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2665 项 “是今”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出版社:方志出版社,2010
简介:《新邱区志(1990-2006)》资料翔实,浓彩重笔,详略得当,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语言流畅,实事求是地彰显了新邱17年来全区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和新邱区在经济转型探索创新中的特色。《新邱区志(1990~2006)》重在见证全区的历史过程,重在弘扬时代主题,给人以启迪和鼓励;重在可资治于今,教育来者。无论是今天、明天和未来,都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收藏价值;都是一部资治、存史、育人的好教材。让再现历史的《新邱区志(1990~2006)》更好地为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作者: 彭磊著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0
简介:《北海怪兽》是彭磊真实的成长经历;它是这个超人各种怪力乱神的无穷创造力的灵感后花园;它是70后85前必看的怀旧书,是85、90、2000后必读的教科书;《北海怪兽》就是一部展现了从70年代末至今的各种潮流文化变迁的记录片。国货/复古风潮终极制造者的自白书 作为时下大热的国货/复古风潮的始作俑者,新裤子乐队的灵魂人物彭磊通过《北海怪兽》,向我们详解这个潮流现象的始末。一种潮流势必是有沉淀,才有其流行的可能。这将是图书领域出现的首例将国货/复古风潮做出全面、系统、丰富的总结概括发言,大量珍贵、罕见的独家“老物件”绝对让今天的年轻人傻眼。 铁皮玩具/阿童木/星球大战 近两年来,以7、80年代的老动画为原型翻拍的电影大热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在儿时的漫画形象里回忆逝去年华的行列。彭磊作为骨灰级的玩具收藏家,在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各种现在有钱买不到的、当年的原版玩具。他告诉我们,今天的阿童木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阿童木了。而他的科幻、机器人情结也贯穿了整本书。 新裤子乐队成长史 作为国内最具人气的摇滚乐队,新裤子乐队的人气是不言而喻的。乐队成军11年来,他们的成长史以点带面的涵盖了整个中国摇滚/地下音乐的发展脉络。本书中,彭磊集中性的向我们展现了玩乐队这些年来发生的各种点滴琐事,这里没有人们传统印象中一提起中国老牌摇滚乐就想到的那种“苦大仇深,死磕生造”情节,取而代之的全是些有点缺、有点二的好玩小段子。心情BAND书,这正是今天的文艺青年们最爱看的题材。更何况,这是新裤子的BAND书! 多功能文化青年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文艺青年,彭磊绝对是21世纪文艺青年的最爱榜样。现如今,彭磊已经是国内最新锐的跨界青年艺术家。在《北海怪兽》中,他将会通过音乐、电影、动画、时尚等多个方面,向众文艺青年详细的透露他从小到大听过的、看过的、玩过的、穿过的一切。想知道彭磊是如何成为今天的彭磊的嘛?或者你想成为下一个彭磊?答案全在这里面。 《北海怪兽》的读者对象:适合广大普通读者阅读,年龄段从18-40岁为主要涉及人群,其中小资,独立音乐爱好者,70年代的人,新裤子歌迷,文学作品爱好者为主要购买人群。
作者: 韩东红主编
出版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近十年来,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已取得丰硕成果,大批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的高职学院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但仍然有一些基本问题亟待重视并从源头上加以解决,诸如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职业技能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较大差距;为数不少的学生抱怨课程呆板落后、教材内容陈旧,而不能实现就业能力的有效培养,还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低社会认同度。笔者认为上述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职课程体系安排、教材建设的重点与特色不能符合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专业英语教育的问题也在于此。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切实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为重点,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作者: 廖俞晴,方秋雅编著
出版社:中国宇航出版社,2009
简介:一秒内囊达情境,英语通就是你。 不懂单词没关系,学短语就能沟通无碍。 别以为一定要背几千个单词才算有水平。 利用简单词汇拼凑的短语.一秒钟就能完整传达要表达的意思,让您瞬间成为英语通。 生活会话带着走,出国根本不害怕。 《英语会话.一秒就K0》网罗生活大小事,让您和外国人对话不再惊慌失措。 就算是今晚就要出国,明天就会接触到外国人,也一样可以立刻说出美国人天天在说的英语。 掌握会话、句型、语法自然学会。 《英语会话.一秒就K0》补充相关的衍生句型,语法,学习方向完全和美国人一样,从会话开始.会说会听后.句型、语法不用特地学.自然而然就让英文朗朗上口。
Art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 沈语冰著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作者: 王文波[等]编著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简介:《AutoCAD 2010二次开发实例教程(Object ARX)》主要讲述基于盢ET2008平台进行AutoCAD 2010软件的二次开发,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包括:使用ObjectARX进行AutoCAD软件二次开发的基础知识和开发步骤,旨在帮助广大初学者快速入门;使用ObjectARX进行AutoCAD二次开发的实例,内容涉及图形对象和非图形对象的创建、用户交互与选择集、扩展数据、反应器、自定义对象等,并结合管线设计等项目说明在工程实际中如何运用ObjectARX进行AutoCAD二次开发。读者在学习这些实例的同时,还可以借鉴其思路,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提高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Visual Studio盢ET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工具,使用盢ET API进行AutoCAD二次开发是今后AutoCAD软件二次开发的发展方向。在《AutoCAD 2010二次开发实例教程(Object ARX)》的第二部分介绍了如何使用C#进行AutoCAD的二次开发并提供了部分实例。 《AutoCAD 2010二次开发实例教程(Object ARX)》适用于使用AutoCAD软件的不同层次的人员阅读,可作为AutoCAD软件二次开发的入门教材,也可作为已有AutoCAD软件二次开发基础的人员进一步提高的参考书。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Teaching Mode
光盘作者: 刘宏武主编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课程改革教师岗位培训资源包:新课程的教学模式构建》介绍了新课程改革教师培训的基本原则,是“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与课程改革同步进行,并适度超前。培训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的新培训内容,已记入教师继续教育的学分。 策划特色:《课程改革教师岗位培训资源包》以国家“十五”社科规划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课题研究成果为支点;收集了国家级实验区,特别是首批38个实验区一线课改实践经验的成果;既有理论上丝丝入扣、精辟入理的阐述与点拔,又有课堂教学实践的操作运用与评析。 内容特点:全面实用 《课程改革教师岗位培训资源包》囊括了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研究性学习、多元智能、潜能开发等12个课程改革中常见的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策略。 操作性强:《课程改革教师岗位培训资源包》在采编内容时,既考虑到了选题特有的超前性和理论性,又注重了课程改革对各级各类中小学校教育者的实践要求。在全书系的内容上既有理论研究,背景透析,又有实践案例,现状评鉴,更有未来前瞻等极为丰富的极具建设性的创新性构想,真正作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
Contemporary English annotated teacher’s edition.Book 3
光盘作者: 卢小萍,董燕译
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今日美语》是一本成人英语培训教材,主要适用对象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初级到中级水平的成人学生。教材围绕人、社会、工作——成人学生关心并感兴趣的三大主题编写,旨在训练学生在全英语的环境中用英语与人交流、参与社会生活、从事本职工作的能力。 本教材是《今日美语》的教师用书。本书以口语训练为重点,全面训练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适合以口语训练为重点的课型。本书为教师备课、授课、营建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支持。
作者: (北齐)魏收撰
简介: 二十四史【缩印本】(全二十册):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发展的清晰脉络,留下了一部部浸透着古人心血和智慧的历史史籍。这里面最优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记载了我国自上古洪荒时代至明代数千年的历史流程,展示了数十个王朝的兴衰变迁,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的史料,也是考索我国周边国家历史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由于其内容的博大精深,《二十四史》不仅为研史之人所必读备各,而且被政治军、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奉为治国安邦、运筹帷幄、推陈出新、建功立业的宝典,也被有识之士视为修身治家。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明镜。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徒,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周书: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李大师(公元570--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知,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北史: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炼,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旧唐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赵莹立即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但是,由于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 新唐书: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大约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间编成此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分的补充。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不应偏废。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 宋史: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 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辽史: 《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本书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依仿汉人制度,设立监修国史官,并且仿照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辽代曾先后四次撰修实录。 金朝建立后,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着力修撰《辽史》,前后撰成两部《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后由萧永祺完成,此《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撰写,四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前人所撰《辽史》和实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人认为,元修《辽史》失之简略,但不应否定它特有的长处。《辽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没有的。 金史: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参加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 元史: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以宋濂、王为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埙曾参与第一次工作,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明史: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作者: 丁玲著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1997
简介: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鲁迅、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张爱玲、丁玲、茅盾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虽然到了世纪末,他们依然如闪烁在天边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仍是今人津津乐乐道的话题。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18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更多>>
作者: 孙成钢,钟英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简介:《五万元一粒米》是一本教导人们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书。书中提出,起点5万元,只要用心,10年左右时间就可以达到百万资产,而这个5万元,可以是当前拥有,也可以是今后的年收入是5万元。 真有这样神奇的法门吗?仔细通读全书,不由得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折服。作者从各种角度来反复论证了从5万到百万的可能性,又把投资的流程一一分拆开来,详细剖析每一个程序中应该把握的要点,最后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只要用点心,一般人的确可以在10年内成为百万富翁! 在最精彩的第十章,孙成钢用自己的亲身实践(5万元2年内增值到100万元)证实,如果方法得当,这个时间是可以再缩短的,因为神光股票评级报告如果运用得当,在过去7年的利润甚至可以超越大盘近10倍而达到1730%。这个结论有翔实的数据和运算过程,的确真实、可信。 本书是一本起点低、质量高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起点低。本书创作之初是为响应中国证监会的加强投资者教育的号召而动手的,作者自己定的标准是:让初中毕业的人能看懂。因此,本书前三章用十分浅显、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股市的入门常识。如果仔细读一读,就会发现,即使是对“股票”的介绍,作者都用了有别于教科书的语言,读来生动、活泼。后几章内容逐渐加深,但作者不忘记在每一节较深的内容后加上一段简要、通俗的结论,使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接受形式。 质量高。全书用了大量的独家理论,并采用了合适的图表配合,显示出每一部分的内容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完全不是历史资料的堆积。每一个结论都讲究分析的过程。比如,为了验证效率市场理论,作者举出了研究结果,为了验证低价股的优势,作者对过去几年的行情做了详细验证。读完全书,给人的感觉就是:真实、可信、可靠。 本书的副标题“家庭理财新思路”也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全书贯彻了“理财”的思想,以“价值投资的科学流程”为基准来做全部的分析,因此,全书甚至没用一张K线图,没有提任何技术指标,但书中洋溢着科学的投资理论体系,尤其是价值投资的思想贯穿始终。与市场盛行的西方投资类书籍比,本书堪称国内价值投资理论方面的佼佼者——作者对经典投资理论有引用、有分析、有批评,解释用的例子则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研究和结合实践的功底。 随书附赠的,还有山东神光咨询公司精心制作的两张光盘。一张是神光3+2投资服务系统的软件试用版,该试用版包含了神光3+2正式版中除了生命线等少数功能之外的所有指标(该软件的正式版市场销售价格3800元),一张是关于神光3+2软件的使用方法介绍。这两张光盘与第十章的内容相匹配,大大提高了书的含金量。 作者简介: 孙成钢,1968年10月生于山东烟台。199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目前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开始研究股市,1994年创立山东神光咨询公司,现任神光公司总裁、首席分析师。10年来先后创作投资分析文章500万字,并于1996年、2000年先后出版畅销书《股市预测与实战》、《10年20倍》。在他的领导下形成的神光投资理论体系蔚为大观,是中国证券投资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据其独创的“神光预测系统”改编的“神光3+2证券投资服务系统”软件目前行销全国,神光也是国内连续3年获得中国证监会从业资格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其业务规模和影响在国内名列前矛。 钟英,本名孙成旗,1973年8月生于山东烟台。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同年10月与孙成钢一道创立山东神光咨询公司。1995年推出独特的“钏英选股系统”,并成为“神光3+2”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任神光公司副总裁、策略分析师。长于个股选择和黑马追踪,1996-1998年间推出了一系列在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潜力股,并以:“钏英潜力股排行榜”闻名全国。1999-2001年以财务顾问业务为主,成功地为多家上市公司做过形象宣传、资金融通、项目包装等。是神光著名的投资银行高手。
作者: (美)欧文·M. 费斯(Owen M. Fiss)著;刘擎,殷莹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05
简介: 欧文·M·费斯在这本敏锐的著作中指出——这正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针对的问题。费斯阐明,对于政洽捐款开支、仇恨言论和淫秽出版物所施加的限制如何可能根据第一修正案予以辩护,而不是遭到其反驳,作者由此而重构了相关的辩论。他提醒我们,国家可以成为自由的朋友,可以保护和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而剥夺这些言论可能使我们的民主丧失其全面和丰富的表达。 如果一个人的发言不能被听到,其言论有多少自由?没有多少自由可言——费斯在这本敏锐的著作中指出——这正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针对的问题。费斯阐明,对于政治捐款开支、仇恨言论和淫秽出版物所施加的限制如何可能根据第一修正案予以辩护,而不是遭到其反驳,作者由此而重构了相关的辩论。他提醒我们,国家可以成为自由的朋友,可以保护和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而剥夺这些言论可能使我们的民主丧失其全面和丰富的表达。继承了从威廉·布伦南到罗伯特·伯克的社群主义的自由言论理论传统,费斯论辩说,第一,修正案是用来“拓宽公共讨论的条件”,而不是用来保护个人的自我表达……他有力度地提醒我们,个人自主性的盛行也是有其代价的——原子主 义社会的分化,以及一种变得更具有包容性、却同时愈发难以理解的公共话语。 ——杰弗里·罗森《纽约时报书评》 前言 中译本序 菲斯教授的这本篇幅不大却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著作终于要出版中译本了,相信许多关注言论自由以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读者都会为此感到欣庆的。 回顾起来,在跟言论自由相关的领域里,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经典著作的译本,例如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密尔的《论自由》,米克尔约翰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美国法院的一些与第一修正案有关的判例也越来越多地翻译过来,连同一些法官的传记,以及不久前出版的一位中国学者关于第一修正案的大部头专著等,让我们对于言论自由及其宪法基础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同时,也使得本书的中译本变得特别迫切。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菲斯教授在本书中提出了关于言论自由的一种相当独特的理论,自1996年出版以来,这种新理论一直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关注。作者针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说提出了一种近乎激烈的反对见解。按照那种他称之为“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传统解读,第一修正案所要保护的就是个人的自我表达,同时这种保护的另一面也构成了对于政府的严格限制。这是可以通过对于第一修正案字面看得出来的(“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派的解读似乎具有勿庸置疑的正当性。然而,菲斯教授根据他对于这种解读在政府以及司法实践所造成的效果的观察,认为第一修正案的含义不应如此;保证个人自我表达固然重要,同时也必须把宪法所追求的目标正确地界定,那就是拓展公共讨论的空间,从而使普通公民能够对于公共事务以及围绕着这些事务的各种主张的含义有更准确的理解,并充分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在菲斯教授看来,一味地放任每一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并不能带来社会中各种成员获得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机会。通过对于仇恨言论、淫秽出版物以及竞选捐款等领域言论现状的分析,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派的言论自由反而带来的某些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穷人等)没有能力或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言论自由的“沉寂化”效应———以自由始,以压制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难道说这不是一种反讽吗? 这样,寻找一种能够解决这一悖论式难题的机制或力量就成为逻辑的结果。菲斯教授这位被人们称赞为“博学而温和的作者”(a learned andtemperate writer)开始一种果敢的论证:那种把国家视为自由的天敌(natural enemy of freedom)的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了。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完全可以成为自由的朋友,因为它可以通过分配公共资源——例如对公共基金的适当分配——改变沉寂化效应。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国家可以发放扬声器给一些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s),从而让他们的声音能够广为人知。作者甚至主张,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为了使得某些声音被听到而让某些人沉寂。 尽管在过去的年代,也有不少论者认为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并不意味着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政府不能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增进言论自由,但是,公然主张为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得以行使而“压制”(当然,作者肯定不会赞成使用这样的词汇)另一些人,正如本书出版后一些评论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观点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警觉甚至激烈反弹。 不管怎么说,菲斯教授在本书中对于在言论领域中国家角色这种变化的必然性所进行的复杂论证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由于自己对于美国宪法言说特别是一些具体案件处理中不同法官之间观念之间的微妙差异缺乏深入的把握,这里很难作出一些准确的概括。大致而言,作者认为19世纪个人主义学说导致了对于限制政府权力的毫不犹豫的要求,但是,今天我们不仅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事实上,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已经吹响了走向这两种价值的平衡的号角。为了能够使得平等真正成为法律秩序的中心支柱之一,作者努力调和它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他看来,如果以一种民主的视角解读宪法,那么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对于言论自由保障的第一修正案,同样可以用来增进平等。 作者认为,正是对于第一修正案的伪自由主义的见解,导致最高法院在所谓“内容中立”(content neutrality)旗号下判决言论自由案件,并因此导致了对民主制度的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强调平等的价值的同时,也力求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他并不赞成某些女权主义者过分张扬平等价值的主张,认为这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见解一样是不可取的。 此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也显示了某种开放性。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国家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敌人,又可能成为自由的朋友,这一事实要求我们采取有效的措施努力使国家权力的运行有益于言论自由。不过,在我看来,这里同样存在着一个悖论式的困境:在采取这种种措施让国家成为言论自由的朋友的过程中,潜在的防范心态却不可避免地伴随其中,只有敌视的姿态才能获得友善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敌人的国家乃是我们无法离开的,而作为朋友的国家却也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 不消说,本书的论述所针对的是美国的状况,简单地将菲斯教授的结论用于中国可能会出现某种类似“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时空错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在言论以及其他表达空间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依法治国”的话语也获得了空前的正当性。不过,司法在如何保障宪法所规定的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方面是一个重大课题,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仍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因此,在吸收当代西方的各种新理论和思潮的同时,我们也许不应忘记,中国在通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还刚刚起步。
作者: 王军主编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简介: 生物质是一种来源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充分利用生物质合成各种精细化学品是今后研究和发展的热点。本书在介绍生物质化学品结构和基本性能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利用生物质如淀粉、糖、纤维素、木质素、甲壳素和油脂作为原料,生产各种化学品如淀粉基精细化学品、糖基精细化学品、纤维素基精细化学品、木质素精细化学品、生物质塑料、生物燃料、甲壳素衍生物和油脂基精细化学品的合成原理、技术路线和主要技术参数。同时对所合成的精细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性能和应用性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对这些化学品在工农业各个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本书可供化学、化工、材料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开发、应用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世师生参考或作为教材使用。
简介: 序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介绍电力系统分析和设计的方法,使学生对有关电力系统工程的宽范围 内的课题有清楚的认识,特别是可以借助个人计算机,使大学本科生充分地理解电力系统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并得到相应的训练。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 1.对于电气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本书内容十分全面,这是美国教材不同于我国教材之 处。对于本书的内容,国内通常是分成几本教材来编写出版的,类似的教材如《电力系统分 析》、《电力工程》、《电能系统基础》等都没有本书全面。 2.编写内容新。本书是第3版,内容反映了电力系统领域内的最新问题和研究成果,包括 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系统的一些问题。 3.每章开始均有“案例研究”(CaseStudy)部分,介绍与本章学习内容有关的历史、最新 进展等,并提出一些问题。例如,第6章“潮流”的案例研究介绍了可视化电网和潮流研究计 算的简要历史。可视化电网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今后电力系统潮流计算、研究的方向。其 中关于潮流管理、网络控制、电力市场环境下的线路阻塞、三维网络图、市场力等问题都是很 新的。第13章“暂态稳定性”的案例研究讲述了美国的大停电,这能使学生更加明确学习本课 程的意义,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本书附有一张CD光盘,内容是“电力世界仿真器”(Power World Simulator)。Power WorldSimulator是一个优秀的软件包,能够处理任何规模的电力系统,在大学、公司、政府管理 人员、电力市场人员等中被广泛使用。本书的CD在该软件平台上集成了计算例题、问题和课 程设计,对学生学习及理解概念和方法很有帮助。 5.每章都有丰富的习题和问题,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和基本概念。特别是书中还安排 了6个课程设计(Design Project),如“设计电力系统规划”、 “潮流/短路研究”等,学生可借 助于PowerWorld Simulator来完成这些设计。而在国内教学中,设计这一项基本被取消了。实际 上,对于科大学生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本书中的设计(Design)内容,很值得国内教学借鉴。 本书两位作者都来自美国东北大学,该校在电力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比较优秀的。作 者编写本书时,同时也吸收了其他院校的一些教学成果。 本书适合作为本科电力系统或电气工程专业,以及机电类专业“电气工程”相关课程的双 语教学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或电气工程师的参考书。 清华大学 周双喜 2004年5月
作者: 罗钢,王中忱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简介:消费文化是今天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赫课题。消费文化以及它的最大表征,物的大规模扩张,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形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涉及到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消费的扩张带来了怎样的转变?在本书中,我们在齐美尔、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和德赛都等人那里,看到了消费的历史脚步是如何踩断了传统的社会的结构的,同时,它又是如何改变了人的神话的。不仅仅如此,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在消费文化的探讨中是如何联结的。 本书的编者罗钢、王中忱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简介:本书全面介绍了如何利用UltraDev 4构建基于数据库的Web站点。全书共12章,分别讲述了ULtraDev 4与数据库连接、定义数据源、创建记录集、添加动态内容、显示数据库记录、创建按索数据库的页面、创建编辑数据库的页面、创建具有访问权限的页面和创建电子商务网站等知识。 全书理论讲解与实例相结合,各章除对基本的操作详细讲解之外,均配合完整的实例,使读者即巩固了所学知识,又对实际应用中的关键步骤有全面的了解。 本书适合网页制作和网站开发的中高级读者阅读,对广大网站开发者来说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 图书前言Macromedia公司发布的DreanweaverMtraDev 4将Web应用程序的开发环境同可视化创作环境结合起来, 能够帮助用户快速进行Web应用程序的开发, 与Dreamweaver.Fireworks.Flash一样, UltraDev已经成为网站高级开发者的法宝.DreamweaverUltraDev 4将是今后最热门的网站开发软件之一. 由于UltraDev 4的功能涵盖了Dreanweaver 4, 所以很多有关U更多>>
作者: 顾西爵
简介: 这世界如同一框时序轮转的风景,而他在框外,不知身处何处,今夕何夕。他只知道,有个人,他今生必须去遇到。 众人眼中的傅北辰,是真正当得起“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无论家世还是品格,都堪称完美。只有傅北辰自己知道,他的灵魂并不完整。 破碎而悠长的梦境让傅北辰意识到,那梦是他不愿忘记的前世记忆,梦里有刻骨铭心的她。 直到程园园出现,只一眼,他已心起波澜。 他甘愿有生之年,为她豁出性命,承她所有灾祸。 他用温柔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不动声色地包围了她的生活。 “我没有吻过别的人。” “也没有想过别的人。” “只有你,我想白头相守。”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我想一直在你身边。
作者: (古罗马)吕齐马斯著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2004,2005重印)
简介:《爱默生随笔》该书的作者爱默生是一位塑造了美国人心灵的思想宗师、散文家和诗人,被尊为近代“美国文艺复兴”的旗手。他那种对大自然的挚爱和对精神的推崇,恰恰是今天的大多数人所缺乏的;他注重亲身体验,倡导凭直觉认识真理,足以让我们这些早已被理性与教条禁锢的地球村村民茅塞顿开。他尤其强调人的自助,这种曾促使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理念,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 冷眼看世界 深思录 精神的超越 思想札记 生活的智慧 资本与理性 论生活的价值 瓦尔登湖 培根论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