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国学书苑:三字经

作者：  时东方 (编者)

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5年12月1日

简介：《儿童国学书苑:三字经》为幼儿启蒙教育读本，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朗朗上口，让幼儿在诵读中，学会修身养性、规范礼仪。《儿童国学书苑:三字经》适用于幼儿园日常的教学活动，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教材。适用于家庭兴趣学习教本，作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国学启蒙读本。

成语故事

作者：  时东方

出版社：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5年12月

简介：

儿童国学书苑:弟子规

作者：  时东方 (编者)

出版社：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5年12月1日

简介：《儿童国学书苑:弟子规》为幼儿启蒙教育读本，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朗朗上口，家喻户晓、流传广泛，成为目前幼儿国学启蒙教育的必选读本。《儿童国学书苑:弟子规》适用于幼儿园日常的教学活动，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教材。适用于家庭兴趣学习教本，作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国学启蒙读本。

儿童国学书苑:古诗

作者：  时东方 (编者)

出版社：林美术出版社; 2015年12月1日

简介：《儿童国学书苑:古诗》为幼儿启蒙教育读本，它博大精深，兼容并包，幼儿在诵读古诗的同时，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品德及性格也有一定的熏陶，有利于综合素养的提高。适用于幼儿园日常的教学活动，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教材。适用于家庭兴趣学习教本，作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国学启蒙读本。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

作者：  (英)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著;石云龙译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简介：伯顿爵士根据自己在东方圣地上的亲身经历，对东方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他不仅详实地描写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异国风景，各种或宏伟壮观、或令人惊叹、或朴素无华、或令人感慨的清真寺建筑，清楚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四大主要派别，向读者展示了他眼中的伊斯兰教各种仪式，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考察，对东方人、对东方风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前言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四百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十九世纪阿拉伯的宗教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　　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同步并协调进行的。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　　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　　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排斥、学习或批判。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得、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危险的东方，如何将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西方的文化霸权的？　　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曾经诚恳、虔敬，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我们也曾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我们从近百种相关图书中选出精华或经典，翻译出版这套“东方之旅译丛”，就是希望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工作，让理性的研究得以开始。　　“东方之旅译丛”包括四本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杰拉尔·德·奈瓦尔的《东方之旅》，英国著名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的《走向圣城》(又译为《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英国作家詹姆斯·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智慧七柱》。这四部书写于1850至1930年间，正值帝国主义顶峰时代。　　杰拉尔·德·奈瓦尔(g6rard de nenral，1808—1855)启程去东方的时候，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浪潮中，正流行着一种东方情调的狂热。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爱德华·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雨果的《东方吟》、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与戈帝耶歌颂东方之美的诗作，成为人们追逐的读物。1843年初，杰拉尔·德·奈瓦尔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从马赛登船前往埃及，游历叙利亚、土耳其，第二年春返回巴黎。《东方之旅》出版于七年以后(1851)。在这部著名的游记中，他不仅把自己的近东之旅写了进去，把自己1839年至1840年间的奥地利之行也写了进去，还加入了他到亚得里亚海和凯里戈岛游历的见闻。对他来说，神秘的东方是浪漫之地、幻美之地、救赎之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方地域，不如说是梦幻中的一片带有灵性的风景，漂浮在印象和梦想、事实和诗意、尘世和彼岸之间。奈瓦尔是位做东方情调白日梦的作家，1840年初，他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在疯狂的边缘上，他看到东方的启示之光。于是，到东方去，就成为他自我拯救或灵魂自新的必由之路。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到奈瓦尔的《东方之旅》有四十多处。西方文化中的东方情调传统，在浪漫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东方情调的幻想，成为文人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夕阳与废墟中的东方，是幻美离奇的乌托邦，落在梦幻与现实织成的巨幅丝帛上，神秘、感伤，像冥界的风，像大海深处的歌声，沉醉中充满欲望，宁静中充满恐惧。东方情调可能表现为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与神圣神秘的信仰，可能表现为繁复幽微、细致灵敏，甚至神秘危险的感性生活的诱惑，可能表现为某种难以忍受的恐怖和难以抑制冲动，某种隐秘的暴力与野蛮，甚至某种难以预测的罪恶体验，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感受，东方情调中包含着某种无尽的忧怨与哀伤，往昔的失落、痛苦的追忆与深切的渴望。　　奈瓦尔将个人生活信念与艺术灵感寄托在他的“东方之旅”上，从书本到现实，从希望到失望。现实中的东方永远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正如原《东方之旅》“序言”的作者h.勒马伊蒂热说的：“奈瓦尔期望从东方得到启示。他渴望在东方找到真实的生活、别样的色彩——在视觉的愉悦之外，更能温暖人们的灵魂，还有别样的人们。他的期望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到了东方之后，他不禁要失望了。可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笔下的东方，与其说是他看到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从书上和版画中看到的意象。”从东方回来，奈瓦尔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他对戈蒂耶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一个又一个地域，在宇宙更美丽的那另一半，不久我将再也找不到我的梦想能够栖息的港湾了；但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埃及，它已经面目全非，再也激发不起我的想象，我只能悲伤地将其留在记忆之中。”对于一位只有想象、从未亲身经历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但对他，从东方归来的奈瓦尔，莲花只不过是洋葱的一种。《东方之旅》出版四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奈瓦尔用母亲留下的丝裙带，吊死在巴黎老路灯街街头。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满地积雪，寒风凌厉。　　英国绅士没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多愁善感。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tel francis burton，1821—1890)是位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殖民官与著名的《天方夜谭》的英文版译者。《东方之旅》在法国出版两年以后，这位天生的冒险家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完成了他的圣城麦加与麦地那朝觐之旅！他的冒险动机有知识的，也有情感的。就知识而言，他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世界观念中，还有一片空白，他必须“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记录，消除我们地图上还在记录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就情感而言，他说他前往伊斯兰教圣地的原因是“彻底厌倦了‘进步’和‘文明’，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　　在伯顿爵士的两种动机中，我们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全部意义。一方面，伯顿爵士明确意识到或表示，他艰苦而危险的圣城之旅，纯粹是为了追求知识。但同时，他的作为又无法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事业分离清楚。某种殖民心态是自然流露出的。他说“埃及是一个有待赢取的宝藏”，“是东方摊放在欧洲野心面前最诱人的奖品”。东方学家的个人追求无形中已经陷入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野心中。东方主义是西方扩张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必须获得关于东方的全部的细节化的知识，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广泛，因为知识就是权力。萨义德曾经用“帝国的书记员”说明这些东方学家的角色意义。另一方面，伯顿作为一位有冒险精神、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严肃深刻的思考能力的人，他有感到必须超越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某种流行趋势，尤其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良心，判断帝国主义扩张的真正意义并选择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他那个时代的东方学家都面临着这一选择：是忠于知识还是忠于权力，是将忠诚和同情给予被征服的东方，还是给予作为征服者的西方。伯顿禀赋的现代启蒙精神使他必然选择以知识对抗权力、同情弱者的立场。即使在他这样一个有着英国绅士的严肃与傲慢的人笔下，也不时流露出某种东方情调的幻想。他在东方发现了淳朴与善良的天性、宁静梦幻般的美，发现了没有文明束缚的真诚与勇气，体验到精神自新过程。　　伯顿爵士前往麦加、麦地那的圣城之旅，九死一生，留下的巨著《走向圣城》(1855—1856)，不仅是个人的冒险记事，也是对十九世纪穆斯林生活、礼仪的经典论述。他仔细清楚地描绘了阿拉伯世界的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与四大主要派别，他的观察与分析虽然难免欧洲文明的傲慢与偏见，但基本上是客观而富于同情心的。正如该书的译者指出：“《走向圣城》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每一个民族，在其最辉煌的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文化巨人，他们的能力与成就几乎就是奇迹。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他们在本土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他们在北美驱逐了法国殖民势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从哈得逊湾到魁北克省的广阔地区，美洲出现了讲英语的“第二个英国”。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普拉西战役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并为进一步征服清皇朝准备了战略基地，两次鸦片战争胜利，英国从一个偏僻的岛国成长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就像伯顿经常骄傲地提到的，“强大的大不列颠——海上霸主、六分之一人类的统治者”。生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扩张的时代，伯顿爵士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有渊博的知识与坚韧的性格，他在印度北方服役八年，写成《信德和印度流域的人种》一书，以阿富汗的穆斯林的身份，进入麦加和麦地那城，冒着被绞死的危险绘制了大量的珍贵速写。此后他又率探险队潜入东非禁城哈勒尔，写成《东非的第一批足迹》，并与著名探险家斯皮克一道，深入非洲内陆，探寻尼罗河源头。他的语言天赋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关尼亚语在内的二十五种语言和十五种方言！　　十九世纪东方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传统与影响力的学说。有人说，了解中古印度中亚史，要看中国文献，了解近代印度或阿拉伯世界，要看西方文献。近现代西方扩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的扩张，尤其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文学家、传教士、使节等，纷纷旅游东方，在东方居住、考察，写出无数关于东方文明的著作，此时东方文明正处于衰败状态，是他们为东方文明保存了历史。如果我们要了解东方文明在现代化变革之前的“原生态”，有真正的文化猎奇与历史考古兴趣，这批资料是值得阅读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了解真正传统的阿拉伯生活、埃及生活、波斯生活、印度生活，你只有去读这批书。这批书大多写于十九世纪，作者有良好的修养，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文学家，有的在东方生活多年，是细心敏锐的观察者，有的则直接参与东方社会的生活，包括政治与战争，有诸多经验与感受，有的对东方文明抱有同情心甚至神秘幻想，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管怎样，他们的记述还算是全面的、生动的，我们可以批判地阅读。　　《走向圣城》与《东方之旅》，代表着东方主义的知识与想象两个极端。东方主义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本构成的庞大的话语体系。各种素材、判断、意象、母题、结构，相互参照相互影响，个别作家的文本，往往受制于并参与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本译丛收入的另两本书，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同样表现出东方主义叙事的两种境界。一种使虚构像真实，另一种使真实像虚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的作者詹姆斯·莫利阿(james motier，1780—1849)出生在土耳其，曾任英国驻波斯的大使。在波斯的多年生活经历，为他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出版后，许多伊朗读者都把它当成了本土作家的作品，书中对波斯风土人情、观念制度的描绘之细腻，人物用语之地道、恰当，似乎只有本土作家才做得到。　　《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是一部小说，但人们经常把它当作纪实作品读。作者采取第一人称，以一位波斯老者回忆的形式展开叙事，描绘十九世纪初波斯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国王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波斯社会状况，逼真而生动。最精彩的是对波斯统治者昏聩无能又妄尊自大的嘲弄。朝廷御医论证“欧洲人劣于穆斯林”，将欧洲人和禽兽相提并论：“……动物雌雄混居，欧洲人正是如此，雌性动物从不遮盖其脸部，欧洲人也不。动物从不梳洗，一天也不做五次祈祷，欧洲人同样也不。牲畜与猪类亲密相处，欧洲人也同样如此……”朝廷大臣嘲笑英国大使的装束“和周围服饰豪华的人比起来，简直像只脱了毛的鸡，或者生病的猴子。反正不像人”：西方国家为瓜分波斯而争斗，波斯帝国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当英法代表来到波斯要求派驻大使并互相排挤时，波斯国王却这样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吉大利之事。我方居于王位之上，那些肮脏的异教徒狗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涌来，携着重礼，以换得在我的脚底下撕咬争斗的自由，那就让他们来好了。”　　波斯是西方人所知的最古老的东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对波斯就充满着羡慕与嫉妒、恐惧与轻蔑的矛盾心理。面对西方强盛而波斯帝国衰落，西方人也经常能够体会到某种难以言传的轻松自得，甚至可能还有些惋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幽默与嘲讽的风格，正表露出这种心态。莫利阿确实哀其不幸，但没有到怒其不争的地步。他的幽默与嘲弄的真正意味，是大英帝国子民的骄傲。当然，这种骄傲并没有令他丧失最基本的同情心与宽容心。莫利阿的书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人眼中的波斯形象，这期间我们也还可以找到相关的其他读物，除了波斯的形象越来越阴暗之外，似乎基本特征与叙事的基调都没有多大变化，不论是《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多万(e.0’donovan)还是剑桥大学的波斯文学爱好者布朗(e.g.browne)先生，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如何衰败并衰败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上。　　十九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者，要么是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文化专家、印欧语言学家；要么是天才的狂热分子，如奈瓦尔、拉马丁等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在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的劳伦斯(t.e.lawrence，1888—1935)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一位博学的东方学家和天才的狂热分子的身影。1909年，就读牛津大学的劳伦斯，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城堡建筑，从此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他在阿拉伯地区漫游，学习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并深入西奈沙漠进行探险与地理考察，同时为英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土耳其的军事情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直接加入英军作战部，到埃及从事情报工作。而真正成就劳伦斯声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后来率领阿拉伯酋长们的联合部队，抗击土耳其军，解放大马士革……这些内容我们从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都已经知道。　　劳伦斯的经历令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位穿着东方服装画像、死在阿尔巴尼亚战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只不过拜伦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劳伦斯成功了。他团结了阿拉伯地区不同的部落反抗土耳其争取独立，在那些淳朴勇敢而又自由散漫的贝都因人面前，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救世主。然而胜利留给他的并不是喜悦与幸福，他离开沙漠和他的阿拉伯战友，回到西方世界，就像从浪漫的史诗回到无聊的现实。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再起，协约国战后背信弃义，让他更生失落与幻灭感。他将自己的沙漠战争经历、回忆与梦想、痛苦与思考，都写入《智慧七柱》这部书中。这是一部巨著，被公认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史诗”。　　《智慧七柱》完成于1926年，从莫利阿写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到劳伦斯写作《智慧七柱》，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间大英帝国盛极而衰，我们在劳伦斯的身上看到某种末世的悲愤。他可能喜欢某一位阿拉伯战友，例如人们传说他与那位名叫达洪的阿拉伯青年有同性恋的感情，甚至是他阿拉伯战争冒险的潜意识动机。但他对整个阿拉伯民族，似乎很失望。否则他不会在解放大马士革后突然离去。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人冒险，而不是民族解放。他同样不喜欢他的祖国。他拒绝了英国政府战后给他的奖励，当乔治国王给他授奖的时候，他竞当面拂袖而去。他辞去了丘吉尔手下中东部顾问的高薪职位，隐姓埋名地加入了英国空军与坦克部队，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默默地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他说：“政治已经令我厌倦，东方已经令我厌倦，智慧也已经令我厌倦。上帝啊，我感到真疲惫！让我躺下来永久地睡去吧……我想忘却自己，忘却这世间的疲累。”　　1935年5月的一天，劳伦斯疯狂地驾驶摩托车，失事身亡。一个精彩杰出的生命结束了，一种同样杰出精彩的文明类型也要结束了。杰出的个人往往是他所生存的那种文明的象征。劳伦斯像浮士德那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与奋斗精神，他要征服与改造世界、人和自我，永远不能休止，而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而那种征服欲并不是因为需要什么，因为某种切实的贪婪，而是因为在身后时刻感到的、追逐着自己灵魂的无尽的空虚感。劳伦斯曾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唯一主要的任务，是征服最后的一个元素——大气。”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牧师塞西尔·罗德斯也感到这种空虚与渴望。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已经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惘，他望着星空感慨：“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在这样一种浮士德精神面前，东方能够呈现出的形象，不管是在知识中，还是在想象中，只能是这个样子，又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翻译出版“东方之旅译丛”，希望让大家看到那个时代的东方，那个时代映现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那个时代西方注视东方、创造东方的“尤利西斯式目光”。那目光可能不时流露出傲慢与偏见，但其中表现在知识与想象的大格局上的宏阔渊深、细微处的敏锐灵动，无不令人钦佩，甚至震撼。　　周 宁　　2007年12月　　代译序　　第一部 埃及　　第一章 走向亚历山大城　　第二章 离开亚历山大城　　第三章 尼罗河汽轮——“小哮喘号”　　第四章 客栈生活　　第五章 斋月　　第六章 清真寺　　第七章 准备离开开罗　　第八章 从开罗到苏伊士　　第九章 苏伊士　　第十章 朝觐船　　第十一章 去延布　　第十二章 逗留延布　　第十三章 从延布到阿巴斯泉　　第十四章 从阿巴斯泉到麦地那　　第二部 麦地那　　第十五章 从麦地那郊区到哈米德的家　　第十六章 拜谒先知清真寺　　第十七章 先知清真寺历史篇　　第十八章 麦地那　　第十九章 库巴清真寺　　第二十章 拜谒哈姆扎之墓　　第二十一章 麦地那人　　第二十二章 拜谒圣徒之墓　　第二十三章 大马士革旅行队　　第二十四章 从麦地那到苏韦尔吉亚　　第二十五章 希贾兹的贝都因人　　第二十六章 从苏韦尔吉亚到麦加　　第三部 麦加　　第二十七章 首次拜谒禁寺　　第二十八章 首日礼仪　　第二十九章 次日礼仪　　第三十章 第三日礼仪　　第三十一章 令人憔悴的三天　　第三十二章 麦加生活和小朝　　第三十三章 麦加的朝拜圣地　　第三十四章 吉达之行　　译后记 伊斯兰圣地与西方人伯顿

罗马人的故事.XIV,基督的胜利

作者：  (日)盐野七生著;徐越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3

简介：　　君士坦丁大帝逝后，留下他亲手改造的罗马帝国。此时，东方波斯的威胁与蛮族的不时南下入侵已成为常态。这对于庞大的罗马帝国仍非最沉重的打击，更厉害的对手来自内部──急速壮大的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追寻父亲的脚步，一手继续提振基督教会的地位，一手开始排挤罗马传统宗教。传统神祇宙斯、奥古斯都，都成了被禁止的偶像，诸神的神殿也被封闭。罗马即将变天之际，叛教者尤里斯豋场，为众神力挽狂澜。尤里斯的幼年在王位争夺的风暴中渡过，如同幽禁的生活使他可以徜徉在希腊罗马的哲学世界中，然而，他最后还是被推上了政治的最高舞台。对蛮族出乎意料的战功和推动政策大刀阔斧的态度，为他赢得军民爱戴。他做的不仅于此，他下定决心要反抗五十年来强力来袭的基督教潮流。试图扭转乾坤的他，身殉波斯战役，好不容易重启的神殿大门，再度紧闭。

金戈铁马

作者：  孙皓晖著

出版社：

简介：　　战国中期，魏齐楚三大强国相继衰落之时，东方赵国在大变革后成为山东六国中瓣的超级强国。秦赵两大强国的正面对抗，掀开了中国战争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 　　泥沙俱下 莫怨江河 　　鱼龙混杂 休嫌海阔 　　连天烽烟血雨落 　　金戈铁马边城歌 　　百万旌旗论霸业 　　千古是非凭谁说 　　黄土绵绵拥壮士 　　秋草苍苍埋战车 　　王冠落地无春梦 　　侠骨柔肠有情波 　　兴也忽焉 亡也忽焉 　　风尘庙堂 成败几多

唐诗选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998[重印])

简介：《唐诗选(上下)》内容简介：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特定条件所促成，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分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总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国家。正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唐代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容许同时并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涨的有利因素。

四朝代

作者：  (泰)巴莫著;谦光译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

简介： 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1953）是泰国著名政治家、作家克立·巴莫的代表作，是泰国历史小说中一部出类拔率的作品。在同类作品中，就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和作品的艺术价值而言，直到目前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与《四朝代》媲美。小说通过一位贵族女子帕瑞的一生，展现了曼谷王朝五世王到八世王（1868—1946）几十年间的社会生活，描写了泰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宫廷的礼仪和习尚，以及西方影响所导致的社会变迁。作者赋予历史的血肉和灵魂，编织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历史小说有不同的流派和多种写法。作者采用的是构筑了一个符合史实的枢架，造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但情节和主要人物却是虚构的，这就为自己保留了艺术想象、艺术创造的巨大空间。作者以宫廷的变化为背景，具体写的是帕瑞出生的这个贵族家庭及其子女们的历史命运，这是颇具眼光的。18世纪中时，东方来的西方殖民者敲开了暹罗的大门，暹罗的古老生产关系开始解体，踏上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冲击着泰国的占老风俗习惯和传统的生后方式。无论是四世王的倡导学习西方，五世王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改革，六世王的宫廷新风，还是七世王的内外交困和资产阶级革令的爆发，都表明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新与旧的交替，是王权的衰落和贵族的失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入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这是不可逆转的。而自上而下又是这一时期泰国社会变动的一个特点，它并没有搅动下层人民，首当其冲的是宫廷和贵族。可以这样说，不写宫廷和贵族便难于反映那个时代，但是时代的变比又有违人意，宫廷和贵族倡导的变革却加速了自己衰亡的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帕瑞幼年目睹的是官殿巍峨壮观，门前车水马龙的“太平盛世”，晚年旧地重游，见到的却是王宫的残破们荒凉，贵人已逝，宫女生活无着，成了被人忘却的遗民，这不发人深思吗？几乎与王权衰落，王府荒凉同步，读者也看到了一个名门望族的败落和解体。腐朽也许是没落阶级的一种普遍现象。一家之主的老皮皮特就是骄奢淫逸的，这个家也从未停止过妻妾分争、子女相斗。它还自然地繁育出蛀虫。坤琪小小年纪就吸毒嫖妓，鼠窃狗偷，成了这个家庭的另一种掘墓人。皮皮特生前还能成为这个家庭统一的象征，他一死便分崩离析。自以为得计的坤文虽然打败了所有对手，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宰，但她万万没想到阴险和专横却抵挡不住亲弟弟这个无癞汉的榨取，家产被荡涤一空，昔日雄伟壮观的贵族之家成了一个贼窝和荒凉的晒衣场。这也可以说是揭示了封建贵族没落的内在原因。《四朝代》的最为成功之处是塑造了一批具有浓重时代色彩的人物群像，写出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性格，写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作者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给人们以审美的直觉，从人物的生活史，人物的思想变迁史“化”出了历史。它引导读者探寻了历史的奥秘，又可以把历史做为一面镜子反照今天，给人以思考和咀嚼的余地。帕瑞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人物，她纯洁、美丽、温柔、善良，但又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闺阁淑女、贤妻良母的形象。面对时代的新风，她也曾怦然心动，但是家教和性格却没有使她再前进一步，她惶惑、迷茫，处处感到不习惯，又听命于别人的安排。她被时代的潮流所裹胁，但从未理解那个时代。但帕瑞没做到的事，她同义异母的妹妹翠却做到了，翠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生活得充实而愉快。帕瑞童年的挚友璀是个乐观、活泼、大胆的姑娘，照理说她应当有光明的前途和较好的境遇。但是封闭的宫中生活，使她变成了笼中鸟，古老的宫殿埋葬了她的青春，爱情，送走了她的年华。坤文这个人物塑造得也极为成功。她可以说是封建家族中专横、毒辣、阴险、自私的典型。她掌握家庭大权的时候不过19岁，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但是父亲惧她三分，弟妹见她如见阎王。她为自己的私利不讲什么伦常，她是权力和财产的化身，似乎不是血肉之躯。《四朝代》写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人物，而言于个性，跃然纸上的就有十几个。主要人物自不必说，次要人物中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也不相同，这些人物展现了一个时代，和今天又是相连相通的。克立·巴莫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构思巧妙，手法夸张，情节起伏跌宕，富于浪漫色彩，人物性格鲜明，讽刺辛辣，语言流畅，诙谐，《四朝代》也具有这些特点。

刘永行内部讲话

作者：  唐勇，王林农著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

简介：他心无旁骛埋头前行，以至于常常被人们遗忘；他提供了几万人的就业岗位；他连续多年缴税超过10亿元；他被誉为企业界的常青树……他就是“苦行僧”般走精益化管理之路的刘永行。 　　许多人不知道，1995年刘氏四兄弟开始明晰产权时，东方希望集团的年销售收入不过10多亿元，但到2011年年底时已经超过500亿元，到2012年已近800亿元。除了饲料业务之外，已经涉足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煤化工、氯碱化工、水泥等重工业领域，而且进入重工业仅仅10年时间，就实现了500亿的年销售收入，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其发展速度之快、投资效率之高，令人赞叹不已。 　　这个发展过程体现和验证了刘永行的商业驾驭能力，对成本、效率的敏锐观察分析，对投资发展的独特视角，对企业的强力管控，对创新的执着实践。他将“竭尽全力创造企业相对优势”写进了企业文化规范，不仅通过精益化之路创造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还为中国的本土企业提供了一个可循、可鉴的学习模板。 　　最质朴的观点、最本质的观察、最偏执的坚持；不投机、不攀附、不求暴富，心无旁骛，埋头前行，经历创业、发展的磨砺与实践，把精细化管理推进到精益化管理，让精益化管理扎根中国本土企业，值得各企业学习、借鉴。

盛世华服[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安毓英主编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简介：本书借鉴国外的设计思潮、设计风格、流行趋势，充实华服的合理化、个性化“洋为中用”把流行了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带入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化的境地。以创新设计，为读者推出一款款古韵盎然，又可与洋装搭配的“时装”。 片断： 衣冠王国 1.中华服装是各民族服装的结晶 中华服装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始，历经几千年成为世界服饰文化的佼佼者。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服饰。中华的服饰文化自创立之始，就与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夏、商以后逐步地建立了冠服制度，平民和贵族有了区别，但民间的风俗始终伴随着服饰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和睦聚居，其中以汉民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如蒙古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河北、河南、甘肃等地；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河南、新疆、青海、云南、河北、山东、安徽、辽宁、北京、内蒙古、天津、黑龙江、陕西等地；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满族主要分布在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北京、内蒙古等地。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生活聚居在全国各省，如新疆、内蒙古、云南、广东、广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福建、江西、台湾、北京、天津、西藏、黑龙江、贵州等省市。 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各民族的服饰互相影响，在穿着方式上趋向一体化，但各族又有各族的特色。例如，袍就是中华各民族的共有服装，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裕固族等等都喜穿袍。还有很多民族虽然喜穿短装，但不少款式的开襟、中式盘扣、裁剪制作方法等都是相同的。短衣实际上也是袍的一种，袍多半是右开襟，短衣可以是中开襟。《后汉书》中的《舆服志》说“长衣日袍，下至足附；短衣日孺，自膝以上”。据民俗学家范明三先生考证：“汉文帝为使矛盾缓和，跟匈奴单于约为兄弟时就赠给他‘服绣袷衣、绣拾长孺、锦拾袍各一、比余一（栉发具）、黄金饰带一、黄金署批一（带钩）、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可见丝绸绣衣跟金首饰是并重的。这是汉影响匈奴之例。”赵武灵王在军队中提倡穿胡服，虽然不一定在民间能普及开来，实际上也是一次民族之间的服饰交流。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服饰文化与西方国家和国内各民族的服饰文化大交流。在中国境内各民族杂居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在服饰穿戴上互相影响。例如“三道箍”的穿戴方法，由于羌族、汉族、藏族毗邻，来往比较多，因而互相影响，但羌族、汉族、藏族本身的穿着仍保留本民族的特色（所谓“三道箍”是：头上缠头帕、腰间系着长腰带、小腿上绑裹腿）。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的服饰逐渐改革，主要是受服装材料发展的影响。汉族和满族穿的旗袍，其装饰由繁琐逐渐过渡到简练；男子穿的长袍有贵贱之分，有钱人虽然在装饰上趋向简练，但在面料上更为讲究，一般的平民也只有穿一件蓝布长袍而已。边远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多数仍保留了比较复杂的装饰。 中华民族的服装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在主要款式、穿着方式、穿着习惯、穿着风俗等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华服实际上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在华服中，少数民族的服装各有特色，都是以当地的民族习惯、实用功能、气候等为服装穿着的依据。少数民族多在边疆地区或山区，对服装色彩的要求比较强烈，因而服装的色彩和款式丰富多变。时至今日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少数民族的服饰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2.满汉服装是两大民族的共同创造 满族进关以后，在服饰上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强迫汉人穿满族的服饰，留满人的发式。当时引起了汉人的强烈反抗，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清朝政府推出了“十从十不从”的政策。所谓“十不从”就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儒从而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有了这样的政策以后，汉族的服装在某种情况下得以生存。满族在服装的制式上吸收了不少汉族服装的特色，满、汉服装从此逐渐交融，形成了富有中华特色的服装。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长袍穿着方法的发展、旗袍的改良、中山服的发明等，更显出满、汉人民的聪明才智。 3.中华休闲服流变 中华服装中的休闲服，从古至今都在中华服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代的休闲与现代的休闲是一样的，只是休闲的方式有所区别。现代的休闲方式种类很多，休闲假期与古代也不一样。古代的“休日”就是指假日和休沐日。所谓的休沐是指官吏休息洗浴，也是例行的假日。在假日的时候一般都是“安静无事”、“清闲少事”、“安静寡欲”，因此休闲和闲散、闲静是互相结合的。在休息闲散时穿的服装要适合休息闲散的要求，常服和便服也就因此应运而生。 中华民族的休闲服由来已久，早在周代“袍”作为一种生活便装就很普遍了。魏晋南北朝时，男子常穿半袖衫，裹头巾，插笔于髻，戴肚兜；女子常是杭双丫髻，穿的衣服是小衫长裙，肩上披有披肩。在服饰方面，他们所穿的多是宽松的，衫领敞开，袒露胸怀，这纯属一种休闲的打扮。汉代的便衣、宋代的便服和凉衫、清代的背心（又称马甲、坎肩、背搭、背褡等）、近代的蓝大褂、对襟小褂、香云纱小褂等等都是典型的华式休闲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穿西式服装的人多起来了，中西合壁的穿着开始流行，如上穿长袍下穿西裤，中式短袄配西服裤，中式上衣配西式裙子等。50年代以后，在汉族聚居的地区逐渐兴起穿制服的风气，中山服、人民服、军便服、列宁服等成为人们主要的服装。这些服装的流行使得人们的工作、休闲、礼仪不分，中华大地一片黑、灰、蓝，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仍保留了长袍、对襟小褂等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如西藏、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地。当代的休闲服装，最大的特点是除去更符合休闲的需要之外，就是追求“个性化”的倾向逐渐上升。个性化的追求首先是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其次是穿出自己的形象特色。当代的服装穿着环境可以说是空前的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穿衣打扮。在追求西式服装多年以后，人们又开始对中式服装情不自禁地关注起来了。 4.近半个世纪中式服装末落的历史因素 革命胜利以后，象征着革命化的列宁服、军便服、中山服大受青年人的欢迎。一些旧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了倾向革命也穿起了制服。企业界、演艺界、教育界也都纷纷地脱去了西服、长袍，穿起了制服。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人民的地位逐渐提高，生产大大地发展了，短装打扮更适合新的劳动方式，长袍就逐渐被短装所代替。 60年代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布料生产受到了影响，政府采取了计划供应的措施。因此人们用有限的布票，制作能够穿得时间长久一点的服装。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比较多，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是重要的内容，穿红着绿被看成非无产阶级思想，穿衣受到了限制。中式长袍、旗袍、中式裙子、中式马甲等只能压在箱子底层。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变本加厉，抄家、批判使得人们只能以老三色（蓝、黑、灰）、老三装（中山装、人民装、军便装）当家。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上班族逐年增多，因此骑自行车的人非常之多，中国号称自行车王国，长袍和旗袍变得极不方便。有很多女青年穿裙子，但一般都限于宽松式的裙子。原来的华服，在家庭中多由妇女自己裁剪、制作，工作以后做衣服的时间比较少了，因此多依靠裁缝店。后起的裁缝店经营“国裁”的已经不多，多数为“洋裁”，尤其是90年代以后很少能见到会裁剪中式服装的裁缝店。 90年代以后农村也兴起了西服热，原来在农村能见到的中式对襟上衣也不多了。虽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不太穿西服，但是穿中式上衣的人也不多了，而是以中山服为主要的服装。 东西交融 中华服装的发展，不是只在中华这个大群体中闭门自守，除去中华各民族互相交流之外，也大量地吸收了外国的服装精华。早在唐朝就吸收了大量的域外服饰文化，当时以唐代都城长安为中心“西通印度、波斯、地中海等，商旅络绎不断，海路以广州为海口，经南洋西通印度洋，直到非洲东岸和地中海南岸诸国，东方和朝鲜、日本交往更加频繁。”中华服饰文化吸收和改造外来的服饰文化力特别强，一经中华服饰文化所吸收，就成为华服的补充和滋补。辛亥革命以后，东方和西方的服装更成为华服的借鉴之石。日本的制服、西式的裁剪、欧洲的款式等，都是华服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国的封建王朝被推倒以后，外国势力又侵入中国，使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服装随着各国的侵略势力也来到了中国，由于列强的瓜分割据，外国人把他们的服饰文化带进了中国，英国绅士派的西服、日本立领式的制服、俄式的宽大西服等对中华的服饰都有影响。同时东方的服饰文化对西方的服装也有很大影响，西方的设计师纷纷借鉴东方的服饰、民间美术、宫廷艺术来充实西方的服饰设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服装的潮流已进入个性化时代，中国也是一样的，在穿着上极力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所以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但是完全抛弃传统的习惯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出现了一种吸收西方精华改进传统中的缺陷，并且逐渐使之平民化的服装。中华服装虽然接受了西方服装文化中的某些事物，但是，并不是照搬西方的东西，而是使之融合于本民族的服装文化，成为中华特有的服饰。如中山服、连衣裙、旗袍等都是在本民族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例如裁剪方法、实用功能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华服饰文化对外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瓦伦蒂诺从年轻时代起就对中国的服装服饰非常喜欢，对中国的热爱使他获得了许多灵感，并经常地将这些灵感用于他的创作之中；意大利设计师皮尔·卡丹从中国古代建筑中寻求灵感，借鉴中国的旗袍款式来推出自已的创新设计；意大利设计师费雷从中国的大红灯笼、红漆家具吸取灵感等等，这都是东西方服饰文化交融的证明。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教授佐佐木住江提出，服装文化的发展与国际的动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上的动向，如装饰艺术、电影、音乐、建筑、发型、服装大师的活动、国际性的运动会、纺织工业的动向、战争等等，对每一个国家的服饰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如在战争过程中，服饰文化往往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赵式灵王，为了战争的需要提倡穿“胡服”；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他们在中国推行所谓的“协和服”、“番邦小帽”；日本投降以后，美国的美式短大衣风行一时。总之，服装文化东西方的交融是通过各种在国际上通行的“媒介”进行的。 华服世界 1.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的服饰审美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认为形是俗的，而形而上的精神才是美的最高境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其中的“文”指“文采”、“文辞”、“才情”等。表现在外部，尤其是延伸到服饰上，则指外表、外在的修饰及表缀的修饰，又有“纹饰”、“装饰”等含义。而“质”是指“质朴”、“朴实”、“本质”。“朴实胜过文采，就像鄙陋的村夫；文辞胜过朴实，就像掌管文书的书吏，必须朴实和文采相均衡，然后才

马可波罗行纪ma ke bo luo xing ji

作者：  (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张晗译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2009

简介：　　《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马可·波罗在当时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此书成书不久即传遍欧洲，知识界人士几乎人手一册，被视为“世界一大奇书”。 　　 在本书中，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以一个游历者的视角记叙了他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威尼斯之间的沿途见闻，其中的重点是讲述当时正处于元朝的中国，给西方人描绘了一个天堂般富庶、美好的国度，一种迥异于西方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它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讲，马可·波罗是用一个西方基督徒的眼光来评判其所见所闻的，其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作者：  聂琴编著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天人之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是对中国哲学史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介绍，讨论了中国哲学产生的背景、中国哲学的特点，哲学发展史，及三教合流与明清时期的经世实学思想等。两种文明互不关心地成长着，一时东方亮过西方，一时西方亮过东方。而这一时，或许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成百上千年，在这些凝重的年代里，人们演绎着属于自身的历史，积攒着那些属于自己的智慧而当他们再次相遇，再次碰撞的时候，都会惊异对方与自已的相似和不同。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片断： 纪念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著成一百周年 1853年6月10日马克思写了那篇有名的论文《不列颠在印度 的统治》，6月25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7月22日他又 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8月8日在同一报纸上发 表。第一篇文章的写成到今天整整一百年了。这一百年可以说是 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一百年。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时 代还只能算是一个预言，然而苏联已经在地球上建立了第一个社 会主义的国家达三十多年，并且正向共产主义迈进。人类社会的 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但是马克思关于印度的文章一 直到今天还没失掉它的意义。马克思的科学预见一天天在得到证 实。事情的发展正是按照他指出的方向在进行着。 这两篇文章都不长，但却是在占有了材料又加以详细研究之 后才写成的。从1853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研究东方问题。 当时东方正是多事之秋，他们研究东方问题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这些理论的研究，都有实际的作用。1853年6月2日马克思给恩 格斯的信里谈到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说这是东方一切现象的基 本形式。恩格斯在6月6日的复信里同意这个看法，并且谈到人 工灌溉这种巨大工程对农业的意义，谈到村社。四天以后马克思 写成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他把他们在通信里谈到的观点都 归纳到这篇文章里，加以发挥。他主要谈到两点：第一点，印度人， 像一切东方人一样，一方面把作为农业和商业的首要条件的巨大 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凭着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 里相结合的方式散处全国各地。这两种情形从最古的时代起就产 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农村公社。这制度使他们能够自给 自足，为东方专制制度打下基础。第二点，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 易破坏了这些公社的经济基础，因而引起了亚洲所经历过的唯一 的社会革命。英国在印度煽起社会革命并非出自本愿，因此它只 是历史底不自觉的工具。在7月22日写成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 的未来结果》里他又发展了上面的说法。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 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消灭旧的亚洲社会；一个是建设 的，——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建设的工作虽然还没 有从这个废墟显露出来，但是它已经开始了。在什么地方看出这 个开始呢？马克思举出很多例子：印度的政治统一了，英国训练了 土著军队，出版自由介绍进来了，当时亚洲社会所迫切向往的土地 私有制建立起来了，新式教育产生了一个有管理国家的知识和科 学知识的新的阶级，蒸汽把印度从孤立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了，铁路 网布起来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之所以在印度建筑铁路完全是想 替自己运输棉花和其他原料。“但是只要你一旦把机器应用到一 个具有煤铁的国家底交通上，你就不能够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 造机器。”英国资产阶级这样做，既不会解放广大的印度人民，也不 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但他们却为这两者创造了物质前提。什 么时候印度人民真正获得解放和独立，他们就能够收获到“不列颠 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所播下的社会新原素底果实”。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作者：  苑书义，秦进才主编;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9

简介：     张之洞在清末错综复杂的时代,先后扮演了清流健将、洋务殿军、新政主角等角色,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文治武功与兴办实业于一身,聚政界巨擘与文坛盟主于一体,风云变幻的时代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张之洞。研究中国近代史很多问题总要涉及到与近代史几乎相始终的张之洞。但是,关于张之洞的记载或研究,并不是在张之洞去世以后才开始的。较早的记述可以追溯到张之洞科举中探花,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四日,就记载了张之洞的情况,并进行了评价。从那时算起至今已有130余年了。张之洞通经为世用,文名甚盛,其论著问世后,往往引起世人的注目,褒扬夸赞者不少,批评指责也大有人在,这些褒贬毁誉似乎也应算作张之洞研究的一个方面。如果说记述、评论仅仅是资料的积累不算科学研究的话,那么19四年,在张之洞去世仅两个多月时《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夹叙夹议的《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可算是研究性的传记吧,从那时算起至今也将近90年了。

照片里的20世纪全球史：1930年代 全球大萧条

作者：  [英]尼克·雅普

出版社：海峡书局 2015-1-1

简介：照片里的20世纪全球史：1930年代 全球大萧条在1930年代，人们被猛然拋回现实。旧日的奢望已化为尘土，新的梦想则变成了噩梦。整个欧洲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随着中欧反犹太人运动的开始，这一时代的牺牲者已注定厄运难逃。当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苦苦挣扎时，东方的共产主义也在奋力拼搏。尽管如此，与下一个十年相比，世界仍是安全的。

这个夏天很热

作者：  周新京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简介：　　林文泰白手起家玩房地产，历经无数“问题风暴”，成为亿万富翁，自认是成功的房地产商，但却不是成功的男人。 年轻漂亮的女广告人司马凌菲力邀京城著名自由撰稿人东方闻雨加盟她的广告公司，而深信“房地产奇迹是策划出来的”东方闻雨却选择了林文泰的房地产公司，并以其独特的创意，将林文泰的房产项目热炒成轰动京城的“大盘”。林文泰的情人，美丽的女珠宝设计师刘娅妮在感慨与林文泰最初的浪漫已经成为过去，心灵与肉体不再碰撞出新的火花时，东方闻雨悄然走进她的生活。林文泰的前妻叶小蓓从风光无限的国营大企业总经理助理，到个体经营的礼品店老板，这种落差是她永远的痛。她最终选择了小她六岁的小报记者楚一宁为夫，并将掌握的林文泰的秘密告诉了他，楚一宁急功近利，以此要挟林文泰，招致林文泰的恶毒报复…… 这个夏天很热，这个夏天演绎的故事更热…… 　　

东方丛刊.2009.4(总第七十辑)

作者：  麦永雄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东方丛刊(2009年第4辑)》内容简介：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对“止于至善”的实践，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的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在我看来，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这说明中国和西方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眼点不尽相同。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服务个人，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和谐的关系。这是一种差别，在今天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东方的整体关系的价值应该加以重视。

作者：  

出版社：

简介：在“妄劫歌”系列的下部——《妄劫歌．灵机》中，琴无琴几经波折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当琴无琴、花昭锦、东方劫三人命运纠缠难解的时候，琴无琴终于得知了东方劫就是秦府灭门惨剧的幕后主使。与此同时，东方劫的两个弟弟率兵血洗了她与青楼姐妹冰雀辛苦建造的无琴岛，更增加了她与东方劫的血海深仇，她不得不在爱与恨之间作出抉择。花昭锦逐渐分清秦慕遥与琴无琴后，对琴无琴心生了爱慕之情，从此寸步不离。琴无琴却因为东方劫而无法回应花昭锦的感情。曾经心无旁骛、只求天下的东方劫竟牵挂起琴无琴，待他察觉到时，两人之间的距离却已是千山万水……命运之神是否会为他们弹奏起焚琴线断之终曲呢？

福尔摩斯探案集

作者：  （英）柯南·道尔　著，邓敏华　编著

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3年1月

简介：　　在侦探悬疑小说风行一时。东方探案与西方推理切磋过招的今天，福尔摩斯将随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美绘版)》的出版再次上演王者归来。他可能不是最聪明的侦探，他的推理也未必是最紧密的，虽然他有傲慢、爱炫耀、可卡因成瘾等诸多缺点，但都丝毫不能动摇他“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这一头衔，因为“侦探小说的一切都源自歇洛克·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