较的方法,彻底推翻泛滥于学界百余年的皮锡瑞“中衰”论。第二,“中编”不仅传统诗学如陆机、陆云、郭象、葛洪等研究注重推陈出新,而且钩沉魏晋诗学文献,匡正了现有美学史或批评史关于佛教美学范畴如言外之意、象外之谈、韵外之致以及意境说等以流为源的谬误。第三,“下编”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奠基于传统经学。因此,中国诗学研究,既必须立足于诗学自身的体系研究,又必须回归于‘经学诗学’的生成研究。”建构了一个“一体两翼”式完整的理论体系。第四,大量专题研究乃填补了学术空白,如“上编”的三国两晋经学著作钩沉考索、两晋北方经学研究,以及王基、孙毓《诗经》学研究;“中编”的王弼《周易注》、杜预《左传集解》、张湛《列子注》、支遁“理中之谈”、慧远“神趣”,以及僧肇“象外之谈”、姚嵩“言外之意”说的美学意义研究;“下编”魏晋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魏晋学术之变迁,以及经学与诗性思维、审美范式、话语方式的研究,都是学界迄今为止尚未涉及的理论命题。 尤其是本书“下编”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不仅具有学术创新意义,而且如果揆以更为宏观的历史脉络,对于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必将有更为深远意义。
简介:《春秋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或《春秋内传》,是古代编年体史书、散文作品集、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经西汉刘歆改编,而近代则多认为是战国初年左氏根据各国史料编集而成。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占卜等事,是我们全面了解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左传》。?《春秋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有60卷,18余万字。书约成于公元前372年至前351年间。全书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其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世次记事。编年始隐公元年(前722),终悼公四年(前464),较春秋多出17年。追叙则上溯周宣王而未及周贞定王。本书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不同于《公羊》、《榖梁》完全用义解释。本书取材广泛,博采当时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故志、训、典、语、令及口头历史传说,不但反映了春秋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及各类代表人物的活动,而且还保存了夏、商、周等时期的部分史料。此书文字简洁、优美,作者善于突出事物本质,以简括语句表述复杂纷繁的事件,对战争的叙述,谨严而分明,委曲而尽致,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还善用极少笔墨刻画人物的细致动作和内心活动,不愧为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名著。本书原与《春秋》分别单行成书,其纪年方法、时限、内容皆与《春秋》多有不合,书内解经之文显然系后人附入。本书在西汉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宫,东汉贾逵、服虔等曾为其作注,均佚。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经传合编。其他注释有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有科学出版社本),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伯祥《左传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标点本),还有朱东润的《左传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等。?《春秋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春秋左传》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战争场景的描写,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极具魅力。文史结合的特点使其既有很强的知识性,又极具观赏性。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感受春秋大变革时期的魅力,特别增加了春秋战国历史风云,以及对春秋笔法做了详细论述,对原典做了详解,同时收录了晋朝时杜预所著的《春秋左传集解》,另外对《春秋左传》里的名言和故事都有单独章节讲述。总之,本套《春秋左传》是一部汲取民间读书“活水”、体例全面创新、旨在帮助读者精研《左传》的“一站式”读本。
作者: 曾宪义主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法律文化研究·第5辑(2009)》内容简介:出版发行《法律文化研究》(年刊)酝酿已久,我们办刊的宗旨当然与如今许多已经面世的法学学术刊物是一致的,这就是繁荣法学的教育和研究、为现实中的法治实践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依据。说到“宗旨”两字,我想借用晋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即通过对历史上“旧例”、“行事”的考察,阐明社会发展的道理、端正人生的态度;记述历史、研究传统的宗旨就在于彰显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大义”。就法律文化研究而言,这个“大义”就是发掘、弘扬传统法文化的优秀精神,并代代相传。
作者: 申新仁编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简介: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传世诗篇,均为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所作。杜牧,字牧之,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八○三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六年(八五二年》。其出身名门望族,为西晋名士杜预十六代孙,其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其父官至驾部员外郎。他二十六岁举进士及第,其才气横溢,后人将其所作诗文近五百篇编成《樊川文集》而流传于世。 唐代诗人创作了数以万计的诗篇,至今,唯有杜牧书写的《张好好诗》墨迹仍留存于世,这不能不说是件奇迹国宝。展读这件精彩的墨迹,诚如《宣和书谱》所评:〔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相表襄。〕亦如明代著名书家董其昌所云:〔颜柳以后,若温飞卿、杜牧之,亦名家也。逗卷墨迹纵二十八点二厘米,横一百六十二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本书另一件墨迹系《高闲草书千字文残卷》,这也是其唯一传世墨迹。高闲,生卒年不详,曾出家于湖州开元寺,后到长安荐福寺。其酷爱书法,为晚唐时期著名书家。唐代诗人张祜在《赠高闲上人》诗中写道:〔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笺,书函内库收。〕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称其草书,〔有旭(张旭》之心哉〕。这卷墨迹纵三十点八厘米,横三百三十一点三厘米,曾经宋、元、明、清等众多名家收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作者: (清)顾炎武撰;徐德明等校点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简介: 本书收录顾炎武三种著作。《左传杜解补正》是对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所作的订补和正误,吸收了明代邵宝、陆粲、傅逊的相关研究。《五经同异》是采辑宋、元、明以来先儒说经之文,以考证五经中之诸问题。《九经误字》是根据石经及各种旧刻,以勘正诸经监本和各种坊间刻本误字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