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

作者：  (明)吴承恩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简介：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元明清散曲选

作者：  王起主编;洪柏昭，谢伯阳选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005印)

简介：前 言 正如人类的物质生产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一样，人类的精神生产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就经历了从四言到五七言，从古体到近体，然后又演变为词和散曲的过程。散曲，是我国最后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古典诗体，它曾经煊赫过一时，取得了与诗、词鼎立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却注意得不够，以为它在元代盛开过灿烂的花朵以后，就从此凋谢萎。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唐诗、宋词、元曲”的提法引起的。这倒不是说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不，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理解。因为 那不等于说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元以后无曲。就这几种诗体而论，实际上都是贯串了以后的各个时代，繁衍不绝的。我们要加强对散曲的研究，理出它在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脉络，还它个瑰丽多彩的本来面目。抱着这样的目的，我们编选了这本《元明清散曲选》，并在这里阐述一下我们的理解。 一 散曲的产生和特点 散曲可分为北曲和南曲两种。它们的出现，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同文学、音乐的发展也有关。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居住民族的不同，表现在生活和文化上也有差异。当国内由一个统一政权管辖的时候，这些差异还不太明显；而当国内政权分立时，这些差异就越来越明显。从十二世纪前期起，女真族和蒙古族统治者先后据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建立了与南宋相对峙的金和蒙古政权；到了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还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我国传统的音乐、歌舞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相当丰富，大曲、转踏、鼓子词、唱赚、诸宫调、曲子词等，在各地相当流行。在统一政权底下，这些艺术起源的地区虽各不相同，但大体上以统一的形式演唱；宋金对立以后，逐渐出现了变异；加上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民间歌曲，于是就逐渐融合、发展为新的文艺样式。这新的样式，从戏剧上来说是杂剧和南戏，从音乐和诗歌上来说就是北曲和南曲。无论北曲还是南曲，其曲调的主要来源都是民间歌曲。女族和蒙古族统治北方的时期，北方的民歌创作相当兴盛，“俗谣俚曲”大量涌现。据元人燕南芝庵《唱论》载，东平、大名、南京（今河南开封）、彰德、陕西等地都有各自传唱的歌曲，少数民族的音乐也不断传入，这两部分曲调占了北曲曲调的大多数。在这基础上，北曲又吸收了大曲、唐宋词、诸宫调的部分曲调，组成了庞大的声腔系统。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契丹、女真、蒙古人更具有慓悍粗犷的作风，他们的曲调也就具有迥异于宋词音乐的风格特点；即使是被吸收进来的词调，也是经过了改造，纳入统一的声腔系统的。配合这些曲调创作的歌词，除了受音乐风格制约以外，还要受南北人民生活、语言、审美心理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其表现出来的面貌，自然也就与宋词大不相同；简单说来，就是多用北方口语，句式灵活多变，在定格外可加衬字，韵脚平仄声通押，用韵较密，不避重字、重韵，表现手法尖新刻露；给人以生动活泼、豪迈粗犷的印象。南曲也起源于宋金对立时期，其地域则是东南沿海一带。“村坊小曲”和“里巷歌谣”（见徐渭《南词叙录》），构成它曲调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吸收了大曲、唐宋词、诸宫调、唱赚中的曲调来丰富自己；北杂剧在元代流传到南方以后，它甚至还吸收了杂剧的曲调。这样，比之北曲，南曲的曲调就更加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它吸收的词调，要比北曲多得多，而且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唱法。这是因为许多文人、艺人随着宋室的南迁，把词带到南方来之故。南方的文学艺术一向比较温柔婉转，南曲的曲调也带着这一特点；因此根据这些曲调谱写的歌词，也就典雅纤丽，与长短句词相差不远：它少用衬字，口语的运用也远没有北曲多，比较讲究字面的雅正和表意的含蓄。南北曲在宋金对立时期差不多同时产生以后，北曲的发展却优于南曲。这是因为北方战乱频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不习儒术，思想控制有所放松，传统的诗文衰落，故文人从事这种新兴歌曲的创作较多。而南宋则在儒家思想的控制下，视民间歌曲为鄙俚，故染指的极少。等到元朝统一了中国，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爱好，也由于艺术上的比较成熟，北曲挟杂剧的势力风行全国，南曲就更加一蹶不振，无人注意了。元末南方人民纷纷起义，南曲才开始重露头角，在散曲中也开始出现了南北合套。但直到明初为止，它还是“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南词叙录》）所以明初的曲坛，也仍然是北曲的天下。弘治、正德以后，南曲随着传奇的发达和经济文化重点逐步向东南地区转移，才逐渐兴盛起来，取得了与北曲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嘉靖、隆庆年间，以经过改造的旋律优美的昆山腔演唱的南曲，一下子风靡全国，北曲遂迅速衰落。此后虽然一直也还有北曲的创作 但却是经过昆山腔改造的北曲，不复是原来的样子了。到了清代乾隆以后，昆腔衰落，南北曲逐渐变为徒诗，成为文人格律诗的一种。下面，简单叙述一下散曲的体裁特点。无论北曲或南曲，都可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每支独立，一韵到底，相当于诗的一首，词的一阕。每支小令都有一个牌名，即曲调的名称。《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所收北曲曲牌有五百八十一个，南曲则有一千五百十三个。各调有不同的字数、句法、平仄、韵脚，即所谓“句式定格”。这些曲调分属于不同的宫调，北曲有十二宫调，南曲有九宫十三调。小令还有两种变体：一是北曲中的带过曲，即连用两首或三首宫调相同而旋律恰能衔接的曲调，合成一首新曲。其组合有一定规律，不能随便搭配，常见的〔雁儿落带得胜令〕、〔沽美酒带太平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二是南曲中的集曲，又名犯调，它的形式与北曲的带过曲相似，而内容实不相同。带过曲是取各曲的整体合成，调名仍用各曲原名相连；集曲则摘取各调的零句而合成一个新调，另外起一新名。例如〔醉罗歌〕是摘取〔醉扶归〕、〔皂罗袍〕、〔排歌〕三调各数句而成，〔金络索〕是集〔金梧桐〕、〔东瓯令〕、〔针线箱〕、〔解三酲〕、〔懒画眉〕、〔寄生子〕各数句而成，〔七犯玲珑〕集七调〔巫山十二峰〕集十二调，还有多至集三十调的。而带过曲则连用不能超过三曲。 还有一种叫做“重头”的小令，即一再重复使用同一曲调，歌咏一件连续的或同类的事情。例如元代张可久用四首〔卖花声〕分咏春夏秋冬四景，明代无名氏以百首〔小桃红〕咏唱《西厢》故事。但这种小令每首用韵不同，所以并不能算一套。套数是较为复杂的结构，它吸收宋大曲、转踏、诸宫调等联套的方法，把同一宫调最少二支以上的曲子联缀起来，首尾一韵，并有尾声（也有少数没有尾声的）。元代末年出现的南北合套，把宫调相同的南北两种曲调，交错使用，有一定格式。 二 元代散曲 尽管蒙古人的统治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客观上有利于历史的进程。然而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却不能不给其统治带来野蛮的色彩。蒙古贵族和色目上层分子，倚仗权和法律的保护，肆意欺压人民。官吏贪污腐败，社会秩序混乱，是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代。曾经在宋代得到特别优待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时候地位一落千丈。虽然“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可能是南 宋遗民的怄气话，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科举之路断绝了，读书人丧失了进身之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还随时会受到突然的侵袭；即使是一些作了官的汉人，也要受上司和同僚的气，弄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散曲作家们唱出了愤懑的歌声。一般人喜欢把散曲作家分为豪放和清丽两派，这能否概括他们多样的风格，也很难说。事情总是相对的。要细致地区分，即使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未必能尽穷其妙；但如果粗略一点，那么分成两类，也未尝不可以。这正如词的分为婉约、豪放，杂剧的分为本色、文采一样，倒是比较简单明了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划分的时候，不能太死板。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往往随着生活、思想与作品题材的改变而改变，并不永远固定，此其一。大作家的作品往往具备多种风格，此其二。小作家作品太少，或者没有明显的特色，此其三。一般说来，把作品划分风格容易，作家划分流派难。因此我们下面的叙述，并不强求一律，有时接触到这个问题，有时却没有接触到。元代散曲的发展，以成宗大德末年（1307）为界，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元初染指散曲的作家，很多是位高官显的文人。如杨果、刘秉忠、胡祇遹、王恽、卢挚、姚燧等，他们都是在诗词创作之余，偶尔写点散曲。艺术上的拘束，显示出他们对这一形式还不够熟悉。内容多写个人情怀，偶尔流露一点故国沦亡的淡淡哀伤。这大概是为蒙古政权服务的文人的通例吧，元初其他居官的诗文作家，也多是这样的。这里取得较大成就的，是卢挚。他留下的散曲不但数量较多，而且写景咏史，都有可读；描写农村生活的几首，尤为隽永。稍后的居官并在散曲上取得成就的作家，却也不多。冯子一口气和了白无咎四十首〔正宫·鹦鹉曲〕，写“汴梁上都天京风景”，显示了艺术的才华。张养浩在退居林泉以后，慨叹居官的危险，确实是过来人的口吻。他尽情讴歌隐逸，讴歌自然，作品豪放洒脱；关中咏史诸作，感慨尤深。 这时期更有成就的，是在野与沉沦下僚的一群。“金之遗民”杜仁杰与白朴，都有些传诵的作品。杜仁杰的套数《庄家不识栏》，写庄家声口、神态，那通俗的口语，那幽默的趣味，在散曲史上算得上是“本色”的佳作之一。这套曲的价值还在于它保存了元代勾栏演戏的珍贵史料。白朴的作品疏放清丽，有着鲜明的诗酒优游的色彩。他兼写杂剧，所以〔中吕·喜春来〕《题情》中的抒情女主人公，也与《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一样，有着冲破封建礼教的要求。投身到勾栏瓦肆中，“偶倡优而不辞”，以创作杂剧为主的作家，象关汉卿、马致远等，他们都没有诗文流传下来，其散曲更与诗文作者大异其趣。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以其强烈的战斗精神闻名于世。他充分利用散曲格律自由的特点，把要说的话说到十分，表现得特别本色通俗。他善于写爱情题材，写恋人相会时是那样的大胆，写别离时又是那样的依恋，这大概得力于多与风尘女子接触，熟悉她们的生活和思想吧。作为一个饱受统治者腌臜气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唱出了“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之类的反话，其悲愤可以想象！马致远更被誉为“振鬛长鸣，万马皆瘖”（朱权《太和正音谱》）的作者，风格兼有豪放与清丽之长。他的杂剧都充满了自我的表露，散曲就更是这样。〔双调·夜行船〕《秋思》、〔南吕·金字经〕《未遂》、〔南吕·四块玉〕《恬退》、《叹世》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愤世、厌世、避世思想，和雄劲蹈厉、寄慨无端的表现方式，为后世怀才不遇、看破世情的知识分子所宗仰，一直奉为豪放之宗。他的功力还表现在景物的描摹上，其特点是把自然美的再现与强烈的感情色彩糅合在一起，显示出马致远式的忧郁与寂寥。他写男女相思之情是那样的含蕴，一点不涉色情庸俗。无怪他的声誉是那样的高了。 前期作家中还有一个王和卿，他的俳谐俚俗的作品，把大蝴蝶、大鱼、绿毛龟、长毛小狗都写上去了，而且有嘲笑讽刺意味，在散曲中别具一格。以张可久和乔吉活跃于曲坛为标志，元代散曲的发展进入了后期。张、乔二人过去被称为“曲中双璧”，目为清丽派的代表。张可久的声名又在乔吉之上。他是第一个专力写散曲的人，不写杂剧，也没有诗文留下，散曲却有八百多首，占现存元人散曲的五分之一。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小令，只有九个套数，可见他是把精力凝注到散曲的典雅化上面的。我们知道，曲中的小令近词，套数近剧，相对来说，套俗令雅，这是一般的规律。兼之可久刻意雕琢，运用诗词的字面、句法，含蓄、凝炼的表达方式，遂使其曲骚雅、蕴藉，成为清丽派的宗师，在明清两代获得了不少的崇拜者。然而他的风格也不是单一的，俊快轻盈、哀惋凄艳、刚健豪放，也同时可以在他的曲中找到；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最后同归于雅，早期散曲（特别是民间创作）的“蒜酪风味”，渐渐的淡薄了。 张可久之所以为后代倾倒，自然同他的仕宦偃蹇、作品中多名士气和凄惋味有关。乔吉同他的境遇差不多，也许更为潦倒；所以曲中于啸傲山水之余，还有不少青楼调笑之作，有时也发发牢骚。如果说张小山近于词中的姜白石，那么乔梦符就是词中的柳耆卿吧。乔吉在艺术上不似张可久雕琢得厉害，时时有些“出奇”的俗语，雅俗兼该，这可能跟他兼作杂剧有关。此后的元代曲坛，仍然没有一面倒。在豪放辛辣本色方面，我们可以举出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刘时中的〔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钱霖的〔般涉调·哨遍〕《看钱奴》、钟嗣成的〔南吕·一枝花〕《丑斋自序》作为代表。睢、钱作品的嘻笑怒骂，俳谐滑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从前期杜仁杰的《庄家不识勾栏》和马致远的《借马》发展来的。刘作汪洋浩荡，长达三十四曲的联套，后来者少此魄力。钟作极尽形容之能事， 关汉卿的《不伏老》更见奇崛。此外如薛昂夫、贯云石、查德卿、刘庭信等，也都属于这一路。薛、贯都是维吾尔族人，他们的成就说 明了元代散曲的繁荣，是各个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至于清丽雅正一路，作者就更多了，郑光祖、任昱、周德清、徐再思、吴西逸等，都是此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贡献主要在写景和抒写闺情方面更加细致圆润。 统观元代散曲创作，愤世乐闲与爱情闺怨的作品特别多，这是因为作者处民族压迫之下，反抗既无力量，屈服又不甘心，只好啸傲烟霞，寄情声色，以寻找精神上的出路。这无疑有浓厚的消极逃避与自我麻醉成分，然而却也是时代悲剧的反映。我们应该透过表面的现象，看到骨子里的血泪与抗争。 三 明代散曲 散曲经历了它在元代的兴旺时期以后，到了明代，仍然在不断地发展。由于明代立国较长，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元代，内容和形式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散曲的发展，基本上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到了中叶以后才兴旺起来的。朱元璋推翻了元朝以后，加强了封建专制和思想文化的统治。永乐后又设东、西厂和锦衣卫，对人民严加控制，对功臣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不断地大兴文字狱；另方面又大开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依照朱熹的注解解释。这样，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了出路，在思想上却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加上慑于专制的威严，行动上谨小慎微，所以文学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散曲方面，在明初的几十年里，除了由元入明的汪元亨、汤式等几个作家，还继续唱着叹世的调子以外，就只有藩王朱有燉那平庸的赏花观景、风月闲情之作在占据着曲坛。弘、正、嘉、隆时期，城市工商业有所发展，但社会矛盾却日 加深了：农村中土地兼并加剧，水旱频仍；皇帝昏庸无道，宦官专政弄权，阁臣互相倾轧；人民发出了反抗的呼声，统治阶级内部也有所分化。这种情况反映到散曲创作中来，便是大批作家的涌现和不少有社会意义的作品的产生。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常伦等追步关、马，以豪放恣纵的语言，写叹世乐闲的思想，在勘破世情、隐居乐道的后面，不时的透露出对官场黑暗、人情险恶的不满，虽然也往往有故为豪放之处。祝枝山、唐寅、王磐、杨慎、黄峨、金銮、沈仕等却取法乔、张，多用清丽委婉的笔调，写闺阁风情 或山川景物。其佳者往往能荡气回肠，给人以美的享受，缺点是比较纤弱委琐。这里有几个值得特别提出的作家，是陈铎、冯惟敏和薛论道。陈铎一向被目为清丽派的名家，就他多写以闺情为题材的南曲来说，自然是这样。但是他还有一卷《滑稽余韵》，取材于形形色 的都市生活，举凡工匠、苦力、商贾、店肆、相士、巫师、稳婆、媒人、狱卒、号兵、里正、皂隶，莫不兼收并蓄。形式通俗朴素，全用市井口语，那种风趣幽默的韵味，与元人王和卿、张鸣善辈相侔而浅白过之。这可能是根据流行于城市中的小曲改编的，反映了他对民间生活和歌曲的关心。这一百三十多首作品，大大开拓了散曲材的天地，可惜的是此后继响者绝少。冯惟敏对农村的生活比 关心，《海浮山堂词稿》中反映农民在水旱频仍的年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酸辛情景，是比其他作家都要多的，象《刈麦有感》、《谷有感》，以及以“苦雨”、“苦风”之类为题的作品，都是很好的证明。他一向被视为豪放派的巨匠，甚至被誉为“曲中的辛弃疾”。的确，他的作品数量多，题材广，对社会的弊端和官场的丑恶也多所揭露，风格刚劲朴直，豪爽奔放，充分发扬了元人的优良传统。薛论道一向不为人注意，无论明清或近代的曲选、曲论，几乎都没有怎么提到他，这大概与他曲中多抨击封建社会之语与他的《石逸兴》久湮不彰有关吧？他的散曲题材有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多写塞上风光与军旅生活。在《塞上即事》、《边城秋况》、《 战场》、《宿将》、《寄征衣》等题目下表现出来的，是将士们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久戍不归的思乡心情，以及苍凉辽阔的边塞气象。这些作品风格慷慨苍凉，颇有唐人边塞诗的风味。其他作品亦挥斥遒劲，广泛地抨击了社会中的不平现象。应该给以较高的评价。从这几个人的情况来看，散曲到了他们手上，题材和思想都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范畴，艺术上也同明初那些机械模仿元人格调的大不相同了。南曲在明初就有所抬头但是在嘉靖、隆庆以前，北曲还是占着优势。嘉、隆年间，昆曲勃兴，梁辰鱼继戏曲音乐家魏良辅之后，在戏曲和散曲两方面都有所创作，《江东白苎》一出，以昆腔演唱的南曲大盛，北曲迅速衰落。这时东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繁荣，散曲作家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地区活动。由于城市物质生活的刺激，以及统治阶级的日趋没落，他们或多或少都沾染上沉溺声色的风气，很多人都蓄有歌姬，或经常出入青楼，因此作品大半喜欢用华美纤丽的词藻，写缠绵绮腻的艳情。梁辰鱼的《江东白苎》，和前一时期沈仕的《唾窗绒》，可说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他们所开创的“白苎派”和“青门体”，风靡一时。沈璟虽注重本色，但又过分的强调音律，而内容则仍然是香艳的。追求音乐上悠扬动听的风气，使集曲、犯调和翻谱的作品大量出现。散发展至此，已偏向满足耳目感官的享受要求，形式浮艳，内容苍白，走下坡路了。这时期著名的曲家，除梁辰鱼、沈璟以外，还有郑若庸、张凤翼、王骥德、冯梦龙、施绍莘等。内中只有冯梦龙的作品较有真情实感，因为他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民间小曲的影响。

宋词画谱

作者：  (明)汪氏编;綦维注释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简介：《宋词画谱》原名《诗馀画谱》。出版于万历四十年（1612），乃撷取南宋无名氏所编《草堂诗馀》里最精粹的宋词百篇，每篇为作一图而成。编者为明人汪氏。所选 以秦观、苏轼、黄庭坚、柳永四家为最多，基本反映出南宋以前宋词概貌。版画出自徽汦名家之手，幅幅精妙。一词一图，相映成趣。确如吴汝绾序中所言：案头展玩，流连光景，益浸浸乎情不自己。“ 　　本版图书片以明刻本为底本影印而成，为照顾版式次序略加调整。本次整理所作点校注释隽永精当，词中所涉典故出处多有解说，对读者了解本书将大有裨益。 [看更多]

续西游记

作者：  (明)无名氏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2014

简介：《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续西游记》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嘉庆十年刊本（金鉴堂藏板）为底本，参校他本，择善而从，进行标点、整理，力倡“原汁原味品经典，赏心悦目读名著”，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上西天取得真经回唐，一路上又平妖灭怪，历尽艰辛，终究善功圆满，万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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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深瞳》 故事从一连串离奇的自杀开始。莫名其妙坠楼的老头儿、三十二个跳下 地铁站台的乘客……死者的死亡原因匪夷所思，完全看不出自杀的动机。而 后的线索却将案情引向一个与刑事案件毫不相关的学术领域：眼科学。 故事在这里飓风般转向，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登场。突患眼疾的孩子、 深藏不露的官员、心怀怨恨的喇嘛……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世界正发生着某 种变化；但人们仍旧对此茫然无知，也很少有人预见到一场惊心动魄的自然 选择马上就要爆发——就在下一夜，整个世界都将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变 异狂潮，没有人能逃脱那亿万年来伟大的进化革命！ 《去死的漫漫旅途》 当国王的不死者大军凯旋回朝时。阴郁的国王却说：“让他们去死吧。 ”于是。绝对遵守命令的不死者踏上了去死的漫漫旅途。他们深入大地的尽 头、极寒的冰原。在世界上最严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寻找到地狱的所在。于是 他们开始思考生的意义，却又在对生的追寻中陷入亿万年的永眠…… 《无名氏》 “矩阵”并非人类最可怕的归宿，可怕的是当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计算 单元。在大脑网格运算的统一协调下成为一个整体，没有你我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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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文化名人的背影

作者：  张昌华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共三十三篇文章，写了三十八位人物(涉及五对伉俪)，以文坛为主，兼及政治、教育、科技和艺术领域。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本书钩沉所写的人物，自成一格，自辜鸿铭以下，既有作者结识的文坛前辈，也有被世人淡忘的名人雅士：蒋梦麟、顾维钧、梅贻琦、刘文典、陈寅恪、王世杰、梁漱溟、顾颉刚、吴宓、傅斯年、徐志摩、罗家伦、苏雪林、台静农、叶公超、凌叔华、施哲存、邵洵美、王映霞、柯灵、张中行、钱锺书、萧乾、吴祖光、无名氏、陈从周、林海音，以及赵元任与杨步伟、梅志与胡风、周有光与张允和、吴作人与萧淑芳、袁家骝与吴健雄等五对伉俪……名流雅集，涉笔成趣，亦史亦文亦故事，宜读宜赏宜收藏。

剑侠荆轲

作者：  李海生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简介：荆轲的故事流传很广，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司马迁的《史记》、无名氏的《燕丹子》，之后有冯梦龙白的《东周列国志》等。按照传统的看法，除《史记》外，《燕丹子》、《东周列国志》都属于文学作品。然而读熟了内容，却发现它们叙述的情节与凸现的精神是差不多的，．可谓：史中有文，文中有史，文史辉映，神可鉴人。 　　荆轲那惊天动地的壮举，慷慨悲歌的侠风，令历代古人为之击节赞叹，他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至情至性的阳刚之美。 　　荆轲所属的阶层在当时称为死士，或叫士。他们通常没有独立的政见，却很有血性，讲究诚信节义，将之看得比性命重要，因此在中原逐鹿、兼并不息的诸侯纷争中，统治阶级屈尊网罗死士，义结君臣，将之孵化为政治图谋中的杀戮工具，久而久之，这些做法相染成习，蓄客养士之风渐兴。 　　本书尽管客观的历史与文学的历史有区别，一个端庄凝重，一是神韵充溢，但归于著述之道，应该以前者为形，后者为灵。本书 就是以历史为依据，以文学为手段，为读者再现一个身世坎坷，同时展现那一时代一批死士剑客的风骨。更多>>

China satiric essay.2009

作者：  鄢烈山编选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10

简介：　　 本书精选了2009年度优秀杂文作品，尽显年度杂文写作之盛景与实绩 　　。 　　 本集中选的几篇无名氏的网文，包括“吴大江”这样署笔名的，很尖 　　锐也很有趣味。网上成名后这些年新旧媒体通吃的作者，如十年砍柴、五 　　岳散人、令狐补充、余以为、胡丽娘等，文章的可读性明显高于传统媒体 　　的写手。学者型的作者中，有些文章令人眼亮，比如秋风解读京戏的篇什 　　，吴稼祥对比评析中国人拍的《南京！南京！》与德国人拍的《拉贝日记 　　》，王毅通过一幅宋代名画分析“权力暴利”后面的“制度成本”，周筱 　　赟《吁请卫生部追究孙东东冒名之责》不期然而然展示的考据功底。黄一 　　龙先生写的杂文体时评系列，如果条件允许，其影响力肯定不低于美国的 　　脱口秀大腕，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广州电视台的 　　陈扬，只是读报时语带机锋都“不可持续发展”呢。 　　

海公大小红袍全传

作者：  (清)无名氏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13

简介：《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的合集。书中描写了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通过叙述海瑞与奸相严嵩及后来的张居正的一系列斗争，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直言进谏、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脂砚斋全评石头记

作者：  曹雪芹著;霍国玲，紫军校勘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06

简介：曹雪芹留给后人的《石头记》仅八十回，但带有脂砚斋批语。这部书看似不完整，实际上在前八十回中已交待了八十回后的主要情节和结局，已形成完整的故事。《石头记》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后面的故事内容，作者只馏下一些线索、隐词、批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并完成。由于《石头记》的这一特点，便出现了两种现象： 第一种是续书现象：现存流行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中的后四十回，即是后人补缀的，原误认为是出刍高鹗之手，其实高鹗是补订者，非续书者，到现在为止，续书人还无从考证，乃是无名氏。除这种版本外，后来也还出现过其他续书。 第二种是探佚现象：由于现有续书，尤其是高鹗所补订的那种，流传极广，但并不符合曹雪芹本意，于是研究者便纷纷探索《石头记》八十回之后的结构、情节和结局，逐渐形成一种“深佚学”。存这方面，俞平伯、周汝昌、梁归智、王国华等都作出过不少努力。 对于这种现象如何看呢?续书是不必要的。作者既然已经砍去了八十回后的部分，他人再去狗尾续貂，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这样做违背了作者的原意。但探佚却应当提倡，有佚当然就该探。八十回本《石头记》包含着正反两面：其正面，看似半部。实则已是完整的小说；背面隐写着一段真实的历史。如何看到背面隐史，这是“索”的任务；如何了船八十回后的小说，则需要去“探”。

名人老相册

作者：  张昌华著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简介：青瓷喻历史，碎片则尘烟。叫板世界列强说“不”的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一生娶了四位夫人，或有名无实，或有缘无福，或有钱乏趣，在权、钱、色中折腾了一生，最终觅到一位有情有义女士，作情感的最后归宿；胆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的傅斯年昔日的五四领袖，人称傅大炮，他炮轰宋子文，捣批孔祥熙，怒斥周作人……最后倒在台大讲坛上，结束了他毁誉参半的一生；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叶公超，做学问、当教授、官至“外长”，因得罪蒋介石而遭贬田园，在寂寞穷困中度完余生。台静农的酒和乡情，林海音的初恋，余光中的伉俪情深，以及无名氏的桑榆暮景……大量的史料，诙谐的文笔配以150幅珍贵的历史老照片，使本书极富可读性与收藏价值。