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读本

作者：  王荫庭编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简介：　　 瓦·彼·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 　　家，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期参加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80年 　　代转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写作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依据历史唯物主 　　义，批判民粹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跳过民主革命，借助村社直接进 　　入社会主义的企图。他的著作在俄国培养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普列 　　汉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者之一，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坚定地 　　捍卫党，反对取消主义和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和列宁一道建立护党联盟。 　　 俄国二月革命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进入了其生涯 　　事最有争议的的阶段。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普 　　列汉诺夫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反对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应当继 　　续深入和完成民主革命，他认为，远非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 　　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能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 　　、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的时候，它决不会退出该国的历史舞台。没有根据 　　断言，俄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 　　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苦头。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 　　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普列汉诺 夫重申恩格 　　斯的观点：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还没有准备好就夺取政权。把 　　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 　　灾难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证明了普列汉夫主张的失败，但苏联后来的历史 　　，特别是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又确实证明了普列汉诺夫的先见之明。 　　

人间喜剧.第十四卷,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Ⅴ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H.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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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人间喜剧14》内容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苏联俄罗斯卷

作者：  程恩富主编;李新等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2006

简介：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苏联俄罗斯卷）》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多卷本学术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总字数约150万，分为五卷：经典作家卷、中国卷、苏联俄罗斯卷、欧美卷、日本卷。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为主线，力求突出与时俱进和开放性的研究特征；采用中外最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全面探索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主要代表性流派变动演化的脉络，条分缕析、客观论证、公正评价；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各经典作家、各流派人物间其理论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规范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试图勾勒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和变动趋势。《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苏联俄罗斯卷）》部分内容填补学术空白，整体结构有系统性，理论阐述有创新性。其学术价值在于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可大大丰富该学科的内涵并推进该学科的建设：其现实意义在于通过科学地观察分析现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探讨一些问题，获得一些启迪，有益于我们更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来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苏联俄罗斯卷）》为苏联俄罗斯卷。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2AJIJD07）的研究成果，多卷本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五卷，分别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济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苏联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作者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抓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内涵的主线，力求突出与时俱进和开放性的研究特征，探索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各个代表性流派变动演化的背景及脉络，条分缕析、客观论述、公正评价；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各经典作家、各流派人物其理论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勾勒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和变动趋势。 　　本分卷专论苏联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的经济思想以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20世纪50—8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改革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共的经济思想、久加诺夫论全球化和俄罗斯的命运、格拉季耶夫的“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布兹加林的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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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世纪俄苏文论的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它从多元格局走向一元格局，又从一元格局走向多元格局，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俄苏文论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马克国主义文论的崛起，改变了俄国文论的面貌，它是20世纪俄苏文论的重大现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解决文艺问题，对20世纪俄苏文论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德国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故乡，精神分析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显得尤为突出。首先，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超载了心理学范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他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的现实，许多西方马克思方义理论家分别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的独到理解。文论与社会密不可分，20世纪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理论界开始日益关注文化中的边缘领域，如殖民地问题、女性问题、进一步，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广阔的文化研究阶段。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激进立场出发，总结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对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艺术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进行了整体研究，观点颖独特。 　　

世纪之交的外国文学

作者：  吴元迈主编;吴岳添，郅溥浩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4

简介：　　20世纪已经逝去。为了新世纪的前行，全面回顾、思考和总结它的时机已经到来。　　对于外国文学领域来说，同样如此。如何描绘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如何阐述20世纪文学的历史行程及其所表现的人类共性和民族个性，其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如何探讨代表性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及文艺思潮流派的嬗变;如何概括20世纪文学的成就和不足、意义和经验，已成为我们和同行的一项迫切课题。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这部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一　　文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与时代风云、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和人的命运休戚相关。20世纪文学也不例外。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变的伟大世纪:一个展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的世纪;一个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挑战的世纪;一个充满复杂多变与巨大冲突、各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世纪;一个经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两大阵营间长期“冷战”的动荡世纪;一个在人们心灵上、精神上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情绪的世纪。所有这一切，都这样或那样地、间接或直接地成为20世纪文学的描写对象;所有这一切也使20世纪文学本身经历了巨大变化。可以说，20世纪文学和20世纪历史同呼吸、共命运。　　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首先，出现了三大文学板块:随着文学领域里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除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继续存在外，还有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学即“第三世界”文学。其中，新兴社会主义文学由于给人类文学带来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而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意义和风采。至于“第三世界文学”，它更是今非昔比。例如，中国文学从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完成了现代的伟大变革。其代表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既是作家又毫无例外地都是文学翻译家。他们在创作中十分重视汲取外国文学营养，同时又以自身的特色和民族的个性，在20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则令世人刮目相看，并已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一朵奇葩，其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阿斯图里亚斯等一批作家的作品不仅享誉世界文坛，而且被称为一次“拉美文学爆炸”。在古老的非洲大地，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60年代以前，不要说文学，就连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也没有。60年代以后，其文学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民族文学获得了长足进展，而且有好几位作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尼日利亚的渥雷·索因卡、南非的戈迪默等。　　其次，20世纪文学思潮流派的变迁，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一个代替另一个——感伤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代替感伤主义，现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共存，以及二三十年代仍流行于法、德、美、日等国的自然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又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尤其是在现代主义那里，思潮流派纷呈，更替频繁，潮涨潮落，花开花谢，“各领风骚”十几年甚至几年，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等。　　与20世纪文学实践的“多声部”相对应的，是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蜂拥而起。它们由于受到哲学、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的不断撞击，像走马灯一样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新历史主义，从阅读批评到接受美学，从现象学到解构主义，从叙述学到文化研究……难怪西方有人声言:20世纪是“文学批评时代”。尽管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喧哗骚动，但它们存在着一个致命伤:从理论到理论，基本上不与文学实践相结合。　　第三，20世纪文学格局也与以往世纪的那种单一形态不同。由于作家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之相异，对审美方式把握之相异，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之相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一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或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在继续发展;二是以新型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为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在大步走向世界文坛;三是一种非传统的、多流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实验主义文学的迅速崛起和扩展。 二　　 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曾经是19世纪文学的主潮，也是它的主要成就，并为人类文学奉献出了像巴尔扎克、司汤达、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萨克雷和狄更斯等一批作家，灿若群星。然而，从19世纪末起，文学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现实主义已不再“一统天下”，于是一些非传统或反传统的先锋派文学人士便声称:“现实主义老了”，“现实主义死了”，“该是审判现实主义的时候了”。但是，这些断言并未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文学的重要一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在继续和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加尔、亨利希·曼、托马斯·曼、伯尔、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德莱塞、蒲宁、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为代表的一批闻名遐迩的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　　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现实主义也在变化发展。20世纪现实主义，特别是欧美现实主义在继承以往现实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以及某些基本创作原则的同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从内容方面看，如探索人的全球境遇及其生存意义，寻找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途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以及为克服它们而所作的各种努力。在一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人可以被杀死，但不可能被战胜”;“我是人，所以我在寻找”。从形式方面看，它发展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述形式，对人物性格、活动地点、环境氛围进行多方面描写，并广泛采用过去一般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的表现手段，如意识流、荒诞、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时空颠倒、传说、神话等，而且还吸纳了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方面的艺术经验诸如蒙太奇等。尤其是在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和安娜·西格斯的《途中邂逅》、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等作品里，不仅运用虚拟和荒诞，而且运用现实主义狭隘论者最无法容忍的神话和传说，这是20世纪现实主义诗学上一大突破。正因为它们将历史时间和神话时间、直接真实和间接真实、传说和现实熔铸一炉，把过去和现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相互交织，从而给作品增添了新层次、新容量和新信息，并赋予作品以强烈的哲理性。这些作家在创作中力图综合人类经验来探索和回答人与历史存在的关系这一时代的迫切课题。在他们那里，哲理性不仅成了作品的内容，也决定了作品的形式。于是，20世纪文学中一批哲理小说、哲理戏剧和哲理诗歌等，便应运而生。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形式和手法方面日益多样丰富，包括它对非现实主义诸多流派艺术经验的借鉴，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在非现实主义化，在异化，在离经叛道;恰恰相反，这是现实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文学史表明，不论过去和现在，不同的文学流派总是在相互挑战和相互影响中前行。这是人类艺术得以发展的广阔道路，也是它的一条普遍规律。现实主义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吸收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如古典主义创作中的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喜剧、讽刺、寓言，就深刻地影响过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而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小说，就运用过浪漫主义的创作题材和手法。至于梅里美和普希金的创作，更无法同浪漫主义一刀两断，因为他们就是由早期浪漫主义者转变为现实主义者。　　20世纪现实主义形式和手法的创新，归根结底，乃是生活使然，时代的呼唤。列宁曾深刻指出:“随着每个时代的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更不用说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布莱希特也有一句至理名言:“关于文学形式，必须去问现实，而不是去问美学，也不是去问现实主义美学。”可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诗学体系，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变的、封闭的。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理解并不为某些现实主义文论家、批评家所认同，他们在对待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时，仍照搬传统的现实主义标准。例如，在苏联和我国的一些教科书和著述里曾认为现实主义只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或“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或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或像卢卡契在30年代所认定的那样，把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奉为现实主义的惟一范式。这些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并不能反映20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全部丰富性，只会削足适履，限制现实主义艺术的审美发展，使之贫乏化。　　针对这些片面观点，文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朝着正确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30年代，布莱希特在那场同卢卡契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战中，便鲜明地提出“现实主义的广阔性和多样性”的命题，认为它既可以在细节上忠于现实，也可以采用比喻象征、讲故事的方式;既可以是滑稽诙谐，也可以夸张变形。60年代初，在布拉格举行的那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卡夫卡国际讨论会上及会后不久，阿拉贡和加罗第便分别提出“开放现实主义”和“无边现实主义”的新观点。70年代初，苏联学者苏奇科夫和马尔科夫也分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范畴”和“开放体系”的新命题，主张生活的认识、题材的选择、形式的表现、作家个性的展示，是没有限制的，是开放的。　　这就是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的几个重要里程碑。　　其实，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整齐划一，它同样是一种多类型、多流派的文学。从拉美的现实主义文学来看，至少存在以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巴尔加斯·略萨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埃内斯托·萨瓦多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等。从全球的现实主义文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一、客观历史派(以生活本身形式反映生活)，如二次大战后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战争浩劫和人民命运进行沉思的中、南欧斯拉夫国家的现实主义(米纳奇、伊瓦什凯维奇、安德里奇等人的作品)，以及英国的反战讽刺作品等。二、比喻虚拟派，如布莱希特的戏剧，艾吕雅的诗歌等。三、心理描写派，如赫尔曼·黑塞的长篇小说《荒原狼》、斯特凡·茨威格的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安德列耶夫的中篇小说《红笑》和别尔戈利茨的中篇小说《白天的星星》等。四，寓言神话派，如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和《狗花崖》，托马斯·曼的小说《雅各布的故事》和《年轻的约瑟》等。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流派的这种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仅如此，就整个20世纪文学的大流派划分而言，它同样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20世纪不少作家不可能无条件地纳入某种“主义”。这里面存在许多复杂情况，决不可简单对待:一是有些作家的创作道路曾经历过多种“主义”，例如易卜生先是浪漫主义者或象征主义者，后是现实主义者;高尔基先是浪漫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者，后是新型现实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二是某些作家诸如帕索斯、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的某些作品，目前还很难划入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范畴，也许可以称之为混合型或中间型作品，这值得进一步探讨。三是“主义”或流派的划分同划分者和接受者的观点密切相关，这里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例如，安德列耶夫曾调侃地说:他对出身高贵的颓废派来说，是个可鄙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派来说，是个甚可怀疑的象征主义者。又如，萨特在人们的眼里是个公认的存在主义作家，但他却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 三　　 现代主义同20世纪现实主义一样，几乎是20世纪文学的半壁江山。　　但，什么是现代主义，它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复杂难题，甚至在涉及它的每个层次上都存在歧异，更不用说它之后的那个“后现代主义”了。　　20世纪文学中任何一个现代主义者，都未曾对“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做过一般性的界定。它既不像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那样，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宣言，也不像从属于它名义下的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诸流派那样，曾经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发表过这样或那样的纲领来宣布自己的存在。这是其一。其二，“现代”这个术语本身十分笼统，除了表示新的和现代的以外，并无什么实质性内容。所以，有的英国评论写道:“某种以年代推移的速度、与年代一同前进的东西，就像船头浪一样，去年的现代就不会是今年的现代”，以至于“就有了诸如‘原始现代主义’、‘旧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类相反词语的流通。”其三，被包括在现代主义名义下各流派的艺术和思想倾向，不仅十分驳杂，十分不同，而且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例如，俄国诗歌中作为现代主义组成之一的阿克梅主义，它的兴起和确立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俄国象征主义，克服俄国象征主义理论的抽象性和空想性，甚至对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实践也采取一种置疑态度。至于说到未来主义，特别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那一派未来主义，还有法国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并不像其他现代主义那样悲观，那样失落，那样孤独，那样朝后看，而是充满革命激情，寄希望于未来，向前看。　　现代主义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尤其是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往往将它同颓废主义相提并论，视为同义词而加以拒斥。这可能同德国、法国、俄国的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革命立场有关，也可能同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点有关。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曾批评过象征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的创作，认为它们将真善美的统一性引向了解体。直至1965年，苏联的一本《简明美学辞典》仍写道:“‘颓废主义’这一概念也可以把这种艺术的形形色色的流派——由抽象主义和立方主义直到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统一起来。”事情的变化差不多与此同时开始，1964年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九卷本)第二卷的“颓废主义”条目中，才将它和“现代主义”作了区分，认为后者的许多特征不同于前者，而且把前者的产生时间限定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将后者限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此后，苏联文艺学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观点。　　“颓废主义”一词源于法文“decadence”，意为没落、堕落。它首先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最早将它引入文艺领域的是作家和批评家戈蒂叶。在他看来，古希腊、罗马的后期文化(古希腊颓废文艺)具有一种特殊魅力:精细的唯美主义、抑郁的情绪、美妙凄凉的厌世态度。之后，法国人巴茹在巴黎主编出版一个名为《颓废主义》(1886—1889)的诗刊。那时的象征主义者及观点与之相同的诗人，都自命为“颓废主义者”。诗人魏尔兰有一句诗说:“我是颓废末期的帝国。”可见，颓废主义在当时并无贬意，甚至还是一种自豪与时髦。其著名代表诗人有魏尔兰、马拉美、兰波等。他们宣扬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其诗歌则弥漫着哀叹、无望、厌世等情绪，即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后来，颓废主义扩展到欧洲某些国家，而英国的王尔德、比利时的维尔哈伦、俄国的库兹明等，都是该派代表性诗人。　　把现代主义等同于颓废主义，这显然不妥，因为两者的内容存在着明显差别，而且颓废主义的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但也不应否认早期象征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国象征派女诗人吉皮乌斯说过，她不是颓废派，颓废派真正吸引她的是它的个人主义。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不同象征派诗人那里并不相同。俄国象征派著名代表者和理论家别雷曾写道:波德莱尔对于他是颓废派;勃留索夫对于他既是象征派也是颓废派;勃洛克对于他是象征派而不是颓废派。也许，把颓废主义看作象征主义之前身，更为符合实际。　　在一些国家里，当否定颓废主义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高尔基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早在《保罗·魏尔兰和颓废派》一文中便写道，颓废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和一种思潮，是“有害的”，但又认为在魏尔兰等的诗歌中，“能听到抗议资本主义现实的声音，听到饱经磨难的心灵绝望的呼喊。这种艺术源于想摆脱惟利是图、道德沦丧的世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危机的征兆。”这一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话，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意义。1934年，高尔基又称魏尔兰、兰波等为文学中从事“首饰技艺”的能工巧匠。　　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文学中一个庞杂而重要的思潮流派，是从象征主义出发的，亦即萌发于19世纪末的法国。有人更具体地认定巴黎是它的发祥地:“这惟一的地点，在这里……才有可能摇匀诸如维也纳心理学、非洲雕塑、美国侦探小说、俄国音乐、新天主教教义、德国技巧、意大利绝望情绪等这类‘现代的’药剂。”　　现代主义是20世纪欧美各种非传统文学的总称，它们为数众多而又相互独立，而且大都具有民族的差别，如英国的意识流和意象派，法国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意大利和俄国的未来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等。其中有些流派诸如象征主义等已成为国际性文学现象;有些流派诸如达达主义等属地区性文学现象;而阿克梅派则仅仅是俄国的一个现代派。有些流派诸如立方主义、抽象主义等，在文学领域并不突出，但在绘画等艺术领域中却盛极一时。　　正因为现代主义是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人们对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流派，它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1974年，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在《现代主义》一书中曾就此写道:“这取决于人们是在哪个中心，或在哪个首府(或省份)来观察它的。正如在今天的英国，‘现代’这个词语与一个世纪以前马修·阿诺德所理解的含义迥然不同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它的含义也是极为不同的。”这两位英国学者说得很对。例如在中国，人们常说“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而在法语里，1670年后都称作现代。因此，中国人对现代的理解，和法国人很不同。仅拿英国来说，它的作家、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也是各执一词。例如埃蒙德·威尔逊将现代主义与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现代主义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而弗吉尼亚·吴尔夫则认为它产生于1910年12月，正是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一切人类关系都变化了”;劳伦斯却把它的开始定格在1915年，而理查德·埃尔曼则提出:“1900年比弗吉尼亚·吴尔夫的1910年更方便、更准确”，因为现代主义的主题已响彻于爱德华七世时代。　　至于现代主义的下限，在世界各国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对立的是: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主义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在30年代就已经终结”。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它“作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艺术一直延续至今”。究竟哪些流派属于现代主义，人们的看法同样不一致。这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例如，有人把存在主义文学划入现代主义;而有人则把它划入后现代主义。英国的“愤怒青年”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主义”归属，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现代主义术语的复杂性，也使我们认识到探讨现代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一份纲领或宣言式的文件，尽管现代主义文学如此五光十色，尽管现代主义每个流派的特点和探索、价值和意义及其存在时间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过去时代的信仰和精神价值解体的时期，因此主张重新审视19世纪文学的哲学基础和创作原则。于是，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胡萨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容格的无意识论，弗雷泽的意识进化说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便成了现代主义的共同哲学和思想基础。正是这些理论模式催生了现代主义者关于世界和人的独特观念。而现代主义创作所竭力表现的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对立关系与异化关系，以及作家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思考。因而在现代主义的众多作品中，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等，就成了这方面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最有成就的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品几乎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状态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寓言。　　也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些理念，使其形式和手法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和反规范性:时空颠倒、意识流、荒诞、象征、潜意识、抽象、复杂多变的情绪与印象等等。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并不意味着不同任何传统对话，会同传统一刀两断。这从来都不是艺术的发展规律。实际情况同样表明，现代主义同传统现实主义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例如，普鲁斯特就曾经从福楼拜那里吸取过艺术经验和创作思想;别雷非常熟悉果戈理的作品，其小说曾受到果戈理的强烈影响。再拿意识流来说，它并非现代主义的首创。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温顺的女性》的“作者告白”里便写道:“当然，叙述的过程持续了几个钟头，断断续续，东拉西扯，形式上不很连贯:他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好像在说给一个看不见的人、一个裁判员听。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当然，与现实主义相比，现代主义更注重的是浪漫主义传统，因为浪漫主义的表现说与现代主义有着相同之处，而且它们都不满自己所处的时代。　　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它的那些经典的优秀的作品，对19世纪末以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动荡和精神危机，对资产阶级的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的那些中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与艰难境遇，都从一个方面作了有力的揭示和独特的反映，这不容置疑。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所作的那些有价值的革新和有意义的探索，也促进并推动了20世纪文学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的那种独特的审美反映和表现并不全面和完整，往往把充满复杂而矛盾的社会进程抽象化，看不到大众的呐喊与抗争，而作品中所深深蕴含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情绪，显然具有消极影响。这同样不容置疑。　　现代主义同20世纪现实主义一样，都不是文学的天涯海角。在20世纪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它们的发展既不平衡，也非直线行进，时强时弱，时起时落，这是它们的基本路线图。一般地说，一次大战前后是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不少大家诸如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艾略特、托勒尔、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出现在这一期间。30年代即史家所称的“红色十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大危机、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影响逐渐增强、各国进步人民奔赴马德里参加西班牙人民斗争，以及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大背景下，现代主义开始走向衰退，现实主义则在世界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四五十年代即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和平建设年代，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强劲发展势头不减，如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南欧斯拉夫国家关于战争与民族命运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度风靡全球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英美的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与“垮掉的一代”等;另一方面是具有实验特征和创新精神的欧美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等迅速脱颖而出;同时还掀起了世界性的“卡夫卡热”。大约从60年代起，欧美的实验主义文学风行一时，但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滞，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异军突起，不仅给现实主义文学也给世界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20世纪文学的版图上，既相互对峙、相互挑战又相互并存、相互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人的困惑、孤独、失落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戴维·洛奇，在1981年回顾20世纪英国文学百年历程时曾写道:它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分别成为英国不同文学阶段的主潮。洛奇的这一著名“钟摆论”不仅适用于英国20世纪文学，也基本适用于20世纪世界文学。 四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西方文学批评家开始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来界定6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同时，也有一些批评家并不用它，而用“实验主义”一词。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后现代主义”，这都是一个复杂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术语比它更时髦、更富有争议性、更无确定性的了。80年代末，有些著述又开始声称:或“后现代主义”已经过去;或现在是“后现代主义”之后，一种“后后现代主义”业已诞生。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1934)一书。达德莱·麦茨在《当代拉美诗选》(1942)中也使用过它。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文学中已隐含着一种对20世纪初文学潮流的反拨。此外，1939年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以“后现代”一词来标志1875年前后西方文明的转折，即西方文明从此转向非理性的混沌一团之过程。但这个术语的广泛使用，则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是在建筑学中，然后迅速波及到绘画、音乐、文学、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用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威尔什的话说:“今天，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未被这一‘病毒’所感染。”　　从文学创作领域看，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主要分歧有以下一些:　　第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说法很多。有人认为乔伊斯于1939年发表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有人提出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人声称它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2)肇始;有人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失败后称起;而有的甚至断言古希腊已经有后现代主义。其时间跨度之大，令人莫衷一是。　　第二，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继续还是后者的反拨?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在其所著的《奥尔弗斯的解体》(1971)中，明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继续。他的这一观点曾受到某些人的响应。可是十年之后，他在《后现代主义问题》(1982)中却修正了这个观点，提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文学上两个不同的对立流派，并列出它们之间多达三十多项的不同点:现代主义——形式、目的、转喻、所指……后现代主义——反形式、游戏、隐喻、能指……　　1995年，荷兰人贝顿斯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中的一个流派。约翰·巴思也认为它只是一种“后期现代主义”。　　第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人们的看法也极不相同。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的观点，与资本主义上升期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或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亦即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与此相反，不少欧美批评家诸如乌克兰的扎东斯基等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时间顺序或编年史的问题，即它仅仅发生在现代主义之后，而是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后现代主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意大利作家、批评家贝尔托·埃柯也指出:每个时代都会走向类似尼采在《不合时宜思索》中所指出的那种危机的边缘;后现代主义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　　第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一般地说，文学史上的每一种流派都有公认的代表作，这是不容争议的。可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是哪些，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国内外提供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名单中，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几乎都是首选。其始作俑者很可能是美国的约翰·巴思的那篇文章《后现代主义小说》(1980)。而作为它的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一再声明他的《百年孤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现实主义。很有意思的是，《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接受命运。它曾三易其“帜”:最早被归为现实主义，稍后被归为现代主义，最后被定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在国内外的一些著述中，以萨特和加缪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品，英国的“愤怒青年”文学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文学，也分别进入这种或那种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名单。其实，前者应属现代主义，而后两者应属现实主义。一句话，在世界文学史上，人们对一种文学思潮流派的实质、代表作等基本问题的观点，竟如此之大相径庭，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文学的后现代主义问题上，世界也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即便在它的主要发源地的美国，不少著述并不使用这个术语，例如，勃拉特索雷等主编的《美国文学传统》(1990)、《诺顿美国文学作品选》(1994)等，尤其是后者在介绍到品钦的作品时，并不言说它们是后现代主义。1988年，一部由美国文学主流派撰写、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大型《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不仅不用后现代主义一词 ，而且说，80年代中期“人们可以喘一口气，我们终于把它打发掉了”。并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的新变化时，以“新先锋派和实验派”一章来概括。有一些美国文学批评著述也称品钦、冯尼古特、巴思、梅勒等的作品为“战后实验小说”。至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里，较多使用的也是“实验主义”一词。在“后现代主义”帽子满天飞的今天，这不失为一种选择。　　大约五六十年代起，各国文学中的确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它打破了文学的内部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和所指的界限，也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说法:“所有的艺术门类本身发生了碰撞。文学、绘画、音乐和舞蹈彼此融合，互相渗透。艺术本身还对‘艺术性’差的媒介——评论、新闻、电视、时装和摇滚音乐实行吸收与反哺作用。所有这些媒介由新先锋派将其与当代文化的非艺术或超艺术现象，特别是历史、经济和政治问题，牢不可破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于是，“作品”一词也被“文本”一词所替换。　　这种文学由于“高雅”与“低俗”的文体风格界限被取消，其本身可能已成为通俗文学的一部分，成为“十字街头的一面镜子”。而当20世纪进入其末期的时候，一方面是各国文学日趋通俗化，这几乎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如科幻作品、侦探作品、言情作品等大行其道，它们不仅为人们提供消遣娱乐，也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因此，文学并非如某些著述所预言的那样，在所谓的“解构”时代里，它“已经死亡”;另一方面是，各国文学都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如女性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地方文学、族裔文学等，蔚然成风。 五　　 20世纪文学格局中，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以其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而占据着重要一极。　　“无产阶级文学”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法国、日本等国，它也被称为“第四阶级文学”。这种文学同社会主义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密切相连，主要以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方法来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及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滥觞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宪章派文学、德国的1848年革命时期文学和法国的巴黎公社文学，曾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最富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也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论在俄国和苏联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一词都广为流行。这个术语的历史性改变，则同苏联的“拉普”直接相连。“拉普”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是苏联最大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学团体，自1925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十年里，坚持排斥打击苏联“同路人”作家的宗派立场，并先后在理论和创作上提出诸如“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口号，从而给苏联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1932年，苏联作出取消“拉普”和筹建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议”，并于1934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从此，“无产阶级文学”一词在苏联，在各国，逐渐为“社会主义文学”所取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而他的新型现实主义小说《母亲》(1906)和剧本《敌人》(1906)，则成为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同时，还出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而他的著作《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则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奠定了基石。　　无产阶级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并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乃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无产阶级文学逐渐从欧洲走向亚洲和美洲各国，并成为一种有组织联系的全球的文学运动。而苏联作家和苏联文学团体则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1920年，“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该协会的国际局;1930年11月又在哈尔科夫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有来自苏联、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22国的作家代表出席。会议通过《致世界各国革命作家书》，并决定以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出版该会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1931—1932)。这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在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版图上，除了苏联文学这支主力军外，各国都相应创建了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和刊物，如“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1928)及《左翼》杂志，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工人戏剧联盟”及《解放者》、《工人月刊》和《新群众》等杂志，法国的“革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1932)及月刊《公社》，日本的“日本普罗文艺联盟”(1925)及《播种人》、《前卫》和《文艺战线》等刊物。中国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于1928年开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而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于1925年便提出:中国革命文学就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1927年，鲁迅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认为“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　　二三十年代是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作家和代表作，如美国约翰·里德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日》和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日本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法国巴比塞的《火线》和保尔·瓦扬-古久里的《红色列车》，德国贝歇尔的《王位上的尸体》和布莱希特的《母亲》，英国罗伯特·特莱塞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和詹姆斯·巴克的《大手术》，丹麦尼克索的《蒂特——人的孩子》和汉斯·基亚克的《渔夫》，以及苏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批评家，如德国的梅林、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法国的拉法格，日本的青野季吉和藏原惟人，英国的福克斯和考德威尔，匈牙利的卢卡契，意大利的葛兰西，保加利亚的巴甫洛夫，美国的芬克斯坦等。　　特别是30年代，它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年。这十年，苏联在经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后，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足进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于1929年至1933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形成巨大反差，因而在欧美有“红色十年”、“向左转的十年”或“马克思主义化的十年”之称。这十年，苏联书籍、苏联文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著述在日本、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纷纷被译介，各国作家艺术家诸如罗曼·罗兰、吉德、威尔斯、泰戈尔、梅兰芳等，频繁造访苏联。这十年，世界进步、民主和革命的力量面对法西斯威胁，团结斗争，有来自54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和仁人志士，组成国际纵队开赴马德里，支持西班牙人民阵线进行斗争，其中不少作家发表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散文和政论。同时，各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先后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华沙、布拉格等地举行捍卫文化与和平的国际会议。总之，这十年的文学明显地走向政治化和革命化。　　尽管世界各国人民为捍卫和平进行不懈斗争，但人们终究未能制止战争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各国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从此波澜壮阔地展开，如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南斯拉夫的游击文学，以及欧洲各国的人民阵线文学和抵抗文学等。拿法国抵抗文学来说，其参加者不仅有共产党人作家艾吕雅和阿拉贡，也有超现实主义者苏波和达达主义者查拉，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和加缪等。正是他们为20世纪文学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而且其中不少共产党人作家和进步作家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苏联的盖达尔、法国的圣埃克絮佩里、西班牙的加西亚·卡尔洛、南斯拉夫的科瓦契奇、波兰的巴钦斯基、保加利亚的瓦普察洛夫和捷克的伏契克等。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苏联已不再是被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在欧洲、亚洲的广阔地平线上相继出现了中国、波兰等十几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又有拉美的古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以苏联文学为师，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一起，汇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洪流。这是20世纪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新景观。　　50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等诸多弊病和失误后，在紧张的反思和不断的探索中，引来了一些显著变化:普通人形象取代正面人物、理想人物而逐渐占据文学中心地位，人性的魅力及其复杂性得到了全面展现;形式和手法、体裁和题材日趋多样化。肖洛霍夫的短篇《一个人的遭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索洛乌欣的抒情散文《弗拉基米尔公路》等，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代表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同时也引起了双方文学界的相互对立。尤其在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后，这种相互对立达到顶点。文学领域同样如此。中苏的分歧和论战，这无疑给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80年代中期，国际风云再次变幻，中苏两国先后步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使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两国文学交流也得以恢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加速面向西方的“改革”步伐，最终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式的倾覆和苏联的解体，使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这是震撼世界的1991年。苏联文学从此也同步地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这标志着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进入低潮。但是这绝不是它的“历史终结”。苏联文学的不复存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艰难曲折历程，将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和探索。 六　　 现在，呈现于大家面前的这部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大体上是按我们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上述了解写成。　　这是一本涵盖20世纪亚非国家和欧美国家文学即东方和西方文学的全景文学史，也是一本全面展现20世纪文学格局即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实验主义文学的文学史。据了解，仅就这两个方面而言，目前在国内或国外尚无如此规模、如此视野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本书虽然涉及到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学，但由于它坚持一条原则即国别文学撰写者必须掌握该国语言文学又从事该国文学研究，因此仍有一些国家的文学未能收入。它们在本书的“缺席”并非它们不重要，而是目前在国内尚找不到符合如此条件的研究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遗憾。但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力图多收入一些重要的国别文学，例如其中“希腊文学”的写成，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此外，本书80年代以后的国别文学撰写，由于中、东欧和亚非等一些国家尚处于战火或动荡之中，其文学资料难以收集，因此它们在书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地比欧美国家少，以致造成了前后章节之间的长短失衡。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8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出现了不少新人新作，但他们及其作品均未经受较长的时间检验，加之人们的评论不一，其文学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其情况，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此类作家作品在篇幅上比80年代以前的相对多一些。虽然这样显得似乎不够平衡，但实为了有利于读者的了解全貌，也为了有利于将来更深入的研究。　　顾名思义，本书是一部关于外国的20世纪文学史，我们的祖国文学——中国文学并不包括在内，然而它作为一个对话者却始终参与其中。这就是说，更多地联系中国文学的实践，注意中国接受的特色和中国作家学者的评论，是它追求的目标之一。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进行，利弊往往相伴。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我国还很难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完成一部如此规模、如此要求的断代文学史著述。而集体编书，历来的经验证明，有利有弊。它可以集众人的力量与智慧，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去完成较大的项目，但它本身却又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如理论审美观点和价值评判标准的某些差异，文体风格的不一致等，都显而易见，甚至关于大小作家、作品的评述，在字数上也很难按预先规定的要求做到。此外，80年代以后的文学，由于某些国家的资料难以收全，以致造成一些章节之间的长短失衡。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外国文学史的缺点与不足远不止这些。因此，诚恳希望同行和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以后改进。　　 第一卷　概论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后来居上，欲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帝国重新瓜分世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使世纪之交硝烟弥漫、战火连绵，最终于1914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此相应的是，东方国家除日本之外全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这一切，都表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动荡的空前激烈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学说和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世纪之交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乃至相关的音乐、绘画和舞蹈等艺术领域，都是流派林立，异彩纷呈，迎来了一个新纪元。　　概括起来，世纪之交是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争奇斗艳、各放异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包括了自然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乃至美国特有的黑人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则除了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等许多流派之外，还包括意识流小说。　　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向外扩张，它们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勾结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但更多的是为了争夺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而诉诸武力。帝国主义扩张不但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且加剧它们国内的社会矛盾，导致工人罢工和出现诸如震动整个欧洲的“德雷福斯事件”那样的政治事件，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家们的政治意识和斗争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客观地观察、反映和揭露社会现实。因此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产生了以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到新旧世纪之交还依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涌现了以英国的哈代和康拉德，法国的法朗士和罗曼·罗兰，德国的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美国的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俄国的契诃夫和蒲宁，波兰的莱蒙特，日本的夏目漱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同时又具各国文学民族特点，所以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手法、体裁和风格，都越来越新颖、丰富。　　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交通发达、通讯方便、能源更新，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物竞天择理论等新学说，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的面貌。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发表的《研究方法论》(1858)和《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在这种科技背景下，法国文艺批评家泰纳首先提出了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的实证主义理论，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文学领域，从而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然主义文学源自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从1860年开始创作的小说，作为文学流派则产生于以左拉为首的梅塘集团，其标志是该集团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1880)，而莫泊桑的名篇《羊脂球》就是其中之一。1887年，左拉描写法国农村的小说《土地》受到猛烈抨击，几个自称是自然主义作家的年轻人发表《五人声明》，对左拉进行人身攻击，导致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解体。但是左拉在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因而成为进步势力的领袖，同时创作了一系列揭露教权主义、宣扬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自然主义文学在其作为一个流派解体之后并未消失。左拉于1902年逝世之后，它还逐渐遍及欧美乃至东方，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尤其在20世纪的德国和日本得到了充分发展。实际上，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左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贯彻其自然主义的创作主张，他的作品虽然明显地受到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影响，但基本上仍然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揭露，因此可以说，法国的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在科技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左拉和莫泊桑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波兰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意大利的真实主义文学，美国学术界对德莱塞等是否属自然主义作家的争论，以及在法国自然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日本评论家和作家常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从而使日本的现实主义反而形成于浪漫主义之前等等，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另外，由于欧洲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几乎是在19世纪末同时传入拉丁美洲，多数拉美作家就对它们兼收并蓄、不加区别。　　随着欧洲古典哲学的衰落，除了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实证主义哲学之外，还产生了种种新的哲学思潮。其中在人类思想史上堪称伟大变革的，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日益普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这不仅使得许多资产阶级作家接近了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写出了不少批判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而且在俄国和美国、英国、丹麦、波兰、保加利亚等一些无产阶级运动兴起较早的国家里，还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新型文学。它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部分，它们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文学创作以高尔基的作品为代表，包括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博·捷尔文斯基和瓦·希文切斯基等人的诗作。文学批评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代表，其中还有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法国的拉法格等等。　　在世纪之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认为人类漫长的文明时代已经终结，人类历史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并且猛烈抨击基督教教义，他主张的“超人”就是与基督教传统相反、与“基督徒”对立的人。他还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4)里宣称“上帝死了”，以此来摧毁迄今为止的一切价值观念。尼采的信念在西方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加上他的文笔优美，因而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柏格森与尼采一样文采出众，甚至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与科学时间不同的“持续时间”观念，即人类是一种持续的存在，只有在人类自身的意识中展现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一种流动的、不受理性限制的时间，人只有在这种时间里才有进行选择的自由意志，才能领悟自我的本质。他的这一理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意识流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力图用持续时间来表现生命的永恒。在这方面同样著名的，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它使人类认识到了一向被忽视的潜意识领域，以及人要靠理性来压抑欲望和感情的心理现实。他对心理结构的划分(本我、自我、超我)和对人的性本能的强调，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和艺术上十分驳杂的文学现象，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颓废主义等流派。唯美主义可以追溯到法国诗人戈蒂耶在1834年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它后来在法国帕尔纳斯派诗歌里和英国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象征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中叶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魏尔兰和兰波的作品，它作为一个流派的标志是莫雷亚斯在1886年发表的《象征主义宣言》。五年之后，又发表《罗曼派宣言》，宣告了象征主义的解体。不过与自然主义一样，它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蔓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扩展到了戏剧和小说的领域，其中著名的有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克洛代尔，德国和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俄国诗人勃洛克及诗人和小说家别雷，波兰剧作家韦斯皮扬斯基等。象征主义在法国还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表现主义这个词最初出现在1901年巴黎的玛蒂斯画展上，是茹利安·奥古斯特·埃尔维的一组油画的总名，后来被德国的《暴风》杂志用来称呼柏林的先锋派作家。表现主义在音乐上否定旋律，在绘画上以夸张和歪曲现实形象的方法来表现心理的真实，在小说创作上则是对现实的变形或扭曲，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就是其突出的代表。未来主义于1909年兴起于意大利，它崇尚以机器和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现代都市文明，讴歌机械的力量、速度和节奏，否定一切传统和文化遗产。颓废主义于1880年被用来称呼一群“放荡的”法国青年诗人，它一度与象征主义混同;巴茹在1886年就创办了《颓废者》杂志，它后来在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它迎合了那动荡不宁的社会中人们焦虑和避世的情绪。　　世界各国文学的进程从来都不平衡。世纪之交的各个文学流派都起源于欧洲，尤其是法国，绘画方面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也都产生于法国，这一现象的形成并非偶然。首先，从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法国都是开风气之先;其次，世纪之交的法国又恰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1890年和1900年举行的巴黎博览会，以及地下铁道的建设等等，都标志着法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纪之交在西方文学中有两类国家在文学上却不占优势:一类是已经衰落的老牌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类是刚刚立国或未形成本国文学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历史上曾依靠航海大发现而成为世界强国，于15和16世纪征服了拉丁美洲，使这一地区长期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的文学直接影响了拉丁美洲的文学，但本身也由于受到美洲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大为丰富，因而在文学史上有过光彩夺目的“黄金世纪”，产生过塞万提斯和卡蒙斯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是到19世纪末叶，面对一大批发达的工业大国，它们却因为闭关自守而变得一蹶不振、今非昔比。西班牙诗人反而要向美洲诗人学习。与它们相反，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2卷，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作者：  于沛　主编，李杰　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

简介：　　由李杰所*、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史（第2卷）（精）》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史》6卷本的第2卷，主要内容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 思想研究。恩格斯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本书的 重要内容之一，包括恩格斯人类历史道路演变理论、 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在欧洲的传播，作者较深入阐释了拉法格、考茨基、 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史学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 义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特别是他的历史认识理论 和世界历史道路理论，本书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进行了分析。

清园近作集

作者：  王元化著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4

简介：作者的话： ●我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因此，我反对学术应依附于某种力量，或应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类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 ●故友陈守梅因不赞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曾提出“艺术即政治”。这句话虽然说得笼统，但意思并不错。一篇艺术作品，它的思想力量，必须从艺术作品本身表现出来，而不能是外加给它的。 本书文字大多都写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是第一次汇编成集。 随着千禧年的来临，我也迈入了老耄之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化不大，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快步地行走，甚至还可以和年轻的朋友一起爬山。谁知一年不到，衰老就出现了。最初是过敏性皮炎，接着颈椎狭窄，老慢支、哮喘，以及前列腺病等接踵而来。记得年轻时从十力先生问学，他赠诗中有云“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那时我不能领会。现在自己也进入老年，才深深感到十力先生诗句中说的那种遗憾实是一大苦恼。 人的一生真是时间苦短。当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国家危难之秋。这十多年就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解放后，又是陷入了频仍的政治运动。等到我得以平反，转眼已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真正能从事自己所向往的工作，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九十年代一过，已没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了。因此，现在能够奉献给读者的未收集的新作，只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著作。 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自知不可能作出什么丰功伟业。但我仍黾勉以赴是为了什么呢？我记得一位前哲作过这样的警示，不要“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排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应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哪怕只是一点极微末的贡献也不要紧，只要是真诚地去做，锲而不舍地去做就行了。一个知识人主要应该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发挥作用，倘使知识者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这方面的事谁去做呢？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去关怀人间事。鲁迅在抗战前夕说过，他能做的，“仍是运用自己手中这枝笔，它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自然他也说过，当需要拿起别的武器时，他也会拿起别的武器。我一直以这话作为自己所信奉的良箴。 本书所发表的几篇对话录，其中一篇的对话者对我说：“可见先生身上十九世纪文化精神的熏习极深。我大胆地说一句，先生晚近的精神气质上恐怕更多回向五四前一辈人……，那时想的是如何昌明旧学，融化新知。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五四以后就不是那样了。”从本书目录可看出，有好几篇是涉及道德和传统的问题。其实这倒不是因为我近年来对这方面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倘深一层去看，我所关怀的是人文精神的急剧衰落，本书以《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置于卷首，笼罩其余各篇，命意即在此。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大多是从中国文化建设方面来考虑的。比如前些年，我写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论战就是出于思想史方面的思考。我认为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那些问题，正是长期来被我们现代史研究者所忽略、所误读的。又如，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剖析，也是针对我们长期以来只从一条路线，即社会契约论——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去理解西方启蒙学派的国家学说与民主理论，而对英国的经验主义、苏格兰的启蒙学派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则所知甚少，以致我们所形成的国家观念和民主观念，是极为片面的、偏狭的。再如，我写京剧与传统文化问题，也同样是出于我感到有一种需要，来阐明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同样是出于我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考虑，而并非由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这种治学态度，出于怎样一种思想呢？我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因此，我反对学术应依附于某种力量，或应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类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的主流观念。我认为学术是有其独立自主性的，是有其自身价值的。 十多年前我曾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但是，这一观点并不被完全理解，有人以为我只埋头学术，也有人相反以为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够专纯。无论是持前种或后种意见，都是同样的不同意学术的价值可以涵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在内。我觉得上面说的两种观点，颇类似过去艺术论中所出现过的两重价值论或两元标准说。三十年代初，日共理论家藏原惟人曾提出：一件艺术作品可区分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藏原这种观点是来源于苏联的拉普派，而拉普派据说又是根据普列汉诺夫的一种说法，即艺术作品中含有“社会等价物”。后来，我们这里提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亦与此说类似。我认为，目前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偏差，大抵是延续了艺术作品的两重价值或两元标准的理论。记得四十年代在讨论艺术标准时，故友陈守梅因不赞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曾提出“艺术即政治”。这句话虽然说得笼统，但意思并不错。一篇艺术作品，它的思想力量，必须从艺术作品本身表现出来，而不能是外加给它的。所谓“外加”指作者离开艺术作品本身的特性去宣讲说教，比如作者借作品中的人物去说作者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人物可能说的话等等。从事学术课题的研究是很复杂的，往往有学术方面的思考，也有思想方面的思考；有历史方面的思考，也有当代方面的思考；有文化方面的思考，也有政治方面的思考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在从事不同课题的研究时，有时会从这一方面出发，连及到其他方面；有时也可能从那一方面出发，连及到其他方面。不论怎样千变万化，归根到底都是从学术本身引发出来的，而不是外加给学术的。正如上述文艺创作的情况一样。学术研究倘使没有充分的论据，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就不能作出科学性的论断，只能说是研究者的个人独断或绝对命令。 友人林同奇说过一句令人叹息的话：“熟悉学术界争论的人都很容易发现争论双方往往得费很多口舌，来澄清对方对自己的误解。”我虽然多次不幸地陷入这种苦恼的境地，但我希望这本书的命运好一些，能得到读者怀着同情的理解，果然如此，我将会感到十分欣慰。（本文由蓝云笔录我的口授，谨此致谢） 二○○四年五月

泼列汉诺夫通译:普列汉诺夫,巴缅尔通译:巴普梅里

作者：  (苏)泼列汉诺夫(И.П.Плеханов),(苏)巴缅尔(С.В.Папмель)著;叶笑波译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

简介：

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

作者：  王小强著

出版社：大风出版社,2004

简介： 总序 南怀瑾 序言 肖梦 总序 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国际间交往更趋频繁，相互竞争牵制。先是犹太人战后在中东地区建立以色列国，后来发展成严重的中东问题。二战后，非洲的殖民地国家，都脱离了白人的统治，宣告独立自由了；只不过，自由却带给他们贫穷疾病，和更多的问题。 欧洲在二战时受创极重，经济上困难尤甚，有远见者不久即开始研究整合欧洲及欧元的发行。由于美国参加作战，美国富有，美国出头了，语言文化也随之而来。好莱坞的电影、美式牛仔裤及快餐，逐渐风行全球。传统以法文为国际契约的习惯，也渐渐用美式英语取代了。 亚洲受美国的影响更大，占领日本，改造日本，韩战越战，美国试图掌控全世界。 战后科学的进步和新发明，如电视计算机的普遍化，民用航空的发展进步，使地球上的国家都成为紧邻。医药的大幅改进，人口的增长，使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核子武器的发明，造成国际间的互动更为复杂。 不论世界如何发展和变化，关系人们存在和生活的，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经济问题。 中国在闭关二十多年后，终于开门面对世界。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与其它各国的关系，国际的平衡也产生更多的变量。在自我奋斗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遭逢的问题，较之其它国家更加复杂。它目睹了苏联共产制度解体，面对自身文化的何去何从，以及经济制度的方向等等严重问题。 在各种严苛的挑战下，中华民族，像以往一样，总有许多知识分子，怀抱为祖国打拚的热情，运用智能，研究问题，提出分析见解，扮演着智库的角色。 在这些知识分子之中，有一个名叫王小强的学者，多年来投身研究工作，发掘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在一九九三年春季，老友许鸣真先生自北京来香港相叙，同来携有王小强君，许老特意介绍，慎重托付，望予照顾指引云云。 我见小强，挺拔强项，大有不合流俗的器识，俨然一士谔谔的风格。但世俗中岂可或少这样一类特立独行的人物，当下便欣然接纳。 小强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投身中国改革的调查研究。一九八九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克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匹兹堡大学公共管理及国际事务硕士研究班；以后再赴英国，在剑桥大学得到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 小强对经济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经济问题因各国文化背景不同，时代不同，实行起来各自有别。人们都知道美国自称为民主国家，但是，早有学者及有识之士指出，民主是一种救时的方剂，正如庄子所谓："仁义者，先王之蘧卢，可以一宿，不可以久处也。"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只能适用于自己本国，输出到别国就会水土不服而变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各国只能依照自身的特点，调整适合自己的经济政策。 小强后在香港的大学和机构继续研究工作，并成立桑尼研究公司。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他的文章和著作，发表于中外许多杂志和文献中，现在经过整理汇集，陆续印行出版。在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有《再造一个香港》、《文明冲突的背后》、《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其它人物不同角度的探索。 小强的文章言论每有意气。其实，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有感而发，大多有这份的习气，这正如宋儒辛稼轩所说的："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论天下事。"以此观之，亦可为之展颐了。 近年来，小强留港时间较久，对香港各方面都加深了认识，希望香港能更加进步，生活美好。尤为难能可贵者，王君自从由欧美归来，除政治经济问题外，也着力于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的研讨。融合东西文化，视野广阔了，他锲而不舍地努力，提出所知所见，目的无他，企能引起更多学术讨论，共同为国家社会的进步贡献心力。 小强尝谓，学术非为一己之私，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 古人云："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观，相互容纳，即为集思广益。今值桑尼系列书籍出版之际，特为之序，有鼓励也有鞭策，并致祝贺之忱。 南怀瑾 于香港 二○○四年八月 序 好友小强让我为他的新书《"文明冲突"的背后》写个序，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任务。作为一个编辑，我自己很少写什么文章，总喜欢对别人的东西评头论足，有时过于挑剔，可能还得罪过人。既然是当了二十多年的编辑，看的文章多了，就在心里面留下了对这些作者的划分，大概分量最重的，就是我所评判的标准："用功" 还是"不用功"。小强的"用功"是我最佩服和最应该学习的。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他所研究的领域总追踪时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用功地探索。《"文明冲突"的背后》同样是有感而发，不停留于发感慨的空谈，而是用功地搜寻缘由和发展，探索真谛。从去年他开始着手研究，初稿、修改稿，发给我看，许多我所关注的问题，可以在文章中找到回答，我追随着这"解读"，以弥补自己对当今世界这么大问题的认识上的不足。 三年前的9.11，当飞机撞上纽约的世贸大厦，也撞击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和一些朋友讨论，我认为，美国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调整它的外交政策。朋友反对我的说法，告诉我，正好相反。事实当然是朋友对，我错。当我看到西方世界那些我所一直喜欢的作家、演员、教授站在反战的一边，我怀着希望，人类追求文明的力量，追求世界各民族、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力量，可以遏止压迫和强权，当然，还是我错。 为什么这些并非无知莽夫的伊斯兰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灭另一生命？是什么使标榜捍卫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人从不愿意想一想别的民族的境遇，他们真正在想什么，他们有权利选择什么！什么原因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世界不但没有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反而充满了战火和不人道？小强说，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从已有的公平出发，搞经济改革，追求效率；资本主义阵营从已有的效率出发，搞社会改良，注重公平。两大阵营的对抗和竞争，付出巨大代价，毕竟从不同的方向，推动人类整体的社会进步。"力量平衡的打破，结果就是帝国霸权的持强凌弱，所有的文明与进步力量都在明火执仗的强权下显得那么愤怒的无奈。我不喜欢这样的世界，我感到深深的哀伤。 本来，追求社会正义，追求人的尊严，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的底线，在今天，却可不一定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当年一起战斗的改革战友，因为仇恨共产党，所以认定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充当世界警察去"人权高于主权"！为了"改革"的目标 - 建立私有产权，所以，俄罗斯的私有化绝不会比国有制更不公平，即便是黑手党也能最终建立秩序！本来，崇尚自由与平等就得铲除强权 - 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帝国霸权，怎么就变成了如此的双重标准？普世价值已经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扭曲了。有的人变得利欲熏心，有的人变得麻木不仁，"理想主义"成了珍稀品。 小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些天，"也有人热泪涔涔，忧心忡忡，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这句子，总盘旋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放到他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还是孩子，能够得到的书是那么少，却把里面读到的警世名言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成为激励自己度过跌宕起伏青少年时期的精神食粮。当时有一批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等，记得最清楚的就有这么几句："也有人热泪涔涔，忧心忡忡，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和"好人永远激动"，可惜我已经找不回当年我的记满箴言的本子，是其中哪本书中的句子也分辨不明了，不过，人就是这样，青年时代的一两句话，足以融于自己的血液中，成为自己一辈子所思所行的习惯。 我们在好问的年龄里，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在不上学的学生时代里如饥似渴地读一切可以获得的书。从马克思、列宁到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从德热拉斯、萨特到爱伦堡；从政治到文学；从"垮掉的一代"到唐诗宋词。那些白皮书、黄皮书和灰皮书，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复杂而又新鲜的世界，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窗户，也点燃了我们去思索的火花。三五个朋友，常常要冒着陷入囹圄之灾的危险，聚集在一起，交流读书的心得，纵论天下大事与小事，讨论什么是理想世界，讨论什么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讨论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情势下才可能结束这样的"文革"，使中国走出当时的"动乱"，使中国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怀抱着理想，我们互相滋补着知识与思想，靠了这些养料，于是，我们长成不断发问，不断寻找答案的人。 我相信，正是有过那一段特殊经历锤炼的人，当他们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大潮之中，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即便是孤立无援，即便是处于逆境，即便是屡战屡败，还是会屡败屡战，探索真理的脚步从未停下。因为心里永远抱持着"理想、希望、追求 - 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张承志这样说。而小强正是这么做的。 肖梦 2004年9月11日

La comedie humaine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汝信自选集

作者：  汝信著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5

简介：本书介绍了列宁是怎样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青年黑格尔与法国革命、论韩非、普列汉诺夫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中译本前言、论青年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问题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从人猿相揖别开始，世界上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并从此成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在今天更凸显出其重要性，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间的尖锐矛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成了当今世界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本书主要是在对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剖析，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地理环境理论进行评价，特别是对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一切生产力都可以归结为自然力、自然力是生产力的地理环境社会作用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实事求是地论证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在此基础上并以此为理论依据，阐述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揭示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涵、意义、方法和途径。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

作者：  (俄)戈·瓦·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著;孙静工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6

简介：本书作者普列汉诺夫是俄国著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卓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本书三卷本是他晚年所写的专著，他在书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详细论述了俄国的社会思想是如何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如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

作者：  (俄)戈·瓦·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著;孙静工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88,1996重印)

简介：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作者普列汉诺夫是俄国著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卓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本书三卷本是他晚年所写的专著，他在书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详细论述了俄国的社会思想是如何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如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ш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作者：  (俄)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Г.В.)著;孙静工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0.11

简介：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

作者：  张玉能主编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的修订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与学习，在主要的篇章中增加了关键词、思考题、进一步阅读书目，以便在教学和学习中能够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提倡“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其次，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进行了比较多的补充和阐释，以弥补以往对普列汉诺夫文论思想理解不够准确的缺憾。再次，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部分进行了补充和充实，对鲁迅、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的文论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对邓小平理论的文论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毛泽东思想的文论进行了一些正本清源、返本出新、推陈出新的尝试。

La comedie humaine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人间喜剧.第七卷,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Ⅱ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 H.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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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人间喜剧7》内容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初论

作者：  樊篱，袁兴华著

出版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21世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本书内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列宁的文艺思想、高尔基的文艺思想、瞿秋白的文艺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冯雪峰的文艺思想等。

瞿秋白精品集

作者：  

出版社：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简介：《瞿秋白精品集》内容简介：大师的魅力是永恒的。大师们的精品是性情的结晶，是思想的精髓，是语言的楷模，是文学的榜样。能窥得大师们的心路历程，得大师们行文结集之堂奥，以开我之心智，启我之文采，何乐不为？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到北京谋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围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礼会》旬刊。 1920年初，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i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6月出席巾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1924年1月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巾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他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被捕，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著有遗嘱《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