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

作者：  夏鼐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荣获英国学术院、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六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荣誉称号。他的日记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当天，历时五十余年。为了向学术界提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这份难得的史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长期在夏鼐身边工作的王世民，与夏素琴等四位夏鼐子女一道，在国内外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协助下，花费整整十年的时间整理成书，定名《夏鼐日记》。 　　《夏鼐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这位学术大师早年刻苦钻研、勤奋成长的经历。就读清华大学时期，他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蔣廷黻等名师，与吴晗、钱锺书等被誉为清华园的几大才子，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留学英国期间，他得到埃及考古学泰斗皮得里等名师的器重，奋力学习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独到的见解；系统进行古埃及串珠的断代研究，作出在该课题的研究中至今无人超越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第一位卓有贡献的埃及考古学家。日记对当年的学习情况，乃至每天阅读的书刊 (读什么书，多少页，几天读完、共计多少页), 考试和作业的题目，论文的写作过程，都记载得相当详细。他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广，数量多，古今中外，方方面面，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学识渊博绝非偶然。他不仅注重实际，而且注重理论。早在学生时代就阅读过《资本论》、《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普列汉诺夫、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后来又注意阅读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不同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各种相关学科的重要论著。因而他本人的具体学术研究，便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的特点，对于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以及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作出许多开拓性的卓越贡献。日记对于历年来撰写一系列的名篇的过程，都有所记载。这些，对于后辈学者和青年读者，无疑会有莫大的教益与启迪作用。 　　《夏鼐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位新中国考古工作的最高指导者，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引航掌舵、辛勤耕耘的历程。留学回国之初，他在抗日战争后期的苦难岁月，前往大西北的甘肃地区考察将近两年，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种种艰辛，取得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卓越成就，从而确立了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解放前夕，他曾一度代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职。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三十余年，主持制定考古研究的长远规划，亲临现场主持和指导重要发掘。他曾以娴熟的发掘技巧，在数九严寒的中原大地，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古代木车痕迹；忍着病痛潜入阴暗的北京定陵地宫多日，亲手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糟朽文物；具体指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广州汉代南越王墓等一系列发掘。直到去世前几天，仍然不顾年迈，远道前往骄阳似火的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城遗址发掘工地。夏鼐十分重视与相关科研领域之间的协作，积极引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放眼世界文明发展领域；并且为保护祖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详细地审阅上世纪50-70年代几乎全部重要考古报告和专著的书稿，以及考古学刊物的清样，注意从学术上进一步严格把关。凡此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坚持优良学风的典范。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的实录，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夏鼐生前的广泛交往，及于国内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近距离接触过许多老一辈的学术大师。日记中不时记录这方面的情况，其中有早年聆听鲁迅、章太炎、斯坦因、伯希和、罗素讲演的情景，历史文献学方面受到陈寅恪的称赞，考古学方面得到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尔德等的指导，与高本汉讨论青铜器真伪古代汉语语音，与李约瑟数十年的密切交往，以及与郭沫若交谈文字起源问题，与胡适促膝夜话，等等。夏鼐审阅各方面学者的文稿，阅读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日记往往留有所作评论，例如某一篇文章“写得较好”，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书“错误很多”，是怎样的错误。这都很有价值。 　　夏鼐毕生经历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日记对各个会议的参会人员、活动日程、讨论情况、参观项目，多有较详的记载，例如1947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确定首届院士候选人的会议，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会的会议，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1978年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二十六次会议，1980年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中国史学会成立和重建的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和历次年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以及在美国举行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中国青铜器、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等等。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的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又记载了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他常如实地记录国内外学术考察中所见古代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况，详细抄录其中的牌匾和碑刻文字。日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例如：亲历“九一八”后清华同学爱国活动，“一二八”后凭吊淞沪战场，英皇乔治五世丧葬与爱德华八世退位，日寇侵入温州时的抢掠，嘉陵江上遭遇匪劫等)，乃至市场物价，都有所记载。甚至参加周恩来总理接待美国尼克松总统等国宴，还将宴会上的莱单抄录下来。《夏鼐日记》记录的这类人和事，不仅内容十分丰富，文笔也很生动，并且不时录入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诗作。这也有可贵的阅读价值。 　　为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夏鼐先生的一生，整理者还在《夏鼐日记》的卷前，冠以他生前审阅过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加载根据他自订年谱未完稿摘录的“家世与少年时代(1910-1930)”，这就实际成为一部既详细又完整的夏鼐生平实录。书末附录的“生平事迹年表”和“交往人物索引”，都力求翔实。后者收录国内外各界人士近3000人，分别注明其在日记提及时的任职情况，以利检索。 　　书中还选载16版夏鼐的生平照片、18版日记手迹，以增强真情实感。　　

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

作者：  吴晓明著

出版社：

简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变革的关键之一，但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从梅林、普列汉诺夫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解读以及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演变、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特别是当代意义，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本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和阐述，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主旨，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有所阐说，而这一阐说，试图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更加深入缜密的分析来开展，以期使这一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关联被本质重要地揭示出来。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现代性(mo。demitv)的框架内并从而被遮暗了。因此这一问题完全有理由在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视域中被重新提示出来，它尤其应当在马克思哲学已然经历的历史命运以及20世纪哲学运动已然获致的经验和教训中被更加深入、也更加切近地提示出来。更多>>

见识丛书·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作者：  费尔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目录】

中译本序 i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 ix
自序 xxii
导言 历史与现在 xxvii
上编 文明释义 001
*章 术语的衍变 003
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010
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027
中编 欧洲以外的文明 043
*部分 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 045
第四章 历史 046
第五章 地理 062
第六章 伊斯兰的伟大与衰落（公元8 —18 世纪） 077
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104
第二部分 黑色大陆 131
第八章 历史 132
第九章 黑非洲：今天与明天 153
第三部分 远东 171
第十章 远东简介 172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 189
第十二章 中国的昨日与现在 216
第十三章 印度的昨日与现在 234
第十四章 海上的远东：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半岛 274
第十五章 日本 295
下编 欧洲文明 319
*部分 欧洲 321
第十六章 空间与自由 324
第十七章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科学 350
第十八章 欧洲的工业化 393
第十九章 欧洲的统一 419
第二部分 美洲 447
第二十章 另一个新大陆：拉丁美洲 448
第二十一章 杰出的美洲：美国 483
第二十二章 阴影与困难：从昨天到今天 507
第二十三章 横穿英语世界 535
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 553
第二十四章 从起源到1917 年十月革命 555
第二十五章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576
附录 英译者前言 605
译后记 625

【免费在线读】
第二十五章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本书上一部分（第二十四章）已经研究了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既研究了它的开端，也研究了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结果，本章只涉猎苏联文明史上那些比较重大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俄国革命相遇，而后又怎样指导俄国革命的？
（2）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计划和数据，从人道上讲，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在所有这些撞击、强制和变迁之中，苏联文明的现在与未来，能否被人理解？

从卡尔•马克思到列宁
马克思的思想相当迅速地就赢得了俄国知识界和革命家的关注。这一思想在西方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因而与亲斯拉夫的传统主义者相冲突。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圣彼得堡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中迅速找到了信徒吗？据说，圣彼得堡大学与保守的莫斯科大学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人合作的成果，起主要作用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起次要作用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后者与马克思携手工作了40 载，马克思逝世后，他又继续工作了12 年。
这个庞大的学说标志着19 世纪和20 世纪革命思想、行动和解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它把革命与现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是发源于这种社会的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果实。它提供了整个世界观，把社会分析与经济解释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指通过矛盾或肯定与否定来寻求真理）一方面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另一方面受到了黑格尔的启示。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主宰物质世界（思想先于物质），意识是人的本质特征。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物质世界相对于精神世界而言居主导地位。“黑格尔体系头朝下倒立着，”马克思写道，“ 我们把它颠倒了过来，让它两脚着地。”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接过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temps）即接连相继的经验：1. 肯定；2. 否定；3. 否定之否定。就是说真理的肯定由此变出，它同时考虑到前两个时间，并使之调和。
这种推理方式始终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背景。正如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所云：“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无论怎样，这是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指出矛盾、确定矛盾、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矛盾、而后解决矛盾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唯物辩证法（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这一说法并不是不准确，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它，尽管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强调辩证法，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另一些人跟在列宁的后边，在历史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historique）这个由恩格斯创造的很不巧妙的表述问题上，提出了同样意见：马克思强调历史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这无疑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历史分析获得了有关其革命学说的辩证法论据。社会历史分析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伟大创新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19 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正经受着一大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辩证分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让我们简要概括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摆脱自然界、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一种手段。正是在劳动中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本质，认识到他是那么多劳动者当中的一员，是社会的一分子。在一个既意味着劳动又意味着自由的社会中，同时存在“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e de l’homme）和“自然的人文主义”（humanisme de lanature）。“ 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这就是对人类劳动的价值与意义的肯定。
接着是否定：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存在着荒谬的自相矛盾，劳动并没有解放人类，让人类获得自由，而是奴役人类。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土地或工厂）所有权乃至这种生产的利润之外。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被迫为他人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劳动异化（aliéner）。现代社会使劳动成为一种奴役手段。
那么，什么是否定之否定，这种矛盾的出路之门呢？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实行大规模劳动和大批量生产，就导致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清楚地知道自己受奴役的被奴役者阶级，即无产阶级。这时创造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获得了一个结果。无产阶级自动地加剧进行阶级斗争，即阶级的战争，因而不久就会导致一场革命。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后阶段，这个历史过程依次使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度转入封建制度，然后转入资本主义制度（先是商业的资本主义，而后是工业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世界在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同时，也达到了革命的阶段，达到了废除私有制的阶段；明天，世界将达到共产主义阶段。
然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capitaliste，资本家社会）并非一朝一夕可至。［ 人们知道，起码从1846 年起，马克思就知道“资本家”（capitaliste）一词，但还尚未使用“ 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个方便的词］，正如马克思本人阐明（1875 年）的那样，存在一个“ 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新社会勉勉强强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今天，专门用语“ 社会主义”特指这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此阶段的口号是“ 按劳分配”。只有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才称为共产主义。它有点像是希望之乡。社会（这时）可以在它的旗帜上题写：“ 各尽所能（在生产阶段），按需分配（在消费阶段）。”人们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乐观主义的，正如乔治•居尔维奇所写的，它是一种“上升的”学说。

•可是，1880 年前后，对于再次传来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不论马克思怎样犹豫不决，他毕竟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进行革命行动在理论上暂时是不可能的。对俄国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怎能不令人失望？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过分不足，造就工业无产阶级的进程还须持续整整数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环境还要经过数年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到了那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将宣告来临。至于目前，各种条件还未汇集在一起，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为范例所思考、所探究、所讨论的问题。当《资本论》（Capital）*卷问世（1867 年）时，英国早已达到工业革命的核心阶段，更确切地说，对工业革命引起的重重困难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法国和德国为范例进行推论，后者此时只是略微落后于前者，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总之，他们是按照与沙皇俄国所置身其中的形势相距甚远的形势进行思考的。
19 世纪末，在俄国，农民一方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工人仅占总人口的5%。在这个刚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怎么能设想会出现一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呢？
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世的时代（1899 年）起，更进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和之后，列宁非常清楚地屡次看到这一矛盾。应当承认，列宁这个马克思的信徒，受困于他所激扬、赞美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内部，他感到灵活自如。总的说来，列宁的所有思想几乎都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然而，尽管列宁的真正才能主要体现在策划革命行动上，但即便是在思想领域，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独创性也比人们通常所说的要大得多。
事实上，列宁出身于俄罗斯一个小贵族家庭，他讲话的声音和他家乡特有的口音表明了这一点。因而，他不再因其简朴，因其“ 务实的才智”而仅仅是“ 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他更不是一个仅仅被行动所吞噬的人。事实上，他反复进行了具体独到的分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这使他赢得了“清扫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牛圈的荣誉”。当他采取行动时，他总是事先怀着激情，以清醒的头脑对此进行思考。因此，他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产生在革命进程中一开始必然出现对立之处：在革命的战略和革命技巧方面。他肯定是在俄国之具体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和“ 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来构想革命进程的。
简而言之，列宁赋予政治相对于社会或经济事务系统性的优先地位，赋予“ 政党”相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系统性的优先地位。人们几乎可以说，他赞成“ 政治*”，政治优先。
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是几乎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爆炸的结果，在工业化和阶级斗争的重压下，社会爆炸是会在它自己适宜的时刻出现的。由于工业化而挤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革命的和有爆炸力的。在无产阶级的身旁，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曾经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发源地，但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其革命的使命。在某些场合，也许仍要利用这个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参与、支持和帮助。但是关于这项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长时期里一直犹豫不决。1848 年以后，他们不无理由地尤其不信任法国农民，对其反革命可能性心存疑惧，认为他们是依恋其小块土地的假无产阶级。
马克思去世（1883 年）以后，关于革命行动应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德国人罗莎• 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年）恪守马克思的原本忠告：在她看来，唯有工人无产阶级值得信任；工人无产阶级必当是革命的*动力；所有其他阶级都是敌人，因此，“ 党”应当为工人无产阶级所有，他们应密切地从内部对它实行监督，从基层对它加以控制。她认为，这是防止党的官僚化的*手段。
列宁的方向与卢森堡不同：与一些改良主义者的意见一样，他对无产阶级天生的自发的革命性（此外，他厌恶“ 自发性”一词）表示怀疑（“ 在帝国主义时代”）。他认为，强调党和强调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到了，不管这些阶层属于何种阶级。1902 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主张，没有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并不会选择革命，而会转向改良主义和某种工联主义，甚至可能陶醉于工人贵族的乌托邦之中。当时在英国，新生的工党不得不与工会迟疑不决的保守主义做斗争，正如在法国，工联主义比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多地反对社会主义，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难道不是吗？此外，与罗莎•卢森堡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相反，列宁认为民族战争的时代仍然没有结束，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在必行。进而言之，列宁赞成土地改革纲领，无论怎样都拒绝认为农民是反革命成分，在这一方面，他又一次与罗莎•卢森堡和“卢森堡主义”意见相左。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列宁肯定受到了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像他们那样，在受奴役的农民身上，看见了革命的根本动力；他不想弃置这一庞大的爆炸性力量不用。人们知道，农民确保了1917 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在有关俄国的问题上，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考察这些争论和思想立场，它们中有一些在1917 年以后在苏联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文化转移已经发生，从*初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式，就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新解释”，以适应沙皇俄国这个在20 世纪初尚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仍居主导地位——如此接近而又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吕西安•戈尔德曼这样宣称：“无产阶级在俄国占有重要性，但数量太微小，因此它在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所占的重要性不足以靠一己力量引发马上使无产阶级与整个社会对抗的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共产党，是经在国外建立劳动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ijaTrouda）的*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帕维尔•阿克塞尔罗德（PaulAxelrode）、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soulitch）、列夫•捷伊奇（Lev Deutsch）］同意，由第二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尤里乌斯•马尔托夫（JuliusMartov）、菲奥多•伊利奇•丹（Fyodor Ilich Dan）］创立（1898 年）的。
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05 年）时，分裂产生了： 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Bolcheviks， 即俄语的“ 多数派”，况且越发指发出一个声音的多数派）；另一方面是孟什维克（Mencheviks，“ 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 少数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将重新成为“ 多数派”。）这次分裂原因何在？因为在党章的*条，列宁引进了名为“民主集中制”的著名条款。这些条款规定：1.“ 职业革命家”（总之，技术专家）的决定性作用；2. 严格的（铁的）党的纪律；3. 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尤其对基层组织的广泛而专制的权力；4. 在有必要时，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一个人数有限的局。这够清楚明白了吧？它把党变成了一部自动的战争机器。对此，孟什维克叱责党进行独裁活动，叱责党抛弃了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当时就预见，列宁的构想将导致一个人，即中央委员会首脑的独裁专制。）
然而，从俄国社会工业的发展观点看，俄国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采取这种策略态度的必要性，由此存在许多考验。1905 年，列宁旗帜鲜明地与人数并不太多的一些社会党人的论点进行斗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请注意：由无产阶级进行）”是可能的，“ 似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对于这样一场革命来说，已经足够发达”。1917 年，在革命党人夺取政权的前夜，两派在*后时刻的论战更加明朗化了。论辩在列宁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之间进行。列宁否认他计划夺取政权；如果他夺取政权，那只是寄希望于得到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援助。（这是幻想，我们注意到，俄国革命从一开始，或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迫自力更生。不久他们就不得不抛弃这种幻想。）普列汉诺夫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工人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农民人口占压倒性多数。他警告列宁，如果列宁夺取了政权，无论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求助于独裁专制，求助于政府的恐怖手段。列宁反唇相讥，这样说就是对他个人进行侮辱。然而，他夺取了政权，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
即便如此，这些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让他不得安宁。1921 年，由于采取新经济政策（N. E. P.），列宁一时开起倒车时，他的宣言极有特色地与这条思想路线和这些旧日的争论联系起来。“ 我们搞错了，”他总体上这样宣称，“我们的一举一动似乎表明可以在一个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重建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随着列宁的去世几乎完全寿终正寝。从1928—1929 年起，斯大林从反对转而赞成工业化，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历经重重困难，工业化*终获得了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
但是让我们退回到1883 年（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更清楚地描述那场争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设想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革命者“偶然地”或“靠密谋”夺取政权。他写道，“ 他们那时只能够建立一个类似印加帝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实行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因此重提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讨论类似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局面时曾谈到“修道院式的社会主义”，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像人们常做的那样重提这些话和这些争论，目的不在于重新考虑1917 年十月事件及其后果，以便以“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指责事件的进程，当时历史自当使“ 纯马克思主义”无法应付，或遭到嘲弄。需要指出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外地在一个当时欧洲*不工业化的大国开始了。这一次，革命不可能遵循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展开。政权已被共产党（这是社会民主党后来取的名称），即在俄罗斯众多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可能在10 万人左右，所控制住。这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的少数，利用了1000 万—1200 万农民的惊人的溃乱，利用了军队官兵开小差的机会。他们在必要时互相残杀，涌回他们的村庄，开始占领贵族的、富有资产者的、教会的、修道院的、王室的和国家的土地……
据说列宁曾这样问道：“ 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 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所有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不能依靠拥有13 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据说列宁还以拿破仑方式这样说道：“ 向前冲，然后再看。”
“ 坚持几十年”，事实上，一直坚持到俄罗斯达到某种发达和工业化的程度，那时一场“理性的”革命必然会接踵而至：实际上，这将是此后若干年里俄罗斯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实行无情的专政的动机，这种专政从来就不是“ 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借用正在产生中的无产阶级名义的共产党首脑的专政。“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共产党首脑的专政甚至变成了独裁者的专政。”俄国生活的这些阴暗悲惨的岁月，一再使人想起法国1793—1794 年公安委员会的范例。但是俄国的专政没有很快失败。这种区别的原因无疑在于单一党的铁的组织，它使一切“ 派别”不能立足，这与1794 年在巴黎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与今日苏联文明
如今苏联已在政治独裁制度下生活了45 年，很快就将半个世纪了。这里没有出版、言论、信仰、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只有一个坚守纪律的、“坚如磐石的”党，党内隐蔽的冲突只显露为个人的悲剧性对立。1953 年斯大林死后仅仅数年，就出现了自由化——毋宁说人道化（humanisation），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自由化在当时还是一个贬义词。人道化是慢慢地、有节制地，但似乎不可逆转地显露出来的。人们所谓的“非斯大林化”（déstalinisation）现象产生的原因，难道不是很久很久之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安委员会面临的悲剧性的紧急时刻吗？苏联无疑还没有摆脱所有的内部困难，但是它从此以后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步入享有特殊利益的民族之林：它靠辛勤的劳动赢得了这个位置，但是它占用了它。同时，不论愿意与否，它建设了大众文明所必需的新机构。也许正是现在，它*次可以自由地至少在国内方面选择自己的革命，或者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它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重要性，它扮演的社会主义国家leader（领袖）的角色，从此以后强加给它另一种类的限制，一种来自外部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变化。在各条战线上做出努力和进行战争的50 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空间。在这些年月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一边捍卫其重大主题和习惯解释（信条），一边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不这样，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如果说官方言论反复提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式或陈词滥调——阶级斗争、实践（praxis）、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相对贫困化、唯物辩证法、物质基础，或者一个没有阶级的完善的幸福社会即将来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一时一刻庞大的意识形态，像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所有的宗教那样，因为它们的胜利而没有被拖入成为生活本身的变化发展中去。此外，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具体化，才有价值，这点不是在20 世纪初早已成为全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为革命家们反复提及吗？马克思主义是彼此有力联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投入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才有价值。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成就中自我“现实化”，那么它也经受住了影响。此外，按照其门徒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世界观本身的世界观”。这也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所说的：“20 世纪的共产主义经历了类似于公元l—4世纪基督教的改造那样的改造。”
要列举这些变化、背信弃义行为和异端邪说，把它们逐一编订出来，也许必须成为决疑论者。在这些方面，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受到指责，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互相指责。制订出目录不无裨益，只要决不把这个或那个可能显得同样有意义的细节孤立起来。同样的目录只有与解释目录和被目录解释的全部经验相比，才有意义。这里我们要说，这并不是苏联经验所提供的*重要或*清楚的试验。
确实，对过来人来说，1917 年以来的50 年关系到一系列革命和苦难，这一时期非常漫长，可是编年史的空间还远不足以使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经过如此剧烈的结构断裂，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来。我们必须在所有经验中区分出脱离常轨的东西，尤其是过渡年代（至少直到1930 年之前甚至1930 年之后）期间的东西和过去有效而且还将有效的东西，以便在粗暴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被沿用的社会传统之间，建立确定的关系，这种社会是取自它并未决定要经历的经验，而且它对这一经验始终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
因此，在什么范围内，列宁早已做出计划恢复差距非常大的工资等级的做法，是一个意外事件，是斯大林力量无限的意志所为，或者干脆是一种社会必需，抑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进程？沿着这条路，社会等级制度连同明显的特权，重又建立起来。一位苏联大学教员笑着宣称：“我们是苏联资产阶级……”但是这种等级制度，只有当它仅与职权有关的社会、阶级的特权可以传给后代时，就是说这些享有特权者的后代，又转道来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中获取（教育、金钱、职权方面的）好处时，才能恢复成为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倾向在家庭生活永久延续的一切社会，都是很自然的，共产主义在苏联一点也没有摧毁家庭生活。斯大林甚至还加强了家庭生活。
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性问题是农业问题。苏联企图用集体方式重组农业生产，结果一败涂地，而且遭到昔日受斯大林制度虐待的农民的反抗。但是俄国小说以压低的声音如此经常地加以反映的贫困农民，难道不是被迅猛的现代化经济运动，从百年框架中骤然拖出“传统”文化的正常的、差不多不可避免的反应吗？看来不论采取何种解决办法，这种问题在所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家都会出现。
另一方面，在苏联意识形态和东正教会之间或多或少紧张的对话中，可否说获胜—有没有获胜？面对“ 宗教异化”，国家政权（社会制度）采纳的是好战的唯物主义，富于进攻性的理性主义——不否定上帝，但热烈地肯定人类关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恢复东正教信仰的价值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教会和斯大林之间的妥协。斯大林不是恢复了曾被彼得大帝取缔的莫斯科大主教吗？ 1951 年11 月7 日，斯大林在演说中，祈求东正教会的君主和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保佑。无疑，心甘情愿地前来祈祷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老年人。然而，对于洗礼、婚礼、死亡，大多数人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呢？国家围绕非宗教的婚礼仪式试图组织的礼仪或许可以证明，它必须进行斗争，至少必须填补一个空白。
*后，对于后继的几代人，他们没有逐渐地忘记悲惨的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本身在大步退却吗？这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笛卡儿主义，虽然它仍然无处不在，但在西方的意识中，越来越淡薄？这还不包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抛弃。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用不着时时刻刻加以讨论。在2. 2 亿苏联人中，有900 万名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们的采地、特权，是他们的口号，是他们的日常语言。但是其他人呢？

•尽管如此，*深刻地改造苏联生活的是它所经受的强大工业化和即将胜利完成工业化的前景，也就是说进一步发展它的成就，克服困难，弥补所遭到的失败。
无疑，就人力而言，工业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17 年，俄国不存在一个“ 资本主义事先提供的”现成的工业化基础。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必须建设一个这样的基础，这就是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为何采取这一独特步骤的部分原因。斯大林独裁专制肩负起极其重要的、“在别处由铁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斯大林制度的严峻冷酷，不能完全由被其权力搞得飘飘然的个人的反复无常来解释，也不能由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更不能用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它们部分地也是不发达状态的一幕惨剧，为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靠人力劳动投资，迅速跨过工业化阶段而发明的无情的国家公式。
那一经济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专家们还将长时间争论不休。因为数字为争论提供了好的场地。他们的语言是国际语言。民族之间互相比较，就像孩子们比量身高。量身高器还必须是同样的。在工业生产方面，1953—1959 年之间，法国平均每年增长7. 7%（1959 年指数156，相比于1953 年指数为100）；联邦德国平均每年增长8.3%（1959 年指数为169，1953 年指数为100），苏联平均每年增长11. 3%（1959 年指数为190，1953 年指数为100）。这是官方统计数字的语言。不过这些统计数字并不是完全可比的。西方人按纯价值计算指数，苏联人按毛价值计算指数。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里宁（Strulinine）证明，工业生产的官方增长，以毛价值计算，1950 年是1928 年生产的22. 9 倍，但是若以纯价值计算，则跌落到14. 7 倍。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有多少苏联的反对者会就这些数字进行争论。
但是，假定经济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它也肯定在望。巨大的发展已经发轫，在西伯利亚和别的地方已经取得辉煌的奇迹般的成就。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了巨大社会变化。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工业化都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反过来影响苏联整体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新的结构都开始产生。
（A）*个重大变化是农民纷纷涌入城镇。苏联将美国（boom 时代的美国）的发展节奏，强加给1917 年基本上还是农民的一个传统上很懒散的民族。这种常常顽强地坚守传统、反对变革的懒散与任何东西也无法逃避的变革压力之间，这种节奏与和平之间的紧张状态和矛盾，到处爆发。在中亚的联邦共和国，美国方式（américanisme）与东方风格的这种混合，更是千奇百怪。
数字说明变化的重要性。1917 年，俄罗斯农民占总人口的80%，产业工人占15% ；1962 年，农民勉强高于二分之一（52%），工人及其管理人员占35%。同一段时间里，官僚至少增加了10 倍，知识分子增加了100 倍。结果巨大的诱惑把人们引向城市，城市人满为患，损害了农村。
这一运动刚刚完成。除了原首都列宁格勒保留了老城风貌外，新旧城市，包括莫斯科（变成了硕大无朋的芝加哥一类的城市），都带有农民的面貌。它们的生活乡村化了。知识分子、大学生也逃避不了这一切。“一个新的种族在俄罗斯产生了”，它侵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不重要的职位到科学研究的职位（俄国社会阶梯的*）。在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节奏使苏联工业化的同一时刻，他对农民进行了全面集约化，一下子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不顾他们反对，把他们抛向城市，罹受城市的征服。这一切几乎也就是在几年之内发生的。
1947 年，在遭到侵略、被征服的城市中，从他们原始的服装，从他们迟缓的行动，一边大声叫嚷一边跳上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举止，仍能辨认出其农民特征来。从1956 年起，形势就已开始改观。农民已经城市化，与此同时，其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获得了更好的穿戴。
1958 年，人们再也碰不到赤脚行走的孩子或妇女；在戏院和电影院，穿戴已成风尚，农民的笨拙消失了。然而不久之前的乡村出身的人们在行为举止的许多细枝末节上还是露出马脚。相反在列宁格勒，正是因为如此，一切显得更加文雅，妇女显得更加漂亮，口语显得更加纯正。1945 年以后，列宁格勒令人赞赏地恢复了其外在的布局，给人留下了可爱精美、有宏大气派的欧洲古城的印象。列宁格勒有繁忙活跃的港口，靠此永远生活在更广阔的世界之中。农村并没有把它淹没。但是，尽管它拥有工业化的郊区，它仍可与这种看来是未来俄罗斯形象的鱼龙混杂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鱼龙混杂无可争辩地赋予莫斯科一种首都的气派。
（B）农民的征服：工厂、学校。
农业劳动力涌向城市，淹没了昔日的技术工人。农民占领了工厂，他们对机器一无所知，没有经过良好训练，愚笨无能，同时，像所有农民一样，对机器表示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在一开始只能达到很低的生产力。因而，在当时，为了弥补产量不足的状况，就从农村征召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厂来。
农民，至少他们的子女，还同样涌入学校，稍晚一些，涌入大学。1917 年，俄国人口的至少有75% 是文盲（甚至更多），而到了今天（20世纪60 年代），文盲据称已经被完全消灭。这肯定是图书馆、阅览室、俄罗斯经典作品普及版（也有例外，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叶赛宁的作品直到1955 年才被广泛出版）数量增多的原因。这些作品，连同经过选择的外国的经典作品译本，发行量常常多得令人惊奇（有时印数可达1000 万册）。图书一般用不太好的纸张印刷，书的价格确实非常低。这是不是经典作品如此流行的原因呢？是否还必须找一找其他原因呢？或者说，这是因为当代作家力量薄弱，没有可供消遣的有趣、易懂的出版物？不管怎样，广播、电视、唱片同样把大量精力用在提供进一步的教育上。
“ 这场文化革命”（O. 罗森菲尔德语），光是它，就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一种要解放、渴求受到教育、尽快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强烈欲望。“疯狂地向上爬。”一位严厉的观察家也许会这么说。我们倒不如这样说，渴求文化，这既等于名望，又等于金钱。不论其动机如何，大学、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以及接受函授教育或上夜校的人与日俱增。农家子弟常常获得*秀的成果。通过这种方式，苏联从这个取之不竭的人才库里，造就了自己需要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研究员、官员、教授。儒勒•费里进行教育改革后出现的情况，继而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免费，确实在法国发生过，但与苏联相比，速度缓慢，规模狭小。这些事在苏联则组织得大张旗鼓，速度为人闻所未闻，常常一蹴而就，尽管有一些意外的困难。因此人们惊异地听说，从1947 年到1956 年，苏联的中等教育需要付费而不是免费。
（C）不过，按照人们普遍的说法，现在（20 世纪60 年代）苏联的教育水平在下降。
但是这种断言刚一提出，人们就感到后悔。无疑，现在人们谈论的俄国人不再是昔日文雅的俄国人。苏联如此广泛地实施的教育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它批量生产、制造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所需的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起，直到工程师，甚至到大学教授的一系列专门人才。这是一些“半知识分子”，一位通常非常宽容的观察家这样说道。
这么讲是否完全公正呢？大多数人的半文化，是否像人们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新国家产生的事情，或更仅仅是一个正在脱颖而出的大众文明的典型特征呢？在世界上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欧洲或美洲都是如此，正在普及的教育都呈现出专业化和普通文化水平较低的趋势。不过，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的数量，可能并未就此而减少。在*坏的情况下，也是与过去一样（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在传统文明中，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处于文盲状态的无数大众并存。现代文明不赞成这一点，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复杂的画面：人数不多的精英，文盲人数甚少。大多数人接受的主要是职业教育，对于他们，教育只起劳动工具的作用，而非一种较高的知识教养的形式。
无论怎样，当人们达到较高的水准时，在我们看来（同时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差异），苏联的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就作为与欧洲或美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平等的人出现了。他们也是同一文化的继承人。例如，对一位巴黎知识分子来说，从法国的大学转入莫斯科科学院，就是重新回到自己国家，不论立即进行什么讨论或开什么玩笑，都是适宜的，他自己都能立即懂得应答。人们得到的*个印象是，俄国自十月革命起与世隔绝了40 年——这种外在的隔绝切断了苏联与欧洲一直保持的所有关系——在这一学术层次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乍看起来这令人非常吃惊。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人们会想起，20 世纪初，欧洲与俄国都浸润在同一种文明之中。那么40 年相对于文明现实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尽管经历许多社会结构的风雨飘摇，但1962 年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与1917年的俄国同样的文明，也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D）说真的，文学艺术似乎与这种断言背道而驰。
因为，如果我们像惯常那样从文学艺术中寻找一个关于支撑着它们的社会的*好的画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的形象肯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这些不现实到荒谬程度的虔诚地按照官方意志撰写的作品，能不能视为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代表，甚或说关于社会、日常生活的证据呢？它们无疑是特殊环境的成果。
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作品的这种苏联艺术和文学的特殊语言，只在1930 年前后斯大林统治开始时才出现。当时，苏联当局攻击任何对斯大林为了执行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铁的纪律和“文艺战线”动员表示疑问或者表示反对的知识分子。*个牺牲者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R. A. P. P. ），它与造型艺术和音乐领域的类似组织同时被解散（1932 年）。取代它们的，是一个直接受共产党控制的单一的组织。
与此同时，艺术家和作家被请去（被命令去）做“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34 年，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Jdanov）对他们的教条做出了界定，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去做的是“ 真实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特别是生产环境的“按照历史规律具体的特点”，从而为“ 以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思想改造和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做出贡献。按照日丹诺夫的原话，他们的职责是要有“ 倾向性”，要写“ 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要壁垒分明，让人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正面人物”、真正的共产党员和“ 反面人物”以及所有其他人。十月革命初期在艺术各个领域风行一时的先锋运动，这一运动在俄国继续被称为“ 左派艺术”，从这时起，被指斥为“形式主义的”作品，受到了追究。许多作家或戏剧导演因此被逮捕，神秘地消失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息声遁影，销声匿迹或半销声匿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ial Cholokhov）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该书前三卷于1925—1933 年之间出版，第四卷于1940 年出版。就是这位作家，多年没有撰写任何东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重新执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抵制来自“ 腐朽的西方”的影响，“ 日丹诺夫路线”增强了对文学艺术的控制。文学、戏剧、电影遭到严密的监督，稍有偏离就会遭到揭发、惩处。1948 年，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Chostakovitch）、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Khatchatourian）受到猛烈攻击，因为他们的音乐晦涩难懂和滥用不谐和音……
总之，在整个斯大林专制独裁期间，像苏联其他居民一样，艺术家也必须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平庸乏味是这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标记。
斯大林的死是否使一切改观？是，也不是。无疑，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出现了反动，又突然出现了缓和，但是这种自由爆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不久这种状况就被限制住了。
1953 年末到1954 年，引人注意的是讽刺苏联社会污点的剧作大量出现；《新世界》（Novy Mir）杂志上发表的一位年轻评论家关于“ 文学的真实性”的文章，嘲笑把人物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进行的传统划分。尽管这些大胆妄为给它们的作者带来惩罚，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非斯大林化，还是引起其他的言论自由。几十万流放犯的归来，今后取消粗暴处罚的保证，导致了一场如此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极力抗议，以至于可以称为一次班子大变动。（现在那些在斯大林统治下出名的作家变得沉默无语了，而那些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侥幸活了下来的人重新抛头露面，重新发表作品。）人们的兴奋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于当局和国家领导人为之动容，对此表示担心。1957 年，作家和艺术家被劝告或被告诫要戒除一切“ 修正主义”，并且不要以不“ 美化和粉饰”苏联现实为借口，系统地诋毁苏联社会。这种立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明确的表述。
斯大林的方法遭到取缔是确定无疑的，甚至那些被打倒的政治反对派也不再被处决，不再成为肉体暴力（体罚）的对象；在文化事务和对外往来方面出现了一定的自由化。但是，在斯大林的罪行被揭发出来、深深震惊曾盲目赞美斯大林的年轻人之际，对猛烈的批判运动敞开大门，看来就是使苏联制度和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地位，一下子陷于危险境地，或许就是拿苏联的一部分国际力量去冒险。因此苏联政府毫不软弱地做出了反应。
那么公众是否会跟随这场斗争呢？广大民众的兴趣趋向于俄罗斯的或外国剧目中的古典戏剧，趋向于民间创作，“ 纯正的、风格化的或改编的”作品，趋向于这些前一天还是农民的人刚刚发现的古典歌剧。歌剧于是获得了成功，从《浮士德》（Faust）到《茶花女》或《卡门》（Carmen），它们与苏联红军的舞蹈，或者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一争高下。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在这些领域存在两套“轴承”，粗俗公众和知识精英。作家与艺术家要求和希望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是苏联那时与将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E）数学和科学的光荣。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些问题很少影响到这些精确科学。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处在近乎辉煌灿烂的境况之中。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许多。科学通常是不大受到控制的知识部门。科学家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争夺一般没有任何瓜葛。他们能够避开它们。同时，俄国人始终是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既不吝惜金钱，也不忌讳表示鼓励，又不过多指令；制造一个世界，甚至想象新的从未见过的事物，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任务。*后，必须承认，在研究领域，实行专制制度是有优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倾向于按照产业部门分布，同时这种研究部分地为产业的需要所决定。在苏联，研究集中于政府选择的领域。产业失去作用，更何况苏联生活的起居设备，直至*近还相当地被人不屑一顾。但是研究以及科学队伍的组织，无可怀疑地由此获益。不过，今天研究获得成功，依赖的主要不是*出色的学者个人，而是一个*出色的队伍。这不是应当感谢苏联科学院吗？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前所未闻的重重困难，在物质领域行将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这些成功已在眼前。但是这些新的结构的建立远未完成。它纠缠于种种悲惨的回忆，甚至纠缠于苏联经验在全世界的声誉本身。在它差不多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之际，它必须考虑它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
凡此种种，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的自由，这种限制在非斯大林化以后依然存在。苏联在艺术、文学之“ 上层建筑”领域（这个消遣领域，没有它，文明既不能自动地贯彻到底，也不能全面地表达），也付出了代价。但愿这些上层建筑，像莫斯科博尔绍伊（Bolshoï）广场的苹果树，在春天稍有暖意的初阳下，一下子突然开放。

1961 年10 月的苏共代表大会
1961 年10 月富于戏剧性的苏联共产党第22 次代表大会，给苏联目前形势投下了古怪的光线。当然，现在问题不在于抓住不同人物的戏剧性冲突，不在于列出被批判、被开除党籍、“会喘气的死人”或“ 行尸走肉”的名单，或从容地分析那经常使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受折磨者和折磨人者的一场骚乱。
重要的是在国内和国外方面，面对种种抉择、种种艰难任务的苏联文明本身。它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艰难的任务有三：*个任务关系到非俄罗斯各民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非俄罗斯种族和文明；第二个任务，从总体来看，是苏联文明的物质未来（但仅仅是物质吗？）；第三个任务，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在1961 年，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昔日的铁板一块，变成了“ 多中心的”共产主义，并向“ 祖国的共产主义”（各国共产主义，communismes des patries）让步。

•关于*个问题，问题如下：苏联，正如其名称所指，是一个想成为一个各共和国的、原则上独立但联合为整体的国家的联盟。这种共处能够好转和导向一个统一的强大文明吗？
从1917 年以前起，这个由沙皇帝国首次实现的联盟就历经灾难。分裂、重振、巩固、重开争端，它仍旧是一个得不到完满解决的棘手问题。即使它们的自治再明显不过，却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是真正独立的，因为它的国防、警察、交通隶属于中央政权，由每个共和国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来代表。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沙文主义”，它们遭到检举告发。冲突产生了。格鲁吉亚因此在1921 年被归并入联盟；今天（20 世纪60 年代），非斯大林化触犯了它对格鲁吉亚*杰出的人的忠诚。波罗的海诸国1918 年获得解放，1940 年被兼并，1945 年被重新占领。它们在沙皇统治下享有特权地位：问题不在于重新给予它们特权地位。1949—1951 年，吉尔吉斯在其民族史诗《马•阿斯》（Ma As）问题上出现危机。《马•阿斯》这首民族史诗遭到苏联当局明令禁止的打击。在阿塞拜疆，1958 年*苏维埃张明其意图，不承认该共和国的*语言为阿泽伊语（Azei）。
地方的利益和文化，独创的语言，历史的回忆，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或不忠诚，在所有这些共和国中，或来自俄罗斯人，或来自乌克兰人的入侵移民：凡此种种都引发了新的问题，时常造成殖民类型的紧张状态。就举一个例子吧。在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之后，俄罗斯人在该共和国的人数变得比哈萨克人还要多。
*一种苏联政策是可能的，并且事先被猜中：维持保卫联盟共同生活的凝聚力，即整体的“ 和谐”，给非俄罗斯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国合理的甚至非常宽宏大量的让步，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苏联的力量中都代表着极其微弱的一部分。这就是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1956 年）出台的政策。其结果是让步，扩大自治，不折不扣地恢复列宁的民族政策。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它们使人想起传统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之间反反复复的问题。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苏联而论，“殖民地”与“ 宗主国”在物质上和地理上直接相连。在苏共第21 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确实列入了“ 同化”（assimilation）这两个本身颇引人联想的字眼。然而同化是否可能，苏联在这一点是否将会成就西方人确实刚告失败的事业？
1959 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书记断言：“ 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和共同实践的增加，各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现在起被经验所证实。”这一点非常可能：我们看到在过去有成功的同化例证，而共同的政策，相互的让步，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是重要的论据，再加上由于40 年间同时经受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双方新的共同的结构已经形成。尽管如此，文明是根深蒂固的。顽固而成功地捍卫民族语言这单独一个问题便证明了这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没有抛弃它们的本土文明。因此，至本书撰写之时，争论仍在进行。人们甚至可能感到疑惑：扫盲斗争和苏联普遍的教育发展，是否实际上加剧了中亚居民的民族意识。

•繁荣昌盛或“ 资产阶级”文明：把苏联引向共产主义社会极乐世界的二十年计划的宣布，并不是一纸空想。
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那些彼此间从未取得一致的专家们说，苏联应当有办法实现这向福利的跃进。在广泛舆论的范围内也是这样，既（热切地）渴望和平，又渴望物质的进步，并且相信今后这种进步是可能的，一代代青年满怀热情地汇集在国家活跃的生活范围内。一场巨变正在酝酿，即将产生，不管它将采取何种形式，或以后人们会给它贴上何种标签。
1962 年，苏联生活被这种向工业革命*后阶段的快速前进主宰。自从1958 年七年计划强调那些要求建立某种类型的“尖端”消费社会的新工业以来，赫鲁晓夫的革命向这不远的将来敞开了大门，这些新工业是：电子技术、机电技术、原子能、塑料、合成化学，所有这些新型工业，它们一边期待造成一个新的消费者阶层，一边需要和形成“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穿白大褂的技师、工艺学家、研究室的研究员、实验室的科学家……正是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压力，在更长或更短的期限内，使苏联的民主化不可逆转。我们向其借用这些细节的那位社会学家这样得出结论。
这种推动力，这种压力，还必须打开一条跨越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兼有生命力量与惰性的道路。而必然地，共产党试图把历经多少艰难困苦后达到的舒适与富足，记入它的功劳簿，试图把这一成就算作它的成就。
如果苏联能够证明在过了40 年社会主义生活后，它已彻底变成另一种模样：如果1917 年的俄国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那么1962 年的苏联，按照“资产阶级的”西方所采取的标准，将不能想象达到富足，只有这样，事实上才告成功。总之，要是苏联证明繁荣昌盛本不为它自己，还为西方和美国，那才是“ 共同分享”革命的*方法。
基于这一点，无论什么都不可能预测。未来尚是未定之天。苏联仍然可能想出既非美国的又非欧洲的，而是它自己的解决办法。

•国际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事情同样也是悬而未决，也没有明确表现出多少昭示未来的迹象。
从1961 年10 月苏共第22 次代表大会中，西方评论家非常乐意看到国际共产党铁板一块局面的结束，好像苏联故意放弃独有的领导职务和它所包含的供奉，而致力于苏联一家的跃进，准备只身成为由于实现了物质的繁荣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完善的共产主义国家。总之，苏联从今以后似乎接受双中心论（中国、苏联），甚至多中心论，“祖国共产主义”。每个国家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行处理自己特有的问题。
如此*，看来是鲁莽的；甚至在共产主义大家庭内部，政治也服从于普遍的规则：翻脸，争吵，甚至互相威胁，随后言归于好，顺从妥协；盎格鲁- 撒克逊人并不是*提倡妥协的人。苏联对中国的不信任并非始于今日：在历史上的几个世纪，而且也在19 世纪的冲突中，它就根深蒂固，俄国与其他列强为伍，一起瓜分中国的财富和战利品。但是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在程度上同样强烈，“冷战”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不管苏联愿意与否，为了那些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原因，它无法躲在它的新繁荣里。苏联被迫根据国际现实来考虑它的国内政策。
然而，在20 世纪60 年代，在世界上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那样围绕着苏联的各国共产党看来出现了分化的迹象。这些围绕苏联转的共产党行星常常彼此迥然不同。
在轨道的外围，是各国的共产党，其中一些处在西方繁荣国家敌对的环境里（比如法国、意大利），甚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比如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及联邦德国）。在那一时期，在政治上对他们持敌对态度但经济上软弱的西方国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此即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的情况）；其他一些共产党还活动在不发达国家的舞台上，一切希望在这里都是合法的，苏联或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着迷。
往里靠近一些，但也很遥远，是共产党国家卫星国。那些直接面对西方的“ 前沿地带”共产党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护着苏联的欧洲大陆主体：它们是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除了保加利亚（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它们全都是快速工业化国家。况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过去继承了强大的工业，早在进入共产主义前就已具有规模了。*后，在前沿地带的边缘，则是阿尔巴尼亚这一离心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同样具有特性的南斯拉夫。
这些国家的立场错综复杂：一方面，它们没有脱离苏联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结构改革，它们未来的保证（波兰或匈牙利的土地改革，大地产的消失，以及工业化），没有共产主义的贸然侵入，无疑是没有可能的或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在每个国家，由于其经济状况的不同和文明根基的不同，它们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本身的关系，或多或少是可以信任的，或多或少是自由的，或多或少是有成果的。
*后，在极远处，是被重重困难压弯了腰、又因自豪感而直起腰杆的共产党中国。它是现今世界上面积*庞大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有别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幅匆匆绘制的地图，反映的不仅是政治位置，也是经济位置。经济位置不支配大局，但事先改变大局方向。长期以来煞费苦心把自己置于为首地位的苏联，顷刻间有成为胜利者中孤家寡人的危险。

1966 年附言
苏联与自己不可思议的命运斗争。在中苏冲突爆发之前，这回是政治成为主角，赫鲁晓夫下台（1964 年10 月17 日）不过是个插曲。
1962—1964 年，中苏冲突愈加严重。1962 年之前，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是主义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反过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则针对南斯拉夫和“修正主义”。1962 年，古巴事件加深了中苏鸿沟。针对苏联的*次明确抨击（策略上的冒险和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就发生在古巴危机之后。1963 年，在各种大会上（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冲突日益明显。由苏联发起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使共产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一个阴谋。
1963 年深层分歧显露出来，实际上这种分歧自斯大林刚刚去世起就已存在。上半年是进行*后的修补。1963 年3 月9 日，*邀请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苏联则要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作为回报。5 月9 日，中国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但是6月14 日，北京发表了代表中国态度的25 点意见（二十五条）：中国认为苏联从国家之间的自由和解放的战争中看出包含着世界核冲突危险是荒谬的。如果苏联保持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力量关系的错误评估和担心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错误战略概念，那么它就无法胜任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一职。总之，这是政治上和平共处政策的终结。
苏联驱逐了在莫斯科散发中国25 点意见的一组中国人，指控中国挑唆苏联公民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认为不公开发表恰恰证明苏联拒绝考虑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将之变形为国家间的冲突。
如果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会谈（7 月5—20 日）以完全的失败告终，丝毫也不令人惊奇。
中国对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议进行谴责，认为这表明苏联政府与帝国主义结成了同盟；苏联人则反过来指责中国违背了它与列宁确定的和平共处原则。中国人揭露苏联在1959 年废除了1957 年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包括交付一部分核武器）。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具有无限的野心，认为苏联*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经济发展上去，并宣布中国想做非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领袖，但具有种族主义特征。
1964 年，论战围绕着苏联反宣传的两大主题展开。
（1）中国对苏联（和印度）的“ 领土野心”。苏联人从*接受日本国会的采访中搜寻到中国意图修改中苏边界的证据。这个证据很不充分，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民族问题。
（2）中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在苏斯洛夫（Souslov）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64 年2 月14 日）中明确提到，随后戈乌罗夫（Govourov）在阿尔及利亚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及。
苏联*后一次反对中国越来越可预见的原子弹爆炸，是Zorine 的声明：中国人有特殊目的，与共产党联盟不相容，在中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不能再自动获得苏联核武器的支持。这个声明方便了美国在东京湾事件之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这一冲突对欧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它有利于苏联放松对其卫星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使西方共产党可以自由发展［ 可特别参看陶里亚蒂（Togliatti）在《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Memoriale diJalta）中的立场］。所有这些外部紧张状态不能掩盖苏联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演变。苏联领导人逐渐承认了自然经济法则的分量，并努力赋予其合理的地位。这也是改造企业管理的意义所在。这些企业应该适应消费市场，尤其是顾客的意愿，不再是满足于回应计划制订的生产标准。
至于苏美关系，如果说它一直处在和平共处的框架内，曾经被暂时“ 冻结住”，那么这既因为美国的对越政策——主要是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也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论战。苏联于是赋予与西欧国家关系以重要性，从而改善了双方关系。这些国家中，法国，出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占有特殊地位。1966 年6 月，戴高乐将军出访苏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国际局势有关。

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艺理论研究

作者：  傅其林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8

简介：　　“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丛书共4本，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本体论形态的理论辨析，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一种新答案。这种探访被覆盖的理论原点的研究方式，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本书为“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之一，复活了早期马克思的审美人类学思维传统，展现出这粒起初并不起眼的理论种子在20世纪名家如普列汉诺夫、考德威尔、巴赫金、法兰克福学派、威廉斯、卡冈、费歇尔、卢卡奇、阿尔都塞学派等文论中结出的丰硕理论成果。 　　

普列汉诺夫文选

作者：  (俄)格·瓦·普列汉诺夫著;张光明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本卷收入的著作，多数是全文辑录，但也有少数因篇幅过大而不得不作部分摘录。属于此类的有《我们的意见分歧》(仅选了其中的“代 序：给拉甫罗夫的信”)、《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仅选了第五章和“结论”部分)等。 　　本卷所选文字，都录自现有的各种中文译本，如《俄国民粹派文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跨进20世纪的时候一一旧论文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在祖国的一年》等。这些译本出版于过去几十年间的不同时期，在文字上、政治上往往带有那些时期的风格特点，例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的译文，现在看来已经稍嫌古旧。有些译本的某些译文则明显有舛误。在这种情况下，本卷作了以下的处理： 　　第一，在基本沿用原有译文的前提下，在一些有较大问题的地方对文字做了修改(主要集中在较早的几篇著作中)。 　　第二，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著作名等专用名词，尽可能依据现在的通常译法予以统一。 　　第三，原有的编者注释和译者注(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编者注)，今天看来在技术上仍有价值，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所以大多予以保留；但原来是篇末注的，现在一律改为脚注，用“原编者注”或“译者注”标明。至于那些带有过分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的指责性和批判性文字，则做了省略处理。这并不意味着本卷编选者绝对否定这些原编者注或译者注的意见，而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独立地对普列汉诺 夫的观点作出判断。此外，本卷编者还新加了一些注，用“编者注”标明。没有注明的，则是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注。 　　第四，对于大量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引文，本卷编者核对了新的中译文并做了相应的修改。修改依据的标准大致为：首先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11995年中文版；上述选集中没有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经出版的各卷；再次则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但有少量引文由于上下文的关系无法修改，在这种情况下仍保留原译文，在“参见”的字样后面标出新的中译本的出处，供读者对照比较。

La comedie humaine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book_contents=《人间喜剧》前言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 猫打球商店 苏镇舞会 钱袋 莫黛斯特·米尼翁 题解

怎么办zen me ban

作者：  (俄罗斯)车尔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著;蒋路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008印)

简介：《怎么办?》一问世，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不同的反响。一方茴是官府查禁，保守派抨击、嘲笑乃至恶毒咒骂，另一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屠格涅夫的任何小说，托尔斯泰或其他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对俄国青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1905)《怎么办?》不止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并且长期传诵不衰，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却屡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假如把《怎么办？》同《安娜·卡列宁娜》相比，《怎么办？》无疑处于劣势，“然而”，一个评论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那他就是蹩脚的评论家。《怎么办？》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普列汉诺夫这番话，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

民俗学的路径

作者：  高丙中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本书是高丙中民俗学论著的汇编，并附有户晓辉、刘晓春的延伸性论 　　述。 　　 高丙中在1988年完成的《民间口头创作新探》借助普列汉诺夫对社会 　　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区分来认识民间文学与民间口头创作的关系，提出 　　民间文学只是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个特殊部分，由此获得超出文学范围的民 　　间文化研究的理论依据。他在1991年完成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是熔 　　铸民俗学150年的思想资料而撰写的理论民俗学著作。该文首先以“民”和 　　“俗”为焦点评述了民俗学基本理论的历史发展逻辑，继而阐明了以生活 　　和整体为取向的学术思想，然后将民俗学定位为以生活世界为观照对象的 　　知识生产。该文的立论为此后20年的民俗学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 　　支持。余下的其他论文大致都涉及民俗学路径对于中国人生活世界的研究 　　与关怀。 　　 以文化自觉和自我反思为条件的中国社会科学要以认识中国人的生活 　　世界为己任。民俗学界已有的探索只是一个迟来的开始…… 　　

文学史哲学

作者：  陶东风著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简介：本书分别论述了史达尔夫人、泰纳、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自律与他律及中介论等个人观点。

马克思主义史专题研究

作者：  马绍孟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06月

简介：
本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全书分为导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若干专题、列宁思想若干专题三个部分，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方法论、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地位、列宁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中的若干重大贡献、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及局限等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可供学习者或研究者参考。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

作者：  郑杭生，刘少杰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是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战略部署后，第一部比较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的著作。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来源、基本立场、理论起点和方法原则做出了明确概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做出了富有内容的论述，不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化线索和理论发展，而且还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指导。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社会学思想理论也做出了较为深入的阐述，这对于进一步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统筹兼顾地建构和谐社会，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社会学专业教材，也可以作为党政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参考读物，还可以作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参考资料。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lun ge ren zai li shi shang de zuo yong wen ti

作者：  (俄)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0

简介：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主要内容简介：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20世纪50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至2010年已先后分十一辑印行名著460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二辑。到2011年底出版至5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大师谈美:全译彩图本

作者：  (德)席勒，(俄)普列汉诺夫著;李光荣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8

简介：　　《大师谈美（全译彩图本）》收录了《美育书简》、《没有地址的信》两部美学经典著作。前者是德国启蒙文学家、戏剧家席勒的代表性作品，后者是俄国思想家、美学家普列汉诺夫的扛鼎之作。在美学史上，席勒是第一个将美及审美与艺术的建构同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联系起来的人，并为后世的人文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树立了新的坐标。相比而言，《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对我国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影响更巨。我国凡是从事于文学或艺术的有识之土，几乎都看过这本巨著，并从中吸取了艺术营养；书中的有些思想甚至成了指导文学艺术人士成长的圭臬。要想了解我国建国以后的文学艺术的流变及文学艺术人士的思想脉络或思想架构，就需研究《论艺术》。基于此，我们决定新出版这两部美学巨著，以飨读者。

社会主义通史.第二卷

作者：  王伟光主编;严书翰，胡振良卷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简介：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50年。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充分暴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尖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一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广泛传播，从而推动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除马克思、恩格斯之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一批伟大人物相继涌现，他们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晚年的恩格斯认真观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面对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新需要，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方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La comedie humaine

作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H.D.)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简介：《人间喜剧4》内容简介：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 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 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 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 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 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 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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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小说的巨匠，《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去世后七年，正当法国公众猜测这位大师是否后继有人的时候，一位隐居乡野的无名作者，出人意料地以一部惊动法庭提出公诉的小说作了回答，这位作者就是福楼拜，这部小说就是《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 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社会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一个农家的女儿，在修道院受过贵族化的教育，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她的偷情没给她带来幸福，倒给投机商人造成了可趁之机，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债积如山，无法偿还，丈夫的薄产早已被她挥霍净尽，情人又不肯伸出救援之手，她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服毒自杀。 　　 一个女人因负债和爱情绝望而自杀，类似的故事在许多时代都发生过，也不知有多少小说家描写过，何以到了福楼拜笔下便引起轩然大波，蒙上“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问题显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以貌似冷漠的态度，非常“客观”地揭示了酿成这一悲剧的前因后果。他非但没有对女主人公作道德上的判决，反而以无比的说服力陈述了社会所不能推卸的责任。爱玛是一个失足的女人，但作者并不简单化地把她描写成一个坏女人。她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坏秉性，而生活却无可挽回地把她推向深渊。首先是她父母异想天开，让她去修道院受大家闺秀的教育，害得这个乡村少女整天向往贵族社会的“风雅”生活。浪漫主义文学的薰陶，灌给她满脑子诗情画意，什么风啊，树林啊，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啊，什么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的骑士啊，这一套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们，每天来来去去，为衣食奔忙，满不在乎地往道旁吐痰，津津有味地喝肉汤，她和这些人没有共同语言。她父亲怜惜她，不忍心让她在田庄上操劳，她整天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和钟摆一样单调：没有什么可学习，没有什么可感受，于是她期待着爱情。就在这时候，包法利出现了。在庄稼人眼里，医生算是相当有身分的人，何况他还治好了鲁俄老爹的腿，可见很有学问。爱玛于是成了医生太太。然而她所期待的爱情并没有到来。包法利医生既无雄心，又无才干，举止无风度可言，谈吐和人行道一样平板；再说他既不会游泳，又不会耍剑、放枪，和爱玛心目中的骑士完全不沾边。俄毕萨尔的舞会，在她生活中“凿了一个洞眼”，让她窥见了荣华富贵，从此她更加受不了乡镇生活的小器、平庸。舞会上那位风度翩翩的子爵，被她理想化了，变成一种甜蜜的憧憬。她把小说书上描写的当作现实，而把环绕着她的现实当成恶梦，她在幻想中生活，时刻期待意外事件的降临，就象遭难的水手，想在远处雾气笼罩的天边发现一叶白帆。失望之余，更觉生活不堪忍受。谁也不理解她的苦闷和抑郁，只道她神经有些毛病。 　　 她也曾努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发狠逃避了莱昂的追求，事后却又懊恼不已。她想求助于宗教，而那位以“灵魂的医生”自诩的本堂神甫却对灵魂的疾病一无所知，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有了温饱，就该心满意足了。爱玛终于明白，她不能指望从神甫那儿获得任何启示或帮助。 　　 百无聊赖的生活，灵魂的苦闷，对爱情的渴求，决定了风月老手鲁道尔夫一出现，包法利夫人就要落入他的掌心。与其说爱玛爱上鲁道尔夫，不如说爱情的幻梦把她推向鲁道尔夫的怀抱。爱玛凭自己的想象，以为爱情犹如来自九霄云外的狂飚，伴着雷鸣电闪，席卷人的整个意志。她按照幻想的模式投入爱恋，狂热得叫鲁道尔夫瞧不上眼。新鲜劲儿一过，他的态度便越来越冷淡。眼看伟大爱情的河床一天涸似一天，爱玛的痛苦可想而知。她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孩子，她甚至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撺掇丈夫割治跷脚，满心希望包法利一举成名。可是丈夫不争气，几乎断送一条人命，爱玛完全绝望了。她的尊严，她的自爱心，受到包法利这个姓氏的玷辱。从此连残留的一点妇德也彻底崩溃了。她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比以往更加颠狂。她想入非非，要和情人私奔，讲求实际的情人干脆甩掉了她。受到这次打击，她大病了一场，却不曾接受教训。她依然被幻想牵着走，依然按照小说里的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生活。她为体验她认为理当经历的感情而爱莱昂。甚至当她“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而且对他感到腻味以后，仍象个钟情的女子一样继续给他写情书。不过她写信时想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一个理想男子的模糊幻影。她就这样在幻想中生活，一生都受着幻影的欺骗，不知不觉犯下许多过失。她追求细腻的感情，丰富的精神生活，结果只是耽于物欲和淫乐。她最大的错误是不理解“风雅”是要财富作后盾的。她为之神往的那种“爱情”，需要庄园、别墅、高车驷马和华美的衣着打扮作陪衬，缺了这点富贵气，“爱情”便失去了光彩。她是个乡镇医生的妻子，却想和贵妇人一样骄 　　 奢淫佚，她根本不懂生活，如何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的必然后果。很难说作者是更多地批判了浪漫主义，还是更严厉地鞭挞了现实生活，他对前者的批判，正是对后者的控诉。爱玛是个为人所不齿的女人，但她实际上比周围的人更向往崇高。她希望丈夫有所作为，希望有个聪明、勇敢的男子汉受她崇拜，然而她周围只有一些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毫无英雄气概的资产者。她有弱点、有过失，她虚荣而且不切实际，但她并不是罪魁祸首，她不曾加害于人，倒是人们常加害于她：男人诱惑她，商人敲诈她，在她陷于困境时情人抛弃了她，甚至还有人企图趁机污辱她。……福楼拜就这样冷静地剖析爱玛走向毁灭的主、客观原因，不动声色地将一群鄙俗自私的正人君子和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作对比。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会深深刺痛政府当局和一般资产者。正如作者本人所说，“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①，没有什么比如实描绘更使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感到难堪的了。 　　 《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批判效果，首先是因为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段，以高度的概括力突出了当代社会的特征。小说所记述的，只是法国某村镇发生的一起自杀案件，而作者的同代人却可以从中认出自己所在的城镇和周围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莫泊桑曾谈到，“《包法利夫人》中，每个人物都是一种典型，都集中了同类人物内在气质的各种特点，因而成为这一类型最逼真、最突出的形象。”② 　　 爱玛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作者父亲的医院里，曾有个名叫德拉马尔的学生，他的续弦夫人嗜读小说，生活奢侈，气质浪漫。她先后被两个情夫抛弃，最后因负债而自杀，遗下一个女孩，不久丈夫也自杀了。这是一八四八年的事。据说是福楼拜的挚友路易·布耶建议他将此事写成小说。经过五年的辛勤工作，《包法利夫人》诞生了，但当 　　 有人问及小说是否真有其事时，福楼拜却矢口否认：“《包法利夫人》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①显然，作家不愿意人们将这部作品混同于一般的写实小说，尽管故事是真实的，他所要写的却远远超出了真人真事的范畴。福楼拜不能忍受人们为他所创造的形象寻找依据，他说：“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些个人，可是我要写的却是典型。”②他写爱玛，与其说是描写一个失足的女性，不如说是塑造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惨遭摧残的浪漫主义者。爱玛的矛盾、痛苦，她的梦想和追求，她所受到的欺骗、愚弄和 叛，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作者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哭 　　泣。”③ 　　 福楼拜自己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④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的确，他除了对美的追求外，几乎放弃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福楼拜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象。无怪乎他会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风波足以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福楼拜认为，“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去观察生活的实质，并尽最大努力去描绘它。”②“如果从作品里流露出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则应是不经过作者的意图，而是由那些最恰当的事实描写自然表现出来的。”③从表面上看，小说的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一切都不置一词，而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他不愿明言而已。他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为例，这段关于“农业评比会”的描写，作者始终未发一句议论，却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人们熙来攘往，张灯结彩，又敲鼓，又鸣枪，一派庄严隆重的节日景象；店家忙着招揽生意；教堂的杂役趁机捞外快；药剂师先生窜上跳下，到处指手划脚；鲁道尔夫全副精神用来诱惑医生太太；州行政委员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讲，冠冕堂皇的高调，恰和鲁道尔夫矫揉造作的绵绵情话组成喜剧性的二重唱；人群里发出种种声响，牛鸣、羊咩乱成一片，难得有几句演说辞传进听众的耳朵。虽说那位官员在演说中把农民捧上了天，评比会上受表彰的劳动者却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也并不见得比得奖的牲畜更受感动。一位老农妇，在田庄服务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还多。一身破烂衣服，袖筒里伸出两只长手。谷仓的尘土、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发硬，结上了一层厚皮尽管刚刚用清水洗过，仍然显很脏。这双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的手，就是她半个世纪辛劳的见证，那枚奖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对她的全部酬劳。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爷和参事先生的十字勋章，她心里害怕，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该逃掉，……最后，她木然地接过奖章，仔细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哝着要把这送给教堂堂长。……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继续按旧习惯行事：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们坐下来大吃大喝。两天以后，鄂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报道展览会的盛况，捎带提到自己的大名。……这段描写，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却又包含着多少无言的辛酸，多少无言的讽刺与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却又那么绘声绘色，充满动感。众多的人物，喧嚣混乱的场面，象交响乐般有层次有对比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叹服作家的艺术功力。 　　 同样，在人物塑造上，福楼拜也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一切主观因素，从不作判断性的概括或推论式的心理分析，而仅仅是运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行动和个性化的语言来展示个性。他写布尔尼贤神甫的浅薄，是通过这位神甫和包法利夫人之间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他写老包法利浪荡的秉性难移，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每天早上在广场上抽一袋烟，他那顶带银边的漂亮警官帽，很引人注目。他一向喝大量烧酒，因此常常差女佣人到“金狮”去取一瓶，记在儿子账上。为了在他的丝手帕上洒香水，他把儿媳妇的柯罗香水都用光了。……他写鲁道尔夫其人，也不必多费笔墨，一段自言自语就勾画出了这个花花公子的面貌：“可怜的女人！她准是在渴望爱情，象案板上的鱼渴望水一样，只要我说上三两句挑逗的话，她准会爱上我，我敢肯定！她会很温柔！很迷人，对，只是将来怎样甩掉她呢？……”鄂梅这个人物，是福楼拜笔下最成功的典型之一，作家表面上对他未加褒贬，却让这位以进步人士自居，好吹牛、善钻营、醉心名利的时髦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人谈起什么都头头是道，一张嘴就是“科学”、“进步”，他在外行面前卖弄学识，在内行面前不懂装懂，所有的名人他都拼命巴结，所有能扬名的事他都要插进一只脚……这种人到处都有，却很少象福楼拜写得这样既客观而又入木三分的。福楼拜善于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刻画人们的个性：就连为包法利夫人的女儿取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处理得极有讲究。夏尔崇拜爱玛，主张女儿叫母亲的名字。药剂师主张叫玛德莱娜①，因为眼下这名字最时髦，鄂梅向来喜欢赶浪头，喜欢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他为自己的四个孩子取名，便是根据这条原理所以一个叫拿破仑，象征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 征自由；一个叫依尔玛，或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附会；一个叫阿塔丽②，表示对法国剧坛那部不朽杰作的崇敬。然而古板的包法利老太太坚决反对采用有罪女人的名字。最后爱玛想起俄毕萨尔庄园的舞会上，侯爵夫人喊一位年轻贵妇“贝尔黛”，包法利小姐的名字这才有了着落。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观察力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同样敏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他们同样精细，他和他们一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质”③。但在福楼拜看来，上述这一切固然对文学创作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比起“文体”与“结构”却只占次要的地位。“离开文体无作品”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认为福楼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实他所说的文体美并不是与内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楼拜不能想象作品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顾内容单独存在。他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最好的艺术外壳。他曾这样教导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① .　　 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形容词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才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可说是评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的作品，无论篇幅大小，都象是一气呵成，自然流畅，没有与主题无关的多余的情节，没有一处累赘的字句。文字锤炼到几乎不能增减一字的程度。写夏尔求婚，总共百十来字，把夏尔的怯懦、鲁俄老爹的爽直勾画得活灵活现。农业展览会那样五光十色、喧嚣混乱的场面，又是导致包法利夫人失足的关键时刻，也不过用了万余字的篇幅。相形之下，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粗糙得多。巴尔扎克的作品，犹如天才的巨斧砍劈而成，雄浑有力，神采不凡，但未经细致打磨，颇有些凹凸不平之处；斯丹达尔虽则简练，语言却不够形象、丰满。福楼拜在文字表达上显然比他们更简洁，更优美，更少夸张，往往三言两语，就勾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他写夏尔前妻的干瘪：寡妇瘦括括的，牙齿长的挺老长……骨头一把，套在袍子里，就象剑入了鞘似的。他描写贵族的养尊处优：他们的衣服，缝工分外考究，衣料也象格外柔软；一圈圈头发贴近太阳穴，亮光光的，抹了更高级的头油。他们的肤色是阔人的肤色，白白的，显然是饮食讲究，善于摄生的结果……福楼拜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 　　 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①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澈流畅，简洁而不干瘪，质朴而 　　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福楼拜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勤奋不缀的艰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有时他终日伏案，所得不过数百字，有时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字词，竟至汗流浃背。所以福楼拜曾不无感慨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②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两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三个短篇合成的《三故事》，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布法尔和佩居榭》。总的说来，福楼拜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狭窄得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强迫自己与世人周旋，于是他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样一来，他的视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不可能有斯丹达尔那样的政治敏感，预测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来。福楼拜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①。他把资产者平庸的日常生活当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他对一八四八年的工人起义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这不能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历史和时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画面广阔，甚至接触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虽则真实，却没有立体感。这部小说真正的成就毋宁说是塑造了莫罗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中间性格”典型。不过，福楼拜的遁世隐居虽说限制了他作品的气魄与深度，却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福楼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写作提供生活来源，也不会受到出版商的挟制或催逼，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相比， 　　 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然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水平；但从微观的角度，却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国法国文学界前辈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斯丹达尔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者卷

作者：  袁贵仁，杨耕主编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思维方式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转换，其思想之深刻、方法之科学、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150多年来，追随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梅林、考茨基、伯恩施坦、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论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罗素、杜威、萨特、海德格尔、福科、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在这个论述、探索过程中，许多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争论持久而激烈。

电视新闻实务解析

作者：  王辉著

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共分八章，具体内容包括电视新闻传播概述，电视新闻采制的主要环节（上），电视新闻采制的主要环节（下），电视记者在新闻现场综合表达，运用各类表述元素综合表达，消息类新闻节目的构成状况，独立文体深度报道的构成状况以及电视新闻时事栏目的构成状况。 新闻报道是最为基本的纪实活动，而纪实活动，则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生活。在人类先辈洞穴居住时期就有过许多纪实方式，比如以结绳来记事，以岩壁上的图案来描述，这些可能是当时状况下新闻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世纪初，一些偏僻地区的民族还保留着早期人类的信息传递方式，有一次人类学家封·登·斯坦恩在巴西一条河的岸边看到当地土著人所画的一幅鱼的图案，就命随从撒下网去，果然捞出几条与河岸上所画图案一样的鱼。显然，当地土著人在画鱼时是向自己的同伴发出通告：在这里可以捕捉到这样的鱼。这些通报现实生活信息的图案，可能就是人类先辈经常可以看到的“新闻报道”。更多>>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李颖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陈独秀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历史中的英雄

作者：  (美) 悉尼·胡克著

出版社：

简介：本书的书名说明了它的主题，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把它叫做“历史中英雄的局限”或许同样适当。这个书名也能说明本书的内容，不过还不是我们关于历史英雄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书里作了详细的叙述。请读者不要单从书名上去推测。以后各章的分析，其目的主要是给这个迷惑人的问题构成一个有成果的系统提法。我们要努力概括出各种类型的情境和条件，以便正确地承认或否认杰出人物对那些情境和条件的随时的影响。我们提供的不是一种历史理论，而是对历史理论的一点贡献。要给人类历史作出适当的解释，这一点贡献是应该受到注意的。 胡克曾经自称是“现世人文主义者”，所以他自然反对以天意、神的意志之类神秘的原因来解释历史，而承认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过，他同时又是明确反对英雄史观。但是这本著作批评的锋芒主要却是指向社会决定论的，包括黑格尔、斯宾塞、汤因比和斯宾格勒，尤其是普列汉诺夫——胡克把他叫做“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者”，以示与马克思本人的区别。本书书对历史上的“伟人”、“英雄”这个迷惑人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有成果的系统提法，是对历史理论的极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